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看成岭侧成峰

  蛋糕不是问题，责任才是问题 这篇文章借“蛋糕只有一块”做隐喻，其实真正讨论的不是资源分配，而是权力与责任的捆绑。 很多人把焦点放在“要不要继续留在政府”。 但问题根本不在“留或不留”，而在—— 你是否准备承担全部后果？ 一、这不是技术问题，是政治定位问题 当年马华前总会长在第13届全国大选前承诺成绩下滑就不入阁，那是一种政治信用的下注。兑现承诺后，马华退出内阁，至少逻辑自洽。 今天的局面不同。 民主行动党已是执政结构核心之一。 召开特别代表大会、设“6个月高压测试期”，表面是组织程序，实质却是一次集体焦虑的释放。 焦虑什么？ 焦虑改革速度慢。 焦虑联盟妥协多。 焦虑基层的理想与执政现实之间越来越远。 但必须承认一个冷酷事实： 联盟政治从来就不是理想主义的游乐场。 二、执政者最危险的状态：人在权力里，心在反对党 改革政党进入体制后，会面临三种选择： 完全承担执政责任 退出前线，回到监督角色 留在权力里，却继续用反对党的姿态说话 第三种最危险。 因为那意味着： 政策你参与了，责任却想切割； 预算你通过了，后果却归别人； 联盟你签署了，形象却保持清白。 这种“双重角色”最终只会消耗信誉。 政治不是道德表演。 权力与责任是绑定的。 三、蛋糕隐喻，其实是在逃避更残酷的问题 “蛋糕吃或不吃”听起来像选择题， 但现实是： 吃，就必须承认改革是长期工程， 承认官僚体系不会一夜改变， 承认财政空间有限， 承认族群结构复杂。 不吃，就等于承认影响力下降， 承认自己选择站在旁边。 真正不能接受的，是一边吃蛋糕，一边说自己没吃。 四、特别代表大会真正的意义 这场大会如果只是情绪出口，那它毫无意义。 如果是再确认执政授权，那就必须诚实回答： 党是否准备为政策失败负责？ 是否准备面对下一届大选的审判？ 是否愿意承认改革不会讨好所有人？ 政治最忌讳的，不是失败。 而是不愿承担。 五、改革者的宿命 所有改革型政党，一旦进入权力核心，都会被体制磨损。 问题不在于被磨损， 而在于是否承认自己正在治理，而不再只是抗议。 如果还想维持“永远正确”的姿态， 那就不要坐在决策桌上。 蛋糕只有一块。 不是问你吃不吃。 而是问—— 你有没有胆量承认： 吃了，就必须为整张桌子负责。

  这场围绕《汉丽宝》的争论，表面上是艺术创作是否“政治正确”的问题，实则是一场关于历史叙事权、族群象征与国家想像的文化政治辩论。 《汉丽宝》原型来自《马来纪年》（ 马来纪年 ），讲述明朝公主下嫁马六甲苏丹的故事。几百年来，这段叙事在马来世界被塑造成“中马友好”的历史象征，也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中成为“华人早期存在”的文化凭据。问题是，这个故事从来不是单纯的爱情故事，而是一则高度政治化的王权叙事。 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历史文本不是“事实的仓库”，而是权力结构的产物。英国学者 Benedict Anderson 在《 想像的共同体 》中指出，民族国家是通过叙事、象征与文化生产被“想像”出来的共同体。《汉丽宝》恰恰就是这样一种象征性文本：它将王权、婚姻与族群关系编织成国家起源神话的一部分。 当歌剧重新改写这段故事时，真正被触动的不是剧情细节，而是“谁拥有解释历史的权力”。 一、从王权中心到主体转移：叙事重心的政治意义 传统版本强调的是王权秩序——公主的婚嫁象征外交臣服或友好，核心在国家与王朝的正当性。若新版叙事将重心从苏丹王权转向汉丽宝个人，甚至赋予她更强的主体意识，这种“主体转移”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它改变的不只是人物性格，而是叙事权力结构：从“王权合法性”转向“个体选择”。 这类改写常被批评为“现代价值强加历史”，即所谓“政治正确”。但文化研究会提醒我们：所谓“原版历史”本身也是某个时代政治价值的产物。今天的改写，不过是新的时代价值进入旧神话的再生产。 二、族群记忆与国家叙事的张力 在马来西亚语境下，《汉丽宝》的象征意义格外敏感。它既是马来王权传统的一部分，也是华人族群认同的一块文化拼图。 当艺术作品尝试重写角色定位，就可能被解读为“重新界定族群位置”。 这里的冲突，并非简单的“对或错”，而是两种叙事逻辑的碰撞： 一种是国家整合逻辑：强调历史中的和谐象征。 一种是现代主体逻辑：强调个体、平等与性别意识。 在多元社会中，这种张力不可避免。问题不在于是否可以改编，而在于是否承认历史神话本身的建构性。 三、“政治正确”作为修辞武器 “政治正确”一词，在当代公共讨论中往往成为一种标签，用来质疑某种改编是否迎合意识形态。但从政治叙事角度看，所有历史舞台剧都是政治性的。 差别只在于： 是服务于既有权力结构，还是尝试松动它？...

