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别唐山：在马来半岛异域重生
白伟权
主要探讨了马来半岛华人社会的历史、文化与身份认同，着重于颠覆传统叙事和中国中心视角。文章剖析了“唐人”与“华人”称谓的演变，以及海外华人如何在东南亚地区形成不同于祖籍地的独特生活方式。通过对拿律（太平）地区锡矿业兴衰的个案研究，深入展现了早期华人劳工的日常生活、面临的严酷环境，以及华人社团的运作机制。此外，文本还揭示了鸦片贸易、疾病流行等对当地社会和区域分工的深远影响，并呼吁以新史料和跨领域视角重塑东南亚华人历史。
《拜别唐山：在马来半岛异域重生》这本书旨在探讨东南亚华人社群的发展历程，以及他们如何作为东南亚各国国民，演化出不同于“中国/中华”的生活形式，打破中国中心和族群中心的叙述方式。本书以马来半岛的拿律（Larut，今太平一带）为核心，聚焦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历史，通过小故事展现了华人族群之间、其他民族之间、国家之间以及经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了海外华人在南洋的真实面貌。
本书内容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共十八个章节：
第一部：这才是华人社群日常 这一部分探讨了华人先辈在马来半岛垦殖时期的日常生活，包括他们在森林中挣扎求存、采集不可再生资源时的困境、饮食内容、地方疾病及社群组织等，挑战了现有主流叙述中对南洋华人身份的迷思。
- (一) 我们的故事——我们是苦力猪仔的后代？ 本章反思了华人普遍流传的“祖先是苦力猪仔，通过克勤克俭创造经济奇迹”的悲情叙述。作者通过历史数据揭示，拓垦时期苦力的高死亡率（开矿初期死亡率可高达50%），以及当时恶劣的生存环境（如沼泽森林、疾病、猛兽威胁），导致大部分苦力猪仔未能繁衍后代。真正的后代往往是那些成功驯化环境或后来自由移民的佼佼者。本章旨在以宏观角度建立更接近历史事实的史观，重新审视华人自我身份的认同。
- (二) 因为忠义所以玩命？被过度想象的帮史 本章探讨了华人秘密会党（如公司或天地会）内部的“忠义为先”核心价值观。通过分析1867年槟城大暴动的报告，作者指出会党成员的“玩命”行为，并非单纯出于忠义情操，而是与经济利益（如高额奖金、抚恤金）和惩罚制度紧密相连。例如，在械斗中杀死敌人可获得相当于苦力三个月收入的奖金，因械斗死亡家属可获得25个月薪资的抚恤金。这表明会党运作在“理想”与“利包”之间找到了实际的结合点，挑战了今人对古人过度理想化的想象。
- (三) 拿律锡工一碗粥所连结出的地理 本章以拿律锡工的日常饮食——白米配咸鱼为例，揭示了其对周边地区地理角色的深远影响。拿律作为19世纪马来半岛最大、人口最多的锡区，对白米和咸鱼的需求巨大。这促成了区域分工：槟城商人提供拿律所需的稻米（来自威省、吉打、北霹雳甚至缅甸），巩固了槟城作为区域贸易中心、其他地区作为稻米产地的地理角色。同时，对咸鱼的需求也促使沿海地带出现大量华人渔村，改变了原有地景，并与锡矿业形成了共生关系。
- (四) 拿律锡工吞鸦吐雾间所促成的兴衰 本章聚焦于拿律锡工的鸦片消费，指出鸦片贸易是驱动锡矿业发展的重要经济因素。尽管鸦片在今人看来是“毒品”，但对于19世纪的锡矿投资者（资本家）而言，其销售权是投资锡矿的“搭售”项目，能够有效降低投资风险，并成为回收锡工薪资和提高利润的重要手段。锡工的鸦片消费（每月薪资的77%用于购买鸦片），使得锡矿资本家能够通过控制鸦片来源，将锡工所赚取的薪资重新赚回，加速了槟城与拿律之间的资金流转，从而推动了核心港市的资金向锡矿区的挹注。
- (五) 疫情即生活：十九世纪的华人、锡工、脚气病 本章回顾了19世纪拿律地区的瘟疫，特别是脚气病（Beriberi），这是因缺乏维生素B1所致，在以精制米为主食且饮食单一的锡工群体中普遍流行，致死率极高。面对疫情，华人社会采取了民间信仰（如神明庇佑、中药铺提供草药）和传统医疗手段。殖民政府则从规划者的角度积极应对，包括建立公共卫生医疗体系（如太平英华人医院），实施市政管理措施（如清洁规定、宰牲管制），以及隔离（如对来自疫区的船只实施禁港）等防疫策略。
