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环球化大潮，新兴国应运自强
张景云
“数目字不会说慌”。东南亚和东亚若干国家和地区的股票市场，以1997年1月1日的股价作为基准，到12月下旬时，总市值下跌了从23%（香港）到75%（曼谷）,吉隆坡、雅加达、马尼拉这几个股票交易所的总市值都分别被削去大约70%。至于货币市场，以马币为例，零吉在1996年12月到翌年6月底，对美元汇率一路倘徉在2.5左右，到12月底的3.82或更高代表着在短短5个月里贬值了50%以上。
购买力平价假说
其实数目字都是“一面之词”，并不会自动把所有的真相和盘托出，有劳读数目字的人像个精明的核数师或稽查员把它们背后的全部故事抽丝剥茧的寻绎出来。然而读者的立场或角度不同，就会寻绎出南辕北辙的结论。譬如说，针对“亚洲经济奇迹是否已经完结”这个大问题，《时代周刊》邀请2位同样著名，但论点针锋相对的经济学家撰文各抒己见，他们是麻省工艺学院（MIT）的克拉门（Paul Krugman）和哈佛大学国际发展学院的萨赫斯(Jeffrey Sachs),前者重复他多年来的看法，说“亚洲奇迹”、“亚洲价值观”云云都是幻觉，后者则坚持亚洲尽管这次遭遇重挫，很快就会复元和重新飞跃。
让我们暂时回头来谈数目字。今天我们都在鼓吹购买国产品,避免不必要的出国旅行，因为零吉对美元汇率委实太叫我们吃亏。今天1美元兑3.82零吉，这个汇率对马币来说是估价过高或过低？英国《经济学人》周刊以前提出一个妙想天开的衡量方式，叫做the Big Mac Index,这是以麦当劳快餐店所卖的一种大号汉堡包在各国的售价为准的指数。其中的经济学原理是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就是认为同一批商品或服务在不同国家价钱都须相等。很多读者都会指出这个假说有很多漏洞，但它不失为寻求公正的一种假想参照系。用马来西亚的例子来说，大号汉堡包在吉隆坡卖3.89零吉，在美国卖2.53美元，用后者除前者，所得是购买力平价1.54零吉。把零吉实际汇率和它的购买力平价相比，我们就可以看出马币今天的汇率比公平的汇价低了多少，这样我们也就知道我们束紧腰带时喊痛是否有理。
维系投资者信心
今天我们听到太多悲观的论调，有些甚至近乎末日论，有些把亚洲这次的危机与美国当年(1929)的大萧条相比，说是需要5年或9年才能恢复元气，其实即使美国的大萧条也只持续4年。当然另一方面我们最好不要讳病忌医(外国新闻界所说的denial mode,丹斯里慕沙希旦也说这很要不得)，同时当我们一再坚持我们的经济体系因素(fundamentals)如何健全时，应该说明是哪些东西健全，而政府指示或决定改革的那些东西又是如何健全，或者为何应该改善。我们更不能忘记，金融市场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维系于投资者的信心，而这个信心极度敏感，易失而难立，我们的一切言行都应朝向重建那无数隐蔽投资者的信心去努力。
萨赫斯教授和他的研究同僚拉迪烈(Stevev Radelet)认为，东南亚贷币危机并不代表亚洲的增长已经结束，而是经济高速増长常随伴而来的金融不稳定的周期现象，只是这周期现象不易预测或预防。印尼、马来西亚和韩国过去各因金融危机、经济过热和政府企业管理不当而发生困难，惟都在一两年后恢复活力，这回东南亚和东亚经济也会在两三年内恢复高速增长。(萨赫斯和克拉门2人在《时代周刊》的争论，其实是他们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双月刊里的争论的延续。萨赫斯与拉迪烈的论文见刊于《外交事务》1997年11、12月号。)
这里引述萨赫斯的见解，不是为了自我恭维，而是因为他对亚洲经济的观察基本上相当平衡，既看到优点，也看到缺点。他着重指出亚洲各经济体所采取的几个増长策略：
第一，是政府带头统筹经济事务，从提供物质设施到法律及建制变革，是所谓“大推动主义”(big push)。
第二是"入口代替主义”(import substitution),推行和保护萌芽中的本国工业，以追上舶来品的竞争。
第三个主义是“飞雁模式”(flying geese model),这是说各落后国家在工艺发展上追随前头的国家而逐步升级。
萨赫斯认为亚洲国家最大的经济难题是“治理上的挑战”，就是需要在法律和行政体系上建设有效的建制，以满足成熟与高收入经济体的需求。他特别提到贪污问题，并引用一份研究报告的数据说，亚洲国家的贪污状况犹如对进来投资的跨国公司征抽额外的20%税务。
基本上我们也应该听取唱“亚洲价值”反调的人的意见。克拉门教授认为，客观而言，这场经济危机没有理由会很深远，他说如果这个地区的领袖谦虚和务实，他们应该可以很快就重新争取到投资者的信心，并且重新取得结实的增长。他最后的话是语重心长的：“但是如果谦逊和务实的态度没有出现，特别是如果受伤的自尊心导致这些亚洲领袖歇斯底里的寻找代罪羔羊，那么全面的复苏可能会姗姗来迟。”
