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 戴维·考特莱特

 

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

戴维·考特莱特

 


戴维·考特莱特的著作《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本书探讨了成瘾性物质如何从地方性作物演变为全球商品,并对现代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作者通过介绍酒精、烟草、咖啡因这三大主要成瘾品和鸦片、大麻、古柯叶这三小宗成瘾品的传播历史,详细阐述了它们在全球贸易、社会文化、政治权力以及个人生活中的作用。书中还特别分析了在成瘾品消费普及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并讨论了工业化、交通发展和移民等因素如何加速了这些物质的全球化进程,最终导致了精神刺激革命

 

《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一书深入探讨了成瘾物质在全球范围内的发现、贸易、利用、管制与禁止的历史,揭示了它们如何塑造了现代世界及其权力结构。作者戴维·考特莱特将这一进程称为精神刺激革命

绪论

作者在绪论中首先通过1926年一个名叫柯隆波的费城居民的案例,生动地展现了20世纪工业化国家普通人对多种成瘾物质(鸦片、香烟、咖啡、茶、威士忌)的惊人消费量,指出这种生活方式在500年前是连最富有的帝王都无法想象的。这引出了全书的核心概念——“精神刺激革命,即自近代早期(1500-1789年)以来,通过越洋贸易和帝国扩张,全球范围内可改变清醒意识状态的物质(提神或麻醉物质)得到广泛汇集和传播。

作者将瘾品drugs)定义为一个中性词,泛指各类合法与非法、温和与强效、医疗用途与非医疗用途的麻醉及提神物质,包括酒精、烟草、咖啡因、鸦片、大麻、古柯叶、可卡因、海洛因、冰毒等。本书旨在将零散的成瘾物质研究整合,描绘全球精神刺激物质的发现、交易与利用的完整图景,并探讨为何各国后来开始管制或禁止部分瘾品的自由流通。作者指出,瘾品的传播与疾病传播有相似之处,但前者多为人类蓄意为之,而非偶然。

