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后的国家经济政策方针
赖顺裕
1990年象征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也象征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这一年，实施了20年的新经济政策已宣告结束，再过数月，新的经济政策即可在国家经济谘询理事会的孕育下诞生。
虽然这个经济谘询理事会（简称经谘会）不是一个法定组织，没有制订法令的权力，但是，政府首长已经一再声明，只要是该经谘会一致通过的建议，内阁都会没有异议地加以采纳。因此，经过一整年的期待后，人们都急于一窥“1990年后国家经济政策”草案的真面目。
1990年后国家经济政策肯定成为今年全民所最关注的课题，在内阁将这份草案制定为国策之前（也许还会“蔓延”到之后），一个恐怕难以避免的现象，是人民之间继续分为两个集团，继续为发展与分配的问题，争吵个不休……
在这场争论中，无疑的，土著（以巫统为主要代表）一直都是占尽上风，该社群挟其“大多数”的政治优势，在新经济政策实施的20年间，已经取得农业、矿业、金融业及船运业等重要经济领域的控制权，在工商领域的参与权也在不断地增长中。
反观非土著社会的成长机会，在种族性固打制的束缚之下，已相对的缓慢下来。不过，由于官方与非官方的统计数据具有甚大的出入，所谓各族经济成就的标准，也就产生不一致的结论，但在一般上，非土著社会对政府不平等政策普遍感到不满，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因此，非土著社会对经谘会寄予厚望是可以理解的。而代表华社民间团体(全国约4千个)参与经谘会的董教总及雪华堂，在“人力资源小组”力争华裔权益不果后选择退出，以免“背上黑锅”、“成为历史罪人”，就是在这种压力下产生的结果。
我们相信华社当然会谅解董教总与雪华堂代表们的心境，他们到底并非政治人物，缺乏“协商”与“妥协”的习惯与经验，不能苛求他们达成所托任务。不过这么一来，剩下能为华社据理力争的，只有经常被反对派视为“出卖民族利益”的马华与民政党了。
8点建议保权益
马华公会在经谘会上提出的八点建议，假如能够受到一致接纳，倒不失为既维护国家利益且兼顾华社权益的政策方针。这八点建议如下：
(1) 确保国家经济制度以自由竞争为基础，取消或减少官方干预；
(2) 真正不分种族消除贫穷，而非只给予某一族群特别照顾；
(3) 铲除官僚作风与令人窒息的繁文缚节，加强行政效率，消除或减少政治干预；
(4) 政府的各项开支，包括基本设施、教育、宗教等，公平惠及全民；
(5) 确保国家资源与资产是属于全民，而非由单一种族垄断；
(6) 确保各级民事服务的结构，真正反映我国的种族组成，聘请与升迁制度真正基于“量才而用”的原则，而非一个种族的专利；
(7) 根据绩效，奖励能者，激起人民奋发之心，促进经济成长，鼓励国内外投资；
(8) 消除或减少种族的敏感，促进团结；
马华公会认为，来自华社的代表应该好好利用这难得的征询民意机会，争取民族权益，通过不断沟通与协商，提出一份“各族大致还能接受”可行的经济政策建议书。
该党指出，在经谘会上，有着各种族的代表，肯定会出现不同观点的论调。因此，与会代表必须拿出极大的耐心与勇气，与谈判桌上那些可能属于“极端份子”的代表周旋到底。
在维护与争取民族平等权益的斗争中，马华向来所强调的，是抱着“知其不可为而为”的态度，通过协商来加以解决，同时认为这是一场长期艰苦的奋斗，不可能期望“在一次斗争中就实现全部的目标”。
马华公会这种斗争哲学是长期以来寄人篱下的必然产物，这种斗争哲学往往使它只能获得事倍功半的效果。它自己也承认，“如果在尽力之后，仍然没有成果，或只是部份的成功，那也绝不是什么罪过了”。
团结蓝图惠全民
虽然政治力量强弱悬殊，使到马华公会无法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去与巫统周旋到底，但是，在维护与争取族人权益上，该党所提出的计划，却是十分之周详，且深具远见，值得全体国人重视，“马来西亚团结蓝图”便是其中一个显著的例子。
