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域研究：中国侨领与东南亚华人社会
黄贤强
这本著作探究了清末民初时期东南亚华人社会中，以槟城客家侨领为代表的一个特殊群体。这些侨领不仅在东南亚经商致富，还担任中国驻当地的领事，并在家乡和祖国进行投资和慈善活动。书中通过跨学科和跨地域的研究方法，分析了这些客家侨领的家族关系、商业网络、政治作用以及他们对当地社会和中国近代发展的影响。重点章节考察了梁碧如家族、极乐寺的建设以及中华学堂的创办，以展现客家集团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
本书《跨域研究：中国侨领与东南亚华人社会》深入探讨了中国与东南亚之间复杂的关系，特别是聚焦于华侨华人领袖在东南亚的活动和作用。全书共分为三个部分，运用跨域研究方法，旨在呈现更全面、深入的历史图景。
以下是各章节的详细介绍：
第一部分：跨域研究
- 导论
- 主要介绍了本书的研究主题和方法论，强调了晚清时期驻槟城客家族群领事官的重要性。
- 指出晚清政府在1893年开始委任驻槟城领事官以来，最高职位为副领事，且清朝结束前，总共有五位客家华商垄断了驻槟城领事官一职。
- 提及驻新加坡总领事黄遵宪推荐同是客家人的张弼士担任首任驻槟城副领事，开创了客家人垄断槟城领事官职位的惯例。
- 第一章：族群、历史、田野：一个东南亚客家集团的跨域研究
- 本章分析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东南亚出现的“客家集团”现象，该集团成员多为来自中国广东梅县和大埔县的客家人，他们在南洋发迹成为富商和侨领后，积极回馈家乡和祖国。
- 定义了跨域研究，包含跨越单一学科和跨越单一地区。强调了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观察、社会学调查、经济史和商业史分析等多学科方法来重构历史图像的必要性。
- 阐述了该客家集团成员之间的亲密人际关系，包括亲属和事业上的联系，以及他们共同的奋斗目标，例如连续担任槟城副领事、协助极乐寺扩建和管理、以及共同筹办中华学堂等。
- 介绍了客家集团成员的跨区域活动，如张弼士、张煜南、谢春生、梁碧如、戴欣然、戴淑原等人的主要活动地域和性质。
- 第二章：马来亚侨领梁碧如家族的跨地域研究
- 本章以梁碧如家族为例，探讨了华侨领袖如何在南洋和家乡之间维系关系，以及这种跨地域联系如何在梁碧如逝世后由其妻妾和子嗣继续维持。
- 深入讨论了梁碧如的“两头家”婚姻与子嗣、家乡的围龙屋（洁养堂）及其发现的珍贵历史文物（如李鸿章赠送的石碑）。
- 详细介绍了梁碧如家族的慈善事业，如在家乡设立蒙养学堂和德济疗养院，以及其后裔在马来亚和中国家乡的遭遇与跨地域流动。
- 第三章：两大家族的跨地域婚姻与其政商网络
- 本章研究了荷属东印度棉兰张家（客家）与台湾板桥林家（闽台）之间的跨地域婚姻，并分析了该婚姻背后的政商网络。
- 探究了棉兰张煜南、张鸿南兄弟在烟草、胡椒、橡胶种植和金融业的事业，以及他们回国投资兴建潮汕铁路的贡献。
- 揭示了张福英和林景仁的婚约可能与张煜南在潮汕铁路危机中获得林家的帮助有关，林尔嘉通过其与日本统治者的关系，促成了林丽生退出潮汕铁路股权，解决了张煜南的困境。
- 分析了这种上层社会的跨族群联姻，通常与家族的政经关系和利益紧密相关，即使婚姻破裂，对两大豪门家族的影响也微乎其微。
- 第四章：归根与扎根：论东南亚客家富商的跨域人际网络
- 本章对比分析了东南亚两大客家富商张弼士（“归根型”）和张鸿南（“扎根型”）的跨域人际网络。
- “归根型”的张弼士（来自广东大埔），其人脉网络集中于中国政商各界，积极回国投资兴办实业，并担任朝廷要职。
- “扎根型”的张鸿南（来自广东梅县），其商业和政治网络主要集中在南洋地区，对祖国的贡献多以间接或部分投入方式进行，更侧重于家乡和地方的文化教育事业。
- 探讨了影响他们选择的内在因素（生活态度和个人志向）和外在客观条件（时代和政治背景）。
