中国移民
作者：巴素(前马来亚华民护卫司)
译者：刘前度(光华日报翻译主任)
作者：巴素(前马来亚华民护卫司)
译者：刘前度(光华日报翻译主任)
马来西亚华侨，几乎完全来自中国闽，粤，桂东南各省----尤其闽，粤两者占多数。关于这种事实，现在还不能得到满意的解释。最显明的一个理由，就是人口过剩，但当我们考究它的时节，我们觉得它似乎并不像起初所说的那般确实，依照马来西亚的情势来说，地理上的接近，倒可以供我们作第二个最显明的解释。现在让我们看看，究竟那几个答覆，将能适用的。
中国大略是在经纬线三十四度上，分成二部，约夹在长江与黄河之间，马哥波罗曾为它们定下个别的名称----北方叫做‘契丹’；南方叫做‘蛮子’。南方不单多雨，而且重峦叠嶂，但每块平地，郡尽量地被垦植，它是一幅具有运河，稻田和竹林的领土；同时在城市狭窄的街道和村庄，充斥着人口。南方是个草木茂盛的地方；至于雨水较稀少的北方，却是染上棕色和吹满沙尘的地带，汽车公路组织在一九三零年创立之前，北方主要运输工作，还是靠拉曳的牲畜和两轮车来担任；南方即利用船只和挑夫。北方虽说亦拥有庞大的人口，但并不那么充斥，同时城市都有宽广的街道。它的主要收成是玉蜀黍，高梁和豆类；南方的是米谷。此外南北方人的性格，亦有示别。南方人性带急进和激昂；北方人却是迟钝和保守的，可是它能产生第一流学者；而南方出的是商人和冒险家。在最初数世纪最大的文化中心，是在北方；南方是受北方开拓，它的原民并受北方教化。大体来说，南方有许多方言，而北方祇有一种。南方拥有较大批的人口，但它也有更多的生产来维持这些人口。据马洛莱氏(MALLORY)估计北方的情形来说，根据一年中小麦一次的收成，几乎需要五英亩地来维持一家五日；至于南方，平均一家，祇须两英亩地来维持就够了。
在中国历史中，曾记载许多大饥荒和水灾的事实，但如果拿闽，粤两省和华北比较，似乎变成无足轻重了。根按清政府的档案记载，在至元元年(一三三五年)，曾发生过一次饥荒，结果损失人口一千二百万人，但这次的饥荒，仿佛不曾蹂躏及东南各省。在嘉靖年间(一五二二年至一五六六年)，中国领土大部分变成荒废贫瘠，已经为不可否认的事实；饥荒蹂躏河南与陕西两者，数年来，贫苦的人，都以草类充饥；饥饿的游民，充斥各街道，饿殍填满沟壑。因为饥荒发生，是那么普遍的事，所以要举出任何一个特别的例子来说，几乎说不过去了，但明朝的当局，似乎深知四川省人民在五年饥荒中，流浪到贵州的痛苦情形。根据它档案中，记载明成化至万历年间(一四七二年至一五七八年)江西大旱时的饥寒及苛税所引起叛乱的情形，都有冗长的报告。永乐年间(一四零二年至一四二四年)，在云南省亦发生过洪水与旱灾；又在正统五年，山东也有过大饥荒。约在万历二十八年(一六零零年)，苏皖二省受害尤烈，每日饿殍数百具，此外死于其他病症者，亦有数百人。闽省即少有提及，粤省几无举述。不过王阳明向朝廷报告江西的旱灾时，确实曾提到浙闽二省有过多年的旱灾及洪水泛滥的事，但祇是附带禀奏吧了。这个倒不是忽视闽省的灾患，因为在康熙四十七年(一七零八年)，官方对那些蒙受洪水及饥荒的痛苦迁往台湾的闽籍移民，都表示关切，所以有议及遣返他们归里之说。
不过闽粤环境，比其他省分较优越，我们可以从顺治十一年(一六五四年)的告示中证实：‘东南各省，素以富庶著称，缴税最力，向来被视为最豊饶之地；然晚近，每岁有水旱之患，以致民不聊生。察其因，皆由于民间忽视水利及治水工作而起者。’
所以中国东南沿海各省的天灾及人口过剩，迫使居民移往其他各地，已经为无可辩解的理由了；但北方也跟南方一样人口过剩----或者甚至更多。
虽说我们不应花大多的时间来讨论中国的经济情形，但人口的问题，和移民有极密切的关系，是不容有丝亳的忽视。
