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马华文存4经济卷• 90年代

当代马华文存4经济卷• 90年代

总编辑：戴小华主编：蔡维衍

编委：何启斌、张燦泉、赖顺裕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出版

时代的声音《当代马华文存》

“风狂雨骤”是80年代的马来西亚最好的与照：民办华文大学的理想受挫、三保山事件、官方机密法令的通过、合作社风暴、新教育法令、华小髙职事件、茅草行动，为华社带来的是惊悚与悲痛。90年代工业大蓝图的提出，回儒文明的交流，2020年宏愿的呼喚、教育法令及大专修正案的通过、独中注册与地税的解决、华社民办学院的开创，华小获准增建搬迁、华社诉求的浮现，在在令人感到华社于政经文教方面,似乎渐有了解困的迹象。然而，紧接爆发的亚洲经济风暴、安华事件、立百病毒事件、世纪大选所带来的冲击，犹若一场世纪风暴，不但掲开了马来西亚许久以来深藏不露的真貌，冲击了市井百姓,更震撼了心思敏锐的评论作者。尤以马来西亚华裔评论作者更加急切地要为向着社会进步、政治民主、司法公正、种族和谐、华教永存、国运昌隆这—梦想的实现推进蓄。在此种情态下，马来西亚的评论总为后人留下了既充满激情又充满焦躁的沉重感。

《当代马华文存》共收录了3百位评论作者的840篇文章,约计5百万字，记载了20世纪最后20年的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真实图景，为其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与社会各领域作了全面的观照。当我们重新检视那一时代曾发出的声音中,发觉特定的政治环境及媒体制约，使得评论作者无法走出其局限性，有些作者因而不得不持有一种伸缩性很强的生存自卫的紧张和防备。因此，《当代马年文存》的编辑印行，就某方面而言，既是对历史的反省和检讨本身，也蕴含了我们对自身的批判。

当代马华文存3

经济卷（80年代）

丹斯里拿督林源德局绅助印

作者：

赖顺裕、郭仁德、杜乾焕、罗汉洲、陈金泉、黄永安、许元龙、朱晋韶、傅孙中、郑赤琰、杨名万、何启斌、詹运豪、冯时能、潘友来、许庆琦、陈锦松、刘鸣杰、洪庆铭、陈德真、林瑞源、丘光耀、劳日成、黄家伟、缪进新、蔡维衍、林元情、沈观仰、柯嘉逊、张景云、张燦泉、刘胜权、黄孟祚、叶添来、赖孙耀、何质佳、陈韦賰、翁诗杰、刘吉源、罗正文、许国平、李开璇、黄文森、林西彦、刘磐石、李惠群、宋兆雄、郭洙镇、麦青远、戴小华、丘惠中、张秀芳、黄宏荫、林源德、熊远宾、林吉祥、蔡成杉、蔡国治、邱天贵、郑丁贤、冯久玲。

总编辑：戴小华

主编：蔡维衍

编委：何启斌、张燦泉、赖顺裕

责任编辑：叶啸、丘惠中、柯金德、郭仁德

封面设计：史美星

发行人：戴小华

出版：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

Malaysian Chinese Cultural Society

4^th Floor, Wisma MCA, 163, Jalan Ampang,

5045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03-21619709Fax：03-21623646

总经销：大将事业社

Mentor Publishing Sdn. Bhd.(473710-T)

17, Jalan Balai Polis,50000 Kuala Kumpur, Malaysia.

Tel：03-61883266 Fax：03-61885266

制作：大将事业社

印刷：益新印务有限公司(45169-K)

第1版第1印：2001年9月

定价：平装RM30.00 精装RM100.00

国际书号：平装ISBN 983-2463-13-0 精装ISBN 983-2463-03-3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总经销处调换。

倾听马来西亚

--《当代马华文存》总序

戴小华

缘起

人应该要有甘当铺路石的精神，人也要有敢于做开拓者的勇气。

1987年，我正修读硕士课程，选择撰写的论题是《马来西亚的行政体系》，其时感到最困难的，是资料的匮乏。之后，常受邀为中学及大专院校举办的华语辩论赛担任评判工作，见到学生也为辩题的资料难寻所苦，于是，我有出版《当代马华文存》的构想。当我在1998年7月担任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总会长，就立意要在任内，为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编辑及出版一套能切合时代变迁，能反映华社思想面貌的珍贵史料。

一

《当代马华文存》的编选计划拟定于1998年末。最初的构想是精选自马来西亚独立后至1999年12月31日间，以华文发表在马来西亚地区有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五大领域的评论佳作。希望推出一部能完整呈现马来西亚华裔在此特定时空下争取合理生活秩序的历程，以及在其奋斗的风雪途中所留下的时代纪录。

以上的编选设想是我们的追求；但追求与目标常常有距离。需要说明的是，编选文存需要掌握大量的数据。有了相当的数量，才有精选的基础。选定一篇，往往需要翻阅十几倍的文章。所幸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中国报、光华日报、华社研究中心，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的资料室都提供我们这方面的协助。除了编委会的成员，博特拉大学、工艺大学及韩江新闻传播学院共20多位学生也热心帮忙搜集资料。然而由于80年代之前的评论文章，在各资料室能搜集的不多，故只好将文存的选文时间设定在80年代及90年代这20年间。如有可能，将来再续编60年代及70年代的文存，则能呈现更完备的视野。

