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马华文存6文化卷·90年代
21世纪马来西亚华人的前景
无忧患，何来文化
何国忠
从19世纪中叶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经过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到五四的反传统运动，稍后的中西文化论争，以及80年代大陆的“文化热”，关于中华文化走向的讨论一直都是让读书人思量再三，苦苦思索的重要课题。每次讨论的观点容或不同，但是大部分谈中华文化的人向来都有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其讨论的动机离不开中国的生存，如何使中国现代化以及为中国的富强谋求出路。
危机感和文化讨论
中华文化讨论在马来西亚也一样充满着浓厚的忧患色彩，只是中华文化这个名词在马来西亚有更多的特别涵意，它直接相对的领域是马来文化、西方文化、印度文化以及中文文化圈，里头论者一般又以港、台、大陆的文化和马来文化为最重要的参照对象。对于前者，我们可说是吸收多于交流或对话，这并没有不对，问题只在于能否消化；对于后者，我们由于没有好好地从事文化研究的工作，以至于它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文化问题”。
更像政治而非文化
自从1971年8月的马来文化大会议决了国家文化概念以后，如何让华人文化不受到伤害几乎操纵了中华文化讨论的中心。在一个国土里，要不断思考族群的文化传承的确是不幸的，但是在一个族群标签如此浓厚的一个国家里，不谈文化传承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当权者一直都没有鼓励多元文化的发展，相反地在直接或间接中制造和鼓吹单一文化观，许多不合理的事情此起彼落。90年代初期由于经济起飞，在“解去政治化”，齐齐将焦点放在经济开发的理念下，文化问题被淡化了；事实上，政府在90年代一样没有鼓励华人文化发展，只是不阻止华人自己发展文化。
将文化问题处理成政治问题可说是华社的一种特殊现象，从独立到现在，华人在政治层面上积极做了许多不让华人文化受到不合理对待的活动，最为有名的当然是在1983年由15华团提出的《国家文化备忘录》。在这个备忘录中，华人社会重视的领域包括文学、戏剧、舞蹈、音乐、歌唱、绘画、书法、雕刻、设计以及其他传统艺术等。
本来在这个分工极细的社会，各种领域应该各就其位，由国家资助发展，从而塑造一个丰富的马来西亚文化。但是由于族群之间的容忍力不够，华人各个文化领域的发展，被迫局限在走两步退一步的浅滩中。
华社在“备忘录”中将文化分化成许多小领域，表面上看来是希望以后可以有一个更好的精神面貌。要发展各个领域固然不易，但华社事实上并没将以后讨论的重点由"政治”转向“文化”，“政治讨论”和“文化讨论”是截然不同的事。
从独立到现在，华人的文化问题基本上围绕在维护母语教育，或者是反对行政偏差的波浪中，走前一点，就是呼吁将文学或是其他表演艺术置放在国家文化的范畴里，一边是“我们华人”，一边是“他们马来官员或是政治人物”。无可否认，这些问题都很重要，但是几十年从两者之间的对话来看，华社显然仍然跨不进学理层次，进入真正的“文化讨论”。
从琳琅满目的“文化”专书中，我们大体可以知道“文化讨论”所涉及的范围基本上包括探讨从传统到现在的文化变革，文化或民族的特征和身份认同以及这些方面和其他文化相应方面的比较或差异分析。“文化讨论”也针对大量在哲学、历史、文学、文学理论等专门领域中产生的具有一般的文化意义提出见解和看法。
围绕维护母语文化
文化讨论还包括注意那些被引进思想和文化研究新方法。文化讨论一般都是产生新知识、新观念的理论机制，这不单单是就新学术性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新规范而言，而且也是指与这些新的知识内容相联系的，对国家性质、社会政治理念，群体素质和身份的重新评估和变革思想。文化讨论中的文化因此也就包括思想和与之有关的社会政治体制这两个方面。
