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科技还需加把劲
张启华
我国领导层目前意图通过高科技，把国家推向发展的高峰。这些例子包括发展通讯工艺、多元媒休超级走廊、宇航业等。但在另一方面，我国却常常埋怨外国无诚意传授工艺，不客气的说，是我国人民还不够水准吸取所传的科技。
最致命的打击是，在我国大谈向科技进军，由科技领航发展的当儿，愈来愈少学生对理科有兴趣，而以理科出名的理大，最近也传出缺乏理科生的隐忧，究竟我国要如何面对这连串的挑战呢？
12月8日，（南洋商报）邀请了3位人士，就我国的科学工艺以至高科技工业的发展，及今后的挑战进行深入而切时的探讨，同时课题也涉及华资中小企业何去何从的问题。
3名人士分别是马来西亚物理学会会长兼华研科技组主住谢瑞平博士、保强工程有限公司执行主席洪礼璧、大马发明及设计协会会长丹斯里王顺福。
也是马大物理系教授的谢博士认为，马来西亚要在2020年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先进国，它必须以很迅速的步伐发展科技。不幸的是，我国所“租借”而来的工艺，并未促使我国在科技上更先进，这正如非洲与拉丁美洲国家的情况一样。
他说，诺贝尔得奖人已故阿都沙都沙南就曾经强调过：“如果要有长远的绩效，科技必须随科学转移而来。”因而，它的重点应是建立强势的科学基建，包括训练科技人力资源。
需拥有足够科学家
“英国一名教授阿佗克勒强调，要在科技上居领导地位，首要条件是必须有足够的科学家，以吸收世界上的先进科技，并把它转移至本国来。从这点看来，我国的重点应放在科技的发展上，其中对我国非常重要的，是如何发展我国在科技上的人力资源？”
洪礼璧则先探讨国家与社会对科技的看法，他说，我国没有一个利于科技的环境，人们未对科技人才的认同。就拿工程师来说吧，除了政府公务员外，这么多年来有多少个在这领域有贡献的私人界人士受封？
“但是，在另一厢，低学历的商人，很多都已受封拿督、丹斯里之衔，因而，我们的孩子以另一种眼光看待我们。与此同时，英美等国的人民，往往对他们的职业有无限骄傲，即使是一名木工，也是西装毕挺，以其职业为荣
他强调，科学不单止是学位，而是整体的。整体人群与社会有必要对大马的科学、工艺与工艺人才的看法，作出根本的改变。
不看重熟练工人
谢博士说，我国对熟练工人的技艺并不看重。“不错，我国对掌握现代工艺的人才非常重视，不过，对传统或常规的熟练人才，也应一视同仁，进而使他们以自己的职业为荣。”
丹斯里王顺福说，国家对科技人才的认同是非常重要的，这不管是政府、统治者、社会或人群都好，目前的问题是，要如何改变人们及孩子的态度？我们是否得先改变他们的观念。或是先发掘他们对科学的兴趣？
“在外国，国家在对待一名退休科学工艺界人士时，并不是设法淘汰他们，而是让他们有继续发挥专长的机会，他们仍可继续在实验中钻研，即使到老年也不打紧，他们也深获社会的尊敬与爱戴。”
兴趣是推动一切的根本，有了对科学的兴趣，一个人将会在兴趣的驱使下，孜孜不倦的在他们的“天空”搜集知识。如果我国也有庞大的健康人口，兴趣于各领域，那么其成就将是惊人的。只有在那样受认同的社会中，我们才能谈如何激发科技的发展。
科技应列为教育一部分
“要激发人们对科技的兴趣，有多种方法。我认为，从宏观角度看，科技应列为教育过程中的一部分，最好的是有一个普通的课程纲要，原因是，透过这科学程序，它将促使我们具有科学的思维方法，做事时会循序渐进。”
“另一个方法则是通过创造与发明，这个途径比较容易激发人们对科学的兴趣，因它与改善我们日常的生活素质息息相关，它是激发人们兴趣的捷径。”
“另一点是，当我们在谈论2020宏愿时，这宏愿包含广大的科学工艺知识。政府也在这宏愿中设定了很多目标，不过我们不知政府是否深入地贯彻它。”
谢博士说：“我个人认为，宏愿要有，不过也要有使命。”
他指出，我国的其中一个宏愿是进军生物工艺及其他领域，不过，我们却遗忘了一个重点，那就是利用我国的资源，用于根本的理论与实际发明工作上，使我国在这方面居领导地位。
