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华商对外联系初探
郑赤琰
前言
本文所要提出的问题，不是包涵着什么高深理论，而是一个很普通的道理。这个道理是我用很直觉的观察，观察马来西亚的华裔商人,对外建立商贸投资的情况，我常在问：如果他们能在早期就意识到对外建立联系（外联）的重要，是不是会有较早的经济突破？会有远比今日较强劲的经贸投资实力呢？因为这个问题带引我作出思考与观察。在思考与观察的过程中，我考虑到种种在大马过去40多年来的政治经济所形成的，不利于华商发展的因素，也考虑到华商在大马的商贸投资特点与其形成的历史条件。当然，更也考虑到华商外联的实际困难，什么性质的困难？有没有克服困难的条件？最后，也是最具关键性的问题，在此期间，有没有华商在外联方面成功与失败的例子，如早有成败的例子，这种成败的例子与机会和管理得失又有什么关系？
经过了这些思考与观察后，我所得到的结论是；如果马来西亚的华商能早有意识与有策划地进行其外联，无论是在投资、外资、金融方面，都会远比今日有实力，有成就，而且在政经方面所遭逢到的困境，相信也都会早日加以改观，加以突破。
我这个观察与所得到的结论，到目前来判断，不敢说是十分正确，但却敢说不会有十分谬误。不敢说是十分正确，是因为我还未深入去作个案研究，初步观察也只是这一些个案的一般观察与审视，对于他们成败得失的深入资料审查还未能做到，只是凭个案的业绩报告来分析，而且也都未能在个案方面，展开全面性的搜索与深入研究。但就一般初步审视分析的结论，其成功的现象已很明显，初步作出这结论的作用，不是阻止他人与自己再进一步去研究，而恰好相反，希望藉这初步的研究来触发大家深一层去作出全面的研究。
为什么这问题值得大家去热切关注呢？因为这涉及马来西亚华裔将来发展的路向，今后华裔的荣枯，就要看他们能否检讨过去的得失，好好利用外联的优势。
什么叫“外联”？
“外联”；在本文的涵义，是对外联系的意思。大马华商的外联，就是马来西亚华裔商人对外联系。这个“外联”不等于是“海外市场”，外联包括海外市场，还包括在海外建立投资基地,商业基地；建立的办法，包括找外人合资联营，在外找资金；找资金的办法，除了找到银行信贷外，还可通过金融渠道，如股票市场，去集资，找投资金融公司及寻求其他集资办法等等。更重要的，外联除了在寻求市场，寻求资金外，还可以扩大经营的类别。除了在外建立本国原产品市场外，还可以在工业，地产投资，服务行业及金融市场方面，扩大自己的经营面，从而找到更多更大的经济资源。此外，外联还可以在商业管理的方法与人材方面，充实公司的实力，不致因为本国本身人材与管理方面的匮乏与欠善、而影响公司的发展。
从近代历史经验看外联对商业发展的优良表现
从整个世界来看，由古至今，商业外联肯定有很大的经济效益。它不但会带动本身经营的发展，同时也是带动频密外联地带文明发展的重大因素。最明显的历史经验可以从以下数个例子中看到：第一是爱琴海文明的发展，就是由当时的希腊与中东两地采用频密商业外联所促成。这种成就，不但促进古希腊本身思想文明发达，也同时促进了中东双子河流域科学文明的发达。这种成就经久不衰，成为历史文明发展的明灯，为今后欧洲与中东照亮了一条不竭不止的外联路向。
近代欧洲复兴史之所以衍发出来，打破中古时代的封闭束缚，便是再从爱琴思想去找答案。所以当欧洲重新肯定了外联的重要性以后，大都市解放了的欧洲思想所标志的特色，便是重商主义的抬头，而这个“重商主义”的重要工作，便是全面向外建立各种各样的经济资源，而且还通过各种方法来建立与保证外联不受干扰。很可惜，当这种有意识但却没有好方法的外联工作开展后，为了自私与短视的弱点，欧洲的外联开拓者，建立了不少殖民地、保护地、占领地与移殖地。这个举动终又导致了他们互相攻伐，抢夺地盘，最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代价显示在不断为殖民地战争，为第1次与第2次世界大战，最后又为殖民地独立的战争中。
