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看成岭侧成峰

  在误解与距离之间：我们为何需要“知识转译者”？ 在一个资讯爆炸却理解贫乏的时代，我们或许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世界，却也更容易误解世界。尤其在多元社会的马来西亚，不同族群、宗教与语言之间的认知断层，往往隐藏在日常的沉默之中。 李烈寰的出现，正好提供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方向。 他选择从历史出发，并深入学习阿拉伯语，不只是为了掌握一门语言技能，而是试图进入伊斯兰文明的内部逻辑。这种路径，本身已构成对当代知识生产方式的一种反思——当多数人仍透过西方媒体或翻译文本理解伊斯兰世界时，他选择绕过“中介”，直接面对原始语境。 这不仅是方法的差异，更是认知立场的转变。 长期以来，华文社会对伊斯兰世界的理解，多半建立在间接叙述之上。这种“被转述的知识”，往往带有既定框架与偏见，使理解停留在表层，甚至陷入误读。而李烈寰所实践的，是一种更艰难但也更必要的路径——透过语言与历史，重建理解的基础。 这正是“知识转译者”的意义所在。 所谓转译，并非简单翻译，而是将复杂的思想、历史与文化脉络，转化为不同群体能够理解的表达。在多元社会中，这种能力不仅属于学术领域，更具有公共价值。它关系到我们如何看待彼此，如何避免将差异误认为对立。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未将研究局限于区域知识，而是延伸至更广阔的全球议题，包括伊斯兰世界如何被建构，以及中国与中东之间的互动。这种跨区域视野，使其研究不只是文化理解，更触及权力与话语的问题。 换言之，他所面对的，不只是“伊斯兰是什么”，而是“谁在定义伊斯兰”。 在当代世界，知识从来不是中立的。媒体、政治与学术体系，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塑造我们对他者的认知。若缺乏能够跨越语言与文化的“转译者”，这些认知将持续被单一叙事所主导。 因此，李烈寰的意义，不只是一个学者的成长故事，而是一种提醒：在碎片化与标签化日益严重的时代，我们需要更多能够穿越边界的人。 他们不一定制造声音，但他们让理解成为可能。 而这，或许正是一个社会走向成熟的关键条件。

当纪念册变成风险档案：我们究竟在失去什么？ 曾几何时，毕业纪念册是一种温柔的仪式。它不只是照片的集合，而是一种集体记忆的凝固，是青春被认真保存的一种方式。翻开它，人们看到的不只是面孔，而是关系、情感与一个时代的气息。 但今天，这种看似无害的“记忆容器”，却正在被重新定义，甚至被悄然撤离。 问题并不在纪念册本身，而在于技术环境已经改变了它的性质。当深伪（deepfake）技术越来越普及，一张普通的学生照片，可能在数分钟内被转化为不堪入目的影像，并在网络中迅速扩散。原本用于留念的影像，变成了可被滥用的“素材库”。在这种语境下，学校的焦虑并非多余——它反映的是一种对失控技术的被动防御。 于是，一些学校选择取消纪念册、以插画替代人像，甚至全面数字化或缩小制作范围。这些措施看似理性，实则透露出一个更深层的困境：当风险无法被有效治理时，我们只能选择撤退。 但问题在于，这种“撤退式安全”正在侵蚀更重要的东西——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结构。 纪念册的消失，不只是形式的改变，而是关系的退场。它意味着我们不再愿意公开彼此的存在，不再愿意将青春交付给一个共同体去保存。过去那种无需设防的集体经验，正在被一种高度防御的个体逻辑所取代。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逻辑可能会持续扩散。如果连学生时代的影像都需要加密、隐藏甚至回避，那么未来的社会，将如何维系基本的公共信任？当“眼见为实”不再成立，当每一张照片都可能被质疑为伪造，我们失去的，将不只是影像的真实性，而是现实本身的稳定性。 换句话说，技术问题正在转化为社会问题。 我们当然不能否认风险的存在。深伪技术确实带来了真实的伤害，也迫使制度必须作出回应。但关键不在于是否保留纪念册，而在于我们是否有能力建立新的规则，去约束技术的滥用、保护个体的尊严。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今天消失的是纪念册，明天消失的，可能就是更多公共生活的基础。 科技本应扩展人类的可能性，而不是压缩我们的表达空间。若我们最终只能通过“减少存在”来换取安全，那将意味着一种更深层的倒退。 所以问题并不只是：“纪念册还要不要做？” 而是：“在一个真假难辨的时代，我们还是否有能力，安心地记住彼此？”

