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历史著作中的东南亚华侨
王赓武
王赓武
本世纪中有关东南亚华侨问题的学术著作迅速增多，分析这些论述的倾向并对其结果进行某些历史剖析，将是很有裨益的。这其中包括早期中国国内的中文著作和各地区殖民政府官员的著作；继而出现东南亚华人以中文或当地语言或殖民地国家语言所写的著作；近年来则又出现许多受过社会科学专门训练的学者（其中包括当地华裔或非华裔学者）的著作。目前这许多历史著作正待学术界作一全面性的综合研究，希望这种研究工作能很快实现？本章只是一个初步的提纲，而且着重于中文著作，尤其是有助于揭示华人社会的历史和有关历史写作本身的重大转折的那些历史著作。
1945年前的中文历史著作
东南亚华人社会的成长，有数个历史上的里程碑，而欧洲人东来，出没于中国沿海显然标志着一些新阶段的开始：不仅为越来越多的华人商贾带来新的机遇和任务，也是对华人活动的挑战。这些变迁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于涉及华人的各种著作之中。在十七世纪以前，一些零散的关于东南亚的中文著作中，甚少提到华人商贾和海员的活动，其实自宋代（公元960-1276）末年以还，这些活动已显得日益重要。到了明代，关于十五世纪郑和远征的若干著作，对东南亚及印度洋各个口岸情况的记载也有改进。其中关于华人社会已多有述及，例如十七世纪初张燮所作的《东西洋考》记述尤为详尽。又如十八世纪时清人陈伦炯所作《海国闻见录》对该时代的历史也作了出色的贡献。但一则由于当时海外华人为数尚少，各华人社会规模亦较少，一则又由于明朝实施海禁，因此这些著作只不过是中国所关注的海外国家的记述，而不能看成有关东南亚华人的论着。尽管西方著作清处地说明在十八、十九世纪中已陆续有大量华人移居海外，但直到十九世纪晚期，几乎整个清代仍然缺少有关这方面的著作。的确，在十九世纪中叶，某些西方殖民地官员对东南亚诸多华人社会所了解的情况，已远胜清朝的官吏。例如1879年出版的 J.D.Vaughan 的著作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1879）（澳恩：《海峡殖民地华人的风俗习惯》）中记载的一处海外华人社会的情况，远详于前此的任何中文著作。
十九世纪中叶，东南亚各地的政府开始觉察到当地华人社会的壮大、他们的财富和潜在势力，以及某种不正常的状态，这种状态在不久以后引发了所谓‘华人问题’。这种警觉导致中国对海外华人的态度起了质的变化，并出现了一批不同于以前的关于海外华人的中文历史著作。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最后认识到必须废除某些过时的法律。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禁止人民赴海外的法令终于废除。这项禁令曾几经修改，且屡遭衊视，早已形同虚设，现在则连清廷也认为是个官样文章而已。对华人社会更为重要的，大概要数从槟榔屿到新加坡等地正式建立殖民地的那个时代（1786--1819年）。这些是华人受到积极欢迎并很快取得社会和经济主导地位的第一批殖民者。也有人持这样的论点，认为英国人冲开中国的大门，尤其是1842年在香港建立殖民地以后的年代更为重要。我虽不反对这种说法，但仍倾向于主张：随香港兴起之后的新移民浪潮，实质上是从十八世纪末开始发展的移民活动，到此时期正好鞑到高峰而已。
