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看成岭侧成峰

  拜的不是神，是一块站得住脚的土地 在许多外人眼中，香工拜大伯公，似乎只是行业里的一种 “ 老习惯 ” 。但若从民俗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这种信仰并非迷信残留，而是一种极其现实、也极其清醒的选择。 香工所从事的，是一种高度依赖 “ 地方 ” 的工作。他们的生活、劳动、住宿，往往集中在同一空间之内。对这样的人群而言，最重要的不是远方的前途，而是脚下这块土地能否安稳；不是飞黄腾达，而是日复一日不出意外、不遭横祸。在这样的处境中，大伯公作为地方守护神，自然成为最贴近现实需求的信仰对象。 与求财、求名的神明不同，大伯公在民间信仰中并不以 “ 改变命运 ” 见长，而是负责 “ 维持秩序 ” 。他守的不是个人的运气，而是一方之地的平安；保的不是某一个人的成功，而是一群人的日常。正因为如此，大伯公的祭拜往往以集体形式出现 —— 公司拜、行业拜、乡亲一起拜。这是一种 “ 我们要一起平安 ” 的信仰逻辑，而非 “ 我想比别人更好 ” 的个人愿望。 对早期移民社会而言，这层意义尤为关键。许多香工离乡背井，在异地没有祖坟、没有宗族，也缺乏社会保障。大伯公在这里扮演的，其实是一种 “ 土地认同 ” 的角色：当香炉被点起，当香火持续不灭，意味着这群人在这片土地上被接纳、被承认、被允许留下来讨生活。这不是超自然的想象，而是一种心理与社会层面的安定机制。 因此，香工重拜大伯公，拜的并不是神力本身，而是一种 “ 可持续的生活状态 ” 。他们不求奇迹，不问来世，只希望日子能继续下去，工作能照常进行，人与人之间不要出事。某种意义上，这正是最朴素、也最人性的信仰形态。 在现代社会里，我们或许不再需要用香火来确认归属感，但香工与大伯公之间的关系，提醒了我们一件事：信仰从来不只是关于神明，而是关于人如何在不确定的世界中，为自己找到一块站得住脚的地方。

  从“校长单打独斗”到“专业共同体”——华文独中校长会的时代意义 华文独中向来被视为华教体系中最具生命力的一环，而校长，则是这股生命力的关键枢纽。近日，“华文独中校长会”正式成立，并推举张永庆博士出任首届会长，标志着独中校长群体从各自承担重任，迈向制度化、专业化协作的重要一步，其象征意义与实际影响，值得教育界深思。 长期以来，独中校长身兼数职：既是行政管理者，也是教育理念的实践者，更往往是学校文化与精神的守护人。在少有系统性支持与同行交流平台的情况下，不少校长只能凭个人经验与热忱摸索前行。校长会的成立，正是对这一现实困境的积极回应。 从定位上看，校长会并非行政层级的“上对下”组织，而是一个横向连结的专业平台，扮演连接董事会、教师、学生与家长的重要桥梁。其目标不止于协调事务，更在于凝聚校长的专业力量，共同推动独中教育品质的提升，并延续华教长期以来所珍视的价值与精神。 其中，最具前瞻性的构想，莫过于“师傅校长”辅导机制的提出。通过由资深校长引领新任校长，以“经验传承、同行陪伴”的方式协助其适应岗位，这不仅有助于缩短新校长的学习曲线，更能避免宝贵的办学经验随着个人退休而流失。这种以人为本的专业传承模式，正是独中教育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校长会所提出的五大核心功能——专业深造、经验共享、应对教育议题、对外联系及扶持新秀成长——恰恰回应了当前教育环境的快速变化。在教育改革浪潮与社会期待不断提升的背景下，单一学校已难以独自应对复杂挑战，跨校合作与集体智慧，将成为未来的必然趋势。 当然，组织的成立只是起点。校长会能否真正发挥影响力，关键仍在于其是否能持续倾听基层声音、落实专业支持，并在坚持华教核心价值的同时，勇于面对时代转型所带来的新课题。 总体而言，华文独中校长会的诞生，不只是一个新组织的出现，更象征着独中教育治理迈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当校长不再只是孤军奋战，而是成为彼此支持、共同成长的专业共同体，华文独中的未来，也将因此更稳健、更有力量。

