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南洋槟榔屿钟灵中学校刊-高中第一届毕业纪念
详细记述了钟灵学校从创办到发展壮大的历程。文件涵盖了学校的历史沿革，包括其作为小学的起始阶段、增设初中及高中，以及在校舍、设备和学级编制上的不断完善。文中也列举了历任的创办人、主席、教务长及校董会成员，并记录了学校在不同时期的重要活动、成就和挑战，例如举办体育赛事、学生社团活动、抗战时期的募捐助学，以及应对教育政策改革等。此外，它还收录了一些诗词作品和教职员的详细履历。
槟城钟灵学校校刊不仅详尽记录了学校的发展历程、行政管理和教育理念，更通过几篇专题文章，深入探讨了20世纪上半叶南洋地区的经济、社会及民族状况。整篇资料内容丰富，脉络清晰，既是一部学校的编年史，也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彼时南洋华人教育与社会面貌的珍贵窗口。
引言：编者的自述与学校概览 本章节由校刊编者“先说几句”开始，其自述展现了编者对学校历史的深厚情感和对写作方式的考量。编者曾用文言文撰写过两篇校史，但此次为校刊撰写时，决定采用更易懂的“普通话”，以适应读者，尽管他承认自己“老八股出身，中毒已深，土气十足”，可能无法做到完全“普通”。这暗示了在当时的南洋华人社会中，白话文的推广与普及已成为趋势。
编者简要介绍了钟灵学校长达二十二年的历史（截至1937年），并将其大致划分为四个时期：
- 两等小学时期：民国六年（1917年）至十一年（1922年）。
- 初中时期：民国十二年（1923年）至二十二年（1933年）。
- 高中试办时期：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至二十五年（1936年）。
- 高中完成时期：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至今。 他指出，每个时期学校在质和量两方面都有所变动。编者认为，为了便于理解，他将采用综合记叙法，以年份为纲，力求清晰交代学校的扩展和质量改进。
第一章：办学的缘起和创始人 本章详细追溯了钟灵学校的创办历史，其根源可追溯至前清时期孙中山先生与侨界先贤在槟城手创的革命机构——“槟城阅书报社”。在二次革命（即讨袁之役）失败后，陈新政、邱明昶、徐洋溢、林如德等革命同志，深感有必要从教育入手，尤其是推行“三民主义的党化教育”。这一背景揭示了学校建立的革命性和爱国主义精神。
汪君起予（时任马六甲培风学校教师）的一封长信，附带校舍略图，为学校的筹备提供了重要参考。徐洋溢先生拟定的校名“钟灵”，最终于民国六年（1917年）二月九日，“钟灵学校”（两等小学）正式在槟榔屿出现。
学校创办几年后，侨社人士普遍认为小学所学不足以应付社会需求，加上本屿侨办中学停办，增设中学的呼声日益高涨。在王问渠、许生理、林福全等人的倡议下，民国十一年（1922年）十一月十一日，由正总理许生理召集侨界闻人及社友会议，通过了增办中学议案。随后成立了以许生理为首的十二人筹备委员会，将“槟城阅书报社”独力创办的钟灵学校，扩大成为“侨社共同负责之钟灵中学”。民国十二年（1923年）一月二十日，钟灵中学举行开学礼，从此将这一天定为“钟中成立纪念日”。
本章还提及，中学增办后不久，国内改革学制，学校先办初中，第二年高小也缩短一年。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陈充恩长校后，鉴于当地需求，开始筹办完全中学。依据教育部法令并经董事部同意、外交部及教育部侨务委员会立案，于二十三年（1934年）增设中四班，二十五年（1936年）试办高中一年级，二十六年（1937年）正式开办高中一年级。抗战期间，中学学制由六年缩短为五年，钟灵中学也仿行此制，本书出版当年（1937年）高中毕业生将完成五年制中学。
第二章：校舍和设备 本章详细描述了学校校舍的变迁与发展，展现了学校规模的不断扩大和设施的日益完善。
- 初期借用与购买：小学最初借用槟城阅书报社旧址。民国七年（1918年），社友集资二万余元，购得中路六十五号一栋商房（原小兰亭俱乐部，孙中山曾下榻于此），与书报社同时迁入。楼上作课室和教师宿舍，楼下作书报社办公室。增办中学后，楼下也辟为课室，书报社则迁至他处。
- 持续扩建与租用：尽管六十五号洋房不合校舍建筑法，但初期尚能应用，楼前草地可作网球场。后期学生渐多，不得不另租校左楼房作宿舍和课室。