- 第五章：从《张榕轩侍郎荣哀录》看张煜南的跨域人际网络
- 本章以张煜南的《荣哀录》为主要史料，详细分析了他的人际关系网络，包括宗亲、姻亲和乡亲网络，以及他的政商和文教网络。
- 强调了张煜南人际关系中亲缘、地缘与业缘关系的重叠性，例如他与胞弟张鸿南、恩师张弼士、姻亲谢荣光和梁廷芳等人的紧密联系。
- 指出了张煜南人际网络的广泛性与实用性，他与马来人、官员、会馆、商会、医生等各界人士交往，并利用这些网络促进自己的事业发展和为民造福。
第二部分：近代中国的客家侨领
- 第六章：历史书写与文化记忆：以张弼士为例
- 本章探讨了张弼士的历史形象在不同时空下的演变，从“大实业家”、“大慈善家”到“红顶商人”、“爱国侨领”、“客家骄子”和“中国葡萄酒之父”等。
- 分析了这些形象为何在特定时期出现和流行，例如在马来西亚独立后，他被塑造成“反殖民爱本土的华族模范形象”，而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则成为“企业家模范形象”。
- 指出张弼士对教育事业的慷慨善举，使其在槟城华人社会中被“神格化”，甚至出现“敬爱弼士比敬爱仲尼要加倍”的现象。
- 第七章：张煜南与槟榔屿华人文化、社会图像的建构
- 本章着重探讨张煜南对槟城华人社会文化的贡献，通过他与极乐寺的密切关系以及他所编撰的《海国公余辑录》来建构槟榔屿华人文化和社会图像。
- 证实了张煜南在极乐寺创建初期的重大贡献，包括捐地、引水入寺，并因此在寺中建功德堂，塑像祝祀。
- 介绍了《海国公余辑录》对重构19世纪末槟城华人社会图像的珍贵价值，其中诗词反映了槟城的天时、地舆、经济活动、民俗节日、不良社会风气等。
- 强调了张煜南作为客家人身份的影响，尤其是在动员客家领袖资助极乐寺和其著作的序题词者多为客家人等现象。
- 第八章：谢春生侨领的角色、任务和故居
- 本章通过谢春生在槟城领事官任期内的活动，探讨了中国驻槟城领事官的社会角色，包括慈善家、教育推动者、医疗赞助人及宗教团体赞助人。
- 分析了中文和英文报章对谢春生和梁碧如两位领事活动的报道，反映了华人社会与殖民地统治者对领事官的关注程度。
- 运用田野考察方法，澄清了谢春生家族故居（爱春楼、荣禄第）的一些历史问题，如其子嗣过继和养子的情况，以及这些房屋的产权归属。
- 第九章：梁碧如：侨领、教育家和慈善家
- 本章详细介绍了梁碧如作为清朝驻槟城副领事（1903-1907）的生平、职衔和任期。
- 阐述了梁碧如在保护华侨、推动教育和慈善事业方面的贡献，包括参与创办中华学堂、蒙养学堂和崇华学堂，以及多次慷慨捐款赈灾。
- 梁碧如在开学典礼上的演讲强调了新式学堂对救国、致富、利己和达人的多重意义。
- 第十章：戴欣然与槟城华人社会
- 本章追溯了戴欣然从移民到富商和侨领的历程，尤其关注他担任槟城副领事前后在慈善事业上的贡献。
- 戴欣然不仅在家乡捐资办学和设立医局，在南洋也积极参与各项慈善活动，如捐助极乐寺扩建、赞助南华医院、支持中华学校和时中学校等。
- 戴欣然在清朝末年还扮演了海外政治监察员和“灭火员”的角色，协助扑灭革命运动和保皇运动的火焰，并忠实传达清朝政令。
- 第十一章：民初客籍侨领与槟城华人社会：戴淑原与黄延凯
- 本章研究了民国时期两位客家籍中国驻槟城领事——戴淑原（1912-1930）和黄延凯（1933-1940）——与当地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
- 戴淑原主要精力投入在华侨教育事业，他领导槟城华侨教育会，致力于改善学校管理、统一制度、提高教学质量，并积极筹办槟城第一所华文中学。
- 黄延凯则主要关注动员华侨爱国意识和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利用各种场合进行政治宣导，号召华侨支持抗日，并稳固国民政府在海外的支持力量。
- 两者的工作重点差异主要源于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中国国内局势的不同。