但就有关华人移民的著述而言，则十八世纪后期的变化并非重要，因为这虽导致更多地提及海外华人的数目，但并未导致这些写作本身出现性质上的改变。一直等到这些著作所积累的分量，足以引致中国国内对海外华人的态度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并最后也引致海外华人改变了对自身的看法，然后这种著述的性质才有所改变。作者认为这种情况直到十九世纪末也就是1895--1912年期间才发生。这种改变可能最先在早期派往海外代表中国执行外交工作的专家的简单记事中，特别在郭嵩焘、黄遵宪的奏议里可以分辩出来。这些记事和奏议开始同情地描绘许多华人为了谋生而遭到敌视的环境中挣扎受苦的景象，同时也赞扬了某些人成功地获得现代技术和企业经营的本领。一方面由于清廷未能救助在广贩的‘苦力’贸易中遭受牺牲的人，也未能防止北美与澳大利亚对华人的歧视虐待，使国人羞愧之情日深；另一方面，清政府已开始认识到有华人在海外的好处，因为其财富及技能，可以设法用于中国现代化的艰巨事业。由于首任驻海峡殖民地领事左秉隆的努力及东南亚第一份中文报《叻报》的发展，导致有关华人历史记录的刊行，对华人数百年来的成就多所表扬，从而增加了华人的自豪感。所有这些文章虽说主药是为了在清朝官员阶层中增加影响以求国内政府改变其对海外华人的政策，但这些文章本身从体裁、风格到内容，都无别于早期的著作，如十八世纪末王大海所著的《海岛逸志》；十九世纪谢清高的《海录》，以及在1891年至1897年间陆续刊行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所辑各种原着或摘录。甚至那些较晚近的作者，看来也只是对魏源的《海国图志》（1852年完成）中的叙述加以补充，基本上仍是按传统方式写作的。
有关海外华人的史学著作的重大转折，出现在1895年以后，即中日战争中国战败以后，当时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是否能继续生存，已成为一个极严峻的问题。作者所以强调1895年以后，是因为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对于当时整个中国的影响非常重要而且广泛，涉及各个方面，而不单对海外华人具有重要意义。同样，这种有关海外华人史籍著作的转折，明显地发生在1912年以前，因为到了1912年时，中国已采取过若干引人注目的步骤，来明确海外华人的合法身份，使他们的地位合法化。其中一项最受人注意的，就是1909年（宣统元年）颁布的《大清国计籍条例》。随后到1912年左右，成千上万的海外华人三参加了拥护或反对中国国内维新或革命的政治组织之活动。海外华人甚至曾于1910年的广州起义中，作他们的第一次牺牲，成为黄花岗烈士的革命英雄。
1895年--1912年期间，东南亚华人中关键性的发展，是他们自愿参与中国政治的意志显著地增强了。这种发展并非完全因为受到所在地区的社会和经济压力所致，更多的是因为受到少数人的鼓励，这些人为了他们所从事的事业，被迫不得不向海外求援。这里作者所指当然是孙中山、康有为及其支持者，他们为了革命或维新而周游东南亚各地。他们挑起了对中国未来的深切关注，这种关注由于1900年义和团事件之后，西方列强为了本身利益想使中国较为现代化和稳定，也由于其后中国国内为立宪和行政改革所采取的措施而更加强了。
我们期望有关海外华人的历史写作在作这个十年中出现转变。但既然历史写作的转变有别于历史上的转折，究竟应当使用何种标准来衡量历史写作的转变呢？我认为这种衡量的标准应当以中国国内及当地社会对待海外华人的态度所起的重大变化为根据，而这种重大转变的最引人注目之一个例子就是华侨----侨居华人----这个概念作为一种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政治名词的推广使用。尤其当这个名词和‘殖民’一词同时使用，就完全转变了中国人有关海外华人著作的传统写法了。
作者曾对华侨一词的来源以及如何成为所有海外华人的最主要称谓一事有所论述，在此不拟重复。关键是侨字最初是在1858年《中法天津条例》及其后一系列条约中作为外国官员在中国“temporary residence”（暂时居所）一词的对应中译语，在此以后才用于称谓在外国的华人。使用此词时，着重于强调因公、经过批准及受到保护的海外居留的涵义。直到上世纪末才与华字连用`成为华侨这一名词，以称呼居留海外的华人或华人社会集团。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则是当时的作家及其后的历史学家是否将华侨与受到欧洲人鼓励以开拓其海外帝国的殖民者相提并论。