- (六) 十九世纪遁走于中国及马来海域的英籍华人 本章探讨了殖民时期华人如何在“天朝子民”和“大英臣民”之间进行身份认同和利用。英国的国籍法相对开放，允许符合条件的属地居民入籍，使许多在海峡殖民地出生的华人或宣誓归化者成为英籍臣民。这种双重身份为华人带来了法律保障和贸易特权，使他们能在东南亚各土著邦国之间自由经商，甚至突破清廷的海禁政策。拿律战争中，义兴公司利用英籍身份向英国政府求援，导致英国介入，展现了英籍华人在政治事件中的影响力。这表明华人并非单一效忠，而是根据实际利益灵活调整身份。
第二部：异域重生：拿律演义 这部分以拿律为核心舞台，重建了近两百年来拿律地区的人地互动、人际互动与地地互动的历史图景，描述了来自不同原乡的华人族群在采集资源过程中彼此之间、与在地邦国以及与英国殖民势力之间的互动。
- (七) 寻找消失的拿律锡区 本章旨在重建拿律战争（1861-1874年）爆发前夕，海山与义兴两大锡矿集团的锡矿区空间分布。作者通过文献叙述、古地图与现今地名的比对，确认了海山矿区为吉辇包（Klian Pauh，今太平湖一带），义兴矿区为新吉辇（Klian
Bahru，今甘文丁路一带的平坦谷地）。这种沿山而居、带状分布的矿区格局，是由地形和锡矿沉积原理决定的，导致了两大矿派不可避免地在资源上产生摩擦，最终引发了长达十多年的拿律战争。
- (八) 看得见的拿律女性：米字旗升起前夕的一场娼女营救行动 本章聚焦于殖民前时期拿律被历史遗忘的女性群体——娼妓。在男性移民为主、性别比例悬殊的锡矿区，妓院成为有利可图的行业，与秘密会党共生，为男性人口提供服务。这些女性的来源多样，有被绑架者，有自愿卖身者，也有在战争中被掳掠者，她们多先在槟城落脚，再被转运至拿律。拿律战争期间，战胜方将女性视为“战利品”。1874年，英国殖民官员史必迪上尉（Captain Speedy）等人主导了一场娼女营救行动，将数百名被掳掠的女性解救，展现了在殖民背景下女性的悲惨命运和争取自由的努力。
- (九) 威震南邦：拿律战争与本地廓尔喀人的生根 本章讲述了19世纪中叶，拿律战争失控后，史必迪上尉（Captain Tristram Charles Sawyer Speedy）受霹雳马来封地主Ngah Ibrahim之托，从其故乡印度旁遮普地区招募廓尔喀（Sikh）和巴坦（Pathan）士兵来平定战事。这些廓尔喀人成功平定了拿律战事，并在战后被留下来担任警察，协助控制地方。他们成为英殖民政府维护社会治安的中坚力量，并逐渐在马来半岛落地生根，形成了特殊的族群形象，太平也一度成为霹雳警察总部的所在地。
- (十) 被遗忘的《邦咯条约》副约 本章探讨了1874年《邦咯条约》签署前，由华人领袖签署的一份**《邦咯副约》。这份文件虽然篇幅不多，却具有与《邦咯条约》同等重要的效力。它要求拿律海山和义兴两大矿派解除武装、拆除防御工事，并由殖民政府官员与华人代表共同管理锡矿事务和引水安排。最重要的是，它要求华人签约者缴纳5万大元保证金**，以确保合约的有效性。这笔保证金相当于当时拿律一个月锡矿出口产值，并以签约华人在槟城的房产进行抵押，反映了英国人对华人逐利本性的深刻理解，并以此作为维持和平的手段。
- (十一) 怡保大钟楼与拿督沙谷回场的超时空咒怨 本章以怡保的伯治纪念大钟楼（Birch Memorial Clock Tower）及其周边街名（如拿督沙谷路、拉惹马哈拉惹里拉路）为例，探讨了殖民与去殖民化过程中历史叙述的变迁和权力拉扯。大钟楼是为了纪念1875年被刺杀的霹雳首任参政司伯治（J.W.W. Birch）而建，象征着英殖民统治的威信。然而，在马来西亚独立后的去殖民化运动中，伯治的塑像被移除，大钟楼上的穆罕默德像被刮除，而刺杀伯治的马来民族英雄（拿督沙谷、拉惹马哈拉惹里拉）的名字却被用来命名伯治纪念碑前的街道。这种“穿越时空的咒怨”式的地景再造，深刻反映了不同时期政府对殖民历史的解读与重塑。
- (十二) 陈秀莲的跨域事迹与拿律在历史上的地理意义 本章通过雪隆地区著名华人矿家陈秀莲（Chan Sow Lin）的事迹，阐释了拿律作为“锡矿家摇篮”的历史地理意义。陈秀莲于1867年在拿律的锡矿场发迹，在海山帮派中积累了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并以“泥井制度”闻名。19世纪70年代拿律锡源枯竭后，他将这些经验和资本带到雪兰莪和吉隆坡等地发展，成为吉隆坡华人锡矿业之父，也创立了第一家华人经营的机械厂。陈秀莲等拿律矿家的跨域流动，证明了拿律在马来半岛中北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推动作用，挑战了过去过度聚焦贸易港市的叙述。
