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第3期 2016年9月
马来西亚民间华文历史文献的类别及其对方志研究的作用
廖文辉
（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 马来西亚历史研究中心，雪兰莪 43000）
［关键词］马来西亚；民间文献；地方文献；方志；田野调查
［摘要］论文根据田野调查的经验，分析了马来西亚民间华文历史文献的类别，并从组织序列、历史序列两方面，探讨了马来西亚乡土历史的书写内容和方法，归纳其对方志研究的作用。马来西亚的史学乃至华人研究，除了少数几位民间文史工作者，一般皆以传统文献切入，学者下乡采集文献资料较少，故此民间华文历史文献的采集和研究工作可谓大有可为。除地方文化研究必须依托民间文献方克有成外，华人民俗文化的研究依赖民间文献之处更为显著。这两个领域恰好正是殖民政府和现今的国家机器较少涉入，乃至不闻不问、任其自行发展的地带。近一二十年随着国家经济发展，迅猛的城市化，无所不在的西化，许多地方特色在发展洪流中消失。因此，马来西亚的民间华文历史文献采集和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162（2016）03-0080-09
The Types of
Malaysian Local Chinese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Their Value for
the Study of Local Gazettes
LEW Bon Ho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New Era College，Selangor
43000，Malaysia）
Key words：Malaysia;
local Chinese historical documents; local materials gazettes; field research
Abstract：Based
on the experiences from field research,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ypes of
non-official Chinese-language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Malaysia. It discusses
the content and the methodology of the writing of local Malaysian history both
in textual categorization and historical periodization, and concludes their
value on the study of local gazettes. Aside from a few amateur writers in
history and literature, most scholars study Malaysian history and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based on traditional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rarely conduct
field research to collect historical documents. Hence, there is much to be done
in terms of collecting and analyzing these sources. Not only could the study of
local cultures improve with the inclusion of local sources, but also the study
of the folklore cultures of overseas Chinese. Because the past colonial regime
and today’s state rarely interfere with these two fields, they have thus
developed largely freely. During the past two decad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rapid urbanization and westernization, many unique local
characteristics have disappeared from the development. It is time to further
collect and study the local Chinese language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Malaysia.
