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与教育：战前新马华文教育的性别分析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第4期 2004年12月

性别与教育：战前新马华文教育的性别分析

范若兰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广东广州  510275)

[关键词]性别；华人；华文教育；新加坡；马来亚

[摘  要]战前新马华文教育取得长足发展，尤其是女子教育进步较快，但男子教育和女子教育存在较大差异，主要表现在受教育人数、受教育级别、教育经费和教育内容等方面，本文主要从性别视角分析战前新马华文教育的性别差异及其根源。作者认为，华侨社会的教育理念、教育期望和经济成本是造成这种性别差异的主要根源。

[中图分类号]G74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162 (2004) 04-0032-07

Gender and Education: The Gender Approach to Chinese Education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before World War Ⅱ

FAN Ruo-lan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Key words: gender; overseas Chinese; Chinese education; Singapore; Malaya

Abstract: Chinese education, especially girls' education, made a great progress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before World War Ⅱ.  But there we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boys' and girls' education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the educated, educational level, educational outlay and educational content. From a perspective of gender, this article is intended to study the gender difference and its origin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before World War Ⅱ.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 educational ideal, the educational expectation and the cost are considered as the major causes of the gender difference in Chinese education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society.

    战前新马华侨教育可分为英文教育和华文教育两大类，大部分华侨接受华文教育。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马华文教育取得长足发展，尤其是女子教育进步较快，但男子教育和女子教育存在较大差异，这些表现在受教育人数、受教育级别、教育经费和教育内容上的差异实际上反映了华侨社会男女不平等的现实。

    华文教育因为与社会进步和文化认同联系在一起，因此一直是华侨华人研究的重点，有关这方面的专著和论文可谓多多，举其要者，有别必亮的《承传与创新：近代华侨教育研効(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和周聿峨的《东南亚华文教育》(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等，上述著作对新马华文教育发展有较详细的研究，但对女子教育则较少涉及。另有少数著作和论文涉及华侨女子教育，如郑良树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分册中专辟一节《女子教育的拓张》，论述1920年代以前新马华文女子教育的初起，在第二分册记录了个别女校。（注1）Christine Ingalis的论文《新加坡教师职业的女性化》论述了20世纪初以来新加坡的女教师和女学生情况。（注2）李元瑾的论文《新加坡海峡华侨知识分子的女权与女学思想》论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加坡海峡华侨知识分子对侨生女子教育和生活状态的关注，以及为促进女子教育所做的努力。（注3）

    从目前的研究看，战前新马华文教育研究虽多，但缺乏性别教育比较研究，本文的目的是从性别视角分析战前新马华文教育的性别差异及其根源。依据的史料是中国和新马当地出版的官方统计报告、教育考察报告、华校纪念特刊、报纸、时人评论和口述记录等。

    一  性别与华文教育差异

    战前新马华文教育有长足发展，尤其是华侨女子教育在二三十年代有较大发展，但两性在受教育人数、受教育级别、教育经费和教育内容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

    (一)两性受教育规模和级别上的差异

    华侨男子教育早于女子教育。早在新加坡开埠时，华侨创办的私塾已经出现，到19世纪末，海峡殖民地华文私塾有115间，（注4）招收的学生都是男生，华文女子教育尚未出现。20世纪初，随着康有为、孙中山等人在南洋的宣传，新式华侨教育出现，1904年槟城中华学校建立，为第一间新式华文男校。在1911年前，新马各地有近20间华文学校建立，其中只有两所女校，是为1908年建立的坤成女校和1911年建立的中华女校。

    二三十年代是战前新马华文教育迅速发展时期，女子教育亦迅速发展，但始终赶不上男子教育的发展。从学校数量来看，男校远远多于女校。以1935年为例，新马华文学校总数为1023所，但这一时期女校只有50余所，占5％。（注5）虽然还有部分学校是男女混校，但总体来看，女校数量和学生人数都少于男校。