既然是文存，对于繁多的资料，必然有所取舍。取舍要得其当，必须要有一群学有专长、独立公正且具公信力的编辑委员才行。于是，我先邀请到两位在我国评论界卓有声誉的资深报人张景云及罗正文参与这项工作，并在征求他俩及华社研究中心主任林水榛的意见后，经一再研商，拟定了编辑委员会成员的名单。为了便于这项浩大繁琐工程的进展，我谨建议编委会的成员应多集中在雪隆区。兹将编委会的成员及工作职责说明如下：

编辑委员会成员(按姓氏笔划排序)：

顾问：刘鉴铨、林源德、黄超明、温子开

咨询编委：卜亚烈、王金河，许春、杨名万，陈爱珠、钟启章、黄兆平、彭早慧、萧依钊、雷子健、廖庆曾、潘友来

总编辑：戴小华

政治卷主编：张景云

编委：丘惠中、何国忠、陈锦松、祝家华

经济卷主编：蔡维衍

编委：何启斌、张灿泉，赖顺裕

文化卷主编：罗正文

编委：许德发、郑秋霞、游若金、潘碧华

教育卷主编：邓日才

编委：李宽荣、陈宝武、林景汉

社会卷主编：陈亚才

编委：陆宇莲、郑云城，谢爱萍

责任编辑：叶啸、丘惠中，柯金德、郭仁德

工作职责：顾问及咨询编委为荣誉职；总编辑负责统筹策划、撰写总序、收集文稿及校对；各卷主编负责写序、提供信息、筛选及审定文稿；编委负责提供信息、筛选及审定文稿；责任编辑负责收集文稿及校对。

二

《当代马华文存》的编选工作是繁重的；实际的操作比预想的复杂得多。何况这套以时事评论为主题的大系在我国尚属首次。鉴于人们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即使他们并不同意它的内容。所以我们尽可能做到文存的作品能见解独到、视角多元、笔路万殊、题材丰富、要求有异。我们相信，马来西亚历史迈进的脚步，涉及大动荡时期的各种思想，必须在这样的襟怀中才能有所把握。就这样，使得这项工作“难度很大”又“带有风险”，但是总要有人去做。我相信人的意识之外，的确隐藏着一座圣地，无论察觉与否，它总在那儿频频催促。我也清楚意识到，我们之所以如此不遗余力，乃是因为大家都了解到这项工作的意义与价值。何况这么做从中获得的自我满足感及快乐已非常多，所以，即使工作中历经不少曲折与艰辛，都已显得微不足道了！

我们在1999年3月29日先举行筹备会议，并于1999年4月29日正式召开第一次的工作会议，之后又陆续召开了7次工作会议及多次的各小组会议。此外，在1999年11月19日至21日及2000年1月22至23日召开过两次工作营。工作营期间，我们每天自早上9点到晚上9点止，除去两次半小时的茶点及一小时的午晚餐时间外，其余的时间全在工作。令我感动的是，编委会成员虽几乎都有工作在身，但无论是工作营还是会议，出席率均高达近80%。其间各编委有过集体的讨论，也有个别的协调。虽然，编委会成员曾尽了最大的努力；然而，限于时间，对浩如烟海的数据的筛选，难免有遗珠之憾；限于篇幅，对许多作品，只能割爱；限于人力，书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祈望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这不仅是未来修订时的参考，也是我们再从事类似工作的依据。

不可否认，任何文集都必然呈现编者的主观，但是本文存各卷在形式设计和选文原则上仍力求编委们有一定程度的共识。另外，入选的作品是经过编委会反复比较和综合考虑决定的；有的文章很难划分归类，如选入政治卷的就不再选入其它卷内，以免重复；有的入选篇目或与作者本人看法未必一致，也请谅解为感。以下为编委会确定的选文原则：

(1)入选作品设定在1980年1月1日以迄1999年12月31日间，凡评论本国事务，并以华文发表在马来西亚地区的报章、杂志及书籍中的评论佳作；

(2)本国人用知悉真实身份的名字，以体现负起文责之精神；入选作者均不称呼其头衔，作者可在简介中自行列明，但以百字为限，并依照目录排序，冠以书后。

(3)态度敦厚，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据，言之有利于谋取马来西亚人民福祉之增进；

(4)立场公正，不问党派，不因人取文；

(5)完整精致之文优先，文长超过3千字者须取得原作者同意予以删减或割爱或弹性处理。

(6)入选作品按事件分类，按发表时间排序，其时间不明者，则推定大体的写作时间，酌为编入。

《当代马华文存》共收录3百位评论作者的840篇文章，几乎概括了马来西亚所有重要的华裔评论作者的思想精华。就某方面而言，是弥足珍贵的史料纪实和社会见证。为了慎重起见，在经过初校、二校后，我们将最后一校让作者亲自过目，以求将错误减至最低。

需要说明的是，因为80年代的数据难寻，而90年代的数据较多，因此不能按数量比例编选，只好80年代的尽量收录，90年代的作品精选一些，为的是给研究者及读者多提供一些资料。由于各卷相关内容的提示，主编已在序文中言明，故谨将各卷篇数列下：

1。政治卷(80年代)：72篇

2。政治卷(90年代)：99篇

3。经济卷(80年代)：63篇

4。经济卷(90年代)：100篇

5。文化卷(80年代)：65篇

6。文化卷(90年代)：81篇

7。教育卷(80年代)：65篇

8。教育卷(90年代)：100篇

9。社会卷(80年代)：82篇

10。社会卷(90年代)：113篇

三

1957年，是改变马来西亚历史的一年，然而独立迄今近45年，马来西亚上空经常凄迷而少见晴好，尤以1969年发生的五一三种族冲突事件，成为我国政经变化的分水岭。一项为期20年的“新经济政策，，却因不断出现的行政偏差，令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不仅感受到政治压力，发展也大受阻碍。