很多人都知道“亚洲经济奇迹”的阴暗面是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给予泰国、印尼、韩国巨额财援时附带的条件是严苛的，然而这些金融体制改革的条件所对治的只是症候而不是症状本身。综观整个东亚和东南亚，从韩国到印尼，可以看到一种特殊的经济体制畅行无阻，称它为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也好，傍友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也好，总之是政治与商业密切结合。
大发国家发展财
政商结合的最明显的恶果，是对广大的小投资者的不公平；马哈迪首相批评外国经济势力弱肉强食，经济竞技场不均匀平坦而对强者有利，然而我们却对国内经济竞技场是否所谓level playing field毫不在意。从汉城到曼谷到雅加达，前军事将领、党政高干、现代“皇亲国戚”、与政府大员有特别交情的大财阀家族、退休政客和公务员，都大发“国家发展财”。一位经济学教授这样形容：“这些财雄势大的人物一举一动就如他们拥有整个社会，从某种经济角度来说，他们确实拥有整个社会。”
在某个东南亚国家，一个皇亲国戚开办了一家银行，向社会大众收取存款，把银行大笔资金放贷给自己控制的几家企业，包括一家获政府支持然而毫无盈利前景的公司，最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坚持下劳驾政府封闭，嗣后又收购另一家银行。在另一个东南亚国家，一家挂牌公司收购其母公司(另一家挂牌公司)的逾30%股权，交易价比市场价高出许多；有关公司宣称它是从公开市场购入这批股票，虽然当地股票的交易所那整个月该母公司股票的交易总额占不到5%。这两个简单的例子难道是对我们说明，法律条规如何严密都不足以保护小存户和小股东投资者？
“傍友资本主义”另一个致命瑕疵是所谓’资讯幕障’（Information Curtain）,这里所谓致命，因为如果资讯不能自由流通，投资者将会裏足不前。投资的运作规律是，风险并不足惧，因为利弊的结果可以通过逻辑和经验来估计和判断，然而缺乏资讯，就只有盲人骑瞎马般的不确实，是绝对的冒险。外国投资者常申诉，在东南亚和东亚国家做生意，要取得许多“基本”的资讯都非常困难，许多重要资讯根本无法取得。我国的策略与国际研究院（ISIS）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说，“更大的透明度对于防止企业不轨情事是至关紧要的，这包括刑事失信、贿赂、局内交易、股份操纵、股价过高资产的上榜求售等。”
考验提高透明度
财政部长安华在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正式成立之前所宣布的一系列金融业改革措施之中，包括规定银行必须定期公布贷款坏账（nonperforming loans）的总数，这诚然是个良好的开端。香港的政治与经济风险谘询机构（PERC）最近指出，在“1997年即将结束之际，观测亚洲最重要的事，是本地区各国能或不能因应当前的经济危机，从而促进更大的透明度”，这是非同小可的考验。透明度意味着让公众知道：谁拥有什么，谁向谁借钱，借多少，借来做什么，各方面业绩如何，有谁被拯救起来，或被保护，或获得津贴，谁又因此受损。这些问题都是亚洲经济体制的“圣牛”，谁敢去冒犯。一个国家若是实行官方机密法令，经济官员守口如瓶，经济资讯无法流通，市场就只有靠谣言和内幕情报来运作了。
客岁12月14H,在日内瓦谈判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国代表达致协议，开放各国的金融服务业市场，把过去受到严密保护的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全面自由化；这项具分水岭意义的协议被视为是自由贸易与环球化的重大胜利。这项协议对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影响特别深远，这些新兴国家的金融服务业机构将被迫与来自欧美财雄势大的同业自由竞争，第三世界的反环球化论者会因此而哀叹这意味着把国家经济主权拱手让给西方强盛经济势力。金融服务协议其实是世界贸易组织在1997年完成的第三项贸易自由化协议，早前2月世贸组织已完成环球电讯自由化协议，3月各国也达致协议要在公元2000年之前撤消对资讯工艺产品的关税。
美国财政部大员认为这项协议是对东南亚和东亚各国金融危机的积极反应，它将能协助使投资者恢复对这些国家金融市场的信心，成为吸引私人资金重返这些市场的触媒。在这里应该顺便一提的是，马来西亚是唯一没有承诺完全开放市场的国家，我国政府坚持保险业应本地化，外资只能最多控制51%股权；这个争执最后得以解决，是马来西亚同意美国将来可行使对马来西亚制裁的权利。
亚洲价值观功过
从宏观的视角审视，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是世贸组织有关金融服务业的协议，就是过去半年东南亚和东亚的金融危机，本质上就是环球化(globalisation)在运作的一个迹象。这样说似乎表示环球化对新兴国家只是一种灾难，当然是不够全面的不科学化的描述。然而在对环球化的研讨之中，环球性统合的力量与国家经济利益、各新兴国政府的权力以至民族文化的摩擦和冲突，毕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必须给予正视，方才能对这个现象作出客观的评估。
