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马来人”到“新华人”——“新马来人”概念对华社的冲击与启示
李万千
前言
财长安华依布拉欣与副首相嘉化峇峇之间的巫统署理主席的争夺战掀起了“安华旋风”。在这阵旋风的带动下，“新马来人”的口号和概念一下子成为大众传媒的热门课题，大家争先恐后的谈论它。在上述概念的冲击下，华社也有人相应抛出了“新华人”的概念，并立即成为华文报章的热门，颇有争“新”恐“旧”之概，十分热闹。
本文尝试从“新马来人”的定义、各界反应、产生背景、影响与后果等方面来论述它对华社可能产生的冲击及影响。这无疑是相当复杂但重要的课题，笔者整理一些资料及提出一些浅见目的在於抛砖引玉，为华社对有关问题的认识与应有的态度尽一份力量。
新马来人”的定义
“新马来人”的概念是首相马哈迪医生在1991年11月巫统代表大会上政策性致辞时首先提出的。首相把“新马来人”定义为：“一个拥有能够适应时代潮流的文化，足以面对一切挑战，有能力在没有援助下竞争，受良好教育、有知识、现代化、诚实、有纪律、有信赖及有效率的民族。”
自称为“新马来人”的发言人，雪州州务大臣默哈末•默哈末泰益(Tan Sri Muhammad Taib)则形容他们是“具有前瞻性的思想和态度、积极、进步、成熟、有生产性及具批判能力。”同时，“有能力在国际经济领域与人竞争。”马来工商联合会主席丹士里万•阿兹米(Tan Sri Wan Azmi)则形象地把它形容为“马来传说中的巨鸟(Burung Garuda),具有政治的头，经济的左翼和文化的右翼。M1992年12月初举行的第三届马来知识份子大会则要求新马来人具有五大特征，即功利性(pragmatis)、进取性(agresif)、竞争性(kompetitif)、敏感性(sensitif)及革新性(inovatif),简称为PAKSI。如果脱离“新马来人”提出的背景，不从现实的社会结构中来看待，只是抽象地从字面上来认识各有关的“新”特征，如自律、耐力、竞争性、积极、建设性、乐观、前瞻性、进取、勇敢、有活力、革新、创造性、面向世界……等等，那么，正如费尔劳斯•鸭都拉博士(Dr Firdaus Abdullah)所作的比喻：一眼望去，这些特征好像是从一些自我激励课程中抄录来的，表面上十分美好，但却未经理解，也不知要如何达致。作为一种期望，一些学者对“新马来人”进一步提出了人格、道德、传统文化及宗教等方面的要求，寄望他们十全十美！例如卡玛•哈山教授(Profesor Kamal Hasan)寄望新马来人具有"完整的人格与道德价值观，以及专业的效率。”西迪斯•法西尔博士(Dr Siddiz Fadzil)则要他们“回归传统文化的根本并进行回教化的变革。”总之，许多马来领袖和学者都忙着为“新马来人”下定义，赋予这新生的一代以各种最现代化或最“优秀”的品质。至於是否自相矛盾（如现代化与回归传统，世俗的功利主义与回教价值观等）、是否可能落实、如何落实等，大家似乎还未深入地加以研究，虽然巫统少壮派已经把它推上势在必行的议程（Agenda Melayu Baru）。
各界的反应
费劳斯•鸭都拉教授曾经对约100名不同社会及职业背景的大学生、政府高级官员及社会领袖（包括两名国家文学家、两名反对党领袖、数名马来及非马来学术人员、两名妇女领袖、一名艺术家、数名企业界领袖及一名资深报人兼著名民族主义斗士）进行访谈。费劳斯•鸭都拉教授把他们对“新马来人”的看法分成三类：
（甲）抱嘲讽、狭隘和消极态度的；
（乙）过度热心、不实际与思想混乱的；及
（丙）关心、积极与具有分析性的。
费劳斯教授举了几个（甲）类的例子。
例（一）：一名不愿名字被透露的政治元老大发牢骚：“我不知道自已有没有资格成为新马来人，我父亲是爪哇人，母亲是武吉斯人，我是否有资格成为新马来人？你讲新马来人，旧马来人难道没有功绩？这些人现在过舒适的生活就忘了过去……。”
例（二）：一名前反对党领袖回答说：“为什么突然间大家都如此热衷於谈论新马来人，对我来说，这只是一个为了赢取政治利益的政治花招。”