马华公会穷两年余的时间，草拟出这份团结蓝图，目标在于纠正过去20年来新经济政策所出现的偏差，使未来的经济政策能够符合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即基于公平合理的原则来建设国家经济，使全民共同受惠。
林良实医生在发表这份蓝图时特别强调，政府的政策不应该妨碍任何一个社群的勤奋努力，使他们不能尽展才华，对国家经济作出贡献。相反的，任何政府的政策，都必须一视同仁地给予全民同等的机会与奖励，使到人尽其才，全力以赴，如此国家才能进步。
林良实医生也明确指出，1990年之后，重组社会的政策应该终止，并放弃固打制，代之以绩效制，因为一个强大的土著工商界实际上已出现，实施更公平与自由制度的时机已经到来。
缩短贫富间距离
民政党在拟订1990年后经济政策方面，也跟马华一样曾下过一番苦功，而且两党的立场与观点，不论是在纠正新经济政策的偏差方面，或是在建议未来所应采取的方针方面，都极为相近，其不谋而合的程度，简直达致“如有雷同，纯属巧合”的地步。
该党亦提出4点建议，作为制订未来经济政策的基础，即是：
(1) 1990年后的经济政策，须不分种族地消灭贫穷；
(2) 这项新政策必须能够促进高速度和健康的经济成长；
(3) 新政策必须能够达致全民团结；及
(4) 以“需求和业绩”并重的观点来处理分配的问题；
民政党是一个走多元化路线的政党，它从不主张按种族分工的政策。虽然它也不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但是，它却宁可强调阶级的不平衡，来取代种族间的不平衡，因为它认为在我国，阶级间的矛盾比诸种族间的矛盾来得更大与严重。
因此，民政党对未来经济政策的主张，重点是放在缩短各族内上下层阶级收入的差异上，从而建立一个更公平与合理的全民团结社会，而不必触及种族间的敏感课题。
消除种族间差异
反观民主行动党，虽然号称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可是，它一贯的作风却是强调种族间的不平衡，而较少谈及社会阶级的不平等。
对于1990年后的国家经济政策，该党认为应该优先注重下列3点方针：
(1) 不要再强调马来西亚人的族群与宗教差异，或将他们划分。相反的，应该突出他们共同的国民与公民意识，缔造国民团结；
(2) 马来西亚真正的财富与力量来自各种族、语文、文化和宗教多元化；及
(3) 落实绩效的原则，同时采纳社会经济需求为标准，推行一项纠正计划，以纠正社会经济的不平衡与不公平。
该党秘书长林吉祥除了抨击新经济政策乃开全民团结的倒车之外，也强烈非议在种族偏差的措施下，国家的庞大天然与人力资源及资金未能充份地加以发挥和利用，使到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逐渐落在他国后头。
据他指出，当我国独立时，国民平均收入乃领先除日本之外的亚洲诸国，可是30年后，却落在南韩、台湾、香港及新加坡这些新兴工业国之后。因为过去20年来，南韩、台湾的国民平均收入增加了23倍，香港和新加坡也增加了15倍，但我国只增加了5倍。
现任巴生港务局的马华国会议员曾永森律师，对我国与亚洲新兴工业国经济的此消彼长，也有一个生动的描绘。他指出，当我国独立之初，台湾的足球队须在我国付机票的情况下，才有能力前来吉隆坡参赛，但如今，台湾投入我国设厂的资金，却数以10亿元计。
固打制备受争论
尽管非土著社会提出种种的论据，以支持及主张采取更为自由化的经济政策，巫统及马来社会仍然无动于衷，并坚持新经济政策的原订目标，即消除贫穷与重组社会，必须在1990年后继续实行下去，同时有关固打制更加不可取消。
去年11月19日巫统大会所通过的经济提案，已清楚且决定性地说明了马来同胞对未来经济政策的立场。该项提案促请政府在制定90年代的经济政策时，重组社会的步骤必须坚持下去，因为马来人在这个国家的主权，必须反映在国家经济拥有权之中。