大部分马来西亚华人在高喊发扬华人文化的同时，显然距离这个阶段甚远，许多人只能隐隐约约知道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本，却不能心领神会文化的作用，内心中显然认为文化无助于衣食住行，于是中华文化变成一个让他们爱恨交织的东西。
当然，我们不太可能在吃不饱的情况下高谈什么文化研究，但是世界各个文明的发展早就告诉我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分不开的。而精神生活也不是浑沌一片的。朱熹说“衣食不足则不暇治礼义”，不是表示吃饭比任何事物都重要，也并不是指“礼义”只有在“衣食足”之后才出现，而是指人在“衣食足”后才能从容地了解“礼义”的重要性。问题因此只有一个，我们在“衣食足”以后，是否有尝试去了解我们的文化？
从文化的观点看，我们大体可以从受华文教育的多寡而将华人分成几个类型。华人之中有纯粹接受华文教育者，有纯粹接受英文教育者，有纯粹接受马来文教育者，有先接受华文教育，后再接受马来文或英文教育者。
但是不管怎样，在土著和非土著划分得如此严格的国度里，没有人可以避开自己的族群标签，按受华文教育的多少并不会影响到一个人自己的民族认同取向。的确如此，许多人连一个中文字也不认得，但是却可义正严词的以自己为华人为荣，为自己有5千年的文化感到自豪。
这种“认同取向”在文化上不可避免地出现含糊性，我从前在自己的文章说过，华人最大的问题是对文化传承没有共识，有者认为在一个复杂的多元种族的国土里，只要读到华小就好，有者认为华文教育（更贴切地说应是华人文化教育）应延续到大学阶段。（《今我来思》，吉隆坡，1993年，页146-150）
在这样一个针对文化传承多寡的分歧点下，华社在追求权益的依据因此变得模糊起来。独立以后，在形势比人强的情况下，华人文化防卫线一直往后移，当中原因当然可以归结为华人政治手段的差强人意。
另外一个极为突出的缺点当然是华社并不清楚文化防卫线的切断点是在哪里，华人到底要坚持什么才算维护这个文化的尊严？
世界文明史告诉我们，在社会大变动时代，文化认同并没有捷径可循，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集体，都必须在长期尝试和不断调整的过程中才能找到。
但是这个长期尝试和调整的过程却须有相关的知识作为指导，胡乱摸索，信口开河对这个文化的发展是弊多于利的。马来西亚华人文化的发展非常不幸地跌在这个泥堆里，一个目前大家熟悉的例子是副教育部长发言表示考虑废除中学课程中的文言文，最后这个计划虽然被取消，盘旋在我脑海中的问题是，我们的副部长怎么会有这个念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这样粗率的一句话，为什么竟来自一个和维护中华文化关系那么密切的副部长？
深一层想，副部长的这个念头只是加剧了原本已遭到摧残的文化精华，古典课文早在好几年前就已不是中学课本重要部分，文言文已被对文化发展一无所知的“教育部”删除得惨不忍睹了，大搞一个在计划开始时一个专家也没有的“语文知识”。
妨碍中华文化发展的其中一个力量显然是这种世俗的功利观念，许多人都以“实用”来看待一种事物存在的价值。事实上，“华文程度”的涵盖面远超于字面的意义。在小学、中学的教程里，读“华文”不只是语文的应用，也是加强文化认知的重要步骤，它不只提供了美学价值，也是培育有智慧、有德性学生的方法。
新一代的华人对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的认识也已经越来越疏远。古典训练在马来西亚独立以后是一个不断堕退的过程。让我们再一次回到我们的历史人物中找参考指南：近代许多中国学者如陈寅恪、胡适、蔡元培、钱钟书等人，对西方的经典都有直接的了解，但是他们的心灵从来没有为西方所征服，相反地，他们都能以不同的参照系统而发展自己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这几个人的文化认同中已综合了许多西方现代的价值，如研究方法、思想独立、男女平等、民主自由等。我不相信一个人可以排除个人的根而能在思想上有独特的表现，个人如此，整个族群的文化更是如此。
马来西亚华人在20世纪未完成的其中一件大事，就是没有去厘清自己的文化认知，这是步入21世纪的我们最大的考验。