有两种发展趋势，看来是差不多同时发生的。一方面可以明显地看到海外出生的华人（如出生于海峡殖民地的华人）宁愿以受英国保护的国民身份到中国旅行，因为这样就可以享受英国领事保护的利益。这种保护和契约华工在东南亚、美洲国家或其他地区受到大规模的剥削，但却并未（或极少）受到中国政府保护形成强烈的对照。兼且，中国官员也日益感到大批长期侨居东南亚的华人仍然保存着固有的中国风习文化，而其中不乏痛感西方殖民地政府歧视的华人，愿接受中国官方的承认及保护？凡此种种，使中国政府不得不正视国际法、移民规则，以及殖民地条例等的有关方面而着手采取积极支持海外国民的新政策。
另一方面，西方各国在亚、非、美洲的扩张导致中国人终于对殖民和殖民地的概念有所认识。最出期，中国人使用属国一词，意为附庸或殖民地，强调的是皇朝的控制、宗主权，甚或主权。直到上世纪末，着重点转向定居移民和殖民者，而西方国家对殖民活动的公开支持，与数百年来中国对穷苦无依又愚眛无知不得不背井离乡的中国人无所援手的强烈对比，更促进中国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当中国官方提及西方文化仍采用轻衊语词时，华侨和殖民两者是不可能联系起来的。只是到了中国被日本打败，中国的维新派改从日本著作中学习西方以后，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地扩张的成就，才逐渐受到公开的羡慕。有意思的是，名词‘华侨’的政治化使用与最早有关东南亚中国‘殖民者’的历史著作的出版相去竟不过逼年，似乎这并非一种巧合。最先出现的是附于1903年在上海出版的《革命军》（作者邹容）的一首诗《革命歌》，据说是章炳麟所作。继而在1904年横滨出版的《殖民丛报《上刊登了梁启超的文章《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这八人均为中国人，有的曾位居室利佛逝（Srivijaya）（三佛齐）（今巨港，即巴邻旁）、婆罗洲（Borneo）（坤甸）、巽他（Sunda）等地的王位或首领，以及曾是移民雪兰莪（Selangor）的先驱者叶亚来。
两者都叙述了东南亚华人。《革命歌》的作者显然对如荷属东印度华侨瓮黄仲涵之流的巨大财富印象深刻，劝诫他们停止无谓的侈糜，以其资财资助反满人的爱国革命事业。而梁启超则更深入发掘中国史料中宣扬自十五世纪以来中国人在南洋创造功业的历史片断（并参见他同年稍后发表于同一杂志上的《郑和传》）。他曾游历东南亚、澳洲、北美各地，亲睹欧洲人对其有名的拓殖赭及冒险家之赞誉，和中国人对自己这方面成就的完全忽略有天渊之别，促使他把当时的华侨概念与近代西方的殖民概念联系起来。此外，梁氏与当时的许多维新派和革命派对赞扬西方殖民事业的日文书籍都颇能融会贯通，从而开始认为华侨的成就亦应加以表彰，提出中国人向海外移民及定居的权力应加以维护，而数百年来由华人在东南亚各港埠中开拓建立的居住者，应当承认是中国的殖民地。
现再回过来谈历史写作的问题。梁启超的文章并未自称为历史作品，恰恰相反，他只是因西方有许多关于哥伦布（Columbus）、克莱武（Robert Clive）及利文斯敦（David Livingstone）的历史研究作品，但对等的中国人物，则无人过问而感触良深。
而试问四万万国民中，能言君子事业者几人，岂唯事业，即姓氏亦莫或闻知也。吾偶读《明史．外国传》见三佛齐、婆罗、爪哇之四王，吾惊喜欷歔，不知所云。始叹吾国有此伟大之人物，乃藏埋诸沉沉蠹简之中。而其间二人者，乃至并不得以姓氏表见于后世也。吾滋愤，吾滋惧，吾滋惭，乃急益以所闻最近百年间四君子之事着是篇焉。