马来西亚的史学乃至华人研究，除了少数几位民间文史工作者，如张少宽、李永球等人，一般皆以传统文献切入，学者下乡采集文献资料的较少。近十年来，情况有所改变，研究人员开始将目光转移到民间文献的搜集和研究，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注1）民间华文历史文献对马新华人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采集和研究工作可谓方兴未艾，大有可为。事实上，不少地方人士，逐渐意识到地方文献整理和保存的重要性，在留住族群记忆理念的推动下，进行了一些简单的编辑和出版，但类似的出版存在不少局限和不足。
民间华文历史文献的重要性在于可以弥补传统文献在华人研究上的空白和不足。事实上，颜清湟的《新马华人社会史》主要侧重于华社的上层结构组织，并未触及组成华人社会基层结构的村落。此外，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关于宗族组织和民间信仰，作者也只能依据有限的文献资料加以论述。而这三个领域恰恰是文献记录较少的部分，必须通过大量的田野收集方能有所成。华人民俗由于其草根性和日用实践的特征，文献记载则更少，只有在民间文献方面下功夫才能显见其效。可以想象，假以时日，民俗、村落、宗族组织和民间信仰的研究，在大量民间华文历史文献的加持下，必能大放异彩。通过采集民间华文历史文献，可大大拓展我们的研究范围和视野。
本文依据笔者四五年来的田野经验，将马来西亚的民间文献加以分类，论其优劣得失，进而尝试提出一套以田野文献构建马来西亚百年村镇史的视角和方法。
一、马来西亚民间华文历史文献的类别
民间华文历史文献对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者而言仍然是个极为新颖的概念，虽然已经有少数学者在和使用，但搜集的方向主要以课题为导向，而有意识使用民间文献的更少。在马来西亚，最早将民间文献汇集整理出版，并广为人知的当属傅吾康（Wolfgang
Franke）和陈铁凡的《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然后是张少宽的《槟榔屿福建公冢暨家冢碑铭集》。晚近较为人瞩目的是南方学院的柔佛潮人史料收集计划，该项目完成后出版了《马来西亚潮人拓殖柔佛原始资料汇编》。近期因为义山在华人研究的重要性看涨，故此掀起的一股义山资料整理和研究的风潮，而有《马六甲三宝山墓碑集录（1614—
1820）》（注2）］和《生死契阔——吉隆坡广东义山墓碑与图文辑要》（注3）的出版。
目前，长期并大量进行民间文献采集和研究的主要是民间学人，张少宽、李永球和张吉安为其中的佼佼者。除张少宽曾将其采集的文献整理出版外，另外的两位学人只是将采集回来的文献撰写成文，并未进行系统的整理汇编，公诸同好。尤其是张吉安以十余年的时间，专注于南洋民间说唱和曲艺娱乐的采集，其典藏在马新无人能出其右。而李永球利用其在地的优势，首先以其家乡霹雳太平为起点，经过十余年的耕耘后逐渐扩大采集对象至全马乃至南洋各地，同时也将其报章的专栏文字结集出版，内容主要侧重民间信仰、人生礼仪、民间语言和传说等民俗领域。他们凭的是一股对华人文化的兴趣和韧劲，长期努力不懈，至于学术人员在这方面的贡献除了杜忠全在民间韵文的采集，苏庆华的过番歌和民间信仰研究外，可谓凤毛麟角。
马来西亚民间华文历史文献最为重要的要数地方社团、学校和神庙出版的纪念特刊，这些地方组织出版的特刊数量不少，遍布民间，可惜至今仍无专门从事相关收集的文献典藏机构。这三种不同性质的组织中，以学校出版的特刊最多，所有与学校相关的历史文献一般都收纳在内。社团一般都会组织编委会出版纪念刊以志纪念，所有与社团相关的历史和文献就通过特刊获得保存，社团出版特刊几乎成为全国性的传统。寺庙特刊的出版最少，除了部分历史悠久和规模宏大的庙宇，其他规模较小，或不符信仰法则的淫祀，大多没有出版特刊的必要。这些寺庙流传的显灵故事，建庙原委和发展等事宜，只有通过与神庙负责人或当地人的口述采访方能取得。
地方特刊的重要性在于其内里蕴含的地方资料，透过个别的学校、社团和神庙特刊，即可了解一庙、一校和社团的历史。有些特刊不仅限于个别组织的论述和文献刊载，甚至连地方上其他的组织、人事和历史也一并整理和介绍，是了解地方的一扇重要窗户。《邦咯岛华联学校创校90周年暨百年邦咯岛史料汇编》（注4），共有六辑，除了校友会和校史，也收录了数十篇邦咯岛史、文化、人物和社团的文章，详细记录了邦咯岛的方方面面，可视为一部具体而微的地方志。《马接峇鲁新村庆祝成立五十周年纪念特刊》记载了新村、学校、社团、神庙等历史，无疑也是一部村史的资料汇编。（注5）
由于缺乏学术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的统摄，类似文献不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资料文献难免流于表面，只是流水帐式的记录；其次，资料收集不全面，主要以明显可见、资料相对容易处理的组织和人物为主；其三，感性有余，理性不足，这是因为负责编辑和书写的皆是当地年长的人士，可能富含对地方的情感，难免稀释了史料的价值。
