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南大改制的看法
严元章
一、就事论事
今年六月间，我在南洋大学讲话的时候，曾经乘着说到学位考试的机会，提出了学位制度的问题。当时我主张采取两种学位制。既然主张采取两种学位制，自然赞成复位学年、课程等等有关的事情。也就是，自然要主张南大改制。不过，那时候我只提出了学位制度的意见，并没有把有关的事情说下去；因为当时大家听了我对“校外考试”的分析，大概已经够紧张；如果我说明白还要改制，恐怕大家一时受不了。
三个月后，我在报纸上看到，南大已经在原则上接受改制的建议。中秋节那一天有些留心南大的人们见我，问到我对于改制的意见。我曾经对他们表示，在原则上我当然是赞成改制的；不过，在技术上还得从长计议。这是说，原则上虽然没有问题，技术上还有问题。到了上一个月，再看到报纸上的消息，才明白改制的建议，只是从“教师训练”着眼而为职业利益打算。这跟我从“大学教育”着眼通盘考虑的看法，显然并不相同。
为使对改制有更明确之了解，我觉得南大改制的主张，好像是我首先公开提出的；因此，我得说明，我对于改制的看法，也说得是应有之义。
说到我自己的态度，是一贯地“就事论事”。既然是就事论事，所以，全是对事，不是对人；既然是就事论事，当然也有我的一番议论，并不是随便谈谈。由此，我绝不是来攻击什么人或者讨好什么人，也不是来反对那一种意见，或者支持那一种意见──我只是来就南大的改制发表我的意见。也许有人会问，我不是南大人，为什么要谈南大事？这个问题的回话很简单。这是因为我想南大好。我认定“想南大好”，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六个月前，我曾替南大说话，说明了“校外考试”的真相，免受校外考试的威胁；这，也正因为我想南大好，要尽我对南大的义务。
二、大学的教育
现在先要从根本上问清楚︰大学的教育是什么教育？我可以说，大学的教育是学术的教育，是以学术为主的教育，也就是最高阶段的知识教育。如果大学里面没有浓厚的学术意味，大学的生活不认真着力于学术的研究，大学的学人无心于要做学术的专家，那便都是大学的失败，大学的破产。南大的创办人在今年南大落成典礼时号召大家“向学术进军”，学生会也强烈响应“学术进军”的号召，这对于现实的南大都是十分需要。
我期望南大所有的同学都立志“成家”，但，不是成家立业的成家，而是要立志成为文学家、科学家、商学家、史学家、地理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此外当然也要有人成为教育学家。并且在许多学人成家之后，还要有不少的学人“自成一家”。显然，这是理想，这是抱负，这是气概；大学就要培养这种学人的理想，学人的抱负，学人的气概。也许别人要说我唱高调。不错，我是在唱高调──大学原是唱高调的地方。来南大就是要来唱高调；要唱低调的人不该到南大来。
由此，谈到南大的改制，必须把握“学术”的观点。以学术做最高的标准，改制的决定必须取决于学术的看法；改制的一切办法必须有利于南大的学术发展，必须无害于南大的学术进军。这是南大改制的第一个原则──学术的原则。所以说改制问题是“纯属于学术性的问题”，当然是正确的看法。
从学术观点看，南大开始就不该采用现在的学制。作为一个十分后起的大学，南大绝对需要及早跟世界上的先进大学联系起来，由此提高南大的学术地位，开拓南大的学术前途。要跟世界上的大学联系起来，并不等于要跟全世界的大学联系起来，这简直是做不到的。这里让我们把全世界的大学分做两大类︰一是英语国家的大学，二是非英语国家的大学。由于很明白的理由，南大该跟英语国家的大学联系。在英语的国家里，主要的可说是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洲。同样由于很明白的理由，南大首先该跟英国的大学联系，其次该跟澳洲的大学联系。南大现在的学制是美国大学的学制，不同于英澳大学的学制；因此，南大需要改制。南大需要把美国大学的学制，改为英澳大学的学制；从此跟英澳的大学，可以在学术上多多联系。