- 民国十四年（1925年）：资源遗产信托人捐建左到楼房。
- 民国二十年（1931年）：校友会募款建筑左刻楼房。
-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左到楼下在当地政府资助下改建为理科实验室，右到楼下则辟为图书馆。课室不足又租借了六十三号房屋。
- 新校舍运动：由于学生激增，租借方式已无法解决问题，陈充恩教务长（时任校长）发起“新校舍运动”。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国庆日，新校舍在槟市三英里鹤山附近的**“监光祟汝”**地方动工，不到一年便建成。
- 殷泽社首捐万金，建造礼堂一座。
- 捐款千金以上的，其姓名被用于命名课室，如陈振源课室、王振林课室、庄建清课室等，团体名义的如米商公所课室、槟城阅书报社课室、树胶贸易公所课室等，共计二十余间。
- 新校舍总面积约十英亩（合中国六十余亩），前面是体育场，四周有跑道，校舍呈“口”字形，礼堂居中，宿舍、膳厅在后，再后是厨房、俗室、厕所。
- 整体搬迁与现有设施：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十月，学校全部迁入新校舍，中路六十五号则租给福建女学师范部。
- 已完工设施包括：礼堂1座、事务所3间、导师室4间、阅报室1间、课室22间、寝室8间、膳厅1间、贮藏室1间、浴室5间、厨房1间、校工室2间、杂物所1间、停车处4处、抽水厕所1座（含大小便池）、足球场1个、篮球场4个、排球场2个、网球场1个、削球场3个、田径场1个、跑道1条、围墙1道，以及秋千、横杆、活梯等设施。
- 本书出版当年（1937年）：胡文虎、文豹兄弟捐建图书馆一座，庄来福夫人捐建科学馆一座。
- 图书馆藏书五千数百册，每级拨款十元购置程度相当图书，陈列于课室书橱，方便学生阅读。
- 科学馆现有仪器一千二百余件，化学药品五百余瓶，物理仪器四百余件。
- 未来规划：正在动工的还有四间课室和一座抽水厕所。学校计划拓宽校右空地，添建课室、宿舍、教员室、音乐室、图画室、学校园、仪器室、学生休息所，甚至教师住宅也在计划中。
第三章：学级编制和学生数 本章介绍了学校学级编制的演变以及学生数量的增长，反映了学校规模的迅速扩张和教育制度的适应性调整。
- 开办初期：民国五六年间（1916-1917年），许多华侨子弟失学。钟灵学校开办后，因宗音（即普通话发音）纯正，开学当天学生即达八十人左右。
- 初期增长与学制：第五年（1921年）达到高峰，国民班和高小两级全部办完，共有学生一百七十余人。当时仍沿用旧学制：国民班四年毕业，高小班三年毕业。人数少时采用单式教授，人数多时采用复式教授。
- 中学开办后：取消国民班，采用单式教授。
- 高小学部：一二三三个学级，共一百二十四人。
- 初中：一年级一个学级，三十余人。
- 学制改革影响：
- 民国十三年（1924年）：高小学部遵用新学制，三年生和二年生同时毕业。
- 民国十四年（1925年）：高小改为预科，毕业期仍为二年。初中一二三年三个学级完成，并设预科甲乙两学级，共一百四十余人。
- 班级细分与学生激增：预科生渐多。
- 民国十七年（1928年）：采用“双轨制”，预甲班分为两班。
- 民国十八年（1929年）：预甲班和初一也用“双轨制”，学生增至二百九十人。
- 民国二十年（1931年）后：学生更多，初中二也用“双轨制”，其他各级均用“三轨制”。
-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初中三也用“双轨制”。
- 高中设立与最新数据：
- 高中试办时期：增设中四一级。
-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高中部正式成立，因抗战期间仿照两年制。
- 本书出版当年（1937年）的学级编制：
- 高中部：设一二年两学级，共五十三名。
- 初中部：设十一学级（含初一预备班），初一分甲乙丙丁戊五学级，初二分甲乙丙三学级，初三分甲乙两学级，共四百十八名。
- 高小学部：设十二学级，五年预备班分甲乙丙三学级，五年班分甲乙丙丁戊己六学级，六年班分甲乙丙三学级（后改为甲乙两级），共四百五十八名。
- 三部合计学生总数：九百三十九名（第一学期可能更多）。
- 学生来源与免费生：学生来源广泛，本屿学生占大多数，但也有来自马来亚各地、暹罗、缅甸、荷属东印度的学生。近期从中国国内来的学生也很多。
