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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糕不是问题,责任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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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糕不是问题,责任才是问题 这篇文章借“蛋糕只有一块”做隐喻,其实真正讨论的不是资源分配,而是权力与责任的捆绑。 很多人把焦点放在“要不要继续留在政府”。 但问题根本不在“留或不留”,而在—— 你是否准备承担全部后果? 一、这不是技术问题,是政治定位问题 当年马华前总会长在第13届全国大选前承诺成绩下滑就不入阁,那是一种政治信用的下注。兑现承诺后,马华退出内阁,至少逻辑自洽。 今天的局面不同。 民主行动党已是执政结构核心之一。 召开特别代表大会、设“6个月高压测试期”,表面是组织程序,实质却是一次集体焦虑的释放。 焦虑什么? 焦虑改革速度慢。 焦虑联盟妥协多。 焦虑基层的理想与执政现实之间越来越远。 但必须承认一个冷酷事实: 联盟政治从来就不是理想主义的游乐场。 二、执政者最危险的状态:人在权力里,心在反对党 改革政党进入体制后,会面临三种选择: 完全承担执政责任 退出前线,回到监督角色 留在权力里,却继续用反对党的姿态说话 第三种最危险。 因为那意味着: 政策你参与了,责任却想切割; 预算你通过了,后果却归别人; 联盟你签署了,形象却保持清白。 这种“双重角色”最终只会消耗信誉。 政治不是道德表演。 权力与责任是绑定的。 三、蛋糕隐喻,其实是在逃避更残酷的问题 “蛋糕吃或不吃”听起来像选择题, 但现实是: 吃,就必须承认改革是长期工程, 承认官僚体系不会一夜改变, 承认财政空间有限, 承认族群结构复杂。 不吃,就等于承认影响力下降, 承认自己选择站在旁边。 真正不能接受的,是一边吃蛋糕,一边说自己没吃。 四、特别代表大会真正的意义 这场大会如果只是情绪出口,那它毫无意义。 如果是再确认执政授权,那就必须诚实回答: 党是否准备为政策失败负责? 是否准备面对下一届大选的审判? 是否愿意承认改革不会讨好所有人? 政治最忌讳的,不是失败。 而是不愿承担。 五、改革者的宿命 所有改革型政党,一旦进入权力核心,都会被体制磨损。 问题不在于被磨损, 而在于是否承认自己正在治理,而不再只是抗议。 如果还想维持“永远正确”的姿态, 那就不要坐在决策桌上。 蛋糕只有一块。 不是问你吃不吃。 而是问—— 你有没有胆量承认: 吃了,就必须为整张桌子负责。

《汉丽宝》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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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围绕《汉丽宝》的争论,表面上是艺术创作是否“政治正确”的问题,实则是一场关于历史叙事权、族群象征与国家想像的文化政治辩论。 《汉丽宝》原型来自《马来纪年》( 马来纪年 ),讲述明朝公主下嫁马六甲苏丹的故事。几百年来,这段叙事在马来世界被塑造成“中马友好”的历史象征,也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中成为“华人早期存在”的文化凭据。问题是,这个故事从来不是单纯的爱情故事,而是一则高度政治化的王权叙事。 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历史文本不是“事实的仓库”,而是权力结构的产物。英国学者 Benedict Anderson 在《 想像的共同体 》中指出,民族国家是通过叙事、象征与文化生产被“想像”出来的共同体。《汉丽宝》恰恰就是这样一种象征性文本:它将王权、婚姻与族群关系编织成国家起源神话的一部分。 当歌剧重新改写这段故事时,真正被触动的不是剧情细节,而是“谁拥有解释历史的权力”。 一、从王权中心到主体转移:叙事重心的政治意义 传统版本强调的是王权秩序——公主的婚嫁象征外交臣服或友好,核心在国家与王朝的正当性。若新版叙事将重心从苏丹王权转向汉丽宝个人,甚至赋予她更强的主体意识,这种“主体转移”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它改变的不只是人物性格,而是叙事权力结构:从“王权合法性”转向“个体选择”。 这类改写常被批评为“现代价值强加历史”,即所谓“政治正确”。但文化研究会提醒我们:所谓“原版历史”本身也是某个时代政治价值的产物。今天的改写,不过是新的时代价值进入旧神话的再生产。 二、族群记忆与国家叙事的张力 在马来西亚语境下,《汉丽宝》的象征意义格外敏感。它既是马来王权传统的一部分,也是华人族群认同的一块文化拼图。 当艺术作品尝试重写角色定位,就可能被解读为“重新界定族群位置”。 这里的冲突,并非简单的“对或错”,而是两种叙事逻辑的碰撞: 一种是国家整合逻辑:强调历史中的和谐象征。 一种是现代主体逻辑:强调个体、平等与性别意识。 在多元社会中,这种张力不可避免。问题不在于是否可以改编,而在于是否承认历史神话本身的建构性。 三、“政治正确”作为修辞武器 “政治正确”一词,在当代公共讨论中往往成为一种标签,用来质疑某种改编是否迎合意识形态。但从政治叙事角度看,所有历史舞台剧都是政治性的。 差别只在于: 是服务于既有权力结构,还是尝试松动它?...