不过，我还得说明，“英国”这个概念，涵盖大小不同的几层意思。我现在说的“英国”，是指大家常说的Ｕ．Ｋ．；通译为联合王国，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北爱尔兰以及韦尔斯。所以，南大要改为英国大学的学制，该不限于参考英格兰的大学，至少也该参考苏格兰的大学。许多年来，苏格兰不只是在教育改革上，并且在教育研究上，走在英格兰的前头；苏格兰早于一八七六年在圣‧安徒士大学及爱丁堡大学创设教育史、教育理论、及教育实践的讲座。至于新兴的澳洲大学，可能有更好的制度，更值得南大参考。
此外，英国大学的制度绝不是划一的。因此，南大要参考英国大学的制度，不要仅仅参考那一间大学或者那一类的大学的制度；不然，便犯了挂一漏万的毛病。就拿英国的学位制度来说，不只是大学与大学之间不尽同，学院与学院之间也不尽同。有三级学位制的，也有两级学位制的。同是两级或者三级学位制的，学位的等级又会不同；“文硕士”，在英格兰的大学是第二位学位，在苏格兰的大学只是第一学位。难道说不通吗？通的﹗而且，同是第二学位的“文硕士”，在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得来很费工夫，读得半生死。在牛津剑桥两大学却是要来奉送给他们的学士的。只要先交了四、五十磅，大可“周游列国”，或者睡觉去，得来全不费功夫﹗
这里可以说，事实上没有标准的英国大学制度；反过来说，所有英国大学的制度都是标准的，由此南大对于英国大学的制度，是不该照抄任何大学的。要求改制的许多技术问题得到最好的答案，南大该广泛参考英国大学的制度；但是，广泛参考并不等于盲目模仿。广泛参考是多面搜罗材料供给自己考究；采取人家的优点，避免人家的缺点，造成自己的特点。换句话说，南大的改制绝不好一模一样跟人家走，更不好随随便便听人家说。固然我们要参考人家的制度，但是对于人家的制度，我们不可以只有一知半解，便全盘接受过来。对于人家的制度，我们该好好的分析，好好的批评。
就第一学位的学士来说，如果我们采取两种学位制，关于这两种学位的课程编配以及修业年限，便有不少技术问题需要长时间详细考虑。英国大学的办法，多数是单阶段的双轨制，同是三年。澳洲大学乃至马大的办法，都是两级的单轨制，三年加一年。双轨制的课程编配，跟单轨制的差异很大；同是单轨制或双轨制的，课程的编配也不会尽同。甚至于同是两种学位，两种学位的名称也不一致。荣誉学位也有称为专门学位，另一种学位有称为普通学位，有称为平常学位，也有称为及格学位。称为荣誉学位的占绝大多数，称为及格学位的却很少。马大的两种学士学位是称为荣誉学位跟及格学位。
在学位制度上，我赞成两种学位制，这在以前的时候我已经提出来了。不过，我不大赞成英国的双轨制，比较赞成澳洲的单轨制。至于学位的名称，我最不赞成马大那“荣誉学位”跟“及格学位”的分法。这在学位的意义上并不正确，而在学人的心理上又会有不良的影响。及格学位这个名堂，看来好似刚刚及格。顾名思义，最好是称为“专门学位”(Special Degree)跟“普通学位”(General Degree)；既符合课程内容，又不附有显著的优劣感。至于各学系两种学位的课程编配，短时间内谁也定不好；我认为，最低限度，该搜罗英澳诸大学的章程，细心比较研究，并且参考大学教育的重要著作，才有希望好好地把各学系的课程定下来。在这里，也许有人要问，教育学系该有学位的课程吗？我的答案是“该有”。
一百五十年来，教育学术的研究有了重大的进步，已经成为内容丰富的新兴学术部门；伦敦大学创办专门性的教育学院，授予高级的教育学位，教育科的文硕士或哲学博士学位，就可以表证教育学的学术地位，并不低于别的学术部门。就在马大的高级学位里，也有教育硕士这个第二级的学位。如果说教育学没有多大的学术价值，不该授予第一级的学位，那就更不该授予第二级乃至于第三级的学位了。