- 免费生制度：学校特设免费生制度，旨在培养贫苦学生。
- 中学部：四十九名全费免费生，四十七名半费免费生。
- 小学部：二十六名全费免费生，二十八名半费免费生。
- 寄宿生：校内宿舍可容纳九十七名，校外宿舍可容纳三十八名，共一百三十五名。
第四章：教务长和教职员 本章详细梳理了钟灵学校历任教务长（校长）及教职员人数的变化，反映了学校在管理和师资建设方面的历程。
- 小学时期校长：
- 初期采用校长制，原定聘请汪君起予，但因其被麻六甲培风学校留用而未能到任。
- 后改聘吴亚农君，连任四年校长。
- 第五年，王存统继任，但不到一年，因反对教育条例，与多位教员（方定元、陈泽民、陈瑞安、曾劲安、曾士省）一同辞职。
- 民国十一年（1922年），董事部取消校长制，只设教务长一职，聘王君寄鸥担任，学校也随即向当地政府注册。
- 中学时期教务长：
- **民国十二年（1923年）**增办中学，第一任教务长为顾君祥麟，其到任前数月由汪君起予代理。
- 民国十六年（1927年）五月，顾君因病辞职；同年八月，聘唐君桐侯为教长。
- 民国十八年（1929年）二月，唐君因事辞职回国，董事部议决教务由国文主任汪君起予、数学主任黄君照青、英文主任梅君亭荣三人分代。
- 民国十九年（1930年）八月，数学主任黄君照青兼任教长。
- 民国二十年（1931年）六月黄君卸职；七月，聘陈君充恩长校，一直至今（本书出版时）。
- 教职员人数增长：
- 小学开办时：教职员不过三人。
- 民国九年（1920年）：增至七人。
- 民国十一年（1922年）：减至五人。
- 初中第一年：八人（连书记在内）。
- 民国十四年（1925年）：小学另设主任一人。
-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增设舍监兼教务员一人，书记改为校务员，并设助理一人。
- 图书馆成立后：设管理生一人。
- 本书出版当年（1937年）：聘请主任和助理各一人，附设南洋文化研究组，并负责调查出版等工作。
- 自民国十四年（1925年）以来，同事人数逐年增加，由十余人增至五十余人。本书出版当年（1937年）为五十七人。
第五章：经费 本章阐述了钟灵学校的经费来源和财务状况，揭示了其在办学过程中面临的资金挑战以及社会各界的支持。
- 无基本金：学校没有基本金。
- 小学时期：办学六年，平均每年需经常费三千余元。第四年用得最多，超过七千元。除某些年份杨君慨助若干外，所有费用均由槟城阅书报社热心社友筹措，不收外界分文。
- 中学开办后：开始向外界募捐。
- 明新社和丽泽社先后演剧募款，是第一年除学费外的临时收入。
- 后续经费来源：学费、膳宿费。
- 当临时捐款不足时，由学董（校董）代垫。初中完成时，垫款最多的是林连登和吕毓甫等。民国十五年至十八年（1926-1929年），许生理和陈民情垫款最多，各垫去六七千元。
- 政府资助与财务状况：
-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起：获得当地政府的甲等津贴费，每年约万元。
- 前两年（1935、1936年），陈教务长精密预算，每年可盈余四千余元。
- 近年来因用款浩大，本书出版当年（1937年）需要五万元，收支正好相抵。
- 未来展望：作者提出了一个梦想：等到祖国抗战胜利，月捐杂捐停止后，要发起“本校基金运动”。
- 效仿福建女学廖女士的“学生每日一分捐”办法。
- 具体设想：学生每日捐一分，教师每日捐两分。如果能实现，以千余学生、五六十教员的规模，每日可捐得十余元，每月数百元，每年数千元，十年二十年后，“本利至少可得数十万元”，足以作为基本金。作者相信“事在人为”，并非“梦想”。
第六章：毕业生 本章概述了钟灵学校毕业生的数量，并特别强调了他们的职业去向和杰出成就，以及校友会的成立与贡献。
- 早期毕业生：
- “国民班”毕业生人数和姓名已无从查考。
- 高小第一届有林春汉等十二人，第二届有陈再安等七人。
- 中学开办后：
- 高小毕业共十五次，总计九百四十余人。
- 初中毕业共十三次，总计四百余人。其中第三次人数最少，仅四人；第十一次人数最多，达八十余人。
- 毕业生去向与成就：初中毕业生的现状尚未统计，正在调查中。
- 大体而言，高中试办前，升学的学生是少数。
- 大部分毕业生担任教师，小部分服务于工商界和报馆记者。
- 杰出人才：
- 陈再安：留学意大利，获得制造飞机学士学位。
- 梁锡安：专攻电科，升任马来亚电厂工程师。
