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寻找革命之路
陈松沾著
一、前言
在风起云涌的时代，谁在云端里冒了头面又能继绩腾云驾雾数十年而不坠，都不是“时势造美雄”或是“英雄造时势”这老生常谈能简单地涵盖的。这间中的主客观因素和条件时而理所当然、时而阴差阳错地交互影响、交互作用并交织着产生诡谲的且持续变幻的政治图像。图像中自然闪现许多或叱咤风云、或载浮载沉的风云人物。如毛泽东诗所形容的“五洲翻腾云水怒”的充满政治契机的时代里，能在大潮怒涛上随意翻波腾泳者皆可名之为英雄、枭雄或豪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毕竟经得起暴风骤雨的考验和洗礼而幸存下来的也就寥寥无几。政治无情却是人类发展的心理动力。包括廿世纪最伟大的革命家毛泽东在内，他也未能预测和最后主宰中国历史发展的前行方向。尽管他曾企图“报苗助长”地要“大跃进”和“穷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充满信心以为“人定胜天”和“愚公移山”的意志去提前实现他的伟大政治理想，后期仍然违背了他熟知的“唯物史观”。今天的中国仍然得回到“新民主义”时代去完成历史发展的规律。自然，时至今日，“新民主主义”一词已不实用而需巧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新词眼以代之。毛泽东这位英雄人物落得个“三七开”的盖棺定论。
从世界大局而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毕竟是大山边一角，似乎左右不了什么大局。但毕竟它们还是大山的一块，地动山摇之际，不免受到强烈的震撼或冲击。二战前后这个时段，这两国仍是英国殖民地，统称为马来亚。以它的地理位置的适中、以它丰富的矿物和原产品等资源，在在都构成为英帝国眼中的远东政局中，策略和战略方面起足轻重的物资重要供应基地和远东防卫的桥头堡。因而，大山一角的动静也处处影响着局势的变化和发展。
也在这个时段，世界意识形态的斗争越趋剧烈，世界各帝国主义者也因资源的抢掠和世界霸权的争夺惨烈恶化而导致全球性的战争灾难。马来亚于是难逃一劫而成了兵家必争之地。马来亚人民成了受殃及的池鱼而被迫面对政治上的抉择。马来亚人口组成的复杂因素加上上述历史和政治发展条件，构成了马来亚人民政治抉择的复杂性。从而产生了如以华人为主的马来亚共产党和因抗日发展形成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以及在战后抗英起义而建立的马来亚民族解放军。从而也形成了大部分仍居农村的马来人的政治观望态度。只有少数马来激进民族主义者参加到运动中来。
时势造就了马来亚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马共在抗日时期受到大部分人民的支持迅速发展成为东南亚唯一有武装力量为后盾的最大政党。于日降前夕，党员人数超过六千人，党军人员超过一万五千多人，连同同情者和支持者计，则达数十万人。如从建党开始至1989年12月8日放下武器时这六十年计，为马来亚共产主义运动和相关的左翼运动前赴后继的人数，恐怕超过百万人。作为马来亚第一大政党，并有武装力量的后盾和光荣的抗日历史，连联军亦与之合作，影响自非同不可。那做为这个政党的领袖，其魅力和影响在马共极盛时则更为非凡。时势即而也造就了马共的领导者。日降前，有些领导人掌政时间为时甚短，或为党深有建树或仅昙花一现未足轻重。有些则长时位居要津，把握着党发展的重要时机，却是隐藏党中的敌奸，英日帝国主义的大特务，（注1）造成党的无可弥补的契机的错失和组织的深重的伤害。和平时期，当马共秘书长莱特被暴露而卷款潜逃后，在马共当时十分年轻(皆二十刚出头)的领导人中间，冒起了马共战后最重要并主撑党政共五十多年的领袖。这位从学生时代起便终生投身于马来亚共产主义运动的人物，就是本简传的主人公——陈平。
二、陈平——神秘的代号
陈平，凡五十岁以上的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包括曾在马来亚服务、服役的英、澳、纽军政人员，大多熟悉或知晓这位与马共相连的名字。据说，这名字在紧急法令期间，对爱夜哭的小孩还有禁哭的功效。
陈平给予马来亚从政者以及一般民众一种敬畏和神秘感。特别在紧急状态的十二年间，（注2）对英殖民政府官兵、以及后来的马来联邦政府、马来西亚政府的官兵和他们的政治随从者，这名字代表着反叛、暴乱、恐怖与政治和生命的威胁。但对崇尚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者、左翼分子、反殖民主义积极分子和激进民族主义者，这名字则代表着神圣的斗争、叛逆和革命的精神与行动、伟大的政治和社会理想。前者处心积虑，开动一切统治和镇压机器企图灭之而后快。后者则以之为精神支柱和激励动力，千方百计予以物质和行动上的支持。这名字的不断出现呈显著战争的惨烈性和各条战线的斗争持续性。
在抗日时期，他是马共联军136部队的联系人，是英军的朋友，战后并论功行赏，给与至尊的OBE勋章。可是战后，英国殖民政府却视之为眼中钉，并在差两个月便达三年的连续打击镇压不奏效后，颁布紧急法令，变相对马共战动战争。此时，他被认定为叛乱分子，向世界宣布陈平为英帝国的头号敌人，收回授以的OBE勋章(陈平未曾领取过)，并为其人头和生命订下昂贵的价钱，悬赏数目从1950年的二万五千磅至1952年升至廿五万马币，（注3）相等于当时福利彩票的头奖。然而他始终未曾遭部属出卖，平安无事。紧急法令初期，他在枪林弹雨中出没，数度险遭不测，始终吉人天相，逃过劫数。1955年，华玲谈判时，他的神秘面罩才首次揭开，让世人见到他温文尔雅的堂堂外貌，平和中略显威严。谈判失败后，退隐山林时，英殖民地政府曾密谋劫杀这位二战时的盟友。（注4）由于他的防患措施，英军不曾得逞，可想当时英殖民政府恨得牙根发痒，怒发冲冠。
这名字与马共这个党名共存达五十多年。虽马共已于1989年12月8日与泰、马两地政府达致三边和平协议，销毁武器，放弃武装斗争，和平下山，这名字至今仍与党的存在维系一起。
三、陈平——官方与其他记录
陈平为何许人？向外除官方负面宣传外，有关其生平讳莫如深。以下是1948年4月英政府马来亚情报局（Malayan Secret Service）有关他的机密档案：（注5）
陈平（代号7115-1627），又名王文华（代号3769-2429-5498），约于1922年出世。父母为兴化人士。妻李坤华，父王声彪，妻舅李业水，妻姨李坤玉。隶属马来亚共产党、马来人民抗日军及新民主青年同盟。高五尺四寸，左眼有显著标记。1946年12月担任全马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会会长。1946年9月为“泛马新民主青年同盟大会”代表。
他是实兆远万丰隆脚车店店主王声彪之子，于南华中学就读。他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领导成员并对136部队诸多协助，英政府授予OBE勤章。1945年11月，发现他是新民主青年同盟的执委之一。1946年4月根据报告，他是积极的共产党撰写人员。1946年12月，他被选为全马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会的副会长。
1947年7月，发现他与《战友报〉有联系。1947年8月，据报告他受委为马共中央军委，负责军备事务。9月，据报他替代刘尧被选为马共中央军委主席。
1947年12月15至17日他在以槟城为总部的新民主青年同盟于槟城召开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会全马代表大会上为主要发言者。
从一秘密线索中得知，他曾在一范博士的邀请下，于1948年2月下旬到曼谷去会面(相信这范博士便是在曼谷替胡志明办事的范文同博士)。另一秘密线索则报说他是做为马共代表被选派去曼谷参加东南亚共产国际秘密会议。
他多费时往返于全马各卅并常在霹雳。
这是目前可从大英档案馆寻得的陈平较完整的简历档案。此外，并未发现其他对此简历作补充或更正错误的记录。此后，有关陈平的说明都散见于各马共有关的文件档案之中而似乎未再设专案。是否其专案设于英第五军事情报局(MI5)中则未可知。此情况与莱特档案类同。大英档案馆中找不得有关莱特的个人项目记录，虽三十年期限已过，但英军第五情报局有关档案至今仍未予公开。
显然的，情报员的资料未必准确，上述资料有相当错误。此外，有关陈平的简历在一些研究马来亚紧急法令的专书中以凤毛鳞角的片段出现。维廉斯(Michael
C. Williams)《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rxism)做如下评述：
