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时理性·随时客观
钱进逸
正当被人议论纷纷、褒贬不一的政改运动如火如荼的展开，贵为美国副总统的戈尔，竟在亚太经合论坛晚宴中公然支持这项运动，不但令身为东道主的大马深感不悦，更激起多方的指责。
戈尔一时间被认为语出不逊，各种“不合时宜”、“没智慧”、“哗众取宠”及“造成峰会分裂”之万箭顿然射向戈尔，一时间陷于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尴尬局面。
笔者认为，无论戈尔是“煽动分子”抑或“民主人权先锋”，我国人民理当从这事件上吸取教训，理性看问题，以戈尔的教训作为殷鉴。从这次“戈尔事件”所引发的阵阵涟漪，有几点是我们应当引以为戒的。
首先，戈尔在“不对”的场合讲了这番支持改革运动的谈话之错误是不争的事实。不但我国政府不悦，即使是改革分子也无法从中受益。许多时局分析员均认为，戈尔以一个外国领袖的身分公然支持有“反政府意识”的他国改革运动，使大马政府更有理由让人民相信，这场带有暴力倾向的改革运动受到外国操纵，旨在分裂本国人民，进一步打击大马原本已经脆弱的经济。
戈尔事件是反面教材
说话是一门高深的艺术，一个圆滑的人，不但话要说得合宜，还得合时。一句合宜的话在适当的情况下发出是有智慧的，而在不适当时刻说不合宜的话是愚昧的，导致那在不合时宜的时刻中说的“适合的话”也是错误的了。
所以说话这玩意儿其实也正考验一个人的智慧。在多元文化与种族的大马社会，说话原本已经不易，动不动便会被人套上“煽动种族情绪”的大帽，何况现今我国陷于政经危机的“大时代”，要在这非常的时刻发言更难！
因此，政改若单凭血气横冲直撞，注定被人贬为“烈火魔戏”。动不动便被人强加上“滋事分子”的称号。有鉴于此，改革人士在行动与出言之前真的要三思而后行，先考量大众对本身行动态度之可能反应、手法之接纳性，而并非一味的往前冲。戈尔事件给我们最大的教训莫过于：无论你讲得多有道理，一向崇尚温和举止见称的大马群众会视你的态度过于言论的真切性。
忽略讯息是国人损失
我们姑且不论戈尔言论之正确性，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我们在“注重态度过于言论”中无意间设下的假定是否合理？许多时候，我们似乎将言论之可信度等划于说者的态度之优劣，两者之间有直接的关系吗？我们似乎无意间告诉别人“无论你有多堂皇之理由，多巩固之理论，只要你出言态度欠隹，出言不合时，始终难以令人接受！”
这种态度正确吗？
当我们非议戈尔的态度时，我们似如暗藏“态度等于言论可信度”的盲点。其实，作为一个有理性与分析能力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晓得说者态度如何是他本人的问题，得向他自己负责，而他态度之好坏往往与其语言中所带的讯息之可信度没有多大的关系。如果我们单凭其态度之优劣便直接判定了其言论之真切性，因此而忽略了某些重大的讯息，那是我们本身的损失呀！
打个比方，众所周知，美国长期对中国人权记录颇有怨言，某个时期甚至采取了“围堵中国”的高压手腕。美国态度极令人不悦，以致在国际政坛中丢人现眼。
可是，从另一方面看来，中国就应当因此否定了人权对于中国社会之重要性吗？
中国几亿老百姓难道便因为美国态度欠佳，而失去了最基本的人权诉求吗？
美国驻马大使马洛特在剖析戈尔声明中便说了一番笔者认为非常适切的谈话，如“所以人们应当关注他（戈尔）所要表达的是，当我们迈入下一个世纪时，尝试提升经济成长、民主、对人权尊重、资讯及表达自由所不可缺少的一环”，以及“当你剥夺了人们自由及和平地表达看法的机会和途径时，显明地，一些人便可能选择通过其它的方法来发泄心中的沮丧……解决的方法不是批判民主，而是允许人们自由及和平地表达意见”。
考验大马人民的气度
我们是否因为戈尔的语出不逊而连美国大使的一番谈话也打折扣？如果事实如此，那将是我国人民本身的悲哀呀！
如果你同意中国人也像世界其他族群一样需要基本的人权，中国不应因美国态度的粗劣而因此否定人权之重要，那你也应以“言论之可信度过于态度之优劣”的态度，严谨看待其中的讯息，客观分析，平心静气的聆听其言论后方下定论；如此才像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所应当持有的“随时客观，随时理性”的风度。
因此，笔者认为“戈尔事件”不止是一个外国干预他国内政的问题，更考验大马人的气度，是否拥有首相般在峰会期间依然以泱泱大度的风范迎接你。我们若能视“戈尔事件”为反面教材，看别人的过失汲取自己做人处事的智慧，培养随时理性与
“视言论过于态度”的积极态度，这不但是人格的提升，更是终身受用不尽！
（21-11-1999《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