  九年之后，我们仍在问：真相为何如此遥远？ 九年，是一段足以让孩子长大的时间；九年，也足以让一个家庭在等待中逐渐耗尽力气。 许景城（Pastor Raymond Koh）失踪案走到今天，家属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不是愤怒，而是——“我们很想他”。这句话的重量，远比任何控诉来得沉重。它既是情感的表达，也是制度困境的注脚。 2017年2月，许景城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掳走。闭路电视画面清晰，行动过程近乎军事化，车辆配合、路线精准。然而，九年过去，案件真相依旧悬而未决。公众所能看到的，是一次次调查启动、一次次结论模糊，以及一次次家属的奔走与追问。 失踪案件最令人不安之处，不只是“人不见了”，而是“答案不出现”。当时间越拉越长，司法程序越走越慢，社会信任就越被消耗。对一个法治国家而言，这种消耗是无形却深刻的。 家属在记者会上说，希望继续调查，不要让案件沉寂。这种坚持，本身已是一种对制度的提醒——真相不应依赖家属的意志力来维系，更不应成为舆论热度的附属品。若真相只能在聚光灯下前行，那么一旦灯光转暗，公义是否也随之退场？ 此案牵涉的不仅是一名牧者的安危，也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悲伤。它关乎国家如何面对强制失踪的指控，如何回应公民对透明与问责的要求。若一个人在公共空间被带走，而多年后仍无法厘清责任归属，那么社会所面对的，不只是个案疑云，而是制度信心的裂痕。 在民主社会，调查并非施舍，而是义务；交代不是恩典，而是责任。无论案件最终指向何方，持续、独立、透明的调查过程，都是重建信任的唯一途径。否则，时间只会让疑问更深，让猜测更广。 九年，是一个家庭漫长的等待；对国家而言，却是一次关于法治承诺的长期考验。 当家属说“我们很想他”时，这不仅是一句私人情感的表达，也是一种公共呼声：一个人消失在我们的社会里，不能成为常态；一个案件悬而未决，不能成为习惯。 真相或许迟到，但不应被遗忘。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还有足够的决心，让它出现。

  大马不会没猪肉吃 在一场新春团圆饭上，交通部长 陆兆福 公开表示：“马来西亚不会没有猪肉吃。”这一句看似生活化的保证，迅速在社交媒体上流传。表面上，这是对雪兰莪养猪政策调整所引发疑虑的回应；但从公共治理角度来看，它所折射的，其实是更深层的政策沟通与社会信任问题。 首先，必须厘清一个基本事实：地方政府对养猪业的规范，多半涉及环境标准、土地使用规划、排污处理与产业结构调整，并不等同于“取消产业”或“禁止供应”。在现代农业体系下，猪肉供应链并非单一州属决定，而是跨州甚至跨国流通。换言之，从产业结构逻辑来看，“全国没有猪肉”本身就是一个极低概率的情境。 然而，政策讨论往往并不在专业层面停留。养猪业在马来西亚具有一定的族群象征意义，当政策讯息不够清晰、解释不足或节奏滞后时，便容易被简化为“权益是否被削弱”的焦虑。此时，原本属于产业管理与环境治理的问题，便迅速转化为身份与情绪议题。 这正是当前公共治理面临的挑战之一：在资讯高度流通的环境中，政策本身未必最先抵达公众，情绪却往往先行扩散。谣言与误读填补了资讯空白，而政府部门则被迫以更具象、甚至口语化的方式回应，以稳定社会观感。 从另一个角度看，部长的表态也体现了一种政治现实——民生议题的象征意义远超其产业规模。饮食并不仅仅是消费选择，它牵涉生活方式与文化认同。因此，任何与饮食相关的政策调整，若缺乏充分说明，都可能被过度解读。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会有猪肉吃”，而在于制度如何建立稳定的沟通机制。政策制定单位若能在调整前公布数据、解释目标、说明影响范围，并建立持续对话渠道，社会焦虑自然会下降。反之，若资讯发布滞后，便难免需要政治人物以保证式语言补位。 成熟的公共讨论，应当回到三个层面：第一，养猪业的环境与卫生标准如何提升；第二，产业转型是否兼顾业者与消费者利益；第三，如何确保非穆斯林群体的饮食自由在法律框架下获得保障。只有在这些结构性议题上展开理性对话，社会才能避免在每一次政策调整时重复同样的情绪循环。 “不会没有猪肉吃”是一句安抚式回应，却也提醒我们：当一个社会需要以饮食供应作政治保证时，真正需要强化的，或许不是供应链，而是信息透明度与制度信任。