其次是碑铭。遍布全马各地的神庙和社团，在庙宇或会所落成、重建、翻新后，一般皆有文字刻记，或在铜版铜钟，或在木板，或在石头，不一而足。这些保存于地方团体组织的金石和木刻文献，是地方史的上佳文字。傅吾康和陈铁凡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号召数十人进行田野勘查抄录，最后编辑出版的《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可说是迄今最为丰厚完整的碑铭记录。书中固然存录了全马各地的碑铭，却也存在不少遗漏，尤其是当时交通不便，对较为偏远的村落，自然力所不及。最近又陆续发现没有存录其中的碑铭，如马六甲马接峇鲁（Machap
Baru）清真寺的一块方碑，记载了建寺的缘由和缘捐名录，从碑铭中得知这是一座华人建盖的清真寺，是华巫亲善的象征，具有代表性。（注6）仁嘉隆新村的鲁国颜氏安福堂内的墙壁上，即镶刻了一方题名为“鲁国安福堂建宫纪畧”的铜板，记载了建庙时间、缘由和目的。在没有任何文献的情况下，这是了解这座庙宇的唯一资料。当然，张少宽的《槟榔屿福建公冢及家冢铭集》和《槟榔屿华人寺庙碑铭集录》亦是碑铭文献的最著者。再者，遍布全马各地约六七百座华人义山中的墓碑，是个华人移植史的庞大数据库，目前已有研究人员对新山绵裕亭约两千个墓碑进行采集，整理其姓名、祖籍、卒年等资料，借此构建新山华人社会的变迁。（注7）
其三是口述资料。口述资料虽然不免存在主观或误记成分，却可弥补官方文献不足，许多历史的空白或断层还得借之补白和串连，不失为一种极其有用的民间文献采集的手段。尤其是许多没有文献记载的民俗和庶民生活资料，有赖口述来补充。如加影李氏家族由于聚族而居，用饭有男女长幼先后之分，男性和长辈为先，女人和晚辈在后，孙辈孩童则可和长辈同时用餐，但分桌而食，佣人必须在全族用完餐后才可进食。至于理发则固定在一个日期，安排理髮師到来，长辈先剪，依序是男人，再到女人，最后才轮到小孩。（注8）其他如女人嫁一户好人家比读书重要、男女衣服不能一起洗涤、不同籍贯不能通婚等华人民间社会的陋习或不成文规定，都是通过口述采集得来。（注9）2001 年柔佛南方学院的“柔佛潮人史料合作计划”，以两年时间，投入师生30余人，进行的田野调查、口述历史访问和文献搜集，不仅补充考订许云樵的柔佛港主制度的研究，同时也收集整理并撰述有关当地社会经济变迁、宗教信仰、家族结构、民风习俗等口述文献约160余篇，其成果最后出版为《潮人拓殖柔佛原始资料汇编》。（注10）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了然地方历史掌故的耆老将逐渐减少，整理口述史需要和时间赛跑，这也是目前该项工作的最大难题。
其四是老照片。有些场面和物像，往往是笔墨所不能形容的，照片却有一图胜千言的功效。此外，照片还有补厥之功能，许多文献空白处，若有照片留存，无疑有填补文献不足之处。不少照片后的文字解说，其实也是上佳的文献，可补史实之不足。一张摄于1961年沈慕羽和林连玉的合照，林连玉在相片后面有如斯说明：“联合邦华校教师会总会，沈慕羽实为最初发起人，现行章程且为沈慕羽以彻夜精力草成者。1962年12月8日”。（注11）此张照片出现后，所有质疑沈慕羽是否为教总创办人的声音随之销声匿迹。如果同一历史事件或人物有足够数量的照片，即可将之串联，成为图片集，如《沈慕羽图片集》（注12）和《百年尊孔：纪念尊孔创校 100 周年（1906— 2006）》（注13）。这些老照片，除了少部分可以在官方机构，如国家档案馆获得，绝大部分都收藏于地方上的民间人士或老相馆，以及社团、神庙等组织。以《移山图鉴——雪隆华族历史图片集（中册）》为例，书中收集的照片以信仰、社会、乡团、民俗等草根文献为主，除少部分取自国家档案馆，大多数的照片皆采集自个人、神庙、乡团、特刊和报章。（注14）耄耋耆老杜志昌（现年92岁），个人珍藏数百张吉隆坡二战前后珍贵老照片，每张照片背后皆有其故事，可以相当完整地反映旧时吉隆坡的生活景观及其繁华的一面。
其五是义山的文献。这方面文献的使用，当数曾玲有关新加坡绿野亭和碧山亭的研究为代表。（注15）事实上，这类资料的使用目前在马来西亚可谓绝无仅有，已经完成的成果计有以《永德公冢记录簿》重构麻坡武吉巴西（Bukit
Pasir，Muar）先民的移植和拓殖史，（注16）以及以记录往生者基本资料的记录簿，如直凉的《华侨义山墓冢登记簿》整理出地方的籍贯和姓氏分布。（注17）其六是日记和书信。日记和书信原本是相当普遍的文献，但这两类文献对马来西亚而言却极为少见，目前已经整理出版的只有《许云樵来往书信集》和《沈慕羽日记全集1957年（第1卷）》。（注18）前者共收中英文书信四五百通，是马来西亚华人学界第一本书信集的出版；后者共有52年的日记，字数近千万，计划在未来的十年陆续出版约50册。
其七是乡音戏曲。这涉及各方言群体的歌谣、童谣、过番歌，以及各籍贯的戏曲音乐。由于社会的迅速发展，这些民间的乡音正随着老一辈华民的离世而日渐消失，能够采集的已经愈来愈少。目前从事采集最力、收藏最丰富的是张吉安。他的采集工作始于2005年，采集所得以他电台主播的身份，在“乡音考古”节目中加以介绍和广播，成果斐然。他的采集范围涵盖七大籍贯（闽、粤、琼、桂、客家、潮州和江浙），类别有口传文学（摇篮曲、童谣、歌谣、顺口溜、叫卖声等）、民间艺人创作（各籍贯曲艺、民间音乐、庙堂音乐、喜丧音乐等）和社区口述（民间故事、历史事迹和小人物野史等）。他的“乡音考古”计划，行脚至马来西亚各大城小镇，发掘录音磁带、黑胶唱片、歌册、戏班脚本和工尺谱等，企图拼凑出本土华人的乡音版图。（注19）此外，杜忠全也进行童谣的采集，出版了《老槟城·老童谣》一书。