梁启超为当时读者最多、影响至大的作家，他的文章开其后十年中若干其他论着之先河，可说是华侨史的先驱。这些史着包括了发表于《东方杂志》（1910年）上的胡绍南有关华侨殖民领袖的传记，和亚侠发表于《地学杂志》（1913年）的类似论着。两文都是梁氏论文的演绎，虽纠正了梁文中若干严重错误，但自身也增添了不少错误。另外值得重视的是首先自称为华侨史的作品，由《民报》（东京1910年出版）发表的义皇正胤（易本羲的笔名）所作《南洋华侨史略》。
该文作者及为其作序的友人刘嵩恒曾刘寓爪哇，都是反清的革命党人。刘氏又是以同样感人之笔，追述1741年巴达维雅（Batavia）华人惨遭荷兰人屠杀一事。1906年--1908年间，易氏本人并曾执教于三宝垄一所华人学校。作者承认他的史作大部份论及马来半岛的荷兰及英国属地，其依据为口述及中文的文献资料。该《史略》除绪言及结束语之外本文共计九章。文中公然将华侨与西方殖民者相提并论，并为满清王朝排汉政策导致东南亚中国殖民事业的失败而感到遗憾。
今日不可能严格地把易本羲看作一位史学家，但由于他的《史略》是同类史作中的第一部，而且明白发展了梁启超将‘华侨与殖民’成功地联系在一起的观念，因而是有其重要意义的。虽说此作中有不少明显错误，大部份已由后来的中文著作予以纠正，但它的确成为其后三四十年内华侨史写作的样板。该《史略》上溯汉代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及属国之纳贡关系，任为大部分的联系接触都证明华侨已在该地区定居；颂扬了郑和的远征和郑成功（国姓爷）的光辉事迹，一般来说，它称赞明朝的积极‘殖民’政策，同时谴责清室对待华侨的负面态度。易氏反映了自本世纪开始就发展起来的新民族主义思潮。该作显然热衷于指明中国人自古以来已在海外拥有殖民地的证据，并提出当前需要一个更有生气的政府，它能珍视这些殖民成就，并准备为保护这些殖民地而有所作为。
年出版）。两书对华侨属于移民或是殖民都模棱两可，并辩解说中国的殖民与西方的殖民殊不相同。但两书都明确殖民合法的、正当的，并且是一种为国争光的事业，因此，华侨应受到官方和公众两方面的支持。
当代的中文历史著作
了解这些，立即可以感到对使用‘殖民’一词以说明移民侨居的态度有所改变。在战后的头五年中，由于反对殖民主义的文学在华人和东南亚中盛行一时，因此‘殖民’一词已不受欢迎，实际上已被抛弃了。然而，亲北京的华人和当地华裔首先在1950年就拒绝使用了。但台湾和香港的民族主义者则较随便或不够敏感，直到五十年代中期，还出现了不少新书，使用这个词汇。例如，1954年在台北出版的李锐华《马来亚华侨》一书中仍述及‘马来亚的华人殖民历史’。像这样的书为马来亚联邦所禁毫不足怪。此后，台湾新出版的书就较为谨慎，满足于以‘华侨’来称呼所有在海外而具有中国血统的华人而不管他或她的国籍为何。在中国国籍法上信奉血统原则的台湾政府认为，不论在任何条件下，海外每一个具有中国血统的人都应列为华侨。由于1934年刘合束合着的《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及1937年李长傅的《中国殖民史》分别于1977年及1966年重版发行，并仍有人使用，看来似乎仍有不少中国人接受华侨与中国的海外殖民地之间紧密相连的观念，以及与此有关的各种含义。
但从本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殖民一词已被避免使用。不过华侨一词现在在台湾运用的方式却值得注意。五十年代，台北的海外出版公司出版的丛书中，半数以上以东南亚为课题，而其中大部分为华侨史方面的著作。同样，台湾出版按逐个国家研究当地华侨的半官方丛书《华侨志》（由祝秀侠主编）也主要以东南亚为对象。该丛书继续刊行到六十年代并在1964年出版了《华侨志：总志》的修订本。所有这些著作都强调华侨历史如何为国争光，并着意于华侨卷入当时的反共活动之中。