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看成岭侧成峰

  一杯白咖啡，如何泡出一座城市的集体记忆 在怡保，白咖啡从来不只是一种饮料。它更像是一种气味的记忆，一段日常的仪式，也是几代人共同拥有的城市语言。清晨的热气、午后的闲坐、夜晚的聚谈，都可能从一杯白咖啡开始。 提到怡保白咖啡， “ 长江 ” 几乎是绕不开的名字。从早年街坊熟悉的老店，到后来逐步发展成系统化品牌， “ 长江白咖啡 ” 的轨迹，映照的正是怡保这座城市在时代浪潮中的自我调整与坚持。它并未急于抹去传统，而是在传统的基底上，寻找新的可能。 近年， “ 健龙（ Kin Loong ） ” 品牌的出现与扩展，正是这种转变的一个缩影。从咖啡生产、门市经营，到结合自然景观与旅游体验的空间规划，白咖啡不再只停留在杯中，而是被延伸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提案。这种发展，既回应了现代消费的变化，也让老味道拥有了继续被理解、被体验的机会。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样的转型并非单向度的商业扩张，而是与社区产生了真实的连结。无论是坚持本地制作、带动就业，还是将老字号的故事转化为年轻世代可亲近的文化内容，品牌在某种程度上，也承担起了 “ 文化中介 ” 的角色 —— 把过去与现在、地方与外来者，重新连接起来。 怡保并不是一个急于追赶速度的城市。它的魅力，向来来自节奏的从容与记忆的层次。白咖啡文化之所以能在这里扎根，并持续演变，正因为它始终与人的生活紧密相连。咖啡馆不仅是消费空间，更是邻里交流、家庭相聚、游客理解怡保的一扇窗口。 从 “ 长江白咖啡 ” 到 “ 健龙 ” ，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品牌的成长，而是一种地方文化在时代变化中寻找自我位置的过程。当一杯白咖啡仍能让人慢下来、坐下来、聊起来，它所承载的，就早已超越了味觉本身。 或许，这正是怡保白咖啡最珍贵的地方：它让城市的故事，仍然有温度。

  从青云亭，看见华社的自我治理传统 在今日谈论 “ 社区治理 ” 与 “ 社会资本 ” 时，人们往往引用西方理论，却忽略了华人社会自身早已发展出一套成熟而内生的制度传统。位于东海岸的青云亭博物馆，正是一扇让人重新理解这段历史的窗口。 青云亭的出现，并非单纯为安放神明。 19 世纪华人南来，在制度未及、环境陌生的土地上，庙宇往往承担着超越宗教的社会功能 —— 它既是信仰中心，也是议事厅、调解所与互助平台。甲必丹郑启泰、李君常等华社领袖创办青云亭，正是为了在官方行政之外，建立一套能维系秩序、保障群体安全的自我治理架构。 走进青云亭博物馆，最引人注目的并非神像本身，而是那些静默陈列的令牌、印章、碑刻与文告。它们象征着权威、规则与执行力，说明早期华社并非松散的移民群体，而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共同体。通过公议、章程与仪式，华社得以处理纠纷、救济贫困、规范行为，在复杂的殖民语境中维持自身运作。 信仰，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神明不仅是精神寄托，更是伦理秩序的象征。