陈平(1922-1980?)：陈平于1922年生于马来亚霹雳州的实兆远。在霹雳上中学。他于三十年代末参加马来共产党并于二十岁时成为霹雳州党的高层干部。二战时，他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重要成员并与英军共同抗日。1945年他曾代表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到伦敦参加胜利游行并接受英国授予OBE勤章。1948年他被委为马共机关报《民主报》的出版人，1947年期间，他在前党书记，那个被肯定为英国受薪特务的莱特失踪后，被选为马共政治局主席。暴露莱特的身份一般都认为是陈平的努力。
陈平接收过来的党和领导层几乎清一色为工人阶级成员，这在亚洲的共产党都十分雷同。他颁布了一个纲领性文件把党领导层团结起来。1948年3月在一次中央执委会上，陈平被正式肯定为党的总书记并同时颁布了发动群众反英帝的革命纲领。随着1948年6月英殖民政府颁布了“紧急法令”，马共被迫发动武装斗争，并在郊野及森林中战斗。总体来说，马共这战斗策略是出于需要但却缺乏充分准备。
1955年12月，陈平率领一个马共代表团与马来亚政府谈判结东紧急法令。谈判失败而游击战斗持绩到1960年。陈平舆约五百名游击队员退却到泰国南部。1982年有确切的消息说陈平于两年前去世。
此简历取材自G. Z. 哈拉罕(Gene. Z. Harahan)所著〈马来亚共产主义的斗争〉及安东尼•索特所著＜1948-1960马来亚共产党起义〉二书。传略中亦存在明显的错误，特别是讹传陈平于1980年间逝世，十分荒唐。
四、陈平这名字
陈平，英译为Chin
Peng。英军早年设立的马来亚情报局(Malayan Secret Service)则译为Chan
Ping。显然前者按客家发音译成，而后者则以广东话译之。据陈平透露，在抗日期间，因与136部队的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打交道多用广东话。戴维斯曾驻香港多年，谙广东话。当时陈平以陈金声(Tan Kim Seng)这带有海峡华人色彩的名字与他会面。戴维斯便常称呼他为“Chan”代表。实则当时陈平在党内以“王平”或“阿平”相称，并非陈平。日本投降前夕，戴维斯因公到吉隆坡，其时莱特及杨果等均在隆开会。日降时，戴维斯立即找到莱特，要他提供马共总部领导名単，莱特临时应付，便填上他自己的化名张红，另一为阿平，并加上刘尧的名字，之后戴维斯要求阿平的全名，才知道所谓阿平即是他经常联络的陈代表，于是阿平便冠以陈姓而为陈平。陈平在党内为便于行动和保密，常易其名。但在英殖民政府及其后的马来联邦和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政府，皆以陈平一名称之。可知陈平一名在党外远比党内知名。至于仍以广东音译的Chan
Ping后来又变了客家音译的Chin Peng则未能考据。
这可能是英殖民政府情报部误认为陈平为客家人，或是英政府通缉他时，译其名者为客家人。不过据不完整统计，马共成员半数以上为客籍人士，此或因马共成员中多矿工和胶工，而他们多数为客家人。马共内部，党军成员亦多以客家话交谈，因此以为陈平为客家人不足为奇。当陈平在中国时，叶剑英便曽以客家话询问陈平是否为客家人。
陈平曾用化名或不及莱特（已知莱特有超过廿六个化名），但亦不胜例举。陈平本身亦多已不记得。其中较着知者有陈金声、王平、阿平，倘有到中国后改用的洪涛及往苏联参加苏共廿二次代表大会时用的马奇德（Majid）。此名后来亦用与东欧兄弟党打交道。此名其实并非借马来名作掩护，纯粹出于与苏联人打交道的方便而取。当时一同出席会议的尚有党主席穆沙阿默（Musa Ahmad），他取了洋气十足的名字艾温（Edwin），于是陈平便取了马奇德（Majid）一名。此外，英文书信亦用Ah Lee—名。
五、家世
陈平，原名王文华，于1924年10月下旬出生于马来亚霹雳州南部一个靠海的小镇，叫实兆远（Sitiawan）。这是一个宁静的霹雳南部原产品的集散地，周遭有红土坎港口和许多马来小渔村。父亲在镇上开设了一间脚车及汽车零部件专卖店。实兆远是一个福清、莆田和兴化人的市集。陈平出生时，家庭环境甚佳，已是镇上一个中产阶级，父亲即从商，亦为当地侨领，担任福清会馆会长和当地小学董事长等职。父亲王声彪，生于福清县莆田海边一个小村落。小时即丧母，成了孤儿，由其祖父拉扯大。十三岁时便过番到新加坡投靠同宗族亲王姓堂叔。堂叔待之如同已出，在其所设脚车及零件商行“万丰隆”号让他充当学徒。他亦发奋图强，学习中英文，后并善书信及账务。十八岁时，由堂叔介绍与当地出生的兴化女，十六岁的关南洋结婚。女家原拉人力车起家，后发展为人力车行东主。其时，英人鼓励种植橡胶，堂叔后来到霹雳南部一带种植橡胶，亦在安顺开店。并将其父带往安顺协助大理店务兼管橡胶园，后发展到实兆远并在镇上开设脚车店分行。亦号“万丰隆”，所有货品皆由新加坡万丰隆以期账供应。不久，这位陈平呼为三叔公的便把店转让其父去经营。其父为人善交际，人缘极佳。其母善持家并善经营店务。从陈平追述中，可知其对母亲十分敬重，母亲既疼爱他，却不疏于教诲，管教亦严。
陈平共有兄弟姐妹十一人。大姐于1920年在安顺出世，不幸旋即夭折，母亲伤痛不已。1922年，大哥文荣生于实兆远。大哥读书不多，为人善良，一直与母亲共管店务，惟不善追债，让人拖账极多。于此，陈平出世后，算排行老二。陈平之下，有两个妹妹。大妹仍健在，二妹早年遇车祸不幸逝世。之后有三弟文富，中学肆业，善经营，后于北海从商，四弟文贵为实天英校教师后升为校长，现已退休。五弟文全（后改文泉），受过正式师资训源，于华都牙也（Batu Gajah）中学任教，现亦已退休。六弟文钦则在职业学校毕业，进入商行机械部门工作，后经商发迹，五一三事件后，生意收盘，移民新西兰。最小弟弟文忠，亦职业学校毕业，于公务局工作，但因脑溢血而英年早逝。五弟文全之后原有一妹，但其时家境十分困难，旋即送人。两年后图索回不果，后知亦已早逝，陈平言下不胜伤痛，最小妹妹出世时，亦为陈平离家从事革命之时，旋即其父中彩票三等奖（约三万多元），似乎是此妹妹带来之好运。
陈平夫人李坤华，为槟城海南人。于槟城益群学校读小学时便已参加左翼学生活动。益群校长却倾向国民党，痛恨学生左倾，借故将李坤华等开除出校。李坤华于是转入英校，1941年在校搞抗援活动时结识左翼文艺工作者杨励。同年槟城因迎接武汉合唱团发生二二镇压事件，杨励走避新加坡并主持一份刊物；他将刊物寄交李坤华，导致坤华被捕并上法庭。因辩护得力，法庭虽未定罪却仍须侨领担保，始得获释，校方亦藉此开除其学籍。之后，李坤华前往霹雳寻找其姐坤玉。其时已是日侵前夕，原想再回槟城，可槟城已遭轰炸，渡轮亦断，归家不得。同路者有霹雳锡矿主之子许惠民，转回怡保居其家中并找到了党的关系。在朱毛时李坤华便已认识陈平。不久，陈平调任霹南，从事民运工作，李坤华随即亦调来共事，此时她已是区委身份。与陈平共事期间，相知相爱。直到日本投降始举行婚礼，一切从简，因女家坚持始摆一席酒宴请女家亲属。婚后往吉隆坡，由杨果觅得侨领房迹为住所。1947年女儿丽丽出世，满月后，女儿交由槟城岳母照顾。丽丽高中毕业后勤习会计，后于吉隆坡某电子厂当会计师，现已退休。1948年儿武国出世。其时陈平夫妇离家上山，其母坚持留下孙儿，不让带走。武国便由祖母带大，后毕业于马来亚大学法律系，现于吉隆坡执业。
六、早年教育
陈平于六岁时入华侨小学就读，他比其他同学早一年上学。上小二时，学校扩建并改名中正小学，旋又增设中学部。当时实兆远帮派竞争剧烈，小小城镇在短短数年里共建了四间小学及附中。他的学习一股顺利，没太多记忆。历年成绩也都在前数名，属优等生，并获老师疼爱。但在三年级时，却因班主任换了脾气甚坏的校长夫人，特别讨厌男生并常施体罚。陈平亦未能幸免而遭打掌心等惩罚以致鞭痕累累。他不明受罚的原因而感觉颓丧，终于逃学。母亲往时家教甚严亦时施体罚，此次却一反常态细声细气并流泪劝解，说现只有大哥与他两兄弟有书读，不读书将来没出路，只能当胶工或去打粗工。母亲的眼泪攻势奏效。母亲为使他安心，便派人护送他到校长处说明孩子不上学的原因，校长深明大义，从此校长夫人不再施予体罚。他记得母亲第二次流泪是在他要离家上山时发生，母亲要他留下来，但此次的泪水没有留住他。
1936年陈平十二岁；此时实兆远各附中经已合并为南华中学。陈平顺理成章就读初中一，南华接着亦办高中并设有简易师范供初中毕业生就读。陈平于十五岁初中毕业后，便进入高中并兼读简易师范。此时，南华经济拮据，财务不济，接着便停办。陈平于是考虑到新加坡去继续学业，其时新加坡正兴建中正中学。新加坡亦有许多母家亲属，母亲势必同意此行。但此时，他已是抗援的积极分子并担任学抗（学生抗敌后援会）的推动工作，组织上劝阻他前往。于是他便转往报请由基督教术理公会所办的英华补习学校去读英文。读了半年，他便因英殖民政府对他注意而退学，真正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陈平英文造诣甚佳，这得力于实兆远当时施教者的远见。从小学开始便已有相当节数的英文课。陈平是党内少数掌握英文的领导。
