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风暴下的犀鸟血泪纪实
《砂拉越左翼运动史》序
陈剑
对新马乃至许多发达地区来说，砂拉越似乎总是个偏远的所在，是个森林密布、河川纵横、野兽横行、人口稀少的山乡。人们知道的是著名的硕大的砂拉越黄梨、香辣具佳的胡椒、深具人性的猿人、价值不菲的木材、石油等天然资源和物产。哪来的轰轰烈烈的反帝反殖运动、血流遍野的武装斗争？可事实让那些孤陋寡闻者目瞪口呆，醍醐灌顶、振聋发聵，怔怔然才醒悟，只要有压迫的地方就有反抗，人民需要翻身就有革命。砂拉越这美丽的河山，即使到现在，人口还是相対稀少。在战后二十年间，砂拉越人口也不过70来万，而华人人口大约20多万人左右。这总华人人口还够不上一个中国的小镇，却在五、六十年代，带领着其他友族，居然让拉让江掀起万丈波涛，叫殖民主义者心惊胆跳、寝食难安。
老友于东曾是拉让江上一只啼血的犀鸟，他正义凛然、热血填漕，在六十年代砂拉越面临新殖民主义的侵略时，义不容辞拿起枪杆，参加革命武装斗争。历史走了一个大圈，今天，他要把这数十年来砂拉越的左翼运动历史，细说从头，填补历史的一页空白，还历史一个公正。砂拉越左翼运动史，是一段反法西斯、反帝、反殖血泪史，无数胸怀大志、怀抱理想的青年男女，洒热血、抛头颅，在北加里曼丹这块士地踩下深深的脚印。踏遍山川为何事？反帝反殖建新邦。没有几位算得上是无产阶级的子弟，数千名初、高中学生、少数大学生和专业人士，典型的小布尔乔亚，却是狂热的理想主义者，打着无产阶级的红旗，效法巴黎公社，走上武装革命的道路，反对英帝国主义一手策划的冷战布局。
历史哲学家唐纳德凯利说：“历史学者是记忆的监护人”。然而我们知道记忆是有选择性的，是谁的记忆？是怎样的记忆？是哪一部分记忆？恰恰因不同的立场，便偏执地产生相勃的记忆。我们今天看到读到的不正是这种偏执记忆写成的历史吗？那当中哪有一丁点儿真实的记忆？老友于东于是固执地要呈现真实的历史和历史的真实！这不是一个人的历史，是一大群勇敢的怀抱正义的人们，和支持这个运动的砂拉越人民的历史，这样带血的、凛冽的、秉承乾坤正气的、牵涉一个国家命运的历史，怎么可以任意让人随意涂抹、任意宰割、任意遗忘呢？老友于东在子弹呼啸声过后，在回顾与反思中整理这段历史，作为参与部分历史缔造的过来人，自然也必然不能全面掌握历史的全部，必须诚诚恳恳地虚心地求证于史料、当事人的述说、档案文件等可资查阅、足资佐证的材料，才辛苦完成这部著作《砂拉越左翼运动史》。这是他在《风雷激荡的岁月》与《探索砂盟革命运动的败因》的基础上，更逬一步在漆黑的历史空洞中摸索真相的成果。如果说《风》一书是个人回忆为基础的史的简要探索，那《探》一书则是个案研究的尝试。这部厚达数百页的《砂拉越左翼运动史》就是于东这些年努力的对砂拉越左翼运动历史的综述和纵述。他尝试着更为详尽地去填补历史的空白，还原历史的真貌。这点他是真实地做到了，而且做得老实和踏实。虽然他总是谦虚而谨慎地一再要求读者谅解他的不足。从《风》一路走来，在历史的探索上，我发现于东越来越忠于历史学者的职守，不玩花巧、不哗众取宠、不乱套理论、实事求是、一再核实、一再考证、务求历史的真实。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令人敬佩的。
史实尚待完整、史据尚待核实、人物尚且在、档案尚待解密、已知者、未知者，尚在寻寻觅觅、何以就妄下结论？你可以套上成百上千的革命政治、历史的理论，你能得到多少真实？那是许多当事者在记录事实的真相，还是在寻求历史的解脱？于东说，他仅仅在做记述，不妄自置评，不妄下结论，留下史实，让后来者去深究，这是很聪明而又负责任的做法。杜甫有诗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历史学者在老老实实记录一个历史的过程中，从整理真实的历史中便逐渐要看到历史的真实。在整理历史的字里行间，展现的正是历史学者的历史话语权。历史学者其实就是所整理历史的代言人。
有人说，现在已经是太平盛世(?),果真如是，那平淡的醉生梦死，还要什么历史？中国历史哲学家何兆武说：“盛世的人都是不懂得历史的，他们缺乏对历史(也就是对人性深层的表现)的深层体会，故而是无法了解历史的。只有经历了乱世的人，才有可能真正体会到历史的分量”。诚然，这段历史，体会最深的，莫如曾经出生入死的同志们和那些站在对立面的为虎作帐的人最为深刻了。当事者读着，或由衷地钦佩折服；或不胜嘘晞；或不堪回首；或伤心欲绝；或泯生当年凌云壮志，不愧当年！对后来者，我们总是说，以史为鉴，要从历史中去吸取经验教训，历史写下来，不就是让更多的人从中去得到启迪吗？砂拉越有多少这样值得回味深思的历史？这个历史留下来，年轻一代或无数代，将受益不浅。