- 叶遂安、陈德明：考入航空学校，立志报国。
- 投考剑桥八号位（Cambridge Senior Local Examination）和祖国大学或军事学校的，录取率常超过半数。
- 此外，潜心文艺和蜚声商界者亦大有人在。
- 校友会与社会贡献：
- 民国十九年（1930年）四月间：钟中校友会成立，并发行**“钟灵”月刊**。
- 近期在太平、古打等地教育界服务的毕业同学，也先后组织了钟中校友分会。
- 他们在社会事业和救国工作上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
- 教育家评价：某教育家曾评价：“钟中学生真正的成绩，不在考卷上而在社会上；不在争一日之短长，而在多方面的发展”。作者认为此乃“知言”。
第七章：学校组织 本章详细介绍了钟灵学校的组织架构，包括校董会、校内行政及各种会议，展现了学校治理的演变和特点。
- A. 校董会（School Board）：
- 小学时代：校董会设总理、协理、信理员等职衔。每年选举正副总理各一人，财政一人，查账一人。协理人数不定，信理员则规定为十二人。首任总理为林如德先生（尽管陈新政先生多次被推选，但因特殊原因每次都辞谢）。
- 初中部成立时：增设名誉总理二人，司理一人；协理扩大至四十一人。
- 民国十三年（1924年）：增设正副监学各一人，并有不设名誉总理的时期。
- 民国十五年（1926年）：又增设名誉总理四人，校董扩大至六十人。
- 民国十八年（1929年）起：改为“委员制”，规定委员六十人。推选正主席一人，副主席二人，总务二人，财政一人，查账一人，监学二人，共九人为常务执行委员。中学首任正主席为许生理先生。
- 校董会的组成与职责：小学董事会由阅书报社同人当选为学董者组成。中学董事会则由侨众赞助人大会产生，每年改选一次，可连任。中学早期，校长（教务长）由正总理聘请。民国十三年（1924年）起，教务长的聘请改由赞助人大会公决。常务委员会的职责是督同教务长办理学校行政，并任免教职员。（董事部有意在明年恢复校长制）。
- B. 校内行政（Internal School Administration）：
- 分为教课、事务、舍监三处，均酌设助理员。
- 民国二十年（1931年）：初设教务处。
-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陈教长回国参加侨校教职员讲学团后，教务处改为教课处。
- 每级设导师一人或二人；各科均设主任一人。
- 事务主任：初期由书记兼任。**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方改此种兼职。
- 舍务主任：**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开始设置。
- C. 各种会议（Various Meetings）：
- 记录缺失：小学时代和民国十九年（1930年）以前的会议记录已全部遗失，原因不详。作者曾凭个人记忆勉强编成“九年来大事表”。
- 民国二十年（1931年）后：各种会议渐多，记录也特别详细。
- 校内会议：
- 董教联席会议。
- 全体教职员会议。
- 教课会议。
- 各学科会议。
- 舍务会议。
- 会议频率：根据性质和需要，或每学期、每季、每月召开一次，或在学期结束和开始时各开一次。
- 各种小组织：
- 小学时代：体育组、贩卖部、学生银行、音乐组等。
- 初中开办后：取消贩卖部、学生银行等。
- 民国二十年（1931年）后：成立体育部，包含各种球队、远足队、游泳队、爬山队。
- 其他：国语练习会、英语练习会、各级读书会、阅书会、音乐组、话剧团等。
- 中学毕业班：由教师领导组织旅行队，到外地参观考察，吸收校外经验。
- 寄宿生：设有进修会。
- “八一三”事变后：组织国难宣传会。
- 在法律范围内：教师领导组织青年服务团，内分音乐、话剧、劳动、研究、出版五股，每周出版壁报一次。近期因“环境关系”（可能指日军侵华后殖民地政府的审查压力），一律停止活动。
- 本书出版学期：又组织了一个铜乐队。
第八章：体育 本章详细阐述了钟灵学校在体育教育方面的理念和成就，强调了从“竞赛”到“普及”的质的转变。
- 体育理念的转变：
- 过去体育界：只注重选手的竞赛，团体操不大有人注意。
- 民国十四年（1925年）五月：学校首次课余运动会，竞技和团体操并重。
- 体育竞赛成就：