  这类诈骗，真的越来越没有底线。 人刚走，家属还在悲痛中，骗子就上门“讨债”。 不是普通骗钱，而是 踩着死者、利用亲情来勒索 。 套路其实很简单，但很狠： 先掌握死者资料（名字、电话、住址），再冒充“债主”，开口就是几万令吉。 接着丢出“转账截图”、恐吓视频，一步步把你逼进恐慌。 重点从来不是让你相信， 而是让你 来不及怀疑 。 当你还在想“会不会是真的”， 对方已经在等你转钱。 —— 这件事真正可怕的，不只是诈骗，而是三个现实： ① 个人资料早就被卖光了 连逝者和家属都能被精准锁定，这不是偶然。 ② 诈骗已经从“骗你贪”，变成“逼你怕” 以前说你中奖，现在说你欠债、会出事。 ③ 社会对“欠债”和“连累家人”的恐惧，被彻底利用 很多人不是被骗，是被吓到直接转账。 —— 记住一条最重要的原则： 👉 只要是「钱 + 紧急 + 恐吓」，一律当诈骗处理。 不要解释 不要犹豫 不要转账 直接报警 + 封锁。 真正的债务，不会靠恐吓解决， 只会走法律程序。 —— 最讽刺的是， 这些人连死人都不放过。 这已经不是诈骗， 是拿人性最脆弱的地方来赚钱。 越是被吓的时候，越要冷静。

 从“养不起”到“丢得掉”：当养宠变难，责任却变轻 曾几何时，人们常说“养小孩不容易”。教育、医疗、住房，每一项都是沉重负担。然而在今天，另一种声音正在浮现——“养宠物也很难”。医疗费用上涨、饲料价格攀升、生活节奏加快，让越来越多城市养宠者感到压力倍增。 但问题的关键，从来不只是“难”，而是“能不能丢”。 孩子再难养，法律与伦理都不允许放弃；而宠物，一旦成为负担，却往往被轻易遗弃。从街头流浪狗，到收容所爆满，这一现实揭示出一个残酷的差别：同样是生命，宠物却缺乏制度与文化上的“不可放弃性”。 不少人将弃养归因于经济压力。确实，宠物医疗已日趋专业化，一次手术动辄数百甚至上千令吉，慢性病护理更是长期开销。然而，若将弃养简单归结为“养不起”，未免过于轻巧。真正的问题在于：许多人在“想养”的那一刻，并未认真思考“能不能养一辈子”。 养宠，在当代逐渐被消费化。它被包装成一种情绪疗愈、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是一种社交符号。可当热情退却、现实来临，宠物便从“陪伴者”变成“负担”。这种从拥有到抛弃的转变，本质上不是经济问题，而是责任感的缺席。 更深一层看，这也是制度与社会支持不足的体现。在一些国家，宠物保险、公共医疗支持、强制登记与教育制度已相对完善，有助于降低弃养风险。反观本地，相关机制仍然薄弱，养宠几乎完全依赖个人自觉。一旦个体失守，代价便由动物与社会共同承担。 我们或许需要重新提问：养宠，是否应该有更高的门槛？是否需要在领养或购买前进行基本评估与教育？弃养行为，是否应承担更明确的法律后果？当一条生命可以被轻易开始，也可以被轻易结束，这本身就是一种制度漏洞。 当然，提高门槛并非为了阻止人们养宠，而是提醒：爱，从来不是一时冲动，而是长期承诺。真正的“喜欢”，不是在可爱时拥有，而是在年老、生病、麻烦时仍不离不弃。 从“养不起”到“丢得掉”，这条路径之所以存在，不只是因为生活变难，而是因为责任太轻。当社会允许一种生命被轻易放弃，我们失去的，不只是对动物的善待，更是对责任本身的尊重。 或许有一天，我们会像看待孩子一样看待宠物——不是因为它们相同，而是因为它们同样不可被随意放弃。那时，“养宠很难”仍然存在，但“弃养很容易”，将不再是默认的答案。