其八是其他特殊的文献资料，如马接峇鲁新村的通讯录，完整记录了全村居民的姓名和联系电话，并附有村落的规划图测，清楚展示村落的形状、住户和商店分布等信息。通过这些信息就可以了解村落籍贯和姓氏的比例。华小班级点名单是另一个分析地方籍贯和姓氏分布的管道。但要利用好这类资料，须做好两项工作。首先，由于现在华小书记主要是马来职员，故此点名单没有中文名姓，只有马来名字，必须让老师填上中文名姓。其次，也要劳驾老师将学生“学生调查记录”中“籍贯”一栏的资料填进点名单，如果调查记录没有籍贯资料，还得让小朋友回家向父母确认后填上。但这种分析也只能在小市镇有效，大城市的华小，由于有太多从外移入的人口，并不适用。（注20）
此外，笔者曾尝试以三个地缘会馆，即哥打峇鲁福建会馆、马来西亚雪隆安溪会馆和彭亨州安溪同乡会的会员名录，来分析地方上的姓氏分布情况，取得不错的效果。（注21）至于社团会馆的账册，迄今未见整理出版，此不赘述。
二、马来西亚方志的书写
在英国殖民统治力量进入马来半岛、沙巴和砂拉越以前，马新沿着河岸、河口或海口处，以及少部分内陆地区，遍布着大小不一、人口不等的传统村落。自1786年和1819年英国分别占领槟榔屿和新加坡，并在1874年签订《邦咯条约》（Pangkor Engagement）后，入主马来半岛，部分传统村落转型为城镇，一些因采矿崛起的新市镇乃至大型的城市逐一出现。但这些市镇或城市的出现涉及了不少现代性的元素，如医疗体系、交通网络、市政规划等，皆缺一不可。（注22）上述所论及的都是城镇的发展，详细的论述可以参看《马来亚城市发展体系的演变》一书。此书采用文献资料的整理和论述的研究方法，由于研究对象是马来西亚的重点城市，也是英殖民政府极力发展的城市，其资料散见于诸多的西方和官方文献和研究成果中，不难获得。然而地方最小行政单位的华人乡镇或村落，或以华人为主较小型的二三级市镇，迄今仍未见较全面的研究。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许多的华人聚落，因为垦殖之故，人数逐渐增多而自发形成，在类似的文献几乎难以见及，既便偶有论及，也点到即止。如果要建构这些村落的历史，官方文献无用武之地，民间文献就成为主要的史料来源，而类似的文献潜藏于邻里村落，非得下乡采集，否则无以为继。
近十年来，随着地方意识的觉醒，华人社会开始意识到乡土文化的重要，在有心人的带领下开始有意识地提倡和保存。（注23）事实上，在此前，不少地方上有志于记录地方文史的文化工作者，已经通过剪报、书写等方式记录一方的史志。但有许多仅用于自我典藏，并未发表，仅有少数曾在报章杂志上偶有短文刊载。（注24）由于这些文化工作者大多年事已高，如果不及时抢救，这些资料也将烟消云散。当然，也不乏地方上的有心人或社团自发将其乡土文献加以整理出版。（注25）学者自觉书写或整理一方之志者也开始涌现，但似乎也是近几年的事情，有待努力的地方不少。（注26）
这些著述往往各行其是，挂一漏万。一般不外乎三个方向：一是学校、神庙、会馆等组织资料的收集和论述；二是地方历史的论述；三是平民百姓生活的介绍。三者之中又以第一和第二方向的论著较多，有的两者兼而有之，但侧重有所不同。而第三方向的论著一般会附属在第一和第二的论述上。侧重第一方向的，往往就忽略了整体地方历史或庶民生活史，有者则反之。即便以组织或地方史为记录重点，有的只注意有影响力的组织或重大历史事件，而忽略其他。为了加紧抢救，应当有个全面的地方文献采集计划，以进行全方位的收集。学者的研究成果往往因为视角和方法的差异，偏重各有不同，在论述和资料收集上无法求全责备。为此，笔者在数年的田野经验上，拟以两个概念，即“组织序列”和“历史序列”来谈谈马来西亚乡土历史的书写内容和方法。
此外，地方研究也可分为化零为整和化整为零两个方法，（注27）前者较适用于规模较小的聚落，一次性进行“组织序列”和“历史序列”的收集和整理；后者可用于规模较大的聚落，在两个序列中采行单独处理其中一个系列内的细部或组织，或仅处理其中一个序列。
（一）组织序列
所谓“组织序列”是指聚落得以自主完整运作所必须具备的组织元素，这些组织计有神庙、会馆、学校、商店和义山。当我们在整理资料时，不能仅就这些组织表面资料如创办年份、创办人、历史大事作平铺直叙的论述，其背后隐藏的故事和人群才是我们要极力挖掘的内容，如此组织才有血肉，而不是只见皮相。其次，这些组织团体并非同时出现，不同的聚落，不同的情况，出现的时序有别，如果将之按出现的时间顺序加以排列，就可以显示这聚落发展侧重所在。这是聚落得以形成的有形元素。
华人聚落的出现，首要条件是有经济活动，谋生糊口不成问题，并能够取得基本生活资源，如米粮和日用品，这样华人就会不断移入，聚落雏形逐渐形成。这里还必须考虑一个关键因素，即交通便利与否。在公路和铁路没有广泛铺设的时代，河道成为主要的交通要道，故此一般早期华人聚落都出现在河岸或河口。另外也有乘骑大象，沿着山径小路抵达的。20世纪初以来，英殖民政府在马来亚修筑铁路和公路，加速了聚落人口的移入，也为物质的输送提供了便利。
许多乡镇或市镇的开埠确切年份难以考究。故此，交通设施的铺设、商业活动和店铺的出现，往往成为开埠的指标。如，关于居銮的开埠年份有1905、1910、1915等说法，有的就以铁轨投入铺设的年份，即1910年为开埠年份。（注28）铁轨的架设表示这里已经有一定的经济活动，在更早以前应该已经初具乡镇规模，所以开埠年份还可再往前推移。因此，经济活动的出现，是一座城市或乡镇开埠的重要标识。直凉的开埠，当地人就依据一本1913年流传至今的杂货店账簿，推断直凉的开埠应当是在1900年左右。以1913年往前推算，杂货店至少已经有五年的经营，加上店主南来奋斗并积攒足够的资本，大概也要五到八年的时间，而得出此开埠的大约年份。（注29）