  新民独中启动“五一义卖会” 放眼筹25万教育基金 在北马城市亚罗士打，亚罗士打新民独中日前启动2026年度“五一义卖会”，放眼筹募25万令吉教育发展基金。这类新闻在华文报章上并不罕见，却值得放在更长的历史与制度脉络中，重新理解其意义。 首先，这是独中长期财政结构的一种常态呈现。不同于完全由政府承担经费的国民学校体系，独中经费来源多元，却也因此高度依赖社会筹募。义卖会并非偶发性的“补洞行动”，而是一种制度化、周期性的财务安排。每年设定明确目标，通过售卖固本、乐捐卡、设置募捐箱等方式动员社区资源，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资本向教育资本的转换机制。 其次，29年的持续举办，说明义卖会早已超越单纯筹款功能，而成为地方社会的公共仪式。它把“支持华教”从抽象口号转化为具体行动：购买一张固本、投下一笔善款、在街头遇见穿校服的学生。这样的互动强化了学校与社区之间的情感连结，也维系了地方华人社会对教育自主性的认同。 值得注意的是学生的参与角色。新闻强调，所有外出募捐的学生都会穿着整齐校服，佩戴校方识别信件。这不仅是出于透明与安全考量，更是一种象征性的社会化过程。学生在公共空间中代表学校与华教形象，学习如何与社会沟通、承担责任。对独中而言，这既是筹款策略，也是价值教育的一环。 然而，从另一个层面看，这样的常态化筹款，也反映出独中制度仍处在“半公共、半民间”的夹层位置。教育发展基金需要通过年复一年的社会动员来填补，显示制度保障仍有边界。社会支持固然可贵，但当教育发展高度依赖义卖与募款，其可持续性与风险分担机制，也值得进一步思考。 “放眼25万”既是具体数字，也是象征性宣示。它提醒社会：教育从来不是抽象理念，而是需要资源投入与制度安排的现实工程。义卖会所呈现的，是一套由地方社会长期承托的教育模式；它既体现华社凝聚力，也揭示教育治理结构的现实处境。 在掌声与动员之外，或许更值得追问的是：当这种动员成为常态，我们是否也应同步讨论，如何在制度层面，为教育发展建立更稳定、可预测的支持机制？这或许才是“五一义卖”背后，更深层的公共议题。

  【 35 年后，他还记得那天清晨的电话】 1991 年 12 月 29 日，清晨 7 点。 一通电话，把萧光麟从家中叫醒。 电话那头说：柔佛古庙外的围墙，被推倒了。 他赶到现场时，看到的是一片狼藉 —— 古庙围墙已被拆除，风雨圣者亭不复存在，老树倒下，神像被移走。推土机还在现场，执法人员正在施工。 那一天，不只是几块砖瓦倒下。 那是很多新山人心里，一段集体记忆被推翻的时刻。   很多人今天熟悉的 “ 柔佛古庙游神 ” ，早已是南马最重要的华人文化盛事之一。 但你知道吗？ 在 2000 年之前，其实并没有所谓的 “ 游神歌 ” 。 游神是一场传统仪式，却没有一首真正属于它的主题曲。 直到后来，医生出身的萧光麟，因为那段经历，把记忆写进旋律里。 他说，那天清晨赶到现场时，脑海里其实一片空白。 后来几年，他始终无法忘记那一幕 —— 围墙倒下、风雨圣者亭被拆、百年空间被改变。 对他来说，那不只是 “ 拆迁事件 ” ， 而是一个地方文化如何在城市发展中挣扎求存的缩影。   更少人知道的是 —— 风雨圣者亭，并不只是古庙的附属建筑。 根据记载，它在 1991 年以前并不属于古庙原有体系，而是一座历史更早、独立存在的庙亭。 围墙上曾写着 “ 风雨圣者 ” 四字，门联是 “ 庙镇东南福长在，门对江山万象新 ” 。 这些字，如今只存在照片里。 一张 35 年前的旧报纸照片，记录了神像被抱离现场的画面。 那张照片后来成了很多人理解那段历史的关键影像。   有人会问： 为什么要在 35 年后，再次提起这件事？ 也许答案很简单。 因为地方文化从来不是理所当然存在的。 它之所以 “ 还在 ” ，往往是因为有人记得、有人记录、有人写下来。 游神歌的出现，并不只是为热闹添色。 它是一种回应 —— 回应那段曾经的失落， 回应一场关于空间、信仰与城市发展的拉扯， 也回应 “ 我们是谁 ” 的问题。   今天的柔佛古庙游神，万人空巷，声势浩大。 但在热闹背后，我们是否还记得 —— 它曾经历过怎样的转折？ 当城市不断更新，当旧空间不断被改写， 文化的存在，从来不是自动延续的。 它需要...

  📘 高中地理公开课教案 课题： Z 世代就业观与产业空间转型 （人文地理 × 经济地理 × 城市地理专题课）   一、课程基本信息 ●        学科：高中地理 ●        课型：案例探究课 / 人文地理专题课 ●        课时： 1 课时（ 35 分钟） ●        教学方式：新闻案例＋小组探究＋地理概念建构 ●        核心素材： Z 世代就业观新闻专题材料   二、课程标准对应 对应高中地理课程标准模块： ●        人文地理 —— 社会文化与人口行为 ●        经济地理 —— 产业结构与就业类型变化 ●        城市地理 —— 城市功能与新经济形态 ●        地理素养 —— 从现实案例解释社会经济现象   三、教学目标 ✅ 知识与理解 学生能够： 1.       说出 Z 世代就业观的主要特征 2.       理解产业结构升级对就业类型的影响 3.       认识数字经济对工作空间的改变   ✅ 过程与方法 学生能够： 4.       从新闻材料中提取关键信息 5.       建立 “ 就业观 — 产业结构 — 空间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