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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新生儿暴跌之后: 一场正在发生的人口现实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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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裔新生儿暴跌之后: 一场正在发生的人口现实考验 2025 年第四季,马来西亚华裔新生儿人数同比下滑 37% ,跌破 8,000 人。这并非短期波动,而是多年少子化趋势的集中反映。人口变化从来不是单纯的统计问题,而是一场将深刻影响社会结构与家庭选择的长期现实。 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教育体系。随着出生人口减少,部分地区的华校与中小学将不可避免面对学生来源不足的问题,合班、并校甚至关校将成为常态。然而,学生减少并不意味着竞争消失。优质教育资源将进一步集中,名校与普通学校之间的差距可能扩大。对家庭而言,教育焦虑并未减轻,只是从 “ 抢学额 ” 转向 “ 争资源 ” 。 其次,是房地产市场的结构性变化。少子化与人口老化并不会导致房价全面下跌,但会加速 “ 选择性淘汰 ” 。未来仍具价值的房产,多集中在城市核心区、医疗与公共交通完善的地段,单位规模较小、适合出租或老年居住。相反,新村老屋、偏远排屋及缺乏配套的住宅,将逐渐失去接手者。 “ 房子还在,人却不在 ” 的现象,可能成为不少家庭必须面对的现实。 在劳动力层面,出生率下滑使国家更依赖外来人口与外劳来填补缺口,移民政策趋向务实与开放。然而,这种结构调整并未减轻本地家庭的压力。与此同时,年轻华裔持续外流,寻找更稳定或回报更高的机会,使人口结构进一步重塑。社会层面看似 “ 有人 ” ,家庭层面的负担却不断加重。 就业方面,人口老化并不必然意味着机会减少,但确实改变了机会的性质。医疗、护理、老人服务及自动化相关领域将持续增长,而低附加值、依赖人力规模的行业可能逐步萎缩。未来职场的关键,不在于岗位数量,而在于个人是否具备不可替代性。 少子化带来的另一项长期影响,是家庭责任的集中化。独生子女家庭增多,使照顾父母与长辈的责任落在更少的人身上。传统 “ 养儿防老 ” 的假设,在现实中逐渐失效,而公共养老支撑不足,使家庭成为最后的安全网。这种结构性压力,正是许多家庭对生育持保留态度的重要原因。 华裔新生儿人数暴跌,并非单纯的价值观问题或个人选择结果,而是经济、制度与社会结构共同作用的产物。若仍以旧时代的家庭模型与人生假设来理解当前的生育困境,只会加深误判。 少子化不是一场即将到来的危机,而是一场已经展开的现实考验。真正关键的,并非对人口数字的情绪化忧虑,而是社会是否准备好,面对一个正在老化...

百年印记:谁在书写学校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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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印记:谁在书写学校的记忆? 一所学校走到一百年,本身就是一段历史。但当“历史”被整理、筛选、展示、命名,它就不再只是过去,而成为一种被建构的记忆。 “百年印记”的开幕,象征着中华女校完成了对自身百年历程的一次系统整理。展区中的时间轴、奖项陈列、校名更迭、珍贵照片与文物,都在告诉参观者:这是一段如何从小规模办学走到今日规模的奋斗史。这当然值得珍惜,也值得骄傲。 但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百年展览所呈现的“记忆”,是否等同于全部历史? 任何纪念性展览,都不可能完整呈现一百年的复杂经验。它必然经过选择——选择哪些人物值得被铭记,哪些事件值得被突出;选择强调成绩、荣耀与延续,还是也纳入困难、争议与转折。于是,“百年印记”不仅是历史的陈列,更是价值的表达。 华校的百年,从来不仅是教学成绩的累积,更是一种社区型教育的实践。它背后,是董事会、家协、教师与家长长年接力式的投入,是华社对文化传承的坚持。在这种结构下,学校既是教育机构,也是社区共同体的象征。因此,百年展览某种程度上也在强化一种集体身份:我们是谁?我们如何走到今天?我们要往哪里去? 然而,当记忆被庆典化、仪式化,它也容易趋向单一叙事——强调奋斗、坚持与成功,却较少触及制度环境的变化、教育政策的压力、世代价值的转型。若百年记忆只停留在“荣耀史”,它可能成为温情的纪念,却未必成为深刻的反思。 真正成熟的文化记忆,应当允许复杂性存在。它既肯定贡献,也保留疑问;既展示成果,也直面挑战。百年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提醒:过去的成功模式,未必自动适用于未来。 因此,“百年印记”的意义,不只在回顾,而在于它是否为下一阶段打开对话空间。它能否成为学生理解自身历史的起点?能否让年轻一代思考:华校在多元社会中的角色将如何转变?文化传承与时代变迁之间,又该如何取得平衡? 当展览落幕,真正的课题才开始。 百年的学校,不只是记忆的收藏者,更是记忆的创造者。而谁来参与书写下一段历史,或许比回顾过去更为重要。

