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前瞻：开拓政治多元性
沈观仰
马来西亚立国时的民主试验期，应付种族紧张的解决方案，即是以多个单元种族性的政党，组成多元种族性的执政联盟；种族与种族之间，就分配社会经济利益上的諮询、谈判、妥协、洽商，即从民间撤退，转而进入执政党与政府最高层的菁英圈子。这个联盟形式的文化，决定了我国数十年来，种族政治凌驾民主文化的格局。
议会民主的本质，原以个人而非以种族，作为民主秩序的操作单位。国会本该是全民谄询的最高政治机构，由一人一票推选出来的代议士，代表许多利益集团与个别选民，在议会殿堂里参与集体的谈判、妥协、洽商，以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最终的决策即最能代表最广泛的公意。联盟式的政治，却把这谈判洽商的重点，迁移到执政集团以及内阁的闭门会议厅里。结果，国会的辩论失去民主本质，法案的通过，只是形式性的例常公事。三权分立的架构倾斜了，贪污滥权弊病丛生之外，种族威权政治也萌芽茁壮成长。
为了进一步巩固巫统的政治强势，选举的游戏规则被操纵修改，最重要的关键是每8年一次的选区重新划分。经过多次国州选区重新划分之后，今天我国经济力薄弱的乡区选民，其政治代表分量远胜城市选民。马来民族在国州议会的代表权，亦远超其人口比率。马来主宰权最基本的落实点，寓於扭曲民主选举游戏规则。
改变规则主宰胜局
政治谈判讲究谈判筹码的多雾。每次选举划分之后，华人多数议席虽有轻微增加，却远远比不上马来多数议席的增长率。由此可见，如此长期下去，华社在国州议会的民族代表权，将会不符合人口比率而持续萎缩消逝，这是必然的走势。只要选举的最基本游戏规则受操纵，无论华人如何努力地生育以増加人口，都是浪费力气、无济于事的。从独立迄今选区划分的后果是，议会民主少数人服从多数人的精神，畸形地成长为多数民族的软性霸权。在此情况下，无论华人如何团结，即使把选票集中投给在朝或在野的唯一华基政党，也取不回早已失去的、与人不亢不卑进行谈判和妥协的筹码。这个趋势，也改变了国阵联盟的本质。国阵最高理事会极少开会讨论国家大事，国务多交由以首相主导的内阁去处理，加上官僚权势的膨胀，举凡涉及华社权益的决策权,早已集中在首相署，尤其是属於首相部门的经济策划组。侯门深似海，纵使马华、民政与人联的部长和议员们努力争取华社权益，亦徒呼无奈，他们面对选民苛刻斥责，痛苦可想而知！
华社要突破我国种族政治僵化的格局，唯有开拓超越种族政治的民主文化。唯有真正有意义的民主改革运动，才能克服种族政治困囿华族诉求的处境。苦就苦在即使华社或华基政党提出多元民族的政改倡议，亦难获土著社会支持，反而召致许多不必要的猜忌--幸好马来社会数十年来起了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增变，配以巫统本质上的变革，我国亦萌生走向民主政治新纪元的契机。
巫统1946年成立迄今的53年期间，领导人多是知识分子、前行政人员、教师、记者等，干部则多由志愿马来草根基层组成，名符其实是由下而上汇聚而成的民族运动。彼一时；此一时，今天巫统大会上，贵宾席上居高临下者，都是国家权威显赫的红人。台下的党代表与观察员，穿着华丽，多是结合政治与商业官僚体系的马来精英群。讨论的课题，不再是马来社会切身的困境，而是激荡党争的余波。换言之，经过多年执政之后，巫统已由合理的马来民族主义载体，转变为“恩典施与者”。巫统变质，使之与新兴马来中产阶层以及新马来知识青年群脱节，这是极其正常的发展。
巫统在70年代实施新经济政策以来，制造了一代又一代的城市马来中产阶级。中产菁英纷纷加入巫统，以求争取更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派系林立，纷争迭起，使到巫统几乎每10年就出现一次大分裂，这是政商挂勾带来的祸害。每一次分裂带来的政局动荡，都会刺激马来社会的神经系统，动摇以马来民族主义团结民族的神话。许多城市马来人目睹的新现象是：巫统“马来主宰主义”所主宰的对象，不仅包括非马来人，也包括马来社会的异议分子。巫统在他们心目中的“民族英雄”形象开始逊色。他们想改变现状，但内部的权力架构与政党文化已然僵化，内部改革将无法成功，只好到党外期望通过民主途径继续斗争。
安华事件在马来社会激起的动荡，与80年代46精神党崛起的震撼，最大的差别在于两者的意识形态迥异。46精神虽然自称为反对党，但自觉上仍然以马来民族主义分子自居，自认比巫统更具巫统创党时的纯洁民族精神，结果以失败回巢告终。今天公正党显然已从46精神的失败汲取教训，明知以马来民族主义对抗巫统将无济於事，便刻意选择以多元种族路线，开创以公正、民主、人权的政改议程，这个最新的发展，是马来社会政治意识的大转型。
很多人分析与评论政治，关心的多是权力集团之间权术角力的情形，结论时亦以政治人物的动向、他们的成败兴亡为取决因素。甚至有时以事不关己的“超然”立场，去评议政局的演变。但政治人物在创造历史之际，本身亦被历史塑形改造，因此，我们观察政局激变的表象时，更须看出催化现状的历史力量，才能达致更完整更圆满的结论。又因我们无法排除身为公民的主体性，我们辨析时局时，更应该以清晰明确的政治价值观，去鼓吹社会成长应走的方向。
为了建设一个真正团结的多元社会，我们应该淡化种族政治，而建基于理性对话的民主政治，具备兼容性的发展空间，开拓国民在政治上“多元性”的灵活思维。从种族与邦国划上等号，经历历史机运的炼铸，再建立一个统一而多元的公民社会，此是欧陆多国走过并证明可行的道路。马来西亚在经济发展方面固然想赶上西方先进工业国的行列，但也须辅以政治领域民主文化的成长，否则持权自肥者只能腐蚀国家的经济资源，新纪元里也只能带来更多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改革我国民主机制，回归人民主权，即须淡化种族政治。“容纳”比“排斥”永远是国民合作的基础！
（22-08-1999《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