在原则上，任何学位制度，可以只有初级学位而没有高级学位，不可以只有高级学位而没有初级学位。在英国的大学里，教育学的学位制度却是例外；教育学通常是只有高级学位，没有初级学位──有教育学初级学位的英国大学，只有韦尔斯大学这一间。至于澳洲的大学，只有西澳大学有教育学士学位。可说是一个初级的学位。因此，在英国的大学里，通常的教育学位制度，是没有初级学位做基础的高级学位制。
这个制度显然不是好的制度，英国的教育学者并不是看不出这个制度的短处。早在十五年前，曼彻斯特大学教育学系的奥利华(R.A.C.Oliver)教授在一本大学教育的专书里，便极力主张把那三年制非教育科学士学位，加上一年制教育文凭的老办法，改为四年制教育学士学位的新办法。他认定这个新学位的创设，不只是更好的教师训练制度；并且由于接上了教育的高级学位，又能够完成教育学术的研究制度，实在是一举两得而相得益彰。
一年的师范训练，要产生优秀的教师，好好地为教育服务，已经没有多大把握；同时要求这些教师，还得研究教育而有所贡献，这就更没有把握了。英格兰人实在是一个保守民族，在教育的方面尤其是这样；对教育的专业地位，他们又不大看得起。因此“教育学士”的新制度，到现在还没有确立。可是，老爱抱着这个“教育文凭”的传统，现在显然是已经不够好了。
一年的教育文凭，一方面有碍于教师质量的提高，又一方面有碍于教育学术的发展──尤其是这一方面，由于只有教育文凭，没有初级教育学位，作为高级教育学位的基础；因而教育学术的人才在英国是难产的，教育学术的研究在英国是落后的。所以，如果今天的南大，只是要参考人家的办法，并不是要跟人家错下去；便该有教育科学士学位，因而便该有教育科学士学位的课程。依照改制的学术原则，这是毫无疑问的。有了教育科学士学位及其课程，绝不是南大的缺点，反而是南大的优点，由此可以造成南大的特点。南大得好好地成为东南亚学术的权威的中心﹗至于这个学位的名称，可以是教育学士，也可以是文学士。
三、大学的贡献
大学的贡献，主要在于通过学术教育，培养学术人才，服务国家乃至于服务世界。诸部门的学术人才，同为社会服务所需要，同为南大所应该培养。所以，南大改制的第二个原则，便是服务的原则。我所以主张南大改制，固然是依据学术的理由，同时也是依据服务的理由。两种学位制的采用，一来是要取得学术上的联系，二来是要取得服务上的便利。教育的学士学位课程，也不只是学术上的必要，并且是服务上的必要。
在这里，有人会问，有了教育学位的课程，教育文凭的课程还需要吗？我的答案是“需要”。教育文凭的课程，就学术的原则看虽然不需要，但就服务的原则看倒很需要。因为在教育学系以外的同学，固然是该立志做诗人、做小说家、做原子能专家等等。可是，到了他们毕业的时候，会有不少人也要做中学教师，为青年教育而服务。可是，现在要做教师，必须先学做教师，这就得受师范教育；理论上是如此，法规上也是如此。“教育文凭班”便是为这一部分同学着想的一个办法。这一个办法的名称，与其叫做“教育文凭班”，不如叫做“高级师范部。”
这种一年制的大学师范教育，虽然并不是很好的，更不是最好的；不过，还是应该有的。只是，这一种高级师范的课程，绝不该代替教育学位的课程。这两种课程根本上既没有冲突，也没有重复，而且互为补足；由此，兼顾南大同学在教育学术及教育服务上的两种需要。所以，我认定教育学位及高级师范两种课程的同时存在，对于南大的前途实在是有利无害的。这不是熊掌与鱼的问题，却是熊掌与熊胆的问题，或者是鱼头与鱼尾的问题。
任何学科的学位课程，都是以培养本科的学者专家为其首要任务；教育学的学位课程，当然是以培养教育学的学者专家为其首要任务。学士学位的教育课程，是硕士学位乃至博士学位的教育课程的天然基础；只有在这一个基础的学位上，南大才易于养成教育学术的高级人才，从事于教育研究的工作而在国内外有所贡献。特别是这几年来，我们在联邦深深地感觉到教育专才的缺乏，因而寄厚望于南大的教育学系。如果他们都不研究教育的学问，将来靠谁来负起华校的责任呢？