例（三）：著名的马来妇女领袖阿查•阿兹斯女士（Puan Azah Aziz）,如此形容新马来人：“受良好教育，有‘优皮’（Yuppy）倾向，有些许文化，是现代的马来精英，中上阶级，有良好的经济地位，多数属於企业界及高级公务员，这集团不重视民族传统文化，即使懂得一点皮毛，也看不起它。这就是我观察到的发生在我们追逐进步的热潮中的新马来人。”
例(四)：一名马来学术领袖不满的批评道：“没有正当理由的傲慢。对本身的能力过於自信，并太过造作地显露出来。装出什么都懂的样子，实际上并没有真材实料，他们把权力与金钱等同於成就。”
这些批评都很不客气，但你能说它们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吗？它们固然具嘲讽性，但未必全是狭隘和消极的。
致於具批判性与分析性的观点，费劳斯教授很推崇人民党主席赛胡新阿里博士(Dr Syed Husin Ali)的观点，后者提醒大家基於自由市场的革新与现代化将造成各社会集团之间的贫富鸿沟更加扩大。消费主义也将愈来愈猖獗。同样的，各生活领域里的各种未能解决的矛盾也愈来愈多。
笔者认为，另一名著名马来文化人巴哈•再因(Baha Zain)对现代化、企业及企业与政治结合的消极因素也提出相当精辟的见解，他说：
“现代发展也有不少弊病--摧毁森林、环境污染(水、空气及声音)、人力资源的萎缩，都在向我们侵袭。我们应醒觉并提醒大家，以免我们的子孙后代受害。
“在西方发展的大企业现在也在我们的现实中出现，它具有追求利润与物质利益的传统，及不择手段，只求目的(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
“土著金融丑闻、股票卖空、欺骗失信不断发生在马来公司董事及企业领袖身上。马来企业界在商场上为取得利益不惜做出违背道德和法律的事已成为一种疾病。但我们承认在促进马来社会进步方面，他们扮演了重大角色及具有很大的权力。
“想一想政治与商业这两个机构(institusi)具有多么大的权力和影响力。它们现在一起决定我们民族的命运。如果它们互相巴结或同谋(berpakat atau berkonspirasi),我不能想像近期内，在市场经济及民主统治的制度内，有任何其他机构，甚至军队，能够钳制这两个机构。
“这就是新马来人社会中正在发展的现实。政治与大企业能够而且将决定我们吃何种米，饮用那一家公司的水，及我们办公室的冷气应使用那个企业集团供应的电力。空气和风将不再免费。”
在这样的现实下，巴哈•再因大声疾呼新马来人应有新的良知(Hati Nurani Baru)。
全国作家联合会(GAPENA)主席依斯迈•胡新教授(Prof. Ismail Hussein)在为新马来人座谈会主持开幕时说：
“这是一个开始由聪明、个人主义、有时十分贪婪的中产阶级新马来人统治的时代，基本上这是经济建设的时代，主要的考虑是物质上的得失，而梦想文化延续的人，包括作家及专家们，则占次要的地位。”
马大人类及社会学系主任再那•吉宁教授(Prof. Dr Zainal Kling)对“新马来人”这个概念不存厚望，他认为：
“新马来人是马来领导层在面对建设民族失败，愈来愈感到压力与失望时想象出来的‘抽象概念’和‘幻影’。因此它更类似一项目标，而不是一个过程，一个能够达致具体成果的方式或手段。”
“它只是此时此地，某种政治情况下，一时的口号、当前的呼吁，仅此而已。它是为了满足当前即时的需要的一时呼吁。它不具现实性因为它没有存在的基础，没有存在的过程，及没有使它持久存在的实践。它只是一个口号，是‘此时此地’的一个‘政治建构’。”
他认为“新马来人”的口号不可能持久。因此，主张它成为自16世纪以来已经喊出的伟大口号--“马来人不会在世界上消失”(tidak Melayu hilang di dunia)的一个特征。