- 民国十七年（1928年）：参加第一次全槟华校联合运动会。
- 自民国十九年（1930年）起，历届联运总锦标都为钟灵学校所得。
- 球队屡次奏捷。
- 赖生安代表槟榔屿出席全国运动会，获得跳远锦标。
- 历次马华联运，学生也获得不少奖品。
- 核心目标——普及：学校提倡体育的目的不在此（竞赛成绩），而在于“普及”。
- 国术教学：绝对应用教育原理，从肢体达到内脏，从外部达到内部，使四肢百骸、五脏六腑均齐发达，革除以往偏重一面或外重内轻的弊病，造就“动作的普及”。
- 社群体育推动：利用学校体育促进社会体育，使每个学生、每个侨胞在平日都能注意适宜的运动，造成健全的体格，为“救亡”做准备。这被称为**“推行的普及”**。
- 质的改造：作者指出，表面看这些是量的扩大，实际上“质的改造，就在它的联贯中展开了”。这是体育部的新设计。
第九章：学科 本章重点介绍了钟灵学校在学术领域，特别是国文、化学和逻辑学方面的教学改进，体现了学校对教育质量的追求和创新。
- 过往学科改进：
- 顾教长祥麟：注重英文。
- 黄教长照青：提高算学。
- 唐教长桐侯：加理化一科。
- 这些都是从“质”的方面着眼。
- 国文教学革新：
- 小学开办时（民国六年，1917年）：教科书均用文言文编写。
- 五四运动后：才逐渐推广语体文。
- 中学增设之初：仍一律用文言文教授。
- 教师们认识到用“古代死语”强迫学生学习，在教学双方的时间和精神上都太不经济，且会荒废其他学科的学习，这是教育上的重大损失。
- 自民国二十年（1931年）起，学校毅然决然地在初中以下（含初中）一律改授语体文。高中也逐渐减少文言文的篇数。
- 作文和答卷：概以语体文为主。
- 强调：平时对语法的校正、名词的熟习，特别注意，力求避免遗老式和书牍式的死腔，防止模仿洋八股式的温调。
- 结果：学生才对阅读产生兴趣，表达达意容易，并有余力研究自然学科。这被认为是国文教学的一大改进，“值得大书特书”。
- 化学教学实践化：
- 以往：因无实验室，学生没有化学实验。
- 民国二十年（1931年）：得到当地政府资助，在旧校舍建成考验室。又获祖国教育部奖给理科仪器全套（后让予福建女校）。
- 新校舍：前面又建了一座科学馆。学生分组进行实验，药品也节省使用。
- 结果：学生都能参与理科实验，从以往的“呆板的书本教育”，一变而为“活的自动研究”。
- 逻辑学教学的创新与现实意义：
- 中学部：虽无“论理学”课本。
- 许多先生：在教学中遇到需要纠正学生思想时，会尽心说明逻辑的应用。
- 近期：因世事加剧，社会情形复杂多变，日常生活变幻莫测，青年常误入歧途。仅靠形式逻辑、归纳论理学甚至数理哲学仍不足够，难以解释清楚或应用于实际。
- 转变：从“静的逻辑”转向“动的逻辑”，排除观众论和机械论的因素，引导其走向“科学化的‘时中’论”。
- 师生谈话：常加深切指导。
- 优秀学生：除掌握传统逻辑三定律外，还能将最新发现的诸原则用于分析和综合研究，养成正确思想，在实践中追求生活的真意义。
- 抗战期间：尤为关键，观察时局、认识环境、华侨青年应有的态度，非应用新知识不足以得到正确概念，并寻求救亡图存的路径。
- 结论：思想改进是新启蒙时代的必然趋势，教学者不过是“因势利导”罢了。
第十章：训育 本章详细阐述了钟灵学校的训育方针、校训演变以及实际效果，强调了其在学生品德培养和纪律管理方面的成就。
- 校训的演变：
- 小学时期：王存统校长亲书“公正勤朴”四大字为校训，刻于木板。
- 顾教长祥麟：改为**“诚爱”二字**。
- 唐教长桐侯：另订校训**“整洁”二字**。
- 陈教长充恩：扩展为“十大信条”。
- 训育实践：
- 师生全体：平日一律穿着制服。
- 全体教职员：均负训育责任。
- 每周：举行升旗礼和周会，实施全体训话。
- 作者认为，这些看似量的增加，其实都是讲求实际的。
- 训育效果的证明：
1.
学生自修纪律：学生自修时，即使无人监督，也能安静无哗。校外宿舍和学生寓所也是如此（基于教职员私下察访的报告）。
2.
来访者印象：某团体参观新校舍时，教职员恰好外出，学生主动陪同参观，有问必答，使来访者非常满意。
3.
考察家评价：某考察家在其笔记中写道：“钟中校序之佳，为南洋各校之冠”。
4.
救亡工作投入：抗战以来，募捐次数不计其数，无人不踊跃参与。仅救国公债一项，总数一万五千数百元中，学生认购已超过三分之二，打破全马华校纪录。
5.
清洁运动：学生主动发起清洁运动，组织纠察队，协同教师维持全校秩序。
6.
社会评价：社会上常听到“钟灵学生有礼貌”。
7.