当年的华文课本皆由中国输入，课程内容灌输强烈的爱国思想和儒家教育，课文以〈满江红〉、〈正气歌〉；陆游、辛弃疾的诗词、林觉民的〈与妻诀别书〉等充满着磅礴正气、精忠爱国，抗敌御侮的思想和教导，发扬犠牲小我成全大我，以国家社稷为己任的献身精神。历史课则侧重清朝时丧权辱国的教训。当时南逃的文人教师很多，南洋一带师资不缺。这些教师多为国民党的积极分子和逃过劫数的中共党员或国民党左翼。他们上课时传投给学生的便不仅仅是课本的知识，而是抗战的情势和社会理想。陈平自不免接受着这种难得的充满时代气息的薫陶，关心起时事和祖国抗日的动态。尤有进者，校方倘常以中国发生的大事在校内举行相应的活动。如西安事变，蒋介石获释后，学校亦庆祝一番。国民党抗日出师不利，天津战役中国民党少将童齢格副军长及师长赵登里等人不幸牺牲，学校停课举行追悼会师生于会上痛哭。这种种都极其深刻地影响着学生的成长，引导着他们思想的方向，使他们常义愤填膺，满腔热血，期待着献身理想，抗日报国的机会。早年他亦读过不少的演义，受到侠义精神的影响。这些早期的朦胧的爱打抱不平的侠义意识也深深地培育在心中。
当陈平自1937年起参加抗扰的活动后，接触了比较进步的马共积极分子，从他们那里，不但建立了较有理论的认识，更阅读了许多左翼书籍。1937年七七抗战发生后，许多左翼书籍流入马来亚，老师们鼓励同学们组织读书会。一位参加过北伐逃亡的刘姓老师便设计并协助他们组织了“时轮”读书会，并由陈平负责。
这老师更着意介绍了许多当时中国知名的进步作家如：鲁迅、郭沫若、成仿吾、冰心、巴金、丁玲、矛盾等人的作品。刘老师更着重引读了丁玲、鲁迅的某些篇章。陈平其实在初中三组织读书会之前，他已从抗援的同志那里借得许多左翼书籍和抗战书刊。杜龙山、伍天旺等人藏书不少并有来源，陈平常借得后往其父在红土坎的分店去阅读。那里没有母亲的干涉，店务亦不忙，给予他充分细细啃读的时间。他当时开始对哲学十分感兴趣，印象中较深刻的有翻译苏联米丁所写的《哲学大纲》和作者不详的《辩证唯物主义〉等砖块式马列经典。虽熟衷于学习却似懂非懂。在许多抗日的书刊中，他涉略了国民党人，包括蒋百里等人所写的关于抗战和战争研究的书籍，但发现越读越不清，觉得他们所论均不能解决某些问题，一直到他读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才豁然贯通，解答了他许多关于抗日战争的疑问，于是膺服于毛泽东的才能和智慧及其雄才大略。除此，他亦看了斯诺的《西行浸记》以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促进共产主义认识的书籍。《钢铁》一书据说初看时印象不深，直到1948或1949年，在森林中二次阅读时才深悟其内涵。
七、思想的转变
陈平上初中一时，新马抗日运动已经逐渐活跃起来。1937年七七事变新马抗日运动如火上加油，在全马以及整个东南亚熊熊地燃烧了起来。马共立即成立了马来亚抗敌后援会。上初中二的陈平此时也被发动参加了抗援的工作，他是学校学生会的总务，学抗总务和读书会的负责人。但他这时还仍然是三民主义的信仰者，读了不少当时国民党关于抗战的宣传资料和文章，从报章上了解祖国抗战的情况。西安事变在新马也引起很大的震动，当蒋介石获得释放后，消息传到实兆远，国民党人及其同情者燃放爆竹庆祝，他也受到感动，参加燃放爆竹庆祝。1938年上半年，一罗姓国民党人到来进行招兵活动，激昂的演说鼓动了不少中学生愿意参军，热血填膺的陈平此时也报名参加到中国广西南宁步兵学校去受训，为祖国效劳。但母亲强烈反对，再加上当时一位同学参军回国，上船时让家长给逮了回来。参军不成反落得这个丢脸的下场，间接地影响了陈平的决定。1939年间又受到了左倾老师和同学的影响，亦想偷溜回国，到延安去参加抗日。这事亦因1939年底打算到新加坡中正中学深造而暂搁。后来，新加坡就学之行亦为抗援领导人劝阻。一位热血青年在当时略呈混乱的形势中，多元的选择，多少造成他精神上的困扰，方向略为模糊，纯粹受着热情的鼓舞并为抗日作出贡献。但有一点似乎越趋清晰的便是由于加入了抗援的队伍，接触了马共一些领导干部并接受了他们的薫陶，阅读了马共有关抗日抗英的宣传资料和文件，阅读了一些马列的经典著作，亲身参与抗援以及马共的组织生活。杜龙山等人清楚地指示着他身在马来亚，应为马来亚这块土地和人民贡献出一份力量。政治意识此时逐渐明朗起来。一方面对共产主义的认识逐步加深，感召于这个人人平等、自由、没有剥削和压迫、以机械化、电气化完成和丰富物质文明发展的伟大政治和社会理想，形成为他的主要信仰，并愿为这个理想和信仰付出和牺牲个人舒适的生活。来自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青年，这个转变是剧烈的、深刻的。他义无反顾，全心栽入了这水深火热的革命运动之中。另一方面，马来亚这个土地意识也逐渐代替了“祖国”的观念。虽然，当时像他这样的青年，在“祖国”政治认同上还是很模糊，极为困扰。但由于运动的深化，在抗日的同时，因为遭受到英帝的镇压也逐渐地认识到英殖民统治的本质而形成较为明确的抗英意识，斗争的目标和方向也逐次明朗过来。当时抗援较常与他接触的是杜龙山，他是后期马共中委应敏清的前夫，党名赖莱福。1939底，有两个党员要调往他处，其任务内定由陈平接任。于是党决定发展陈平为党员，并由工抗负责人陈路处理此事。陈路于是约见陈平，然而陈平却爽约。第二天南华的老师陈景云以及在马来村庄做小生意的杜龙山都询问他何以未赴约。其时,他并不知道党要发展他并认为陈路负责工抗（工人抗敌后援会）事务，与学抗、店抗（店员抗敌后援会）并非一个系统，所以不去。奇怪的是为何当时不由杜龙山他们来发展，或许出于对他们身份的保护所致。1940年底，杜龙山才正式告诉他算的决定并说明陈平上回错失了一个机会，于是他这时才真正入党成为候补党员并立即调任区抗(区域抗敌后援会)的工作。转读英校便是掩护身份之举。
到南宁或延安未能成行，到星洲亦未能实现。1940年初便接受组织的安排，报名就读于由基督教卫理公会所办的英华补习学校。这是一间专收容超齢和学习成绩不佳的学生的英校。陈平在校成绩一向甚佳，每每是班上前数名的高材生，又是适齢生，就读此校，真是委曲了他，因而精神上有抗拒感。但这是组织的命令，好处是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十分松懈，他因此常常为了抗援的活动而旷课，老师们都不加理会，这包括现马华总会长林良实的叔叔，虽知道他的活动亦不加管束。当时校内亦有国民党组织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与学抗是一个“死对头”的组织，时有冲突。当地暗探对抗援活动监视紧密。他们从三青团成员方面了解学抗的活动情况，知道陈平是学抗的领导人，自然对他特别注意。最终当地政府打算对他采取行动。当时，他向霹雳地委老叶报告了其处境。老叶当机立断，给了他十块钱，授命他到瓜拉江沙(Kuala Kangsar)与在当地主持亲戚开办的巴士公司业务的蔡有安联系，蔡的巴士站办事处很小，夜间把桌面收拾后便是两人的睡床。
八、走上革命和抗日的道路
就这样，陈平开始走上了革命和抗日的道路。毫不犹疑，没有二话，他接受了组织的安排。从1940年7月离家的那一刻起，他或许不知道自己已经肩负起历史的任命，而这任命将越来越沉重并需要他誓死如归地去完成。
在瓜拉江沙等了一个多月，他被安排到怡保接受新的任务，开始担任霹雳州各界抗援常委兼党团成员，领导怡保和丰地区四家华校中学的学校组织，为日渐深化的抗日运动加强组织和积极开展各项活动。年底，他才成为正式党员。
接着，，全马各地抗援组织受压解散，陈平转任党怡保区委委员，领导怡保三家华文中学及店员、洋工、砖窑和理发业的党组织。正式搞起党务，执行党的政策，组织群众工作。
1941年6月又兼任霹州地委宣传部委员，负责《人道报》出版的刻钢板工作。之后，卸去区委的工作，专任地委宣传部委员。紧接着，党召开第七次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陈平当选为地执委。
在短短不及一年的时间，才十八岁的陈平颇受考验。党组织以及宣传工作都有良好的表现而获得上层领导的赏识，他的组织才能受到器重，从普通党员和普通干部直线上升提拔为地委一级干部，并从负责党外围工作转任党组织的重要任命。
1942年正月，霹歴州已全境沦陷，日本大军除留守部队外，继续挥师南下。霹雳州地委此时与由莱特主持的党中央断了联系，决定检拾英军遗留战场的武器，自行在各区成立游击队，分别命名为霹雳人民抗日军第一、二、三、四中队。陈平受命为驻扎霹雳南区的第四中队党代表，兼负责与活跃于丹绒马林的英军敌后破坏小组联络。
同年5月，陈平调离部队，担任地常委（或称地委）。5月底地委在朱毛召开会议，任命陈平转赴霹雳北区工作。数月后，任地委秘书处委员，再调回南区搞组织工作。
1943年3月霹雳地委书记白衣及另一秘书处成员被捕，中央委派小平（林旺生）接任地委书记。刚上任便拟赴星洲向中央（莱特）汇报工作，途经雪州被捕。霹雳州数位领导在短短二个月间连接被捕，形成领导真空状态。
