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工业化政策与环境
柯嘉逊
政府正要通过一项法案以修正《1986年促进投资法令》。这显示出它极度关注国内的制造业外资数量剧减一事。有关外资数量在今年首5个月，由1992年同期间的44亿零吉减少到14亿零吉。外资申请数额也从1991年的202亿4000万零吉跌到1992年的118亿零吉。被通过的本地工程投资量也在1992年减少33%。
这是令政府极度担忧的一项发展，因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政策向来都依赖外来投资。外来资源占了1991年获通过的投资量的57%0现在政府必须想办法去实现其第六大马计划中所定下的私人界投资马币800亿零吉的目标。
外来投资减少的原因很明显一一日本和其他西方进步国家的盈余萎缩，外资被分散到工资低廉的国家如中国、印度支那、东欧、中亚。在1992年，台湾的投资（台湾到今天仍是我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国）从1991年的14亿美元剧减到5亿8100万美元。同时，台湾和日本在中国的投资则显著地剧增。
因此，目前正是马来西亚重新检讨其工业政策的时候了，特别是有关其对环境及人民所带来的影响方面。我们不应该因为我们的经济在过去几年来创下可观的成长率而感到自满，因为对于一个正在起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极正常的现象。我们必须紧记，跟进步国家不同的是，我们不只依靠出口制造业成品，同时还得依赖出口石油和树桐——两种无法更新的资源——来赢得这10年成长期的出口收入。
我们必须以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欧洲及日本当今所面对的种种问题为诫，虽然他们在战后，经历了非常快速的成长率，并且大量地强化了他们自己的资金。从1950年到1974年，这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量比他们在1950年的生产量提高了180%,约3倍。比起前70年的生产量，这25年的生产量无疑増长了许多倍。在资金累积方面，从1955年到1970年，美国的制造业资金提高57%,在欧洲国家，资金提高116%,在日本，则是500%。（P.安士德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资本主义》，1984年，第219页）。
我们也应该将我们的单位数成长率拿来跟新兴工业国更吸引人的记录比较，这些新兴工业国在的大部份机件依然是从日本入口，在英国的国产车广告甚至还特别强调其“日本工艺”而非“马来西亚车子”！
我们还欠缺基本的工程措施以加重工程工业的发展。虽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根基还很粗浅，但重工业的成本是昂贵的，因为它需要从国外入口所需的工艺、熟练人力资源以及基本配备。
在第六大马计划中，制造业的平均成长率预测是11.5%,到了1995年之际，制造业收入预料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2.4%。（《第六大马计划》，第19页）但我们继续依赖外资的事实,可从国内外来投资额从1990年的马币176亿零吉或占国民生产总值16%,提高到1991年的马币300亿零吉或占国民生产总值25%中，得到证实。
根据E.惠赖特的计数法，进入国内的每1元外来投资将导致有2元从盈利回扣及专利权费用中外流。我们的负债服务构成部份已越来越严重。整体外债在1981年只有马币154亿零吉，到了1986年则升到马币510亿零吉。
工业化对环境的影响
马来西亚工业化政策的取向对我国环境所带来的影响是具破坏性的——我们的水源、空气及食物——以及某些地区居民都成其受害者。这可从1990年环境部常年报告书中看到。这些负面影响在某些事件中尤其显著，比如1983年甲板反埋置辐射废料运动、80年代初反抗建设巴昆水坝运动、80年代中期开始至今的红堤山斗争、砂劳越原住民的反伐木设路障事件、反对发展槟城升旗山，以及眼前的武吉那纳斯反抗有毒废料处置中心运动。
此外，发展政策中的其他领域也面对人民的反对，比如反对蕉赖收费站、反对乐浪岛高尔夫球场及其他地点如福隆'港及直日布的高尔夫球场、积水地区遭破坏而导致马六甲面对水荒问题，和毫无节制的发展工程导致突发性水灾成为常见现象。
