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比经济更重要

 当代马华文存6文化卷·90年代

 

文化比经济更重要

陈忠登

 

文化所包含的领域,是广泛的。庞朴给文化下这样的定义:“文化,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可以包括人的一切生活方式和为满足这些方式所创造的事物,以及基于这些方式所形成的心理和行为神学家里察,奈布(Richard Niebuhr)认为文化是除了自然界之外的人的一切活动。他举例说:“河流是自然,运河是文化;石头是自然,箭头是文化;叹声是自然,语言是文化”。

 

价值观是衡量文化的内涵与深度的尺度。价值观是何谓“美”、“善”;甚么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事”、“值得我们付出代价。的问题。它关系到日常生活中如何做出选择、取舍;如何褒贬、赏罚;如何分配我们的精神、时间、金钱的问题;它又支配我们的爱恶、欢笑、愤怒、悲伤。价值观因此决定了我们生活的方式、工作的标准、道德行为。它渗透了我们生活每个部分;在不知不觉中影响我们每一个思维、情绪,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件事。价值观影响我们每一个决定。因此,一个优秀的文化,是含有美善价值观的文化。

 

这是经济挂帅的时代,不只个人如此,国家也不例外。对一个国家潜能的评估,一般人都是以国民生产总值与经济增长率的经济表现为准则。我国首相马哈迪也以掌握经济的能力为继承人的必须条件。

 

重塑人生价值

 

文化的重要,却超越吃饭、用筷子、写方块字、庆祝农历新年等对确定民族身分,使我们民族感情有依归的心理功能。文化的素质是个人、家庭、公司、民族与国家成败的决定因素。当代中国文化学者梁燕城对传统中华文化评论说:“儒家所形成的文化精神,带给中国人民一种颇为刚健的、重人格奋斗的人生观。中国人自孔子以后,即能将人格价值与功业的成败分开。即一个人伟大与否,跟他有没有实践成就无关,一个人在功业上可失败,但他若能在失败中奋斗,坚持美善的原则,那么这人仍是有价值的。

 

中国人不崇敬秦始皇,隋炀帝,汉武帝,甚至唐太宗也只能给人好感……中国人最怀念的人物是孔子,苏武,关羽,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全是失败者,不过能在失败中坚持道德奋斗,维特光辉的良知和人格而已。这种失败中刚强,正是中华民族能屡败屡战,长存不息的动力……是中华民族能在列强交侵、强邻压境、8年抗战中仍挺立不屈,亦赖这种民族精神。”因此,有人也曾经这样说:“是先有文化,才会有帝国的建立

 

文化价值观对社会、民族前途的庞大影响,也牵涉到经济成长的层面。根据一些专家的分析,自从97年中所发生的东亚空前经济风暴,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对传统艰苦创业、克勤克俭、稳扎稳打、脚踏实地的务实作风忽视;求“完美”、“高素质”、“专业精神”文化的忽略。可见经济的持续繁荣,需要有优良的文化为先决条件的。

 

文化决定方向

 

经济是关系到如何生产、分配、享用财富的课题。经济所追求的最主要目标,是如何以最高效率利用天然与人力资源来制造财富,并回避大起大落的经济萧条风险。文化与价值观却是关系到甚么是人生的美、善的课题,因此,经济是工具、方法,而文化是方向,在人生的旅途中,选择正确的方向,应该是比拥有最尖端科技工具,最高效率的方法,更为重要吧。一个人就是能以最快的速度飞驰,如果方向错了,也是不会达到目的地的。

 

因此,文化是比经济更基本的。

 

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是互动的。文化影响经济,经济其实也能在不知不觉中左右文化的趋向。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要持久的成长,需要有安定、法治的社会,择业的自由与高技术的人力。要达到长期的政治稳定,需要有清廉的政府、人权的尊重、资讯的自由、中庸的政策、民主的体制与文盲的铲除。市场经济的社会一般都以经济发展为国家最重要的议程,因此间接导致法治、自由、人权、中庸、民主与教育的发展。

 

施行市场经济制度的社会,是以鼓励个人追求自我财富提升,为整个社会经济成长的原动力。这样社会的一个常见现象,就是追求财富成为这种社会成员的主要活动、人生的目的与成功的标准,对财富有夸张的期望。金钱本来就是一个交易的工具,而人生最宝贵的东西,如温暖的家庭、快乐、健康与有意义的生命,并不一定与物质的富裕有关。

 

人的商品化,也是讲究高效率的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文化影响。人被视为工具、商品,人的劳动量以金钱来估值,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以商品的方式来处理,每个人都先看另一个人有多少利用的价值,可让自己得到多少利益而与之相交。以前重视真情、义气、原则,现在却只有外表的友善、公关,因此,现代人是孤寂的。

 

建立道德秩序

 

现代商业集团的影响力越来越人,有些跨国公司每年的营业额,甚至比一些第三国家的整年预算案还要多。因此,如果经济与文化脱节,这社会是没有方向的,其结果可能是很可怕的,未来学大师多福乐(Alvin Tofler)预测明日的公司,将不能再只是狭窄的关注自己公司的利润,也需要注意到社会责任,环保问题,道德影响及政治、种族、两性之间的公平,员工身心理健康,对当地文化的冲击。这不单只是为了搞宣传,或建立公关,更是因为“公司越来越被看为是道德影响的制造者”,“公司对本身职责看法的改变”。

 

多福乐所预言的,是否一天能成为事实,仍不可知,文化的重要,却是无可否认的。

 

03-01-1999《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