1943年5月24日，联军136部队乘潜艇从印度过来在邦咯岛附近天定区海岸登陆）辗转与抗日军取得联系。由于地委及其代理均先后被捕，陈平便代管其职。他直接将联军登陆及联系情况汇报中央。时中央众多领导不是因1942年九一事件牺牲现场，（注6）便陆续因故被捕。除远在彭亨东部唯一幸存的中委阿仲之外，中央仅存莱特一人。莱特吩咐陈平前往雪兰莪问津附近面谈，并委陈平为抗日军及抗日同盟总部代表与联军136部队接触。陈平选择了陈金声这个具有海峡华人色彩的名字与善粤语的136部队联络官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会面商谈，为136部队提供掩护及后勤服务，以便136部队顺利展开先遣部队的情报工作。两个月后，莱特正式书面委任陈平为霹雳州地委书记，领导霹雳州党、军抗日斗争以及主理与联军合作的具体事务。
刚满十九岁的陈平，骤然跃身于马共高层领导。此时中央已名存实亡，陈平事实上已是马共要员而不自知。从联军接触始至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投降止，陈平始终在霹雳州南北奔驰，勤于党军的组织工作和指挥抗日战斗以及保持与联军在马人员的联络和提供对他们的保护和协助。做为刚升迁的马共要员，备受莱特的重视。他曾参与同联军的谈判。此谈判达成的协议，对日降后马共的策略产生重大的影响。
1943年11月2日，联军136部队头目林谋盛等亦乘潜艇前来，由陈平派人接应顺利登陆。1943年12月30日，莱特化名张红与陈平一道同联军代表林谋盛、戴维斯(John Davis)、布伦米(R. N .Broome)、查普曼(Spencer Chapman)等于美罗山区布兰丹(Blantan)抗日军营地举行会谈。并签署了此后称为“美罗协定”的合作协定。（注7）谈判由莱特一手操纵，年轻和刚上任为霹雳州地委书记的陈平仅仅做为随同出席此项谈判，虽则他代表人民抗日军和抗日同盟而莱特代表党，陈平未能对谈判的决策和协议内容起关键的作用和实质性的影响。协议的最大纰漏在于同意“马共与联军的合作，必须持续到联军能完全维护马来亚的和平和秩序为止”。如遵照协议执行则莱特已经偷偷地改变了马共抗日九大纲领的第一条，即要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纲领。从现在看来，日降时，莱特提出“八大主张”等符合和体现了“美罗协议”的承诺，放弃了在马来亚建立政权的主张，违背了马共建立以来，一直坚持的建国意旨。党内外有人因此诟病参与谈判的陈平，未能为党捍卫斗争纲领和建国宗旨。也有人认为陈平当时毕竟过于稚嫩，政治水平不髙。莱特其时威信很髙，有“马来亚列宁”之称，他亦自称“阿列”，年齢大于陈平十多岁，即是最高领导，又是第三国际代表，“德高望重”。陈平初出茅庐，崭露头角，认识与警觉性不高，又臣服于莱特的威望，因而无从识别个中乾坤和阴谋，更没有胆量去冲撞党秘书长。
九、少年得志，住居党魁
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分别摄下原子弹，造成市毁人亡的悲惨局面，使日本骤然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空降到马来亚的四百多名联军136部队人员未曾发挥预期的作用。马共与抗日军亦猝未及防而不曾做任何准备。虽则党纲和斗争纲领一再地重申要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注8）但似乎除了宗旨外，并没有研讨具体落实这个宗旨的方案和依此做出任何准备。莱特依据“美罗协议”精神，提出了“八大主张”，以及后来同意解散人民抗日军，（注9）完全瓦解了马共艰辛建立起来的武装力量和全党上下建国的精神意志。在槟城、吉打和玻璃市活动的第八独立队因通讯未能及时传达而遵循九大纲领，升起“吉打人民解放军”的旗号，最终被令解散。（注10）明显的，仅剩莱特一人的党中央任由他主宰党的去向。
日本宣布投降时，莱特其时正在吉隆坡附近，通知陈平、杨果等前去开会。然而于1945年8月18日陈平抵隆时，莱特已南下星洲。由雪州地委书记杨果代为转达，任命陈平与刘尧为中央军委，代表马共与抗日军同联军打交道。同年九月初，莱特宣布成立临时中央，委任杨果（雪州地委书记）、陈勇（柔州地委书记）（注11）、陈平（雰雳州地委书记）阿仲（彭亨州地委书记）等共十多人为中央委员。此时，陈平年方二十一岁，正式晋身为马共中央委员，备受器重。
1945年10月，在日治时期被捕的前马共宣传部委员黄耶鲁（注12）获释后，写了一篇揭露莱特的文章，发表在槟城的现代日报上。题目是〈马共中央总书记如何杀害国共两党及盟军干部〉，副题是〈给一切爱护马共愿意主持公道的人们〉。此事在党中造成极大的困扰。首先，黄耶鲁被捕后，不仅没有被杀害，日本人尚起用他为法庭审讯翻译员，为日军政服务。莱特亦曾以中央名誉正式宣布黄耶鲁为叛徒。因此，对黄耶鲁的揭发不敢置信。其次，莱特长期以来积极发展出极致的个人崇拜，党中央各中委年齢都比他小十余岁，又都没有国际联系，完全臣服于莱特第三国际代表的身份。莱特又技巧地指责英帝制造内部分裂，企图陷害于他以便瓦解马共的组织和力量。因此，党中央开会的结果，反而发起了“拥莱运动”，令全党上下写慰问信向莱特表态，并以献金宣示支援和效忠。尽管当时中委中陈勇、杨果及陈平本人都对莱特略有怀疑，但却无证据支持自己的怀疑而一致通过并执行“拥莱运动”。
1946年底，越南共产党派了一个三人代表团前来吉隆坡《战友报》（注13）报社与马共联系。要求马共为他们的抗政法革命以武器和兵员的支持。陈平安排他们前往新加坡越南人居住区会见莱特。代表团抵新后，住上一段时间见不到莱特，却了解到莱特的私生活十分奢侈和腐败。此事引起陈平等人极度的疑虑。此时，杨果亦因前些时经雪州危机事件（注14）遭受莱特的批判而退居槟城。不断对马共近期的策略和行动，包括对总书记的言行等做反思和检讨，加深了对莱特的怀疑，这正与陈平不谋而合，两人不约而同提出对莱特的看法，于是共商暗中调查大计。
正值此时。陈平等从报章上看到了于1949年1月4及5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分析国际形势的一篇重要文章。（注15）这篇文章的观点与莱特于1946年底在党中央会议上所做《当前国际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大相径庭。这引起了各中委对莱特观点的质疑：从而陈平及杨果更进一步怀疑莱特的第三国际代表的身份。
接着在党中委会上，部分中委提询关于国际形势分析的差异问题并对莱特的家长制的领导作风提出意见，要求体现党内民主协商精神。鉴于形势的突然转变，莱特表示接受建议将自我批评和检讨，至于国际形势分析，他自辩并无差异而只是看问题的角度略有不同。借口要会见国际要人而建议下回会议讨论中委们的质疑和意见。
党中央于1947年3月间再次举行政治局会议，等候莱特不至。后从其妻处莱特留字中猜测其或遭英殖民政府逮捕，陈平等立即从多方面，包括从星洲四排坡监狱查证，结果并无其事，始发觉他可能金蝉脱壳，潜逃无踪。党中央立即成立以陈平为首的三人追查小组，寻找莱特的下落。陈平径往新加坡加冷区（俗称火城）越南人群居处调查，莱特的私生活以及有多名妻妾的情况全面暴露，并证实党各州上缴党费、捐款和金块等约三十五万新币悉数卷走无余。（注16）党中央于同年五月间随即举行第九次中央扩大会议，正式推举陈平为总书记，杨果为副总书记。才廿三岁的陈平，自此当上了马共的魁首。是年七月，陈平首次出国，前往曼谷会见泰共负责人李启新，（注17）并续程前往香港拜会中共中央南方局驻香港新华社的负责人连贯。除告知莱特叛逃之事外，并建立马共与兄弟党之间的新联系。此为陈平首次以马共总书记身份与中共建立联系之始。莱特亦在中共派员与泰共连手，于曼谷华商报社拟逮捕他（注18）因他挣扎喊叫，特务失手把他掐死。时约1947年9月下旬。陈平于1948年4月始发岀《莱特事件文告〉向党内外公布莱特叛逃之事。（注19）
十、逼上梁山，武装起义
战后初期，物质匮乏，生活困苦，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党员与抗日军更遭逢生活的压力，党即不能照顾众多党员和任何军人的生活，各人逼得各自谋生。党的组织和纪律涣散，于1946年末起，相当一批党员和退伍军人因生活问题而对党的斗争前途失却信心而纷纷离党。
日降后，做为盟军，英军政府赋予马共公开合法的地位并允许其在主要城市建立党代表处。但英军政的宽容仅仅维持了几个月便开始它的正常运作。对马共领导的工农和社会运动采取逐步升级的严酷镇压行动。勒辄逮捕马共党人并驱逐出境。马共析望通过宪制斗争达致自治并进一步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的理想不但无从实现，且由于抗日军解散，武器上缴，马共失却武装力量做为后盾。许多党员干部原就对解散兵员和缴械有很大的意见，党的威信受挫，党员脱党情况一再发生。党内无论上层还是下层干部都对马共战后以来所执行的政治斗争路线深感失望而质疑党中央的领导。