一座礼堂,一部地方史:从《王者之堂》谈华社记忆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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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座礼堂,一部地方史:从《王者之堂》谈华社记忆的建构 柔佛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推出《王者之堂》,细考柔大王宫华族礼堂的历史沿革。这不只是一本建筑史或会馆纪念册,而是一种对地方记忆的整理与再确认。 华族礼堂,从来不仅是举办宴会与庆典的场所。它是社群协商、文化演出、慈善筹款、教育推动的空间,也是几代华人社会组织能力与公共精神的见证。许多地方史,往往不是写在宏大的国家叙事里,而是藏在这样的礼堂、会馆与庙宇之中。谁来保存?如何书写?决定了我们如何理解自身的来处。 当代社会讲求发展效率,城市更新不断加速。老建筑在重建浪潮中消失,社群记忆也随之断裂。与其等到拆除前才匆忙 “ 抢救式 ” 记录,不如主动整理档案、口述历史与文献材料,将零散的记忆系统化。《王者之堂》的意义,正在于此 —— 它尝试把会馆的活动轨迹、人物往来、历史变迁放入更长时段的社会脉络中,而不是停留在怀旧式叙述。 然而,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地方史的书写,并非中性的行为。会馆史往往由会馆成员主导,叙事容易集中于领袖人物与重大事件,而忽略基层参与者、女性角色,甚至不同阶层的声音。如何在肯定保存工作的同时,进一步拓展史料来源,使历史更立体、多元,是下一步必须面对的课题。 此外,出版史书不应只停留在典藏层面。若只是陈列于馆舍或赠送给特定人士,其公共性将大打折扣。地方史的真正价值,在于走入校园、走进社区讨论,成为青年认识本土历史的材料。唯有当更多人参与阅读、批判与再诠释,这段历史才会继续生长,而不是定格在纸页之中。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王者之堂》的出现,也提醒我们:华社组织如何在新时代定位自身?当传统会馆面对世代更替、参与度下降与组织转型的压力,整理历史既是一种回顾,也是一种自我审视。过去如何凝聚社群?今日还能如何发挥公共角色?这应是出版背后更深层的提问。 一座礼堂,可以是物理空间;一本史书,则是精神空间。前者承载活动,后者承载意义。只有当历史被认真对待、被公开讨论,它才不只是纪念,而是未来行动的资源。 地方史,不应只是怀旧,而应成为公共对话的起点。

笔墨之间,看见文化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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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墨之间,看见文化的延续 每逢新春,春联是最熟悉的节庆符号之一。然而,在印刷品随手可得的年代,亲手提笔写春联的场景,反而显得弥足珍贵。近日校园内举办的挥春活动,不只是一次节庆应景的文化展示,更是一堂难得的“文化课”。 当学生提笔写下“福”“春”“安”等字时,写的不只是字形,而是一种理解与认同。书法讲究起承转合,也讲究心静与专注,这正是快节奏学习环境中,学生少有的体验。透过一笔一画的书写,学生得以放慢脚步,与传统文化产生真实的接触。 文化的传承,从来不是口号,而是透过实践累积而成。与其在课堂上反复讲解文化的重要性,不如让学生在亲身参与中感受其温度。挥春活动所展现的,正是教育与文化并行的可能——让传统不再停留在记忆中,而是在年轻一代的笔下持续延伸。