这些惨痛的教训终又教导了现代的人，懂得了区域联合，希望从这些区域的联合组织，来充实某种程度的外联工作。总之，从爱琴文明的经验发展来看，由西方一系列外联的认识与努力，虽然经过不少挫折与错误，但基本上是愈来愈改善了外联的方法、同时也扩大了外联的层面与内容。时至今日，欧洲一系的外联层面，远跨欧、非、南北美洲与亚洲。
第2个例子是中东文明的发展。尽管这个文明的发展，至现阶段，有比爱琴文明的欧洲一系逊色的现象，但这并不表示其乏善可陈。中东文明也属爱琴文明的一系，在过去曾有过历史的光彩，这可以由阿拉伯与埃及的古文明中看到，也可以由回教传播至今不衰的情况中体会到。过去如此，现在亦然。回教所代表的，不单是宗教信仰，也代表了文化思想，价值观念，否则回教不可能成为世界3大宗教之一。而且其在商业外联的表现，也是非常强劲的，也一直成为欧洲一系的强大竞争者，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会如此。过去中东的外联不但远及欧洲，东及印度、印尼、整个东南亚，甚至几乎全个中国，在中国还踏出了一条促进中国外联鼎盛时期的“丝绸之路”。在中国，他们还比西方人更早建立了商镇，成为他们外联的商业据点。
今天他们也一样成为全世界极之重要的商业伙伴，单是在能源方面，他们便已把世界命脉握在手中，这需要极大的聪明才智与见识，才能发扬如此大的功能。尽管需要与西方国家合作才能有今天的成就，但转过来看，西方没有中东各国的合作，能源资源也只能是更大的灾难火头，那能那么容易安然把油输出。
除了回教徒之外，中东还有一个商业精英在爱琴文化熏陶下，世代成为外联的干将，他们便是犹太人。尽管犹太国曾被中东其他回教国所灭，但由于外联的工作做得好，他们一支民族却始终不衰，在第2次世界大战前，控制了不少欧洲的经贸实力，连德国人荷兰人那么杰出的经贸干将，也都怕了他们七分。现在的美国，有不少行业也都以他们马首是瞻。可见外联工作对商业与文明的重大贡献。
马来西亚的经贸原是强于外联的
说到马来西亚的经贸，在传统上，就是在外联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并且是由英国殖民地经贸开展出来。在西方殖民地者四处开拓经济资源的过程中，他们在马来半岛建立了经贸基地。首先他们发现了半岛上锡矿的经济价值，便大事开采。后来又发现了橡胶的经济价值，在此大事发展橡胶业。为了这两种企业的开展，殖民地者还从外引进了华工与印工。加上了其他天然资源的开发，华印劳工的输入，后来成为马来半岛的两支主要移民。这两支移民与英殖民地者长期配合，前者主内，即负责艰苦的树胶种植与收成，锡矿的开采。而后者则主外，即负责对外开拓市场，加上其他天然资源的开发，如木材、黄梨、椰子、胡椒等。到了第2次世界大战英殖民地结束在马的统治，单是橡胶与锡矿两项，已占世界产量的八成以上。而绝大多数的华印移民，也都以此两种企业或有关行业为主。而所有企业的市场对象，都在海外,尤其是在西方先进国家，其经贸外联的特色是强烈的。
