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看成岭侧成峰

  三轮车的年代：峇株巴辖的慢时光 如果说一座城市有记忆，那么它的街道，便是最诚实的记录者。 1970年，《 星洲日报 》刊登梁文华的〈峇株吧辖的三轮车〉，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几乎已经消失的城市切片。 在那个年代的 峇株巴辖 ，时间仿佛走得比较慢。 老街的建筑仍带着南洋旧风，斑驳的骑楼、略显陈旧的店屋，与快速现代化的城市形成对比。而街头最醒目的，不是汽车，而是一辆辆缓缓前行的三轮车。 它们穿梭在市区之间，车轮滚动的不只是距离，还有生活的节奏。 与柔佛州其他地区三轮车逐渐式微不同，峇株巴辖却保留了这一独特风景。原因或许很简单——地势平坦、道路笔直、短途需求频繁，让三轮车成为最实际、最贴近民生的交通工具。 但更重要的，是“人”。 那些踩着三轮车谋生的车夫，多为巫裔同胞。他们用一脚一脚的踏力，换取一家人的温饱；也在无形中，支撑起城市最基层的流动网络。 对乘客而言，三轮车不只是代步工具，更是一段人与人之间的短暂相遇—— 一段路程，一段对话，一段带着汗水与人情味的记忆。 那是一个没有冷气车厢、没有电子支付的年代，却有最直接的温度。 如今，当汽车与摩托车取代了一切，三轮车早已退场，只偶尔在旅游区或历史照片中出现。但对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 那不是“落后”，而是一种生活方式。 也是峇株巴辖，曾经最真实的模样。

  宵禁之夜：1965年峇株巴辖的政治紧张时刻 1965年7月的一个傍晚， 峇株巴辖 的空气突然变得紧绷起来。 根据《 星洲日报 》当年的一则报道，警方在下午三时许通过广播宣布：市区部分范围即刻进入宵禁状态。从惹兰阿母峇加、惹兰邦地马，到惹兰奥玛，再转入峇九尊隆路与惹兰穆哈末亚芝，一片熟悉的街区被划入一个四方形的“禁区”。当晚五时起，直到翌日清晨五时，居民不得随意出入，除非持有警方特别准证。 街道，仿佛在一瞬间静止。 大批警员进入宵禁区巡逻，镇暴队严阵以待。这样的阵仗，在今日看来或许罕见，但在1960年代的马来西亚，却并非偶然。那是一个政治与社会高度敏感的年代，冷战阴影笼罩区域，国内对左翼势力的警惕不断升高。 就在同一时间，一场原本热闹的群众活动被迫按下暂停键。 马来亚劳工党 峇株支部，原定在人民党党部草场举办游艺会，庆祝党总部成立十三周年及支部七周年。对当时的民众而言，游艺会不仅是娱乐活动，更是社群交流与政治动员的重要场合。然而，命运的巧合在于——活动地点，恰好落在宵禁范围之内。 于是，一纸“紧急通告”发出：游艺会展期，日期另订。 热闹未起，便已散场。 这一夜的峇株，并没有留下轰动的冲突记录，却留下了一种更耐人寻味的历史痕迹——一种“尚未发生”的紧张。宵禁的实施，或许源于情报、预判，甚至只是对可能风险的提前压制。但正是这种“预防性治理”，让我们窥见当年国家权力如何在地方社会中运作，也让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在无形中被政治气候所左右。 从今天回望，这则看似简短的新闻，不只是治安事件的记录，更是一幅微缩的时代图景： 街道的名称，标记着城市的空间记忆； 被取消的游艺会，映照着基层社会的活力与限制； 而那一整夜的沉默，则诉说着一个年代的谨慎、不安与张力。 历史往往不是由轰轰烈烈的事件构成，而是藏在这些突如其来的“静止时刻”里。 1965年的这个夜晚， 峇株巴辖 没有灯火喧闹，只有巡逻的脚步声与被压抑的期待。它提醒我们：在时代的洪流之中，再平常不过的一座小城，也会在某一刻，成为历史的现场。