提学司印象：近期提学司来校参观并参加周会，临走时对同事说：“此行留下了一个很好而最深刻的印象！”。
- 学校自省与未来展望：
- 学校同仁并不以此满足。
- 仍有不足之处：
- 符号练习（即“脑的练习”）：与国内学校不相上下，甚至更好。
- 手的练习（实践技能）：仍落后很多。
- 毕业生出路：目前主要限于教师和书记，未来可能会有问题。
- 科学根底：仍嫌浅薄。
- 各项技术：不足以供应抗战时期的需要。
- 未来发展方向：学校当局竭力主张在学科之外，还要练习各种技能。例如：急救、消防、防空、防毒、汽车驾驶维修、童子军训练等，在可能范围内择要先行。
- 同时要加强自然科学的基础。如果经费许可，甚至在学校中附设小规模的“工艺场”，为“独立鞋会社化的生产教育”打基础，同时增加抗战力量。
- 陈教务长也正在拟定高中及投考剑桥的分班指导办法，将与董教两部商议执行，以求最短期间实现。
- 最终愿景：使学生“心手并用，粗细都来”，平时是“富有常识和办事能力的青年”，战时则变成“敢作敢为保障和平的斗士”。届时，不仅量的方面大加扩充，质的方面更是“飞跃的发展”。作者期待将此记录为校史上“最精彩之一页”。
历届校董部常务委员名录 这一部分提供了从民国六年（1917年）到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学校校董会主要成员的详细名单，包括正副总理（后改为正副主席）、财政、查账、司理、监学等职位的任职情况。这份列表是学校早期管理层的重要历史档案，反映了学校决策层的稳定与变动。
诗歌选辑 资料中穿插了一些诗歌作品，如“书感四律”、“时局杂感四律”等，作者多为“起予”（汪起予）和“管震民”。这些诗歌不仅展现了教职员的文采，也反映了当时国家面临的抗战时局，以及侨胞对祖国的深切关怀与救亡图存的决心。例如，管震民的诗歌中表达了对日本侵略的愤慨、对汉奸的批判、对红军抗战的赞颂以及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坚定信念。另有游太平湖等写景抒情的作品。
退任教职员一览表 与 现任教职员履历表 这些列表提供了学校师资队伍的详细信息。
- 退任教职员一览表：记录了离职教职员的姓名、字、籍贯、职务、任职年月和退职年月，并附有备注（如“已故”）。部分小学时代的数据已无从查考。
- 现任教职员履历表：则列出了当时在职教职员的姓名、年龄、籍贯、学历经历、职务及入校年月。这些列表是研究学校师资构成、教师流动和地域背景的重要资料。
本校七年来大事记 这是资料中最为详尽的部分，以编年体记录了**从民国二十年（1931年）到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钟灵学校的日常活动、重要事件、对外交流以及与时局的互动。大事记涵盖了以下方面：
- 学校管理与行政：如教务长到校视事、教职员会议、学期始业与散学、学年考试、新生入学试验、校董会会议、经费筹措与津贴等。
- 设施建设与改善：如理化实验室落成礼、图书馆和科学馆的捐建与规划、新校舍的动工与搬迁、宿舍及厕所的建设与开放等。
- 教育教学活动：如国英语研究会、国语演讲竞赛、学科会议、英文补习班、剑桥考试报名与成绩、体育运动会（如全槟华校联运）、国术表演、游泳比赛、爬山比赛、教师节庆祝、校刊出版等。
- 社会互动与爱国行动：如接待各地来访者（包括政府官员、教育界人士、学者、侨领等）、参与赈灾募捐（如赈济祖国水灾、东北难民）、支持抗战（如募购救国公债、捐献雨衣胶鞋给前线将士、组织国难宣传会、青年服务团等）、抵制日货、与侨团合作等。
- 时局影响：资料中多次提及殖民地政府对华人学校的审查和警告，尤其是在抗日宣传方面的限制，这反映了当时华校在争取教育自由和表达爱国情怀时面临的复杂政治环境。
教职员中英文文章特辑 这一部分收录了几篇由教职员撰写的专题文章，为我们了解当时的学术思想和社会议题提供了独特视角。
- 从经济上观察南洋的地位（作者：刘士木）：
- 南洋定义与资源优势：文章详述了南洋（东南亚）的地理范围，强调其热带气候带来的**“无限天惠资源”，如高温、强光、丰富湿度和肥沃土壤。指出南洋拥有便利的交通、发达的基础设施，以及一亿两千余万土人的廉价劳动力**，是理想的企业投资地。
- 主要产业：详细列举了南洋主要的农矿产品及其在全球的产量占比，例如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的树胶产量占世界百分之八十五；爪哇的金鸡纳皮和菲律宾的麻绳麻产量各占世界百分之九十；锡米产量占世界百分之六十；煤油产量占世界百分之三（排名第六）。这突显了南洋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原材料供应地地位。