他进一步认为所谓“革新”可能是“回归”到“真正”马来人的价值观、标准以及态度，因为它们曾开拓并形成了一个称为马来人世界(Alam Melayu)的十分广阔的文化区域。就连“新马来人”概念的支持者，战略与国际研究所(ISIS)高级研究员罗斯坦•A•沙尼(Rustam A. Sani)也不得不承认，有关概念经常与马来人认为不好的性格相联系，例如指他们高傲、蛮横、不尊重年老者、唯利是图等。除了被政治化，它也时常被当作玩笑加以戏弄。
到现在，回教党与46精神党对有关概念仍旧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不轻易表态。不过，基於强烈的宗教意识与保守立场，看来它们是不会支持有关概念的。
综合观之，马来人对“新马来人”的概念仍旧是意见纷纭，并没有也不可能达到族群的整体共识。不过，由於巫统少壮派把它推上议程，它的形成是势在必行的。
“新马来人”提出的背景
根据罗斯坦•A•沙尼博士的分析，首相马哈迪医生之所以会在1991年11月巫统代表大会上提出“新马来人”的概念是因为他在1991年2月28日提出的“2020年宏愿”并没有得到马来人的热烈支持。回教意识强烈的马来人把它当成是“市俗的概念”，而较倾向於文化的则认为它基本上是一个经济概念。相反的“2020年宏愿”却受到非马来人的团体与政党，包括马华与民政的热烈支持。
罗斯坦博士认为，马来人近年来所建立的信心还不足以克服长期以来对他们前途的焦虑，他们仍然为以下这个主要问题所困扰：当“马来西亚族”已经形成，而我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时，马来人是否能够在其他更进步的族群之间，获得应有的地位。
对此，马哈迪医生作出以下的答覆：马来族将取得它应有的地位，不仅是马来西亚族的一个参与者，而且是其中的决定性族群(Kelompok pentakrif)。不过，有一个先决条件，马来人必须进行改革，成为“新马来人”。
数个月前，雪州州务大臣旦士里默哈末•泰益在宣布参与巫统副主席竞选时，再次提出“新马来人”的口号并纳入他的政治纲领中，成为少壮派向元老派冲击的政治口号。
旦士里默哈末•泰益坦然承认“以前有一度教师在巫统政治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当新经济政策结束时，他们斗争的结果产生了在工艺、工业与商业领域活跃的马来社会，之后他们也活跃於巫统。现在企业家与商人已经开始取得主要的地位。这是无可避免的。”
因此，如果把“新马来人”当成是战后马来民族主义思想革新运动的最新浪潮的话（之前有50年代作家行列或ASAS50革新运动及60年代的“精神革命”或Revolusi Mental）,它的主要支持力量应是新兴的马来中产阶级及在新经济政策受惠的精英集团。然而，他们以族群的名义来谋求本身集团的利益。因此，
“新马来人”最多只是部分马来人的“理想”，而不是全体马来人追求的目标。
它的影响与后果
人民党主席赛胡新阿里博士认为形成“新马来人”的努力至少有以下两方面的影响：
“第一，使马来人从旧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例如封建的态度、迷信及相信命运等；并注入新的因素，例如适应进步的自信、知识、工艺和勤奋努力等。第二，是产生一定数量能够在各领域，特别是在经济领域达致成功与取得辉煌成绩的马来人。
“我觉得第二方面的影响比较被强调。在这方面主要是产生成功的企业与专业集团。他们必须靠本身的努力与能耐取得成功，而不是依靠政府的援助。它的目的在於产生一个马来集团，俾便与华人甚至国际上其他民族在经济领域中竞争，而且最好能够超越他们。”
赛胡新阿里博士也指出它可能造成下列五项不良的后果：
1.下层人民的利益与命运受到忽略；
2.受到西方不良文化的影响及崇洋；
3.它可能转变为种族课题，因为现在已经有华人企业领袖提出“新华人”来达致巩固华族的地位；
4.各种族，特别是马来族的社会差异与对抗将更加明显与加剧；
5.权力将更加集中在更少数人的手中，他们将控制国家的政治、经济与大众传媒。
对华社的冲击与启示
从以上的资料，我们可以估计“新马来人”形成的过程对华社可能造成以下几方面的冲击和影响：