从前我们不只忽略了文化研究，在文化的个别领域里也没有好好的发展，以至今天我们谈到文化时，仍然茫然无绪，徒然在“所应珍惜”和“所不应珍惜”之间费唇舌，在有无“经典”中兜圈子。马来西亚是个多元文化的地方，但所谓交汇，究竟是什么意思？
中国文化从来不是一元体，而西方文化又是纷杂多变，另外马来文化对本地华人的影响更是与日俱增，华人文化吸收其他文化，多者汇合，岂不缤纷夺目？事实上，这些元素互动的形态不一，时而协调，时而呈张力。
文化所指涉的问题其实是具体的，尤其是当它和学术人文思想汇合的时候，更促使我们不能不面对一系列问题如：我们为什么要关心华人文化的发展？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写文章？我们应当在社会中如何自处？什么是我们的社会责任？除了马来西亚人以外，我们还应当成为什么样的华人？这个文化问题讨论的资源是来自本土或外来并不重要，但是我们一定得正视里头的冲突、矛盾或者不协调。
很清楚的，文化问题的论述没有解决，我们就没有办法回应马来民族主义者的挑战，亦无法好好地跟新一代的马来西亚人对话，指出民族认同与他们的相关性。
我在另一篇文章里曾经提到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双重的边缘性，一是在国家里，这个文化根本不受重视，而在中华文化圈里，这个文化成绩显然有待加强。前者的重点是政治性的，后者的着眼点则是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向下深耕的表现。（〈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与文化传承过程中的边缘心态〉。见林孝胜编：《东南亚华人与中国经济与社会》，新加坡，1994年，页163-183）今天看来，这个文化的边缘性不只存在，而且走向更恶化的方向。
世俗的功利观念使华族学生都以理工科为求学的目标，人文科系一向都引不起华族学生的兴趣，近几年来蓬勃发展的私立大学都不办人文学科，而进入私立大学就读的学生都以华人为主，可想而知几十年以后，华人的职业比例将会如何的不均匀，到时文化的发展不只将呈机械性、被动，其创新、迎接挑战的能力必然也大大地削弱。
文化发展的其他挑战
华小教师不足已是公开的事实，华社对这个问题依然束手无策，让人更不能释怀的是，这只是冰山的一角，许多同样严重的事情也同时发生；以本地大学为例，有志于研究的人非常少，能够有机会在大学执教的人更加少。以我工作的马大文学院而言，执教的华人就没有超过文学院讲师的20%。
除了英文系和中文系外，这20年来有机会进入大学执教的华人讲师更是凤毛麟角，其他大学情况绝对不会比马大乐观。从前，华人埋怨的是大学校长、副校长一职没有华人担任，现在大学里华人院长的比例恐怕也是屈指可数。此文的目的不是为了处理族群矛盾，我更加关心的是华人人文教育的发展。事实上从本地大学的讲师比例来说，恐怕以后我们无法依赖学术殿堂提供我们精神资源。
上述的问题固然和政治现实有一定的关系，但这些问题也是文化性的，因为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都是通过文化范围叙述来使之合理化或者合乎道义的。长期以来忽略了所谓的精神资源，已使到我们不知道精神资源为何物，处理问题的方法不外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结果一个棘手的问题往往会被引发成另一个更棘手的问题。我们常听到华社的政治问题堆积如山，原因不外如此。华社已经习惯关心“实际”，做事过度在意“立竿见影”，到头来既不“实际”，也不能“立竿见影”。
华社研究中心的发展，可以说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虽然华研在这二、三年有极好的进展，但是华社普遍上对它的关怀显然不够，成立到现在，研究员只有4位，经费一直都有问题。华人或者华人领袖不关心它，大体是因为学术研究在他们看来是第2层次的、是间接的，并不能马上看到成效；即使关心华社研究中心的人士，有一大部分仍脱不了“用”的倾向，他们过度的关切和介入，使到策略、应时需要的讲座，成了华研的重要方向指南。