中国人口的统计表，一向是不可靠的，这种统计的目的，就是利于课税。征税是按照‘户’及‘口’的制度而实施。在多数朝代中，平均每一户人丁约五六人，但为逃避缴税，户主常将入数报少，即愚味无知的朝廷官吏，亦不能察觉其弊。不过久而久之，朝廷便发现人丁总计，与事实无特殊的关联，所以除实施丁税外，这个有时还采用其他征税的种种方法。例如随开皇年间，为欲减轻民间税务的负担，结果在十九年中，人丁数目，竟从五百万增至八百万。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年)，为了欲得到人丁更准确的统计，朝廷降谕，以后丁税将根据康熙五十年的人数定额，自后滋生人丁，不必征收钱量。结果康熙至乾隆年间(一七一一年至一七四九年)，人丁从二千四百万增至一亿二千四百万。又在一七四九年，中国人丁另一估计为一亿七十七百四十九万五千零三十九人，不管这种数目相差甚远，但我们可从统计中得到一些事实。无疑的，在清朝统治下的一百五十年的太平盛世中，人丁有极大的增加。但这个国家，怎样仅以增加百分三十三的耕种之地，来维持这个已增加了二百巴仙的人丁，倒是另外一个问题，以及为中国经济学者所注意的事。据古力西教授Prof. Goodrich说，从新世界运来的马铃薯与玉蜀黍，实有占其一部的功绩。
乾隆年间(一七四零年至一七四三年)，清帝的谕令中，对这人丁激增，却反映出极大差别。按该令说：“虽人口增加，然土地未有多垦植，以致穷人不能谋生。”实则在康熙四十八年(一七零九年)，清帝向农林部降谕，已经说明：“余游江南时，目击各乡富源，较前时有天壤之别。天地万物，久享太平，人口逐日激增，致有粮食供应不敷…”。
中国人口过剩或多少会受到困扰，但我们最好去检查它的事实，不过按调查所得，这种人口过剩，于中国开始作大规模移民之际，已经受为极严重了。
还有一种附属不幸的事，亦得在这里提及，这事对于本书的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例如对抗满清政府在台湾据守的郑成功义士(一称国姓爷----KOXINGA----因郑成功赐姓朱，故称国姓爷)，常率部出没于闽省沿岸一带，目的在补充他们的给养以及扰乱满清政府。清廷一半为着供应被切断，一半认为这一带区域的居民，都是同情反清的份子，所以便迫他们委弃闽，粤，浙沿海八英里至三十英里阔的地区，这个地方的农作物均被铲除一空！各乡村并付之一炬了。
在清世祖顺治年间，有一种记载说，当时闽，粤，浙三省的巡抚，奉命安置这批迈入内地的居民，给他们房屋及田地，藉以使他们满意。我们对这种事注意，实在因为这些闽，粤沿海区域的委弃，致促成大批人民提早向海外移居的动机，同时他们受到苛刻的待遇，也可以说是鼓励他们离开祖国向外寻找环境更优裕的地方居住的理由。
虽说中国人口过剩，无疑与中国移民有极大的关系，但是若说闽，粤两者的移民，因为这个理由，比其他人口更过剩的省份出国的多，便未免说不过去了，所以我们还得考虑关于闽，粤移民实际专利权的种种原因。
依照马来西亚的热带地方而论，中国东南沿海各省，在地理上的关系，因接近马来西亚，以及风土跟它无差别，所以使中国移民易于到达这个地方，以及易于在这种环境里生存。例如拿澳洲，加利福尼亚，和加拿大来说，欧洲贸易者与中国通商，几乎限于中国南方，这种海外贸易关系的发生，自然是从这种接洽而起的。关于这些事体，应该归功于闽，粤人士那种超越冒险精神，不错，这个有可能比其他的理由更重要。