从守护海龟到城市减废:一场从社区出发的地方创生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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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守护海龟到城市减废:一场从社区出发的地方创生实验 很多人以为环保是一场宏大的运动,但在怡保,有人选择从最日常、也最被忽略的地方开始—— 洗涤用品、购物包装、生活垃圾 。 在保合区一间不起眼的小店里, Ipoh Refill 悄悄实践着一种“反主流”的生活方式:洗衣液、清洁剂不再一次性购买,容器可以重复使用;二手衣、回收材料被重新赋予价值;废弃不再只是丢弃,而是被重新思考。 这并不是一时兴起的环保浪漫。创办人早年从海洋保育出发,长期参与海龟保育行动,在旅游与自然冲突中,看见“善意活动”如何在无意间制造更多塑料与垃圾。疫情让她停下来重新审视: 如果连环保行动本身都制造废弃,我们到底在守护什么? 于是,行动转向城市。她意识到—— 城市看不见海,但城市正是塑料流向海洋的起点。 Ipoh Refill 的出现,并非要拯救一座城市,而是提出一个更现实的问题: 👉 消费,是否必然等于制造垃圾? 👉 环保,是否只能是中产阶级的生活选择? 她把“正确回收”带进社区,把厨余与有机废弃物重新纳入土壤循环;她推动无包装商品进入小众市场,希望让减废不再只是口号;她设计社区菜园,让“回到土地”不只是象征,而是重新连结人与地方的方式。 这不是英雄叙事,而是一条缓慢、需要耐心的路。 每一个重复使用的容器、每一次改变购买方式的选择,都在城市里悄悄改变流向。 或许,真正的环保,从来不是一次壮举, 而是一连串微小却持续的生活决定。 当地方开始学习如何与环境共存, 城市,才有可能真正变轻。  

马,从墓葬走进语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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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从墓葬走进语言里 在九州国立博物馆的展柜里,一匹匹陶制的马静静站着。它们四肢粗短,比例并不写实,却有一种奇特的庄重感。那不是为了好看而塑造的动物,而是一种被赋予使命的存在——陪伴、守护,或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交通工具。 这些“马”,并不只是马。 在日本古代社会,马从来不是单纯的交通工具。它是一种技术、一种权力象征,也是一种信仰媒介。随着骑马技术经由朝鲜半岛传入列岛,马开始与政治秩序、战争能力、贵族身份紧密相连。谁能拥有马、驾驭马,往往也意味着谁更接近权力核心。 于是,马进入了墓葬。 古坟时代的埴轮马,被安置在坟丘四周,不是为了再现生前生活,而更像是一种“持续运作”的象征:它们守护亡者,也为亡者在另一个世界继续奔走。马的形象,在这里同时指向此岸与彼岸。 更有意思的是,当佛教传入、日本社会逐渐形成“神佛习合”的信仰结构后,马又被赋予新的角色。它不只是贵族的坐骑,也成了神明的使者——人们把祈愿寄托在马身上,希望借由它,把愿望送达天听。祈雨、驱疫、安魂,马都在场。 一匹动物,就这样被层层叠加了意义。 语言,往往是文化记忆最顽固的容器。文章最后提到“马鹿”一词的演变,正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今日我们熟知的“马鹿”,早已成为骂人的词汇,但它的生成,并非偶然,也不是单纯的情绪宣泄,而是与佛教观念、象征转移、汉字接受史交织而成的结果。原本神圣、庄严的动物形象,在漫长的使用过程中,被重新编码,最终走向了完全不同的语义方向。 从埴轮马到“马鹿”,从墓葬到日常语言,马并没有离开历史。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活在文化里。 或许,这正是博物馆最迷人的地方:它展示的从来不只是“过去”,而是那些仍在我们身边、却早已被遗忘来历的观念与词语。当我们再次凝视这些粗拙的陶马时,看到的,其实也是文明如何一步步,把动物、技术、信仰与语言,编织成今天的世界。