谋生不成问题以后，就是群居活动和安身立命的需要。此时各类庙宇、义山、社团和学校开始出现，至于哪一种先行出现，则视情况而定。社团的出现是因为彼此间需要团结互助，须有团体来谋共同的权益，尤其是学校的创办，主要由当地的华团来筹办。庙宇则解决心灵寄托和信仰问题，一般上是华民在南来时将乡土神祗金身或分香带来，初时仅是因陋就简的安置，以后才逐渐盖庙供奉。义山则解决身后事，虽无法回乡安葬，但至少不致死无葬身之地，这是华人最为关注的，故此，义山的出现一般上要早于庙宇和社团。即便聚落本身没有义山，往往也会在其附近设有义山的村落埋葬，如直凉周边的巴也朗和文德里。至于学校的出现较晚，是先富后教社会发展的必然，加上当时经济条件有限，办校必须群策群力，一般都通过社团来组织号召。
宗教信仰的活动一般也出现得较早，南来先民为了祈求航海顺风顺水，乃至事业顺利，生活平安，不少皆会怀抱家乡守护神或随身携带以布包裹、混合家乡泥土的香灰。华民抵埠后，由于身无分文，暂时先供奉在下榻处，或安置在住家，有的成为附近邻里祭拜的神祗，并演变成地方上共同崇拜的信仰。之后，神祗必得有个正式供奉的所在，村民就会共同出钱出力，搭盖一方小庙，待得村民经济能力较强后，善信人士就会出资建造更为宏伟的庙宇。在马来西亚，可以说，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庙，这些庙可以是寺庙，可以是道观，更多的是民间信仰的神庙。庙宇固多，但仅有少数的神庙有出版特刊，以资纪念。故此，要整理神庙的历史，可谓困难重重。
神庙除了有心灵慰藉的作用外，还是华人南来初期的教育场所。如直凉开南寺的前身青龙亭在日本南侵以前就曾经聘有两位塾师任教，直到日本南侵以后才停止授课。（注30）某间庙宇能历久不衰，香火鼎盛，背后必有其因，这就涉及神明显灵的事迹。如仁嘉隆的圆通寺祭拜的祖先神五使公极为灵验，救治了好些疑难杂症，威名远播，许多人从麻坡、怡保等地远道而来求医。当时医疗水平不发达，药物也匮乏，祭拜问事以后，香支、香灰、泥土，乃至庙门前的木块踏脚板等都是入药的药物。至今仍然悬挂的“威灵显赫”小方匾，就是当时药到病除的善信送来的。（注31）此外，在某些没有组织乡团的村落，神庙还兼具了乡团的社会领导功能。另外一个神明灵验的管道是，善信向神明祈求发财，并因此获得一笔横财。家财万贯、衣食无忧本是所有南来华民的共同向往，信仰若能提供这种便利，自然令人趋之若鹜。万宜刘家村的香火就有如此神迹，可让人发点小横财。（注32）
会馆，不论地缘、业缘或血缘的会馆，对华民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些组织具有联络同乡感情、办理同乡事务，如安排工作、婚姻注册、调解纷争、作法人证明和担保、管理神明，乃至兴办教育之政治、经济、教育和社会功能。以直凉华夏大会堂为例，其业务从20世纪20年代成立初始管理义山、登记墓冢的社团，发展至战后推动教育、鼓励阅读、施赠贫老的华人社团。（注33）大小不等的社团遍布华人村社的各角落，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聚落皆有上述社团的成立，人数稀少之聚落或小村落，神庙或许可解决这些需求，或者亦可参与聚落以外的社团，故此类似的社团就没有产生，如万宜刘家村即为一个例子。
有的社团甚至成为南来移民的招待所。仁嘉隆杨氏族人会到仁嘉隆，主要是巴生安溪会馆及杨瑞香茶庄的安排。安溪会馆会依据杨姓族人的意愿安排落脚处，如果在仁嘉隆附近有亲人朋友，就会将之送至那里，有的安排到加埔和武吉増江。另外，1910年安溪三洋的杨惠丕到新加坡创设杨瑞祥香茶庄，1920 年其堂弟鹰丕先在仁嘉隆（当时称万津十四碑）贩卖茶叶，是最早移居到仁嘉隆的三洋杨姓族人。1932年，惠丕也在巴生林茂街创设杨瑞香茶庄。当时抵达巴生或仁嘉隆的杨氏族人大部分都到茶庄暂住，然后再由鹰丕安排到各地工作。（注34）砂拉越老越县的文拿卜距离老越市区大约35公里，文拿卜河流经此处，成为战前南来华民上岸的口岸，同时也是一个森林产品和商品的集散地，其开埠时间约为1900年。在渡口的对面，早期是两排约七八间的双层板屋，大部份的业主皆是廖姓人氏。当时，这些板屋楼下是店铺，楼上是家宅。在右边角头的一间，专门用以招待来往于老越、沙巴保佛和亚庇的过路旅客和贩商，管吃管住，不收取任何费用。
养生丧死是华人生活礼俗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早期南来的华民大多无法归葬，甚至客死异乡。为了安葬这些孤魂，有的社团就协助同乡办理丧葬事宜，有的则先组织殡葬团体，然后才注册为社团，如雪兰莪万挠福善公会为其中的显例；而霹雳福建公会创办动机即在为怡保侨乡谋求百年归西后的葬身之所，而后才有公会的成立。（注35）义山即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目前全马有多少座义山，仍无明确的统计数字，估计不下千余座。一般而言，较大的华人聚落皆有自身的义山，直凉新村的华人义山、巴口新村的福建义山皆是，附近较小的聚落则与之共用。以直凉新村华人义山为例，邻近的金马扬、明光、文德里等村落，往生者一般皆选择埋葬于此。（注36）