    中学教育也最先出现于男校。1918年华侨中学在新加坡建立，是为新马第一所华文中学，20年代不少华文学校升为中学或办初中班，有1923年的钟灵中学、霹雳育才学校、明德学校、端蒙学校，1924年的尊孔学校、1925年的培风学校和坤成女校等。上述学校除坤成外，都是男校，直到30年代才有比较多的女校设立了初中部，霹雳女校1933年设立初中，协和女校1939年设立初中。第一个设立高中的是南洋女校(1930年)。女子中学的设立为有志于接受高一级教育的华人女子提供了机会，提升了女子教育水平，但与男校相比，30年代华人女子中学教育尚处于起步时期，华文女子中学极少，接受中学教育的华人女子也少，能最终学成毕业的就更少。以南洋女中为例，1934年初中毕业生为19人，1935年为26人，第一期高中班招生仅7人，1934年毕业时仅剩3人，1935年毕业生只有2人。（注6）

    战前新马华文教育有较大的性别差异，华文男校出现的时间早于女校、数量多于女校、教育级别的提升也早于和多于女校。

    (二)男女学生数量上的差异

    随着华侨教育的发展，华侨学生数量在逐年增加。1928年海峡殖民地和马来联邦共有华校学生43961人，其中女生为9917人，占学生总数的22.56％。（注7）1935年华校男生为45884人，女生为16130人，女生占学生总数的26％，1938年男生人数为66645人，女生人数上升到24889人，女生占学生总人数的比例也上升到27％强(参见表1)。从1928年到1938年10年间，华校男生人数增长了一倍多，女生人数增长了两倍多。尽管女生数量增长快于男生，但男生人数始终远远多于女生。

    (三)教育经费和学校设施上的差异

    华文学校的经费主要靠常捐、月捐、特别捐和学费，经费来源不固定，除少数学校外，大部分学校都存在经费困难问题，尤其是1929—1933年经济危机后，华校的学费和捐款都大大减少，学校普遍陷入危机中。据黄麟书1933年(或1934年)考察南洋华侨教育所见，“近年华侨经济，因受世界不景气之影响，定期认捐，逐渐减少；临时劝募，亦属无多。而学生家长因无力供给学费，不得已令其子弟停学者，又与日俱增；其幸得入学之贫苦儿童，又多请免半费或请免全费；以致学校经常收入，较前锐减。此次视察所至，各侨校之缩少班额，裁减人员，降低薪给，停止购置者，比比皆是，几无一校不在经济困扼之中。（注8）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不少学校停办，学生数量减少。（注9）华文女校也面临同样的困境，“……南华女学，旧教职员欠薪不发外，新教职员薪金仅发六成，尚且不能按时照交。如中华女学，屋租积欠已近一年，欠教职员薪不足，且欠及佣妇工人之薪金，其困难可知。”（注10）则即使经济好转后，华校经费不足也一直是困扰不少学校的难题，如1934年马六甲华文学校共37家(最多不过40家)，学生总数为2030人左右，全年的教育经费约四万元，平均每个学生仅21、22元。（注11）

表1  海峡殖民地和马来联邦华文学校学生(1931—1937)

年代	海峡殖民地			马来联邦
	男生	女生	女生占%	男生	女生	女生占%
1931				14394	4488	23.77
1932	16533	5495	24.95	14384	5446	27.46
1933	18376	6477	26.06	16475	5795	26.02
1934	21451	7423	25.71	18852	6892	25.84
1935	24178	8308	25.57	21706	7822	26.49
1936	26985	9674	26.39	24998	8828	26.1
1937	29673	10620	26.37	28855	10845	27.32
1938	34373	12794	27.12	32272	12095	27.26

资料来源：

(1)杨建成主编：《英属马来亚华侨》，台北，1986年，第53页；

(2)Annual Report on the Social & Economic Progress of the People of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 1935, London: H. M. S. O. imprint 1932-1939.