  🔥【从竹到饭：Lemang，不只是食物】 每逢佳节，在马来西亚的大街小巷，总会闻到一股特别的香气——那是**Lemang（竹筒饭）**在炭火中慢慢烘烤的味道。 很多人吃过，却未必真正理解它。 Lemang的制作，其实是一种极具“时间感”的食物工艺。 糯米、椰浆、少许盐，装进竹筒，再以香蕉叶包裹——看似简单，但真正的关键，是火候与耐心。 🔥 不是“煮”，而是“守火” 竹筒必须斜靠在炭火旁，持续转动，避免烧焦。 这一烤，就是几个小时。 火太猛，会焦；火太弱，不熟。 这不是机械生产，而是一种人与火之间的默契。 👉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传统Lemang摊位，坚持用柴火，而不是现代炉具。 🌿【食物，其实是一种文化记忆】 Lemang不只是开斋节的食物，它更像是一种“集体记忆”： ✔ 家庭一起准备 ✔ 社区共享 ✔ 节庆象征 在现代社会，快餐文化讲求效率，但Lemang却反其道而行—— 它慢、它麻烦、它不能规模化复制。 但正因为如此，它才珍贵。 👩‍🍳【手艺人的坚持】 报道中的业者提到： “我们更喜欢做给别人吃。” 这句话，其实很关键。 在这个讲求利润最大化的时代， 仍然有人愿意花几个小时，只为了做一根竹筒饭—— 不是为了快，而是为了“对”。 这是一种手艺人的价值观： 👉 食物，不只是商品，而是责任。 ⚖️【传统 vs 现代】 今天的问题不是： Lemang会不会消失？ 而是： 👉 我们还愿不愿意等待？ 当一切都在加速—— 外卖、预制食品、工业化生产 像Lemang这样的食物，正在提醒我们： 有些东西，不能快。 🌏【地理老师的视角】 从地理文化来看，Lemang其实体现了： ✔ 热带资源利用（竹子、椰浆、香蕉叶） ✔ 人与自然环境的适应 ✔ 东南亚区域饮食共性 这不是单一族群的食物， 而是整个区域生态与文化互动的结果。 ✨【结语】 下一次你吃Lemang的时候， 不妨想一想—— 你吃的，不只是糯米， 而是一段被火慢慢烤出来的时间。 也是一份，还没被现代生活完全吞没的传统。

从端洛一条街，看见地方再生的地理逻辑 在霹雳 端洛，一条老街重新热闹起来。 表面上，这是一个市集； 但从地理角度看，这是一次典型的“地方再生”（place revitalization）。 端洛的发展，本来就带有资源型城镇的典型轨迹—— 因矿业兴起 → 人口聚集 → 产业衰退 → 小镇沉静。 问题是：当“经济功能”消失之后，一个地方还剩下什么？ 答案往往不是大型开发，而是—— 空间是否还能被“重新使用”（re-use of space） 。 这场老街市集，其实做了三件很关键的事情： ① 重新激活空间 原本趋于静止的街道，被转化为“临时公共空间”（temporary public space）， 人流一旦回来，空间就重新有了意义。 ② 重建地方连结 不同族群、不同年龄层在同一空间互动， 这是一种“社会地理的再连结”（social reconnection）， 而不是制度设计出来的融合。 ③ 创造微型经济循环 小贩、手作、表演者构成“低门槛经济生态”， 这种模式不依赖大型资本，却能维持地方活力。 很多人以为，小镇要发展，就必须复制城市模式。 但端洛的例子刚好说明—— 小地方真正的出路，不是变成另一个城市， 而是找回“属于自己的使用方式”。 市集的价值，不只是热闹，而是它证明了一件事： 空间，只要还有人使用，就不会真正死亡。 对学生来说，这也是最好的地理课堂—— 他们看到的不是“多元文化”四个字， 而是不同文化如何在同一个空间中自然共存。 城市可以规划， 但地方感（sense of place），只能慢慢长出来。 端洛的这一条街，不只是回来了， 而是在重新定义自己。 ——如果你的家乡也有一条“沉睡的街”， 你会用什么方式，让它再活一次？