城市里的“隐形绿洲”:当空间开始允许人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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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里的 “ 隐形绿洲 ” :当空间开始允许人停下来 在传统城市规划逻辑里,空间往往围绕三个关键词展开: 效率、功能、流动性 。 道路讲求通达性( accessibility ),建筑讲求功能分区( zoning ),公共空间强调动线设计( circulation )。这种规划思维高度理性,也极为现代 —— 它确保城市能够顺畅运作。 但问题也正出在这里。 当城市被设计成 “ 不断前进的机器 ” ,空间就容易沦为 “ 通过的场所 ” ,而不是 “ 停留的地方 ” 。   一、从 “ 流动空间 ” 到 “ 停留空间 ” 城市地理学家常区分两种空间: ●        Transit Space (过渡空间) :人们快速通过,不产生情感连接。 ●        Place (地方) :人们停留、互动、形成记忆。 许多现代商业建筑、办公楼大厅、交通节点,本质上都是过渡空间。它们效率极高,却缺乏情感温度。 而所谓 “ 隐形绿洲 ” ,其实是在过渡空间中,嵌入了可以停顿的元素 —— 树荫、草地、阶梯、开放式中庭、自然光。 植物与光线改变的不只是视觉,而是行为模式。 人会不自觉放慢脚步,选择坐下,甚至开始交谈。 这是一种 空间对行为的塑造( spatial behavior influence ) 。   二、绿色不是装饰,而是 “ 微气候策略 ” 从地理角度看,绿植最重要的功能并非美学,而是环境调节: ●        降低热岛效应 ●        调节湿度 ●        改善空气流通 ●        柔化噪音 ●        提供遮蔽 在热带城市(例如马来西亚城市环境)中,这一点尤为关键。 一个拥有树荫与草地的开放...

雪兰莪州的味道,为什么我们总是后知后觉?——从 Nasi Ambeng 谈地方美食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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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兰莪州 的味道,为什么我们总是后知后觉?——从 Nasi Ambeng 谈地方美食遗产 在马来群岛的饮食文化中,Nasi Ambeng 并不张扬。它没有精致摆盘,也不是网红打卡餐。白饭居中,四周围绕甜酱油鸡、仁当、参峇炒面、炒米粉、椰丝与咸鱼,层层堆叠,色泽浓重。对许多外地人而言,它不过是一盘“配料丰富的杂菜饭”;但对雪州爪哇社群来说,它却是一种带有仪式意义的共享餐食。 问题是,当一种食物必须被“列为遗产”,我们才意识到它的存在,这是否说明我们的文化感知早已迟钝? Nasi Ambeng 原本并非个人餐。传统上,它盛在大盘或香蕉叶上,由四至六人围坐共享。进食本身是一种社会行动——分食、礼让、协商、交流。食物在此不是单纯的味觉经验,而是社区结构的缩影。谁先夹菜、谁负责添饭、如何分配肉类,这些细节都体现了爪哇文化中关于秩序与伦理的日常实践。 然而,当它被端进餐馆,改为“一人一盘”的形式后,共享的意义开始被削弱。我们吃到的是味道,却未必理解其背后的社会逻辑。饮食现代化往往意味着效率与卫生,但也可能意味着文化语境的剥离。 2022年,雪州将 Nasi Ambeng 列为美食遗产。这是一种肯定,但也是一种提醒:如果没有制度认证,我们是否就会忽略身边的传统?地方饮食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好吃”,而在于它承载了族群迁移的历史与土地记忆。爪哇人南来马来半岛,把原乡的饮食习惯与本地食材结合,形成今日的版本。甜酱油与椰香、辣椒与香料,既是味觉的融合,也是身份的重塑。 遗产化当然有其必要性。它能保存记忆、增强认同、促进旅游。但若只停留在“挂牌”与“宣传”,而忽略社区内部的传承动力,那么所谓遗产,很容易沦为展示品。真正的文化活力,不在于证书,而在于日常餐桌是否仍有人愿意依传统围坐分享。 更值得深思的是,在多元社会中,我们往往熟悉彼此的政治标签,却不熟悉彼此的饮食结构。我们可以轻易谈论族群,却未必真正走进对方的厨房。饮食原本是跨文化理解最柔软的入口,却常被简化为商业产品或节庆符号。 Nasi Ambeng 的价值,不只是“雪州美食”的称号,而是一种提醒:地方文化并不会自动延续。它需要被理解、被实践,也需要在现代生活节奏中找到新的位置。当共享变成独食,当仪式变成快餐,我们或许应该问自己——我们失去的,是否不仅仅是一道菜? 文化的保存,从来不只是博物馆的任务,而...

