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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非华裔生成为“解方”:华小必须面对的制度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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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非华裔生成为 “ 解方 ” :华小必须面对的制度现实 近年,华小非华裔学生比例逐年上升,常被解读为华小开放、多元与生命力的体现。在生源持续下滑的背景下,这样的论述无疑令人宽慰。然而,若进一步审视教学与制度层面的变化,便会发现: 非华裔生的增加,并非单纯的 “ 希望叙事 ” ,而是一道尚未被正视的结构性考题。 从现实出发,华小长期运作的前提十分明确 —— 学生在入学前,已具备基本华语能力。课程设计、教学节奏与评量方式,皆围绕这一假设展开。如今,随着大量非华裔生,尤其来自乡区或弱势家庭的学生进入华小,这个前提正在快速瓦解。 问题不在学生,而在制度反应的迟缓。 不少非华裔学生在听、说、读、写方面全面落后,却直接进入常态课堂学习。学校层面虽尝试以补救教学或课后辅导应对,但整体而言, 课程并未系统性调整,师资与助教编制亦未同步增加 。结果是,教学压力被完整转移到一线教师身上,而这份额外负担,既未被制度承认,也缺乏长期支持。 在这样的条件下, “ 多元教育 ” 很容易沦为一种道德期待,而非专业设计。教师被要求同时照顾母语程度差距极大的学生群体,课堂节奏被迫放缓,学习深度受到影响。长远而言,这不仅考验教师的专业极限,也可能改变华小原有的教学品质结构。 更复杂的,是文化层面的影响。华小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国民型学校,不仅在于使用华文教学,更在于长期形成的华语使用环境与文化氛围。当校园内日常沟通语言逐渐转向非华语,华文作为 “ 生活语言 ” 的基础被削弱,华小的文化功能势必受到冲击。这并非价值判断,而是语言社会学的现实。 因此,真正需要讨论的,不是是否欢迎非华裔学生,而是: 国家与制度是否为这一转变做好准备。 若华小被视为国家教育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就不能在生源补位时给予赞美,却在资源配置与制度调整上保持原状。入学前语言过渡机制、额外语言师资、差异化课程设计,以及对教师专业与心理支持的制度化安排,都是不可回避的课题。 否则,所谓 “ 华小成功转型 ” ,只是一种数字上的暂时平衡;其代价,是教学质量的长期消耗与文化定位的逐步模糊。 非华裔生不是问题。 问题在于,当他们被当成解决结构危机的工具时,制度是否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

用一双手,把年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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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一双手,把年留住 在这个一年比一年更快的时代,「年」似乎变得越来越薄。 年货可以网购,春联可以印刷,祝福语一键转发,红色依旧铺天盖地,却少了停顿,也少了重量。于是,当有人仍然坐在桌前,一刀一刻,把「福」字慢慢留在纸上,那份与时代节奏不合的专注,反而显得珍贵。 蓝俊新,就是这样一个仍然愿意慢下来的人。 刻刀落下时,没有音乐,没有镜头,也没有滤镜。木板、墨色、红纸,和一再确认位置的眼神。每一张年画、每一个「福」字,都不是复制出来的成果,而是一次重新发生的过程。