从史实来看，砂拉越的左翼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共产主义运动。伍禅从中国揭西带来的就是澎湃当年宣扬的苏维埃布尔雪维克思想。间中一段短暂的时间，我们看到新民主主义的影响，从“华侨话剧研究社"、“华侨青年协进会”、“进步华侨青年会”到“砂拉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之类的组织，也可以看作是共产主义运动在砂拉越的萌芽期。从1937年伍禅来到砂拉越，建立第一个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开始，砂拉越立即从一个当年还认为是个蛮荒之野，接受最先进的思潮的洗礼，砂拉越华社再不是封建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土壤。先进思潮不仅仗存在于教育界、学界，青年中间，也蔓延到工商界、农界等社会阶层。这些都鲜明地显示中国革命与其成功的深刻影响。而马来人和肯达秧马来民族中的一分系等族则从具有启蒙性质的反让渡斗争中体认到新思维，以及逐渐从印尼共产党处获得营养。这里有一个国家认同的转变，华人从侨民意识逐渐转变到本土意识。在“反法西斯同盟”的抗日运动中、在日本侵略者的残酷统治中，在面对新中国成立后，殖民地统治者对左翼团体与个人的迫害中，砂拉越华人在华侨与土生两者之间的感情渐次的转化中，朦朦胧胧的“祖国意识"逐渐清晰起来，因而有了像“新民主主与青年团"和后来的“砂拉越解放同盟”与“砂拉越先进青年会”，立足砂拉越、为砂拉越付出生命代价的坚持本土意识的先进组织。
由于冷战思维的笼罩，英帝殖民政府藉着抵御共产主义的威胁为名，实则为保护其対砂拉越天然资源和物产的贪得无厌的掠夺和对砂拉越人民的残酷剥削，在砂拉越开展一系列的严酷镇压，从1948年起，出炉了一系列的对左翼运动管制的严刑峻法，企图以此钳制和镇压砂拉越人民在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觉醒中，奋起的一波乂一波的越来越波澜壮阔的反抗运动。
1950年及1960年代是世界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高潮时节，也是战后国际冷战炽热阶段。1947年柴达诺夫在欧洲共产情报局的成立大会上著名的演讲，把世界分成左右两大阵营，一边是压迫和剥削人民的英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一边是进步的反压迫和反剥削的社会主义阵营。两者之间无可协调，在世界范围内开展殊死的斗争。在东南亚，我们看到英美帝国主义与其附庸澳纽政权和他们的代理人狼狈为奸，炮制“大马来西亚”计划。砂拉越各族人民虽然以和平与合法的宪制斗争原则来争取砂拉越的独立自主，但在不间断的大逮捕和镇压下，和平的宪制途径已经走到了尽头，毅然拿起枪杆子进行武装的革命行动。可以说，这是国际冷战在砂拉越的反映。一方面是强加于砂拉越人民的“马来西亚”合并计划，在砂拉越人民眼中的新殖民主义；一方面是抵御新殖民主义的人民武装反抗。可以说，在当时的情势下，砂拉越人民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自然成为国际冷战的一个环节。
更恰切地说，从“砂盟"的成立开始，砂拉越的左翼运动实质上一开始就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而后来在1960年代，则是砂拉越人民为抵御英美帝国主义的冷战部署，而被逼走上武装斗争道路的革命运动。二战后的全世界殖民地人民掀起的蓬勃的反帝反殖运动，都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反帝反殖运动相结合，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代表着先进的解放思想和力量，是対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长期对殖民地残酷剥削的一种反抗。那时也只有社会主义阵营会给予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积极的支持，也因此，民族解放成了全世界左翼的口号和行动。砂拉越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以砂盟为幕后、以人联党为前沿，团结砂拉越各民族共同来争取砂拉越的民族自决和独立的。英帝殖民主义强行把砂拉越的民族主义、争取独立自主的运动划入世界冷战的范畴，把砂盟的武装斗争归入中苏领导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环，以遏制共产主义蔓延的名义，制造法理来镇压砂拉越人民的合法斗争。事实也证明，砂盟与后来的北加里曼丹共产党及其武装，一直以来，只得到中国和部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仅仅在精神上和议论上的支持，除了印尼在1960年代初期给予军事和物质的基本协助外，之后也再没有获得任何其他国家实质性的武器和物质上的援助。