“风狂雨骤”是80年代的马来西亚最好的写照：民办华文大学的理想受挫、三保山事件、官方机密法令的通过、合作社风暴、新教育法令、华小高职事件、茅草行动，为华社带来的是惊悚与悲痛。90年代工业大蓝图的提出、回儒文明的交流、2020年宏愿的呼唤、教育法令及大专修正案的通过、独中注册与地税的解决、华社民办学院的开创、华小获准增建搬迁、华社要求的浮现，在在令人感到华社于政经文教方面，似乎渐有了解困的迹象。然而，紧接爆发的亚洲经济风暴、安华事件、立百病毒事件、世纪大选所带来的冲击，犹若一场世纪风暴，不但揭开了马来西亚许久以来深藏不露的真貌，冲击了市井百姓，更震撼了心思敏锐的评论作者。尤以马来西亚华裔评论作者更加急切地要为向着社会进步、政治民主、司法公正、种族和谐，华教永存、国运昌隆这一梦想的实现推进着。在此种情态下，马来西亚的评论总为后人留下了既充满激情又充满焦躁的沉重感。

《当代马华文存》记载了20世纪最后20年的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真实图景，为其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与社会各领域作了全面的观照。当我们重新检视那一时代曾发出的声音中，发觉特定的政治环境及媒体制约，使得评论作者无法走出其局限性，有些作者因而不得不持有一种伸缩性很强的生存自卫的紧张和防备。因此，《当代马华文存》的编辑印行，就某方面而言，既是对历史的反省和检讨本身，也蕴含了我们对自身的批判。

结语

《当代马华文存》虽非显示了马来西亚评论文章的“全貌”，值得欣慰的是，毕竟我们有勇气先去开拓。即使文存出版后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好在开头我已说了，人应要有甘当铺路石的精神。至少，我们的努力仍可以成为后继者走向成功的借鉴。相信将来在人力、物力、财力都不成问题时，更完美选本的诞生，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本书能顺利付梓，除了感谢编委会全体成员，丹斯里杨忠礼、丹斯里林源德，丹斯里郑福成、拿督林金华、拿督陈明水、拿督刘天成以及廖林水玉等人热心赞助经费，以及所有支持我们这项工作的人外；对于王赓武、王蒙、龙应台、沈慕羽这几位我所尊重的学术文化界的重量级人物，他们院为《当代马华文存》撰写推荐词，本人于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言明本意，权以为总序。

30-6-2001

主编序

蔡维衍

自从独立以来，马来西亚经济发展一直保持相当不错的表现，因此虽然受到国家政策的限制，华人在经济领域还能够有空间不断拓展，甚至开辟新天地，成就卓越。然而，在华文报章撰写经济文章的作者不多，与其他文集相比较，经济卷收集的文章，尤其是80年代时期的作品，难免只局限几位作者。

80年代有关经济的作品经过归纳以后，共有下列几个项目：新经济政策的冲击与探讨、华人经济的困境与革新、企业创新与合作社风暴、私营化政策、工业化政策、房屋与土地政策、马币贬值、城市发展大蓝图、固打制面面观及区域经济与国际经济等10项。可喜的是到了90年代，好多新生一代的经济作者涌现，因此可供选择的作品篇数也较多，所讨论的经济范畴也比较宽广且多样化。归类之后，可包括：新经济政策的趋势与挑战、华人经济的困境与革新、华团经济活动争议、私营化政策、工业化政策、土地与农业政策、华巫联营、固打制面面观、区域经济与国际经济、中小型工业的再造与展望、经济风暴、金融架构的变革、诊断金融管制以及面向新世纪发展战略等14个项目。

综合起来，80及90年代在经济上的大课题林林总总，可说相当繁多。其中数新经济政策为最重大的课题，华人经济往往因新经济政策而陷入某种程度的困境。一些华人团体为了自救，也就寄望透过群体力量进行经济活动。与此同时，政府也因为推行新经济政策而造成臃肿的行政体制；公务员人数太多,加上政府过度参与各种经济活动，财政开支形成不堪荷负重担。在80年代逼不得已将许多建设计划通过私营化政策，减轻负担，也让私人界有更多参与国家经济发展的机会。然而，私营化政策却促成了朋党的负面现象，在80年代及90年代都是为人所诟病的。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工业化计划的推行急不容缓，因而这本经济文存也收集了有关工业化的评论文章。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有种族固打制的元素。在70年代，谈固打制问题的文章较少，但在80年代，谈论固打制的文章显然多了，而至90年代，固打制仍然是热门的课题。为了在固打制的局限内，脱离桎梏框框，90年代，华巫联营成了避开固打制的一种折衷办法。当然，成效如何有待检讨与鉴定。80年代，国家经济发展欣欣向荣，蓬勃而有朝气，政府开始规划城市发展蓝图，涉及了房屋与土地政策。