但到了七十年代，一股新气息悄悄进入了有关著作中。如1972年张文玉在台北出版的论文集《华人社会与东南亚诸国之政治发展》一书，内容颇有独到引人之处。从这些论文中，可见到对东南亚国家领袖及当地华人的感情有颇新的触觉。这些文章对华侨一词的使用，即使在有关历史的章节中也有所节制，并且尽可能引入目前在东南亚本地也比较习用的词汇如华人、华裔等。这种新趋势并不等于台湾政府将不再使用华侨一词或历史学者也将仿效追随，但却显示一种警觉，认识到华侨一词过于直接牵涉到中国的政治，牵涉到有关中国人按照血统决定国籍的问题，牵涉到爱国主义与异国效忠的问题，甚至直接关系那种观点：一日是中国人，便永远是中国人。
与台湾像流水般出版关于华侨历史及社会的书籍相反，这类课题的书籍在中国国内出版不多，在1955年周恩来赴万隆以前，这种史作极少，其后在1956--1959年间及1962--1964年间零星出版了一些，此后直到1979年的15年内几乎全无新作。1979--1980年间由夏门大学及中山大学所搜集刊行的论文集都包括曾于五十年代中或1964年以前曾发表过的文章。甚至连采访归国老华工并在1963年业已写成的访问记，也被搁置直到1979年才出版。至于1955年以后10年中问世的学术著作，也多着笔于介绍当地人的历史或把在该地的华人描写为遭受殖民者压迫的受害者。共同强调的主题是华人劳苦大众和当地人民都是历史尚受迫害者，因而在反殖民地住义的斗争中互相合作。但是这种合作斗争的例证很不充分，学者似乎也明知这点，因而比较谨慎，不敢言过其实。
总之，由于不同理由和与台湾及东南亚有着不同的方式，中国国内官于东南亚及定居该地的华人的学述著作，都受到政治考虑上的约束。能够出书的学者都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他们只谈论工人和农民的团结，不论其血统有何区别，这些工农群众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将与各地的资产阶级一起行动反对殖民主义。因此，这些历史学者强调阶级斗争并把当地的华人描述成总是同情当地领导者的革命运动。但是人们认识到除了英属马来亚（现在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以外，华人的数目并不够多。在其他地区也不存在大规模的华人无产阶级，更谈不上农民阶级。在马来亚，华人的人数倒是很多，其中有些人还领导那里的共产主义运动，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历史表明，马来亚人并不倾向共产主义。
不过，中国大陆历史学者却可籍机避免因袭华侨史的旧套，以及常常与之并存的大汉沙文主义。他们可以重新探讨华人在东亚史上的作用，却实这样做了，例如他们开始把东南亚人自己写的史作翻译过来，较为重要的如帕内（Sanusi Pane）所写关于印尼的著作。中山大学出版的论文选集的第一卷中，有10篇述及现代东南亚的历史（菲律宾4篇、缅甸2篇、泰国2篇、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2篇），综合探讨了当地人民的进步运动，并明白承认，即使说当时华侨在主要的进步运动中以了相应的作用，但只属于外围而不是核心。此外，在论文选集的第二卷中，又收了1959年发表的4篇关于华侨问题的文章。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是内容强调民族主义者残酷剥削华工，但文中不再出现那种义愤填膺的民族主义口气，标志着以脱离了早期的华侨史模式；但这4篇文章究竟写的是东南亚历史还是部分中国史，仍然含湖不清、其次，收集的这14篇现代史论文中，4篇关于华侨的文章都发表于1959年，而另外10篇关于东南亚本身的史学论文则发表于1962年至1964年。这一事实表明，曾经一度有意识地让这些历史学者注意该地区本身，而暂时将华侨问题搁在一边。