“砂盟”的组织是在砂拉越具备了基础条件下，在马来亚共产党外围组织“星洲抗英同盟会”协助下成立。在张荣任脱离后，“砂盟”便从此自力更生，茁长壮大，俨然成为砂拉越组织最严密、最膨大的革命机构。在文铭权的领导下，从后台走到了前台，成功地组织起一个民族统一战线，卓有成效地组织了“砂拉越人民联合党”这个声势浩大的左翼政党，与马来半岛的马来亚社会主义阵线及新加坡的社会主义阵线遥相呼应。这是砂拉越政治史上莫大的成就。“人联党”到了七卜年代蜕变成为资产阶级政党是始料未及的事；也是马来西亚执政当局势所必然对人联党的颠覆的结果。从砂盟到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从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到北加里曼丹人民军的战斗史实，老友于东脉络清晰地把它们有条不紊地理顺岀来，娓娓道来，让读者对这个于时间段来说不算太长的、却轰轰烈烈、令人肃然起敬的血肉战斗，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这里不再累述。
至于1960年初，汶莱政变所造成的冲击，在砂盟中央于当地仅剩一人的情况下，仓促发起武装斗争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至今各造仍然争论不休，理论和实际纠缠不清，俨然成为砂拉越革命运动的一大疑问。这自然还包括对1973年斯里阿曼行动，以及“出多留少”策略和之后继续战斗的合理性、必要性的论争。这些萦萦大者，都成为当前当事者与学者们热门的研究课题。像这样对历史情况的发生与责任的追究，在各国民族民主解放斗争的历史中比比皆是，我个人认为，不可能也不必急于去下结论。浑水自然有沉淀与澄清的一天。诸多史实渐次挖掘与收集、档案文件的解密与再现，假于时日，都或多或少有助于厘清历史的疑窦。在莫衷一是、众说纷纭的状态下，保持冷静清晰的头脑，尽量掌握各种历史资料，进行解剖分析，渐次厘清事实是重要的历史工作的态度与步骤。史学家汤因比说：“先收集事实，然后再找原因。事实确实是粗糙的、不易识别的、真实的，没有根据科学来加于阐明，也没有加以思考。必须通过寻找原因，才能赋予事实以可以理解的性质”。历史事实不是杜撰的，而是有根据的。但不能避免的，特别是当事人，其历史事实、材料本身包含了主观意识与经验在内，其存在的根据需要加于证明。人们往往根据同一个历史材料，会构筑出不同的历史图像，这是因为每个人从自身经验和需要出发，去选择史料来构筑、加工以成就符合主观意识的历史所致。我们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们总是从所属的阶级、阶层、集团的利益和愿望出发来看待历史事实。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制约于其意识而形成其对历史的观点。
对一个置身事外的历史工作者而言，历史是客观的存在。对史实、史料的处理，必须是谨慎而细致、客观而不带特定的情感。汤因比又说：“每一部真正的历史都是现代史”，为着现代的需要，以特定时代思维的角度，来构筑、阐释历史，这就是为什么某些历史总是有不同的述说的原因。历史学者或历史工作者如何在主观与客观之间去取得平衡，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历史工作者有没有一个特定的立场呢？我想这是必然的。特别对于这一场民族民主解放运动，这是砂拉越人民一个壮烈的历史过程，是必须正面来书写而不容歪曲和诬蔑的。态度应是实事求是、公允客观、维持正义，保存史实的。老友于东在这点上做得很好，很到位。
一个长达二十多年的民族民主解放游击战争和地下运作，要留下多少历史解不开的结？谁来打开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结？我想，只要留下各种或正或反、或左或右、或清楚交待、或含糊躲闪、或严词诘问、或细说详情的诸多文字与史实留存，一些问题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如果秦始皇的评价要到两千年后才获得重新定位，那砂拉越的斗争史，恐怕不需要那么长久的时间来完成。老友于东已经做到了相对的第一步。这自然是在老友蔡存堆系统整理、以及各领导同志的历史冋顾的书写、还有众多战友零零散散的第一手回忆记录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的成果。
在恭贺老友于东这份成就之际，匆匆草此感言，是为序。
二零零九年四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