祭祀与仪式并非脱离现实的宗教活动，而是强化承诺、凝聚共识的社会机制。正是在这种 “ 信仰 — 制度 — 社群 ” 交织的结构中，华社形成了强大的内在约束力。 博物馆内展出的婚书、账册、花轿与族谱，则将视角拉回日常生活层面。婚姻、经济往来与家族关系，构成了华社社会网络的基础。制度并非抽象存在，而是嵌入在人生礼俗与日常实践之中。这种从生活内部生长出来的秩序，使社群得以长期稳定延续。 青云亭今日转型为博物馆，其意义不止于保存器物，更在于保存一段 “ 制度记忆 ” 。在快速现代化的社会里，人们习惯依赖国家与市场，却容易忽视社区自身的治理潜能。青云亭所呈现的，并非怀旧的历史，而是一种值得重新思考的社会经验：当制度尚未抵达时，社会如何自我组织；当资源有限时，信任如何被建立。 从一座庙，看见一个社会。青云亭提醒我们，华社的历史不仅是移民与经商的故事，更是一部关于自治、责任与公共精神的社会史。

  禁社媒，能救孩子吗？ —— 在 “ 网络成瘾 ” 焦虑中的成人责任 当一名孩子低头滑动手机，世界仿佛安静了下来；而真正不安的，往往是站在旁边却不知如何介入的成人。近年， “ 青少年网络成瘾 ” 几乎成了各国共同的社会焦虑。从课堂注意力下降，到心理健康亮起红灯，手机与社交媒体被迅速推上 “ 代罪羔羊 ” 的位置。 澳大利亚日前通过立法，计划限制 16 岁以下青少年使用部分社交媒体平台，成为全球首个以国家法律直接介入青少年社媒使用的国家。这一举措在国际社会引发强烈回响：支持者认为，这是为孩子按下 “ 暂停键 ” ；反对者则质疑，禁令是否只是将复杂问题简化为技术封锁。 这场争论的核心，并不在于 “ 要不要禁 ” ，而在于我们如何理解 “ 成瘾 ” 二字。 不可否认，社交媒体的设计机制确实建立在注意力竞争之上。算法精准推送、无限下滑的界面、即时回馈的点赞机制，对尚未成熟的青少年而言，极易形成依赖。在心理健康与公共卫生视角下，国家出手干预，似乎合情合理。 然而，问题在于： 禁令能解决什么，又无法解决什么？ 对许多家庭而言，手机并非单纯的娱乐工具，而是社交、学习甚至安全沟通的媒介。全面限制，可能加剧数字鸿沟，也可能迫使使用行为转入更隐蔽的角落。更重要的是，若孩子只学会 “ 被禁止 ” ，却未学会判断、节制与自我管理，那么当禁令解除或环境改变，问题依然会以另一种形式出现。 因此，另一种声音主张：与其禁，不如教。 所谓 “ 数码素养教育 ” ，并非空泛口号，而是让青少年理解平台如何运作、为何会沉迷、如何管理时间、如何保护隐私。这是一条更缓慢、更困难的路，因为它要求的不只是孩子的改变，也要求成人放下 “ 控制欲 ” ，转而承担陪伴与示范的责任。 现实或许并非非此即彼。适度监管可以为孩子争取成长空间，素养教育则决定他们能否在空间中站稳脚步。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孩子沉迷屏幕，而是成人将焦虑全部外包给法律或技术手段，借此回避更深层的问题 —— 我们是否准备好，引导下一代在一个高度数字化的世界中生活。 “ 禁社媒 ” 或许能暂时减轻不安，却无法替代理解；而教育若缺乏制度支持，也容易流于理想。在这场关于青少年的争论中，最不该被忽略的，是一个更 uncomfortable 的问题： 我们究竟希望培养怎样的未来公民？ 当孩子再次低头看向屏幕...