第一篇:瘾品资源大汇集

本篇详细叙述了世界各地主要精神刺激物质的汇集过程。

  • 三大宗:酒精、烟草、咖啡因
    • 葡萄酒:介绍了葡萄栽培的历史起源于黑海与里海之间,随后传播至地中海、欧洲。葡萄酒在基督教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并被视为不洁饮水的安全替代品。书中特别提到,由于基因差异,约半数亚洲人对酒精不耐受,这可能延缓了葡萄酒及其他酒精饮料在东亚的发展,而中国人则习惯饮茶来解决饮水问题。欧洲殖民者将优质葡萄品种引入美洲、非洲好望角和澳大利亚等地,推动了全球葡萄酒产业的扩张。
    • 蒸馏烈酒:蒸馏技术经阿拉伯人改良后于11世纪传入欧洲,15世纪后期相关书籍出版使其知识得以传播。廉价原料(如甘蔗、波罗的海谷物)和改良蒸馏器使得烈酒能够大规模生产,成为廉价的陶醉和卡路里来源。烈酒便于运输,成为殖民贸易的重要商品,甚至被视为可防止坏血病。然而,烈酒的普及也导致欧洲内外社会的醉酒和酗酒问题恶化。作者将蒸馏烈酒与发酵饮料的对比,类比为枪炮与弓箭的关系,强调提炼和浓缩的瘾品效力更强,更容易导致滥用。
    • 烟草:烟草于1492年随哥伦布的船队传入欧洲,最初被视为新奇植物或异国玩物,后通过水手传入社会底层。西班牙人将其移植到菲律宾,随后经福建水手和商人传到中国,并在17世纪初由葡萄牙人引入西非、印度、爪哇、日本和伊朗,至1620年成为全球性作物。殖民地烟草产量扩充导致价格大幅下降,使其成为普及的消费品。荷兰和英国是早期烟草消费大国。书中强调了军队在烟草传播中的关键作用,士兵们将吸烟习惯带到各国。尽管政府和教会最初强烈反对吸烟(如英王詹姆斯一世称其为地狱草,中国、俄罗斯、土耳其曾施以严酷刑罚),但烟草强大的提神作用和受欢迎程度最终战胜了所有障碍。20世纪上半叶,香烟凭借便利性、广告营销和对女性消费者的吸引力击败其他烟草产品,成为国际通用的商品。尽管西方国家香烟消费量在后期停滞甚至下降,但在发展中国家持续扩大,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球吸烟人口达11亿。
    • 含咖啡因的饮料与食品:咖啡因是全球消费最广泛的成瘾物质,超越酒精和尼古丁。
      • 咖啡:起源于埃塞俄比亚,15世纪传入阿拉伯,17世纪后半期在欧洲流行,咖啡馆成为社交和政治讨论中心。欧洲人通过殖民地种植(如荷属东印度公司在爪哇)使其成为国际经济作物。美国成为主要咖啡消费国,因其地理优势和低关税。
      • :起源于印度与中国接壤地区,8世纪在中国普及,随后传入日本。17世纪初荷兰人将茶叶引入欧洲,价格昂贵,直到18世纪末英国政府大幅降低茶税后才普及。19世纪中叶,英国和荷兰殖民者在印度和锡兰大规模种植茶叶,打破了中国的垄断地位。
      • 可可:原产于热带美洲,西班牙人从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那里了解到巧克力,最初是贵族饮料。19世纪因制造技术改进和工业化生产而平民化。可可种植也从拉丁美洲转移到西非。
      • 可乐果:咖啡因含量高于咖啡豆,传统上作为烈酒替代品在西非和阿拉伯地区咀嚼。19世纪末,可乐果被引入新型碳酸饮料,可口可乐最初含有古柯叶和可乐果成分,后为规避争议去除古柯,用咖啡因结晶粉替代提神效果。二战后,可口可乐通过向美军供应而实现全球化,成为美国精神的象征。
    • 糖在精神刺激革命中的角色:甘蔗栽培起源于新几内亚或印度尼西亚,由阿拉伯人传入地中海,后被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引入美洲。17-19世纪,全球蔗糖贸易迅速增长,糖价下跌,使其成为大众消费品。糖被广泛添加到咖啡、茶、巧克力等苦味提神饮料中,使其更符合欧洲人口味。糖蜜也是朗姆酒的重要原料,并与奴隶贸易紧密相连。作者指出,精神刺激革命的完成依赖于大量劳力剥削,包括强迫劳动和通过瘾品控制劳工。
  • 三小宗:鸦片、大麻、古柯叶
    • 鸦片:罂粟起源于中欧到地中海东部,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发现其可食用、药用和刺激精神的价值。鸦片对焦虑、烦闷、疼痛及痢疾等文明病特别有效,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也曾服用。阿拉伯贸易商将其传入伊朗、印度、中国。威廉·穆尔爵士分析鸦片在东方普遍使用的原因:可就地供给(罂粟种植需廉价劳工)、宗教原因(伊斯兰教禁酒)、医疗需求(腹泻、疟疾)、省钱的瘾品(减少食量,替代娱乐)。在中国,鸦片使用从与烟草混合到纯吸鸦片,迅速普及到各阶层,供应量大增。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垄断鸦片生产并大量走私到中国,平衡了与中国的茶叶贸易逆差,鸦片成为其重要财政收入来源。鸦片战争导致鸦片贸易合法化,中国境内鸦片产量也大增。华人苦力移民将吸鸦片习惯带到世界各地,鸦片成为他们排遣寂寞、压迫和债务的手段。鸦片在19世纪末的美国也曾普遍,尤其在白人底层社会和上流阶层中。
    • 神圣的吗啡:吗啡是鸦片的主要生物碱成分,由德国药学研究者塞尔杜纳于1803-1805年分离成功,1827年开始商业化生产。吗啡纯度高、效果可预测、可注射,比鸦片更容易上瘾。其使用量随皮下注射疗法的普及而急剧上升,用于止痛、缓解精神压力。吗啡滥用者不分职业和社会阶层,医生和药剂师比例尤高。20世纪以后,随着毒品黑市兴起,墨西哥和哥伦比亚成为重要鸦片生产国,供应美国市场。
    • 印度大麻情结:大麻原产亚洲中部,有食用油、饲料、纤维等多种用途,也具刺激精神作用。印度对大麻的使用历史悠久,分为bhang(药用)、ganja(烟用)和Charas(树脂),传统上用于医疗、提神、壮胆、增进情趣。大麻在非洲的传播早于欧洲人接触。欧洲殖民者在美洲种植大麻主要为纤维,但奴隶将大麻带入巴西甘蔗园,形成大麻情结:用于绳索、衣着、食物、提神、药材和消遣。19世纪末20世纪初,加勒比海地区因印度契约佣工的到来而大麻普及。20世纪初墨西哥劳工将大麻烟带入美国,其廉价和易得性使其在都市年轻黑人中流行,爵士乐手起到推广作用。20世纪60年代,大麻在美国中产阶级中普及,成为反叛的象征,并随后蔓延至全球。旅行和运输是瘾品传播的关键变量。
    • 古柯叶与可卡因:古柯叶咀嚼习惯可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西班牙殖民者允许其贸易因其可使劳工耐受矿工之苦。古柯叶因运输问题未能早期全球化,直到1860年德国研究员尼曼成功分离出可卡因。马里亚尼葡萄酒(含古柯叶提取物)通过名人代言畅销全球。弗洛伊德对古柯的研究促进了其医疗应用,尤其是作为局部麻醉剂。可卡因价格暴跌引发古柯淘金热20世纪初爪哇的古柯种植因高可卡因含量和荷兰人的商业运作而成为主要竞争者。廉价可卡因导致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滥用潮,涉及医疗界、社会底层和印度的多重瘾品使用者。20世纪中期可卡因流行一度衰退,但70年代因婴儿潮一代的观念转变而再次流行,并蔓延至南美洲。快克可卡因的出现使其价格更低廉,在都市贫民区广泛传播。
    • 解开销售之谜:本章探讨为何某些瘾品(如酒、烟草、咖啡、茶、巧克力、鸦片、吗啡、大麻、古柯、可卡因)成为全球性商品,而另一些(如卡瓦、槟榔、卡特)未能普及。主要原因在于欧洲殖民者和商人的选择,他们推广自己重视和使用的瘾品。可能影响其传播的因素包括:初次使用的不适感、外观不雅、后勤运输条件不利(如卡特叶易腐烂)。作者也指出,欧洲人对印第安人使用的致幻剂抱有文化偏见,将其视为魔鬼工具而加以禁止,而接受了烟草等作用和缓的物质。工业化前期的欧洲社会,人们生活贫困,对瘾品有很高的需求。