即便是同一个图样,也不会有完全相同的成品 —— 这是手作最诚实、也最无法被工业取代的地方。 在他的工作室里,时间似乎走得慢一些。桌上摊着刚印好的作品,空气里带着淡淡墨香。那些反复使用的工具边角已有磨损,却被保养得整齐干净。对蓝俊新而言,这不是怀旧的陈设,而是每天对话的伙伴。 他教人刻版、上墨、印刷,也教人等待。 许多第一次接触版画的人,都会在「不够完美」这一步停下来。线条歪了、墨色不均、边缘模糊 —— 在习惯标准化输出的年代,这些「缺陷」令人焦躁。但蓝俊新总是提醒学员:手作的意义,从来不是做得像机器,而是留下人的判断、节奏与痕迹。 「如果每一张都一样,那就不需要人了。」 年节手作之所以重要,并不只是因为「传统」,而是它让人重新意识到:节日不是商品节点,而是时间的标记;不是消费行为,而是一种集体的停顿。年画、春联、木刻,曾经是祝愿,是祈求,也是把不可控的未来,用双手安放好的方式。 当这些物件完全被外包给工厂与平台,节日便只剩形式,却失去了参与感。 蓝俊新并不反对现代生活,他只是坚持:至少要有人记得,年是可以「做」出来的。在课堂上,他看过许多年轻人,从急躁到安静,从追求速度到接受反复。有人原本只是来体验,最后却把整套流程学完 —— 不是因为这项技艺能带来多大回报,而是因为在刻刀与木板之间,他们找回一种久违的确定感。 当最后一张红纸晾干,墨色沉稳,那不只是一个「福」字,而是一个人,用时间换来的痕迹。 而在这个越来越急的时代,愿意这样做的人,本身,就是一种祝福。

在热闹之外,重新理解“群让文化”的传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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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热闹之外,重新理解 “ 群让文化 ” 的传承意义 当 “ 传承 ”“ 社区 ”“ 年轻世代 ” 成为文化报道中反复出现的关键词,相关活动往往自带正面光环。群让文化近年来以更公开、更系统的方式走入公众视野,也因此被视为地方文化得以延续的重要象征。 然而,正因为它已成为一种被高度肯定的文化实践,我们更有必要在掌声之外,冷静思考一个问题: 我们究竟在传承什么,又是如何传承的?   参与感,不应只是文化的表面指标 文化活动强调年轻人的参与,本身无可厚非。但参与的形式,往往比参与的深度更容易被看见。 短期体验、集体活动、节庆演出,固然能拉近距离,却未必能让文化真正内化为个人的理解与认同。 如果文化传承只停留在 “ 让年轻人出现 ” ,而缺乏持续的学习、讨论与再创造空间,那么所谓的参与,更多是一种被安排的接触,而非主动的继承。   “ 传承者 ” 叙事,需要更多公共讨论空间 “ 传承者 ” 这个词,近年来逐渐成为文化语境中的正面标签。它象征责任、投入与延续,也因此很少被质疑。 但任何文化实践,一旦被固定为单一叙事,反而容易忽略多元声音。谁在定义文化的核心?哪些形式被保留,哪些经验被边缘化?这些问题并非否定传承的价值,而是让传承更具公共性与开放性。 文化若缺乏讨论空间,便容易从社会实践转化为象征仪式。   社区文化,不能只存在于舞台与节庆 群让文化的可见性,多半集中在特定时刻与公共场合。这种呈现方式固然有效,却也带来隐忧:文化是否只在被展示时才成立? 真正的社区文化,应当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而非只在年度活动中被确认。如果文化只能依靠舞台维系,它的延续将越来越依赖资源与组织,而非自然传递。   让文化继续活着,而不只是被保存 文化传承,从来不是把某个形态原封不动地交给下一代,而是允许它被理解、质疑与重新诠释。 当年轻世代被允许提问、调整,甚至对部分形式保持距离,文化才可能继续与现实生活对话。相反,如果文化只能被尊敬,却无法被讨论,它或许正在走向静态保存,而非动态延续。   群让文化所面对的,并非 “ 是否成功 ” 的问题,而是 能否持续成为一个开放的文化过程 。 在热闹与掌声之外,留下讨论的空...

