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马来西亚：全面发展的工业国
蔡维衍
首相在1991年2月28日对马来西亚商业理事会发表了一份工作报告书，全文在《每日新闻》报连载3天，但是我国华文报章却只是摘译其精粹部份吧了。
根据首相的讲词全文内容，马来西亚力求在经济、政治、社会、宗教、哲学和文化等所有领域全面发展，以达致类似目前世界公认的19个全面发展国家的水平。首相认为这19个国家仍有其弱点，我国在发展过程中要根据自己的模式以减少弱点。
对于首相的谈话，根据过去经验，必然会引起一番赞扬和皆议，然而至今除了赞扬外，看不到任何批评。根据一篇评论指出,过去批评首相有关南北大道和国产车等计划者，今日已发现他们自己错了，而首相的计划是对的，因此不敢再有任何质疑了！
首相认为必须克服自国家独立以来所面对的九项挑战，否则我国无法在公元2020年全面发展。第一项挑战是要建立一个团结邦国，人民具有共同命运；第二项挑战是创造自由、安宁与进步的社会，以国家成就自豪；第三项挑战是实现成熟的民主社会，实践协商一致政策；第四项挑战建立道德伦理社会，第五项挑战是建立各族互相容忍，有归属感的社会；第六项挑战要建立科学化的社会；第七项挑战要建立充满爱心的社会；第八项挑战是确保经济公平；第九项挑战是国家经济必须有竞争性、朝气蓬勃、健全和有弹性。当然，在实践时，不必依次序克服第一项再完成第二项，不过第一项挑战却是最基本而必须优先实施和达致的目标，也就是马来西亚各民族必须和谐共处、城乡融合、人民全面合作、塑造单一的马来西亚族。
针对单一的马来西亚族，华人社会要求废除在各种表格（包括护照）中填写种族一栏，在理论上是减少种族色彩，不过由于各民族名字依宗教不同，而易于辨认，将马来西亚人统称一族，实际收效并不大。
针对经济课题，首相演词特别强调全面发展的社会不只是达致物质与经济发展罢了，经济发展不是国家所有领域的一切和最终目标，因此，首相对成立经济公平的社会作出十分详尽的说明。
首相认为进步全面发展的大马必须拥有广泛而有活力的中层阶级。虽然有人认为我们可以在不改变一些人的经济地位的方式下，实现“消除因经济地位而分辨种族的特征”，但是首相却认为要实现一个公平社会，必须采取一些坚定行动。首相认为在所有就业领域里，必须呈现我国多元种族的特征；在专业和其他重要就业领域，必须出现多元种族平衡的现象。在注重素质的同时,必须确保有一个健全成长、有潜能和坚强的土著商业社会。
首相认为种族与其经济地位相关的现象不能继续出现，不过他不赞同个人收入必须均等。每一个人勤奋的程度、出身背景和需求不同，每个人有不同的经济价值观，因此收入平等是行不通的。人们要全面分享经济发展，并不意味要全面分担贫穷。首相认为种族间的经济鸿沟可以通过合法途径来缩短：例如提供机会、社会服务、公共设备、发展人力资源和经济文化等措施，让各族人民有公平机会去参与，公平分配控制、管理和拥有权。针对消除种族和经济地位相关的现象，首相特别着重人力资源发展,创造可以和非土著并驾齐驱的土著商业社会。或许对非土著的成功商人来说，这才是一项最大挑战，华商有必要探讨如何去面对之。
首相的演词中指出我国必须靠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他坚信我们不必跟随19个先进国的模式以达致全面发展的工业国。他认为即使会被指为过于乐观，但可使我国有较高的期望，可以用之来刺激加倍努力。为了达致全面发展的目标，我国的国内生产毛额必须每10年増加1倍，也就是至公元2020年，我国的总生产产量将会比1990年増加8倍。
要取得在30年内国民生产毛额增加8倍的成绩，每10年增加1倍，每年平均增长率则应是7%。国民生产量增加8倍并不意味我国国民平均所得也将突增8倍。实际上，如果我国人口增长率平均每年是2.5%的话，我国人民在公元2020年时，实质将只比1990年富有4倍。由此可见人口増长过高的话，将会弱化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看来政府不会再次强调7000万人口政策了。我们希望政府特别关注土著人口增长率过高，影响民生的情况，向土著灌输“健康和卫生生活方式”，提高生活素质。至于华人社会也可以省却生育应重量或重质的辩论。
首相也针对第九项挑战：必须建立有竞争性、朝气蓬勃、健全和有弹性的国家经济，提出有关的10项特征：
1.多元化经济：工业基础广泛，农业现代化；
2.应变迅速；
3.迈向高科技；
4.有强大和密切的工业联系之经济系统；
5.掌握及善于运用资讯；
6.加强生产力；
7.自力更生、向外开拓和进取的企业经济；
8.工作至上、有上进和力求尽善尽美的工作道德；
9.通膨率及生活费低的社会；
10.经得起市场规律和压力的考验。
在这10项特征中，完全看不到固打制的阴影，看来正如笔者过去所说，实际上，土著也同意废除固打制，不过届时对我们是好是坏尚是未知数。我国的首席秘书长说公务员升职全靠经验和表现，不就表明固打制是不存在的嘛！但华社对公务员录用和擢升制度却是十分不满意的。
针对私人界的贡献，首相敦促私人界负起社会责任，协助政府引进外资，和外资合作以进行互惠互利的联营计划。实际上，华商如果能和土著商人真诚合作，摒弃“亚里峇峇式”的经营方式，在参与私营化计划时将会更有效。首相指出私营化计划在于提高竞争力、效率和生产力，以及减轻政府的负担和达致国家财富分配的目标。为了让私营化计划顺利推行，首相也答应撤消繁文缚节之条规和阻力，这可从国家银行让商业银行自行制订“基本贷款利率”的措施，看到政府要采取经济自由化政策的决心。
除了上述详情外，首相也针对中小型工业、非传统性世界市场（如非洲和拉丁美洲）之开拓、科技的吸收和应用，以及国际语言（有商业经济价值的）之学习提出其看法。而环境保护和通膨率的控制，也将在今后30年的经济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
首相在大马商业理事会的演说引起的震荡，似乎仅限于马来社会，在《每日新闻》和《祖国日报》都有专文评论。柔州中华总商会会长奚克侨医生（见1990年3月19日《南洋商报》）认为它与华团宣言有共同点。实际上，首相的工作报告书内容也和国家经济协商理事会的报告书类似。
（27-31/03/1991《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