第三部：拜别唐山的华人 这一部分以拿律各级矿主及商人为主角，以锡矿的生产、加工、物流等操作为经纬，刻画了他们在实践“日久他乡变故乡”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与代价。
- (十三) 前殖民时期的拿律矿主：从甘文丁华人义山同治古墓说起 本章通过甘文丁华人义山（后来的甘文丁华人公冢，即甘文丁增龙义山或赣南古冢）中一座刻有“同治八年”（1869年）的李斐锦古墓，揭示了前殖民时期拿律锡矿主李斐锦家族的故事。墓主为增城籍，其子李观桂（Li Kroan Kori或Li Kuan Kwei）是海山帮派的锡矿主，曾是拿律战争中的被告，并参与了与英国殖民政府的交涉。这座古墓作为少数现存的前殖民时期华人史迹，结合文献资料，还原了当时海山矿主在拿律的社会地位、经济能力及家族网络，填补了历史空白。
- (十四) 隧藏在拿律锡矿业中的槟城福建商人 本章揭示了槟城福建商人在拿律锡矿业中**“隧藏”但关键的角色**。虽然拿律锡矿业以客家和府城人为主，但邱家、王家、李家、柯家、辜家等槟城福建大家族通过资金挹注、承包伐木、鸦片酒类专卖、锡矿收购与熔炼等方式，几乎包揽了锡矿生产以外的所有环节。他们与海山五邑人形成了**“生命共同体”**，在拿律战争中为共同利益提供支持，并在槟城和拿律之间构建了紧密的商业网络。这表明早期华人社群并非严格按籍贯划分行业，而是跨区域、跨族群地进行经济合作。
- (十五) 凰山寺碑记：石碑上的社群关系 本章分析了1885年（光绪十一年）落成于高塔（Kota）的凰山寺碑记。凰山寺是太平福建人的信仰中心和“公所”。碑记中记载的捐款者名单，揭示了拿律战后十年间，社群格局重组的背景：府广社群在甘文丁和太平共建义山，而福建人则在凰山寺集结。碑记中的邱天德（槟城福建社群领袖，海山盟友）和邱中和（邱允恭）等名字，印证了槟城福建商人对拿律锡矿业的深度介入，并与其他著名槟城福建家族（如陈增煜、许心美）的出现，提供了理解当时复杂社会关系的线索。碑记也反映了拿律作为核心腹地，与槟城决策者之间的相互影响。
- (十六) 槟城大伯公街福德祠匾额下的拿律大佬 本章通过槟城大伯公街福德祠（即海珠屿大伯公宫）的历史碑记，特别是1865年的《重修海珠屿大伯公宫碑记》和1868年的《福庆善缘》碑，揭示了槟城与拿律之间密不可分的社群联系。这些碑记记录了大量捐款者姓名，其中超过五成的槟城华人社群领袖（如胡泰典、甲必丹郑景贵、戴三和、邱鸿才等）曾以不同形式介入拿律锡矿业或拿律战争。碑记上的名字和捐款金额，反映了海山帮派在拿律战争中取得胜利后，其领袖在槟城社会地位的提升。这表明槟城是拿律周边地区重要人物的社交舞台，拿律的兴衰直接影响了槟城华社的权力格局。
- (十七) 怡保街路牌上的华人矿家溯源 本章通过怡保街路牌上以华人矿家命名的道路（如梁燊南路、胡子春路、郑大平路等），追溯了近打地区第一代矿家的渊源。以胡氏家族为例，霹雳胡氏（如胡曰皆、胡重益、胡子春）是著名的锡矿宗族，他们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世代的栽培和传承。胡子春作为近打锡矿业的肇基人，其早年经验正是在拿律锡矿场积累的。许多怡保的华人矿家，如郑大平、郑国明、谢长林等，都出自拿律，并在拿律锡源枯竭后将资本和技术转移到近打，成为近打锡矿业发展的重要推手。这凸显了拿律作为马来半岛北部锡矿业发展起点的**“培训基地”**作用。
- (十八) 拿律海山大哥与港大中文学院主任 本章探讨了拿律海山帮派大哥甲必丹郑景贵与前清太史、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主任赖际熙之间看似意想不到的联系。两人同为增城客家人，郑景贵是赖际熙的姻亲长辈，赖际熙曾为郑景贵在槟城的慎之家塾落成题赠对联。赖际熙多次南来马来半岛，落脚槟城，并与郑景贵家族、戴喜时家族等客籍富商建立深厚社交网络。这些地缘、姻缘、友谊、教育和客家社群力量，共同促成了赖际熙在南洋的社会活动，包括为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募款和推动客家文化发展。这展示了高端文人如何在时代变迁中灵活适应，利用多重社会资源做出贡献，也反映了南洋与香港之间华人社群的紧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