当神像被丢进垃圾堆:华社正在练习遗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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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神像被丢进垃圾堆:华社正在练习遗忘自己 神像被弃置在路边、沟渠旁,与破家具、生活垃圾并排而放,这样的画面,刺眼得令人不安。它不是 “ 时代进步 ” 的象征,而是一种文化自我否定的现场。 马六甲曲江庙长期协助处理被弃神像,并为其举行焚化仪式的新闻,再次揭开一个华社不愿直视的问题: 我们正在以最省事、也最不负责任的方式,处理自己曾经相信的东西。 不再供奉神明,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当信仰退场,我们选择的不是理性善后,而是随手一丢,把文化当垃圾处理。 在华人社会,神像从来不是普通物件。它象征的是家族传承、社区秩序与精神安放。然而,今天不少人对神像的态度,却像对待坏掉的电器 —— 不想修、不想问,只想尽快脱手,丢到看不见的地方。 这种 “ 切割式现代化 ” ,说穿了,并不高级,反而廉价。 更荒谬的是,许多弃置的神像,仍被香火熏染、仍是 “ 有主之物 ” 。丢弃者或许口头上说 “ 已经不信了 ” ,行动上却又不敢完全无视,只好把责任推给夜色、路边与清洁工,仿佛看不见就不必面对。 这是逃避,不是理性。 从公共伦理的角度看,随意弃置神像,是把私人决定转嫁为公共负担。最终收拾残局的,往往是庙宇、义工或地方组织。曲江庙数十年来默默接手这些 “ 没人要的神明 ” ,不只是善意,更是替整个社会补破洞。 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态度并不只发生在民间信仰上。 当我们可以毫无愧疚地丢弃神像,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母语教育、传统节庆、会馆制度,常常在 “ 没用了 ”“ 太麻烦 ” 的理由下,被一步步边缘化。 问题从来不是信或不信,而是 有没有文化责任感 。 一个成熟的社会,不是用垃圾处理文化遗产,而是懂得如何让旧信仰、有秩序地退场。否则,我们所谓的现代化,不过是不断练习遗忘自己。 神像被丢弃的那一刻,被丢掉的,其实不只是神明。

当华教开始被记录:一场关于记忆与传承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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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华教开始被记录:一场关于记忆与传承的自觉 华教从来不缺故事。缺的,往往是把故事留下来的时间与空间。 《马来西亚华教故事》十集纪录片的推出,表面上是一项文化影像工程,实质上却是一种难得的历史自觉:当华教走过两个多世纪,从被边缘化、被质疑正当性,到一步步搭建起完整教育体系,它终于意识到 —— 如果不把自己记录下来,记忆终将流失,经验也无法传承。 在独中与华教长期的生存语境中, “ 向前走 ” 常常被视为唯一选项。办校者忙于筹款,教师忙于教学,董事会忙于制度与政策博弈,几乎没有余裕停下来回望:我们是怎么走到今天的?又是谁,用了怎样的代价,替后人铺路? 纪录片的价值,正在于此。 它不是歌功颂德的怀旧工程,也不是煽情式的历史重述,而是一种把 “ 理所当然 ” 重新拆解的尝试。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华文教材、独中制度、统考体系、校友网络,其实都来自无数次失败、妥协与坚持的累积。这些过程若未被记录,就只会在少数人的记忆中逐渐消失。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套纪录片并非来自官方机构,而是由教育工作者、校友组织与文化团队共同完成。这本身就反映了华教的一种独特性: 它从来不是自上而下的系统,而是一种由民间撑起的公共事业。 莫泰照老师二十余年的巡回讲述,正是一代华教人 “ 用身体记忆保存历史 ” 的缩影。当这一代人逐渐离场,影像便成为另一种 “ 在场方式 ” ,让后来者仍能理解:今日所拥有的一切,并非自然生成。 在独中校园里,这一点尤为重要。 许多年轻学生对 “ 华教 ” 的理解,往往停留在身份符号或考试制度层面,却未必意识到自己身处的是一段仍在延续的历史。纪录片若能进入课堂、进入讨论,而不只是停留在首映礼与典礼场合,它便可能成为一种教育资源 —— 不是用来灌输情绪,而是培养历史意识与公共责任。 记住历史,并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辨认根基。华教之所以能够在多元社会中站稳脚步,靠的从来不是对抗,而是对母语教育价值的清楚认知,以及对多元共存的实践能力。 当华教开始认真地为自己留下影像、文本与叙述,它其实也在对未来世代说一句话: 你不需要从零开始,但你必须知道自己站在哪里。 这或许正是《马来西亚华教故事》最深层的意义 —— 它不是替过去盖棺定论,而是为未来保留理解过去的入口。 在一个记忆快速被资讯洪流淹没的时代,愿意慢下来记录自己,本...