第二篇:瘾品与贸易

本篇深入分析了瘾品从医疗品到大众消费品,再到权力与资本工具的转变。

  • 魔法师的学徒:指出所有精神刺激物最初多为稀有药材,医界对其功效争论不休,但一旦被非医疗领域普遍使用,便引发公众争议和政府干预。以烟草为例,它曾被视为可对抗一切毒物与传染疾病的解药,医生也热烈讨论其疗效。但随着大众滥用,医生如西蒙·保利开始警告其危害(伤害个人、家庭和社会,耗损资源,来源邪恶)。合成与半合成药物的兴起(如吗啡、可卡因、海洛因、安非他明)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进程,并模糊了药物毒品的界限。安非他明从缓解充血的感冒药到大脑丸的普及,展现了药物如何脱离医疗范畴,引发广泛滥用。制药公司通过大力促销,即便有副作用,也使药物广泛流传。日本和瑞典对安非他明的管制经验表明,政府的果断行动可以遏制流行,但地下市场仍会存在。
  • 享乐的陷阱:探讨了瘾品需求的深层原因。安德鲁·韦尔认为人类有转换正常意识的冲动。痛苦、无聊、社会压力也会促使人们寻求瘾品来逃避现实。瘾品通过影响大脑的多巴胺系统带来快感,但反复使用会导致大脑产生依赖和耐受性,停用则出现戒断症状(如柯隆波和戈林案例)。作者认为瘾品上瘾是慢性的脑部疾病。关于是人的问题还是瘾品的问题的争论,作者认为两者都有道理,但接触机会是关键因素。免费赠送样品、低价促销等手段增加了人们接触瘾品的机会,尤其能吸引年轻人。瘾品一旦令人上瘾,其需求便具有无弹性特点,即便价格上涨或经济萧条,消费者也愿为此牺牲其他必需品。瘾品不易受时尚影响,一旦流行便能持续多代。增效和交叉使用是瘾品市场的常见现象,如烈酒与合成物质混合,烟草与大麻搭配,或用于抵消其他瘾品的副作用。
  • 性交与生意:瘾品不仅提供个人快感,也具有重要的社交和性爱功能。咖啡馆是男性社交场所,烟草、酒精则是社交工具。许多瘾品被用作催情剂或延长性交时间。瘾品商人通过提供和各种快感来吸引消费者。社会压力和同伴影响也是人们首次尝试瘾品并坚持下去的重要原因。
  • 靠社会问题获利:瘾品贸易伴随着外部性,即意外的损失和利润。瘾品滥用引发的问题(事故、中毒、犯罪)导致了严格管制,但也催生了新的产业,如烟斗、鼻烟盒、大麻烟枪等相关产品。最显著的问题导致获利体现在成瘾治疗产业,其在美国规模庞大。作者将此与快餐业进行类比,指出资本主义利用人类对高热量食物和精神刺激物的生理倾向,通过制造和解决问题来持续获利。