同姓马,英文发音大不同——从“马”看华社的身份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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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姓马,英文发音大不同——从“马”看华社的身份层次 同样一个“马”姓,在不同地区、不同历史脉络中,却演化出Bee、Beh、Mah、Ma、Mar、Bey、Mha等多种英文拼写与读音。这看似是语言的小差异,背后却折射出华人社会百余年来的迁徙轨迹、方言结构与身份认同的复杂层次。 首先,这是典型的历史语言现象。早期南来华人多以籍贯方言作为对外沟通的基础,福建、潮州、广东、海南等不同语系,对“马”的读音本就不同。殖民地时期的登记制度,又往往由英国或本地书记员按听音拼写,缺乏统一标准,于是形成今天“同姓不同拼”的格局。从语言学角度看,这不是混乱,而是移民社会自然沉淀的结果。 但问题在于,当社会进入高度制度化与数字化时代,这种历史遗产开始显露出新的摩擦。文件核对、银行系统、移民记录、跨国往来,往往默认“姓氏应当一致”。现实却是:同宗不同拼、同人不同写,轻则带来行政不便,重则影响身份核验与资料追溯。传统的弹性,正在与现代治理的标准化逻辑发生碰撞。 更值得注意的是,英文拼写差异也在无形中形塑着华社内部的“可见与不可见”。在公共叙事中,普通话拼音逐渐成为主流书写方式,一些早期方言拼写反而被边缘化。若处理不慎,可能让部分族群的历史痕迹被悄然抹平。语言从来不是中性的,它承载的是一整套迁徙记忆与地方身份。 因此,面对“同姓不同音”的现实,社会不必急于“纠正”,但制度层面有必要更精细地理解与包容。一方面,官方系统应提升对多拼写姓氏的识别与关联能力,减少技术性障碍;另一方面,华社自身也可加强族谱整理与历史记录,让这些看似零散的拼写重新被看见、被理解。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马”的多重发音,其实正是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多源头、多方言、多路径南来的缩影。它提醒我们:身份从来不是单线条的,而是层层叠加的历史结果。 当现代社会不断追求标准与统一之际,也许更需要的,是为这些“不同”保留被理解的空间。因为正是在这些细微差别之中,一整个族群的迁徙史与文化纹理,仍在静静发声。