    女校经费比男校更少，各方面条件多比不过男校，这与侨领们在教育上的重男轻女有关。南洋女校校长刘韵仙指出：“董事先生们对于女学校，总不及对于男学校那样努力。拿新加坡来做例，新加坡男学校，如华侨中学、如养正、如道南、都有自建的校舍。女校除南华外，都是由租赁而来。所租校舍，多系私人住宅，不适学校之用，尽人皆知。校具的设备，女校亦决非男校之比。就我现在所主办的南洋女学，和华侨中学比较，一样有三百余学生，一样是中等程度之学生少，不及中等程度之学生多，而把本校校舍和中华校舍比较，令人有感于男女教育平等之说，真是徒托空言。至于校内设备，华中尚有些不完备的科学仪器，参考书籍，本校则除了几张破烂不堪的桌椅和粉牌以外，其余什么都没有!”（注12）华侨中学和南洋女校同属福建会馆，经费设备有天壤之别。同样吉隆坡的坤成女校和尊孔学校亦属同一个董事会，尊孔学校校舍巍峨，坤成局促于一居民房中，陈子实在调查华校时看到这种情形，不禁感叹道：“男女教育之物质上享受不平等，有如是夫！有如是夫！”（注13）

    (四)教育内容上的差异

    新马华文学校课程基本上按中国教育部的规定再辅以殖民地的实际情况设置课程，男女华文学校课程大体上是一样的，以初中为例，1938年钟灵中学(男校)初中课程设有英文、国文、算学、历史、地理、理科、图画、尺牍、英文簿记和体操等课，华文女校课程设置基本与男校相同，如南洋女校(1935年)也设有国文、算学、英文、历史、地理、体育等课程。但不同的是，钟灵中学设有较多的英文课及英文簿记，特别强调英语学习，体现其培养学生的目标是银行、工厂和公司职员。而南洋女中的英文课和理化课少于钟灵，亦未设英文簿记课，但图画、音乐、生理卫生课多于钟灵，还设了钟灵所未有的家事和工作课，（注14）两校课程差异反映出华侨社会对男女教育的要求不同，对男生的要求至少是将来有挣钱养家的能力，因此多设英语、簿记等适应商业社会的课程；对女生的要求是读书、识字、明事理、会持家，因此除设一般知识课程外，还要设家事等课。南洋女中在新马诸多女校中是最注重培养女学生社会能力的学校，尚且如此，其他女校更注重家政训练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  性别教育差异的根源

    华文男校的数量大大多于女校，男生的人数大大多于女生，男校和女校在经费和课程设置上存在的诸多差异，这反映了什么问题？应该说，华侨男女在教育上的性别差异反映了华侨社会不平等的社会性别传统。我们可以从华侨社会的教育理念、教育期望和经济成本来分析性别教育差异的根源。

    从教育理念来说，战前华侨社会已认识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尤其是华侨精英一直大力提倡女子教育。许多女校的建立就是男性精英倡导和身体力行的结果，如林文庆、宋旺相和邱菽园等人1899年创办新加坡第一所华侨女子学校，还有中华女校、南洋女校、南华女校等等也是男性精英建立的。陈嘉庚、胡文虎等人更是捐巨资兴办女校，琼侨领袖郭新在家训中也主张“家中各大小要勤奋向学，每位男女至少应受中等教育”。（注15）但这些华侨精英对女子教育的出发点是利于社会和家庭，定位主要是培养好母亲和好妻子，林文庆认为：“况乎人种强弱之原，童孩智愚之故，家门戾顺之道，风欲贞淫之端，胥于彼妇之一身判之。谁无爱女，谁无佳妇。苟习礼而明诗，申礼防以自持，无亦极人生之美遇乎。……不佞今敢正告我同胞华族之在本坡者曰，女学堂之设，凡以为女孩计，即以为本坡之人士计，并以为本坡人土之继继绳绳永无穷期者计也。”（注16）陈嘉庚经常在演说中提到女子教育：“居今时世，非但男儿当受教育，女子亦当受教育。在浅识之人，多云女子受教育，乃为他姓造福，而不知未嫁之前，能教育其弟侄，既嫁之后更能顾爱父母家以及造成女子自身之幸福也。”（注17）他们都是从国家、民族、家庭的利益出发提倡女子教育，这几乎也是所有男侨领和男性教育家支持女子教育的本意。可以说，当时华侨社会精英提倡女子教育的目的大都着眼于贤妻良母和相夫教子。

