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扬“子罕”精神
王锦发
一个朝现代化迈进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沦落为贪污的渊薮、舞弊的温床，那是可悲的。
最近，报章上充斥着涉及贪污舞弊的新闻，不仅为数不少的高官显要与之扯上关系，连体育界的贪污丑闻也不绝如缕，人们难免要问：我们的社会风气，真的败坏如斯吗？
贪污是古老的行为，然而，它对现代社会的杀伤力，并不因其古老而稍减。假定中国古时候的“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别进来”今天被当着笑话来看，那么，现代社会的官警纳贿现象，对身受其苦的老百姓，肯定笑不出来。我国政府把贪污列为社会之癌，是不无道理的。
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丹斯里尤索晋曾指出，我国公务人员涉嫌贪污的案件，平均每月有120宗。可见，在政府机构内，公仆拆烂污，并非空穴来风，而未被举报的，一般相信比已曝光者多出好几倍。
政府官员非法获取钱财、商贾失信、和球员“制造赛果”等等，都同属贪污行为。若要找出他们犯错的原因，可用“贪念”两字来概括。他们把非法得来的不义之财，追求奢华的生活，把贪婪腐败的风气，带给国家和社会。
“左传”上有一则故事：有一次，一位楚国人得到一块宝玉，把它献给子罕。子罕说：“我以不贪为宝，你以玉为宝，若把玉给了我，便会各失其宝。”因此拒而不受。这则小故事，在贪污成风的今天来看，现实意义仍然很强烈。
在这里，“玉”的观念，如果加以引伸，就是特权、金钱等等，以“玉”为宝，就是以特权、金钱为宝，这在我们的社会，有很大的普遍性，也正因如此，它为贪欲的滋生，提供了所需的条件。
要肃贪和治贪，具体来说，只有两条路：其一是教育性的“不应贪”，其二是惩罚性的“不敢贪”。前者治本，后者治标。但是，就现在而言，两者俱未能见到大效果。
一路来，政府都强调公务员是人民公仆，绝对不容许以人民所赋予的权力，进行敛财的活动，但是，公务员贪污的案例并未减少，这是“不应贪”的教育未做好。政府也立下严刑峻法，对付贪官污吏，然而，贪污风气仍未能压下，可见“不敢贪”的惩罚效果也未见彰显。
我国首相马哈迪医生，对贪污的祸害素有戒心，因此修改巫统党章以杜绝金钱政治。他知道，金钱政治猖獗，必然导致权权、权钱、权色等等的交易大增，这将会对政府机制和国家经济，造成严重伤害。副首相安华，对贪污行为也深恶痛绝，他声言不会姑息利用职权谋求私利的领袖。我国设立反贪污局，目的也是要治贪养廉。
可惜的是，在教育和惩罚双管齐下之后，高官、商贾“拥有不寻常财富”的指控仍时有所闻，因此而控上法庭的，也仍能“笑眼看众生”，是人心顽固？还是刑法不被当作一回事？
在这种情况下，子罕式的清廉之士，就显得更加可贵。可以预见，在我国迈向2020宏愿的过程中，经济高度发展，诱发贪念的机会必然增加；果如是，则在滔滔的贪婪洪流之下，社会品质将会大幅度下降，从而在某种意义下，使国人的努力失去价值。因此，为防止一切形式的贪污，现在加强子罕“以不贪为宝”的价值观念，应该是合乎时宜的。
（21-12-1994《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