就教育行政上说，也需要许多教育专才；大概还需要二、三百位教育的学士，来担任中学校长及教育官员的职务。此外，又需要一批初级师范的教育科教师，以及课本，课外读物，乃至教育期刊的编辑人才。并且，主系副系的课程，又可以改为相当于马大及格学位第二、第三学年的两科平行制。这样，教育科的学士，除了教教育科，还可以多教一科。
教育活动虽然涵盖人对人的活动跟人对物的活动，但是，教育活动是以人对人的活动为主，人对物的活动为从。
为了要求学术及服务两方都有更适当的准备，我认为教育科的学士学位，可以不授予三年制的“普通学位”，只授予四年制的“专门学位”；使到教育科的学士课程，比得上外系三年制普通学位加上一年制高级师范的课程，也比得上任何学系那“专门学位”的课程。依照这样的教育学系课程，所授予的教育科学士学位，政府是没有理由不承认的。至于得到普通学位而又读完高级师范的外系学士，在有了多少年教育经验之后，该可以回校再读教育学一年，领受教育科学士学位，进而可以领受教育科高级学位。这样把高级师范的课程跟教育学位的课程连起来，是要为优秀的教师多开一条学术的出路。由此，他们会有更大的服务机会。
现在要特别指明，我所以要为南大同学考虑，多方面争取更大的服务机会，为的是要使到大家学成之后，对国家对世界有献身献心的更大机会，并不是要替大家寻求就业上的绝对保障，而免于失业之虞。服务是贡献乃至于是牺牲，是出于“为人”的动机；就业是找事做甚至于找饭吃，是出于“为己”的动机。在这为己为人之间，质量的高下大有分别。作为学术人才，或者为人师表，我很不希望南大同学，爱替自己的职业利益打算盘。要是由于职业利益的强调，冲淡了南大的学术风气；要是由于挑动大家对职业利益的敏感，而挫折大家“向学术进军”的锐气，南大也许会失去大学的风格，而要变成一间大规模的职业学校或师范学院了。
作为大学的学人，首先，该勉为学者专家；其次，才该想到做教师。所以，我先劝南大同学立志做专家学者，然后只劝一小部分同学立志做教师。学者专家念念不忘的，是学术的研究，真理的追求；念念不忘的，是创见、创作、发现、发明。为了真理，为了学术，他们可以冒着生命的危险，担承宗教的政治的迫害；他们可以安贫乐道，可以谋道不谋食。谁会有兴趣来计较个人职业上的绝对保障呢﹗
如果由于没有职业上的绝对保障，大家便不要教育学系；也可以由于没有职业上的绝对保障，而不要政治经济学系，乃至于不要南大的任何学系──因为理论上乃至事实上并没有那一个学系的毕业生会得到职业上的绝对保障。如果同是没有职业上的绝对保障，其余的学系都可以存在，为什么只有教育学系不可以存在？如果同是没有职业上的绝对保障，商学不只可以成学系，并且可以成学院；教育学可以成一个学系，自是毫无问题的。顺便我要提出，必须有学位的课程，才够得上称为学系；教育学系，如果只有一年制的师范课程，只配称师范部或高级师范部。
就是接受师范训练，准备做教师，也该是由于要为社会服务，而不是由于要为个人谋生──为个人谋生只是芸芸众生的主题，不该是为人师表的主题。为人师表所念念不忘的，是如何勉为良师，而不至于误人子弟；不为“万世师表”，也得为“万人师表”。政府里以及大学里的长辈，替学生们寻求职业上的绝对保障，自当感谢他们的好意关怀；不过，作为新的学人，作为新的教师，该特别关心的，是自己的学术前途，乃至自己的服务前途，而不是自己的职业前途。
如果一定要特别关心职业的前途，也不该特别关心个人的职业前途，只该特别关心大众的前途。所以，如果一定要打算盘，就得打大算盘，不要打小算盘。不要热心于为个人找“铁饭碗”，而要热心于为千千万万人制造饭碗。这不只是政治家的任务，并且是学者专家的任务──爱迪生先生发明许多电器，替全人类制造了千千万万个饭碗；李德利先生在星州植物园里做胶树移植的实验，替马来亚人制造了千千万万个饭碗。在开拓职业的前途上，像这两位伟大的学人，才是你们的模范。
四、大学的权利