从守护海龟到城市减废：一场从社区出发的地方创生实验 很多人以为环保是一场宏大的运动，但在怡保，有人选择从最日常、也最被忽略的地方开始—— 洗涤用品、购物包装、生活垃圾 。 在保合区一间不起眼的小店里， Ipoh Refill 悄悄实践着一种“反主流”的生活方式：洗衣液、清洁剂不再一次性购买，容器可以重复使用；二手衣、回收材料被重新赋予价值；废弃不再只是丢弃，而是被重新思考。 这并不是一时兴起的环保浪漫。创办人早年从海洋保育出发，长期参与海龟保育行动，在旅游与自然冲突中，看见“善意活动”如何在无意间制造更多塑料与垃圾。疫情让她停下来重新审视： 如果连环保行动本身都制造废弃，我们到底在守护什么？ 于是，行动转向城市。她意识到—— 城市看不见海，但城市正是塑料流向海洋的起点。 Ipoh Refill 的出现，并非要拯救一座城市，而是提出一个更现实的问题： 👉 消费，是否必然等于制造垃圾？ 👉 环保，是否只能是中产阶级的生活选择？ 她把“正确回收”带进社区，把厨余与有机废弃物重新纳入土壤循环；她推动无包装商品进入小众市场，希望让减废不再只是口号；她设计社区菜园，让“回到土地”不只是象征，而是重新连结人与地方的方式。 这不是英雄叙事，而是一条缓慢、需要耐心的路。 每一个重复使用的容器、每一次改变购买方式的选择，都在城市里悄悄改变流向。 或许，真正的环保，从来不是一次壮举， 而是一连串微小却持续的生活决定。 当地方开始学习如何与环境共存， 城市，才有可能真正变轻。  

  马，从墓葬走进语言里 在九州国立博物馆的展柜里，一匹匹陶制的马静静站着。它们四肢粗短，比例并不写实，却有一种奇特的庄重感。那不是为了好看而塑造的动物，而是一种被赋予使命的存在——陪伴、守护，或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交通工具。 这些“马”，并不只是马。 在日本古代社会，马从来不是单纯的交通工具。它是一种技术、一种权力象征，也是一种信仰媒介。随着骑马技术经由朝鲜半岛传入列岛，马开始与政治秩序、战争能力、贵族身份紧密相连。谁能拥有马、驾驭马，往往也意味着谁更接近权力核心。 于是，马进入了墓葬。 古坟时代的埴轮马，被安置在坟丘四周，不是为了再现生前生活，而更像是一种“持续运作”的象征：它们守护亡者，也为亡者在另一个世界继续奔走。马的形象，在这里同时指向此岸与彼岸。 更有意思的是，当佛教传入、日本社会逐渐形成“神佛习合”的信仰结构后，马又被赋予新的角色。它不只是贵族的坐骑，也成了神明的使者——人们把祈愿寄托在马身上，希望借由它，把愿望送达天听。祈雨、驱疫、安魂，马都在场。 一匹动物，就这样被层层叠加了意义。 语言，往往是文化记忆最顽固的容器。文章最后提到“马鹿”一词的演变，正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今日我们熟知的“马鹿”，早已成为骂人的词汇，但它的生成，并非偶然，也不是单纯的情绪宣泄，而是与佛教观念、象征转移、汉字接受史交织而成的结果。原本神圣、庄严的动物形象，在漫长的使用过程中，被重新编码，最终走向了完全不同的语义方向。 从埴轮马到“马鹿”，从墓葬到日常语言，马并没有离开历史。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活在文化里。 或许，这正是博物馆最迷人的地方：它展示的从来不只是“过去”，而是那些仍在我们身边、却早已被遗忘来历的观念与词语。当我们再次凝视这些粗拙的陶马时，看到的，其实也是文明如何一步步，把动物、技术、信仰与语言，编织成今天的世界。