- 消费市场：指出南洋工业尚处于幼稚阶段，各类制品、半制品、日常用品和机械器具主要依赖欧美进口。即便居民生活简单，每年进口额仍达二十五万万元以上，因此南洋不仅是热带产品供应地，也是世界商品最大的消费市场。
- 南洋华侨：详细统计了当时（1929-1938年）南洋华侨的人数分布，总数达到五百多万人。作者强调华侨对南洋开发贡献巨大，但随着全球经济恐慌，他们面临当地政府的压迫和驱逐，导致失业移民回国，加剧了祖国的社会不安，成为一个“值得国人注意的严重问题”。
- 中国与南洋贸易：
- 贸易政策：除法属安南外，多数南洋属地采取“机会均等”或限制较少。
- 日本商品倾销：日本商品凭借技术、运输优势和政府贬值政策，在南洋市场占据主导，特别是棉布一项，日本货占总进口额（一万九千万元）的一万万元以上，甚至英国也无法匹敌。
- 中国商品面临挑战：中国货成本高于日本货，虽然能与欧美货竞争，但仍受制于日本货。作者分析了成本高的原因：一是中国政府缺乏对海外贸易的保险和便利支持，且无海外商轮，运输受外商操纵甚至日本人压迫；二是中国商人“各行其是”，缺乏考察和推销的集团力量，甚至互相嫉妒。
- 未来展望：作者认为，如果中国能改善上述两点，国货价格就能与日本“粗制滥造”的商品竞争。同时，五六百万爱国侨胞可为国货努力推销，有望超越日本货。强调“中南贸易”是中国出口贸易的“唯一生命线”，呼吁国内工商界降低成本、提高品质。最终的成功，则有待抗战胜利后，政府与国内外同胞共同努力。
- 爱因斯坦的宇宙观（作者：王世毅）：
- 本章旨在介绍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将其视为20世纪思想界的两大革命之一，打破了牛顿时代“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的传统观念。
- 文章提及爱因斯坦于1905年发表的“论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引入了狭义相对论原理，以及1915年发表的“普遍相对论提纲”。
- （注：此文内容在资料中中断，并与后续关于马来人的内容混淆，可能存在排版错误或资料缺失，无法提供完整评述。）。
- 马来人的文学（作者不详）：
- 本章探讨了马来人的生活习性和文学特点。马来人重视基本生活，满足于温饱，不追求安乐的物质生活，乐于游戏或虔诚崇拜阿拉。
- 强烈的乡土情结：他们很少远离家乡，谚语有云：“虽然他乡下得满天的金镑，食己的纭里姚跃着利刃和长抢，家仍旧是较好的。”。他们只须照顾好家庭，对世界一切都不在意。
- 文学形式：除了小说、历史、诗歌和谚语，马来人还有民间故事，分为解释万物起源的奇特故事和寓言笑话两类。这些故事反映了早期马来人朴素的思想和轻易的迷信。
- 文化交流与文学发展：随着与其他民族的接触，马来人吸收别国文化，文学随之变革。一些受英国教育的马来人翻译了许多西洋名著。印刷术的发展使得文学作品得以广泛传播。普及教育培养了新一代马来人，使他们重新欣赏本民族文学，去除弊端，创建新的进步文学。他们不再是“椰树下的青蛙”，而是积极追求新知识、力图在世上生存的民族，他们的前途和文学将无限光明灿烂。
- 马来半岛的土番（作者：周玖威）：
- 地理与环境：文章开篇介绍了马来半岛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强调其原始森林密布、野兽横行、山岚瘴疠的特点。
- 土番（原住民）分类与历史：指出半岛土番种类繁多，通常分为塞来（Sakai）、沙盖（Semang）、野千（Jakun）三种，并进一步细分。作者指出，土番的历史因缺乏文字记载而难以考证，主要依靠外人的考据。有研究认为塞来是最早抵达半岛的民族，其次是沙盖，再次是野千。一些马来人仍是野千的后裔，至今仍说着简单的马来话。
- 社会组织与生产：
- 无政治组织，社会结构简单。每个部落唯一的领袖是巴丁（Batin），负责管理事务和调解纠纷。巴丁之下有助理。这些官员的任期不定，其设置需由全族公意而定，“合则留，不合则去”。部落内部无绝对的统治权或统治阶级。
- 简朴的社会规条：如“无故杀人者偿命”、“有意伤害人，须同样被伤害”、“窃物或侮辱人者罚款”、“屡次盗窃不改者处死刑”。这些规条虽简单，但在实践中很少有冤枉。
- 生产与经济：土番们自食其力，经济上占有极平等，无富者，亦无饿死之穷人。他们生活在山旁或河畔，过着简单的原始共产生活，享受自然乐趣。生产方式主要为狩猎、畜牧、种植。他们也与马来人进行物物交换，主要需求是米、盐、香料等。因技术所限，铁器、缴网等需外人供给，这促使他们与外界接触，并导致部分土番被同化。
- 家庭组织：极为简单，通常不超过七人，建立在父系制度上，以男性为中心。父亲负责生产，女人负责家务和育儿。财产极少，且人人吃苦耐劳。家长死后，遗产按照家属人数平均分配，绝无争执。多实行一夫一妻制，夫妻间有离弃权，通奸者可能被处死。婚姻需双方家长同意，有聘金嫁妆。孤儿寡妇由亲戚抚养。