在90年代末期，也就是在1997年7月期间，亚洲经历了史无前例的金融风暴。这场由金融危机演变成的经济大风暴，使得一些亚洲国家，尤其是之前被认为是推行亚洲价值观的国家遭到了严重无比的打击。在各自挣扎的日子里，马来西亚独排众议，采取了资金管制策略，这个大胆措施虽然引起了国际间争论与非议，但是现在，马来西亚可算是很幸运的度过了难关，走向经济复苏，重拾一度失去的繁荣。经一事长一智，经济风暴的教训，加强了人们对经济环球化的认识，人民大众更加了解环球化所可能带来的剧变与影响，面向新的千禧年，我们有必要制定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当然，这是与80年代所谈论的区域与国际经济息息相关，或者说就是此类课题的延续。

（1）经济政策的冲击与探讨

马来西亚在各族人民的通力合作之下，脱离英国殖民地统治，和平独立12年后，不幸在1969年发生种族冲突事件，凸显了国民团结为建国条件的重要性，政府因而策划了一项为期20年的“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有两大目标：（1）重组社会，（2）不分种族，消灭贫穷。政府认为如果能完成这两个目标，国民团结就指日可待。

新经济政策的目标堂而皇哉，对于政府誓言不分种族，消除贫穷，各族人民当然是额手称庆。即使是纠正马来西亚各区域、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不平衡也是人民所支持的。然而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20年期间，根据政府官员的诠释，将重组社会的重点放在纠正马来西亚各民族之间经济不平衡的现象，强调不同种族各自从事不同的经济活动或职业的状况必须改变，指出大部分居住在乡村的马来人以农耕为主，经商人数太少，马来人长久以来受忽略了。政府官员根据如此诠释的决策，未免有行政偏颇之嫌。

根据1970年的统计数字，马来西亚半岛的人口比例及从事经济活动情况如下：

	马来人	华人	印度人	总和（％）
人口	51	37	11	100
农业	67	23	10	100
矿业与采石业	25	66	8	100
制造业	29	65	6	100
商业	24	65	11	100
建筑业	22	72	6	100

（根据第二马来西亚计划检讨报告书，第12页）

人口超过半数的马来人从事商业活动的只占24%,而人口只占37%的华人竟然是商业活动的领域总人数的65%,因而华人常被称为老板，而司机则被称为阿末（Ahmad,马来人的名称），这当然是不太健康的情况。由此，新经济政策强调在20年内，力求塑造一个土著商业社会，让更多马来人及土著参与工商业领域的事业。

新经济政策也同时强调种族间财富不平衡，第二马来西亚计划检讨报告书详细列明各民族在有限公司股权分配比例。声言马来人所拥有的股权只有1.9%,不能体现马来西亚人口结构情况，认为马来西亚大部分财富落在外国人与非马来人手中,为纠正此不合理现象，经济结构有必要进行重整。

	马来人	华人	印度人	外国人	总和
股权分配（%）	1.9	22.5	1.0	60.7	100

（根据第二马来西亚计划检讨报告书，第98页）

上述数据不但让许多外国人拥有的企业纷纷转变成国有国营或国有民营，有的索性抽身退出马来西亚。另一方面非土著的商业活动必须让土著有30%的参与股权：新的注册公司必须邀请土著参与，旧有的公司在申请更新执照或重组股权时，则必须让出30%股权给土著，为了让土著在快速的时间内达致所订下的目标而采取的种种行政措施，造成诸多不便，难以令人信服和接受。

针对重组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的措施所形成的畸形局面，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发出了许多不平之呜。华人社会管新经济政策称之为亲巫（马来人，或译为巫来由人）政策。

在80年代末期，眼看新经济政策20年期限即将结束，政府成立了包括各民族150位代表的全国经济协商理事会（National Economic Consultative Council）,拟定90年代的国家经济政策。华族代表除了华基政党，包括马华公会、民政党、砂劳越人民联合党、以及民主行动党等，还包括了许多民间团体的代表，如董总、教总、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马华工商总会联合会都各自派出一位代表参与这个由土著和非土著各占一半的经济协商理事会，共同探讨及草拟90年代的经济政策。

1991年5月政府公布了90年代10年国家发展计划（NDP）取代了新经济政策。较早时，首相更发表了2020年宏愿（Visi。n2020）,力求在经济、政治、社会、宗教、哲学和文化等所有领域全面发展，以达致类似世界公认的19个全面发展工业国家的水平。

国家发展政策是个新名称。新经济政策（NEP）的名称改成国家发展计划（NDP）,但是新经济政策的两大目标仍然是国家发展计划所欲继续达致及完成的，这10年的国家发展计划仍然有新经济政策的影子加实质。90年代的经济评论文存的纲目也就改用“新经济政策的趋势与挑战”。

1997年下半年开始，东南亚国家遭遇金融风暴蹂躏，印尼爆发了动乱，由于贫富不均，印尼的华人成为暴民抢掠的目标,马来西亚各族却能同心协力安度难关，许多人都归功于马来西亚实施新马来西亚实施新经济政策，造就了好多马来中产阶级，我国华人方得以逃过灾劫。如今，新经济政策（NEP）在新名词国家发展政策（NDP）的掩护下，总算又平安无事度过了另一个10年。

（2）华人经济的困境与革新

不论是70年代或者是80年代（甚至是90年代），马来西亚华人在经济上所面对的可说是一个又一个困境局面。以华商本身内部来说，许多华商是传统的小资本或家族资本生意，面对开放的商业环境，剧烈的竞争，经商方式有必要求变以走向现代化管理经营。至于外来的冲击，政策的约束与限制，由于在政治上，华人的地位节节败退，在经济上要求突破，其中困难可想而知。