学校的出现一般较晚。对南来糊口谋生的华民而言，教育并非最紧急的需求，只有在安身立业，成家有小孩以后，教育的诉求才浮上日程。如果人数稀少，一般安排塾师即可，或是暂借会馆为教室，也有在神庙教学的情况。只有村落人口增加，有相当的入学孩童后，设立学校才成为可能。有的是由会馆领导办校，有的是由当地热心人士倡议。槟城浮罗山背双溪槟榔港口的育才小学，是在1888年开埠后的三十余年，即1920年创立的。当地居民有感教育的迫切，出钱出力共同发起，初期名为“兰香书塾”，1926年才易名为“育才”。（注37）直凉的情形基本也是如此。直凉大约开埠于1900年前后，而第一所华校日新小学则是在二十多年后的1922年才成立。（注38）
上述商店、社团、神庙、学校和义山的先后出现，标志着一个自给自足、功能完整的村落与焉成型。遍布全马各地大小不等的华人聚落即在如此艰苦的情况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推动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构建了一个多元的社会。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推行的新村计划瓦解了许多成型中或已经定型的华人聚落，但华人社会凭借坚韧的生命力，重建家园，向前迈进。
（二）历史序列
“历史序列”是指庶民百姓在大时代的生活史。自华人聚落成形以来，在历史时空上跨越了几个马来西亚史的大时代。首先是华民南渡垦荒落户的时代，接着是日据时期，和平后马上进入紧急法令的时代。1969年“5·13”事件以后，马来西亚国内时局相对平稳，经济渐上轨道。但某些聚落仍有影响当地居民的重大事件发生。不论历史大时代或大事件，都难免影响百姓生活，通过对当地耆老的口述采访，可以将庶民在这些时段的生活史展现出来。在直凉通过地方耆老的口述，可以清楚地了解他们为何南来、如何落户、日据时代的生活、新村时代如何迫迁、怎样重建家园，乃至1967年的工潮事件。这是聚落得以形成的无形元素。
然而，这其中却蕴含了平民百姓不为人知的生活习俗和生活百态。民俗部分涵盖的范围极广，举凡与庶民生活相关，从生活习惯、节庆、信仰到生产无不涵盖在内。这往往是地方志资料收集时较为忽略的部分，这不仅是华人文化的组成部分，也可由此一窥国家的社会经济实况。加影建筑工地女工的日常生活，在兼顾家庭的同时，也要为生活拼搏。对类似下层人民生活故事的采集，可以具体反映那个穷困苦难时代的社会现实和国家经济的情况。类似女工的妇女，遍布五六十年代的全马各地，在外籍劳工还没引进以前，她们扮演了国家经济建设中不容忽视的一环，可以媲美新加坡的红头巾女工。然而，迄今为止，有关的成果较为罕见，最好的成果当属《大路后的查某囡仔——阿桂姨回忆录》，此书通过对直属亲人的口述，生动地将早期华人社会许许多多的生活、观念和习俗如实呈现在眼前。例如女生不可坐在咖啡店饮食，否则会被视为坏女孩；女生不可蹲在街边用餐。这些都凸显了男尊女卑的社会现象。为了养活子女，甚至要求子女自呼父母亲的名字，这也反映了旧时代的迷信。当然，书中描绘的邻里互助，却是现时所匮乏的。（注39）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乔治市世界遗产机构找来了四十余位当地的学者文人，共同撰写过去的生活记忆，为历史留下痕迹。（注40）这是另一本同性质的著述。此外，《老越福州公会 30 周年纪念特刊（1976－2006）》有一个“说出你的故事”的栏目，找了五六位当地的老居民，诉说各自的人生故事和老越的生活。这种书写出现在社团特刊相当罕见，也是地方社团出版纪念刊时可以仿照学习的地方。（注41）
事实上，一些地方的文献，民俗的资料往往不少见，这表明地方上有识之士其实已经注意到这些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习俗。如邦咯岛的蔡有辉常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报章上发表文章，介绍许多与渔业生产民俗相关的捕鱼业、船业、渔网和渔类等知识。不仅呈现了马来西亚捕鱼业的社会经济面向，同时也可以了解当时捕鱼及其周边相关行业的情形。（注42）潘歧源在其一本小书中，写了32 篇有关在胶林讨生活的见闻及一篇自述。其中不乏只有行内人才能写出的细腻描绘。（注43）诸如此类，皆与地方的经济和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也应采集整理。
三、结语
本文有关民间华文历史文献的论述，主要以马来西亚的情况为例，有些在中国极为普遍、数量庞大、较受关注的文献，如族谱，在马来西亚则绝无仅有，有的仅是族谱编写的前期作业的世系汇志，以及少数有意识的家族所整理的家谱。另外，了解南洋华人最佳的材料——侨批，是在地的侨民写回家乡的文字，但这些文件都在原乡，所幸这些书信在中国学界大量搜集整理后陆续出版，为海外华人研究学界使用。至于契约文书，其中不少是和殖民政府的契约，是以英文立约，至于华社民间的契约，则相当零散，数量也不多，不似在中国般集中。若要以契约文书作为民间华文历史文献来研究早期的社会经济，恐怕是舍易求难的途径。这些情况都是在马来西亚进行民间华文历史文献收集时应当注意的事项。