    但像刘韵仙这样的杰出女子教育家更注重培养女子的社会能力和社会责任，而不仅仅是将女生培养成贤妻良母。华侨社会大部分人认为女子教育不如男子重要，女子只要认识几个字就行了，刘韵仙则认为：“男女同是人，男子应该走向光明的大道，女子也应该。男子应该有民族思想，有国家观念，女子也应该。男子应该有独立的能力，女子也应该。所以男女教育平等，差不多是天经地义。”（注18）曾任福建女校教务长(校长)的廖宝和主张“新妇女教育”，她认为“女子读书，虽则一样同男子必须接受书本知识，但除此而外，还得接受一个新的观念形态，这观念形态，就是明确地告诉我们：现阶段的女性必须造成一种完整的人格，由此为基础争取女子已经埋没了的幸福”。教育应使妇女“觉悟过去妇女地位之沦落，而设法去提高它，觉悟过去妇女之被人视为玩物，而思有以洗脱其耻辱；觉悟过去妇女之自私自利，少有注意到社会生产事业，而毅然起来纠正；觉悟未来女性在新时代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先谋本身之锻炼。”（注19）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男性侨领与女教育家在女子教育理念上的根本区别，一个是从民族和男性利益出发，女子教育是为了更好地培养孩子、照顾家庭，进而促进民族强盛；一个是从民族和女性利益出发，女子教育是为了女性的自立和人格的完整，进而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从教育期望来说，大部分华侨对女子教育的期望低于男子。华侨社会女子教育的态度可分为三种，一种是积极支持，这部分华侨人数极少，他们本身大都受过教育，深知教育对一个人的重要，因此不仅让女儿读小学，还让女儿读中学，他们对女儿教育期望较高，如吴庄卿的父亲吴樵云是中医，他支持女儿接受教育和参加“精武体育会”，所以吴庄卿能毕业于南华女校师范班，后来成为教师。（注20）第二种人在有能力的时候也支持女儿受教育，但对女儿教育期望甚低，他们觉得女儿上几年学，认几个字，就可以了，不必受太多的教育。而且他们送女儿进学校谈不上什么理念，一个在南洋执教多年的教师丘秋声就指出：“南洋华侨女子之进学校，可谓无真正目的，她们的父母送她们进学校的原因：1、是因为家里小孩太多，把她送进学校，可以减少许多麻烦；2、是因为近代青年男性的普遍心理，都满望着娶一个曾受过教育的女子，不愿意讨一个无知识的老婆，她们父母的心理，大都有了这种倾向，才把她送进学校去受些教育，希望将来能得一位金龟佳婿，并不是为着社会国家的前途的真正目标。”（注21）这部分华侨占一半多，因此华侨女子受小学教育相对多些，能上中学的人就寥寥无几，绝大部分华侨不认为女子上中学有什么必要。有一个名赵丽娥的女子在圣尼古拉女校上小学，在中华女校上中学，但父亲对她读中学不感兴趣，所以中学没读完就辍学了。（注22）第三种人反对女子受教育，这部分人通常是年纪较大、思想守旧、本人也是文盲的人，占华侨相当人数，他们认为女儿将来是人家的人，不必受太多教育。陈亚宋(1927年生于新加坡)在崇福女校读到三年级，父亲想让她继续读书，祖母认为女孩子认几个字就行，不用读太多书，她自己对读书也无所谓，便停学在家做家务。（注23）李阿毛(1929年生于新加坡)的祖母就总是说：“送女孩子上学没用，她们一结婚就成了人家的人，有什么必要教育女孩子”，（注24）所以李阿毛直到10岁才上学，只上了一年，因父亲失业就辍学了。