幸好，在马来西亚独立过程中，这种特色的外联关系并没因为政治的独立而切断，独立政府与英国企业家以及其他西方企业，照样维持着伙伴的关系，他们的业权仍然受到独立政府的尊重，虽然必须面对本地新兴产业家的竞争，这个政策是重要的，而且对马来西亚以后的外联基础也有充实的作用。环视我们周围的国家，就没有这么幸运。就以缅甸为例，独立后，立即采取切断外联的政策，在政治上也宣告退出共和联邦，即刻结束与英国的一切旧关系，影响所及，英资及其他西方企业完全撤退。缅甸的外联经贸完全停顿，而该国的经济也从此一蹶不振，到今天仍未能复原。
马来西亚的外联经贸基础虽然不错，在政治独立后，为了要调整种族之间的产业权分配问题，独立政府倒也制订了不少不利于英人及其他外国企业权发展的条例，原有的企业权既然不进反退，新的灵感与新的开拓，也就匮乏。结果，在独立后的头十多二十年，全国的经贸基本上在“吃老米”，而华人的经贸外联也都在原地踏步，没有什么进步。
华人的经贸外联何以落后？
要讨论华人的经贸外联之所以落后的问题，首先，我们要肯定落后的事实，而且要与谁比才算是落后。若以70年代之前作为一个时间关口，在70年代以前，南韩、新加坡、香港与台湾虽然后来成为亚洲四小龙，在当时无论在天然资源，实业基础及政治基建上，若不是比不上马来西亚，最少也是在相同的基础上；何以他们后来在短短的十多二十年内，能够在经贸上创造“奇迹”？最基本的因素是他们在70年代开始，全力在经贸上开展外联的工作与机会。新加坡以石油提炼、旅游业，与外销工业为主，香港以纺织业，手表业，电子工业，旅游业等为主。南韩走的路较为不同，在开创消费品工业之余，他们也重视劳务出口，在外承办大型的建筑工程。台湾也在消费品出口工业方面，重视钢铁业、造船业、石化工业等。列数四小龙的经贸成就，几乎可以说全靠外联经贸的建立。
反之，马华商的外联工作，除了在原有胶锡业基础外，别无开展。这当然也有其内在的原因，即马来西亚独立后，国家政策强调扶持马来人的经济发展，在扶持的过程中，华人的经贸发展也就受到不少挫折。正当四小龙经济开始进入顺境的70年代初期，马来西亚的“新经济政策”也在同时被落力推行。这个政策不但直接影响华人经贸发展，也间接影响华人经贸的外联机会，因为“新经济政策”其中最令外商与外人来投资裹足不前的地方，是有关新公司股份必须分配三分一予巫人的规定，同时也硬性规定必须雇用三分一巫人职工，这些条文不为外国厂商所了解与谅解，所以成为外来投资的障碍。再加上这政策同时也将不少获利较丰较易的行业，列入马来人的经营特权内，华人难得问津，这当然也就打击到华商的士气与机会。如果说打击华商经贸能力最严重的地方，该推华人在金融银行业方面的挫败，这一项打击华商经贸外联最巨大，其次是华商土地权的诸多束缚，这也是华商经济实力的成长阻力。
除了上述的阻力外，“新经济政策”对华商更大的损害，是其造成的心理破坏，这种破坏的形成是出于华商面对经济的困境后，注意力太集中在其与巫商的政治周旋。就以马来西亚由国到州的华人商会组织，在过去20年来的精神与活动，无疑是以维护华人经贸权益为主，而在开创外联方面则不见其有什么实际的成效，尽管在他们的刊物里也有罗列海外公司有意与华商合营项目，但这只属小项目，大批而有实力的对外联系与成功达成的工商项目，则属少见。除非是个别华商或公司往外闯天下，则又属别论，但这毕竟又是非常少见。
从华商外联的得失来看外联
尽管马华商人外联的情况很少见，但也并非全然没有，如果从这少数的情况来判断，倒可以建立一个观点；如果这十多二十年的华商能够也像这少数的人那样，积极建立外联，今天马华的经贸实力，肯定不下于四条小龙的实力。