陈平与杨果分别担任总书记与副总书记之后，在追查莱特叛逃、揭露其特务身份的同时，展开了一系列思想和政策的检讨。对所有莱特于战后提出的包括“八大主张”在内的一连串路线，主张和斗争纲领进行全面的批判，并对党政各方面进行整顿。1947年5月通过了新党章，并发表了〈马来亚共产党中央组织部关于党和群众工作的意见〉等重要文章，以加强组织、提高纪律，并积极发动和参与泛马政治行动委员会，（注20）与马来人联合阵线反对英殖民政府提出的“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宪制白皮书的斗争并颁布了<马来亚新宪法草案〉积极争取走向自治。
1948年3月，陈平召开了马共四中全会，正式通过和发表了〈目前形势与党的政治路线〉指导性文件，全面检讨了八扩所发表的政治斗争纲领。这个文件把战后党的政治路线定性为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严正提出清算右倾投降主义、肃清右倾思想，并确定和贯彻无产阶级立场和观点.，建立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放手发动群众，领导群众展开对英帝的不妥协的斗争。
实际上，此时马共党中央对英殖民政府的步步逼进已感到进退两难。社团修正法令的颁布将严重限制马共和所有马共控制的工农组织的活动并有随时被封禁和解散的危机。在新的政治纲领和斗争策略指导下，陈平为首的党中央已经考虑万一英帝采取封党的断然行动时，应将如何应付。陈平在分析时局的发展时得出结论，认为英帝最迟在是年九月将采取行动对付马共，因此已着手准备应变措施。届时将通令髙层干部和党员挖出日降时埋藏的武器，再度上山打游击。
是年4月马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民声报)颁布了以郑杰为名的〈认撤形势，掌握方向〉的政策声明。（注21）暗示了斗争形势的剧烈普变。同时以马共职工部的名誉发表了〈坚决引导工人前进〉，指引工人阶级斗争的方针性指导文件。接着，于5月又颁布了〈关于整党的决定〉并雷厉执行清党任务。开除了所有在日治时期及其后曾经被逮捕的各级干部和党员。特别是高层领导干部。对具散漫和自由思想的小资产阶级干部和党员则采取整肃纪律、端正思想，留党察看的措施。陈平亲自主持了清党的整体工作并前往新加坡开除了当时新加坡市委罗须磨和公开党代表张明今等人。明显的，整党的目的为杜绝敌人的可能的渗透，为再度上山打游击做好组织的准备。
从1948年5月开始，各地方政治斗争升级。特别在柔佛州、森美兰州和霹雳州发生多起袭击英籍胶园及矿场经理的事件。于6月18日，英殖民政府在马共未及防范下，断然采取严酷的镇压，封禁所有左翼社团和工会等组织，并于20日清晨实行全马大逮捕，几乎所有公开的马共党政人物、左翼人士、工农运动者以及左翼马来人等数千人于一夜间尽遭逮捕入狱，是为六二零事件。同日在全马施行了紧急法令。
陈平此时因事前往金宝矿场，逃过劫运，幸免被捕。于慌乱中，陈平被逼上梁山，检出埋藏的枪枝，再次上由打游击。从事态看来，马共仍疏于警惕性而事前准备不足。因遭遇大逮捕而损兵折将。原计划的武装起义组织工作欠妥。虽然事出仓促，武装斗争还是正式掀开序幕。
英殖民政府把紧急法令的施行归咎于马共的武装斗争，把战争的责任推落在马共的肩上。英帝并狡猾地把此实质上的战争宣布为紧急状态，以此保住其物业保险的经济利益。（注22）
二战结束时，英殖民政府论功行赏，陈平做为联军与抗日军的首席联络官，获颁英女皇OBE动章。陈平未曾如谣言所传者，前往伦敦参加胜利游行，因而一直未曾真正授与。紧急法令颁布后，陈平从盟友的身份转变为头号敌人。英帝不仅登报收回这项勋赐，且于1949年悬尝六万马币取其人头，这数目后来逐步遽增至廿五万元，恰等于当时之福利彩票头奖。
匆促上山时，陈平带领的各地游击队人员总数不超过二千人。英军初期以残暴恶行以及把所有胶园、矿场和农村工人和农民都一律当成为马共嫌疑分子，使马共因而获得了众多的同情和支持。通过民运积极宣传和发动，许多年轻胶工、矿工、店员、学生和农民纷纷上山参与游击队。经过数月的调整，陈平在党军的组织上发挥了他的领导能力。1949年1月25日，陈平颁布〈人民民主共和国纲领〉。1949年2月1日，马来亚解放军正式成立，并沿用抗日时期的编制，各地以“独立队”的名称运作。解放军成立后，与政府军的接触频繁并屡建奇功，士气大增，更获民众支持。于1951年的鼎盛时期，解放军总人数多达八千多人。英军人数则多达二十万人，另加精良武器、战车、飞机和大炮无数，虽然力量和武装对比完全不成比例，但神出鬼没的游击队仍然使英军疲于奔命。
1949年6月，马共中央决策仿效中国红军建立根据地，下令各地游击队整装集体出发作“小长征”。马来亚中南区的游击队伍向彭亨南部Tasek Bera湖区方向进军，而北部的队伍则迈向吉兰丹中南部的蒲莱村(俗称牙律顶)。（注23）“小长征”的决策或许是造成武装斗争倒退的最重要的主观因素。当时，党内有人反对建立根据地而认为应保持游移分散和打小规模的游击战，主张化整为零的战略战术。然而大队行军，一来容易暴露行藏，二来耗粮甚巨。结果沿途屡遭英军重军袭击，险象环生，在大山森林中，粮食和物资供应脱节，粮弹尽耗。经辗转数月，不得不再化整为零，分散回归原属地段。“小长征”以失败告终。造成无可弥补的两大损失。其一是鱼脱离了水。解放军从“芭边”(靠近胶园与矿场的森林边缘)撤离，脱离了由民运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粮食与物资供应和情报来源的群众联系。其二是在深山野林里受饥挨打，损兵折将，严重挫伤了兵员的士气和战斗意志。此时，英军开始实施“毕利斯计划”(Briggs吗Plan)。（注24）把“芭边”的胶工、农民和矿工强迫迁移到形如集中营受严厉管制的新村，断绝马共与群众的联系，切断马共的粮食物资供应线和情报网。解放军再回到“芭边”时，原由民运建立的群众联系已遭瓦解。小长征的战略错误十分明显，造成的错误亦无法弥补。
自1951年英帝派邓普勒将军(General Gerald Templer)出任行动总长兼行政首长，（注25）统筹所有剿共行动部门以来，采取了极为严酷的抄剿战斗和几乎是坚壁清野的隔绝行动。对嫌疑较重的新村断然采取廿四小畤戒严，甚至将村落付诸一炬。对涉嫌接济马共的村民采取残暴的欧打、逮捕和禁锢以及威逼利诱双管齐下的手段。此外又在新村设立所谓新村议会，实行所谓民主的政策。邓普勒的政策对马共武装斗争具有实质性镇压作用，其绥靖政策在马来亚推动议会民主也产生相当的效果。
由于上述主观的失误以及客观的不利因素，诸如朝鲜战争使胶价猛涨，为英殖民政府带来丰厚的经济来源以支付庞大的军费；英军经两年多的热带森林战，逐步积累了经验，改进了战略战术等，马共于1952年以后开始严重受挫，被逼采取守势。虽然如此，抗英革命信念紧紧维系着党军干部和兵员，使解放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然保持着战斗和髙昂的士气。1952年之前，解放军的出击率高且常重创英军，使英殖民政府一时认为马共的革命武装斗争可能成功。
在漫长的战斗中陈平本人亦带领部队辗战于雪兰莪、霹雳与彭亨西部一带。转移中数次遭遇出生入死之险。最危险的一次在1953年中，陈平决定北迁至泰南边区，连同以马来同志为主的第十支队领导，队伍取道霹雳及吉兰丹交界的山路向北转移。抵达和丰附近山区，遭到英军机猛烈轰炸，万幸炸弹掉落咫尺对山山坡上，未曾命中。另一次则在沼泽地农家召开会议，遭到英军突击，而陈平闪躲于灌木丛中而逃过劫运。
1953年底，陈平已经在泰南建立了根据地，从那儿指挥马境的战斗。此时，留在马境尚有柔佛州中北部以何浪为首的三百人的部队，霹雳南部由陈洪领导约二百人之部队，以及零零散散分布在全马各州各州的游击队以及活跃于吉打、玻璃市的第八支队等，总人数约在六百人左右。
十一、主动促进和平——华玲谈判