为了脱离困境，革新求变势在必行。华商不断在自我求变,当然是求生之道，而看到马来商人在政治上的优势带动了经济发展，推高了经济地位，相反的，华人的努力却是事倍功半,经济地位日渐走下坡，因而也有华人希望像马来人一样，依靠政治力量求突破。政经分家或政经合一便成为80年代的一个热烈辩论课题。

通过政治力量，马华公会成立了马化合作社及马化控股公司，从而进入各种经济领域，展开经济活动。控股公司成为家族生意走向现代化管理经营的推动者，于是许许多多的华团便依据马华公会经营模式，组织合作社，成立控股公司，从而涉足经济活动。

在这个课题里，作者们探讨了华人经济的困境，明确地指出陷入困境与外在的政治气候攸关，而华人企业内部必须自我调整，改变经营方式。然而，革除旧习脱胎换骨不是一朝一夕所可能达致的，因此到了90年代，有关华人经济问题依然停留在困境与革新的论题范围内。

综观20年来，紧跟随着马来人召开土著经济大会，马华工商总会联合会也召开好几次华人经济大会，探讨华人脱离经济困境及采纳新方案来开拓新领域，可是“困境”两个字还是马来西亚华人经济最贴切的写照。

(3)企业创新与合作社风暴

从70年代开始，华人的经济活动一直是根据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而作出配合反应。当新经济政策规定土著要在所有经济领域占30%股权，华人社会的反应就是我们必须调整步伐，自强不息，以免落人后。一般上，华人经营小资本生意，很不容易与有政府资金做后盾的土著商家竞争，马华公会发起了通过合作社集资让许多华团效仿。在80年代乡团组织合作社、宗亲会组织合作社、行业公会组织合作社，甚至在野的民主行动党也组织合作社，其他社团组织控股公司更是雨后春笋不胜其数。

由乡团组织的合作社如美华合作社（海南会馆联合会）、福联合作社（福建社团联合会）；由华基政党组织的合作社除了马华公会的马化合作社和行动党的民主合作社外，还有民政党的人民合作社等都先后成立。与此同时，马化合作社以参股方式控制了马化控股公司，而福建社团联合会则成立了福联控股公司来控制福联合作社。一时风行，华团纷纷有各自的经济活动，而这类由许多小股东组成的商业机构成了进行现代化科学管理的试金石。

非常遗憾的是，华人团体所创设的经济动模式，并没有为华人社会带来持久的突破，相反的是，收取存款的合作社由于管理不当、投资错误以及贪污舞弊的行为，营运亏损，因而发生存户挤提，导致24间收取社员存款的华资合作社被接管收盘。80年代的华资合作社以失败落幕，一些华资合作社负责人也因贪污枉法而他铛入狱，难怪华人社会要兴叹所托非人，稳重诚实又可靠的领袖何处求？

当然，也有一些80年代华团组成商业机构在90年代仍然非常有朝气地操作，其中佼佼者如马华工商总会联合会成立的商联控股及福联控股。这些社团本身的领导层虽然会有变动，但是商业机构的董事会成员变化却不大，与最初创设期的宗旨（商业机构应由当任的社团领导掌管）有了差异。当然，董事会成员亦不是完全没有更动。有时候，董事会成员的变动对商业机构的发展及持续性可能会带来不良的影响。福联控股的董事部成员由于福建社团联合会童事会董事会每两年改选难免稍有更动，商联控股董事会成员变动则是十分轻微。在经过10多年的经营之后，商联控股的子公司--商联蒂莎成功上市。然而，子公司上市引来了争议，成为90年代末期的一个课题。一部分股东认为让子公司上市对当年出资支持商联控股搞民族事业的小股东并没有多大的利益；他们既不能在上市的子公司获得期待的利益，又深恐母公司--商联控股上市无期。一些小股东因而提出质疑，商联控股董事会为此发表了一份告股东公开信，文存捜罗了这篇文告，以作为历史见证。

（4）私营化政策

80年代，首相马哈迪提出“马来西亚大宝号”的概念，将国家当成一间公司，他自己身先士卒，当起了首席执行员。既然以管理公司方式来管理国家，大小工程不论是由公共机构或是私人机构来完成都不是问题，主要是将事情办妥。当时马来西亚社会服务及公共服务开支大幅度增加，公务人员数目比例远远超过世界的水平。为了减轻政府的负担，政府将它经营管理的企业或提供的服务移交给私人界去经营，削减了行政机关的臃肿情况。80年代，私营化之后，人们看到的情况是：（1）价格或服务费提高。公立医院由私人经营，在商言商，而又得不到政府津贴，提高收费是获取投资盈利的方法之一；（2）私营化机构的效率未必佳。一般人尝过公共机构行政效率差的苦头，而在私营化后要求有较好的服务，行政较有效率，然而，在私营化以后，可能发现收费增加了，但是效率和素质都差强人意，没有令人满意的改善。

至90年代，政府公布的数据证明了几个事实：（1）政府的财政及行政负担，大幅度减轻；（2）效率及生产力提高；(3)经济成长加速；(4)公共领域不再出现臃肿情况。然而，国民须付出更高的费用以取得医药服务则是美中不足的事实。另一方面，社会评论员开始对私营化计划交由私人机构去进行的方式有所质疑。由于授予私营化计划的过程不够透明化,90年代的作品里将这一些不恰当的作法形容为朋党主义。