  风山大王：一尊地方神明的生成史与民间韧性 在槟城浮罗山背的榴梿园里，凤山大王的香火并不张扬，却绵延近百年。这尊被视为 “ 医神 ”“ 护村神 ” 的地方神明，并非源自经典宗教体系，而是在地方社会的迁移、疾病、危机与互助之中，被一步步 “ 塑造 ” 出来的。 凤山大王的信仰，起点并不神秘。早期的浮罗山背，是以农业与果园为主的移民聚落。环境偏远、医疗资源匮乏，使得疾病成为村民共同面对的现实风险。在这样的生活情境中， “ 治病 ”“ 保平安 ” 成为信仰最直接的需求。凤山大王，正是在这种集体经验中，被赋予了灵验与权威。 有意思的是，凤山大王并非单一神格，而是一个不断叠加、融合的过程。随着时间推移，信众将其与清水祖师、医神、护村神等功能重叠理解，逐渐形成 “ 一神多职 ” 的地方信仰结构。这种结构，反映的并非教义逻辑，而是民间社会解决问题的实用智慧。 1986 年正式立庙，是凤山大王信仰的重要转折点。庙宇的出现，不只是宗教空间的确立，更象征着信仰从个体经验，转化为公共制度。理事会的成立、仪式的规范化、香火的制度化，使凤山大王从 “ 被灵验记住的神 ” ，走向 “ 被社区共同承认的神 ” 。 值得注意的是，凤山大王并未停留在传统 “ 神明 — 祭祀 ” 的框架中。近年来，理事会在庙宇初建阶段即强调不敛财、不设高门槛，甚至在治病、丧葬、扶助方面扮演社区互助角色。这种实践，使信仰重新嵌入现实生活，而非成为形式化的仪式消费。 凤山大王的延寿传说，常被视为神迹，但若从社会角度看，它更像是一种象征：在不确定的生活条件下，人们对健康、长寿与尊严老去的集体渴望。神明并非替人活下去，而是让人相信生活仍有可依附的秩序。 在当代社会，许多地方信仰被简化为 “ 迷信 ” 或 “ 观光符号 ” ，但凤山大王的例子提醒我们：地方神明，本质上是一部地方社会的记忆史。它记录了移民如何安顿、社区如何互助、信任如何建立。 香火未必等于神权，庙宇也不必然代表保守。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信仰背后那股维系社区的力量。当一尊神明能够持续被信任、被传承，它所延续的，或许不只是寿命，而是一整个地方社会的韧性。

  元师救人 伯公赐财 —— 田都府香火渐鼎盛的背后 在马六甲武吉士灵烈，有一间已有 56 年历史的华人神庙 —— 田都府。这里供奉着田都元帅与南岛大伯公，多年来不断流传着灵验事迹，从 “ 救人显灵 ” 到 “ 赐财中签 ” ，使得这间原本低调的小庙，逐渐成为善信口中 “ 有拜有保佑 ” 的信仰中心。 田都府的起点并不宏大。庙方主席练宝华回忆，最早的田都府只是设在一名打铁厂业主家中的小亭子，空间狭小，却香火不断。随着善信人数逐渐增加，庙方于 1994 年正式迁至现址，并注册为合法庙宇，才逐步发展成如今的规模。练宝华表示，马六甲供奉田都元帅的庙宇并不多，田都府因此成为许多信徒心中的精神依靠。 在众多灵验故事中，最令人动容的，是一名四岁仍不会说话的男童。庙中文书郑秀玉透露，两年前，一名父亲带着孩子前来求助。她当时梦见田都元帅指示，要协助对方诚心参拜。随后，这名男童逐渐开口说话，如今已顺利上学。类似 “ 神明救人 ” 的经历，让不少善信更加坚定信仰。 除了救人，田都府也流传着 “ 赐财 ” 的故事。庙内供奉的南岛大伯公，被多名信徒指梦中显灵，赐予横财。司事蔡仕和便分享自身经历，表示自己从未向神明刻意求财，却在梦中得大伯公指示，结果真的中了一笔意外之财，让他感到又惊又感恩。 田都府的香火能够持续兴旺，也离不开一群默默付出的义工。副主席郑光耀二十多年来，几乎每逢初一、十五都会到庙里打扫，只为让善信有一个清净安心的参拜环境。总务潘志伟则表示，自己与其他理事一样，抱着平常心服务神明， “ 一步一脚印 ” ，不求回报，只希望庙宇能继续稳定发展。 年轻一代也逐渐加入庙务行列。 28 岁的司事谭醒忠认为，神庙不仅是拜神之地，更是文化传承的空间，希望未来有更多年轻人参与，让信仰精神不至于中断。司财郑金财则笑言，趁自己还有体力，多为庙里做事，也是行善积德的一种方式。 对许多善信而言，来到田都府，并不一定是为了发财或奇迹，而是为了心安。文书顾南忠表示，他加入庙务两年，最大的愿望只是 “ 家人平安健康 ” ，至于其他得失，早已看淡。 从一间小亭子，到今日香火鼎盛的神庙，田都府的发展并非来自刻意宣传，而是源于一次次真实的信仰经验与长期的无私付出。对信徒来说，田都元帅与南岛大伯公不仅是神像，更是一种精神寄托 —— 在现实压力中，给予人们希望、安定与继续...