他举例说，我国有各类花卉与阳光，不过，我国对太阳能究竟贡献了些什么？虽然世界上已经充斥各种知识，不过还是存在着有待填补的空间，本国科学家应寻找出有关空间，并以本国工艺技术填补，以生产出举世闻名的产品。
“在谈到善用资源时，其中一个重要领域是利用人的脑力，我们应该选择杰出的人才，并善加培养。这需设立基金专司培育有潜质的人才，以让他们茁壮成长，这样，有朝一日，将会创造出新工艺来。”
这名具有研究发展经验者说，所谓的2020宏愿，并非只是将别人的工艺抄袭过来，然后再转化成另一种工艺。即使有关工艺是购买过来的，我们也应把它推陈出新，使它变得更有绩效。
王顺福也是大马棕油研究先驱者，他说，人们对我国科技工艺的信心仍欠缺。这点可反映在，当该会早年主办创造与发明大赛时，很多人质问，我们还可发明些什么，为何不购买呢？事实的情况是，你并不能购买工艺。
“与此同时，我国的大学生，并没有自信心，他们相信权威与课本。更甚于自已；可他们没有觉察到，课本的知识落后了2年。对于没有思考的一代，要掌握科技的精华，我们还须付出很大努力。”
本身也是工程师的洪礼璧非常同意，我国年轻的一代是没有疑难的一代，他们对事不会怀疑，这对创造具有科学精神与会思考的一代是不健康的。
大马人信心增强了
“不过，在过去的5至10年。马来西亚人的信心却增强了，这有几个因素促成，包括2020宏愿、我国经济非凡成长、受国际肯定等。这是积极的因素。”
“其实，我国有很大的使命，包括汽车、宇航、海事工程等重工业，还有多元媒体走廊等，令我关注的是，我们的下一代，是否有能力承担这些重责？我也想知道，我们的社会怎样看待这问题。是否我们能达致这个宏愿？”
他说，基本上，我非常同意科学也应该搞公共关系，尤其更重要的是，应有足够的科学家。如果没有科学家，生活素质将下降。
不过，谢博士认为，公众还是不推崇与敬仰科学，很多人不仅不了解科学，还对科学产生恐惧。
洪氏说，现代学子不能对科学产生惊异与兴趣，主要与整个环境有关。回想他当上工程师的经过时，可能是读了有关华罗庚的传记与詹天佑的事迹。另则因当小型承包商的父亲受技师欺凌，促使他投身这个领域。
他认为，我国应该引进更多亚洲的科学家，如杨振宁或李政道，到各学校演讲，以激起学生们对科学的兴趣。“环境对一个人的前途起着深远影响，譬如小女从小就常往工地跑，虽然她曾尝试念法律，不过最后还是学土木工程。”
谢博士说，回想50年代，人们对科学掀起热潮，即使对物理也如此，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如何重燃起这股热情。他认为，政府在这方面应扮演最大的角色，并试图通过课本带起这股热潮。
“其中一个步骤，是完全改变现有的课程纲要，使我们的课程与现代工艺息息相关。目前的物理学，极讲究逻辑与推理，凡事都按部就班，而且釆用很多数学，又因它与现代民间工艺攀不上关系，因而它变得沉闷乏味。”
“目前教育制度的困境是，即使学生已届中六，还是无法联想到物理究竟与现代工艺有何关系。而一名上了中五物理科的学生，也不能解释电视机是如何操作。”
政府应改变物理课程纲要
他说，政府有必要改变物理的课程纲要，只教令学生感兴趣的东西，使它与现代工艺紧密结合，而不理会逻辑与推理。通过此，一名学物理者，可向其下一代解释很多有关现代工艺的事，这将使下一代对物理感到奋发。不过，这过程要很多时间，才能实现。
“另一点是，目前，家长纯粹从钱的观点出发，以指引孩子在选科时作出何种抉译。他们不要孩子选读科学的理由，可能是基于很多已获博士学位的教授或科学家，到头来只在大学执教。不过，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洪氏提出的论点是：目前的学生也很少有适当的升学就业辅导，警如说土木工程师吧，很多人以为它只有在工地上工作，却不知除了这个职场，土木工程师也在金融与保险界受落，这些机构的作业也需要这类人才。
“在法国，很多企业界的头子是工程师，而在英国则为会计师，在欧洲则是技术出身的幕僚。”