1.马来企业界的经济力量与巫统政治力量结合的结果将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华裔的政治与经济地位必将承受更大的压力和“竞争”，可能造成华裔政治更加边缘化，而经济地位也会为马来经济力量所超越，实现“新马来人”占我国政治与经济主导地位的目标。
2.巫统少壮派打着革新的旗帜，挟着金钱政治的威力，在党争中有取得扫荡性胜利的趋势。这股新兴与过於膨胀的巫统政治势力的影响力、战略思想、政治雄心、经济欲望以及对大众传媒的全面有效的控制都是前所未有的。如果不能受到有效的制衡，极可能走上更加贪污滥权、专横独裁的道路。
3.“新马来人”要像犹太人、日本人、华人、欧洲人一样成为世界性的民族(global tribes),如果处理不当，可能滑入马来沙文主义的泥潭中；我国华裔同胞在处理与中国、台湾、香港华人的关系时，也应避免其他民族产生我们是大汉沙文主义的错觉。否则，可能影响我国的种族关系，国家意识与爱国思想。
4.由於受到“新马来人”概念的冲击或启示而建议学习马来人“敢於革新、求变及求进步的精神”是颇容易取得支持与共呜的。问题是提出“新华人”口号是否适合？革新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要往哪里变？及求那方面的进步？这一切都必须有明确的看法，才不会让人觉得是在盲目跟风。不知是否巧合，提出与支持“新华人”概念的，也大多是工商界和政界的领袖。与其提出“新马来人”、“新华人”、“新印度人”…，不如提出“新马来西亚人”，以避免种族色彩，突出国民意识。
5.有趣的是，一些对“华团宣言”不感兴趣，或视之如洪水猛兽的华社领袖却十分支持“新华人”的概念。如果对华社政、经、文、教、社会等领域的总要求都无动於衷，这样的领袖即使变成“新华人”，对华社又有什么意义呢？
6.有人建议华人社会应将目标放在将自己塑造成为全世界最优秀的华裔之一，这种高调，和怒斥华人连守时都办不到，还谈什么革新的低调成为强烈的对照。华人与其他民族一样，有优点也有缺点，必须一分为二，不能一面倒，太过自卑或优越感。
7.“新马来人”十分重视教育、科技与工艺，以迎接廿一世纪的到来。华社应充分把握“新马来人”注重经济建设、放松语文政策的时机，发展私立中等与高等教育，大量培养科技与工艺人才，为国家开发人力资源。
8.雪州州务大臣旦士里默哈末•泰益希望“新华人”是更有诚意，更全面的接受马来人，而不再出现在商场上“利用”马来人名义的事。在“新马来人”更加自信自立的情况下，华族工商界应与他们建立平等互惠的伙伴关系，进军国内外市场，共存共荣。新马来人则应尽快放弃固打制与特权思想，真正做到与友族平等竞争，表现自信与自立的精神。
9.像“新马来人”这类重大的民族与国家课题，马来社会有官方和民间机构（如政府各有关部门，ISIS,各大学等）从事持续性的研究工作，提供理论指导。反观华社，却没有这些方便。虽然华社资料与研究中心已经成立了7年，却有待社会的更大支持，以增加设备和专职研究人员，俾便更有效地负起收集资料，进行分析和研究的工作，为华社提供理论的指导。
结语
“新马来人”就要登上我国的政治与国内外经济舞台，扮演他们的决定性角色。然而，这到底是我国马来族、各族及国家的幸或不幸，我们必须有充分的估计及准备。而最好的准备，我认为就是华社本身进行有领导、有组织、有目标、有计划、有步骤的革新运动，使它成为团结、进步、与现代化的族群。此外，在政治方面亦必须发展对巫统与国阵的制衡力量，为人民提供替代性的选择。
（10/1993《从头越》）
参考资料
1.雪州Perangsang集团及Gapena联合主催的《新马来人研讨会》各主讲者的工作报告，25.9.1993。
2.Melayu Baru, Tan Sri Muhammad Taib,1993.
3.Dr Syed Husin Ali在雪华青主办的“新马来人讲座”的讲稿，7.10.1993。
4.华社资料研究中心提供的有关课题剪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