    从经济成本考虑，华侨更倾向于让儿子受教育。尽管赞成女儿上学的华侨占一半多，但真正有机会上学的女子不及学龄女子的一半。据1936年统计，海峡殖民地华侨6-12岁年龄组上华文学校的入学率男生为59.8％，女生为22.3％，12-18岁年龄组男生入学率为3％，女生为2.2％，6-17岁年龄组读英文学校的男生比率为21.7％，女生仅为9.5％。（注25）为什么大部分华侨赞成女儿上学，但实际上华侨女子入学率很低，入读英校的华侨女子更少于华校？这主要是由于经济原因。新马大部分华侨是苦力、小职员和小店主，生活并不富裕，如果要让每一个孩子上学，将是一笔不少的支出。1934年以前，英文学校小学生注册费男生一年30元，女生一年24元。1934年1月后，男生和女生一年的注册费同样为36元，华文学校的学费比英校便宜，一般一年为5-10元。（注26）除学费外，学生还要交体育费、图书费、实验费，住宿学生要膳费和住宿费等，著名的华校收费比一般华校更高，如南洋女校初小学生每月学费二元，一年24元，每年体育费五角，图书费五角。教育级别越高，收费越贵，到初中时，南洋女校学生所需费用如下：(1)入学时缴保证金5元，毕业时退还，中途辍学不退；(2)每月学费3元，以12个月算；(3)体育费每年2元；(4)图书费每年1元；(5)理化实验费每年2元；(6)住宿学生每月宿费4元，膳费每月7元5角，洗衣费每月2元，自己洗衣交水炭费5角；(7)乘坐校车者每月交费3元。（注27）粗算一下，一个住宿生的费用一年约为200元，这在30年代的新加坡是一笔很大的数字，一般家庭难以承受。尽管学校也有半费或免费名额，但很少，因此收入不高的家长即使认识到女儿应当受教育，但当经济条件不许可时，只能优先保证儿子上学，或让女儿在费用相对较低的华文学校上几年学，一有困难，最先辍学的也是女儿。潘会扬对战前潘家村的回忆也证明了这一点，他说，移民父母“本身没有受教育，他们都希望子女能够受一点教育啦。不过因为家庭环境不好，每个是先把男的送去读书，女的做后补，有机会的话，经济能力允许(父母)才会把女儿送去读书。我记得当时我们读书的时候只有四个是女生……廿多个学生只有四个女生，其中一个女生是族长的女儿”。（注28）

    社会性别观念和经济原因影响到华侨对男女不同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期望，进而影响到男女不同的教育程度和教育内容。大部分华侨提倡女子教育是为了培养贤妻良母，女子教育的定位是辅助男子，是次等的，这就导致对男女教育要求的不同。30年代新马华侨社会对男子教育的期望从高的说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从低的说是能挣钱发财光宗耀祖，所以华侨对男孩教育还是较女孩重视得多，很多男孩上午读英校，下午读华校，或读几年英校，再读几年华校，华文男校也大大加强了英语、国语、算学、簿记等实用内容，以期男孩以后能更好地在社会上立足。而女子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能更好教育子女、帮助丈夫的贤妻良母，这种教育理念比过去的“女子无才便是德”已前进了一大步，但对女子教育期望远远低于男子，这使得华侨女子受教育的人数远远少于男子，受教育内容也更注重家政等与持家有关的内容。

余论

    华侨精英和女教育家提倡女子教育的出发点不尽相同，但有些结果是相同的，即越来越多的女子能接受教育。从人口普查数据看，1921年即使在城市，新马华侨妇女每1000人中只有120人识字，海峡殖民地还不到100人。（注29）1931年新马1000名华侨妇女中，识字人数仅为97人，1947年妇女识字人数增长到188人，其中15岁以上年龄组识字人数从105人增加到208人。（注30）

    但我们更要看到，出发点和目的不同导致的最终结果会有很大差别。如果将女子教育仅定位在培养贤妻良母上，就导致对男女教育要求不同，男生要多学英语、簿记等实用课程，以利挣钱养家；女生要多学家政课程，以利持家，而且对女子教育期望低于男性。家长认为女孩子读几年书就够了，不必接受更高一级教育，当经济困难时，首先牺牲的是女孩的受教育权，导致华侨女子入学率和教育水平都低于男子。1931年新马华侨1000名男性中识字人数是422人，女性只有97人；1947年男性识字人数是492人，女性仅为188人。1947年所有年龄组华侨男子识字率都超过50％，但华侨妇女各年龄组识字率都没有超过50％，（注31）这是华侨社会男女不平等的突出反映。