1953年7月，中美韩朝逢致停战协议，朝鲜战争结束。1954年印支问题达至“日内瓦协议”和平解决争端。中国于朝鲜战争后展开全球外交，与亚非拉美许多新兴国家建立和平友好关系，为促进世界和平作出了非凡的贡献。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廿九个亚非国家的代表齐聚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了举世瞩目的对当时时局和历史具有深远影响的亚非会议。（注26）—时间，和平之声四起。马来亚也积极部署民选立法议会，为独立铺路。以巫统、马华公会和国大党组成的三大民族联合政党“联盟”以强大的阵容参与即将于七月举行的大选。不论是来自国际的影响，特别是中国的影响或是来自国内的形势转变，马共都面对一个全新的严峻局面。明显的，武装斗争面临失败的厄运。马共赴汤蹈火，南征北战与英殖民政府作战的目的无非是要建立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民主的马来亚共和国，而英殖民政府扬言给与马来亚独立的承诺一旦落实在“联盟”身上，马共的一切努力将付诸东流。国内各政党，左翼工团和民间组织也都殷切希望见到和平在马来亚实现，结束“紧急法令”给人民带来的无穷灾难和痛苦，并摆脱殖民政权的统治。印支半岛通过谈判达致和解分享政权的做法，特别是柬埔寨让共产党取得合法地位的解决方案值得借鉴。因此，不论是站在马共对政治利益的考虑还是站在马来亚人民企望和平的立场，陈平都必须着实考虑整体局势的发展而向民选政府伸出橄榄枝，通过和谈达到某种程度的和平。显然的，社会主义中国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更希望通过和平外交解除非社会主义国家的疑虑，同时借此粉碎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围剿。对于有渊源关系的马来亚共产党在和谈的问题上自然采取较积极和鼓励的态度，希望看到马来亚和平解决即将变成内战的武装斗争局势。1955年1月，东姑阿都拉曼代表“联盟”建议大赦马共成员以尽快结束紧急状态。此举明显地看出东姑阿都拉曼急切希望解决战争以换取独立。
陈平衡量当时以东姑阿都拉曼为首的“联盟”和以拿督翁领导的独立党两党之间的政纲和实力，（注27）他们个人的背景以及与英殖民政府的关系，认为东姑阿都拉曼提出的“两年自治，两年独立”的政治议程较具进步意义。（注28）同时，他也觉察到英殖民政府偏袒拿督翁，因此决心与“联盟”和谈取得共识，积极地支持东姑阿都拉曼向英殖民政府争取独立。
1955年，大选前一个多月，陈平以解放军司令部代表“吴兴”的名义向“联盟”发出谈判声明。英殖民政府拒绝了这个要求。7月间，“联盟”以压倒性胜利上台。为履行其结束紧急状态的诺言，响应了马共和平谈判的诚意，积极安排和谈的进行，并定华玲为谈判地点。
自参与革命以来，华玲会谈是陈平真正曝光的一次，过去知道谁是马共总书记的人甚少，即使在党内和军中，除了中委和他身边的士卫之外，其他干部和兵员，甚至许多不接触的州委级干部大多不知道陈平就是党总书记。（注29）这也是由于马共做为一个秘密组织，须保护领导核心以免落入敌手。
华玲会谈，终于使新马人民和马共党军干部知道了谁是马共的总书记并从报章看到了他的真人容貌。时陈平三十一岁，身体健壮，有玉树临风之姿，,有儒者之风范。马共的行动素来神出鬼没，他的现身揭开了‘神秘的面纱’让新马关心时局，不论同情还是痛恨马共的人们都通过报章能一睹他的风采。陈平之名从此不径而走，家喻户晓了。会谈中，他言简意赅常常以提问的方式响应东姑阿都拉曼和马绍尔。对马绍尔的律师作风挑衅式谈话，能冷静地对待并不失礼貌地反击，突显了稳实的谈判风度。惟独谈判一开始，东姑阿都拉曼与马绍尔咄咄逼人的长篇声明和问题，陈平一再沉默，似乎令人感到他处于下风。一直到第二场谈判的下半段，陈平才以提问的方式开始逐步表态，但他不做长篇大论的陈词而仅仅围绕着几个关键问题，一再重申马共的立场和态度。他坚持马共绝不接受大赦的条件，不投降，不接受即使是短期的拘留和审问。对解散马共并不坚持但强调人身、言论和参与政治甚至组党的自由必须得到保证。如果东姑阿都拉曼和马绍尔能够从英国手中接过政权并享有完全的独立和内政权力，则马共可以立即放下武器。陈平在谈判中亦说明出山的条件已经放到最低。事实上，谈判一开始便被引入大赦的课题中，东姑阿都拉曼与马绍尔亦一再在这点上纠缠。明显的，谈判不会达致任何结果。东姑阿都拉曼后来怪罪马绍尔的言词过于挑衅和具损害性和藐视性，因而造成谈判失败。而真正原因则是双方都在原则问题上不能让步所致。特别是东姑阿都拉曼在这方面似乎胸有成竹，即使是最起码的让步都做不到，虽然在态度上言词上谨慎得体但明显地有一种居高临下和胜利者的姿态。从现在看来，他并不企望谈判会取得成功而充分利用了谈判做为他与英国政府谈划的筹码。陈平伸出的橄榄枝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反而造成一种被动的局面。
参与此次谈判还有联盟伙伴之一的马华公会会长陈祯禄。他与陈平的会面正代表着马来亚华人两股政治思潮面对面交锋。陈祯禄在东姑阿都拉曼于1955年正月宣布对马共大赦时，他便公开在报章热烈反应并声称他愿意亲自进入到森林中去和马共会谈。然而，在谈判桌上，陈祯禄发言极少，仅仅在东姑阿都拉曼邀请下，做为代表华人的政治领袖发言。表面上似乎在劝说陈平放弃战争，而事实上言辞中不难看出他在向英政府及东姑阿都拉曼表明其反共立场。惟一可取的一句话，是陈祯禄根据马共的宣言（即于1955年12月22日为和谈发表的《马来亚共产党宣言——为实现马来亚的独立，民主和平而斗争》，说：“马共与人民之间并没有纷争，继续紧急状态是浪费的。”陈平完全没有响应陈祯禄的谈话。可以理解陈平认定谈判的主要对象是东姑阿都拉曼。从陈祯禄的谈话中明显看得到他在这谈判中起不了任何作用。其次是响应陈祯禄带有反共色彩以及间接向联盟和英政府表态的谈话将会使谈判偏离谈判的主题（争取党人自由，党受承认），更不幸的是必然陷入意识形态的论争，而导至谈判的破裂。
从整体的事件看，陈平的和平意愿是真诚的，而且把条件放到最低的程度。这似乎受到某些方面的影响而不完全出自马共或陈平自身的决定，是一种形势和国际间势态造成。虽然历史没有假如，但华玲谈判如可能时光倒流，马共或许态度会强硬得多，因而谈判的形势可能有变。
华玲谈判的失败严重地打击了马共的士气和民众祈求和平的愿望。1956年中旬陈平再度发信给马华公会会长陈祯禄（信由陈田签署）建议重开谈判之门，但遭东姑阿都拉曼一口拒绝。但陈平仍然继续发信重申谈判之目的，东姑阿都拉曼于是首肯重新谈判并申言会提出更能使马共接受的一些条件以利谈判和解除紧急状态。1956年9月间陈平向中共发出正式文件要求通过国际仲裁达致马来亚的和平。与此同时，国内政党和工团等民间团体如劳工党、马来亚全国职工总会等亦发表声明，呼顾东姑阿都拉曼与陈平会面继续和谈。于1957年10月陈平再次建议和谈并取得东姑阿都拉曼同意，选在泰马边境的歌乐镇举行。然而，这次和谈的安排并未实现。马共祈望通过这种谈判达致和平之良好意愿终于落空。
十二、揠旗息鼓，等待时机
马来亚独立了，虽则在马共的认识中这独立仍然是一个疑问。显然的，国防和内政仍然掌握在英国人手中。然而，执政的是民选的政府，联盟取得大多数选票当选，形势是明朗的。瞬间，马共为马来亚独立而战，建立马来亚民主国家的理想已经相对地实现，斗争的目标顿失。这对马共党军的斗争意旨和方向造成重大的困扰。在军事上，节节败退终于得退守他国，马境内的残存力量也在逐步瓦解之中。更严重的打击来自1958年8、9月间，霹雳南部由陈洪领导的一百二十名解放军与柔北由何浪领导的一百六十名解放军先后向政府军缴械投降，马共元气大伤。陈平与党中央在研究具体情势后，提出了“揠旗息鼓”等待时机的退伍政策。首先是老弱病残者以及自愿解甲归田者都得到安排，在泰南乡村隐居过平民的生活。
陈平此时的心境应十分低沉和悲痛。从1951年的八千兵员的髙峰，十年后的今天落得不足千人的队伍，残喘于边境。泰南是鱼米之乡，村民亦十分同情及拥护和支援，有所谓“掉落米缸”之说，银、粮再不缺乏。与前数年在饥饿中战斗的情景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另外，由于泰南四省分离主义分子与马来亚政府的某种关系，（注30）泰国军政对马共在此避难采取宽容的态度。然而，师出需有名，马共只得暂时等待时机的到来。
1960年国际形势略有转变，陈平决定前往中国学习并会见中共领导人。他于I960年12月30日从泰南合艾以南面的康月基地由发，徒步到昔罗，然后乘摩多车北上高廊头，休息一夜。次日再乘车往西到普吉岛附近续程北上到泰缅边境的拉朗，漏夜兼程赶往春篷，再经巴蜀抵曼谷。在曼谷由泰共接应住了个把月，才北上经柯叻到泰寮边境的乌蓬。在此，陈平一路颠簸，疲累过度而病倒，住院后发现为急性肠炎加胃出血。经八天治疗痊愈后，再续程东行到那空柏农，夜渡湄公河到寮境边镇他曲的河岸边，由寮共游击队接应露宿于灌木丛中。次日清晨，遭遇政府军袭击，经一整天逃生，越过他曲以东十三号公路才进入到寮共控制区而得于稍事整装休息。次日，始乘苏制直升机抵逢南北越交界的广治府，续乘苏制伊留申小飞机抵河内。在河内，会见胡志明及其他领导人，备受招待。于半个月后，始乘中国专机飞北京，此行沿途冒多次被逮捕或被杀的危险，然终于如愿抵达北京，受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接待并安顿于中联部所管辖的宾馆。长驻北京的中委阿陈（注31）、阿苏（注32）等人及马共驻北京代表团成员热烈迎接他的到来。
抵北京后，陈平召开了中委会并扩充和调整了马共国外政治局。除继绩担任马共总书记一职外，并取代张凌云兼任国外局书记。国外局除兼负与各国兄弟党联络之事务之外，主要的任务是为重新建立和加强新马两地的地下活动和加强各统一战线的工作。
