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
第一卷季风吹拂下的土地
〔澳〕安东尼•瑞德 著
吴小安、孙来臣 译
孙来臣 审校
商务印书馆
2010年•北京
Anthony Reid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
Volume One: The Lands below the Winds
© 1988 by Yale University
（本书根据耶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译出）
译校者序
翻译的不行，大半的责任固然该在翻译家，但读书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评家，也应该分负若干的责任。要救治这颓运，必须有正确的 批评，指出坏的，奖励好的，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
——鲁迅1933年《准风月谈》
从2003年开始酝酿，到2009年杀青付梓，安东尼•瑞德的《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的翻译出版前后历时六年，集中翻译历时三年。其中的诸多曲折和挫折,让人深切体会到翻译“苦海无边“。曾多次想到“回头是岸”，但在中国东南亚研究亟需翻译引进的信念的强烈驱使下，译校者克服种种困难，化解重重危机，终于完成这一著作的翻译。对翻译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我们现作如下说明。
《东南亚的贸易时代》一书可谓经典之作，对国外东南亚研究影响巨大。本着这一认识，译校者在翻译伊始就一直认为经典著作需要经典翻译。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前前后后作了如下的努力。
翻译中最大的困难之一是大量东南亚以及世界其他各地的人名地名，许多在中文中尚无固定译法。除了参考大量有关的文献外（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列出），审校过程中我们还主要利用了下列辞典：
《东南亚地名译名手册》（星球地图出版社1996年版）；
《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7年版）；
《世界地名翻译手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
此外，我们也就有关地名、人名问题请教了北京大学的张玉安（印度尼西亚语）、裴晓瑞（泰语）、吴杰伟与史阳（他加禄语）、王东亮（法语） 和王军（西班牙语）教授，对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我们的原则是尽可能“名从原文”，所以我们不满足于通过英文翻译过来的译名。所以，我们既参考了现有东南亚历史方面的的中文译著（例如，中山大学译霍尔《东南亚史》、贺圣达等译《剑桥东南亚史》、周南京译李克莱弗斯《印度尼西亚史》）并采纳了其中的大量译名外，也对其中一些进行了取舍。例如，進罗国王Prasat Thong以前译为“帕拉塞东”，但本书改译为“巴萨通”。但由于国内研究的局限，许多地名人名仍然不得不从英语间接 翻译，本书译文中也只好原封照搬。
有关缅甸的人名地名，学术界过去主要依赖姚楠译哈威《缅甸史》，但北京大学原东语系缅甸语教研室编《缅汉词典》，尤其是李谋等译《琉璃宫史》，完全根据缅甸原文重新翻译，可谓是一场意义重大的译名革命。所以，除了像多年来广为人知的萨尔温江（根据缅甸原文，应该翻译为“丹伦江”，而“萨尔温江”是根据英语拼法Salween的误读误译，是间接翻译的典型错误）外，我们基本上采用了这些新缅甸地名人名。
有关欧洲的地名，尤其是人名，因为同样的拼写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发音（特别是英国和法国），我们以“名从国家”为原则，即对每个地名人名尽量首先断定其国别，然后进行翻译。例如，Denys Lombard为法国学者，我们即按法语的发音译成“德尼•隆巴尔”。为此，我们还专门请教了克劳婷•苏尔梦（Claudine Salmon）和自诗薇（Sylvia Pasguet） 。在此，谨向她们表示感谢。