    尽管战前华文教育存在性别不平等的事实，我们还是要看到，华侨女子教育取得了较大成绩：一是培养了一批知识妇女，扩大了华侨妇女的职业领域，尤其是为华文学校输送了女教师。40年代以前，华侨女校除面临经费和管理问题外，还面临教师缺乏的问题。当时华校教师大都来自国内，从南洋女校教师的来源来看，1935年南洋女校共有23名教师，毕业于中国各级学校和外国学校的共有17人，占74％，新加坡本地学校毕业生才6人。30年代女子教育发展使华校师资力量大为改观，1950年福建女校教师共54人，来自中国的教师只有18人，占33％，（注32）其他都毕业于新马的学校。南洋女校、南华女校、福建女校是提供华校女教师的主力，新马华校本地女教师大都来自这些学校。（注33）

    二是加强了华侨妇女对中国的认同。华校女生大都是第二代或第三代的侨生，她们中的大部分人从没有回过中国，只是知道祖籍在何地而已，中国对她们而言是陌生的。但在学校她们学国语，读中国的教科书，读华文报纸和杂志，师从中国来的老师，通过学习，她们对中国不再陌生，她们知道中国发生的每一件大事，知道中国的进步作家和作品，知道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她们关心中国，关注中国的事务，并卷入一些政治活动。（注34）尤其当1937年日本人侵中国时，南洋社会掀起抗日救亡运动，华校女学生成为新马华侨妇女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坚力量。相比之下，英文女校和教会女校不关注中国，像圣婴女校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没有组织任何活动。（注35）

    三是增强了华侨女子的社会参与能力。尽管华侨社会对女子教育的期望是贤妻良母，但在教师的培养下，女校还是成为华侨女生学习知识、树立抱负、培养能力、养成社会责任感的场所，尤其是南洋女校，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最强，最爱参与社会活动。

    战前新马华文教育的发展为华侨社会输送了具有进步思想和知识技能的人才，对华侨女性的影响更大，尽管存在性别差异，但教育还是提高了华侨妇女的教育水平，扩大了她们的职业范围，增强了她们的经济自立能力，提高了她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与社会的能力，这些都是改变传统社会性别观念的基石。

[注释]

注1：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二分册)，马来西亚华校教育总会，吉隆坡：1998、1999年。

注2：Christine Inglis, The Feminization of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in Singapore, in Ed. By Lonore Manderson, Women's work and Women' Roles:

Economics and Everyday live in Indonesia, Malaysia and Singapore: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83.

注3：李元瑾：《新加坡海峡华人知识分子的女权与女学思想》，载杨松年，王慷鼎合编：《东南亚华人文学与文化》，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年。

注4：转引自林水檺、骆静山编：《马来西亚华人史》，吉隆坡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1984年，第283页。

注5：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二分册)，马来西亚华校教育总会，吉隆坡：1999年，第286页。

注6：《新嘉坡公立南洋女子中学校校刊》，1935年，第144-145页。

注7：钱鹤编：《南洋华侨学校之调查与统计》，暨大南洋文化部印行，1930年，第534页。

注8：黄麟书：《考察南洋华侨教育意见书》，广州：1935年，第3-4页。

注9：1930年海峡殖民地和马来联邦共有华校716间，1931年减少到657间，学生人数从45018人减少到39662人，据《星洲十年》(文化)所录各州华校历年统计表计算，星洲日报社编，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1977年。