（5）工业化政策

马来西亚有丰富的天然资源：橡胶、锡米和椰子。立国初期以出口原产品来换取工业产品。70年代开始，改以入口替代走向工业发展道路。在第四马来西亚计划(1981-1985)中期检讨报告书中，可以发现国家工业化政策的新趋向：除了以劳力密集的入口替代，也致力发展重、精工业。1986年2月3日公布的工业大蓝图，建议推行向外输出工业化战略。外向型的工业所需的人力资源已今非昔比，不论在专业知识、在技术或是在管理方面，都与过去的劳力密集的入口替代工业有巨大差异。华人社会要如何面对、迎接挑战，便是80年代作者们所关心的。

90年代初期，配合国家发展计划的长期战略，首相马哈迪于1991年2月28日宣布政府决心在2020年使马来西亚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先进工业国。这个目前称为2020年宏愿便是90年代工业化政策的主要课题。让马来西亚达致类似目前世界公认的19个全面发展国家的高水平，是所有国人的愿望，每个人都期望国家富强繁荣，人民过幸福的日子，但是，对于有推行国家政策时不断出现的行政偏差，评论者都担心那是朝向工业化的绊脚石。此外，如何吸引居留在海外的科技人才返国服务以促使马来西亚多媒体超级走廊早日成功，也成为评论者的普遍话题。

（6）房屋与土地政策

虽然时代不同，地理环境有异，我国政府的“居者有其屋”政策与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的忧患意识却是不谋而合的。马来西亚推行的廉价屋计划是受到普罗大众所赞赏的。可是，在土地征用法令下给予地主的赔偿以及分配土地给无者的措施往往引惹不平的争议。

人们不会反对政府为了公共设施而征用私人土地，不过，有些州政府征用了私人的土地之后，本身并不推行惠民计划，反而以低廉价格出让给私人界去发展。类似私人土地被征用，土地被征用的人得不到合理的赔偿，却让少数的商人得到最大利益的事件，屡见不鲜，引起了广大社会关注。许多直接受影响的人士更作不平之呜，而朋党主义一词，也不胫而走。

90年代，政府通过了废除1966年屋租统制法令，解除了对1948年1月31日以前在马来西亚半岛落成的建筑物租金限制。早期二房东租下的房屋，由于不能随着市场供求而加租，屋主往往不愿意修茸，虽然政府声称废除屋租统制法令是为了让租金反映市场供求情况，只是对租户的合理安排做得不够完善，在槟城引发最多社会问题。

（7）马币贬值

80年代，我国外债数量占总债务相当大的比例，国际收支又出现庞大赤字，因而引发了马币贬值的传言，当时每一美元值马币2.39零吉。由于外债乃以债权国货币为计算单位，马币贬值对我国弊大于利，所以后来虽然曾经下跌至一美元兑马币2.51零吉，不过马币始终在一定幅度内轻微浮动，企稳不变，只能算是汇率浮动。直至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马币方才真正把持不住，不由自主的暴跌，名符其实的贬值了。

（8）城市发展大蓝图

大约在公布工业大蓝图的同一个时期，政府于1985/86年期间也公布了包括巴生、万宜及芙蓉等好几个城市发展大蓝图。华人社会初期的反应，在在显示出华社强烈的忧患意识。一些华团设立了专案小组，深入研究这些城市发展计划对华族的目前及将来的影响。

这些城市发展大蓝图虽然是发展计划报告，但是在新经济政策总目标的主导下，它表达了政府在开拓新市镇、大力鼓励马来人迁移至市区的决心。通过各种发展计划，让马来人在市区谋职及经商。另一方面，城市里华人聚居的地区的人口则只能保持原状，加上华人比较重视优生学，重质不重量，在此消彼长的情况下，马来人将会在短期间成为各城市最大族群。华人对此不能不反省的。

更令华人社会忧心忡忡的是城市发展大蓝图没有列出拨给兴建华校的保留地。也证明了华文教育在国民教育体制内并没受到应有的重视。

（9）固打制面面观

新经济政策最为华人担忧不安的是它所包含的固打制。追溯根源，固打制可说是源自马来人特权。马来西亚脱离英国殖民地统治之前，马来人已是受保护的族群，而在马来西亚联邦宪法第153条列明：马来人与沙巴州及砂劳越州土著有关公职、准证等之保留额。宪法规定马来西亚最高元首确保土著在公共服务之职位、奖学金、助学金及教育训练给予特权，保留合理的份额；各种商业准证或执照，保留份额。所谓的公共服务之职位配额，造成了军警部队几乎清一色是马来人。民事服务方面，很少非土著担任政府部门长官。同样的，成绩优异的非土著学生取得政府颁发的奖助学金，可说是凤毛麟角。非土著在公共教育机构及官立大学受教育机会也相应低微。

宪法条文的规定主要是在公职文员、教育以及商业准证方面给予土著特定的份额，非土著不能过问，法律也不让国人有质疑的余地。但是真正实施起来，往往矫枉过正，因行政偏差,非土著在大多数公共服务领域里，竟成为点缀品，所占比例太少了（截至1999年10月28日，不包括军人和警察的77万5千万73名公务员当中，非土著只有22万2千15人，占28.6%）,让非土著有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感觉。因而，在百般无奈之余，华人普遍上归罪于固打制，于是渴求废除固打制。当然,要废除土著至上的特权是无法在短期内达到的。而华人面对的问题，通常是没完没了的公共行政偏差。如果让非土著在公共领域占一席之地或能使局面有所改善，让华商在私营化计划中取得一定份额的合同，或许可使一部份非土著受益。废除固打制是最终目标，中短期的对策又是什么，在华人社会就有了不同的看法。

