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风暴下痛定思痛
陈锦松
经济风暴就像狂风扫落叶一样席卷亚洲多个国家，个人银行的存款币值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下降百为之三四十。那些计划安排孩子放洋留学的家长，不得不重新调整孩子的升学大计；那些已在国外念书的孩子，不得不安排回国，以纾解家庭拮据的经济难题。
政府的高等教育基金，会激起大学生的热烈响应，申请者众多，以致在短短2天时间内就分发出4万多份的表格。不论面对如何艰巨的经济困局，教育都是不能停止的，也不应被停止。
教育部长拿督斯里那吉表示，虽然财政部因国家经济衰退而削减对教育部的拨款，但一些重要的教育发展计划，如贷书计划、学生食物补给计划，教育拨款及兴建学校的计划都会继续进行。这是具有远见的。
在国家有难的时刻，政界领袖不得不吁请国人共度时艰，团结一致，帮助国家度过此一难关；首相劝请人民把手饰换成现金存入银行，副首相希望国人把在外国的产业变卖换成现金汇回国家，而购买国货成了爱国运动的主轴。然而这些呼吁似乎并没有激起预期的社会回响。
反之，可以看到一些人如惊弓之鸟，更关心个人利益是否受损，宁舍内资银行把钱存入外资银行；挂着“爱国”的旗帜，劫取丰厚的商业利益；买屋子的国人担心屋业半途而废，或者是失去每月供期的预算；一些公司行号更趁经济风暴无故裁退员工，使人力资源部不得不提出警告。马新社在最近更接获多家公司投诉，指责一些供应商在发给本地购物者的发货单，是以美元计款的事件，使中央银行不得不出面说明在大马的居民必须以马币付款，而不得以外国货币进行交易。
当然“爱国思想”或“民族意识”不是一夜之间建立的，就如罗马城也不是一天盖成的。韩国总统金泳三因为韩国面临经济风暴而向全国人民道歉，这是责任政府的体现；而韩国的学生运动，尽管有时反抗得过于激烈，但它被视为“社会的良心”。社会必须要能接受“异见”及允许“想像的”的空间才可能在危机发生前作好防患的工作。
诚如知名经济学者高希均教授所言，有想像力的建议，在静态社会常会被不同的人指责为大逆不道、匪夷所思、不切实际、标新立异。但是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这些“充满想像力”的建议来刺激，这个社会就很难绽放出进步的火花。
大众传播媒介原就应提供更大的“空间”，允许各种不同的观念、思想及言论发挥监督、提醒及警惕的作用。经济风暴的发生必有近因与远由，它也不是一夜造成的，问题是为何我国的经济如此脆弱，我们是认真检视自己根本的弱点，还是只一味怪罪狙击客？难道之前没有人有“先见之明”？
当时的经济风暴，事实上也让社会平时不受关注的现象浮现在桌面上，让我们看到一些事实与真相。大量的外劳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带动经济的发展，但大量的外汇也因此流失。数目庞大的海外留学生也带出一笔为数不少的外汇，而国内的大学发展却无法应付学生升学的需求。国内私立学院的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也是拜国内大学之不足所赐，但家境贫寒者是否有均等的受教育的机会，才是关键的问题。
许多的华裔家长，集毕生的储蓄，以卖房子、提取公积金、借贷等方式供子女出国深造，以圆望子成龙的美梦，现在梦未圆而子女却被迫返乡，其无助与无奈是可想而知的。目前，就是回国的海外留学生，也需要适应本地大学或学院的教学方式及体制。国内学院在政府教育政策的开放下，可在国内开办完整大学课程而不须学生出国以考取学士学位，目前私立学院必须要在师资、设备上加强、提升，以期达到一定的学术要求及水平。
同样的，国内的大学为了让更多学子能进本地大学就读，也已増加了入学的录取人数。但如果设备不足，教学品质跟不上人数的激增，只会引起学生的怨声载道，使学习的心情严重受干扰。教育规划必须讲求策略，没有策略就没有远景；尤其是教育，决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经济风景是“恶果”还是“善果”，仍是未定之数。如何化“劣势”为“优势”，让我们“痛定思痛”认真做几件事。
一、任何搁置的大型工程计划，若不具生产力，应该完全取消，而把资金及精力用来全面发展教育，特别是有不足之处的高等教育，如大学。同时对那些因经济问题而被迫回国的学生给予全力的支援，确保他们能完成大学学位。这些学生将会感激政府在他们最困难时给予援手。
二、认真地开放更多的言论与思想之空间，让民间力量来发挥监督政府政策及施政的成效，鼓励发表“异见”，允许讨论及思辩，使社会更具创见。
三、建立责任政治的观念，政务官必须对他们职权管辖范围内的错误负起责任。
四、铲除贪污及特权，如果政府不能树立廉洁的体制，每一个人都会付出重大的社会成本，甚至最终连社会安定都会赔进去。
（25-01-1998《星洲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