欧人初次和中国通商。是集中在广东，正德十一年(一五一六年)，比拉斯特洛(Perestrello)从马六甲到中国；又翌年，安达拉第(de Andrade)至广州，并获得粤省巡抚通商的准许。但葡人的态度，立刻引起华人的仇视，他们的贸易所，使嘉靖元年(一五二二年)被群众捣毁，葡人旋退至广东的浪白窖，另设一个贸易场所，计有五十年之久。另一葡入远征队，于正德十三年(一五一八年)抵达福建沿海，在厦门北部的泉州府，福州及浙江的宁波设立贸易所。在嘉靖年间(一五四五年至一五四九年)，清廷驱逐葡人的勒令，宣布在各地实施。嘉靖三十六年(一五五七年)，澳门始被辟为贸易地。葡人租借澳门半岛，一直至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年)时为止。在十八世纪期间，澳门宣布为中国西方贸易的主要通商口岸。
其次西班牙人直接与中国通商，利用氓尼拉作基地，但菲律宾与厦门间的贸易，却完全操纵在华人手中。雍正年至道光年间(一七三零至一八四二年)，厦门摒拒所有外人通商，惟西班牙人则例外。荷人拟于万历年间(一六零四年至一六零七年)，在广州兴中国通商，但为澳门葡人的利益所挫折。迨后他们占据台湾，然而于顺治辛丑年(一六六一年)遭郑成功所驱逐。荷人旋又努力使其贸易被承认，但仍告徒然，直至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年)，他们始被允许在广州设厂。英人即于万层二十四年(一五九六年)，首次企图与中国通商，惟宜告失败。旋于崇祯十年(一六三七年)，拟在葡人庇护之下活动，可是收效甚微。英国东印度公司，于康熙年间(一六六四年至一六七四年)，企图卷土重来，但又一无所成，察其因，大半由于葡人造成者。不过东印度公司，于康熙年间(一六七零年至一六七七年)，却被允许在厦门与台湾树立贸易，但他们在两地开办的工厂，于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年)宣布关闭。直至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年)清廷始降谕开放中国各港口，允许与外人通商，但广州与厦门，仍为主要贸易的转运口岸。
不过以后外国贸易集中于广州，以及造成最后仅限于在这个地方经商的理由，可以说由于清政府设立专利权所致。康熙四十一年(一七零二年)，清廷在广州委派一位商务官吏，任所有买卖的唯一经纪人。两年后，那位官吏迫得允许其他若干商人共享其专利权。虽说外商受到极严厉的限制和取缔，但贸易却变成增加和繁荣起来，不过在非贸易期间，外商多数退避到澳门去。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年)，清政府降谕，除广州一地外，一概禁绝外人在其他各口岸通商。英荷两国为欲改善贸易状况以及树立适当的邦交起见，拟派其大使驻于北京，但无具体的结果。这种地位一直继续至中国第一次战争(即鸦片战争)发生时为止。
从这点看来，华人与外商接触，实际仅限于闽，粤两省的商港而已，甚至交际方面亦受限制。所以这个并不是荷人----马来西亚主要的殖民者----吸引华人至他们殖民地的政策，实则还是在一七八六年后，英人在马来半岛开辟殖民地时，华人才受欢迎。在十九世纪和廿世纪期间，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还不曾开始，所以不需要大批苦力工作。美国首次与广州通商，是在一七八四年，但中国首批移民抵达旧金山，还是在一八四八年。因为北美的华侨，多数为粤人，所以我们对于造成粤省和美国发生关系的事实，就难以说明了。鉴于美国西部的开辟，因建筑铁路，需要劳工，可以说是暂时鼓励华人的出国的理由，但从山东至美国的劳工，却跟粤省的数目相同。
不过地理上的接近，倒可以帮助我们解释闽粤人移居马来西亚的理由。所谓“水流已经开始，它就会源源来自同样的根源”，同时那些经已移居部族所抱的嫉忌，或将会造成排斥来自其他各省的部族的可能。总而言之，我们祇好被迫着解释，闽粤人士那种超越的盲险性，巳决定了他们在海外操握主权的地位，而不能仅说他们的出国，是为了人口过剩而起。不过我们还得承认，在移民之间，却有大批逃难的犯人在内。
