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陲”的马来西亚华人文化

 当代马华文存6文化卷·90年代

 

“边陲”的马来西亚华人文化

何国忠

 

马来西亚的经济在最近二、三十年来的发展是非常令人鼓舞的。华人在这方面的表现和贡献更是让我们津津乐道。相对于经济,在思想、学术、文化和艺术的领域,马来西亚华人的表现,却是乏善可陈。当前的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仍然属于中华文化舞台的边陲地带,仍未能主动而积极地介入到“核心”的运作之中。

 

如果我们到吉隆坡著名的几家华文书局走一圈,就可以感觉这种现象的明显。华文书局充斥的都是港、台、大陆为主的书籍。从人文、社会、思想的表现而言,我们实在是处在一个令人非常咋舌的差距。在人文领域,一直以来,我们不断在吸收港、台、大陆的产品。“吸收”当然也能使我们在祛弊扬优的文化发展中得到参考和启发。但是,我们始终得了解一个事实,我们虽然和港、台、大陆文化同根,但并不等于同质,因为马来西亚的华人在一方面虽然继承中华文化,另一方面却也发展出浓厚的区域色彩。我们有自己本身的关怀课题、诠释方法,甚至是名词术语。也就是说,面对港、台、大陆的文化,正确的态度应该是透过对比的自觉,改正各自在价值体系上的缺陷,从而使到中华文化有良性的整合与发展。很可惜我们这方面的表现实在差强人意。我们的人文学术,从来没有对中华思潮产生明显可见的影响,中国大陆及台湾学术界近年来人才辈出,虽然不像西方那样学派林立,然而,以理论建构的依据对中华文化或社会问题作出反省的知识人却始终不绝如缕,首尾一贯,这一点是我们望尘莫及的。中国大陆处在中华文化圈的枢纽地位,这点当然不必多作解释。基本上大陆的问题比较复杂,以香港、台湾的人文学术发展来谈,我以为更能突大马华人文化边陲的由来。

 

(一)港台的华人文化

 

大体而言,香港、台湾和我们一样,都同属工商社会,文化一般也是以追求官能的满足和物质的享受为主。余英时先生曾批评香港没有文化,但若从港大和中大的表现来说,我认为香港仍有其固定的空间让人文学术开拓发展的。

 

我的老师郑良树博士在和我的通讯中,就不只一次提到他在香港从事学术工作的愉快和充实,这是颇有和马来西亚的“孤单”相比之意。而台湾的情况更是不可同日而语,虽然我们常听到台湾政局不安及治安败坏,这个问题我没有资格评论,但是我却敢说它的人文学术发展情况是中华文化圈里最为优秀的。台湾的学术研讨会此起彼落,让人目不暇给,学术读物有其一定的市场,许多书局只单售卖文、史、哲书籍便能生存。用傅大为先生在〈指向学术生产体系中心〉里头的话:“80年代末的台湾,学者满街走,基金会林立,研讨会拜拜风行”,我以为是极为贴切的。以今年10月我在台北出席的一个学术会议而言,除了我及香港的一位教授外,馀者全为当地人,可说是相当“纯台湾,,的会议。四天的讨论,让我有真正沐浴在知识和理性里头的愉快感觉,这是我在马来西亚感受不到的。这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不禁让我想起I960年胡适在〈中国传统与未来〉的英文演词所提及的:“中国有一个理性和人文的传统可是,当我将思绪转向马来西亚时,我很无奈,却始终无法阻止自己心中那么想:即使再给我们10年的时间,以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目前的人文学术趋向来说,我还是没有信心我们能企达台湾今日的人文学术状况。

 

(二)马华人文化以娱乐为主

 

