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丽宝》的争论
这场围绕《汉丽宝》的争论,表面上是艺术创作是否“政治正确”的问题,实则是一场关于历史叙事权、族群象征与国家想像的文化政治辩论。
《汉丽宝》原型来自《马来纪年》(马来纪年),讲述明朝公主下嫁马六甲苏丹的故事。几百年来,这段叙事在马来世界被塑造成“中马友好”的历史象征,也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中成为“华人早期存在”的文化凭据。问题是,这个故事从来不是单纯的爱情故事,而是一则高度政治化的王权叙事。
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历史文本不是“事实的仓库”,而是权力结构的产物。英国学者 Benedict Anderson 在《想像的共同体》中指出,民族国家是通过叙事、象征与文化生产被“想像”出来的共同体。《汉丽宝》恰恰就是这样一种象征性文本:它将王权、婚姻与族群关系编织成国家起源神话的一部分。
当歌剧重新改写这段故事时,真正被触动的不是剧情细节,而是“谁拥有解释历史的权力”。
一、从王权中心到主体转移:叙事重心的政治意义
传统版本强调的是王权秩序——公主的婚嫁象征外交臣服或友好,核心在国家与王朝的正当性。若新版叙事将重心从苏丹王权转向汉丽宝个人,甚至赋予她更强的主体意识,这种“主体转移”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它改变的不只是人物性格,而是叙事权力结构:从“王权合法性”转向“个体选择”。
这类改写常被批评为“现代价值强加历史”,即所谓“政治正确”。但文化研究会提醒我们:所谓“原版历史”本身也是某个时代政治价值的产物。今天的改写,不过是新的时代价值进入旧神话的再生产。
二、族群记忆与国家叙事的张力
在马来西亚语境下,《汉丽宝》的象征意义格外敏感。它既是马来王权传统的一部分,也是华人族群认同的一块文化拼图。
当艺术作品尝试重写角色定位,就可能被解读为“重新界定族群位置”。
这里的冲突,并非简单的“对或错”,而是两种叙事逻辑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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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国家整合逻辑:强调历史中的和谐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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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现代主体逻辑:强调个体、平等与性别意识。
在多元社会中,这种张力不可避免。问题不在于是否可以改编,而在于是否承认历史神话本身的建构性。
三、“政治正确”作为修辞武器
“政治正确”一词,在当代公共讨论中往往成为一种标签,用来质疑某种改编是否迎合意识形态。但从政治叙事角度看,所有历史舞台剧都是政治性的。
差别只在于:
是服务于既有权力结构,还是尝试松动它?
当人们说“不要政治化历史”,往往忽略历史叙事从来就没有脱离政治。无论是强调王权神圣,还是强调女性主体,都是价值选择。
四、文化生产与象征再分配
歌剧作为高文化形式,本身是一种象征资本的生产场域。谁被塑造成英雄?谁拥有发声权?谁被安排沉默?这些选择,会影响公众对过去与身份的理解。
如果改编让汉丽宝从“象征性公主”变成“有思想、有选择的个体”,那并非简单的迎合潮流,而是一次象征权力的再分配。
但若改编只是为了规避争议、避免触碰权力结构,那反而可能是一种自我审查式的文化退缩。
五、真正的问题:我们如何面对神话?
围绕《汉丽宝》的争论,揭示的其实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
在一个多元社会中,我们是否允许历史神话被重新诠释?
如果历史被当成不可触碰的圣物,那么艺术就只能成为纪念碑。
如果历史被视为开放文本,那么争议本身就是公共社会成熟的标志。
《汉丽宝》的争论,与其说是“政治正确”的问题,不如说是文化现代性的问题:
我们是否有能力在尊重传统象征的同时,接受叙事结构的更新?
在文化研究的视野里,真正的成熟社会,不是没有争议,而是能够承认:
每一次改写,都是一次关于权力、记忆与身份的再谈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