  当教育越来越像“建设工程”，我们还记得学生吗？ 一篇关于锡米山华小的报道，看似温和， 但其实它隐约指出了当前教育政策的一个核心矛盾： 👉 我们正在用“发展逻辑”，管理“教育”。 一、当“进步”被定义为：更大、更新、更多设备 这些年来，不论是华小还是国民学校， 我们很容易看到一种政策倾向： ✔ 扩建校舍 ✔ 增设设施 ✔ 推动数码化 ✔ 强调“现代化校园” 这些当然都重要。 但问题是—— 👉 当资源优先流向“看得见的建设”， 是否也在挤压“看不见的教育”？ 比如： 教师培养有没有同步提升？ 学生个别差异有没有被照顾？ 阅读、思考、表达能力有没有真正被强化？ 二、规模逻辑 vs 教育逻辑 报道中一个关键点很值得注意： 👉 学校选择“不追求大规模发展”。 这其实是在“逆政策思维”。 因为在现实政策框架中： 学校规模越大 → 资源越集中 学生成绩越好 → 学校越被认可 校园越新 → 越容易获得支持 但问题在于： 👉 教育，从来不是规模经济。 一所过大的学校，往往意味着： 学生被“平均化管理” 教师难以深度关注个体 校园关系变得疏离 换句话说： 👉 效率提升了，但教育温度下降了。 三、KPI导向的教育，正在改变学校行为 今天很多学校，其实被“指标”牵着走： 考试成绩 升学率 比赛成绩 校外评比 这些指标，逐渐变成“政策语言”。 于是学校开始： ✔ 投入资源在“能被看见的成果” ✔ 优先培养“能为学校加分的学生” ✔ 忽略“发展较慢但同样重要的孩子” 这不是学校的问题， 而是制度设计的问题。 四、锡米山华小提供的，是一种“低KPI依赖模型” 这所学校做的事情，其实很“反主流”： 重视阅读（长期、难量化） 经营菜园（过程导向） 控制规模（放弃扩张优势） 强调参与（不是只选拔精英） 这些做法有一个共同点： 👉 短期看不到爆发成绩， 但长期会塑造完整的人。 问题是—— 👉 这样的学校，在现有政策体系中，能被看见吗？ 五、真正的政策问题，不是“有没有钱”，而是“钱怎么用” 很多讨论会停在： 👉 “教育资源不够” 但更深层的问题其实是： 👉 资源分配的价值排序 我们是否...

  从“冷感”到参与：妇女政治觉醒的时代讯号 ——评锺敏璋女士谈参与政治之意义 在长期被视为“局外事务”的政治领域中，华人社会尤其是妇女群体，往往抱持疏离甚至冷感态度。然而，退休教育工作者锺敏璋女士近日的一番言论，却为这种沉寂已久的社会心理投下了一颗石子，激起值得深思的涟漪。 锺女士直言不讳地指出，华人社会对政治的冷淡，是一种“不健康的现象”。这一判断，并非情绪化的批评，而是切中要害的现实观察。在民主制度之下，政治从来不是少数政客的专利，而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塑造国家方向的公共事务。若多数人选择退场，所谓“民意”便只能由少数人代言，最终导致政策与社会真实需求之间的脱节。 值得注意的是，锺女士并非一开始便是政治的积极参与者。相反，她坦承自己过去亦曾对政党存有不满，甚至抱持距离。这种“由冷转热”的转变，恰恰反映了一个更深层的现实：问题并不在于人民是否不满，而在于是否愿意从不满走向行动。若只停留在批评与观望，既无法改变体制，也无助于修正既有的缺陷。 她以“谁来代表我们”的提问，点出了华人社会长期以来的政治困境。当群体选择不参与，便等同放弃发声的权利；而当缺乏广泛参与时，任何政党都难以真正反映基层的多元诉求。因此，她主张通过更多人的参与，推动政党内部改革，使其更具代表性与回应能力。这种“由内而外”的改革路径，虽不激进，却具有现实可行性。 在更宏观的层面上，锺女士将国家发展置于“稳定”与“激进”两条路径的抉择之中。这一判断显然受到“513事件”后的社会氛围所影响。在动荡之后，如何在维持稳定的同时推动改革，是国家必须面对的关键课题。她倾向于在稳定框架内推动渐进式改革，这既反映了当时社会对秩序的渴求，也体现出一种务实的政治态度。 尤为值得肯定的是，她对妇女地位的关注。她指出，尽管法律与原则上强调男女平等，但在婚姻、就业与教育等领域，妇女仍面临诸多不公。这种“形式平等”与“实质不平等”的落差，正是现代社会必须正视的问题。她呼吁妇女不仅要参与社会，更要进入政治领域，为自身权益发声，这无疑是一种具有前瞻性的倡议。 从组织层面来看，马华妇女组的结构调整与功能扩展，也显示出政党内部开始重视妇女力量的制度性变化。无论是设立专业小组，还是推动教育与社区活动，这些举措若能落实，或可成为妇女政治参与的重要平台。然而，制度的完善只是起点，真正的关键仍在于是否有足够的妇女愿意跨...