明显的是，社群的行动有助于阻止环境被大肆破坏，并且迫使政府必须加紧执行环境法律。同时，非政府组织和政党可以在协助受害居民们将彼等的困境变成全国注意力集中点的工作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政府毫无节制的鼓励外资政策，只会使到外来投资者将他们具污染性的工业引入我国，比如位于红堤山的工厂及其他制造出许多有毒废料的工业。而武吉那纳斯就将成为这些废料的处置地点。反观进步国家，除了拥有非常严厉的环保条规外，也花费大笔的钱来处理它们的有毒废料。连高尔夫球场的建设也不受鼓励，只因为在其护理草坪过程中，动用到含剧毒的除草剂。
80年代中期的经济大萧条其实帮了砂劳越州人民一个大忙，令他们在民都鲁的捕鱼区免受到当地铝厂污染物的威胁。我国自由贸易区里电子工业所应用的化学药品深含剧毒，并且对健康有致命性的害处。其他例子包括北赖工业区里马八幡与日本联营的钢铁厂，和在吉隆坡设厂的钻石天蓝企业，一家应用从瑞典入口的砒霜提炼成除草剂的美国公司。虽然从独立开始我国即已推行工业化计划，但至到今天，政府仍然未将工作环境与安全法令提呈给国会。
我国为满足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如日本的要求，而毫无节制地开伐木山，令我们的原始森林及原住民们面对生存的危机。这种情况在砂劳越极度猖獗的木山政治贪污制度影响下变本加厉。
我国并没有严厉执行环保法律。发展商漠视《环境影响评估法令》，在提呈须由环境局通过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书之前即开始他们的工程，这情况频频发生在乐浪岛、福隆港及直日布的众多高尔夫球场及其他消闲工程上，未经处理的污物都被直接排入海中。
为人民所进行的发展
环境污染的受害者，如武吉那纳斯及红堤山的居民，都会感受到具责任感及民主意识的大众传媒是多么的重要。他们也知道在阻止当局引用压迫性法律如《内安法令》及《紧急法令》来对付设路障的原住民、环保份子及具健康意识的人士时，强调人权是极度重要的。
居住在上述各项工程地区的人民必须事先被咨询，这才符合真正的参与式民主精神。发展过程中必须将人民置于盈利之上。《国际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力公约》第12章提到：
“每个人都有权享有至高水准的生理及心理卫生护理……包括……改善环境和工业各领域的卫生……”
马来西亚政府还未签署这项条约，虽然在上两届共和联邦会议中它已作出承诺。
同时，环境部也必须是个更具信誉的机构，以确保环境受到妥善保护，并且有能力挺身而出，对抗马来西亚社会强大的商业势力。目前并没有任何法律条文可以阻止一些核准单位，如马来西亚工业发展局或州政府，在环境部检阅及针对某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书做出决定前，即单方面做出核准的决定。《环境影响评估法令》须被扩展到所有的工程计划上，而不只限于涉及50公顷以上的土地发展计划，事因许多涉及50公顷以下的工程也都会引起环境问题。
工艺重点必须从解决污染问题转移到防止发生污染问题上。有鉴于用过即弃的产品已制造出严重的环境危机，因此我们必须鼓励更广泛的生产再循环与再应用产品。
我们的工业化政策应该通过发展本地工业基础，联合各个不同领域来达到自供自足的目标。策略的选择应该以是否大部份人将从中得益为准，比如兴建良好的公共交通系统、公共卫生系统，而不是巨型工程，只让一小撮人获取巨额利益和巨额回佣。外来投资应该只获鼓励加强我们本身的工业策略。
本地资金，特别是中小型工业的资金而不是外来资金，应获得适当的奖励以便发展我们自己的工业基础。很明显的，本地资金并没有被妥善运用来发展工业，因为我们只是空有一个世界上最活跃的股票市场（它每天的股票交易量高达10亿，比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平均交易量更高）。这种赌场式经济只会抑制商业机构做出具策略性的投资决定。
我们应该考虑如何进行一连串的改革行动，包括善用退休基金、股票市场及国家银行。作为开始，花在国防上的开销应该被削减，以便把更多基金输入到工业投资上。现在我们花在购买战斗机上的钱就已超过马币100亿零吉了！
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是：如何在兼顾人民的利益与权利之余，再创成功之高峰。
（02-08-1993《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