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园主所扮演的发展角色——发掘的农业潜能
黄孟祚
前言
在经济发展的脚步声中，许多会都相信集中管理与大规模的企业，才是创造绩效的最佳方法，需小型或家庭式的企业，应被淘汰。然而事实证明许多大规模企业，不论在工、商、农界，不但对环境生态带来重大的威胁，不能善用资源和发挥有效的功能,也造成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等社会不公义的问题。
砂州的农业小园主，自独立以来，跟其他的工、商业相比，彼等的步伐虽然缓慢，可是他们的贡献，却是不能抹杀的。
砂州的小园主潜能
据估计，本州有134000个小园主家庭，刚好超过一半的人口。其中达雅族占多数，约72%。马来族与马兰诺族占13%,华族则占12%。与独立之时的全州劳动人口比较，已由78%减至51%（1987年）。小园主的产品出口比例，也由1965年的51%减到1985年的41%。按1989年的统计，其产量只占国内总产量（GDP）的8%。
显然小园丘在经济发展上的比重已愈来愈轻，绝不能与新兴的工业领域如木材、石油、天然煤气等相比。然而这新兴工业的“蛋糕”并未能让全民公平分享，而这些自然资源又有采竭的一天，即使是可再生的树木，若过度砍伐，也会面临不可挽回的噩运。而小园主的生产力自1970年以来，仍然每年保持2%到3%的增长。这并没有借助于现代化农业科技。如“绿色革命”的推行，完全是小园主自力更生的奋斗表现，扩大了其传统的自供自给的农业，参与现金农作物如树胶、辣椒、可可等的生产。当然，公共交通的改善也是个重要的因素。
稻米生产由1961年至1965年期间的每年72,000吨，增加到1981年到1985年间的每年136,000吨，使本州的稻米自供由50%,增加到62%。而参与稻米生产的劳动人口，却每年只略增0.2%。事实上专注于稻米生产的农民却相对从1960年的170,000人，减为1980年的152,000人。可是每个农民的生产力，却由314公斤提高到559公斤。这其中水稻产量的增加尤甚。农业部的稻米农民津贴计划居功至伟。
在山稻方面，按澳洲昆士兰大学的教授克仁（R. A. Cramb）的一份论文指出，自19世纪以来，虽然山稻耕地的条件已较差，可是每公亩的产量，却没有下降，保持在700公斤（东北砂区土地较肥，产量达1公吨，西南砂区则较少，只有500公斤到600公斤），因此刀耕火种恶性循环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在油棕方面，克仁氏也认为小园主的利润较高。据统计，砂土地发展局的大园丘油棕产量每公亩平均为8.6吨。小园主的产量虽较低，只有7公吨（美里苏比区），但小园主的花费小，劳工费低。克仁氏认为，若把投资在大园丘的资金，转到小园丘上，则油棕生产的经济回润，必定更高。
小园主农业与土地发展
地广人稀的砂州，决策者正致力于发展土地，以期与西马的发展看齐。可是自60年代以来，有关当局——不论是官方还是半官方机构的土地发展计划，皆没有一个堪称成功。
土地灌溉局（DID）到1987年为止，总共开发了33000公亩的土地，然而只有54%开发的土地得以善加利用（包括种植稻米、椰子、可可等）。原来可在雨季耕作的稻田，只在10%的灌溉土地进行。失败的原因如下：
1.技术上的问题：土壤欠肥沃、灌溉系统的设计、落实与维修的失误。2.土地纠纷：尤其是习俗地的权益问题。3.农民不愿参与密集式的稻米耕作，多数土著农民喜欢多样化的农务活动。4.行政管理的问题及部门之间缺乏协调。
土地发展局（SLDB）的树胶园丘计划，在1964年到1970年间发展了7000公亩的土地，也是以失败收场，低价格与低产量使参与的农民无利可图。其中超过20%的农民把他们的园丘卖给外人。且只有28%的农民偿还他们的贷款，迫使当局利用橡胶出口税，来抵消欠款。1981年被令停止所有的橡胶园丘计划。早在I960年时，土地发展局即认为砂州的情况与西马不同，其中原因包括：
1.联邦土地发展局是在政府土地上发展，砂州的土地发展则涉及习俗地的纠纷。因为政府地适合耕种者不足够来开发大园丘。
2.联邦土地发展计划的参与者皆是无地农民。因而较易顺从严厉的行政管理，而砂州的农民，多有他们自己的习俗地。
3.联邦的发展计划多半靠近市镇，易于把农产品运到市场去,而砂州的交通不便，大部份的土著都是自供自给。
土地发展局的油棕和可可园丘，多设在政府地上，然而由于管理欠妥，到80年代中期，其财政亏损竟每年高达200。万元,本来的计划是在15年的经营后，让人民拥有园丘，但由于亏损巨大，不得不改变计划，参与的农民只充当农业劳力而已。80年代下半期，当局只好聘请西马园丘公司（森那美）接管行政，而将劳工的酬劳减少。大部份的本地农民，皆不愿继续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工作。目前他们大部份已由印尼劳工所取代。
至于土地复兴局（SALCRA）,其社群集体发展园丘的概念，在一两个长屋社区中，稍微为农民带来好处，如第二省的Lemanark地区，一个16户的社群决定将他们三份之一的习俗地，用来发展油棕，并将他们的产品卖给土地复兴局的油棕提炼厂。可是在其他地区，则面对诸多困难，包括因社区集体概念已淡化，土地界线混淆及管理问题等。巴当艾水坝徙置计划，就是当局所承认的一个失败例子。
结论
以上分析，很清楚地说明了土地发展与农业（农民）的发展是两件事。若是为了前者，当局把农民的利益放在一边，只为赢得更多的外汇。虽然如此，在目前的情况下，当局有两项重要的问题尚待解决，第一是土地，其中涉及习俗地的纠纷，土著农民强烈的土地文化与感情，不是一两天内可以改变的；其二是劳工的短缺，由于长屋人民惯于自供自给的农业和小园主的自主精神，他们不可能长期为酬资微小的园丘效劳。除非大量引进印尼等邻国的劳工，否则无法解决这问题。（至于这方面所可能引起的社会与政治的问题，又另当别论。）
若当局的目的是为增加农民的收入，则过去的经验不得不详加分析。显然，以乡区为主的土地分配，是低廉且具伸缩性的发展方式，将为小园主及中小型的集体农业活动带来好处。
令人遗憾的是当局目前的土地发展政策，把二者混为一谈，其实际的目的看来只是为了外汇，还有恐怕是为了某种其他的利益，若说能使本州农民从中受惠，则是言过其实。
（15-10-1994《诗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