首先，当我们提出民族文化时，我们不能笼统的用“个人服膺集体利益”之类的所谓亚洲价值观来涵盖整个概念，比方说在“傍友资本主义”运作下，人脉和关系网络凌驾其他，人事渊源决定谁能取得大项目合约，在缺乏公平竞争下，社会的大我利益受到损害，经济效益也受影响，结果是标榜一套，实践一套，与“亚洲价值观”完全沾不上边。再比如说“稳定压倒一切”，这个前提要求资讯控制，在表面上自由运作的金融市场里，金融情报不可靠，information变成misinformation,不仅是不尽不实,甚至是刻意隐瞒，于是就发生像日本山一证券公司多年把亏蚀达20亿美元扫到地毯底下的事，难道这又要算在“亚洲价值观”的账上？
环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浪潮，先进国工业生产结构的转移、跨国集团的兴起、资金的越界全天候流通，以及今天尖端资讯工艺的推波助澜，新兴国家为了快速增长以制造经济奇迹,都成为环球化浪潮的弄潮人，因此也被迫遵循环球化的游戏规则。东南亚和东合国过去20年的经济增长，与环球化所提供的动力是分不开的，除非我们采取低成长、低入息、均分先于扩大，“自力更生”的封闭式另类经济发展模式，否则我们根本没有条件否定环球化趋势的大部份利益。
需建立金融纪律
亚洲金融危机触发以后，我们见到国家经济主权丧失之类的论调，东协国家领袖已同意要在国际论坛上争取管制货币交易活动，这种种现象似乎反映国际金融市场是完全放任自由而没有纪律，因此需要我们去管制。其实国际金融市场是很讲求纪律，从外界看世界这个角落，倒是看到东南亚和东亚这次受影响的经济体，金融体系表面上是有管制，本质上却是最缺乏金融纪律，漏洞太多，才造成投资者“用脚投票”(voting with their feet)。因此我们若要从这次风暴中吸取教训，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下决心建立金融纪律。
美国时评家格莱德把环球化中资本流通称之为“这个革命的罗布斯庇尔(Robespierre)”，罗布斯庇尔是法国大革命的鼓吹者和导师。他说，金融资本的“原则是单纯而透明的：尽量扩大资本的回利，不理会国家身份或政治及社会后果。……金融投资者监测然后惩罚企业机构或整个工业领域，如果他们的回利减少的话。金融资本对某些政府或甚至整个地区施予纪律和责备求全，如果这些地方对营利的企业制造阻力，或给资本带来不愉快的惊奇。……给这环球系统的权力结构作出描述，并不意味着有什么人在主宰着这场革命。这场革命自我运行。……”(“One World, Ready or Not；The Manic Logic of Global Capitalism”by William Greider, Simon & Schuster,1997.)
对于国家经济主权的问题，格莱德是认为面对环球化的大势，各国政府被迫放弃若干决策权，而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却有不同看法，认为国家主权被夺取只是假像，各国政府的决策权依然很巩固，不足为忧。葛莱德认为环球化对国家主权的影响方面，不是-面倒的问题：“金钱的不稳定性的根本成因不是货币投机者们太猖狂，或是某些国家政府偶尔犯错，而是这两个领域之间出现基本的脱节。从某个意味言，我们的世界是被夹在民族国家和一个完全统合的全球市场之间。这两个权力中心互相拉扯对方的价值和优先关怀事项，不断造成摩擦和冲突，然而他们又不能各走各的或演化到更高的层次。”
“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这种僵局如何评估，主要得看是谁的视角在诠释它而定。市场弄潮人……典型的形容这种冲突’血管硬化症对垒活力’：落伍的政府阻挠创造性市场。社会批评家或传统的中央银行家则会形容这场权力斗争是’秩序对垒混乱’：政府试图在市场乱局中维持秩序。”
互相干预建互信
本身作为社会批评家的格莱德在论析发展中国家政府在面对环球化大潮时如何自行放弃决策主权时表示：各国政府为了争取人力集约工业到境内投资，尽量压低工资，甚至在国际多边场合受到先进国施压时也坚持不制定最低工资政策，因而牺牲本国劳动人民的利益。格莱德形容这是“与邻人共贫”（beggar the neighbours）政策。新兴国家领袖若是要维护国家经济主权，这个关系民主的主权倒是值得维护的。
1989年柏林围墙被推倒、东西冷战结束之后，世界形势演变出怎样的秩序？英国外交官古柏（Robert Cooper）在《后现代国家与世界秩序》一书中把今天世界所有国家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前现代”，大多数非洲国家归这类，西方先进国对它们已摊手不管，“让它们腐烂”；第三类是“后现代”，欧盟各国和美国等属此类，它们经济发达、工艺进步，通过高度透明的互相监视和干预来自然萌生互相信任，同质性和社会稳定性都很高。多数新兴国家（包括马来西亚）属于“现代”国家，社会和心理建制多停留在19世纪。东协国家若要同步发展，不妨效法通过互相干预来建立互信的作法。（古柏的理论见1998年1月2日《经济学人”》。）
（01-01-1998《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