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的游荡文化——《当代大马华人政治省思》出版后的断思
曾庆豹
“无声文化”、“游荡文化”已成为我们社会的焦点新闻；或者说，在一片选举报导消息的汪洋大海中，一切选举以外的事务和活动都显得格外“无声”、“游荡”。《当代大马华人政治省思》这本书出版了。在现代都市的杂音和浓烟中，显得有点异常；也许学术本来就是“无声文化”，出版这类书籍也接近一种“游荡文化”事业。
《当代大马华人政治省思》收集了2次研讨会的8篇论文和8篇评论，作者都是当今华社学术精英的一时之选。这是一本华社知识份子交给华社的一份成绩单，几经耕耘的一点小成果；当然，也代表着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关怀和看法。无论我们是否同意他们的论点，但起码他们表达了他们的见解，也反映了华社仅有的一份学术成果，而且就我个人的感觉，它还可以称得上是一份“有水准”的成果。如果把它和一些热闹的文化节庆相比较，可谓“无声胜有声”。
知识分子不受华社及国家重视
知识分子在华社的处境和遭遇是尴尬的。在国家发展的主流思想中，相较于马来知识社群，我们是“主流之外”的；在华社诸多领导的权力意识型态中，我们是“边缘之外”。我们的处境即是“双重流放”；外部即是国家主流之外，内部即是在边缘化的华社中再次的被边缘化。其实，华社一向来就不乏知识分子，但一直都无法纳入国家主流和华社领导群中，报章报导的消息都是高度“政治挂帅”的官场文化和官样文章。我们的社会尚未成熟到把知识分子纳入社会整体运作中。最终，学术仅仅只能以“活动”的方式开始，以“热闹”的方式落幕，华社领袖并未曾真正看过知识分子的言论，我们习惯冠以“高调”、“理想主义”、“反对分子”的负面标签，我们从来就未真正评价过知识份子言论的对与错。
马来知识社群在马来社会和国家发展主流中获得重视，是因为他们的领导层也是知识分子为主。而华社则在“重商主义”的情结中，知识分子就显得苍白和无力，他们的言论并未真正有机会传达到领导阶层内，作为华社最大政党的马华公会也常视知识分子的言论是“有害”的、“消极”的。所以，我们很难把我们的社会带入一个更成熟的状态中，知识分子与官商领导层之间有一道深渊，无法形成良心的互动，
华裔知识分子的去向
在国内的现实环境中，华社知识分子只能形同“无声文化”那样存在着。他们并未死去，只是在黑暗的角落发出微弱的声音，事实上，一位华裔的学术人才要生存在这个大环境中是很艰辛的，他们找不到栖身之处。连起码一间像样的学术研究机构都没有，自然就中断了他们的学术生命。而且，华社也未曾珍惜、保护过学术人材，我们未尝询问过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帮助，许多珍贵的知识分子最终选择了投身于为某个政党的党性作拥护的工具。如果不沦为政党的弄权对象，许多知识分子则选择了“旅居”海外。以继续保持他们的学术良心。
华社在整体的表现上仍然是很不成熟的，严格来说是一个“理性化不足”的社会形态。真正的原因就是排除了知识分子的作用，以“高度的政治挂帅”运作华社的事业，没有知识分子在思想和知识上做领航的工作。也未参考知识分子的学术见解和方案。就拿近日出版的祝家华君大作《解构政治神话》，有人很快就以党性的意识形态否定了该书的论著，甚至出版后也少有人购买阅读。所以我很怀疑华社连基本的学术涵养都没有，又怎么可能重视知识份子的言论呢？
吹捧“官样文章”，漠视学术著作
华社知识分子的命运是一种“游荡文化”，他们被迫不能“专职”干学术研究，华社领导层也不太愿意聆听他们的研究成果。所以，一位把学术当作他一生“志业”的知识分子变得很困惑，写文章做研究也变得很尴尬，只能躲在暗处，游游荡荡地搞一些小活动，想出一本书都很难找到好的出版社支持，至于是不是社会人士普遍会购书阅读就更不乐观了。看吧，有人有心于学术我们不重视，就喜欢去吹捧官大学问大的“官样文章”，这能把我们的社会带向成熟吗？答案就不需我明讲了。
要培养一垃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学术人材至少得超过10年，近年来我们出现了不少在这方面训练有素的人材，他们何去何从有谁关心。华让的学术文化一向来很贫乏，跑进了书店的书架上一看，找不到几本像样的学术论著，《当代大马华人政治省思》和《解构政治神话》出版了，证明了我们的社会也并非如此“难看”，他们艰辛耕耘苦思的结果需要获得重视，至少该从“购书”开始。没人买书就没人要出书，没人出书也就不会有好书被人阅读，当然也就没有人去写，没有人写书从事研究，是因为要搞学术太难、太没市场了。
学术人士加入“游荡”行列
我听见一些官员津津乐道我们的社会发展得如何如何了不起，我听了以后感到“汗颜”。如果这种装腔作势的官话再多讲。只能说我们有太多“不学无术”的人，官样文章越大声，学术研究著作越显得“无声”，学术人士只能加入“游荡”的行列，因为这个社会已经麻木了，连学术研究都不尊重，也就谈不上有什“前景”可言了。
（09/1995《2020内有恶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