综上所述，马来西亚的民间华文历史文献采集和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除地方研究得依托民间文献方克有成外，华人民俗文化的研究其依赖民间文献之处更为显著，但这部分的论述只得另文处理。不难想见，民间文献目前较为集中的民俗和地方史志这两个领域，恰好正是殖民政府和现今的国家机器较少涉入，甚至不闻不问、任其自行发展的地带。近一二十年随着马来西亚国家经济发展，迅猛的城市化，无所不在的西化，许多地方特色在发展洪流中消失，华人传统习俗无法幸免，引起华社的担忧。故此，在留住记忆、保存传统、维护华人文化的驱使下，以前习以为常、日用不知的习俗和史志文献，开始受到关注，形成一股设立地方文物馆、整理地方史志、传承华人民俗文化的风潮。这是马来西亚民间文献进入学界视野的大背景，有其反抗政治压迫、捍卫华人文化的特色，并非纯粹从学术角度出发。惟其如此，笔者乐观其成，相信在更多有心人士加入后，马来西亚民间华文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在不久的将来必能绽放光彩。
[ 注释 ]
注1：最新的成果主要有如下两部：郑民烈的《拓荒·扎根——武吉巴西永德公冢与地方拓殖史》（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13年）和白伟权的《柔佛新山华人社会的变迁与整合：1855—1942》（加影：新纪元学院，2015年），是其中两部代表性的著述。
注2：黄文斌编著：《马六甲三宝山墓碑集录（1614—1820）》，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13年。
注3：古燕秋编著：《生死契阔——吉隆坡广东义山墓碑与图文辑要》，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14年。
注4：李六曼编：《邦咯岛华联学校创校90周年暨百年邦咯岛史料汇编》，邦咯岛：华联校友会，2010年。
注5：彭飞勋编：《马接峇鲁新村庆祝成立五十周年纪念特刊》，马六甲：马接峇鲁马华支会，2000年。
注6：《中国报·国内新闻》，2007年7月2日。
注7：白伟权：《柔佛新山华人社会的变迁与整合：1855—1942》，加影：新纪元学院，2015年。
注8：2015年1月31日，早上10-12 点，新纪元学院媒体研究系高佩瑶老师对李丽蓉的口述采访。
注9：钟嘉怡等编：《影行人》，加影：新纪元学院，2015年，第10 ～ 11 页。
注10：南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中心编：《柔佛潮人史料合作计划工作纪行》，士古来：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中心，2003年，第3 ～ 22页。
注11：李亚遨编：《沈慕羽图片集》，加影：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2008 年，第88 ～ 89页。
注12：李亚遨编：《沈慕羽图片集》，加影：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2008 年。
注13：尊孔独立中学编：《百年尊孔：纪念尊孔创校100周年（1906—2006）》，吉隆坡：尊孔独立中学，2007年。
注14：图片来源：《移山图鉴——雪隆华族历史图片集（中册）》，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14年，280～282页。
注15：曾玲：《福德祠绿野亭发展史：1824—2004》，新加坡：华裔馆，2005 年；《新加坡华人祖先崇拜与宗乡社
群整合：以战后三十年广辉肇碧山亭为例》，台北：唐山出版社，2000年。
注16：郑名烈：《拓荒·扎根——武吉巴西永德公冢与地方拓殖史》，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13年。
注17：廖文辉编：《直凉华人志暨资料汇编》，加影：新纪元学院，2013年，第5～13、vi-vii、59、319、245～247、4～5、23～24页。
注18：沈慕羽著、何启良编：《沈慕羽日记全集1957年（第1卷）》，马六甲：沈慕羽书法文物馆，2013年；廖文辉、曾维龙纂注：《许云樵来往书信集》，加影：新纪元学院，2006年。
注19：张吉安：《从乡音考古到大众宣广：采集马来西亚七大乡音、口传文学、曲艺音乐与社区口述》，发表于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陈六使研究所主办之“马来西亚华人民俗研究学术研讨会”，2015年10月10～11日。
注20：廖文辉：《义山记录簿和班级点名单》，《东方日报·龙门阵》2012年5月8日。
注21：廖文辉：《大马华人姓氏初探——地缘社团会员名录中的姓氏和籍贯》，《东方日报·东方文荟》2013年7月28日。
注22：Lee Heng Kow，The Evolution of the Urban System in Malaya，Kuala Lumpur：University
Malaya Press，1978.