  华教从来不是被“允许存在”，而是被争出来的 翻阅 南洋商报 1984年的一篇回忆文章，我们看到的，并不只是几位教育人物的往事，而是一段被反复淡化的历史真相：华文教育在本邦的存在，从来不是恩赐，而是抗争的结果。 锺敏璋以亲历者身份，记录了1949至1970年间的关键转折。那是一个表面上“教育改革”的年代，实质上却是国家权力重新塑造语言与文化秩序的时期。英殖民政府在“民族自决”浪潮下调整政策，看似开始重视多语教育，实则是将各源流教育纳入可控框架。华教，正是在这样的结构中，被迫从“自力更生”走向“制度吸纳”。 但问题的核心，从来不在制度，而在权力。 林连玉 被褫夺公民权，不只是个人悲剧，而是国家对“文化自主”的直接否定； 沈慕羽 因坚持华文应列为官方语言之一而被 马来西亚华人公会 开除党籍，更说明华教议题在政治现实中的尴尬处境——当语言权利触及国家结构时，即便是族群代表政党，也选择退让甚至切割。 这揭示了一个长期被忽略的事实：华教问题，从来不是教育技术问题，而是国家认同问题。 值得深思的是，华文教育最终得以延续，并非因为政策“开明”，而是因为社会力量的持续支撑。家长的选择、社团的坚持、民间的资源，构成了华教最坚实的基础。国家后来承担经费、承认体制地位，与其说是主动扶持，不如说是在现实压力下的制度性让步。 换句话说，华教不是被“纳入”，而是“被纳入不得不”。 更具象征意义的是1969年雅加达世界教育会议上，沈慕羽以华语发言，为母语教育发声。这不仅是语言的选择，更是一种政治姿态——将本土的文化权利问题，带入国际语境，争取正当性。这说明华教运动早已意识到，仅靠体制内部协商是不足的，必须拓展到更广阔的公共与国际空间。 回到今天，我们更应警惕一种逐渐流行的叙事：把华教的发展归因于“制度包容”或“政策善意”。这样的说法，不仅抹去了历史中的冲突与牺牲，也削弱了社会对自身力量的认知。 历史告诉我们，所有被保留下来的空间，都是曾经被压缩、被争夺、被坚持的结果。 如果遗忘了这一点，华教就不再是一项持续中的事业，而只会沦为一段被安排好的历史。 而真正的问题是：当下一次结构性压力再度出现时，我们还是否记得，这条路从来不是别人铺好的？ 南洋商报1984.01.14 华教奋斗史一幕 锺敏璋     在一九四九至一九七0年之间，我有机会因职务上的...