在90年代末期，国家经济咨询理事会的华族代表众口一声,要求废除固打制，后来在国家发展政策（NDP）里，已没有放进固打制的字眼。到了90年代，华人社会是不是得到较好的待遇，华人心中有数。在90年代，仍然有作者分析在马来西亚的特殊环境下，或许制定各种族所应占有的份额（固打）对处於劣势的华人而言，反而有合理的保障，有更实际的裨益。

实际情况是：华人提出要求废除固打制，废除土著与非土著之分，在今日的马来西亚仍然是异常敏感的课题。就在今年8月,华团诉求工委会庆祝成立一周年，重提去年大选期间华团的各项诉求，引起了巫统青年团的激烈反应，首相马哈迪更在国庆节献词将诉求工委会一些成员的做法与共产党相提并论，指他们是质疑马来人特权的华族极端份子。并形容华族极端份子与马来回教极端份子Al-Mu’anah一样，都不能为国家所容。马哈迪的言论让华人社会深感意外与不安。由此可见，要求废除固打制会引起的误会及可能带来的冲击是华人社会所必须面对的。

（10）区域经济与国际经济

东协(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在1967年成立时，虽然阐明其“目的乃在于谋求有效合作，以加强农工业发展、扩大贸易并包括对于国际大宗农产品贸易问题研究，改进交通运输设备，提高人民生活水准”，不过另一项隐蔽议程乃是为了阻堵共产生主义的侵透。直至1980年，共产主义式微，经济发展至上。东协各国之间推行了许多具体的合作经济计划和措施，促进区域内的经济与贸易成长。同时在共同利益的课题上，成员国都能同舟共济团结一致，俨然一体,以整体立场与经济强国谈判协商。

在80年代，大部分的东协成员国已经与中国建立邦交。在90年代，面对环球化的冲击，贸易大国竞争与威胁，东协各国深感区域经济合作重要性。首相马哈迪创议在东协基础上，成立一个扩大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EAEC时，便得到中国的支持。遗憾的是，由于受到美国的反对以及日本的观望,这个EAEC至今仍无法诞生。堪可告慰的是目前东协成员国已经从当初的5个增加到10个国家，经济及贸易实力大大提升；而以东协为主的东协自由贸易区(AFTA)在公元2003年以较高姿态、较大的层面进行区域内贸易及对非成员国采取统一步伐，在国际经济领域必将日显重要。

（11）土地与农业政策

正如在谈论工化政策时所指出的，马来西亚本来是以农立国，但是随着政策的改变，它不断地力争上游，并立下在2020年成为先进工业国的宏愿，农业方面的发展不再像过去那样受重视。传统上，马来人在农耕与捕鱼业都是小规模作业，而限制马来保留地买卖的严峻条文给非马来人在土地拥有权方面完全束手无策，没有机会扭转劣势，马来小园主人数远远超过华人小园主。此外，政府通过联邦土地发展局（Felda）与联邦土地复兴局（Felcra）的垦殖计划让马来人接受新式先进农耕方法，也大大提高马来农民的农作物产量及品质，从而改善了马来农民的生活水准。

在东马来西亚，砂芳越和沙巴地广人稀，大片农地成为西马来西亚华人农耕的目标，不过对于砂沙两州原住民习俗地，大家都不能掉以轻心。90年代的作品要求农业政策以农民利益为重，清楚指出农业并非夕阳工业，国家有必要通过研究利用科技来提高品质，增产又増值。

（12）华巫联营

即使在推行新经济政策之前，政府就已经不断的鼓励华人与马来人合作经营，办企业、做生意。同样的，政府规定让马来人参与股权也让华裔商人不得不寻求马来人做为生意伙伴。在条例规定下，难免发生阿里（Ali）巴巴（Baba）式的华巫联营方式的滥用情况；通过马来人（Ali）的名义，由华人（Baba）经营。马来人没有真正参与，他们不必出资，也不必出力，只是借出名字，事业全由华人经营，马来人领取乾薪、花红及分享利润。

阿里巴巴式的经营方式让非马来人十分无奈与不满，而马来人只领乾薪却得不到经商的经验，无法达致政策的原意。有鉴于此，政府要求由马华工商联合会，积极推动名符其实的华巫联营企业。马华工商联合会在推动华巫联营的工作方面，作了很大努力，除了提呈备忘录、举办研讨会，同时还实际主导,期望革除阿里巴巴的不健康情况。

（13）中小型工业的再造与展望

中小型企业是许多新兴工业国走向先进国的重要支柱，它们为大型机构提供支援力量，制造更有增值价值的出口产品。马来西亚政府提供相当多的奖掖及措施，包括购置土地及厂房设备等以鼓励中小型工业的发展，让它们在国际上更具竞争力。由于大部分从事中小型企业的商人是华裔，吉隆坡雪兰莪中华工商总会将这些奖掖办法翻译成中文让寻求协助的华裔业者清楚了解个中程序。值得一提的是，马华工商联合会的丹斯里宋兆雄在推动中小型工业所作出的努力最为人称道。

90年代末期，经济风暴中许多大小企业都遭到沉重打击-由于大企业涉及面广，政府采取措施优先拯救一些大企业，人们也希望政府不忘中小型企业。不过，另一方面，华裔中小型工业业者的经营办法则有改进的需要，彻底再造中小型工业,在品质管理、服务水平和提升生产力以及价格竞争力方面，寻求改善，精益求精，以便在迎接2020年达致先进工业国的宏愿，作出最大的贡献。

