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后国家经济政策的协商与平行工作
张永新
正当巫统党争方兴未艾的时候，国阵成员党面临内外交困的时候，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冲突此起彼落，日形剧烈与尖锐，而1990年又逼近眉睫，新经济政策的问题无论如何都必须有一个交代。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喜讯”传来，政府同意成立“1990年后国家经济协商理事会”，由首相署经济策划局(Unit Perancang Ekonomi Jabatan Perdana
Menteri)策划与推动,在1988年12月下旬发出了邀请信，广邀各族、各阶层、各政党、各领域的团体组织代表以及对经济问题有研究心得和有一定贡献的个人参与理事会。今年1月19日，理事会的开幕典礼和第一次全体会议也隆重的在太子国际贸易中心召开。随后，根据新经济政策所涉及的各领域及各种不同课题，成立了几个委员会，进行进一步讨论，整个理事会的讨论工作将一直进行至今年杪才结束。
一些内外交困的政党，特别是奉行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政党，一些对既定社会模式存有幻想的人，一些看不到变革的力量、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将来的绝望者，忽然都跳了起来，如获天降甘霖，如沐春风，喜滋滋的歌颂阴霾散尽，阳光普照。
我国的政治经济决策者，在对待国内政治经济发展中所采取的策略与手段的确有其独到之处，有时也的确使他们的对手与朋友都不得不感到钦佩与折服。他们时刻都高瞻远瞩。当然，这是因为他们一直都是站在最高的位置上。任何人如果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延续有一个具体与全面的认识，对我国社会内部长期以来的矛盾冲突有一个宏观认识的话，那么，将会预见到这个理事会在将来的日子里会成为一种在操纵全部与局部社会矛盾冲突中策略运用的灵活工具。
在首相署经济策划局发出的协商理事会形式与程序说明书的前言部份第二段中清楚说明……政府希望经过了这个理事会的讨论，将来不会出现任何方面再埋怨他们没有机会表达对国家课题的看法与愿望。在说明书的第二部份，形式与程序的第二项中C和D条说明：“对经济现况以及1990年后的前景与可能出现的政策进行讨论，并且对1990年后国家总体经济政策提供意见以供政府参考，理事会成为政府的一个咨询机构”。从上述的说明看来，理事会将来成为处理社会矛盾冲突时作为策略运用的灵活工具，是早有准备的事并且作了理论部署工作。
在制订1990年后的经济政策时，基本上面对了两股压力。这两股压力主要来自以巫统为首及巫统以外的马来中产阶级，一股是保守势力，他们是新经济政策实施后依靠政治力量取得财富与权力的既得利益集团，以及那些因为新经济政策而尝到了一点甜头，又眼见大量财富即将到手的人，这股势力的经济竞争能力不强，因此要求政治力量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以便继续维护和增加他们的利益。
另一股势力则主张有更多的自由经济竞争，这股势力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竞争能力非常强，他们认为政治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将会对他们扩张经济势力带来阻碍，并且也不符现代经济发展原则。
从80年代开始以来的许多经济计划，特别是后期的私营化计划等以及其他种种经济发展措施看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决策者比较趋向于认同第二股势力的经济观点，他们希望出现更多的马来族百万富翁和真正的大企业家，同时，因为政治对经济的直接干预给他们带来了日益沉重的负担，而使他们在处理社会矛盾冲突时，显得不那么灵活。但是，无论如何，在1990年后的经济政策这个重要决策问题上，他们仍然必须根据当时的政治局势发展，衡量与估计本身的力量与得失，而决定延续新经济政策，或者作局部修改，或者废除它，实行完全自由竞争的新政策？因此，在他们做出决定的时候，协商理事会很难避免成为一种策略运用的灵活工具。
由于近20年来，国内外政治思潮发展的影响，我国人民的民主意识没有得到普通的提高，没有出现一个强大与有效的反对党，没有出现一股强大和有效的民间力量。因此，很多时候，政治经济决策者的政策决定，往往被认为是正确的，它之所以被认为正确，除了决策者掌握了大众传播媒介和整副国家机器以外，也由于没有另一股势力能够提出有力的论据，以证明它是错误的，即使有时候有人能够提出正确的论据，也无法得到广泛的传播。这种局面造成了民间团体代表以及真正维护低下层人民利益的民主人士，在到目前为止的理事会讨论过程中，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当然，对于一些人来说，平时对新经济政策有着过多感性的宣泄和纯粹概念性的批评，而缺乏理性的思考和长期系统性的研究工作，也是造成被动的因素之一。
理事会形式与程序说明书第三页说明：“所有讨论都是闭门式进行”。换句话说，理事会的讨论是非公开的。非常明显，决策者的意愿是要把国家政治经济问题的讨论，局限于极少数的“精英份子”，而广大的各族各阶层人民最好是莫名其妙和任由摆布。
为了打破这种偏颇局面，民间团体和民主人士有必要通过其他途径，使1990年后的经济政策课题及国家政治经济课题普遍成为全国性的公开讨论，通过社会组织、政党、团体的大小座谈会、讲座会、讨论会等，把这个关系国家民生的重大政治经济课题带到民间去。把理事会的讨论过程、内容和进展，广泛和详尽的公诸于世。这就是民间团体、民主人士，在参与理事会的同时，所应进行的平行工作。或者，这样一来，能够使被动变为主动，即使不能完全改变理事会将来成为策略运用的灵活工具，最低限度能够提高人民对政治经济的觉醒。
华社资料研究中心于3月24日举行了一个题为“1990年后马来西亚经济”（The Post 1990 Malaysia Economy）的英语讲座会，邀得了赛胡先阿里教授和拉惹古玛医生主讲；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青年团也于3月30日举行一个类似的讲座会，题为“1990年后经济政策的另一种选择”（An Alternative For Post 1990 Economic Policy）,同样是英语进行，（雪华青在今年2月初曾经举行了一个有关此课题的华语讲座）；柔佛州、新山中华公会也于4月9日举行一个题为“迈向更民主的经济体系”的座谈会，由该会青年团策划与推动。
这些都是良好的开端，参与协商理事会的平行工作，值得鼓励与赞许。希望全国各地的社会团体组织能够相互响应，把这种平行工作持续与积极的展开，最好能够更加的普及与通俗化，把政治经济问题深入浅出的带到民间去。
（16-04-1989《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