若有人愿意追问大马华人社会一年版的严肃中文学术著作平均一个月是否超过一本?其答案恐怕是让我们汗颜的。我最近为了写一篇有关当代大马华人政治的论文,阅读了一些有关这方面的文字。我的经验是:可供参考的中文著作,实在是少得可怜,许多似是而非的问题显然也缺乏系统的质疑和探索。可见检讨当代大马华人社会结构及历史脉络的文字在华人社会普遍认为次要的情况下被忽略了。大体说来这是华人社会长期一种“不求甚解”心态的结果。华人社会一直以来都不注意“自己有什么东西”,以至研究马华文学史的人需要到大英博物馆收集资料,因为大英博物馆藏有许多马来西亚找不到的“马华文学史料”。这点固然讽剌,可是我们似乎不曾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从理性化的角度而言,我们从来都不曾把孔德的“知识为了预见,而预见为了力量”和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奉为至理名言。林毓生教授曾说华人传统中讲究理性的深度不够,我颇同意这样的观察。华人思想显然是激情多于理性,以大马华人社会而言,有民族良知的知识分子多宁愿投入政治的改革,很少人有耐心在学术的领域默默耕耘。大部分人只看见权势的有形力量,而忽略学术的无形作用。我们的激情在面对教育问题时更为明显,我们死守中小学华文教育堡垒就是这种激情的表现,这点自然值得称赞,但是不在中华文化的深度下功夫却显然也是我们民族的特征,这是最能说明文化理性失调的现象。我们维护华文教育,却只在乎基本的中文书写能力,由始至终都不曾注意这种表面层次的作法并不能让我们真正做到文化的传承和推陈出新。

 

大马华人的基本性格一直以来都没有质的改变,我们始终无法在自己族群中找到一个理性而又可安身立命的文化认同,也没有一种“价值共识”,遇到一些不利的政策,往往手忙脚乱。一个有深度文化的社会较能提供应付忧患时所必须的精神资源,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但是这种资源却是要通过长期不断地努力才能积累起来的。大马华人社会的文化资源极为缺乏是我们有目共睹的事实,我们有许多的文化运动往往虎头蛇尾,这种五分钟的热度,即是精神贫乏的最好证明。

 

从马来西亚华人整体文化来看,我们走的仍然是以娱乐为主要文化取向的道路。早期从中国南来的马来西亚华人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物质条件不足。就整个人文发展来说,当时能顾及正规的小、中学教育已是难能可贵,深一层次的人文学术在那种环境下是难以生根的。目前的情况已不可同日而语,我们有足够的条件迈步向前。然而,眼前的事实却告诉了我们,经济的发展似乎不能使到我们的社会在思想上得到应有的激荡。我们一直在中华文化圈的核心之外徘徊。在《21世纪》的创刊号(1990)中,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高馄有一篇名为〈世界各华人社区的文化发展〉的文章,里头提到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及欧美的华人社会,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又一贯地被忽略,其实这种例子比比皆是。许多研究中华文化的学者对这个拥有5百万华人的地方似乎极为陌生。针对这种现象,我们没有理由责怪他人,要负极大责任的应是我们自己。马来西亚旅台作家林绿在1972年曾有一篇文章论及马华文学和中国文学主流、支流的问题。说马来西亚华人文化是中国文化支流的看法现在显然已经过时。但是有一点仍然是事实:在马来西亚,我们对人文领域的探讨始终停留在表面化的层次。经常洌览本地报章的人都会发觉,我们所触及的都是概论式的课题,严肃的人文学术讲座在华人社会活动中的比例是少得惊人,像样的人文思想杂志如《文道》,水准每下愈况,有时甚至脱期,销路也不佳。而我们的书摊,几乎可说是被消闲或娱乐性的杂志所垄断。这种情形,强烈地说,已用不上“人文学术危机”了。没有“人文学术”,何来“危机”可言。

 

我国从独立到现在,除了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目前在积极策划筹备一百万的学术基金外,我们还不曾看到华人社会有任何的基金是长期专为学术研究而设。许多人在潜意识里都把学术研究看成政治、经济以外的点缀品,虚而不实,可有可无。以目前大马华人的经济概况,我们本就不应该还是停留在告诉大家何谓学术或是学术如何重要的阶段,而是已到达积极发展学术的层次,但事实是:我们仍然无法突破前者的泥淖。

 

