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管制必须因时制宜
张燦泉
一年前，我国外汇及股票市场备受外来因素制约，市场走向完全不以经济基本因素及其发展规律为转移，在投机炒家无情的操作下，投机活动盛行，谣言处处，人心惶惶，市道猛泻不止。为了维持金融市场稳定，巩固国家经济基础和抗衡经济衰退，一个以振兴经济、重建经济活力的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就在国家经济面临危急时刻宣告成立，并于1998年7月下旬，公布一套振兴国家经济的行动计划，着重提出稳定货币汇率，恢复人们的市场信心以及吸引外来直接投资3大优先策略，以纾解金融体系在面对外来势力伺机进行狙击，一部分人又对市场出现信心危机而承受了双重压力，并能从这一内外交迫的困境中化险为夷，脱颖而出。
与此同时，经济策划部门又对较早之前中央银行所采取的货币紧缩政策全盘予以推翻，改弦更张，实行财政扩张政策，采用扩大公共开支的赤字预算办法，增加国内需求，通过包括大幅调低银行利率，释放大笔商业银行法定储备金至金融系统，并向国内外适量举债，为扩大内需，增加供给，提供部分所需资金来源。这些配套措施，无一不是抗衡经济衰退，刺激经济复苏而精心擘划的有效办法。
紧接着一系列旨在振兴经济和加速经济复苏的计划提出以后，政府复于去年9月1日颁布实施多项被形容为激烈的金融管制措施，其中包括所有股票交易，由即日起必须直接通过吉隆坡股票交易所以中央存票制进行，不承认交易所以外的场外交易；冻结所有国内银行对户口进行岸外马币交易；大马银行系统内对外户口存款，即日起不可自由转账；岸外马币必须在一个月内汇回国内，逾期作废；将美元和马币的兑换率锁定在1美元等于马币3.8元的固定水平；短期性的国际外资，在1年内不能撤离金融市场。今年2月15日，这项管制外资流动的措施，又以另外颁行的撤资税条例稍予放宽，规定外资要提前从金融市场撤走，必须按其在马时间长短缴交10%至30%不等的撤资税，超过1年免税。2月15日后流入的外资，出境也免税。这项条例也允许在去年9月1日之前滞留大马的外资，可于今年9月1日之后将其母金及盈利在无须缴税下自由撤离。
实施外汇和资金管制的金融措施，是在国家处于危急的非常时刻所采取的一项力求自救的非常措施。其目的是要恢复本身货币的独立自主性，不容外来势力操纵与干预，并将我国的经济同当时日益恶化的国际经济情势及其金融环境，通过这些选择性的金融管制措施，暂时予以隔开，以便将外在因素对我国的经济及金融市场所构成的负面影响减至最低的程度，并为恢复市场信心稳定外汇和经济复苏，提供一个具有建设性与充满经济活力的环境。一旦目的已达，这些因时制宜的金融管制措施将考虑予以废除。
实施了1年的金融管制措施，由于雷厉风行，因势利导，控制得宜，果然大奏肤功，稳定了经济大局，使国家得以摆脱经济衰退的阴霾，进入经济稳健复苏时期。金融管制措施确然建树良多，居功厥伟，最明显的效果是成功地制止了大量资金外流，甚至还有数量可观的外资流入股市。滞留国外马币也纷纷回流，加上中行将商业银行法定储备金率由13.5%下调至4%，又为银行系统注入了400亿流动资金，使金融市场拥有充裕的资金，可为国内工商各业提供更多所需的低利率贷款，有力地推动了国家经济的稳健复苏。预料经济成长率将从去年滑落至负增长6.7%的空前低水平的谷底，回升至今年正增长10%或更高的水平。
吉隆坡股市表现更为不俗，在实施金融管制的一年间，综合指数上升了逾200%,市场总值从去年9月初的1815亿增至今年7月7日的5750亿。外汇储备金也较实施管制之前增加了50%而至1228亿或相等于323亿美元，足以支付7个月的入口需求。
固定汇率及资金管制的金融措施，既然带来了诸多正面的效果，特别是资金管制届满1年以后的首3天，外资撤离的净额只及4.56亿美元，其后增至8亿美元，仍远较政府当初所估计的约有50至70亿美元可能撤离的数字为低，即使是较后修正估计的20至30亿美元保守数字，也未成为事实，或无后顾之忧。为了进一步鼓励外资大量流入，金融管制措施是否应予撤销，以恢复外汇与证券市场自由交易，允许外来投机资金自由流动，进出市场，不受限制？倘若将门户开放的金融市场再次暴露于货币投机商的面前，等于予人提供伺机进行狙击的方便机会，此是否明智？
首相马哈迪医生已经斩钉截铁地指出，由于我国的金融体系仍然受到外来势力的威胁，除非国际金融组织采取步骤，对不正当的货币交易实行管制，否则我国目前仍须继续实施外汇与资金的金融管制，直至威胁解除为止。我们必须继续躲在战壕里，直到没有炸弹投下为止，何况战机还在空中盘旋，安全的威胁依然存在。马来西亚也宛如波涛汹涌大海上的一叶小舟，倘不小心驾驭，或有遭到覆舟的命运，不能不加以警惕。最近泰铢和印尼盾都再次受到货币炒家的袭击，汇率稳定了一段时期以后，又分别滑落至1美元等于39.91泰铢以及一美元等于8000至9000印尼盾的颇低水平，拉丁美洲国家的金融情势更是动荡不安，都是值得深思的教训。我们审情度势，认为国家在现阶段仍需金融管制措施，以确保我国金融体系的安全和加强国家的经济复苏，进而协助推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遏制短期资金流动，避免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具有摧毁性的负面金融效应。
（19-09-1999《星洲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