  安华几时说过承认统考？ 近年来， “ 承认统考 ” 再次成为华社高度关注的议题。随着首相安华及内阁成员就 SPM 制度发表相关言论，部分舆论迅速解读为政府即将正式承认统考，甚至视为华教长期争取的重大突破。然而，若冷静回看官方表述与现实制度安排，不难发现，这种乐观解读恐怕过于仓促，甚至可能掩盖了更深层的制度代价。 从头到尾，安华本人从未明确表示政府将正式承认统考。他在记者会上强调的是，无论来自国中、私校或独中的学生，凡属马来西亚公民，未来申请高等教育时，都必须报考 SPM ，以避免升学争议。这项说法的核心并非 “ 承认统考 ” ，而是 “ 统一 SPM 作为门槛 ” 。如果仅凭这一声明便认定统考问题已经解决，既是过度简化现实，也是盲目乐观的情绪投射。 更值得注意的是，高教部长在被问及是否可凭统考成绩进入公立大学时，明确表示现阶段无法给出肯定或否定的答案；教育部长则刻意回避相关课题，仅强调独中生若要取得 SPM 文凭，必须报考六科，并且马来文与历史科必须及格。这些表态共同指向一个事实：政府至今并未就 “ 统考是否等同于国家学历 ” 作出任何正式承诺，更谈不上制度性承认。 即使假设独中生完成 SPM 六科并及格，其统考是否因此获得承认，仍然存在巨大疑问。因为升读公立大学只是第一关，真正关键的是公共服务体系的认可。若独中生未来要进入政府医院、国立大学或担任专业公职，仍需通过公共服务局的认证。这意味着，即使 “ 上得了大学 ” ，也未必 “ 进得了体制 ” ，统考在国家体系中的地位依旧悬而未决。 更深层的挑战，在于政策背后所隐含的结构性调整。安华隐约提出，私立学校必须加强马来文与历史科教学，以符合国家课程标准。这不仅是考试问题，更涉及教学媒介与课程内容的重构。独中长期以华语与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历史课程强调世界史、中国史与本国史并重；而国中则侧重本国史与伊斯兰史，两者所塑造的价值观与认同结构本就不同。若为了制度承认而全面接轨国中体系，独中势必需要重新审视自身办学理念与文化定位。 不少人幻想可以 “ 鱼与熊掌兼得 ” ，同时兼顾统考与 SPM 双轨制，既保留华教特色，又取得国家认可。然而现实层面，真正能同时应付两套课程与两种考试体系的学生，恐怕只是少数。更大的可能是资源被严重分散，学生与学校疲于应付，最终两边都无法做到理想成绩。对于原本资源有...