但供奉祖先，却是减少华人出国的强烈因素，因为死者的灵魂，却需要生者的继续侍奉，藉以受庇荫之福，倘若子孙背祖庐墓，不予祭拜，即被认为大逆不道；所以那些不得已离开家乡的人，都被视作无赖和浪子；同时宗教，亦得到政府政策的支援，因为历朝的君主，认为子民的丧失，不是任何贸易利益所能弥补。在明朝统治的天下，这条律例没有清朝的那棣严厉。明朝移民的数目并不怎样庞大，但在十七世纪末叶，就逐渐增加。按清朝律例、第二百二十五倏规定：‘凡官员兵民私出海贸易，及迁海岛居住耕种，均以通贼论处斩，又州县同谋，或知情隐匿，亦将处斩…”。
但如有过失的官吏，假使最后能将犯者拿获，予以正法，即可得到朝廷的赦免。
满清的政策，大部指出不满于政府的南方的移民，几乎是反清的份子，祇要清廷官吏的势力不能及的地方，无疑他们会密谋，进行推倒政府的工作，比方那些投于郑成功部下的，就是一个例子。所以清廷为保持这种政策起见，便认为中原边境的，都是蛮夷之族，而不能相交的。不过因为经济困难，以及希望国库收入增加，是当时最迫切重大的问题，所以这条律例，简直不能执行，但仍徒拥虚名，直至咸丰十年(一八六零年)与外国订立倏约时才决定，虽说它在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始实际被废止，因此当时的清廷官吏，捞了一大笔收入，他们向归乡的人民，征取钜款，作为‘闲散费’，同时还向那些留于国内的移民家属征取钱粮，因为在中国，责任是一种极重大的事。
虽说满清政府的态度是这样，但实在他们很少关怀到海外华侨受到的灾难和迫害的。例如一六零三年至一六三九年，在菲律实的华侨，受到的屠杀；一七四零年在巴城受荷人的残害，都不曾引起满清政府的极大关注，虽说在明朝的档案中，有述及报复之事，但仍属于少数。
同时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外国贸易的价值，对于满清官吏和其他人士的引诱力，实不能忽视的；以致华人出海贸易获得的利益，也得到满清巡抚的默许。隆庆元年(一五六七年)，福建巡抚曾准许闽人出国与所有外人通商，不过日人不在此例，因为当时他们是蹂躏中国沿岸的海寇。不过有一层，商人出国，必须领取出国准字。
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年)降谕，凡在番子民，在其统治天下五十年前出洋者，准其回籍。到了雍正皇帝手中，才允许沿海各省的居民，领取准字出国贸易，不过有一条例，他们必须回国，但在雍正六年(一七二八年)，他却宣布禁止私往出洋者同籍。
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一八三九年至一八四二年的中国第一次战争发生时为止。这次战争，名为“鸦片战争”，但它的主要目的，是迫满清政府允许与外国做外交上的联络，以及改善外人贸易下的不能容忍的条件。鸦片战争后订立的南京条约，可以说是片面的，就是中国必须对英人让步，而不能获得任何平等的利益。中国无权派领事出国，但在这个时期，中国亦无此意。条约下并规定几个通商口岸，不过满清政府因为不肯答应树立外交关系，复再引起英法联军入京的事件(一八五八年至一八六零年)。
在麦克乃氏著述的‘海外华侨’一书内(一九二五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曾详述华人最后如何被承认有移民权利的原则。英法联军入京后，满清政府被迫订立天津条约以媾和，法人并与清廷订立个别条约，美人虽未参战，亦自助与清廷订立条约。中国承认英美法三国移民权利，大约是同一个时期，但因为在手续上有若干复杂性和差异的地方，所以在一八七零年订立的蒲安臣条约(即中美条约)中，便首次将这原则合并为一，就是清帝‘诚意承认个人有更换其故乡及归顺的固有与不能让予的权利，以及予异邦人士与中国人民自由入境及出国的互相利益，旨在于好奇心，贸易抑或做永久的居民。’