注23：如霹雳太平的十八丁、雪兰莪的加影、柔佛的居銮和峇都、邦咯岛的海岛节等。
注24：如加影的李瑞发，撰有《加影——抚今追昔》（未刊稿），纵论加影早期历史，以及相关人物、民俗、 华教等内容。
注25：有关的出版约有15种，大都集中在2000年以后出版，这里仅举较新的三种为例。叶伟章：《我们的茨厂街》，八打灵：星洲日报，2012年；陈世震：《直凉往事如烟》，直凉：自印，2013年；洪祖秋：《浪拍笨珍——笨珍开埠史先贤列传与简介》，笨珍：自印，2015年。
注26：学术研究成果，最早当数李亦园：《一个移殖的市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台北：正中 书局，1985年。晚近则有廖文辉编：《直凉华人志暨资料汇编》，加影：新纪元学院，2013年；黄文斌、张晓威：《柔佛州华人地方志——古来再也县新村（第一册）》，八打灵：拉曼大学中华研究中心，2013 年；陈耀泉、卡玛 鲁汀·嘉著，B. k. Yeow 译：《瓜拉登嘉楼唐人坡社会发展史》，八打灵：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15年。近几年一些学位论文也以聚落为研究对象，如邹雁慧：《马来西亚华人新村文化景观的变迁：增江新村之研究》，2008年台湾师范大学地理学系硕士论文；许湘彩：《五条港高教渔村的聚落建构与空间形塑：一个马来西亚华人移民社会的研究》，2010年台湾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硕士论文；廖筱雯：《马来西亚的华人村落——布赖村观音诞仪式探 究》，2011年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论文；李建明：《海外华人渔村产业与社会文化变迁：以马 来西亚雪兰莪州吉胆岛五条港村为例》，2012 年台湾金门大学闽南文化研究所硕士论文。
注27：廖文辉编：《直凉华人志暨资料汇编》，加影：新纪元学院，2013年，第5～13、vi-vii、59、319、245～247、4～5、23～24页。
注28：孙福盛等著：《蝠城遗事：你知道的、不知道的、应该知道的居銮》，第 14～17页。
注29：廖文辉编：《直凉华人志暨资料汇编》，加影：新纪元学院，2013年，第5～13、vi-vii、59、319、245～247、4～5、23～24页。
注30：廖文辉编：《直凉华人志暨资料汇编》，加影：新纪元学院，2013年，第5～13、vi-vii、59、319、245～247、4～5、23～24页。
注31：2015年4月3日（星期五），在仁嘉隆巴生滨海区仁嘉隆杨氏公会对杨氏公会主席杨文丑的采访。
注32：2015年1月6日星期二），在刘国文家中对耆老刘国文的采访。
注33：廖文辉编：《直凉华人志暨资料汇编》，加影：新纪元学院，2013年，第5～13、vi-vii、59、319、245～247、4～5、23～24页。
注34：《马来西亚杨氏联合总会新会所开幕特刊》，吉隆坡：马来西亚杨氏联合总会，2011，第43页。
注35：傅孙中：《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属会简史》，吉隆坡：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1996年，第204页。
注36：廖文辉编：《直凉华人志暨资料汇编》，加影：新纪元学院，2013年，第5～13、vi-vii、59、319、245～247、4～5、23～24页。
注37：张舒仪：《论双溪槟榔港口育才华小的校史—一个社区的集体记忆》，2013年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毕业论文。
注38：廖文辉编：《直凉华人志暨资料汇编》，加影：新纪元学院，2013年，第5～13、vi-vii、59、319、245～247、4～5、23～24页。
注39：陈彦妮：《大路后的查某囡仔——阿桂姨回忆录》，槟城：大将出版社，2012 年，第29、31～32页。
注40：杜忠全：《乔治市：我们的故事》，槟城：乔治市世界文化遗产机构。
注41：林美全：《老越福州公会30周年纪念特刊（1976－2006）》，老越：福州公会，2006年，第78～85页。
注42：蔡有辉：《渔火浪花》，邦咯岛：琼州公会，1994年。
注43：潘歧源：《胶园深处有人家》，吉隆坡：大将出版社，201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