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教育行政之重建》 Reconstruction of Modern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

严元章藏书0210

《现代中国教育行政之重建》

Reconstruction of Modern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

本书探讨了中国现代教育行政的重组，特别关注从 1914 年到 1923 年间政府对教育控制的改革，并补充了郭秉文博士 (Dr. P. W. Kuo) 的早期研究。作者认为，由于政府对公共教育的绝对控制和随之而来的政治动荡与资金滥用，中国的教育体系面临混乱，因此迫切需要进行改革。资料中详细介绍了从清末（1903年）到民国时期，国家、省级和地方教育机构的历史发展、组织结构及其职能的多次变动，并批评了这些机构缺乏公共或专业代表性。最后，该书提出了详细的建议，主张以立法和民意为基础，建立独立于民政当局的各级教育委员会，以确保行政效率、防止政治干预并促进教育的进步发展。

殷芝龄博士（Chiling Yin）所著《现代中国教育行政之重建》（RECONSTRUCTION OF MODERN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一书于192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版权注册于1924年）。作者拥有理学士、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本书被誉为对英语中国文学的一项重要贡献，提供了深入思考的材料，并有望成为中国教育系统在现代心理学和适应中国生活需求方面进行彻底改革的垫脚石。

本书旨在回答「解决目前中国教育混乱的关键是什么？」这一核心问题。该研究由美国知名大学的教育专家指导完成，作者在研究中展现了勤奋和高超的数据处理技巧。

绪论 (Introduction, v-vi) 及序言 (Preface, vii-x)

绪论指出，近年来尽管中国政局动荡、教育经费被挪用作军事用途，但教育仍在进步。本书是对郭秉文博士（Dr. P. W. Kuo）经典著作《中国公共教育体系》的补充，郭博士的著作止于1914年，而本书的研究则延续至1923年。本书清晰追溯了中国教育的历史发展，尤其着重于 1903 年至 1912 年（帝制结束至民国初期）的时期，并详细介绍了现代教育体系引入以来（自 1912 年至今）各种教育控制机构。作者在指出现存制度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可行的、永久性的全国教育机构组织方案。

序言强调，由于政府对公共教育的绝对控制，教育机构遭受的痛苦与政治机构相同。教育机构的职能由政府任命的官员决定，导致教育发展受到官方干预，资金被挪用。作者认为，他提出的建议不仅是解决当前教育困境的关键，也为解决中国挥之不去的政治混乱提供了启示性的基础。

第一部分：中国国家、省级和地方教育控制机构的总体组织 (PART I: GENERAL ORGANIZATION...)

本部分探讨了自现代教育体系建立以来，全国教育控制机构的总体组织情况。

第一章：1903年至1912年的历史发展 (Chapter I: Historical Development from 1903 to 1912)

本章从历史角度追溯了教育发展，特别指出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促使光绪皇帝于 1898 年颁布了教育改革法令。在 1905 年日俄战争后，清政府于同年9月2日颁布诏书废除科举制度，标志着新旧学制五年斗争的结束。

1903 年的《调查教育委员会报告》建议了第一个现代学制，包括建立京师大学堂、省级大学和各级中小学。1905 年，中央设立了学部取代原来的学务大臣办公室。学部由五个司组成，包括总务、普通教育、专门教育、实业教育和会计司。学部大臣具有政治性质，负责监督全国教育事务。在省级，1906 年设立了提学使司，取代原总督府下的教育机构，但提学使仍受总督控制，其职位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在地方，则设立了劝学所，主任由地方士绅担任，不具官方职衔，但通常是地方政治专家而非教育专家。

本章总结道，当时的中国教育体制与法国或德国高度中央集权的学制相似，但就基本原则和政治组织而言，由于缺乏公众或专业人士的代表，它更像普鲁士而非法国。

第二章：1912年以来的国家教育机构 (Chapter II: The National Agency of Educational Control Since 1912)

辛亥革命后，中央政府改为共和制，内阁制类似法国。共和国的公共教育体系分为高等、中等和初等三级，资金来源各异：高等教育由中央政府拨款，中等教育由省级财政维持，初等教育由县区地方公共资金维持。章节提供了 1918 年的教育统计数据，全国总支出为 $27,825,725。