  气候危机：从环境议题到生存与经济的双重警报 当公众仍将气候变化视为“天气变热”或“环保口号”时，来自 The Lancet 与 世界卫生组织 的最新研究却发出更严厉的警告：气候危机已全面演变为一场影响人类健康、经济结构与社会稳定的系统性风险。 首先，气候变化正直接威胁生命安全。过去二十年，全球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显著上升，极端热浪不再是偶发事件，而是逐渐常态化的“无声杀手”。与此同时，化石燃料使用带来的空气污染持续恶化，成为导致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的重要因素。更不容忽视的是，气温与降雨模式的改变，正在扩大登革热、疟疾等传染病的传播范围，使公共卫生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然而，气候危机的冲击远不止于健康层面。其背后所牵动的，是庞大的经济代价。从农业减产、劳动生产力下降，到极端天气造成的基础设施破坏与重建成本，气候变化正逐步侵蚀各国经济增长基础。医疗支出上升、保险成本攀升，以及供应链中断等连锁反应，正在将气候问题转化为一场深层次的经济危机。换言之，这不再只是“环保要不要做”的选择题，而是“经济能否承受”的现实考验。 在全球版图中，东南亚被普遍视为最脆弱的区域之一。高温与高湿叠加，使人体更难散热，热应激风险显著提高；沿海城市密集，则使海平面上升与风暴潮的威胁更为直接。同时，部分国家在基础设施与公共卫生资源上的不足，也限制了应对能力。这意味着，一旦气候冲击加剧，本区域将承受更为集中与复杂的复合型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气候危机的影响具有明显的不平等性。弱势群体、低收入家庭以及老年人，往往缺乏足够资源来应对高温、迁移或医疗支出，成为最先受害的一群。这也提醒政策制定者，气候行动不仅是环境治理问题，更涉及社会公平与公共政策的再分配。 当然，警报之中仍存转机。报告指出，若各国加速能源转型、减少对化石燃料依赖，并同步加强公共卫生系统与城市韧性建设，仍有机会减缓甚至逆转部分趋势。发展可再生能源、改善城市规划、提升医疗应对能力，不仅是减排手段，更是降低长期经济与社会成本的关键投资。 气候变化不再是遥远的未来情境，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挑战。它要求政府、企业与公众共同作出选择：是继续以短期利益为导向，承受不断累积的风险；还是主动转型，在阵痛中换取更可持续的发展路径。可以肯定的是，气候不会等待人类的犹豫，而每一次延迟，代价都将更加沉重。

  📜 一座古墓，一口古钟，揭开“万丰港”的谜团 你是否听过“万丰港”？ 在峇株巴辖的历史记载中，这个名字几乎不存在。但在1998年，一次偶然的考察，却让它重新浮现。 华山亭公墓中，一座立于民国初年的古墓，碑上刻着： “万丰港港主刘成美” 。 与此同时，本坡普陀寺内一口1928年的古钟，也清楚写着： “峇株巴辖万丰港普陀寺” 。 一墓一钟，相互印证—— 👉 万丰港，确实存在过。 但它在哪里？港主刘成美又是谁？史书无载，无人知晓。 或许，它就在今天我们熟悉的街道之间，却早已被时间抹去名字。 历史，有时并不在书里， 而是在被遗忘的角落。 一块石碑，一口古钟， 正在等待我们，把故事找回来。

 在遗忘之前：林庆文与峇株巴辖开埠史的书写 1998年，《星洲日报》曾报道一位默默耕耘的历史老师——林庆文。他没有宏大的资源，也没有专业史学机构的支持，却用一己之力，为峇株巴辖留下了一段珍贵的开埠记忆。 在那个地方史尚未被重视的年代，他走访乡里、访问先贤后人、整理口述历史，只为了一个简单的信念：如果不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下一代就再也无从知晓。 他笔下的，不只是历史事件，更是一个个真实的人物——林份、林有谅、陈瑞和、赵平阶……这些名字，曾经推动地方发展，也在不同族群之间搭起理解与合作的桥梁。 1994年峇株巴辖开埠百年，他的资料成为报章与展览的重要参考，甚至被翻译成马来文展出，让更多人认识华人先贤的贡献。 但现实是残酷的。地方史读者有限，出版不易。最终，他只能将历史内容附在一本工商指南中，让忙碌的人们在翻查电话时，也许会偶然读到这段被遗忘的过去。 也许，这就是地方史最真实的处境—— 不被热烈追捧，却默默守护着一座城市的灵魂。 在遗忘之前，总有人愿意记得。 而这些人，值得被我们记住。 #地方史 #峇株巴辖 #文化记忆 #华人历史 #口述历史

当年，有人在抢救我们的历史 翻开一张泛黄的旧报纸，日期停在1993年11月19日。 版面中央，一个醒目的标题—— “重温先贤开埠史” 那不是一则普通新闻，而更像是一声提醒： 有些东西，如果不现在留下来，就会永远消失。 那个年代，还没有手机、没有数码存档， 所谓的“记录”，靠的是人走访、人书写、人一点一滴地收集。 文中提到一位地方文史工作者，长年奔走， 把散落在民间的记忆——人物、故事、旧事—— 慢慢拼凑成属于峇株的历史轮廓。 那些书名，如今看起来平实—— 《峇株吧辖地方与人物志》 《峇株吧辖风貌》 但在当年，它们承载的，是一份很急迫的心情： 再不记录，就来不及了。 文章里还有一句让我印象很深—— 呼吁“老峇株现身”。 所谓“老峇株”，也许是早年的医生、乡贤， 也可能是亲历开埠岁月的一代人。 他们不是历史书上的名字， 却是真正活过那个时代的人。 他们的记忆，就是历史本身。 三十多年过去了。 当年被呼唤出来讲述故事的人， 有些或许已经离开； 有些故事，也可能随着时间一同沉默。 但这张旧报纸，却留下了一个问题： 今天的我们， 是否还在继续记录？ 我常写食物、写童年、写日常， 看似零碎，其实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地方记忆”。 一碗卤面、一份饭团、一摊街边小吃， 背后，都是一段时代的生活方式。 历史，不只是大事件， 也是这些微小却真实的日常。 这个系列，就从这里开始。 从一张旧报纸， 从一段被提醒“不要遗忘”的时刻。 慢慢写，慢慢记， 把属于峇株的故事，一点一点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