除了地名人名外，对其他一些名词（包括专有名词）和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在译校过程中除了査阅大量各种辞书外，还尽量利用网络这个现代科技。中文网络像一本硕大无比的百科全书，为我们的翻译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例如，我们既从网上査到了一般字典未收的英文字词的中文意思，又不断利用网络检验我们没有把握的译法。如果是一词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译法，我们则会选用出现频率高的那种。一些网络上的中英、英中词典也非常有用，例如“nciku在线词典”就比较专业详尽。对我们不熟悉的内容，我们也尽量阅读有关材料（包括网上材料），力求使我们的译法专业地道。身处现在的网络时代、充分利用网络的优势、解决疑难问题、提髙翻译质量，使人深切感到当代科技的巨大力量。
最后，我们向原书作者瑞德教授请教了一些疑难问题，更促进了我们对原文的理解，减少了翻译的错误或不确。
凡是原书中引用的中国、越南、日本和琉球以汉语书写的史料，我们都査阅原文，一一录出，以保持原文韵味。
为了保证翻译质量，减少错误，实现我们的翻译初衷，各位译者除了反复阅读、修改自己的初稿外，还进行了初稿互校，即一位译者校阅另外一位译者的初稿，然后根据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我们还请一些同事朋友阅读了部分章节，以检验我们的翻译水平。最后，我们对译稿进行数次审校，统一各种用法、特别是地名和人名，并酌情进行各种各样的修改。
为了帮助读者更好理解本书内容，我们对一些术语名称进行了注释。对“引用书目”，我们则存而未译。
因为一连串突发事件严重影响了原来的翻译计划，翻译人员和具体分工也被迫进行调整；此外，由于译校者经验有限，水平和风格也不尽一致;再加上时间仓促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翻译的质量。尽管我们做了最大努力，但是否一如所愿，我们还没有把握和发言权。恳请读者本着该序开头所引鲁迅那段话的精神，承担批评家的责任，对本书的翻译的质量进行评判。译校者殷切希望读者除了评论书中的内容外,也对其翻译水平进行评论。如果能够对照原文、逐字逐句点评，尤其是指出本书翻译中的问题、错误、遗漏和不足，我们非常感激！
北大研究生李雯、臧亮帮助翻译第一卷、第二卷的词汇与索引，张成哈帮助录入第一卷、第二卷的英文参考书目，李雯、马唯超、李玲、庄迪扬、穆惠萍阅读了部分译稿。洛阳外国语学院的孙衍峰教授和北京大学的张玉安教授为本书译稿的第一忠实读者，分别阅读了译稿的六章和两章，减少了我们的错误，弥补了我们对印度尼西亚语言的不足。
我们为两位教授提岀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倍感欣慰，也为他们所花费的大量时间而感激不尽。乔治•布赖恩•索萨(George Bryan Souza)、韦杰夫(Geoff Wade)和叶云霞也帮助我们解决了一些疑难问题，在此一并感谢。
我们要特别感谢日本丰田基金会，特别是基金会的川崎悦子女士，没有他们的慷慨支持，本书便无法翻译问世。翻译过程中，原书作者瑞德教授和出版者耶鲁大学出版社允诺授予版权，鼎力合作，耐心回答我们翻译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对此我们深表谢意。我们也非常感谢大阪大学的桃木至朗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王赓武教授、美国康奈尔大 学的埃里克•塔利欧科佐(Eric Tagliocozzo)教授所给予的支持。我们感谢商务印书馆，特别是常绍民主任，没有他们的专业投入，本书不会如此迅速地与读者见面。最后，译校者的家庭成员几年来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在各方面为我们提供支持和帮助，对此，我们心存感激。
本书协调、翻译、校对、审校分工如下：
吴小安：负责项目申请、协调与出版等事宜，翻译第一卷序言、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二卷第一章原文第51-61页；校对第二卷第四章、第五章、结论与阅读指南。
李塔娜：翻译第二卷第一章原文第26-50页、第四章、第五章、结论、阅读指南与附录；校对第一卷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二卷第二章、第三章，以及上下两卷原书评论。
目 录
序言
第一章导论：风下之地
第二章自然福祉
第三章物质文化
第四章社会组织
第五章节庆和娱乐
缩写
引用书目
词汇表
索引
序言