吃萨琪玛 甜蜜过年 母女档家传制作 4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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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萨琪玛 甜蜜过年  母女档家传制作 40 年 四十年,一块萨琪玛,从母亲的手,交到女儿的手。 油温、糖浆、面团的软硬,全靠经验判断,没有配方写在纸上,却牢牢记在心里。 母亲年轻时,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每天天没亮就开火;女儿在一旁看、在一旁学,从帮忙到上手,不知不觉接过了这门手艺。如今,母女并肩站在灶前,一样的动作,不同的岁月,却有着同样的坚持。 甜的不只是点心,而是时间慢慢熬出来的情分。 这块萨琪玛,吃得到年味,也吃得到传承。

🐉 龙香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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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龙香从哪里来? 龙香 ,本质上是: “ 线香 × 龙的象征 × 华人民间信仰 ” 的结合体 它不是中国古代就有的 “ 标配 ” ,而是 在南洋华人社会慢慢演化出来的特色供香 。   🧧 第一层:香,本来就是 “ 通天 ” 的工具 在华人民间信仰里: ●        香 = 人与神明沟通的媒介 ●        烟往上升,象征 “ 把愿望送上天 ” 普通香只是一根线; 龙香把这个 “ 传递 ” 变成了一条 “ 路 ” 。   🐲 第二层:为什么一定是 “ 龙 ” ? 龙在华人文化里代表的不是怪兽,而是: ●        🌧️ 风调雨顺(农业社会很重要) ●        👑 权威、正气、守护 ●        🔥 阳气最盛的神兽 所以把香做成龙,意思是: 请 “ 最有力量的象征 ” 来护送你的愿望 简单说: 普通香像寄平信, 龙香像 —— 快递+保镖+贵宾通道 😅   🌏 第三层:南洋华人的 “ 在地创造 ” 重点来了 👇 在中国本土: ●        多见的是塔香、盘香、长香 ●        很少做成这种几米高、彩绘立体龙 但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这些地方: ●        庙会盛大 ●        新年、神诞要 “ 气势 ” ●        社群信仰很 “ 外放 ” 于是慢慢发展出: ●     ...

当非华裔生成为“解方”:华小必须面对的制度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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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非华裔生成为 “ 解方 ” :华小必须面对的制度现实 近年,华小非华裔学生比例逐年上升,常被解读为华小开放、多元与生命力的体现。在生源持续下滑的背景下,这样的论述无疑令人宽慰。然而,若进一步审视教学与制度层面的变化,便会发现: 非华裔生的增加,并非单纯的 “ 希望叙事 ” ,而是一道尚未被正视的结构性考题。 从现实出发,华小长期运作的前提十分明确 —— 学生在入学前,已具备基本华语能力。课程设计、教学节奏与评量方式,皆围绕这一假设展开。如今,随着大量非华裔生,尤其来自乡区或弱势家庭的学生进入华小,这个前提正在快速瓦解。 问题不在学生,而在制度反应的迟缓。 不少非华裔学生在听、说、读、写方面全面落后,却直接进入常态课堂学习。学校层面虽尝试以补救教学或课后辅导应对,但整体而言, 课程并未系统性调整,师资与助教编制亦未同步增加 。结果是,教学压力被完整转移到一线教师身上,而这份额外负担,既未被制度承认,也缺乏长期支持。 在这样的条件下, “ 多元教育 ” 很容易沦为一种道德期待,而非专业设计。教师被要求同时照顾母语程度差距极大的学生群体,课堂节奏被迫放缓,学习深度受到影响。长远而言,这不仅考验教师的专业极限,也可能改变华小原有的教学品质结构。 更复杂的,是文化层面的影响。华小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国民型学校,不仅在于使用华文教学,更在于长期形成的华语使用环境与文化氛围。当校园内日常沟通语言逐渐转向非华语,华文作为 “ 生活语言 ” 的基础被削弱,华小的文化功能势必受到冲击。这并非价值判断,而是语言社会学的现实。 因此,真正需要讨论的,不是是否欢迎非华裔学生,而是: 国家与制度是否为这一转变做好准备。 若华小被视为国家教育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就不能在生源补位时给予赞美,却在资源配置与制度调整上保持原状。入学前语言过渡机制、额外语言师资、差异化课程设计,以及对教师专业与心理支持的制度化安排,都是不可回避的课题。 否则,所谓 “ 华小成功转型 ” ,只是一种数字上的暂时平衡;其代价,是教学质量的长期消耗与文化定位的逐步模糊。 非华裔生不是问题。 问题在于,当他们被当成解决结构危机的工具时,制度是否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