此外，将归国华侨作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的兴趣日益浓厚，也反映了同一种趋势。上文曾提及深访归国老华工和收集到珍贵历史资料（夏门大学和中山大学都出版了访问记录，是这两所大学的合作成果）。更加受到重视的是对华侨在国内工业投资的研究。1958年至1959年间在广东、福建和上海的23个市、县进行了实地调查，收集到4卷资料数据，但第一篇研究作品则迟到最近才由林金枝在夏门大学关于华侨研究的集刊中发表。另一篇汪慕恒的论作中，认为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印尼本地人和当地华侨的工业合在一起形成了印尼经济整体的组成部分，因而属于印尼的历史范围。综合这两篇论文可以看出，中国历史学者已不同于1959年，正开始区分华侨史中哪一部分应属于中国史，哪一部分应属于东南亚史。这种写作的态度与其他许多历史学者的态度形成强烈的对照。那些历史学者或早期企图扩大中国史，以包括所有的东南亚华侨的活动（许多台湾和相港的历史学者仍然如此），或更晚近一些时期，试图把绝大部分的华侨史都归为东南亚史的一部分（如大多数的当地华裔历史学者正在试着这样作）。
兹在略述在东南亚当地定居的历史学者的中文著作。以1940年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学会为新的起点，其成员或为来自中国，或为曾于中国留学的当地学人。他们的著作颇受上海暨南大学南洋研究所的学术影响，但有两位新加坡学者确在学术上作出贡献。陈育崧出生新加坡，对该地区的变化和发展非常敏感，他鼓励后学多注重本地区的华侨史料，并编成了最好的一本史料集。许云樵来自中国，但融合于当地环境，并以他独到的探索把传统的华侨史和本地区的历史接合起来。随后新加坡的南洋大学成长起来，鼓励了一代主要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的新生学人从事东南亚历史研究，而把华侨纳入这个背景中。
我不拟详述当地的学数成就。作品很参差，目前在质量方面各国之间差异甚大。当然，只有新加坡培植了自己用中文写作的历史学者，但他们是否到鼓励，对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人社会的地位也作出重要的学数成果，则难以肯定了。在此，我拟着重说明一点，即这些年轻的学者对于接受当地及西方关于本地区学术成果的影响方面，比中国国内和台湾的学者所持的态度更为开放。他们更接近于以一种当地人的观点来重行估价华侨在当地历史上的作用，而不是从一个华侨的观点来评价。但他们也在努力解决华侨一词的麻烦。他们以尝试使用另一些名词来代替它，如华人、华族、华裔以及用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新华和马华（前一字随所在国而改变）等，但迄今并未能一致肯定哪一个是最好的代替品词。以下，我们再检讨一下在当前历史写作中使用‘华侨’一词，以及今后写作历史时，还须使用这个词的问题并以此为本章作结论。
1980年中国出版林金枝所著关于归国海外华人在中国投资问题的论文中说：“华侨在海外生活的历史已有两千年”。这令我回忆起在我对1963年陈荆和发表的学术佳作《十六世纪之菲律宾华侨》一书的反应：当时我怀疑用华侨一词称呼早在十六世纪的明代海外华人是否恰当。彼时明朝仍视流居海外之中国人为罪人、海盗、走私犯甚至或潜在的叛徒，毫不顾及其利益，根本不存在承认、支持或保护的问题。因此，他们能被称做华侨吗？这就引起我对华侨一词源流的追溯及对该词自本世纪初大为流行以后的使用方式之探讨。其间曾提出过若干代替的名词，移民即是最常见者之一，但它不能适用于定居当地甚至或相传若干代人的情况。中国人和华人也很常见，但都具有全体中国人的涵义而不能表明身处海外的性质。华族（血统华人）是一个新词，中国国内及台湾还不常见，虽说在中国‘族’字长期以来都用于表示少数民族及汉人。某些按所在国专用的如印华、马华、菲华等专用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华人称谓，不适于统称海外华人，而且对还不存在这些国家名称以前的时期，如果使用这类名词，则是与时代不合的。至于华裔一词，对于越来越众多的‘华人后代’而言是恰当的，但却不适用于出生在中国的人，也不适用于那些自愿选择做中国公民的人。