此时，中印半岛局面情势大张，越南战争中，越共节节胜利；柬寮两国亲王皆左倾，成立了红色政权；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亦受到苏卡诺的支持而声势浩大，正所谓形势一片大好。陈平会见了各中共中央领导人，特别在长沙会见了毛泽东，得到激励和鼓舞。陈平并争取到中共给予优厚的财力支持和其他方面的协助。过去中联部对马共的支持不力，中共中央另调他人掌管与马共联系和提供支持的具体事务。
国际共运方面，中苏自1950年以来的分歧在此时暴发为公开的论争。（注33）中苏两国为争联国际兄弟党的支持各出奇谋。毛泽东思想的提出正符合建立中共在国际的影响。
国际共运和中印半岛以及东南亚局势的转变，促使马共重新审度马来亚的斗争。提出重振旗鼓的“积极坚持，逐步发展”的新方针，重新在泰南招收新兵上队。举办马克思主义学校，培训党军成员和地下活动分子。在中国，陈平重新登记被驱逐到中国的马共党军人员，选拔了数百人分批送到南京等中共军事学院进行政治和军事之培训。另方面则成立了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做为马共国际统战的政治组织，开展国际联系并积极参与国际共运的事务。陈平以马奇德的化名亲自出席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等会议。陈平在中苏论争中采取积极支持中共的立场，反苏批修。（注34）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驻北京各国共产党代表团亦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大批斗，马共驻北京办事处亦不能幸免而牵涉其中。马共与日共驻京人员发生冲突，陈平亦遭受冲击。1969年，陈平获得中共的支持，于湖南长沙附近岳家桥四方山建立了强有力的电台“马来亚革命之声”，并于1969年11月15日正式广播。陈平亲自主持电台的运作和审阅广播稿件。此时刚从边区前来的中委北马局委员阿焰亦参与主持电台的工作。（注35）电台以泰、马、华、英、四种语言广播一至四个小时不等。电台参与的中、马人员共多达八十多名。1962年逃离新加坡的社阵议员，前李光耀的政务次长陈新条和其他新加坡共产党人亦参与工作。
1974年5月31日，周恩来与马来西亚首相敦阿都拉萨签署了中马建交联合公报。中马建交使马共处于十分困难的地位。马共在历史上与中共有密切的关系，至此仍受中共精神和物质的支持。马共成员又以华人为主，这势必成为中马政府关系发展的障碍。马方建交时提出的条件之一便要求中共断绝与马共的联系。1975年4月30日，马共发表成立四十五周年的声明，中共发电祝贺，登于《人民日报〉上，引起风波，招致马来西亚一系列的外交抗议和交涉。要求中共对贺词中“武装斗争”与“支持”两词含意以予澄清。此后，中共在考虑与东南亚各国的政治进程和长远的地缘政治关系后决定抽离对马共的各种支持，于七十年代末起逐步落实与马共脱离关系的政策。马共人员及其子女如选择成为中国公民则需脱离马共，马共人员及其子女如选择继续为马来西亚人则需移居泰南。如个人有医药和亲属探访的需要，中共仍给予道义上的支持。位于湖南的电台于1981年正式结束，搬迁至泰南继续广播。陈平面对这种种局面，处境十分艰难，但仍需小心应付。1987年初泰方与马共第十支队开始接触，终促成于普吉岛进行多次深入谈判，陈平在北京指挥马共代表谈判的进程。终于在1989年12月4日达致和平协议，放下并销毁武器，停止长达四十一年的武装斗争。
共产党的内部斗争似乎没有一个共产党所能幸免。马共于1968年起因怀疑敌奸渗透而开始以“逼供信”这源自斯大林的内部审讯传统处置受嫌疑的党军人员。渗透的敌人或许有，但不幸的，追查敌奸“肃反”活动扩大化，导致上百人遭处决，进而形成党军的分裂。首先是以黄一江为首的八支逃离而成立“马来亚共产党（革命派）”，接着是以张忠民为首的十二支二区脱离中央成立“马来亚共产党（马列派）”，时为1970年。革命派与马列派曾由黄一江及张忠民前往中国北京拟会见陈平商讨“肃反”事件。陈平化名“梁进”接见并听取陈诉，但对事件不予置评；仅言“交由历史去评判”。黄一江与张忠民不得要领，回泰南后两派于1983年正式合并成立“马来西亚共产党”，与马共中央分庭抗礼，实乃马共历史之大不幸。
1989年和平协议签署后，许多家属开始寻访在队上的亲属，始得悉在肃反中遭处决而纠众要求平反。在几经周折的情况下，陈平虽在事件发生时人在北京，边区的事皆由边区党委负责，仍不免得负起总书记之职而力争平反。并给予家属合理的抚恤金以示安抚。
十三、结语：历史长何，悠悠我心
四十一年的战争中，英帝消耗了十四亿七千多万的军费，动员了整二十万兵员，出动了二万五千航次英澳战机的袭击，发射了不少过十万枚火箭炮和投下了三万三千多吨的炸弹，这尚未包括数目无以计算的经济损失在内，（注37）仅仅为追杀数千名马共游击队。以双方战力的对比，无论人数、装备、武器和所需的财力、物力、人力都太不成比例，而英殖民政府始终未能如愿实现歼灭马共的企图。表面上英殖民政府似乎赢得了这场战争，但从上述数字看来，英殖民政府实在颜面尴尬，很不光彩。从1954到1989年，偏安于泰南的马共仍然活跃，在政治上，马共的地下活动和政治影响都威胁着新马独立后的政权。陈平作为这场战争马共总指挥，其坚韧的意志、强悍的形象和不懈的战斗，创造了一段英国人永远也忘不了的历史。在新马政治、军事和社会历史上也永远留下鲜明而深刻的烙印。以陈平为首的马共党人谱写了这一段悲壮的历史，任谁也不能随意抹去。
陈平领导马共至今为止已长达五十四年，他是共产党史上任期最久的总书记，领导了战争史上坚持最久的游击战争。在诸多不利的主客观因素下，陈平长期能维系住党军人员舍命相陪、任劳任怨、受尽苦难、作战到底，而至今许多人仍追随左右，除共产主义信仰的凝聚力和革命的情谊相互扶持外，也足证，作为最高领导的陈平，个人的智能、魅力、组织与领导能力有非凡之处。他掌政数十年，难免在过程中遭遇各种能免或不能免的状况。自1948年6月武装起义后，四十多年来不曾开过一次党代表大会（这或许是环境不许可所至）。马共中委成员也基本上维持不变，领导层无新陈代谢的更新过程。此外，陈平自1961年起，便长住中国，脱离边区战斗。直到1989年12月始回归边区签署和平协议。这些都为党内外人士所诟病。武装斗争虽已结束，但党仍然未曾解散。陈平肩负总书记的重任，其现时主要任务恐多为党员及党做善后工作。除返回马境的三百多名党军人员外，在泰境生活的马共党人仍有数百人。他们分别住在以和平和友谊命名的八个村子（现已改名为朱拉蓬公主村）里，过着农耕和割胶的生活，大部分已安居乐业，许多人也已申请入泰籍，打算落地生根，在长逢四十多年党的发展和解放军的战斗过程中，发生过许多政治策略和战略上的失误，有待检讨和总结。连同马共同情与支持者和左翼运动人士等在内，超过百万人都引颈期待从事斗争的马共党人给历史一个说明，一个交待，并填上新马共产主义运动史这个空白。陈平在写他的回忆录，或许他能满足人民这个要求和好奇心。
陈平在位数十年，自然在党内外也树立了为数不少的敌人和怨怼者。有些是意识形态的差异所致，有些则是特殊的处境因素造成。有些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可解决的内部问题，却始终因着某种因素而不得解决。来自党内不同派系的指责和批判更为尖锐。（注38）1968年起，肃反事件的不幸和因之所引发的党军分裂是一个棘手的内部问题，个中原因或甚复杂。如果你死我活残酷相斗的敌人，放下武器后都能握手言敷，对于党内的是非纷争，是否也可既往不咎，携手共济？作为有气度的领袖或需细细思量，以免把裂痕永远带进历史。
作为马来西亚的政党，流亡泰国有怎样的前途？党将何去何从？解散乎？改弦更张乎？身为总书记，在所难免，势必为些问题所困扰并需作出历史的交待。
注释：
本文部分资料源自笔者与陈平在1998年12月及1999年2月之口述记录。
注1：马共秘书长莱特是越法混血儿，曾是越共区委干部。遭法国逮捕后被收买为法国情报局所用。三十年代初转给英国军情局，在香港受训一段时间后派往新加坡，混入码头工人群中，通过工会逐渐联系上马共地下组织，以第三国际代表骗入马共领导层。1936年当上马共副秘书长。1939年取代蔡白云当上秘书长。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后遭日本宪兵部逮捕,旋即与日军政宪兵部合作，前后共出卖了数十名马共中委和高居干部。1942年9月1日他召集党军联席会议于吉隆坡附近黑风洞石山脚，通报日军围剿，共杀害了十八名以上马共中委及党军高层干部，称为“黑风洞事件”或“九一事件”或“石山脚事件”,1947年3月他被发现卷款潜逃。可参阅C. F. Yong，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 (Singapore: South Seas Society, 1997), pp.145; 175; 180-181; 184-185.
