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线政治梦想的破灭
何启良
民主行动党秘书林吉祥终于壮士断腕，宣布该党在来届大选退出人民力量阵线，大马政坛又起波折。此次的波折并不像几年来大马政治的此起彼伏，它也不是一项具任何新意的突破，而只不过是一个政治体制的还原。在此之前因大选将至，人们所有的注意力皆集中在反对阵线的身上，华社更对行动党侧目而视。月前行动党还屡次声明不会退出反阵，显然是希望事情有转机，但事实上它是将问题过分低估。行动党退避，举止当然是迫于形势：它与回教党的关系纠缠不清，对回教国和回教刑事法意见相异，但是却被马华公会和民政党作为政治宣传的把柄，无论如何解说仍旧身陷囿圄，长期以来一直处于挨打、被告的劣势。似乎唯有果断退出人阵，与回教党分道扬镰，方能表明该党的清白。
自保为先的策略
这毫无疑问是一个自保的策略。可以看出，行动党在人阵里所得到的种种不良后果，远比它从中受益为多。它在人阵主要的伙伴是东姑拉沙里领导的马来人党（前四六精神党），但是后者政治困境重重，日逐衰歇式微，说的严重一点，它基本上到了一个政治十字路口，甚至面临着瓦解的命运。行动党当然不会看不到这个关键，它退出人阵后仍然与马来人党继续合作，看来只是一种象征意义而已，并无实际价值。当然，它可以借助马来人党的余威攫取一些马来选票，但毕竟这些选票不具太大的重要性。所以说，一路来在人阵里最有势力和影响力者，实是回教党。
回教党在吉兰丹州是执政党，在朝推行政策，处处主动，推行回教刑事法，说做就做。行动党在该州连边沿也沾不着，可以说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虽然如此，它们之间的关系却影响着两党在全国的形象，对行动党来说尤其严重。因为行动党与回教党在人阵里有约，实际关系可能并无想象那么亲密，但是表面上这条线是存在的，这样一来，行动党就不得不替回教党背黑锅了。尤其对大马华人社会来说，行动党很难推诿其中直接或间接的责任。回教党执政以来，在有关回教政策的拟定和推行上行动党一直跟着走，甚至可以说，行动党从头到尾被玩弄于股掌之上。对林吉祥个人，这是情何以堪，面对着党的支持者，更让它尊严扫地，威信荡然。行动党因此士气低迷。林吉祥当然明白“政治没有永远的敌人和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句话，故从中得到教训后便急流勇退。
两线政治瓦解
这样一来，两线政治的梦想便顿时瓦解。两线政治作为一个概念自1990年由反对势力提出后，经过了4年多的运作，反反复复，作为不大。所谓“两线”，即国民阵线和人民阵线。人民阵线一旦消散，“两线制”就恢复到“单线制”，即“国阵专政”了。可以看出，人阵除了当日提出时声势浩大之外，它基本上是“半空里翻筋斗--不着实地”。运作上它只是一个“选举盟约”(Electoral Pact)而已，在选举时可以招摇过市，但平时因缺乏像国阵政府里利益的配搭，故难成气候。行动党退出人阵，实际上已标志了两线政治梦想的正式破灭。
但是行动党、马来人党和回教党所组成的反对势力对此当然不会承认，故所以现在行动党仍然要与马来人党保持联络，而马来人党仍然与回教党有约云云。这些或真或假的动作，都是想向选民显示反对势力仍然有联合和依存的潜能。这样做当然没有错，而且还相当正常；错只错在他们并不承认“两线政治”一路来实只为一项主观现象，而并非客观事实。用“两线制”、“政治神话”等角度来思考，都是反对势力的思考方式和语言。客观存在的是大马选民有两个阵营：58%是亲政府票，而42%是投反对票（1990年大选的数字）。这当然是两线政治衍变的基础，甚至可以说是它的雏形，但是这并不能表明两线政治的客观存在。前者（选票）是群众事实，后者（两线制）则是组织运作，两者岂能混为一谈？
当初各党结盟反阵是基于共利，凝聚力量只为了面对一个敌人。反阵立场能如此一致，在大马政治史上实无前例可循，因此渴求民主的百姓皆寄以厚望。如今我们看到的是，人阵内各政党虽然不至于内订，但合作有限，成事不足，更有甚者，回教党竟不惜代价恣意孤行，置全局而不顾，彻底摧毁了反对势力心中的两线政治。不能与自己意识形态相离太远的政党合作，这是行动党在人阵里的运作挫折应该学到的一项教训。
1990年非政治“转型期”
在两线政治梦想破灭的当儿，我们不得不重温祝家华对大马两线政治的分析。祝家华认为，两线制作为一个口号、理想在1990年提出，而该年被喻为大马政治的“转型期”，更准确的说，两线制的提出已把大马的“种族威权民主”政体带到了一个转型地带。祝家华进一步预料，之后大马政治将会出现3种变化：（1）真正威权的政体之出现；（2）维持现有的混合政体，和（3）民主化之开始（见祝家华：《解构政治神话--大马两线政治的评析（1985-1992）»,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4年，页314）。
我认为祝家华所提最具争议性的论点，乃把1990年人阵的组合和两线制口号的提出说成是“转型期”。作为一个“期”，意味着以后一段时期的延续、支撑、发展，换言之，它必须拥有持续性。我们说“第二世界大战期”、“冷战期”等，都含有这个意思。人阵的出现基本上并未给大马政体带来重大的冲击，对民主化过程虽有助益，但却不能一贯始终。把它说是大马政治发展的一个“动作”，一个“事件”，一个“点”都可以，说它是“转型期”则未必。事实上，以当前已相当明朗化的情况来看，把它当为一个“转折点”亦还是一个疑问。
民主化的挫折，但并非终结
此时行动党退出人阵，正值马来人党最脆弱、回教党最不得（华）人心的时候，可以说是选对了最好的时机。这样做短期间行动党应是抛掉了一个包袱，它的形象在大马华人的选民心目中应得到改善。行动党当然知道它的支持者主要还是华人，疏离华人实是一项政治自杀。必须指出，行动党退出人阵并不是一项引咎自责的举止，尽管装得理直气壮，终究难以掩饰本身的焦躁和茫然。整顿士气，复提议程，却是它眼前最困难的课题，反过来大言不惭地挑战马华公会和民政党退出国阵也于事无补。可能更重要的，是行动党长远的策略，它必须改变体质，不只是高谈虚空和幼稚的“钟摆理论”，或空唱只为激励造势的“丹绒三役”，而毋宁应当学习从来未曾有过的成熟民主，不然理想退潮，价值混淆，逡巡不前，这都不是它的支持者所愿意看到的。
行动党退出人阵已导致两线政治梦想的破灭，对整体的反对势力来说，不可谓不是一项严重的打击。可以看出，被这项举止冲击最大的，不是在丹州掌权的回教党，而是无所事事的马来人党。显然，目前处境已使极艰难的马来人党再度陷入难以自拔的泥淖中。当然，我们必须把这个事件放在整体局势来分析：人阵的瓦解并不意味着大马政治民主化和多元化的断截。从独立以来，大马反对势力屡仆屡起，但终未被完全消除。这次变化，可以当着是一项教训，也可以当着是反对势力的颓缩，但是它不应该是大马民主的终结。
（26-02-1995《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