实际上，如果用华侨一词所具有‘侨居华人’的准确涵义来指明海外暂时居住的中国籍国民，那是很恰当的用法。这一名称曾普遍用于从本世纪四十年代末期以来，离开中国大陆和台湾、居住在海外（尤其是北美和日本）的那些人，也可以用于指称过去术十年从相香港移居到北美、西欧及大洋洲的大部分华人。但是取得外国国籍已认同所入籍的国家的华裔人士，就不可再称之为‘华侨’，而且拥有大量这一类华人的国家。，特别是东南亚诸国已理直气壮地拒绝把这个名称加于他们国内具有中国血统的公民。看来不久中国大陆和台湾都不得不同意这种做法。尤其在1980年9月中国已颁布了新的《国籍法》后，实际上更必然如此。
但是对于编写东南亚华人历史的史学家来说，问题依然存在。即使真正的华侨在每一东南亚国家成为少数民族的一小撮，甚至即使史学家一值同意在编写各国取得独立之后的历史中不再使用华侨一词，可是对1945年以前的时期，史学家如何写法？在此仍有很多含糊补清的问题。我们能否主张对现代以前和国籍的盖念产生以前，每一个有中国血统或自己在文化上认同中国的人都称之为‘华侨’？如国史学家同意在十九世纪末以前甚至连‘华侨’这个词还未发明以前的历史时，也倒回去使用华侨一词，问题不是简单多了？为什么十六世纪的菲律宾不可以有华侨存在？为什么不可以有两千年的华侨史？
归根结底，我们必须正视‘华侨’这一名词的来源：它一经采用，几乎立即就获得附加的政治、法律和感情色彩；保证对海外华人加以官方保护的方式；以及与之伴生的殖民地观念和西方式的殖民政策。如果这些涵义正确，则十九世纪晚期以前的海外华人如何能算作华侨？如果想暗示读者中国官方很早就关注这些华人及其在海外的居民区，但实际上其实并不存在这种情况，而是很多年以后才发生的事，则此种作法似应视为对历史的歪曲。使用华侨一词，可以方便地描述某种特殊现象，但这不应导致误认为在事实尚未发生以前，中国就已在关怀华侨了，因为这样的印象是虚假和与时代不符的。
我认为，过去却曾存在一个时期，在其时的东南亚历史中论及华侨是正确的，这就是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晚期的时代。当时的中国政府授予华侨以某种权利，并要求华侨承担某些义务，而当时当地大多数有中国血统的人，似乎或多或少对此做出过响应。但我能体会这种提法在东南亚以外难于为人们接受；并且让中国国内和台湾的历史学家自行考虑的话，他们始终会感到难以对华侨历史重新另行思考。这个名词用起来太方便了，至于由此名词在东南亚带来的混淆不清的问题，则对他们无关重要。因此在六十及七十棉代中，中国出生的史学家仍随意地于所有历史时期中，使用‘华侨’一词。但越来越多出生于当地的史学家（不论他们用中文、西文或当地民族语言写作）则避开使用此词，甚至也避开‘华侨’这一概念。他们当然要论及在该地区各处的华人，以及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处境，但他们不执着于所有时期都存在着华侨的主张。一般说来，对‘华侨’一词的适当使用，至少在写关于东南亚史时是颇为敏感和小心的。如果他们能够同意对‘华侨’一词采用一个前后一致的定义，使他们能在约半个世纪的历史，有更丰富多采的理解。当出现这种情况时，中国国内和台湾的史学家是否会重行考虑编写华侨历史的态度呢？这将是值得人们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