- 第十二章：槟城侨领谢湘及其免职风波
- 本章探讨了民国时期驻槟城领事谢湘的生平、业绩以及因故被免职的争议事件。
- 谢湘在任内履行了领事职责，如保护华侨、组织赈灾募捐、促进商务交流、提倡国货和发展华侨教育。
- 然而，他也被指控私印证书行骗、为著书筹款、伪造公章、浮收护照费等问题，最终被革职查办。
- 本章将谢湘的免职风波作为一面“多棱镜”，折射出当时槟城华人社会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以及闽、粤两大帮群之间的权力竞争和矛盾。
- 第十三章：刁作谦在新加坡的侨领职务及风评
- 本章聚焦职业外交官刁作谦在担任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1933-1936）期间的活动和职责。
- 刁作谦被国民政府委任后，受到了新加坡华人社会的高度期盼。
- 他在任内积极处理对内侨务（如加强侨民管理、推动华侨教育、协助华商复业）和对外外交事务（如与殖民地政府协商权限、处理李副领事被捕案），并注重社交迎送和照顾下层华民。
- 刁作谦的努力赢得了当地华人的拥护和殖民政府的尊重，尽管国民政府在人力和资金上支持不足，限制了他的全面施展。
第三部分：东南亚华人社会
- 第十四章：华教、孔教与客家绅商：槟城与新加坡两地新式学校的创建
- 本章对比分析了20世纪初槟城和新加坡两地客家人创办新式学校（如槟城中华学堂、崇华学堂，新加坡应新学校、启发学堂）的模式。
- 槟城中华学堂虽是各方言群合办，但客家人（特别是张弼士）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催生和主导作用，并奠定了客家人在新马华文教育史上的特殊地位。
- 新加坡的应新和启发学校则分别由嘉应州五属会馆和大埔县会馆主办，主要服务客家子弟，体现了县级或州级会馆分头办学的模式。
- 探讨了这些学校与孔教的关系，以及客家人在孔教复兴运动中的贡献，特别是张弼士促成孔庙与中华学堂的结合，以“以庙养校”形式维持学校生存。
- 第十五章：移民、检疫、殖民社会：中国侨领、英国殖民政府与新加坡华人
- 本章考察了20世纪初中国移民在新加坡淇樟山检疫所的遭遇，包括强制裸体检验、伙食条件差、性骚扰等问题。
- 分析了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与英国殖民政府之间在改善移民待遇上的“三角关系”和政治角力。总领事孙士鼎成功交涉废除裸体检验，后许公遂代总领事也积极提出改善建议。
- 殖民地政府委任的华人巡视委员也对淇樟山进行考察，并提出改善措施，但政府的回应往往缺乏诚意，显示了双方在影响力上的竞争。
- 第十六章：从帮群共治到帮群隐治：新加坡同济医院的跨方言群结构及演变
- 本章分析了二战前新加坡同济医院的领导层结构及其演变，追溯了其从广帮创办到“闽粤共治”阶段，再到1930年修改章程废除分帮配额选举制度。
- 指出1930年后的改革使得医院名义上实现了“去帮化”，选举制度改为“一人一票”，但实际上帮群色彩仍以“隐治”的形式存在于领导层中。
- 同济医院的发展历程反映了新加坡华人帮群的社会结构、移民人口、财富以及各帮群对社会公益事业的参与度和能力。
- 第十七章：棉兰华人族群、庙宇、会馆与领导人物
- 本章概述了棉兰市的地理、历史、华人移民和人口构成，指出华人是当地第二大族群。
- 考察了棉兰华人社会中的主要庙宇和会馆，例如天后宫在创建时由客家领袖（张榕轩、张耀轩兄弟、谢荣光）积极资助，但后来管理权逐渐由闽籍福建人掌控。
- 探讨了棉兰的客家人注重乡亲组织，而闽南人则活跃于宗亲姓氏公会（如颖川宗亲会、江夏公所、西河九龙堂林氏宗亲会）的特点。
- 分析了当地侨领及领导阶层的转变，从客家人（张榕轩、张耀轩兄弟）开埠和兴旺棉兰，到后来闽南人（丘清德）逐渐取代客家人，成为棉兰最有影响力的族群，进入“福建人占埠”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