人数不多,关键在进取——从“森马氏矢马当先”看宗亲组织的时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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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数不多,关键在进取——从“森马氏矢马当先”看宗亲组织的时代课题 在华社组织普遍面对老化与参与度下滑的当下,一些宗亲团体却仍努力维持运作,并尝试寻找新的发展路径。森马氏宗亲会以“人数不多胜在进取,展望未来”为自我定位,既是现实写照,也折射出当前华人宗亲组织共同面对的结构性挑战。 首先必须承认,小型宗亲组织在人力与资源上的确处于劣势。会员基数有限,活动动员不易,财务来源也相对单一,一旦核心干部老去或退场,组织便可能迅速失去动能。因此,“人数不多”不只是客观描述,更是一种潜在危机。若没有制度化的接班机制与持续的会员培育,再积极的口号也难以长期支撑组织发展。 不过,值得肯定的是,该会没有停留在守成心态,而是主动以文化活动、节庆联谊与内部整合来维系凝聚力。这种“以活动养组织”的策略,在当前华团生态中相当普遍,也确实能在短期内维持能见度与情感连结。问题在于:当活动成为主要甚至唯一的存在理由时,组织是否也可能陷入“年年办、年年一样”的循环,难以形成更具公共价值的社会角色? 宗亲组织的历史功能,本来就不只是联谊与祭祖。它们曾经承担互助、教育、社会救济与文化传承等多重任务,是华社基层治理的重要一环。放在今天的社会语境中,如果宗亲会仍主要停留在节庆与会务层面,而未能回应青年参与、跨族群互动或社区服务等新议题,其社会能见度与吸引力势必逐渐递减。 更关键的是代际问题。报道中可见,多位骨干成员年资深厚,这既是资产,也是隐忧。经验丰富固然可贵,但若组织结构长期由同一代人主导,年轻人往往难以找到进入与成长的空间。许多宗亲会面临的并非“没有年轻人”,而是“年轻人进不来、留不住”。若不及早推动权力与责任的有序交接,“进取”很容易停留在口号层面。 因此,森马氏宗亲会此时强调“矢马当先”,其实正触及转型的关键节点。所谓进取,不应只体现在活动数量,而应体现在治理现代化,例如:建立更透明的会务制度、发展数字化会员系统、设计面向青年的参与路径,以及与地方社区建立更实质的合作关系。唯有如此,小而精的宗亲组织,才可能在新时代找到新的存在理由。 华团生态正在经历一轮静悄悄的重组:人口结构在变,认同方式在变,社团参与模式也在变。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数不多”或许已成常态,但“是否持续进取”将决定组织能走多远。森马氏的努力值得鼓励,但更值得观察的,是它能否把这份进取,转化为一套可持续的组织更新...

从人口迁移与空间重组看华教布局的结构性调整

  从人口迁移与空间重组看华教布局的结构性调整 马来西亚华人人口问题,并非单纯的“少子化”叙事,而是一场深刻的空间重组过程。若仅从出生率下降讨论华教危机,容易忽略更关键的变量——人口迁移与居住结构的改变,正在重塑华教的空间基础。 一、人口减少不是均匀的,而是空间分化的 全国华人人口比例持续下降,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分布的“再集中”与“边缘化”同步发生。小城镇、传统新村与农业区华人人口加速流失,而都市圈外围却出现新的华人居住带。 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心—边缘结构”重组: 传统华校多设于旧市区与新村核心 新一代家庭却迁往城市外围住宅区 就业机会向都会区集中 乡镇功能逐渐弱化 结果是:原本支撑学校运作的社区半径,正在萎缩。 二、学区与生活圈错位 华校的布局,多数仍延续上世纪的地理格局:依庙宇、会馆、老街而设。但当家庭生活圈从“步行社区”转为“汽车半径”后,学校不再是生活中心,而成为“选择性设施”。 在地理学上,这属于服务设施与人口重心脱节的问题。 有的学校生源锐减,却位处人口净流出区 有的地区出现华人家庭聚集,却缺乏对应华校容量 家长开始跨区送学,形成“教育通勤” 这种空间错配,使得“缩校”与“抢生源”同时出现,看似矛盾,实则是空间结构变化的结果。 三、郊区化与阶层分层 近年来的住宅发展趋势显示,华人家庭更多流向: 封闭式花园住宅区 中产阶层新兴郊区 工作与居住分离的都会边缘带 这种郊区化带来两种效应: 教育资源向高房价区聚集 低收入家庭留在老城区与小镇 华教若只强调“保校数量”,却不思考空间重组,最终会出现教育机会的不均衡分布。 真正的问题不是“华校够不够”,而是“华校在哪里”。 四、迁移趋势下的未来压力 更大的挑战来自跨州与跨国迁移。 高学历华人家庭外流至新加坡、澳洲 国内人口向雪隆都会区集中 柔佛、霹雳、森美兰部分小镇持续流失青年 这意味着: 某些地区将长期处于人口衰退轨道,而某些都会区则面对学额紧张。 如果华教布局仍以“历史位置”为核心,而非“人口预测模型”为依据,那么未来的调整只会更加被动。 五、从“守校”转向“空间治理” 华教议题,必须从情感叙事转向空间治理。 建立区域人口预测机制(至少10–20年) ...