我们当然不能说“策略”和研究无关，但过多的策略或社会政治倾向色彩过浓的活动，肯定会破坏基本的文化建设工作。这不是华社仅有的一个研究机构所应承担的，而且大部分参与“策略”者，都和“研究”或“学术”无关的人士，其讨论报告最终当然只是报章上的应景文字，徒然破坏华研作为研究机构的声誉。
张景云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商界中人想针对政治经济形势发表本身看法，然后把它包装成华社的共同立场。而不是由学术人士研究出来的。”（《南洋商报•景云沙龙》，1999年1月7日）
与其将华研的成长经历看成是华人不重视研究或“自信心”泛滥，不如说是华人不能清楚掌握“研究”的概念，引开来说，即是华人对文化的掌握欠缺一个最基本的科学观点，华社不了解或经常不自觉地破坏“专业”的重要性，这种例子在华团领袖的言论中俯拾即是。
以商人为主的“华团领袖”对文化的发展一向不遗余力，我们有许多商人，在回馈社会方面的确可以被誉为“儒商”而无愧。但是华团领导人常常以一口吸尽西江水的方式解决华人问题，许多华团领导人可以同时属于不同的集团，到最后全部华人的问题都属于他们管辖的范围，大家争着做，争着表现。
华总以及各州大会堂这类百川汇海的组织更可说明这种心态。它们所关注的范围几乎包含了华人全部领域：文化、经济、教育、艺术等；在各个领域他们都不落人后，即使将范围集中在教育领域的董教总，也常常就教育以外的问题发表言论。在目前分工极为精细的时代，我们还是停留在“唐人街式”的方式处理华人问题，从华人目前的极高的教育水平看来，的确有点不可思议。
追本溯源探本质
在步伐快速的现代世界里，我们的文化建设工作的确是做得不够，今天有许多人沉醉于将文化“本土化”，我不能说这个问题不可以探讨，但是由于之前我们累积的文化资源奇差无比，以致于本土性的问题变得极为抽象而不实际。
我们如果没有办法了解今天的文化问题，我们如何去左右将来的发展？过多的“左右”意念无疑偃苗助长，文化建设的路恐怕将更迂回了。两千多年前董仲舒在其著名的《天人三策》中早已清楚地提醒人们：“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与其希望文化朝着某一个方向前进，倒不如做一些追本溯源的工作，先了解传统中华文化的本质。
马来西亚华人的风土人情仍然是值得令人骄傲的，我们这儿的人勤奋、务实，爱马来西亚、爱华人，即使是有钱人，也甚少是财大气粗的。
和其他地方一样，读书人虽然在言论上的边缘地位极为明显，但这个“边缘”和其他国家的“边缘”始终有不相同的地方，以我个人的经验所及，我在出席若干演讲的时候，常常有“受宠若惊”或被“过分抬举”的感觉。整体而言，读书人的地位在华人社会还是相当高的，借用大陆学者刘梦溪先生私下的一句话，“我在马来西亚找到中华文化的希望”。
临渴掘井不济事
90年代初期的经济繁荣把我们推向了歌舞升平的方向，华社忘记了普遍而持久的忧患意识，忽略了精神资源必须经过长期不断的开发，一点一滴才能积累起来的。
最近猪农的问题告诉我们临渴掘井是不济事的。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看，华社的确走进了面对危机而不知所措的地步，马华公会领袖在这方面的表现尤其凸显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与其将整个事件说成是天灾，倒不如说从政之士已经完全没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与最近大肆铺张的党庆宴会相比，马华公会的表现不禁让人觉得它只是一个可以“共享乐”，但在患难之时却不能安定民心、指引民众的政党。
政治领导人物的深度和智慧，也就是这个民族深度和智慧的缩影。当我想到英国媒体、专家、政治人物、民间团体处理一样让人恐慌的“疯牛症”时，我更坚持从前我相信的话：唯有文化进步，则其他的进步才可以有更好的基础。
一个民族或个人，终其一生都要努力奋斗，如果只注意物质生活，则在大难临头，往往不知何去何从。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对走向21世纪的马来西亚华人无疑是暮鼓晨钟。
（17-07-1999《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