在马华商人外联的案例中，最值得引为典范的，是郭鹤年的家族。郭氏家族的外联是很成功的，他们在糖业方面建立了世界著名的“王国”。郭氏家庭在酒店业方面也是世界著名，但他的酒店“香格里拉”也非由马本土开始发迹。他们在地产业方面也名列世界富豪，近年来更与香港的李嘉诚在中国合作搞大型的地产发展，这个成功也不靠马来西亚，靠马来西亚的除棕油出口外，地产发展也有小部分。郭氏早就意识到与其在马来西亚做费神费力的“窝里斗”，不如走自己的“天涯路”。他们老早就把郭氏家业的总部设立新加坡，后来又搬到香港。在10个顶尖华人富豪中，外人错把他列为港人，可见他靠香港发迹的事实，是不容抹煞的。
另一个成功外联的例子，是南顺集团。南顺是由黄大椿兄弟建立的，虽然他不能算是一个十足的马来西亚人，他们的集团也在新加坡早就建立；由于在独立前，新马两地不分，后来分了，他们在两地都有建厂。因为在新加坡的厂业务扶摇直上，后来更到香港建立了另一个外联据点。最后中国开放时，他们也和郭氏家族一样，与中资或在中国有了合作与投资，使到其在香港的生意越做越大，如果早年单靠马来西亚，便必然没有今天的光景。
胡文虎兄弟的企业也是个好的外联例子。众所周知，胡文虎兄弟的企业以报业与药业著名。独立前，华人的国籍未成定案，但无可否认，他的企业重心是在当时的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尽管他们的企业分布在整个东南亚。当马来亚政局有变，他早就意识到有必要把总部迁往香港。于是在50年代初，他便把中心设在香港，虽然，他们兄弟的企业在其他地方都受到了很大的阻力，今天，其企业仍由其女儿胡仙把持，胡氏企业后来走上式微，是投资策略的问题，不是外联的问题。
另一位成功的外联例子是以锡矿业起家的怡保张氏家族。张家在香港建立的海外信托银行，曾经在香港名旺一时，其分行多如“米铺”。后来虽然倒闭，但这实非经营的问题，而是间中涉及舞弊，事发后引发银行挤提而倒闭的。张氏银行在港的成功纪录，未始不是外联机会的成功例子。
近10年来，香港与新加坡的经济起飞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才吸引了不少马华商人在此两地建立他们的外联据点；但一般多以地产为主，规模不大，鲜为人知。也少人在留意他们的动态。如果他们能像日本那样，在近10多年来就到这些地方去建立外联据点，把企业多样化，相信他们的成就也会一样可观。
亚太经贸机会与马华商之外联展望
既然在过去十多二十年来，马华商错失了外联的机会，这不等于机会不再。反之，由于近年来中国经济开放起步，加上台湾、新加坡，尤其是香港在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经贸关系，也都成功地带动了在中国的企业，这些经贸互动，再加上日本近10多年来的向外发展，也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亚太外联成长趋势。例如台湾自1986年货币管制放宽，台商出外投资风气兴起，香港因为九七问题，促成港人往外投资，新加坡经济转型，促成往外投资风气，都是华人经贸外联的新风。由于马来西亚经贸发展较为落后，也成为他们投资的对象之一。这一来，马华商工业家即使不主动出外，他们也会来马求上门，在此情况下，马华商人的外联也就内向型地建立起来；至于外向型的外联则仍未像香港、台湾、新加坡那样兴盛，虽然内向型的外联可以为马华商家造财，但毕竟很被动，而且也不稳定。例如台湾来的厂商可以在一年内走掉不少，便是一个例子。若要避免吃这个亏，还是早日自己建立外向型的外联为妥，这样自己可以掌握主动权，而且出外找机会，机会无穷，资源无穷，人材也无穷，这确是大家应好好思索的课题。
（01-01-1993《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