第三篇:瘾品与权力

本篇深入探讨了瘾品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从对劳工的控制到政府的税收依赖,再到管制与禁止的大逆转

  • 人民的鸦片:马克思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比喻也适用于酒精和烟草。鸦片被广泛用于控制华人苦力,使其陷入债务和依赖。殖民政府通过鸦片专卖获取巨额利润,如新加坡殖民政府收入一半来自鸦片。大麻在印度、哥伦比亚等地也被农工用于消除疲劳、提振体力。烈酒在欧洲和北美农业社会中也扮演类似角色,用于赶工、庆祝和排遣无聊,但也使农民陷入贫困。烟草也成为低收入工人的重要开销。作者指出,瘾品是人们向上流动的阻碍,而对日常生活的逃避需求是文明化的副产品
  • 畜生与军人:动物也常被给予瘾品以方便役使(如藏区骡马饮茶,大象服鸦片以平静发情期)。军队是瘾品消费的重要群体,从古希腊罗马到现代战争,酒类都是军需品,用于提振士气、奖励劳动和弥补补给。18世纪英军甚至将朗姆酒视为最廉价的酬劳。烟草在南北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军人缓解焦虑、提振士气的重要工具,其重要性不亚于弹药。战争期间,烟酒的供不应求反而加剧了对瘾品的需求和渴望。二战期间,美军的香烟供应充足,而纳粹德国的酒类配给也被用于鼓励士兵执行残忍任务。
  • 瘾品与娼妓:卖淫行业与烈酒和麻醉品(鸦片、可卡因、海洛因)始终紧密相关。妓女常通过提供酒来增加收入,也自身成瘾以麻木痛苦和抹杀记忆。瘾品甚至成为准卖淫行为中的重要交换物,如欧洲男子用烈酒向土著女子换取性。
  • 物品交易与奴隶买卖:欧洲殖民者利用瘾品作为与印第安人交易皮草的王牌,酒类因其易消耗、易掺假、利润高而成为首选。烈酒交易导致印第安人贫困、健康受损甚至死亡。烟草也迅速成为印第安人以物易物的重要项目。朗姆酒和烟草也常被用于收购非洲奴隶,形成殖民地生产、非洲收购、加勒比海奴役的三角贸易循环。教会人士对这种以酒抵薪和奴役制度下的瘾品滥用表示谴责。
  • 税收与走私17世纪,各国政府认识到瘾品走私的普遍性,放弃全面禁止,转而征收重税以增加财政收入。税收形式多样,包括进口关税、生产税、印花税和政府垄断经营。政府垄断虽然有利可图,但也引发民怨和反抗(如波士顿倾茶事件、伊朗烟草专卖权抗议)。鸦片专卖在东南亚殖民政府中是重要收入来源,即便有争议。政府对瘾品税收的依赖,使其如同瘾品上瘾般难以戒除,即使在滥用问题严重时也难放弃。印度甘地的禁酒运动及其失败,凸显了政府对酒税的财政依赖和民众习俗的顽固。高税率会导致私酿和走私猖獗,如18-19世纪英国的烟草、茶叶走私,以及20世纪美国和加拿大的香烟走私。作者总结认为,黑市是禁止令的产物,全面合法化可消除黑市危害,但又可能导致滥用。
  • 大逆转:管制与禁止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权势阶级对日益扩大的瘾品贸易后果改变了看法,开始支持对部分非医疗用瘾品进行管制和禁止,即便这会导致国家收入损失。这种大逆转源于五项基本考量:
    1. 使用者对自身与他人的直接伤害:如酒驾、二手烟致癌。
    2. 社会成本:如生产力损失、医疗和执法成本增加。
    3. 宗教信仰:主流宗教多反对通过瘾品改变意识状态,认为其分散信仰,损害灵魂。
    4. 与偏离主流、不受欢迎群体的关联:如酒精与爱尔兰移民、鸦片与华工、可卡因与黑人男性等。
    5. 对群体未来的危害:担心瘾品滥用损害国家、民族和年轻人未来(如日本反烟、安斯林格指控日本/中国贩毒)。
    • 工业化的进程加剧了瘾品滥用问题,使其更显眼,也威胁到工业化本身的效率(如醉酒工人引发的事故)。制造业老板、银行家、工会领袖等都从各自角度支持禁酒。同时,工业化带来的交通和通讯发展,加速了瘾品的全球传播,也放大了滥用警讯。
    • 医学界的指控:医学进步使得医生能够更明确地指出瘾品的毒性和成瘾性,削弱了其医疗地位。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生物统计学和流行病学研究证实了瘾品的危害(肺癌、死亡率、遗传损害),使得禁酒和管制运动获得了科学依据。
    • 中国: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中国鸦片问题的恶化成为国际社会的实物教材,传教士、爱国人士呼吁禁烟。清政府1906年下令十年内禁种鸦片,并与英国达成逐步停止印度鸦片输入的协议。美国也因担心中国政局不稳和市场萎缩,推动了1909年上海国际鸦片会议。这些努力奠定了以削减供应为核心的国际管制体系,并通过国际公约限制了曾经暴利的瘾品贸易。