  城市里的 “ 隐形绿洲 ” ：当空间开始允许人停下来 在传统城市规划逻辑里，空间往往围绕三个关键词展开： 效率、功能、流动性 。 道路讲求通达性（ accessibility ），建筑讲求功能分区（ zoning ），公共空间强调动线设计（ circulation ）。这种规划思维高度理性，也极为现代 —— 它确保城市能够顺畅运作。 但问题也正出在这里。 当城市被设计成 “ 不断前进的机器 ” ，空间就容易沦为 “ 通过的场所 ” ，而不是 “ 停留的地方 ” 。   一、从 “ 流动空间 ” 到 “ 停留空间 ” 城市地理学家常区分两种空间： ●        Transit Space （过渡空间） ：人们快速通过，不产生情感连接。 ●        Place （地方） ：人们停留、互动、形成记忆。 许多现代商业建筑、办公楼大厅、交通节点，本质上都是过渡空间。它们效率极高，却缺乏情感温度。 而所谓 “ 隐形绿洲 ” ，其实是在过渡空间中，嵌入了可以停顿的元素 —— 树荫、草地、阶梯、开放式中庭、自然光。 植物与光线改变的不只是视觉，而是行为模式。 人会不自觉放慢脚步，选择坐下，甚至开始交谈。 这是一种 空间对行为的塑造（ spatial behavior influence ） 。   二、绿色不是装饰，而是 “ 微气候策略 ” 从地理角度看，绿植最重要的功能并非美学，而是环境调节： ●        降低热岛效应 ●        调节湿度 ●        改善空气流通 ●        柔化噪音 ●        提供遮蔽 在热带城市（例如马来西亚城市环境）中，这一点尤为关键。 一个拥有树荫与草地的开放...

  雪兰莪州 的味道，为什么我们总是后知后觉？——从 Nasi Ambeng 谈地方美食遗产 在马来群岛的饮食文化中，Nasi Ambeng 并不张扬。它没有精致摆盘，也不是网红打卡餐。白饭居中，四周围绕甜酱油鸡、仁当、参峇炒面、炒米粉、椰丝与咸鱼，层层堆叠，色泽浓重。对许多外地人而言，它不过是一盘“配料丰富的杂菜饭”；但对雪州爪哇社群来说，它却是一种带有仪式意义的共享餐食。 问题是，当一种食物必须被“列为遗产”，我们才意识到它的存在，这是否说明我们的文化感知早已迟钝？ Nasi Ambeng 原本并非个人餐。传统上，它盛在大盘或香蕉叶上，由四至六人围坐共享。进食本身是一种社会行动——分食、礼让、协商、交流。食物在此不是单纯的味觉经验，而是社区结构的缩影。谁先夹菜、谁负责添饭、如何分配肉类，这些细节都体现了爪哇文化中关于秩序与伦理的日常实践。 然而，当它被端进餐馆，改为“一人一盘”的形式后，共享的意义开始被削弱。我们吃到的是味道，却未必理解其背后的社会逻辑。饮食现代化往往意味着效率与卫生，但也可能意味着文化语境的剥离。 2022年，雪州将 Nasi Ambeng 列为美食遗产。这是一种肯定，但也是一种提醒：如果没有制度认证，我们是否就会忽略身边的传统？地方饮食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好吃”，而在于它承载了族群迁移的历史与土地记忆。爪哇人南来马来半岛，把原乡的饮食习惯与本地食材结合，形成今日的版本。甜酱油与椰香、辣椒与香料，既是味觉的融合，也是身份的重塑。 遗产化当然有其必要性。它能保存记忆、增强认同、促进旅游。但若只停留在“挂牌”与“宣传”，而忽略社区内部的传承动力，那么所谓遗产，很容易沦为展示品。真正的文化活力，不在于证书，而在于日常餐桌是否仍有人愿意依传统围坐分享。 更值得深思的是，在多元社会中，我们往往熟悉彼此的政治标签，却不熟悉彼此的饮食结构。我们可以轻易谈论族群，却未必真正走进对方的厨房。饮食原本是跨文化理解最柔软的入口，却常被简化为商业产品或节庆符号。 Nasi Ambeng 的价值，不只是“雪州美食”的称号，而是一种提醒：地方文化并不会自动延续。它需要被理解、被实践，也需要在现代生活节奏中找到新的位置。当共享变成独食，当仪式变成快餐，我们或许应该问自己——我们失去的，是否不仅仅是一道菜？ 文化的保存，从来不只是博物馆的任务，而...