  在原则与生存之间——论南洋华校“保留注册”之争 南洋华校注册风潮发展至今，局势已由对外抗争转入内部纷争。近日据《 申报 》所载，吉隆坡方面拟行“保留注册”，而社会舆论激烈反弹，甚至相互攻讦，足见此一问题已非单纯行政应对，而是关乎华教存亡与民族立场之重大抉择。 反对“保留注册”者，其理据不可谓不正。彼等指出，既然教育条例已进入国际交涉阶段，英京政府亦有复议之意，当地当局更已展缓期限，此正是争取权益之契机。在此关键时刻，华社若贸然转向，以“保留”为名行注册之实，不啻自毁阵线。况且，早在五月三十日，七州府代表已一致议决，在交涉未了之前，一律不注册，并派代表赴英请愿，此乃集体共识，岂容轻易动摇？若一旦破例，势将瓦解整体抗争，使既有努力化为乌有。更有甚者，此举或被视为放弃国家尊严，沦为自欺欺人之举。 然而，主张“保留注册”者，亦非全无道理。以 尊孔学校 董事会议为例，多数意见认为，倘若坚持不注册而导致学校停办，则校产或遭当局接管，学生顿失就学之所。富者尚可回国深造，贫者则将流离失学，甚至被迫转入英校，此不但损害个体前途，更将动摇华文教育之根基。从此观之，“保留注册”实为权宜之计，意在保全学校实体，以待日后再图发展。 问题之关键，正在于此：是以原则为先，宁可承受短期损失，亦不轻易退让；抑或以生存为重，先保全基础，再谋长远？两者皆有其理，亦各有其险。前者若失之刚愎，可能导致华校体系瞬间崩解；后者若流于妥协，则可能一步退让，步步退让，终至失去立场。 尤须警惕者，在于当前争论已出现情绪化与分裂倾向。传单攻击、互相猜疑，甚至指责出自内部之手，此种风气一旦蔓延，不仅无助于问题解决，反将削弱华社整体凝聚力。外在压力未解，内部先行瓦解，乃最为危险之局。 因此，今日之争，不应仅止于“注册”与否之表层选择，而须回归更深一层的集体理性：如何在殖民权力结构之下，既维护民族尊严，又确保教育命脉不断？或许，当务之急并非仓促定案，而是重建共识机制，在信息透明与充分讨论基础上，寻求一条兼顾原则与现实之中道。 南洋华教，立基未久，却承载族群未来。一步之失，或成千古之恨。无论最终取径为何，所不可失者，乃团结与远见。否则，即使一时得以保存，亦难逃长远之衰败。 申报 1921 年 7 月 22 日 第 10 页 南洋通信（续）（不才）（七月二日） 　　教育条例问题之新变化吉隆坡决行保 留...

  定格伏龙山下的青春与热诚 —— 《伏龙山讯》 2009 年第二期 《伏龙山讯》 2009 年第二期不仅是一份记录校园资讯的刊物，更是一部由华仁中学校讯社全体成员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克服人员不足等困难，用汗水与热诚编织出的青春回忆录。全书栏目设计巧妙，从宏观的校园动向到微观的人物心路，展现了华中深厚的人文底蕴。 一、 校园新闻：记录时代的脉动 该栏目占据了刊物的前半部分，细致地按月份（ 6 月至 11 月）记录了校园的大事小情。 活动与荣誉： 记录了华乐团首获全国金奖的喜悦、 ‘09 家长日的才艺革新，以及全柔电脑常识比赛双料冠军的突破。 社会与健康： 特别呈现了学校在面对 A 型流感肆虐时的严密防范措施，以及通过各类性别教育、生命教育讲座引导学生成长的努力。 对外交流： 从沙巴拿笃中学的来访，到与敦胡先翁大学（ UTHM ）的跨文化交流，展现了华中开放的办学姿态。 二、 课室布置与同乐会专区：创意与汗水的结晶 这是刊物中最具活力的一部分。 课室布置： 拥有 54 年历史的课室布置比赛是华中的传统。刊物通过 “ 照片集锦 ” 和 “ 回忆录 ” 形式，记录了学生从铁线弯曲到塑像建成的点滴。评委与外界对壁画水平的逐年提高给予了肯定，而学生在过程中的团结与技能磨练则成为了 “ 最甜的收获 ” 。 同乐会： 详细介绍了高二美、高二文孝、高二文忠及高二商忠四个班级的演出背后。无论是高二美只有 16 人的坚韧，还是高二商忠顶着压力呈现的 “Destiny” ，都印证了 “ 同乐会是一堂伪装起来的大课 ” 这一深刻感悟。 三、 经典班特辑：教育实验的深度剖析 这是本期副刊中极具含金量的栏目。 教学实录： 刊物通过虚拟学生 “ 小明 ” 的一天，向读者揭开了经典班的神秘面纱。从朗诵《论语》、看纪录片（综合学科）到安静的 “ 描红 ” 课，详细展示了其独特的课程设计。 理念专访： 课程主任林宝玉老师详述了经典班从 2006 年起源至今的发展。它并非 “ 放牛班 ” ，而是通过读经教育，让学生在记忆力黄金期吸收传统文化精髓，并最终证明经典班学生在统考中同样能取得佳绩。 四、 人物专访：平凡中的伟大与非凡 本栏目将笔触对准了不同身份的人，极具人文关怀： 尽责校工： 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