用一双手,把年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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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一双手,把年留住 在这个一年比一年更快的时代,「年」似乎变得越来越薄。 年货可以网购,春联可以印刷,祝福语一键转发,红色依旧铺天盖地,却少了停顿,也少了重量。于是,当有人仍然坐在桌前,一刀一刻,把「福」字慢慢留在纸上,那份与时代节奏不合的专注,反而显得珍贵。 蓝俊新,就是这样一个仍然愿意慢下来的人。 刻刀落下时,没有音乐,没有镜头,也没有滤镜。木板、墨色、红纸,和一再确认位置的眼神。每一张年画、每一个「福」字,都不是复制出来的成果,而是一次重新发生的过程。即便是同一个图样,也不会有完全相同的成品 —— 这是手作最诚实、也最无法被工业取代的地方。 在他的工作室里,时间似乎走得慢一些。桌上摊着刚印好的作品,空气里带着淡淡墨香。那些反复使用的工具边角已有磨损,却被保养得整齐干净。对蓝俊新而言,这不是怀旧的陈设,而是每天对话的伙伴。 他教人刻版、上墨、印刷,也教人等待。 许多第一次接触版画的人,都会在「不够完美」这一步停下来。线条歪了、墨色不均、边缘模糊 —— 在习惯标准化输出的年代,这些「缺陷」令人焦躁。但蓝俊新总是提醒学员:手作的意义,从来不是做得像机器,而是留下人的判断、节奏与痕迹。 「如果每一张都一样,那就不需要人了。」 年节手作之所以重要,并不只是因为「传统」,而是它让人重新意识到:节日不是商品节点,而是时间的标记;不是消费行为,而是一种集体的停顿。年画、春联、木刻,曾经是祝愿,是祈求,也是把不可控的未来,用双手安放好的方式。 当这些物件完全被外包给工厂与平台,节日便只剩形式,却失去了参与感。 蓝俊新并不反对现代生活,他只是坚持:至少要有人记得,年是可以「做」出来的。在课堂上,他看过许多年轻人,从急躁到安静,从追求速度到接受反复。有人原本只是来体验,最后却把整套流程学完 —— 不是因为这项技艺能带来多大回报,而是因为在刻刀与木板之间,他们找回一种久违的确定感。 当最后一张红纸晾干,墨色沉稳,那不只是一个「福」字,而是一个人,用时间换来的痕迹。 而在这个越来越急的时代,愿意这样做的人,本身,就是一种祝福。

