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马华文存6文化卷·90年代
喝采声背后的苍白——探讨大马华人价值观
翁诗杰
近年来，马来西亚频频承办国际性高层次的文化研讨会，绝非偶然的突变。副首相拿督斯里安华从尊崇儒学而至倡导亚洲文化复兴的理念，在在体现出新一代国家领导人对文化的认识与掌握，已摆脱了一般形式主义取向的民俗框框，进而迈向高层次价值观的探索。
诚然，21世纪的东亚奇迹不能仅囿限于经济开发的潜能。倘若亚洲人的抬头乃因成为暴发户，这对亚洲丰富的文化遗产，不啻是莫大的讽刺。
所谓的“亚洲价值观”，似乎并不曾有人认真地界定过。它仅只是一个抗拒西方人权武器的方便藉口，却没有人能准确地阐释所谓的“亚洲价值观”是否也涵括传统中的封建与践踏人权的负面成份，既适用于次大陆，也同样植根于东南亚！
回儒联抗西方文明
严格来说，这种论调已在不自觉间坠入了亨廷顿的所谓“文明的冲突”圈套里。亨廷顿预言未来的世界的矛盾将离不开文化取向。而未来的对峙则将是伊斯兰教与儒家文明的联合，抗衡西方的文明。
观乎此,圏囹吞枣、语焉不详的“亚洲价值观”恰好成为亨廷顿理论的注脚。而一些为西方列强服务的学阀论者也因此可顺势将之归纳为抗拒人权的支动势力根源。我们固然可对这类冠上学术之名的贴标签行为不屑一顾，但“亚洲价值观”一词所包含的同一性与包括性违悖客观事实，却是不容争议的。
长久以来，中华民族的文化意识始终冲不出两个对立的极端：一种是义和方式的国粹主义，仇洋排外；另一种则在以全盘西化，全面否定本身的文化传统，这两种钻进死胡同的情意结皆凸显着一个民族缺乏信心的苍凉。
仇洋排外固然以民族优越感为基础，但这种近乎愚昧的自大，其实不折不扣乃色厉内荏的写照。有人说，这是近百年来中华民族于饱受屈辱后对西方事物产生的既畏且忌之心理反应。因此处于西方文化的激流冲击下，国粹主义份子一边厢需藉民族主义的大义与传统文化的优越性作为号召，以阻遏外来文化的侵蚀；另一边厢，西化主义者则于民族信心备受摧残之余尝试另觅新的出路，其中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更加强了他们要在破旧立新的基础上全盘接受西化的决心。
曾几何时，这两种心态的幽灵竟也牢攫着大马华社。当副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大力推崇王安石的变法与孔孟学说时，我们深深察觉到满堂采声背后的苍白。友族领袖主动打破隔阂肯定中华文化，固然可喜可贺，然而华社却不见以相应的策略使之普及化与生活化。
严格来话，时至今日中华文化中的儒家价值观仍然局限于学术性的研究，在“以维护文化传统为己任”的华社里，其群众基础显然还是极其脆弱的。
在这种缺乏深度与广度的认识情况下，华社中竟也有人视提倡儒学为复古，进而质疑其实用性。
背负5千年传统包袱
总结这林林总总的现象，我们可把中华民族喻为一个背扛着5千年文化传统背包的汉子，在迂回曲折的道路上踽踽而行，从不停下脚步，也不曾打开背包，点算内里的物件。尽管他背上所承受的重压愈见沉甸，但始终还是没有勇气丢弃包里的糟粕，毕竟整个背包可是传家之宝。大逆不道、千古罪人的罪名直把中华民族的灵活性与务实性给扼杀。大家只能因循苟且地把背包继续扛下去而不吭声。
大马华社在维护母语教育与保存民俗传统的工作绩效乃有目共睹的事实。惟独在文化传承上，形式与内涵的发展显然不成比例。尽管我们的精神面貌与生活各层面均或多或少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但值得省思的是，只重形式的传承已使我们的新生代陷入了“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窘困。
华社应从《孙子兵法》广被日本人灵活应用于企管的实例，得到“古为今用”的启示；同时更应该从中华民族过去的屈辱中领悟到“洋为中用”的重要性与必需性。
汲取外来文化丰富自己
华社应该在强化民族信心的大前提下，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为本身的文化去芜存菁，并勇于汲取外来的文化养份，以丰富自己。
我们不能自我陶醉于外人所谓的“最像华人的华人”之类的称颂。相反的，我们应可参悟出华社所面对的最大文化困境，乃系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所致。
早期南来的移民文化偏低，因此随之移殖南洋的文化元素，主要离不开民俗与语文。当时的客观环境基本上没有丝毫可供高层次价值观发展的空间。
及至二次大战过后，华社的思想意识又陷入了另一场的斗争一一侨民意识与本土意识的斗争。高层次的人文价值观探索依然掀不起高潮。
这对一个崇尚结社的民族来说，不啻是项莫大的讽刺。以华社麾下的血缘性、地缘性与业缘性组织之多，除了发扬民俗传统，竟未能全面建立一套脱胎于中华文化的马来西亚华人价值观，这是值得我们深切省思的。
追根究底，我们不能不正视华社里根深蒂固的领导文化。长久以来，华社党团普遍服膺形象领导。这种以金钱、权势与社会地位为导向的领导文化既缺乏草根性，也鲜少尊重知识，因此其活动重点主要囿限于事务性与联谊性的框框。尽管这些社团习惯打着“维护文化”的大旗为号召，但其文化活动的层面，历经多年却仍停留在通俗文化、民俗传统等层次。
在这种领导文化的笼罩下，知识份子角色的边缘化是可以预见的。一种是怀才不遇，在党团组织里毫无生存立足的空间，成为争权夺势者脚下的垫尸；另一种则由独善己身而至愤世嫉俗，跟领导权贵划清界线，形成对立。
这种“新水浒心态”的建设功能有其局限性，因为它的中心思想离不开以批判为出发。这对服膺威权领导的党团来说，既不能轻易影响其基本的组织文化，更遑论能动其根基。
发掘人才起用人才
当然，事物的发展不会永远一成不变。近年来一些知识份子也相继受到领导权贵的招揽，成为所谓“升官图”中的角色。
倘若这意味着知识受到尊重，知识份子涉足政治或社会运动，甚至挤身领导层，非但不应受到非议，反而应该加以鼓励、支援，以期他们能够把华社党团的领导文化素质提升，从而晋入一个尊重知识的新发展阶段。
可惜的是，时至今日知识份子在政党社团中所扮演的角色，依然是以附庸者居多。华社群众普遍察觉不出他们影响党团决策的功能。
际此马来社会政经人才辈出的当儿，华社应急起直追以广阔的胸襟发掘人才、起用人才。任何叶公好龙式的求才若渴，皆不能真正地建立起华社的人才库。
与此同时，在强调物质建设与科技发展的当儿，我们不能完全没有本身的人文价值观作为社会发展的指引。任何“纯物质主义”或“纯科技主义”所引发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失衡，其社会代价之惨钳，可从一些先进工业社会中获得印证。
（01-01-1996《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