Yoji Akashi, "Lai Teck,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1939-1947,"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vol.49 (1994) pp.57-103；新马侨友会：《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香港：见证出版社,1992)，页137-138。
注2：英殖民地政府首先于1948年6月17日宣布霹雳州进入紧急状态，次日，伸展至柔佛州。于6月20日展延至全马。紧急法令实施至I960年始全面解除。
注3：Alan Hoe & Eric Morris, Re-enter the SAS (London: Teo Cooper,1994),p.83.
注4：英国军事情报局MI5准备于谈判失败后，派人跟踪陈平入森林企图暗杀他，未曾得逞。1998年6月8日香港《南琴早报》第20版头条，报导一英军情局特务于马绍尔死前18日相告此事。
注5：CO537/3751/55400/5 Pt.1 Who's Who, 1 April 1948.
注6：C. F. Yong, 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 pp. 145; 175;180-181; 184-185.
Yoji Akashi, "Lai Teck,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1937-1947。”,pp.
57-103；新马侨友会：《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页137-138,。
注7：陈松沾：〈日治时期新马华人的处境〉，《南洋学报〉，52期（1998年8月），页182-183。
注8：同前注，页161，178-180。
注9：同前注，页182-183。
注10：新马侨友会：《马来亚人民解放军〉，页372。
注11：陈勇，又名嘉雷，柔佛州地委书记并兼任新加坡市委书记。抗日时期，马共曾设立“抗日大学”，任陈勇为校长，日降后任中央委员，一度遭受莱特器重，为最可能继承莱将的人选。1946年底，他脱离中央从商。1948年6月20日，他亦遭逮捕后服务于柔佛州政治部，于六十年代末退休，移居澳洲，不知所踪。
注12：黄耶鲁，原名黄望青。新马沦陷前，为马共抗援重要干部兼马共宣传部委员。喜文章，通日文，被捕后，日军政起用他为法庭审航翻译，马共时皆认为他已投敌成为汉奸。他写文章掲发莱特之后，莱特曾派人图暗杀他，不果。新加坡独立后，他一度担任新加坡驻日本大使，现寓居香港。
注13：《战友报》为马共抗日军退伍同志会所主办的16开版报章，战后于吉隆坡出版。时马共吉隆坡办事处公开党代表刘一帆任社长。1948年6月20日紧急法令实施前夕遭封禁，刘一帆被捕入狱，于五十年代初被遣送到中国。
注14：“雪州危机”事实丄是马共战后所面临的共同情况。党员忙于生活的奔波，组织与纪律十分散漫，莱特针对雪州，责成中委兼州委书记杨果须负担责任。一般皆认为因杨果屡屡于中委会上质询莱特，莱特感觉杨果对他怀疑，而借此修整他。
注15：1946年2月9日，史逹林发表演说，强调只要资本主义世界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同年3月5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亦发表演说，提出“铁幕”一词，与美国同时鼓吹“所有讲英语的民族结成兄弟联盟”来对抗共产主义。此两篇演说被视为东西方冷战的宣言，国际局势变得紧张。中国人其时担心中苏开战，美国及苏联则担心中国内战引发中苏大战，形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面临这个国际局势，毛泽东写了一篇〈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提出他的看法，认为国际战争虽必须尽量克服但国内情势不能因之做过分的妥协。当时中国国内形势逆转，对中共十分有利，史逢林暗示中共向蒋介石妥协以求取和平。毛泽东授意陆定一就整个国际局势和他的观点写一篇全面分析国际形势的文章，作为国内外关于斗争形势的指导性文章。这篇文章题为《关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于1949年1月4及5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文章分析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管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管在战后力量的对比，对战后各殖民地解放运动给于肯定。请参阅陈清泉，宋广涓：<陆定一传〉（中华: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页340-347；正文见《陆定一文集〉（中国：人民出版社，1992），页378-392。
注16：CO537/3735,Who's who,见The Wright Document, p.44;
C. F. Yong; 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 p.193.
注17：李启新，又名闵德才，为马共创建人之一，曾任马共第一届中央委员。1934年被捕，1938年被驱逐至中国。1940年中共派他前去曼谷组织泰共。1947年回到中国，五十年代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秘书长，负责东南亚共党联络与支持的工作。
注18：曼谷《华商报〉为泰共公开报章，由李启新所创办。属中共南方局在香港所办华商报系统。
注19：CO537/3735, Who'swho,见The Wright Document.
注20：“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由十一个民主政党和工商及群众团馆于新加坡成立，主要为反对“马来邦联”宪制白皮书，向英帝提呈马来亚宪制意见。
注21：《民声报〉为马共于战后所创办马共喉舌报，于1948年6月20日同〈战友报〉同时遭封禁。
注22：布赖恩•拉平(Brian Lapping)著，钱乘旦、计秋枫、陈仲丹译：〈帝国斜阳〉(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页202。
注23：蒲莱村为一数百居民的纯华族(主要为客家人)约有二百多年历史的淘金山村，抗日时期成为人民抗日军吉兰丹部队的大本营。蒲莱村村民多同情与支持马共，参与马共部队的蒲莱村民颇为。紧急法令时期为马共第十二支队的活动地区，遭英军逼迁并将全村付之一炬。新马侨友会：《马来亚人民抗日斗争史料选辑〉(香港：见证出版社，1992)，页85-94。
注24：Anthony Short, In Pursuit of Mountain Rats -The Communist Insurrection
in Malaya (Singapore: Cultured Lotus, 2000),pp.231-253.
注25： John Coates, Suppressing in surgency
-An Analysis of the Malayan Emergency 1948-1954 (Westview Press, 1992), pp.111-118.
注26：夏仲成：《亚非雄风：团结合作的亚非会议〉（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页4,12,157。
注27：John Coates, Suppressing Insurgency - An Analysis of the Malayan Emergency
1948-1954, p.110.
注28：〈马共总书记陈平独家专访〉系列五：“华玲会谈”，〈星洲日报〉1998年6月23日副刊弟—版。
注29：笔者与许多在广州及泰南数个村落居住的前马共和现仍为马共的一些高层干部进行口述时，大多声称在下山之前未见过陈平。
注30：泰南四省主要居民为泰籍马来族，长期以来，一直争取独立，泰军曾不止一次指责马来西亚政府庇护泰南分离主义分子。
注31：阿陈，又名阿海，原名单汝洪，为资深马共中委。1950年代因患肺病往中国医治，成马共驻北京代表团主要成员。1962年回到泰南地区，主持新方针解放军招兵整训工作，现居泰南勿洞附近和平二村。近著有〈森美兰抗日游击队战争回忆录〉。
注32：阿苏，又名小章、林文、张凌云，原名章传庆。1955年起在第十次扩大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及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在1953年到中国，负责与中共及苏共商讨马来亚革命问题，为马共驻北京代表团团长兼国外局书记。曾多次代表马共参加苏联、中国、越南、朝鲜及东欧国家共产党党代表大会一1964回到泰南边区，主持边区中央工作兼北马局第一书记。1968主持肃反。1987年他抱病主持与泰马政府的三方和平谈判。于1988年逝世。
注33：苏联赫鲁晓夫上台后，于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印发了秘密报告批判史连林，此秘密报告后来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取得刊登在《纽约时报》上，引起全世界轰动。毛泽东对批判史遂林有保留，是为中苏论争之起点。1956年4月5日，人民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専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不点名批驳苏共。年12月29日，又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二度批判苏共。之后，中苏文字过节甚多，1962年12月起，赫鲁晓夫在苏共22大公开指名攻击中共，引发了中苏公开大论战，就苏共的《公开信〉后，中共连续发出九次评论（简称"九评”）公开批判苏共修正主义。
注34：马共于1960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81国共产赏、工人党代表大会上，以马共代表团名誉发言，隐约地支持中共的立场并提出对《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草案〉的建议。于1965年1月31日，马共正式发表了《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声明＞正式反苏批修。
注35：阿焰，又名李凡、陈再润，Karayani，原名伍瑞。1923年生，1940入党，1941年被选为霹雳州党执委会委员。抗日时期，任区委书记。日降后任槟城市委委员，市委书记，1955年入选为中委，1960年任政治局委员，1961年任北马局委员，1964年至1968年任北马局书记。1968年怀疑党内有敌奸执行肃反，于同年底到中国与陈平一道主持"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的工作，1987年回边区与阿苏共同负责与泰马政府谈判，任马共代表团顾问。2000年3月病逝于泰南台艾市。
注36：General Dato Kitti Ratanachaya，The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Malaysia and Thailand – Truce
Talks Ending the Armed Strugg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Bangkok: Duangkaew
Publishing House, 1996), pp.45-249.
注37：South East Asia Documentation Group, The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 Selected
Document, p.66.
注38：已故前马共驻吉隆坡公开党代表和《战友报》社长刘一帆曾于1979年12月发表〈讨陈平檄》直指陈平为莱特的继承人。此外，倘有晴朗撰写的《伪装必须剥去》及全仲仁撰写的《马共内部风暴》等书提出对陈平尖锐的指责和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