在热闹之外,重新理解“群让文化”的传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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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热闹之外,重新理解 “ 群让文化 ” 的传承意义 当 “ 传承 ”“ 社区 ”“ 年轻世代 ” 成为文化报道中反复出现的关键词,相关活动往往自带正面光环。群让文化近年来以更公开、更系统的方式走入公众视野,也因此被视为地方文化得以延续的重要象征。 然而,正因为它已成为一种被高度肯定的文化实践,我们更有必要在掌声之外,冷静思考一个问题: 我们究竟在传承什么,又是如何传承的?   参与感,不应只是文化的表面指标 文化活动强调年轻人的参与,本身无可厚非。但参与的形式,往往比参与的深度更容易被看见。 短期体验、集体活动、节庆演出,固然能拉近距离,却未必能让文化真正内化为个人的理解与认同。 如果文化传承只停留在 “ 让年轻人出现 ” ,而缺乏持续的学习、讨论与再创造空间,那么所谓的参与,更多是一种被安排的接触,而非主动的继承。   “ 传承者 ” 叙事,需要更多公共讨论空间 “ 传承者 ” 这个词,近年来逐渐成为文化语境中的正面标签。它象征责任、投入与延续,也因此很少被质疑。 但任何文化实践,一旦被固定为单一叙事,反而容易忽略多元声音。谁在定义文化的核心?哪些形式被保留,哪些经验被边缘化?这些问题并非否定传承的价值,而是让传承更具公共性与开放性。 文化若缺乏讨论空间,便容易从社会实践转化为象征仪式。   社区文化,不能只存在于舞台与节庆 群让文化的可见性,多半集中在特定时刻与公共场合。这种呈现方式固然有效,却也带来隐忧:文化是否只在被展示时才成立? 真正的社区文化,应当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而非只在年度活动中被确认。如果文化只能依靠舞台维系,它的延续将越来越依赖资源与组织,而非自然传递。   让文化继续活着,而不只是被保存 文化传承,从来不是把某个形态原封不动地交给下一代,而是允许它被理解、质疑与重新诠释。 当年轻世代被允许提问、调整,甚至对部分形式保持距离,文化才可能继续与现实生活对话。相反,如果文化只能被尊敬,却无法被讨论,它或许正在走向静态保存,而非动态延续。   群让文化所面对的,并非 “ 是否成功 ” 的问题,而是 能否持续成为一个开放的文化过程 。 在热闹与掌声之外,留下讨论的空...

当神像被丢进垃圾堆:华社正在练习遗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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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神像被丢进垃圾堆:华社正在练习遗忘自己 神像被弃置在路边、沟渠旁,与破家具、生活垃圾并排而放,这样的画面,刺眼得令人不安。它不是 “ 时代进步 ” 的象征,而是一种文化自我否定的现场。 马六甲曲江庙长期协助处理被弃神像,并为其举行焚化仪式的新闻,再次揭开一个华社不愿直视的问题: 我们正在以最省事、也最不负责任的方式,处理自己曾经相信的东西。 不再供奉神明,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当信仰退场,我们选择的不是理性善后,而是随手一丢,把文化当垃圾处理。 在华人社会,神像从来不是普通物件。它象征的是家族传承、社区秩序与精神安放。然而,今天不少人对神像的态度,却像对待坏掉的电器 —— 不想修、不想问,只想尽快脱手,丢到看不见的地方。 这种 “ 切割式现代化 ” ,说穿了,并不高级,反而廉价。 更荒谬的是,许多弃置的神像,仍被香火熏染、仍是 “ 有主之物 ” 。丢弃者或许口头上说 “ 已经不信了 ” ,行动上却又不敢完全无视,只好把责任推给夜色、路边与清洁工,仿佛看不见就不必面对。 这是逃避,不是理性。 从公共伦理的角度看,随意弃置神像,是把私人决定转嫁为公共负担。最终收拾残局的,往往是庙宇、义工或地方组织。曲江庙数十年来默默接手这些 “ 没人要的神明 ” ,不只是善意,更是替整个社会补破洞。 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态度并不只发生在民间信仰上。 当我们可以毫无愧疚地丢弃神像,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母语教育、传统节庆、会馆制度,常常在 “ 没用了 ”“ 太麻烦 ” 的理由下,被一步步边缘化。 问题从来不是信或不信,而是 有没有文化责任感 。 一个成熟的社会,不是用垃圾处理文化遗产,而是懂得如何让旧信仰、有秩序地退场。否则,我们所谓的现代化,不过是不断练习遗忘自己。 神像被丢弃的那一刻,被丢掉的,其实不只是神明。