合法瘾品与违禁瘾品

本章讨论了现代瘾品管制体系的分类,并分析了不同瘾品被区别对待的原因。

  • 管制类别:现代体系将精神刺激品分为六类,从完全禁止(如海洛因)到普遍可取得(如咖啡因饮料),形成一个由紧到松的管制连续体,并与税收、制裁轻重交叉作用。
  • 合法瘾品的害处
    • 咖啡因:被视为最不危险的瘾品,没有严重的疾病关联,不引发犯罪,且受宗教和权力阶层普遍接受,因此管制最宽松。
    • 酒精:在西弗斯(Maurice Seevers)的评分中,酒精的危害程度最高(21分,高于海洛因和可卡因),但却最容易合法取得。这是因为酒类产业规模庞大,对西方经济和财政至关重要,且饮酒在文化中根深蒂固。
    • 烟草:虽然不像酒类那样致醉,但已被证实高度成瘾且对健康有害(肺癌、心脏病等)。然而,烟草业凭借巨大的经济影响力和吸烟者众多而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豁免。烟草公司通过否认危害、针对年轻人营销、拓展国际市场来应对负面健康报道。
  • 瘾品的政治现实:制药公司通过游说延迟国际管制条约的实施,并争取有利的让步。大麻因缺乏强大财团支持而易受管制。政治领袖和名人的个人习惯(如彼得大帝的吸烟,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的烟酒不忌)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烟酒的合法地位。好莱坞电影对烟酒的普遍呈现也强化了其社会接受度。
  • 民众的抵制:以前苏联为例:苏联政府对酒类的禁令最终失败,原因在于俄罗斯根深蒂固的饮酒文化、私酿酒的盛行以及政府对酒税的财政依赖。戈尔巴乔夫的禁酒运动虽然初期取得成效,但因引发黑市、中毒事件和民众不满而告终,证明文化惯性难以扭转。
  • 违禁瘾品:大麻、可卡因、海洛因等违禁瘾品的使用者多为社会边缘人群,使得对它们的禁止更容易实施。然而,毒品战争代价高昂(如美国每年耗资350亿美元),效果却不彰,导致了对管制政策的强烈反弹。
    • 合法化呼吁:主张将违禁瘾品合法化,认为可杜绝黑市危害并增加税收。
    • 伤害降低运动:主张去政治化、以治疗代替惩罚、提供清洁注射工具等,以减少毒品造成的负面影响,如艾滋病传播。
  • 合法瘾品:公共卫生专家呼吁加强对烟酒的管制,提高税收,禁止广告,并将其视为有害的精神刺激品。作者提出猫头鹰派观点,主张对合法与违禁瘾品采取一致的公共卫生政策。然而,惯性力量巨大,烟草业虽然在西方社会日益受到围剿,但酒类因其适度饮用有益健康的说法、深厚的文化融入和强大的产业势力,短期内难以改变其合法地位。
  • 总结:作者认为,政治人物已认识到精神刺激品可能带来的危害,但控制它们并非易事。全球瘾品使用的暴增是由个人、企业和政府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欲望推动的。因此,抑制这种暴增需要限制商业和利润,通过制定管理法规和条约来实现。最终,控制瘾品是一个复杂且充满矛盾的问题,牵扯到人类的固有欲望、资本主义的本质以及社会道德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