前阵子华社资料研究中心的处境大体可以说明这个事实,各个单位都担心接管华社资料研究中心以后得面对繁重的财务问题。目前董教总虽已答应管理华社资料研究中心,原先争论不休的接管问题算是大体克服,但华社资料研究中心的财务问题到现在显然还不能彻底解决,前路恐怕还是一样荆棘满途。舆论界似乎并没有对此事作出应有的反应,彷佛这是一件无关痛痒的事。华社资料研究中心这几年来的努力和成绩一点都没有让社会产生关怀和珍惜的心理,的确打击了许多有心人的苦心和真意。

 

(三)不是妄自菲薄

 

·我提“边陲”这种概念,绝对不是妄自菲薄。我以为我们既然不断强调“不要忘根”,强调“文化的传承”,就应该也必要面对和关注整个中华文化圈的发展。当代华人文化的研究,几乎可说都是由大陆、台湾、香港垄断,此外大概只有欧美一些少数学者有一定的地位。相对而言,在马来西亚,我们恐怕是找不到“自成一家”的思想人物。我之所以有“边陲”的慨叹,事实上可以说和我几年来研究中国思想过程中所产生的无力感和挫折感有关。任何关心中华人文学术的人都知道,在人文资讯的吸收上,我们可以算是一个相当封闭的社会。我们没有像样的图书馆,要研究中华文化,即使像我那样长年在马来亚大学,也一样要感叹书本的不足。我们书局所卖的书籍仍然是相当有限的,人文期刊更是少得可怜。这只是其中一个问题。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以我们的经济能力,事实上也不太能够负荷这些“有限”的书籍。也就是说,没有一间像样的图书馆,对我们而言实在是一个严重的致命伤。令人更为沮丧的是,我们的社会从来没有要在这方面改善的念头,这自然让有志研究的人士气大损。从个人学术的发展而言,我以前甚至有一种极为悲观的想法:一个人的成功或失败往往不系于他的努力和聪明,而系于他们无法控制的外在情况。

 

(四)文化工作者缺乏自觉

 

客观的不利因素固然使我们的文化走向“边陲”,但文化工作者普遍的缺乏自觉,恐怕也是难辞其咎的。我时常有这样的感觉,我们的作者针对文化问题发表看法时,往往忽略了外来的理论或方法。我们似乎只顾独白而完全不理会一些极为基本、我们有能力接触到的“代表性”观点。人文学术的探讨是一条充满思考和反省的路程,在马来西亚华人问题老是解不开、挥不去的困境下,我们没有理由死守一隅,继续让我们的“言论”维持单调直线的发展。

 

由于我们在不知不觉中的“自我封锁”,使得国外学者在讨论中华文化的发展时,从来没有想到马来西亚也是一个他们极须重视的"个案”,这当然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我基本的观点是,港、台、大陆甚至是欧美学者的许多看法是可以移用来探讨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问题。同样的,我们自然也希望我们在这方面的论述能外延到他们对中华文化的探讨和认知。现代学术是在不断的沟通和对话中发展开来,我们不应该让马来西亚华人文化继续在中华文化圈中成为一个不相干的地带。

 

(五)人文学术没有地位

 

我们说新加坡华文水准江河日下。然而,他们和世界中华文化圈却始终能交光互映、平等对话。这几年来,他们举办了许多大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他们的东亚哲学研究所,更是学人如云,络绎不绝。他们正面介入世界中华文化圈交流,更显露我们的脱节,这一点对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来说是百弊而无一利的。

 

政府对华人文化发展的忽视不能充分解释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和中华文化圈疏离的现象。正规的小、中学华文教育我们要关心,但我们应该有更上一层楼的决心和毅力。我经常想起女皇律师1981年在“独大”案件中的话:“马来西亚华人能办起60间的独立中学,没有理由支持不了一间独大”。由这里衍生,以民间团体的财力而言,我们的人文学术表现不应仅止于此。假如过分关注于短程的、现实的政治问题,不对纯粹的学术理论系统赋予足够的努力,经济与人文的发展不能丝丝入扣的衔合无间,则马来西亚当前的华人文化认同危机恐怕是永远无法开出康庄大道。

 

03/1993《今我来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