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另类看法
黄永安
随着泰国、印尼和韩国陆续宣布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财政援助以及所开出的宏观经济结构调整与稳定方案，我国朝野政党和各族普罗大众，与全球的政治经济舆论一样，都将焦点集中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操作与贷款政策之上。
一般上，我国社会迄今所形成的舆论，大致上都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或简称IMF)是一个“由美国控制的国际经济工具”，一旦接受其援助和开出的“苛刻条件”，我们就会变成“新殖民地”或“国际乞丐”。
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描绘或帝国主义的工具并不是新鲜的事，也不是在亚洲发生汇市与股市危机后才出现的现象。早在70年与80年代，起源于拉丁美洲的所谓“左派”的依赖论(Dependency Theory)学者就不断著书立论，抨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维护不公正国际经济秩序的工具。
谢里尔•佩耶(Cherylpayer)就曾断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由第一世界支配的贸易体系所选用的工具，以便在贫穷的国家施行帝国主义的纪律”。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加上一点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很自然地会注意到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与条件的国家，都是贫穷落后的所谓“第三世界”国家。
例如在80年代，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钱的都是上述类型的国家：阿根廷（1988）、孟加拉（1985）、玻利维亚（1989）、巴西（1988）、加纳（1988）、墨西哥（1989）、摩洛哥（1987）、菲律宾（1988）、委内瑞拉（1986）和南斯拉夫（1989）。
不过，如果我们脱下有色眼镜去进一步翻查资料的话，我们会发现：
（1）早在1963年，美国本身由于出现国际收支平衡赤字而引起投资者对其经济失去信心，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了2亿5000万美元，然后在1964年再借额外的3亿5000万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时也是向美国开出极苦的药方；
（2）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理事戴相龙，在今年9月22日出版的《经济导报》中透露，中国在80年代初期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别借入三笔贷款，总额为13.5亿特别提款权，按当时汇率折算，约16亿美元。（中国已还清有关货款）
事实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一样，在创立初期（1947年至1960年左右）的援助对象是遭受战火蹂蹒的日本与西欧各国；到了70年代和80年代，才转移目标到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
因此，在我们继续辩论是否要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时，我国有必要先排除错误的印象，以为只有“第三世界”国家才需要向它借钱。同时，在我们都知道美国和中国都向它借过钱之后，我们对韩国这次的求援也不必大惊小怪。
另外我们也有必要知道，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钱，往往不再是选择的问题，而是一个在没有其他选择之下的唯一出路。这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一般上都是在国内资金极其短缺、外资撤退、国际私人银行不愿贷款或只有接受高利率才贷款的无可选择情况下，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钱。
另外一个反对（或仇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理由是它开出的条件太过苛刻，而且严重侵犯国家的主权与尊严。这个问题要分开几个层面来分析：
其一，在这个世界上，借了钱要还是天公地道的事情，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提供贷款时开出如何偿还的条件也是自然和正常的；我们也必须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来自其181个成员国（包括马来西亚），其董事局和执行人员若借出了钱而收不回，他们如何向成员国交代？
其二，有人问为何不先借钱给某国，然后由它的政府根据国情施行政策？答案是很简单的：如果该国政府的经济施政有效率，符合经济学的学理，它就不会将其经济搞到没有其他国际私人银行与金融机构敢贷款予它，而最后必须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
其三，国际货币基金局决定施援后，便派出它的专家到接受援助的国家参与设计新的经济政策，会不会干预内政和侵犯主权与尊严？这要看我们对“内政”、“主权”与“尊严”的诠释与看法。
在很多国家，“内政”、“主权”与“尊严”往往被存有既得利益的政治经济集团利用来掩饰贪污、行政无能、不透明和官商勾结的结构问题；一旦学有所长而又不受国内“政治感情”约束的国际货币基金经济学家入场检查，这些积弱都会被无情清除。
其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开出的条件往往涉及加税、减薪、裁员等对中下层人民不利的措施，确是事实，这也使它受到很多不反对它本质的人的反对。
事实上，在经过多年被批评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作出一些调整，在条件中加插一些社会政策。例如今年初阿根廷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的约，就明文规定：政府财政预算案批款必须优先协助小学教育与保健；而泰国的合约条件也包括协助失业人士的项目。
问题是，一国的政府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谈判时，能不能放弃或减少它与上层阶级的感情，向他们多开几刀，将搏节的牺牲多施加在上层身上？
希望这些另一类的论点会对大家的辩论与思考有帮助。
（23-12-1997《星洲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