当华教开始被记录:一场关于记忆与传承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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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华教开始被记录:一场关于记忆与传承的自觉 华教从来不缺故事。缺的,往往是把故事留下来的时间与空间。 《马来西亚华教故事》十集纪录片的推出,表面上是一项文化影像工程,实质上却是一种难得的历史自觉:当华教走过两个多世纪,从被边缘化、被质疑正当性,到一步步搭建起完整教育体系,它终于意识到 —— 如果不把自己记录下来,记忆终将流失,经验也无法传承。 在独中与华教长期的生存语境中, “ 向前走 ” 常常被视为唯一选项。办校者忙于筹款,教师忙于教学,董事会忙于制度与政策博弈,几乎没有余裕停下来回望:我们是怎么走到今天的?又是谁,用了怎样的代价,替后人铺路? 纪录片的价值,正在于此。 它不是歌功颂德的怀旧工程,也不是煽情式的历史重述,而是一种把 “ 理所当然 ” 重新拆解的尝试。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华文教材、独中制度、统考体系、校友网络,其实都来自无数次失败、妥协与坚持的累积。这些过程若未被记录,就只会在少数人的记忆中逐渐消失。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套纪录片并非来自官方机构,而是由教育工作者、校友组织与文化团队共同完成。这本身就反映了华教的一种独特性: 它从来不是自上而下的系统,而是一种由民间撑起的公共事业。 莫泰照老师二十余年的巡回讲述,正是一代华教人 “ 用身体记忆保存历史 ” 的缩影。当这一代人逐渐离场,影像便成为另一种 “ 在场方式 ” ,让后来者仍能理解:今日所拥有的一切,并非自然生成。 在独中校园里,这一点尤为重要。 许多年轻学生对 “ 华教 ” 的理解,往往停留在身份符号或考试制度层面,却未必意识到自己身处的是一段仍在延续的历史。纪录片若能进入课堂、进入讨论,而不只是停留在首映礼与典礼场合,它便可能成为一种教育资源 —— 不是用来灌输情绪,而是培养历史意识与公共责任。 记住历史,并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辨认根基。华教之所以能够在多元社会中站稳脚步,靠的从来不是对抗,而是对母语教育价值的清楚认知,以及对多元共存的实践能力。 当华教开始认真地为自己留下影像、文本与叙述,它其实也在对未来世代说一句话: 你不需要从零开始,但你必须知道自己站在哪里。 这或许正是《马来西亚华教故事》最深层的意义 —— 它不是替过去盖棺定论,而是为未来保留理解过去的入口。 在一个记忆快速被资讯洪流淹没的时代,愿意慢下来记录自己,本...

不是一笔捐款,而是一条被反复确认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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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笔捐款,而是一条被反复确认的道路。 麻坡中化中学综合大楼建设,再迎来重要里程碑。 校友刘正源与已故校友刘康捷家属,再度合力捐献 350 万令吉 ,使综合大楼基金累计达 3,700 万令吉 。 这不仅是一组数字的增加,更是一种长期承诺的延续。 报导中提到,校方将以捐献者之名命名游泳池、 AI 教育馆、校门与特别课室。这些命名,并非装饰性的标记,而是一种价值的记忆 —— 提醒后来者:校园里许多看似理所当然的空间,其实来自一代又一代人的托举。 尤其令人动容的是,刘氏家族长期以来对教育的关怀,已累计善款逾千万令吉。这并非一时慷慨,而是跨越时间、持续选择 “ 站在教育这一边 ” 的结果。 与此同时,综合大楼已取得规划许可,正等待批文。这一步,象征的不只是工程进展,更是学校对未来办学方向的再一次确认。 教育从来不是靠一场掌声完成的工程。 它需要时间、信任,以及一次次在关键时刻选择 “ 不退场 ” 。 这份捐献,为中化中学的未来,注入了最重要的东西 —— 继续前行的信心与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