（14）经济风暴

从80年代末期开始直至1996年，马来西亚国民生产总值以平均8%年增长率持续成长，而通胀率则保持在5%以下。这是举世罕见的好景，是值得马来西亚感到自豪的。然而，1997年7月首先由泰国爆发了金融风景，恍如传染病般迅速蔓延，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举凡是东南亚国家，无一幸免。

80年代，包括香港、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等亚洲国家及地区，经济发展特别迅速，人均收入直追美英西方强国，被视为亚洲经济奇迹，号称四小龙。当时，人们将之比喻为亚洲价值观的成就。人们几乎都热衷于探寻那一些国家将跟着升级为第五、第六条龙，当然对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克鲁曼(Paul Krugman)早在1994年在Foreign Affairs季刊发出的警告毫不重视。当时克鲁曼警告说：亚洲经济发展攀登乃依赖外资、靠外来廉价劳工，这种畸形的经济结构发展，是不健康的，亚洲奇迹终将破灭。

正当人们为亚洲文明及亚洲价值观创造了亚洲经济奇迹而发出胜利欢呼时，泼冷水的言论当然是被抛在脑后。1997年7月由于各国货币相继贬值引发的金融风暴最后演变成经济风暴及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影响之大、涉及面广、历时久长，都是始料不及的。这场风暴至今余威仍在，阴影不散，东南亚国家何时才能真正恢复过去雄风，将是21世纪初期论者重要课题。

（15）金融架构的变革

金融风暴对经济造成的破坏，既深且远。一些国家(如印尼、韩国、泰国及菲律宾)为了要取得财务援助，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局改革金融体制的苛刻条件。结果是泰国政府垮台、印尼改朝换代、独裁者苏哈多被逼下台，面对贪污审讯，菲律宾与韩国总统都换了人。印尼动荡政局至今仍然影响整个东南亚。

国际货币基金局要求接受该组织财务援助的东南亚国家开放金融市场，改革金融机构被视为等同经济殖民主义，而印尼、泰国及菲律宾的政经情况又是无法令人乐观。许多国家领袖及人民无法苟同国际货币基金局的苛刻条件，因而出现了成立亚洲货币基金会、以亚洲某一国家的货币来取代美元成为区域经贸货币单位等的建议便相继而出，而对于国家银行限期国内银行合并以配合金融机构开放的规定表示不满。

（16）诊断金融管制

针对货币危机掀起的金融风暴，国际货币基金局提出了财务援助的条件，马来西亚是唯一拒绝国际货币基金局财援的东南亚国家。首相马哈迪独排众议，将马币汇率钉在一美元兑马币3.8零吉，实施资金管制，让外来炒股炒汇的热钱留在马来西亚境内，其实这是非常大胆的措施。

虽然将马币固定了汇率，重返固定汇率金融制度，被评为复古，开倒车，然而对当时汇股市场的波动起了稳定作用。一度5零吉兑一美元的马币跌势终于被稳住了，出口商得能预测货品价格，马哈迪的果断决策，除了让国人喘了一口气，显然也获得来自国际的好评。

然而，正如经济学者提出的警告，资金管制一旦实施了，何时及如何放松管制则将需大费周章。政府发现了管制在一定程度上使外资却步，随后就稍为放松，但是何时才是自由开放的适当时机，目前没法确定。

（17）面向新世纪发展战略

90年代是迎接21世纪来临的年代；实施了20年的新经济政策也已届满，是重新检讨的时候了，人们对国阵政府制定了的新的国家发展政策以及首相马哈迪的2020年宏愿充满憧憬。初期，人们想象不到1997年会发生金融风暴，雄心万丈，对马来西亚在2020年成为经济先进国充满信心。当然，评论者也了解新世纪充满挑战与变数，面向新世纪，应该有正确的发展战略。

21世纪来临了，不论来自何方的反对，经济全球化仍然是大势所趋，是马来西亚所必须面对的。许许多多来自经济大国的商品，将会源源不绝地以排山倒海方式进入我国市场。面对竞争，价廉物美虽然是老调，高品质，价格相宜仍然是争取优势的不二法则。正确的、周密的发展战略是不可或缺的。

另外，在90年代末期，一个新名词--智识经济（K-Economy）出现了。智识将带来财富，正如美国旧金山矽谷（Silicon Valley）的财富新贵，他们多是年纪轻轻便靠自己的智识而挤入千万或亿万富翁行列。马来西亚的多媒体超级走廊正提供这个发展机会，让逗留在海外的马来西亚人才回国服务。

马来西亚本身是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及多元宗教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不能完全偏重一方。所幸，大部分人民都是中庸的，政府在规划发展战略时必须谨慎考量，使它能为大部分人民所接受。

总结

经济卷所收集的80年代（63篇）及90年代（100篇）的文存，篇幅多、评论涉及面广且深，它充分体现了当时马来西亚经济情况，这是历史性的文献。这篇卷首序，简要地介绍了每个课题。不过要了解每一个课题、每一个评论者的看法以及当时的详细情况，读者们还须仔细阅读与揣摩。

最后，谢谢经济组诸位成员协助，选出上述评论文章，完成了编纂任命。

(10-10-2000)

总编辑序——戴小华

主编序——蔡维衍

第1辑：新经济政策的趋势与挑战

1990年后的国家经济政策方针——赖顺裕

大马华人的经济前途——郭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