人口危机,不是“生不生”,而是社会还能不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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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危机,不是 “ 生不生 ” ,而是社会还能不能活 马来西亚华人总和生育率跌至 0.9 ,几乎已经不是 “ 少子化 ” ,而是 “ 结构性萎缩 ” 。统计数字冷冰冰,但它所预告的,是一个族群在几十年内的规模塌陷。 很多人还是习惯用老方法思考问题:给现金补贴、给育儿津贴、发新生儿红包。仿佛只要钱到位,孩子就会回来。 但现实是 —— 钱从来不是决定性因素。 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创造了一个怎样的社会? 如果一个年轻人必须在高房价、高教育成本、无保障的职场环境中拼命生存;如果双薪家庭仍然养不起一个 “ 体面成长 ” 的孩子;如果孩子的成长被教育军备竞赛、补习文化、排名焦虑层层包围 —— 那我们还谈什么 “ 鼓励生育 ” ? 这不是生育意愿问题,而是社会生态问题。   我们的家庭,正在被制度抽空 华人社会过去的稳定,靠的是三件事: 家庭、教育、与社群组织。 如今这三件事,都在被市场逻辑一点点掏空。 家庭被高强度劳动制度压缩到只剩 “ 功能单位 ” ; 教育被过度商业化,变成焦虑制造工厂; 社团与会馆老化,难以再承担跨代支持的角色。 我们说要 “ 投资未来 ” ,却把所有资源都投入水泥建筑与硬体扩张,却忽略了人本身的可持续性。 没有孩子,再宏伟的会馆都会变成空壳; 没有年轻人,再精美的文化口号都会失声。   教育不是竞赛场,是社会再生产的基础 今天最讽刺的一幕是 —— 我们一边哀叹人口流失,一边让孩子在残酷竞争中提前透支人生。 从幼儿园开始的 “ 不能输 ” ,到私立教育债务化,再到升学路径的焦虑堆叠,生育早已不是 “ 喜悦的选择 ” ,而是一场高风险投资。 年轻夫妻计算的不是爱,而是成本。 如果教育继续以市场为主导,家庭永远会退缩。 因为每一个孩子,都等于一次财务豪赌。 人口问题,本质上是教育制度问题。 教育制度问题,本质上是价值排序问题。   劳动制度不改,家庭永远输 更现实的是职场结构。 在私营主导的经济结构下,育儿常被视为效率的敌人。 长工时、缺乏弹性、升迁惩罚怀孕女性 —— 这些都不是口号,而是每天发生的现实。 当 “ 成家 ” 意味着职业代价,年轻人自然选择延迟甚至放弃。 人口不是靠宣...

一条街道,如何成为一座城市的社会记忆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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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学定位与适用科目 ●        科目 :历史、地理、公民与社会、校本课程(地方研究) ●        年级 :初中高年级/高中 ●        主题核心 : ●        一条街道,如何成为一座城市的社会记忆载体?   二、教学目标( Learning Objectives ) 知识层面 学生能够: 1.       说明马厘街在芙蓉早期城市发展中的角色 2.       理解华人街区在殖民时期与战后社会中的经济与文化功能 3.       认识街道命名、行业分布与族群记忆的关系 能力层面 学生能够: 4.       从 图像、街名、店铺、口述史 中提取历史信息 5.       将 “ 地方故事 ” 与 “ 国家/区域历史 ” 连结 6.       进行基础的地方史诠释与比较分析 价值与态度 学生能够: 7.       理解 “ 日常生活 ” 本身就是历史 8.       培养对在地文化与长者记忆的尊重 9.       反思现代化对老街区的影响   三、教学内容结构(可一至两节课完成) (一)地方史视角:马厘街的形成 教学重点 ●        马厘街原名 Murray Street ,体现殖民行政体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