  同姓马，英文发音大不同——从“马”看华社的身份层次 同样一个“马”姓，在不同地区、不同历史脉络中，却演化出Bee、Beh、Mah、Ma、Mar、Bey、Mha等多种英文拼写与读音。这看似是语言的小差异，背后却折射出华人社会百余年来的迁徙轨迹、方言结构与身份认同的复杂层次。 首先，这是典型的历史语言现象。早期南来华人多以籍贯方言作为对外沟通的基础，福建、潮州、广东、海南等不同语系，对“马”的读音本就不同。殖民地时期的登记制度，又往往由英国或本地书记员按听音拼写，缺乏统一标准，于是形成今天“同姓不同拼”的格局。从语言学角度看，这不是混乱，而是移民社会自然沉淀的结果。 但问题在于，当社会进入高度制度化与数字化时代，这种历史遗产开始显露出新的摩擦。文件核对、银行系统、移民记录、跨国往来，往往默认“姓氏应当一致”。现实却是：同宗不同拼、同人不同写，轻则带来行政不便，重则影响身份核验与资料追溯。传统的弹性，正在与现代治理的标准化逻辑发生碰撞。 更值得注意的是，英文拼写差异也在无形中形塑着华社内部的“可见与不可见”。在公共叙事中，普通话拼音逐渐成为主流书写方式，一些早期方言拼写反而被边缘化。若处理不慎，可能让部分族群的历史痕迹被悄然抹平。语言从来不是中性的，它承载的是一整套迁徙记忆与地方身份。 因此，面对“同姓不同音”的现实，社会不必急于“纠正”，但制度层面有必要更精细地理解与包容。一方面，官方系统应提升对多拼写姓氏的识别与关联能力，减少技术性障碍；另一方面，华社自身也可加强族谱整理与历史记录，让这些看似零散的拼写重新被看见、被理解。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马”的多重发音，其实正是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多源头、多方言、多路径南来的缩影。它提醒我们：身份从来不是单线条的，而是层层叠加的历史结果。 当现代社会不断追求标准与统一之际，也许更需要的，是为这些“不同”保留被理解的空间。因为正是在这些细微差别之中，一整个族群的迁徙史与文化纹理，仍在静静发声。

  人数不多，关键在进取——从“森马氏矢马当先”看宗亲组织的时代课题 在华社组织普遍面对老化与参与度下滑的当下，一些宗亲团体却仍努力维持运作，并尝试寻找新的发展路径。森马氏宗亲会以“人数不多胜在进取，展望未来”为自我定位，既是现实写照，也折射出当前华人宗亲组织共同面对的结构性挑战。 首先必须承认，小型宗亲组织在人力与资源上的确处于劣势。会员基数有限，活动动员不易，财务来源也相对单一，一旦核心干部老去或退场，组织便可能迅速失去动能。因此，“人数不多”不只是客观描述，更是一种潜在危机。若没有制度化的接班机制与持续的会员培育，再积极的口号也难以长期支撑组织发展。 不过，值得肯定的是，该会没有停留在守成心态，而是主动以文化活动、节庆联谊与内部整合来维系凝聚力。这种“以活动养组织”的策略，在当前华团生态中相当普遍，也确实能在短期内维持能见度与情感连结。问题在于：当活动成为主要甚至唯一的存在理由时，组织是否也可能陷入“年年办、年年一样”的循环，难以形成更具公共价值的社会角色？ 宗亲组织的历史功能，本来就不只是联谊与祭祖。它们曾经承担互助、教育、社会救济与文化传承等多重任务，是华社基层治理的重要一环。放在今天的社会语境中，如果宗亲会仍主要停留在节庆与会务层面，而未能回应青年参与、跨族群互动或社区服务等新议题，其社会能见度与吸引力势必逐渐递减。 更关键的是代际问题。报道中可见，多位骨干成员年资深厚，这既是资产，也是隐忧。经验丰富固然可贵，但若组织结构长期由同一代人主导，年轻人往往难以找到进入与成长的空间。许多宗亲会面临的并非“没有年轻人”，而是“年轻人进不来、留不住”。若不及早推动权力与责任的有序交接，“进取”很容易停留在口号层面。 因此，森马氏宗亲会此时强调“矢马当先”，其实正触及转型的关键节点。所谓进取，不应只体现在活动数量，而应体现在治理现代化，例如：建立更透明的会务制度、发展数字化会员系统、设计面向青年的参与路径，以及与地方社区建立更实质的合作关系。唯有如此，小而精的宗亲组织，才可能在新时代找到新的存在理由。 华团生态正在经历一轮静悄悄的重组：人口结构在变，认同方式在变，社团参与模式也在变。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数不多”或许已成常态，但“是否持续进取”将决定组织能走多远。森马氏的努力值得鼓励，但更值得观察的，是它能否把这份进取，转化为一套可持续的组织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