不是一笔捐款,而是一条被反复确认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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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笔捐款,而是一条被反复确认的道路。 麻坡中化中学综合大楼建设,再迎来重要里程碑。 校友刘正源与已故校友刘康捷家属,再度合力捐献 350 万令吉 ,使综合大楼基金累计达 3,700 万令吉 。 这不仅是一组数字的增加,更是一种长期承诺的延续。 报导中提到,校方将以捐献者之名命名游泳池、 AI 教育馆、校门与特别课室。这些命名,并非装饰性的标记,而是一种价值的记忆 —— 提醒后来者:校园里许多看似理所当然的空间,其实来自一代又一代人的托举。 尤其令人动容的是,刘氏家族长期以来对教育的关怀,已累计善款逾千万令吉。这并非一时慷慨,而是跨越时间、持续选择 “ 站在教育这一边 ” 的结果。 与此同时,综合大楼已取得规划许可,正等待批文。这一步,象征的不只是工程进展,更是学校对未来办学方向的再一次确认。 教育从来不是靠一场掌声完成的工程。 它需要时间、信任,以及一次次在关键时刻选择 “ 不退场 ” 。 这份捐献,为中化中学的未来,注入了最重要的东西 —— 继续前行的信心与动力。

传统市集与地方感 —— 甘文阁“拜四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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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中地理课堂案例 主题:传统市集与地方感 —— 甘文阁 “ 拜四街 ”   一、课堂定位 适用单元: ●        人文地理:地方感( Sense of Place ) ●        城市与乡镇发展 ●        传统经济活动与社区空间 ●        非正式经济体系( informal economy ) 课时建议: 35 分钟一节课可完整操作   二、课堂导入( 5 分钟) 教师展示新闻图片+标题关键词: 关键词: ✅ 半世纪 ✅ 拜四街 ✅ 三大族群 ✅ 传统市集 ✅ 生活记忆 引导问题: ●        为什么有些市集可以存在几十年? ●        超市这么多,为什么传统巴刹还不消失? ●        市集除了 “ 买卖 ” ,还有什么地理意义?   三、地理知识切入点 ① 市集与空间分布 引导学生观察: ●        市集设在什么位置?(道路旁 / 空地 / 社区中心) ●        为什么不是在商场里? ●        临时市集 vs 固定市场的差别 👉 对应概念: ●        空间利用 ●        临时性经济空间 ●        社区节点(...

或许不该再追问:这座城市有没有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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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不该再追问:这座城市有没有灵魂 城市有没有灵魂?这是一个看似浪漫、其实危险的问题。 当 “ 城市灵魂 ” 被频频挂在嘴边,它往往不再是经验性的感受,而成了一种可被规划、被命名、被纳入 KPI 的概念。艺术区、文化带、创意走廊 —— 这些名词不断出现,像是为城市贴上的精神标签,仿佛只要图纸完成、口号喊响,灵魂便会自动生成。 但灵魂从来不是被 “ 建成 ” 的。 真正的城市文化,往往诞生于非正式的空间:被忽略的街角、临时的聚集、长期却不稳定的共处关系。它来自持续的使用、反复的磨合、甚至失败后的残留痕迹。它不整齐、不光亮,也很难写进年度报告。 问题在于,当艺术被纳入行政逻辑,它便不可避免地开始 “ 像项目一样运作 ” 。