关于公职人员任命，从国立大学校长到小学教师的任命，均由政府官员负责。作者指出，由于校长和教师的任用往往取决于政治官员的意愿或个人关系，导致教学人员资历不足，教育质量下降，尤其在中学教育中产生了严重后果，例如 1922 年中学生罢课事件频发。

中央教育机构仍为教育部，下设行政局及普通、专门、社会教育三司。教育部长由总统任命，并向国会负责。尽管教育部召开了全国教育会议作为咨询机构，但由于政局动荡和领导层频繁更迭，无法保持教育政策的连续性。

财务方面，教育部主要依赖国家财政拨款（1917 年拨款占总支出的十一十二分之）。由于政治不稳，教育经费经常被挪用，导致教师薪资拖欠，引发罢课。本章结尾提出，应将新学校经费委员会提升为国家教育委员会，以确保教育经费得到保障，并选拔专业教育家担任教育部长，使教育系统摆脱政治混乱。

第三章：1912年以来的省级教育机构 (Chapter III: The Provincial Agency of Educational Control Since 1912)

省级机构的变动频繁：从提学使司到省教育司，1913 年又变为民政长公署下的教育科。1917 年设立了现行的省教育行政公署，但由于省长的反对，教育科仍被保留，造成机构重迭和权力混乱。

教育厅长（Commissioner of Education）在行政和财政上都隶属于民政长（Civil Governor），这导致行政协调受损，政治干预教育。作者指出，在腐败的省份，教育资金被挪用；即使在像山西这样由热心教育的阎锡山省长领导的模范省份，由于机构重迭，教育行政公署的作用也受到削弱。

本章使用广东省的数据说明了财政依赖的危害：1917 年至 1920 年间，实际收到的教育经费仅占预算的大约五分之二。因此，教育事务从民政机关的干预中获得财政独立至关重要。

第四章：1912年以来的县级教育机构 (Chapter IV: The Local Agency of Educational Control Since 1912)

县是唯一的地方行政单位。县知事（magistrate）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负责教育事务，其办公室设有教育科。1915 年，县劝学所被恢复以协助县知事管理教育。然而，由于劝学所受县知事控制，导致权力协调受损。县劝学所主任（Director of Education）通常由地方士绅担任，缺乏教育知识或经验。

由于全国缺乏学校税收制度，县级教育资金来源混乱且不统一，主要依靠学费、教育财产租金和各种地方杂税。1915 年，地方采用了地方学校组织新制度，地方有学校经理（Local School Managers，由地方选举产生，不领薪水）负责协助处理教育事务。

总结第一部分，作者认为自 1903 年以来教育组织的变化是偶然的、非理性的，未能协调教育控制权、保障学校免受政治剥削。当前体系缺乏公共代表和专业领导，是基于官僚主义和官方委任，而非专业能力。作者再次强调了改革的三个标准：权威协调、免于政治剥削、促进教育进步。

第二部分：教育控制机构的改组，特别是省级和地方机构 (PART II: REORGANIZATION...)

本部分旨在评估已经发生的改组运动，为后续的根本性改革奠定基础。

第五章：广东省省级和地方教育机构的改组 (Chapter V: Reorganization... in Kwangtung Province)

广东省在 1920 年政治独立后，对教育体系进行了改组。省级机构为教育委员会 (Provincial Board of Education)，由立法和教育两个委员会组成，委员部分由民政长任命，部分由高等和中等教育机构人员选举产生。广州市的地方机构为市教育局 (City Department of Education)，是市政府六个行政部门之一。

广东省推行了多项雄心勃勃的教育计划，包括强制教育、建立新学校（如市民大学 Citizens' University），以及提高教师薪资（计划提高近五倍）、取消小学学费、引入体检和男女同校等重大改革。

然而，在不到一年后，1922 年 6 月 16 日的政变推翻了孙中山的南方政府，教育机构领导人被更换，教育资金被新政权用于军事目的，学校因缺乏资金和教师罢课而关闭。作者总结，广东的组织未能成功，因为它依赖政府权威，缺乏保障法律手段来防止政治干预，而且委员会的组成（专业化）未能唤起广大民众的兴趣和责任感。

第六章：全国教育联合会和全国学制会议建议的新教育组织 (Chapter VI: New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s...)