显然，世界上还没有并且永远没有十全十美的大学，因而英国的大学当然有长处也有短处。由此，南大的改制，要采取英国大学的制度，并不等于要全盘英国化；并不等于不用脑子，不分好坏，通通叫好。人家有能力开创一种学制，我们至少该有能力改良一种学制。对于英国大学的学制，南大只要“参考”；换句话说，南大新学制的设计，是要仿效英国大学的学制，同时又要超过英国的学制。绝不是要“翻版”，而是要“改良”；所以，我们对于英国大学的制度，必须细心先求多多了解，分出好处坏处来；对于改制的办法，才好作最后的决定。比方说，对于英国大学的两种学位制，我们该采用；对于教育学位的缺少初级学位，我们该补足；但是，对于学位的“校外考试”，我便不赞同。这是处理改制问题应有的态度。
英国的大学制度，有一种特别的好处，而是南大必须照样做的，这便是大学的自治。在英国里，大学是一个自治体；因此，大学受到政府的尊重。
大学是受国会管的，政府要管大学，也只有通过国会这一条路，间接来管。国会要管大学，是采取调查团的组织形式；并于调查大学的校务后，提出报告书，建议校务的改革。跟着国会就要提出大学的新立法。需要那么劳师动众，国会才管得到大学；因此，国会显然是很少管大学的，也许一百几十年还不管一次。政府要通过国会来管大学的机会，也就少之又少了。并且，国会要管那一两间大学，习惯上也先要得到这一两间大学内部的有利反应，并不是硬板板要管就管的。
“大学自治”，这一个特别优秀的传统，保障了英国大学的“学术自由”──讲学自由、研究自由、思想自由。学术是大学的生命。学术得到了自由，就是大学的生命得到了自由；大学的生命得到了自由，大学的生命力便可以免于消极的威胁，而得到积极的发挥。大学里有的是成年跟青年的学人，富有理想而富有朝气，因而大学该是富有生命力的。这富有的生命力充分发挥起来，学术的工作乃至于服务的工作，都可以有无穷无尽的重大贡献。南大必须追随英国大学之后，坚持“学术自由”。
说到“学术自由”这一种大学的基本权利，我是指真真正正的“学术”自由，不是假借学术自由的“宣传”自由。政党的宣传虽然可以多少带有学术性，但并不能说是学术的。并且，由于政府宣传的偏见，常会是反学术的。我们该要求所有政党，尊重南大的学术自由权，不到南大来利用学术自由招牌，或明或暗地展开政党的宣传；不然的话，就等于打击南大的学术自由了。将来国会能够立法，禁止政党在大学宣传，我倒是欢迎的。
南大不可以变成政党的战场，也不该被动地宽容政党的宣传，如同宽容教授的讲学，因而破坏了学术的自由。其实，大学的确是最高学府，原是人才济济而足智多谋的。因此，大学倒该是政府的智囊团，大学的教授也可以做政党的政策顾问；由此，动用学术的权威，使到政府以及政党多多接受学术的影响，自是国家之福。
五、放射学术的光辉
总之，我期望南大的改制，能够从整个大学教育着眼，不强调急功近利的职业要求，而强调功大利远乃至于超功利的学术任务。四个多月前，我曾经说过一句话，现在我要再说这一句话︰我们“该协助乃至于催促南大，不断地着力于学术地位的提高；使到他在不远的将来，能够立足于世界大学之林，而未遑多让”。只要南大在学术上真的能够有不断的成就，南大的同学自然能够为千千万万人服务，而为千千万万人造福；对国家有所贡献，对世界有所贡献。
南大的改制，既然是要参考英国大学的制度；我也得期望大家，先把英国大学的制度，详详细细认真研究一番。依据学术的观点以及服务的观点，分清楚利弊；然后去弊留利，推陈出新，定出一套进步的大学制度，定出一套既有一般性又有特殊性的南大制度。这样，就不只是别人的旧制度才有供自己参考的价值，自己的新制度也都有供别人参考的价值了。对于英国大学的制度，只是模模糊糊地简单抄袭，对于南大的改制恐怕会利少害多。
末了，我要着力说，大学是学术的最高机构，大学的一切离不开学术。在前面我说过，学术是大学的生命。大学如果离开学术，就等于离开生命；那只有大学之名，没有大学之实。我们知道，从前在中国里，一些所谓大学，是怎样构成了高等教育的悲剧。要避免同样的悲剧在此地重演，只有大家在学术研究上严肃地工作，人人放射学术的光辉，照耀南大，照耀南洋，照耀世界﹗
（《南洋文摘》，19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