该党认为，达致经济成长的目标必须与重组社会同时进行，以消除土著社会仍然落后的社会经济现象，并且坚持把固打制继续施行下去，因为绩效标准与自由竞争都是不合理及欠公平的。
维护固打，反对绩效制的人士当中，以巫青总团长那吉的态度最为坚决。他在巫青大会及一些场合上曾公开表示，这个国家在历史上欠马来人所牺牲的债务仍未清还，因此他们争取分享更大份的经济蛋糕是合情合理的。为了达此目的，土著不应以参与30%公司股权为满足，其最后目标应该为按人口比率分配国家财富，“马来人不是30%的民族”。
巫统署理主席兼副首相嘉化峇峇也明确指出，固打制在现阶段是一定要继续实行下去的，因为“一些种族”在经济领域仍然落后，而且种族色彩仍无法全面消除。
不过，嘉化峇峇也保证，固打制是不会永久实施下去的，只要各族的经济水平接近，土著与非土著之间的成就达到平衡，即是取消固打制时机成熟之时。
经济成长受限制
按照经济成长的规律看来，嘉化峇峇的保证，恐怕还需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才能实现。任何一个受到束缚的经济政策，都不可能全面地促进经济的成长。受到束缚的一方，即使排除主观上的心理障碍，也会在客观的环境上，面对种种政策及人为的约束，而无法发挥所长，结果必然是成长的速度受到限制。
曾有人指出，假如政府在新经济政策中全力鼓励，并真正促进华巫联营企业的实行，土著今日在公司的股权当远远超出所宣称的19%。证诸亚洲四小龙的后来居上，以及印尼与泰国的隐隐威胁，我们没有理由不期望政府以更远大的眼光来看待未来的经济发展。
同样的道理，假如那吉能够改变其眼光，从国家而非种族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发展.并在策略上易固打制为绩效制；我们相信，历史所欠马来人的债可能获得加倍及加速地偿还（假如真有所谓历史的债的话）。
开明意识渐成熟
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在马来社会当中，已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固打制的不良弊端。马来西亚前锋报在一篇社论中，就促请当局认真检讨固打制，并在拟定1990年后的经济政策时加以伸缩性地实行。
该社论指出，不单只非马来人，甚至连马来人本身也不喜欢只惠及某个集团的措施，类似的分配并不能达致所要求的愿望。
固打制除了只惠及一小撮人之外，更可能使马来社会变得更加依赖，失去公开接受考验的勇气，结果是需要新经济政策更大的照顾和保护。
马大经济系教授佐摩博士则认为，现有的新经济政策不可能在1990年后全面取消，但也不应以目前的策略推行下去。
他认为未来的发展策略，应着重于国家的建设，在分配方面则需制订一个为全民所接受的方案，因为未来一二十年的经济情况，已经跟70年初制订新经济政策时的环境全然不同了。
财长达因再努汀也表示，我国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取得经济成长，但是经济成长必须在政治稳定的条件下才能达致。因此，90年后的国家政策，将继续着重加强国民团结的措施，言下之意，政府认为某些用来维持政治稳定的措施（如固打制），还是要维持下去。
跳出种族主义观
从以上所引述的各方言论看来，我们可以预见，1990年后的国家经济政策，将会沿续贯彻新经济政策的现有精神与目标。不过，在策略上则可能会増加一些弹性，以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
我们发觉，在参与1990年后经济计划的制订过程中，华裔代表已经跳出纯从种族主义角度出发的框框，而从整体国家与全民的立场来探讨问题的发展形势，从而提出符合全民需要的解决方案，这种与国家形成一体化的意识，是应该受到友族的赏识与赞扬的。
且让我们团结一致，共同面对九十年代的挑战。
（01-01-1990《马来亚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