艺术不再被视为一种长期的公共实践,而是一种阶段性成果;艺术工作者被期待成为 “ 点亮城市 ” 的工具,却未必被当作城市生活的共同参与者。于是,文化成了一种被使用的语言,而不是被倾听的经验。 我们常说艺术是城市的灵魂,却很少追问:城市是否真的愿意为灵魂付出代价? 代价包括不确定性、缓慢、试错,甚至是无法量化的失败。 一旦城市治理只容得下 “ 看得见的成果 ” ,便很难容纳艺术所必然带来的暧昧、游离与抗拒。艺术被允许存在,但必须 “ 安全 ” ;可以表达,但要 “ 合时 ” ;可以装饰,但不要打乱既定秩序。久而久之,城市拥有了展览,却失去了艺术;保留了场地,却流失了人。 更讽刺的是,当某些文化空间悄然消失时,往往没有真正的责任主体浮现。一切仿佛只是 “ 制度运作的结果 ”“ 程序走完的必然 ” 。城市因此显得无辜,却也因此显得空洞。 或许,我们不该再急着证明城市有没有灵魂,而应先承认一个更诚实的事实: 不是每一座城市都准备好与灵魂共处。 因为拥有灵魂,意味着无法完全控制;意味着必须容忍杂音;意味着城市不再只是一个被管理的对象,而是一个持续生成、不断变动的共同体。 当一座城市开始害怕这种不确定,它选择的,往往不是滋养灵魂,而是把 “ 灵魂 ” 这个词,留在宣传稿里。

走进华穆寺:一座可以慢慢阅读的跨文化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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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华穆寺:一座可以慢慢阅读的跨文化建筑 第一次踏进华穆寺,很容易误以为自己走进了一座中式园林。 灰白色调的院落铺陈开来,屋脊起伏、檐角飞翘,石阶、回廊与庭院层层递进,节奏从容而克制。若不是拱门上方的阿拉伯文书法提醒,许多人会在恍惚之间,把这里当成一座静谧的传统中式建筑群。 但再往里走,空间开始悄悄转调。 中式建筑语汇之中,伊斯兰元素逐渐浮现:拱券、几何纹样、礼拜空间的轴线安排,都在提醒访客 —— 这里是一座清真寺,也是一处正在讲述 “ 共存 ” 的地方。 建筑不是装饰,而是一种语言 华穆寺最耐人寻味之处,不在于 “ 像什么 ” ,而在于它选择了 同时像很多东西 。 它不是简单地把中式屋顶盖在清真寺之上,而是尝试让两种建筑传统在比例、结构与动线上彼此协商。中式讲究层次与递进,伊斯兰建筑强调朝向与秩序;前者偏向水平延展,后者重视轴线集中。两者在这里相遇,没有完全妥协,却也没有互相压过。 这使得参访华穆寺,更像一次缓慢的阅读 —— 你不必理解所有符号,也能在行走中感受到一种被安排过的和谐。 不只是宗教场所,更像公共文化空间 与传统清真寺不同,华穆寺刻意保留了对非穆斯林友善的进入方式。 庭院开放、动线清楚,部分空间允许参观与导览,甚至连视觉设计都降低了 “ 陌生感 ” 。这并非偶然,而是一种明确的定位:这里不只服务礼拜者,也欢迎好奇者、学习者与旅行者。 在旅游语境中,华穆寺成为一处可以 “ 被看见 ” 的文化地标;在社会层面,它则承担起解释宗教、展示多元的角色。宗教不再只是向内的信仰实践,而是向外发声的文化存在。 行走其间,看见的是马来西亚的缩影 华穆寺之所以引人注目,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它折射了马来西亚社会熟悉却复杂的现实。 多元文化并非抽象概念,而是日常生活中不断协商的结果。饮食、语言、节庆、信仰,彼此靠近,又各自保留边界。华穆寺将这种状态实体化:不是完全融合,也不是泾渭分明,而是一种谨慎而用心的并置。 对游客而言,这是一处 “ 好看、好走、好拍 ” 的文化景点;但若愿意慢下来,它更像一堂无声的公共课 —— 关于如何在差异之中,找到共处的方式。 一座可以被慢慢理解的寺 华穆寺并不急着说服任何人。 它只是安静地存在,让建筑替自己发言,让空间引导理解。你可以把它当作一座清真寺,也可以把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