本章评估了两个全国性会议提出的改组方案：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1921年）：此会议（由十七个省的代表和教育家出席）主张教育控制机构应由专业教育者主导，提出在省级设立董事委员会，委员部分由省教育会和学校教职人员选举产生，以摆脱民政当局的控制。
全国学制会议（1922年）：此会议更具官方性质，建议设立省教育评议会和县/市学校董事会，但其成员仍需由民政长官（省长或县知事）提名或任命，这实质上是维持了官方对教育的控制。

作者批评全国学制会议的方案，认为它完全没有解决行政权力协调混乱的问题。由于成员仍由民政当局任命，学校无法免于政治剥削。作者进一步批评全国教育联合会的方案，认为其委员会结构（专业化）虽然避免了政治干预，但它同样未能唤醒公众对教育的支持和责任感，且专业委员会在行政上往往只关注技术细节而忽略更广泛的社会需求。作者强调，教育控制是立法职能，应由人民代表担任；而学校管理是行政职能，应由专业教育专家负责。

第七章：新教育组织的根本基础应该是什么？ (Chapter VII: What Should Be the Fundamental Basis...)

作者首先审视了现行教育组织的根本基础：官方控制教育（Official Control of Education）。这种体系是专制主义的遗留，学校由少数官员的权威统治，而非人民的意志。

作者认为官方控制的优点（灵活性和效率）只有在官员爱国且有能力时才能体现（如德国 19 世纪或山西的阎锡山）。但在中国，这种控制导致停滞和剥削。

作者列出了八项理由，坚决主张抛弃官方控制：包括遭受政治剥削、政局不稳导致人员频繁更迭（无责任机构）、与共和国民主理想不符、缺乏公众支持、政策趋于僵化以及缺乏专业领导等。

作者确定了新的根本基础：必须以立法和人民的意志取代专制权威，并以公众或其代表取代政府任命的行政官员。

第三部分：国家、省级和地方教育组织的建议 (PART III: RECOMMENDATIONS...)

本部分根据「立法和人民意志」的基础，提出了详细的重建方案。

第八章：国家教育组织的建议 (Chapter VIII: Recommendations on National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

作者建议修订国家宪法草案中有关教育的第十条款。关键建议包括：

国会应立法提供统一的国家教育体系。
建立国家教育委员会（National Board of Education），作为独立法人，其权力源于宪法和法律，而非联邦政府的指示。
国家教育委员会职能主要为立法和政策决定，负责高等教育，并制定中等和初等教育的最低标准。
教育经费必须是不可侵犯的、不可减少的（inviolate and irreducible），由国家教育委员会专门管理。
教育系统应排除宗派或教派的干预，不得在公立学校教授任何宗派教义。
教育部长应由国家教育委员会提名（经总统任命），其职能应纯粹为行政执行。
设立全国选举委员会，负责提名国家教育委员会成员的候选人，以确保选出合格的人才，避免政治影响。
设立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调查教育需求和国家财政状况，并向国会报告拨款情况。

第九章：省级教育组织的建议 (Chapter IX: Recommendations on Provincial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

作者建议省宪法中应确保省级和地方教育机构（省/县/市教育委员会）均为独立法人。

省教育委员会应由省全体合格选民选举产生（任期七年），负责省级教育政策的立法、决策和指导。
省教育委员会应选举并任命一名教育厅长（Commissioner of Education），作为其首席行政官员。
建议设立省选举委员会，成员包括省议会、省政府、省教育会、省农业会等代表（排除宗教和政治团体代表），负责提名省教育委员会成员的候选人。

第十章：地方教育组织的建议 (Chapter X: Recommendations on Local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

作者建议：

每个县学校法人应控制县内所有学校，除非该城镇或地区拥有 50 名以上全职教师，可独立成立市学校法人。
设立县教育委员会（5 名成员，5 年任期），由县选举委员会提名，选民选举产生。
县教育委员会职能为立法和决策，例如制定规章制度、管理财产、批准预算和任命学校人员。
设立县教育长（County Superintendent of Schools），作为县教育委员会的首席行政官员，负责监督和执行。
详细划分了不同规模学区（一级/二级学区）的学校董事会（Board of School Trustees）和监督主任（Supervising Principal）的职责和任命方式。
统一将学校选举日定为每年的 7 月 1 日，以确保各级教育机构成员的民主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