人类的历史就像一张无缝之网，没有哪一个地区能够完全孑然独立，也没有哪一个地区能够像“风下之地”①那样与国际贸易如此密切关联。然而，在承认这种关联性的同时，又不能忽视东南亚人在自己历史舞台上扮演的中心角色；我们这些研究该地区的学者们发现，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在20世纪上半叶，殖民主义历史千篇一律地把东南亚人贬低为西方扩张大潮中的一个陪衬。民族主义历史把问题进一步 扩大化，或者把亚洲人视为西方殖民主义治下被动消极、无力抵抗的受害者，或者把对该地区的研究孤立于国际势力与比较视角之外，以矫正上述倾向。东方学家们的研究则开始发掘整理东南亚人自身文字记录 的光荣任务，但是宫廷史书、宗教注释或抒情诗篇与世界的生产与交换到底有何关系，东方学这种博学的传统却并不能提供多少指导。本书中，笔者对主题与资料试图采用的无所不读、无所不包的研究方法并不 新颖。殖民主义历史、东方学和民族学对东南亚的研究支离破碎、令人遗憾；但在此前，马斯登(Marsden)、圣杰尔马诺(Sangermano) 莱佛士(Raffles)、克劳福德(Crawfurd)与帕里果瓦(Pallegoix),甚至诸如加尔沃(Galvao)、拉•卢贝尔(La Loubere)和瓦伦坦泰因(Valentijn)等先驱学者，即已通过利用文学、语言、游记、贸易统计，尤其是他们自己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记述了各自研究主题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便在那个学术研究的原始时代，撰写某一地区或某一民族的“整体历史”似乎都可以成为可能。那么，在我们这个高度专业化的时代，在没有一个人可望掌握几十种语言与其他研究技能、而此却又恰恰是这个复杂地区的专业研究者们所需要的情况下，究竟怎样才能实现同样的目标？
这样广阔的视角很容易导致泛泛而谈，要么就是老生常谈，所以风险当然是巨大的；但是，如果继续囿于我们所受的狭窄的专业训练，那也同样具有风险，甚至风险或许更大，因为它排斥了那些对大多数人民而言最重要的历史维度。很久以来，在探讨本地区的“升斗小民”辛苦劳作为生计奔波方面，与传统的历史学家相比，现代地理学家、人类学家、人口学家和环境学家们的成就更大。旅行家的天方夜谭和帝王将相的历史记载使历史研究受到了莫大的局限，而利用上述学科的研究发现则为历史学家提供了克服这种局限性的方法。笔者也相信，把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可以描述人类生活的许多领 域，否则它们会继续湮没无闻，无法重见天日。就各个单一的文化区域而言，历史资料总是零碎不堪、令人沮丧；但当我们把它们集中起 来一起研究时，展现东南亚整个地区生活方方面面的清晰图画也就开始呈现在我们面前。尽管在语言与文化方面存有巨大差异，东南亚地区却深受同样的气候、地理和商业压力的影响，因而形成一组彼此非常相似的物质文化。
最后，布罗代尔呼吁“历史学家要雄心勃勃、壮志凌云” (Braudel 1966：22),笔者深受启发。通过吸收各个学科，特别是地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布罗代尔既揭示了一个广阔地区的“共同命运”，又展现了其丰富灿烂的多样性。布罗代尔的辉煌成就让笔者斗胆相信，在风下之地， 这种研究方法也会产生重大成果。与地中海相比，在东南亚，从事该研究所需的原始资料与专题著作都要少得多。但另一方面，地中海将欧 洲南部、地中海东部以东地区以及非洲北部地区联结在一起；与此相比，南中国海温暖而平和的水域则把东南亚更好地联成一体，殆无疑义。此外，布罗代尔和年鉴学派所展示的多学科研究方法在东南亚特 别富有价值，因为该地区的人类学、东方学、甚至考古学知识相对比较丰富，而比较之下，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资料却非常贫瘠。
本书在揭示，在荷兰确立东南亚商业霸权之前的两个世纪里，整体的历史能够凸现许多重要问题。在资料允许的范围内，笔者集中关注 那些最能影响一般平民百姓生活的特征和变迁，而对那些被史家大书特书的王公贵族和外国显要则着墨不多。这些变迁的历史跨度通常都非常大，只有同时关注世界其他地区的相关发展并从时间和空间的广 阔维度对其进行考察，才能搞清楚其来龙去脉。这些考虑决定了我们应该首先考察什么样的结构性因素造就了东南亚地区，而什么样的因素又限制了其发展；其次，就笔者称之为贸易时代的这个时期，我们将探讨什么样的历史变迁使其成为不仅仅是风下之地，而且也是世界其他绝大多数地区如此关键的一个历史时期。本卷致力于探讨贸易时代东南亚地理、物质和社会的结构性概况，第二卷探讨上述背景下所发生的、年鉴学派所说的中时段运动(conjonctures)与短时段事件 (evenements) 。