- 习性：与普遍认为的凶悍不同，作者认为土番真诚纯朴，远超现代文明人。
- 真诚热情：弗洛伊德的书称土番有天赋的优良性情，温和善良，受恩不忘。山中绝少盗窃、劫掠、欺诈之事。
- 独立合群：在生活中养成独立精神，“不求人，亦不拒绝人的要求”。部落内无贫富阶级之分，遇事族人自动帮助。
- 刻苦耐劳：为生存而刻苦耐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 骄傲：独立自主，不愿无理受人约束，也不肯长期供人驱使。
- 日常生活：
- 衣：半岛气候温和，对衣物需求不高，落后部落仅以树皮或树藤围身。近马来村的土番懂得交换布匹衣服，青色最受欢迎。衣服不洗涤，破损才丢弃，不介意脏污异味。
- 食：以芋类为主，辅以山中果实。懂钻木取火烤肉，但多生食。主要肉食为鹿、虎、蛇、野猪。谷物多为玉米和米。餐时以芜叶为碗，椰壳为水杯。
- 住：少数住山洞，其余多为简陋茅屋。游牧部落无固定住所。屋内常燃火堆，烟熏火燎，污秽不堪。
- 装饰与武器：除衣服外，戒指也是重要装饰品，多为铜、银、玻璃材质。手镯最贵重，多为交换所得。
- 武器：弓箭、标枪，箭尖和枪尖常涂毒药。部分土番也用马来刀。
- 吹筒（“吹倚”）：沙盖族的特有武器。竹管制成，前端大如小指，后端粗如鸡蛋，毒弹迅速射出，鸟类中弹即死，猴子数分钟内跌落。
- 宗教信仰与传说：无固定宗教，仅自然崇拜。部落中经验丰富的老者被尊为巴望（Pawang），被认为懂医术和鬼法。相信无数妖魔和动植物的冤魂神，人可变虎豹，野兽亦可化身成人。屋外常悬挂灯笼和多孔椰壳以迷惑鬼神。传说多神怪离奇。
- 风俗习惯：
- 生：重男轻女。新生儿需在河边洗礼，回屋后在火堆旁环绕数圈，数天后取名，多以植物、花草或颜色命名。
- 老与死：提到土番食人风俗：仅限于少数部落无能的老者，且已不常见。拉夫尔斯（Raffles）的记载中提到，老人自愿上吊树上，族人围跳舞唱歌，待其坠落后分食。
- 病：生病请巴望给药或作法驱邪。少生病，但一病就很严重。死亡率高，天花最可怕，一旦有人得天花，全村迁居，病人被抛弃。
- 死：丧礼简单，死者沐浴后用布包裹，由家属掩埋于浅坑。生前用物随葬。部分土番实行火葬，将死者连房屋一同焚烧。
- 结论与保护呼吁：土番的生活方式背离人类生活原则，种族间很少有古稀之人，寿命短暂，死亡率高，人口日益减少。外人砍伐森林，开辟荒地种植树胶椰子，导致土番区域逐渐缩小。他们受外人歧视，缺乏生活技能，难以融入文明社会。作者呼吁马来亚联邦当局制定法律，划定保留区域，使他们有固定生存境界，并由官员处理，逐步开化。这被视为从宗教和人类立场看，“急需的一种要务”。
- 马来半岛中的主要植物（作者：高中二）：
- 本章简要介绍了马来半岛的植物资源。由于地处赤道且环海，其植物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其生产极为丰富，如胶树和椰子等可谓“满山满谷”。
本校初中部历届毕业生名录 本部分详细列出了钟灵学校初中部历届毕业生的姓名、籍贯和毕业年龄，从第一届（民国十四年，1925年）到第十三届（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这些名单为研究学校生源地、学生年龄构成以及毕业生后续发展提供了基础数据。
总结
这份文献是一部兼具史料价值和教育反思的综合性资料。它以钟灵学校的发展为核心，详细描绘了学校从小学到中学的创建、扩建、管理模式的演变，以及其在师资建设、学制改革、经费筹措和训育理念上的努力。学校在抗战时期积极参与救国运动，其师生爱国热情高涨，体现了南洋华校的独特历史使命。
同时，文献中的专题文章和大事记，拓宽了视野，提供了对20世纪30年代南洋社会经济、文化及原住民状况的宝贵洞察。刘士木先生对南洋经济地位和华侨困境的分析，周玖威先生对马来半岛土番生活习性的细致描绘，都展现了当时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思考。特别是关于中国与南洋贸易的分析，揭示了华商在国际贸易中的劣势，并提出了提升国货竞争力的策略，反映了那个时代民族工业自强不息的呼声。
然而，文献也存在一些小问题，例如《爱因斯坦的宇宙观》一文内容的不完整和混排，这可能是资料整理或印刷上的疏漏。尽管如此，这份资料仍然是研究海外华人教育史、南洋社会史以及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参考，它不仅记录了一所学校的成长，更折射出了一个时代、一个群体为了民族生存和发展而奋斗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