  ⚠️ 餐饮业者防骗提醒：警惕 “ 冒充记者／美食奖项 ” 推销骗局 近日，多地餐饮业者反映，有不法人士 冒充记者或媒体高层 ，以 “ 美食奖项 ”“ 推荐榜单 ”“ 国际认证 ” 等名义，向商家进行推销，过程中话术反复、身份含糊，最终目的皆指向 要求商家当场缴付高额费用 。相关事件已引起业界关注，业者务必提高警惕。 🚩 常见骗局手法 业者可留意以下几个 高风险特征 ： ●        自称记者、总编辑、媒体高层或评审代表 ，但无法提供正式证件 ●        以 “ 采访 ”“ 了解经营情况 ” 为开场，谈话时间冗长却重点不清 ●        中途话锋一转，提出 “ 美食奖项 ”“ 推荐合作 ”“ 品牌背书 ” ●        声称奖项需 “ 投票认证 ”“ 名额有限 ”“ 今年就到期 ” ●        要求当场付款 ，金额从数千至上万不等，并施压尽快决定 ●        无法出示 正式媒体委任函、公司注册资料或奖项官方文件 🧠 业者应有的防范意识 餐饮业者在面对类似情况时，应做到： ✅ 不急于做决定 ：任何奖项、合作都应给予充分考虑时间 ✅ 查证背景 ：自行上网查找媒体、奖项的官方资料与过往记录 ✅ 要求书面证明 ：包括记者证、公司文件、奖项主办方证明 ✅ 拒绝当场付款 ：正规媒体与评选不会强迫即时转账 ✅ 多方求证 ：可向同行、商会或协会了解是否有类似接触 ✅ 记录过程 ：保留名片、对话内容、付款要求等证据 ❗ 特别提醒 真正具公信力的媒体采访与美食评选： ●        不会以采访为条件收费 ●        不会以 “ 不给钱就没机会 ” 为由施压 ●   ...

  高中地理课堂案例 雪州瓜雪新村的形成与发展 雪兰莪州瓜拉雪兰莪一带分布着多个华人新村，这些新村是在特定历史与地理条件下逐渐形成的聚落类型。它们不仅是居民生活的空间，也反映了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过程。 从地理位置来看，瓜雪新村多位于沿海或靠近河口地区，地势平坦，交通便利，早期居民得以从事渔业、农业及相关商业活动。自然环境为新村的建立提供了基本条件，也影响了居民的生产方式与生活形态。 在聚落结构方面，新村通常以商业街为核心，茶室、杂货店和传统餐馆集中于此，满足居民日常所需。宗教建筑如古庙则兼具信仰与公共功能，是社区活动的重要场所。住宅区分布在商业核心周围，形成紧密的邻里关系，体现新村以社区为单位的生活模式。 经济活动方面，新村早期以第一产业和家庭式经营为主，强调自给自足。随着社会发展与城市化进程加快，部分传统产业逐渐式微，新村开始转向服务业与在地观光发展。传统美食、老字号店铺和文化景观成为吸引外来访客的重要资源，推动新村经济结构的转型。 在人口与社会文化层面，新村居民多为长期定居者，社区凝聚力较强。信仰活动、节庆与日常社交强化了居民之间的联系。然而，年轻人口外流也成为新村面临的挑战之一。近年来，通过文化活动与社区美化，一些新村尝试吸引年轻人回流，延续地方活力。 总体而言，瓜雪新村是在自然环境、历史背景与人类活动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聚落。其发展过程展现了传统生活方式如何在现代社会中调整与转变，也为研究聚落演变与地方文化提供了具有代表性的实例。 主题：新村聚落的发展与地方文化 —— 以雪州瓜雪新村为例 一、案例背景 雪兰莪州瓜拉雪兰莪一带分布着多个华人新村。这些新村多形成于 20 世纪中期，最初以农业、渔业及基层商业活动为主。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新村在空间结构、经济活动及社会功能上逐渐出现转变，成为研究 聚落演变、地方文化与区域发展的重要案例 。 本案例以瓜雪新村的一日生活与空间活动为观察对象，探讨新村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发展方向。   二、地理区位与自然环境 瓜雪新村多靠近沿海地区，邻近河口与渔村码头，具备以下地理特征： ●        靠近海岸与河流，早期居民多从事渔业与相关行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