尽管如此，即便在本卷中，变迁的重要性也都极为明显，随处可见。当资本主义和文艺复兴正在使欧洲脱胎换骨、面貌一新时，东南亚也正在经受几股强大势力的冲击。贸易的快速增长急剧地扩大了国际化大都市的规模与功能，并加强了各都市之间、各都市与外界的相互联系。伊斯兰教、基督教和上座佛教(该教很早就开始发挥影响)首先在这些贸易城市纷纷建立和巩固了各自的据点。围绕着这些城市，国家开始形成 并发展壮大,更多的世俗化思想与文化在它们中间蓬勃兴起。17世纪，欧洲商业渗透最终建立了有效的贸易垄断，但其结果不是强化而是扼杀了东南亚本地城市的发展与商业生活，以致上述许多进程纷纷遽然逆转。因此，即便在本卷，请读者们摒弃“东方社会一成不变”的陈词滥调，更要避免将其视为已经日薄西山、江河日下。贸易时代给东南亚所带来的变化与欧洲一样巨大，虽然变化的方向并不尽然一致。
就资料而言，16和17世纪拥有某种优势。或因为其宗教上的神圣意义而被人们反复传抄，或因为被早期欧洲来访者采纳收录，这也是大量东南亚本土文献得以保留下来的最早时期。这些记载对我们理解当时东南亚意识形态、法律、宗教以及典礼仪式十分关键。然而，正如一位缅甸历史学家所言(Kaung 1963：33)，宫廷历史并不关心那些“普普通通的日常琐事"。关于一般平民百姓的生活，我们尤其依赖第一代欧洲到访者们的丰富描写，例如1509年之后的葡萄牙人、1523年之后的西班牙人、1579年之后的英国人以及1596年之后的荷兰人。中国人、阿拉伯人和其他亚洲人的记载也很有用，然而由于他们与东南亚的联系由来已久，他们的记述和欧洲人的记述不同，对其所接触到的生活方式见惯不怪、缺乏好奇。
任何学者都无法掌握如此宏大研究所需要的所有语言和技能，笔者应该申明自身的局限。笔者学术研究所能掌握的唯一亚洲语言是马来文或印度尼西亚文。有关其他亚洲语言的资料，笔者依赖那些欧洲语言的译文(或者为数不多的印度尼西亚语译文)。那些被翻译成英文或法文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史料，只要它们方便易找、质量可靠，笔者也都尽量利用。对把这些资料翻译岀版问世的所有译者的辛勤劳动，笔者谨此深表谢意。引注时，笔者仅注明了原作者的名字与原著的出版日期，而没有注明所用版本的详情。笔者的初衷并非极力贬低这些编者与译者的贡献，实际上没有他们，笔者根本无法进行此项艰巨的学术工程。笔者的用意在于尽可能让注释简化有益，把所有的出版详情统统收录到书后的参考书目列表中。源自荷兰文和英文档案的原稿资料也仅在正文中注明了作者与日期。这种注释方式是为了向读者清楚表明哪些资料日期出自哪个时期，哪些是后来的民族学或第二手资料。 为进一步简便，引注使用了“cf. ”代码，意即“参见”。
本书源自笔者对东南亚地区长达20多年的研究结晶。谨列举如下姓名，略表寸心，却无法完全表达笔者的感激之情。对那些与笔者密切合作的马来亚大学、印度尼西亚哈桑丁大学(Hasanuddin)与澳洲国立大学的许多同事，以及耐心向笔者解释其文化与历史的无数其他东南亚朋友，笔者内心一直深怀感激。笔者所有的研究都得到澳洲国立大学的一贯慷慨支持。在准备本书稿的漫长日子里，笔者尤其承蒙如下人士的协助：珍尼弗•布鲁斯特(Jennifer Brewster)和伊藤武志 (Takeshi Ito)提供或收集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珍尼弗•布鲁斯特、 托尼•迪勒(Tony Diller)、罗伯特•埃尔森(Robert Elson)、安东尼• 约翰斯(Anthony Johns)、玛格丽特•卡尔托弥(Margaret Kartomi)、安•库马(Ann Kumar)、诺曼•欧文(Norman Owen)、莉诺•曼德森 (Lenore Manderson)、大卫•马尔(David Marr)、萝宾•马克思韦尔(Robyn Maxwell),安东尼•米尔纳(Anthony Milner)和巴斯•特维尔(Baas Terwiel)阅读了初稿的不同部分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利奥•潘奇诺(Lio Pancino)和基思•米切尔(Keith Mitchell)绘制了地图；多萝西•麦金托什(Dorothy McIntosh)输入了大部分手稿，并把我带入了文档处理的神秘世界。尽管笔者因本书写作任务繁重，经常无法脱身，但我太太海伦(Helen)总是把生活安排得舒适愉快。
① 原文为"Lands below the winds",源自印度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和马来人对东南亚
地区的称呼。该短语同时也是本书第一卷的副题。作为本书书名的一部分，这一短语译为 “季风吹拂下的土地”。为行文方便，此处以及以后都译为“风下之地”——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