清政府与英法订立的协约，也包含这个原则在内，但颁布的方法，须由清廷勒令各省高级当局，在其权限内另发布告。政府首次公认子民出国和侨居海外的权利，是发表在这种通告中的。
于是中国开始逐渐认识与外国互派外交及领事代表的利益，因为他们有子民侨居海外或者与外国维持贸易关系。一八七七年，中国设使馆于伦敦，是为中国设立使馆之始。同年驻英公使郭松焘，奉旨兼使英法。次年，设公使馆于华盛顿，由陈兰彬任公使。同年何如璋使日本。一八七八年，崇原使俄。约在十年之间，中国始在外国通商大埠设立领事馆。
虽说许多人企图估计海外华侨的数目，但结果相差甚远。麦克乃氏在一九二五年，估计华侨约九百万人。至于麦根齐氏(R. D. Mackenzie)在他的‘亚洲人受排斥’一书内，估计华侨在黄种人国家----日本，高丽，台湾，香港，澳门，安南和暹罗----的人口，约四百二十万九十八百六十二人；在棕色人种国家----英属马来亚，荷印，夏威夷群岛，菲律宾，英属婆罗州，汶来，新畿内亚(澳洲委托管理地)和太平洋群岛----的人口约二百零五万五千七百八十三人；在白种人国家----阿拉斯加，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巴拿马运河区城，澳洲和新西兰----的人口约十三万四千九百九十人，总计上述数目为六百四十万零六百三十五人。
据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三年，官方发行的‘中国手册’中指示，一九四零年七月海外华侨人口的总数为八百五十四万六千二百七十四人；计泰国二百五十万人；安南四十二万六千九百十六人；缅甸十九万三千五百九十四人；印度八千七百五十人；马来亚二百三十万零二百五十三人；英属北婆罗洲六万八千零三十四人；荷印一百三十四万四千八百零九人；菲律宾十一万零五百人；香港九十二万二十五百八十四人；台湾五万九千六百九十二人；澳门十五万七千一百七十五人。作者曾检查许多华侨户口的报告，藉以作一口覆，但结果是失望，其中一个障碍，就是对‘华人’Chinese的字眼，无标准的定义。有时‘华人
’和那些被视为‘外人’(Aliens)人口中，却有分别，例如在南非联合国，调查户口时，祇有那些在南非居住未超过五年以上的，才被认为‘外人’。所以在种族而论，简直不能估计华侨的数目，因为他们不曾特殊地被指出。还有一种困难，就是对于‘国外’(Abroad)字眼的定义。中国的边界与主权的变动，可说是一个因素；究竟‘国外’是指海外之意，抑或仅是指中国边界上的领土里的‘华人’而说，却是一个问题了。不遇上述所举例的种种，或可供作中国移民的大体参考了。
(录自“马来亚华侨史”一九五０年光华日报印行)
附录：“南洋迁民离国的主因”调查
类别 家数 百分比
1 经济压迫 633 69.95%
2 南洋的关系 176 19.45%
3 天灾 31 3.43%
4 企求事业的发展 26 2.87%
5 行为不检 17 1.88%
6 地面的不靖 7 0.77%
7 家庭不睦 7 0.77%
8 其他 8 0.88%
总计 905 100%
资料来源：《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P.48。
陈达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