注10：刘韵仙：《最近星洲华侨教育界几个问题》，《星洲日报二周年纪念刊》，新加坡：1931年，丁119页。

注11：林世明：《马六甲的华侨教育》，《马六甲明星慈善社十周年纪念刊》，1933年，第131页。

注12：刘韵仙：《华侨女子教育不发达之原因》，《星洲日报周年纪念刊》，新加坡星洲日报有限公司，1930年出版，F20页。

注13：陈子实：《马来半岛华侨教育概观》，载《星洲日报二周年纪念刊》，丁71页。

注14：钟灵中学和南洋女中的课程表分别见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  (第二分册)，第328页；《新嘉坡公立南洋女子中学校校刊》，新加坡：1935年，第22页。

注15：郭开定口述历史录音访谈，新加坡口述历史档案馆，编号A000238/09。

注16：林文庆：《募创星架坡女学堂缘起》，《知新报》，第87册，1899年5月20日。

注17：陈嘉庚：《南侨回忆录》，岳麓书社，1998年，第289页。

注18：刘韵仙：《华侨女子教育不发达之原因》，F19页。

注19：廖氏的这篇言论发表于1950年，但相信其思想早就形成，并在她的教师生涯中灌输给学生。廖宝和：《论新妇女教育》，载《福建女学校三十周年纪念特刊》，1950年，第125页。

注20：吴庄卿口述访谈文稿，新加坡口述历史档案馆，编号A000384/07。

注21：丘秋声：《华侨的女子教育》，《新宇宙半月刊》，1935年第11号，第60页。

注22：赵丽娥口述访谈文稿，新加坡口述历史档案馆，编号A000398/07。

注23：陈亚宋口述访谈文稿，新加坡口述历史档案馆，编号A000467/05。

注24：李亚毛口述访淡，载Barrington Kaye, Upper Nankin Street Singapore(盒巴南京街)：A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nese Households Living in a Densely Populated Area, p. 235.

注25：Ed. By Lenore Manderson, Women's Work and Women's Roles: Economics and Everyday Live in Indonesia, Malaysia and Singapore,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83, p. 223, table. 12.5. 郑良树以华侨儿童与全部华侨人口之比计算出1931年新加坡儿童受学率为2.9％，马六甲为2.5％，槟城为3.8％，雪兰莪为2.8％，霹雳为2.7％，森美兰为1.8％(《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二分册)，第357页)，得出华侨子弟受学率很低的结论。笔者认为这种统计方法不如儿童入学率(入学儿童与同龄儿童人数之比)更能反映华侨社会的教育水平，因为前者包括了所有成人和学龄前儿童，对于评估某一年龄段儿童受教育水平是不科学的，而入学率则能更真实反映儿童受教育水平，这也是教育学通用的统计方法。

注26：Ed. By Robea L. Jarman, Annual Report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55-1941), Volume 11. Archive Editions Limited, 1998. p. 141.

注27：《新嘉坡公立南洋女子中学校校刊》，新加坡：1935年，第16-17页。

注28：林孝胜编：《潘家村史》，新加坡亚洲研究会，1991年，第55页。笔者在新加坡时拜访林先生，蒙林先生惠赠此书，特此致谢。

注29：J. E. Nathan, The Census of Brithsh Malaya, London, 1922.

注30：巴素(Victor Purcell)：《东南亚之华侨》，郭湘章译，第399-400页。

注31：巴素(Victor Purcell)：《东南亚之华侨》，郭湘章译，第399-400页。

注32：《福建女学校三十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1950年。

注33：南洋女校、福建女校、南华女校，中华女校等学校教师学历统计表明了这一点。参见《新加坡公立南洋女子中学校校刊》，1948年；《福建女学校三十周年纪念特刊》，1950年；“南洋女校新阵容”，《星洲日报》，1941年2月14日；“中华女校新阵容”，《星洲日报》，1941年2月19日。

注34：1932年12月一些华侨为反对殖民地政府限制移民的条例，准备游行抗议，被殖民当局发现，被捕的人中包括29名华文学校学生，内有3名女生和一个女教员。《星洲日报》，1932年12月。

注35：吴庄卿口述访谈文稿，新加坡口述历史档案馆，编号A000384/07。

[收稿日期]2004-01-05

[作者简介]范若兰(1962-)，女，博士，中山大学政务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