洪氏也说，澳洲等国家有比较利于科学成长的环境，譬如说，该国人士研究出一种发明品，往往可向澳洲政府索取合理的研究拨款。政府或可在这方面向其他国家看齐。
企业界拨款鼓励发明
“在大学方面，一些企业已经拨出款项作为鼓励发明，它们拨出数十万零吉，从这笔款项所生的，定期存款利息中，再拨出若干款项，作为发明奖的奖金。有关公司也协助得奖者为发明品申请专利权，或购买有关发明品的专利。”
他说，在鼓励发明的同时，传媒应给予更大篇幅，深入报道这些发明者的发明趣事，以推广发明的风气。另外，企业界也可安排学生到其厂房参观，了解各业的操作情形。
“与此同时，很多年经人在职业生涯选择时，往往无法作出决定，有一名年经人，就徘徊在选修工程与会计的歧路上。年经人应根据自己的兴趣作出抉择，而不是听从长辈的意愿。在作出抉择前，他们应实地去考察。”
提及多媒体走廊时，他认为，这对本国的工业并没有实惠，而只有对那些有研究发展拨款的跨国公司有利。
回到要如何搞好宇航、海事与汽车业，他认为，我国应该尝试让流失诲外的大马人回国贡献。
他说：“我国对当年放弃国籍，选择移居国外的人士仍耿耿于怀，但考虑到当年他们有者是为寻找更好的发展天地，更好的试验室而被迫赋居国外时，政府应对他们既往不究，让这些科学家或技术专才回国效劳。”
“目前我国经济突飞猛进，10年前，工程师或科学家的月薪只有5千至6千零吉，目前私人公司则可付2万至3万零吉，这比欧美许多国家的待遇有过之而无不及。看来，政府应鼓励大机构或大专院校设更多研究与发展单位，延聘这些流失于国外的人才回国效劳。
洪说，我国可通过提升国内基本设施，塑造更有利的环境，让这些人才回流。根据我所知，台湾与南韩的有今日的科学及技术发展，由外回流的科学家居功不少。”
洪指出，我国目前还是工艺的使用或消费者，并非是工艺的提供者，因而，最基本的问题还是要开放高等教育，他对政府在这方面的先觉感到欣慰。
谢瑞平博士认为，台湾与南韩国的情况又不尽相同，因为，台韩科学家移居国外，他们并没有失去公民权，而随时可以回国，大马在这方面的情况是不同的。
仿效新加坡或泰国
“一个可行的方法是，我国可把移居国外的科学家，当作外国人那样召聘回国，毕竟他们比较了解大马国情。”
王顺福教授则认为，我国是否可仿效新加坡或泰国，把我国的熟练人才召募回国。与其召募大量非熟练工友，我国应让更多熟练工友回国。谢则认为，在澳洲与美国则求才若渴，很多外流的人才都被召回国。
王认为，我国一方面可以培训人才，另一方面则可把人才召回国。除此，那些已届退休年龄而经验丰富者，政府及私人界应考虑把他们留下来继续效劳。
谢博士认为，目前55岁的退休年龄未免太早；在我国人民平均寿命渐渐提高时，政府应把它提高到60岁,想想，在55岁事业正值高峰期间，就遽然退休，对国家是一种资源的浪费，也使退休者难以自处。
“尤其是在大学，在那个年龄中，他们的生产力更高；即使在延长了退休年龄后，大学的师资退休了，也应受鼓励继续留下来作出贡献。”
王说，在美国，只要有关教授仍活跃，大学当局会善用他们的丰富经验，作研究与训练人才用途。我们知道，大学在研究与工业息息相关，因而它需要成熟及有经验者，有年轻与具经验者相辅相成，那是最好的结合。
谢认同王的看法说，经验是无可取代的，我国可能有年轻特出的人才，不过，他们没有组织能力，需要有经验者的督导与引领。
谢说，即使是理论，我们也需要有经验之才，不然，一切努力都是徒然与多余的。因而，他认为，如果在55岁让人才退休了，那对国家是庞大的损失，政府必须正视它。
教授与专才薪酬不成比例
他指出，在教授与专才的薪酬方面，他们也没有受到良好的待遇。以一名教授来说吧，25年前初入行时是领1千500零吉，如今只有2、3千零吉。邻国新加坡教授的薪酬，是大马目前的3至4倍；而台湾教授的薪酬，也好过大马几倍，它们的助理教授的月薪，就和我国教授的薪水相等。
谢说，即使是泰国，他们的待遇以前只有我国的3分之1或4分之1,在最近的5至10年，很多国家教授的薪水调整一倍，而我国的依然故我。
（01-01-1997《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