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2020年宏愿把脉——摩国家政经革新的指向
沈观仰
马来西亚的经济正以每年7%至8%的成长率在迅速膨胀之中，国民总产值大约每10年即増加I倍，这种令人鼓舞的趋向，使首相拿督斯里马哈迪医生满怀信心，打出了“公元2020年宏愿”的响亮口号，豪言要在未来30年里把我国推向先进工业国的模式。
在此乐观的岁月里，国内有识之士或该审思：国民经济体系与政治文化，蕴藏着何种主客观结构性的屏障，将妨碍国民经济建设的努力？
国民经济自主权的问题
我们若追溯国家经济演化历程，即不难鉴识独立后的经济致命伤。当时，国民经济过份依赖原产品，如未加工的树胶、锡米、原油、木桐的出口，进口的却是昂贵的机械、消费品与制成品，我国沦为先进国的廉宜资源供应者，以及他们产品的广大市场。这种贸易规范，呈现了我国经济体制其殖民剥夺性的本质。
以经济基点视之，我国天然资源是上苍赐予人民的本钱，但倘人民过份依赖此类天然资金，即如杀鸡取卵、坐吃山空二世祖的作风，正确的路线是，利用原产品出口的财富，发展经济多元化的事业，向制造业与服务业进军。
我国在经济多元化的路途上，也取得可喜的成就。从70年代开始，国家经济决策者着重取代进口货品的制造业(Import Substitution),从事原产品上下游的加工以赚取附加价值(Value Added)的外汇。到了80年代，我国经济更横向多元化的发展，着重电子工业、金融服务与旅游工业。到了90年代，原产品出口价值占总出口的比重降至30%,而电子制成品也一跃为最大出口货品的项目，取代了原产品的位置，这是健全的现象。
但在国际贸易分工哲学的实践下，电子工业在我国不过是超强跨国工业输带上的一个装配站罢了。我们从外国进口电子零件,提供廉价劳工，为外资装配更高一层次的零件，再出口到他国做最后制成品的装置。电子工业品出口所赚取的外汇，绝大成份须用来付还电子零件的进口。基本上我们尚未脱离为先进工业国的经济殖民地的地位，更何况我国经济成长过份依赖外资，国内制造工业的利润，仍须倒流回投资本国的外国跨国公司！
为了这个不公平的贸易体制与过少的经济回馈，我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建设基本设施的庞大公款投资、劳工合理薪酬的人权、环境日益严重的污染、国内本土中小型工商业长期所受的歧视！
追根究底来说，我国来年经济成长的局限，是过份依赖外资与出口市场，我们的经济兴衰仍由外在的国际经济超强势力，如日本与美国所左右，人民的收入水平与就业机会仍受国际市场的波动所决定，国民经济仍欠缺了自主权的先机。
国内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马来西亚工业化的伟大事业，倘欲夺回经济自主权的先机，必须先有国内市场的形成！
国内本土市场(Domestic Market)的形成，不由人口多寡所鉴定，7000万人口不能注定国民经济成功地发展。君不见印尼2亿人口，印度8亿人口，泰国与菲律宾5000多万人口，其国民生活水平仍未胜过仅1700多万人口的马来西亚？反观之，加拿大虽仅有2000万人口，却跻身天下七大经济超强国的行列，瑞典人口不超过900万，该国人民生活水准还不是在世界首屈一指？
国内市场的成长，除了人口数目的因素，国民的个人收入、购买力、储蓄力、消费力也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国家的政经决策机构，如财政部、国际贸工部以及首相署属下的经济策划部门(EPU),过份偏向鼓励超巨挂牌企业的成长，甚至不惜抑制工资的增长来提高这些企业的竞争性，结果产生财富逐步集中在超巨企业的手中。因此，国家各项宏观经济(Macro-Economics)的骄人指数，并未能正确反映财富不均分的潜在危机。
要催化国内市场的成长，即须着重财富分配的问题，来推行提高受薪阶级、工、农、渔民与小商人的收入与购买力的策略；而在工业化过程中，建立与发展私人企业界的中小型工商业，才是正确的道途。国内中小型工商企业，照理该是国家工业化的主干，日本战后即是凭建立中小型工商企业，逐步发展为超巨企业的成功策略起家。但在马来西亚，虽然中小型工商企业对国民总产值做出最大的贡献，制造了最多的就业机会，但是在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工业地段的设施、廉宜水电的供应、周转资金的金融方便，还是销售出口的资讯技术协助，中小型工商企业不但受到偏差歧视，更须面对官僚主义的阻难与贪污滥权的困惑，无形中，国内中小型工商企业(其资金在500万元以下者)有如国家经济发展的孤儿！
理由是，我国的恩典政治文化，锲入国家经济文化，政党与政治人物的利益深深掺杂进大企业界，唯有促进国家公共企业的大型投资与国家直接控制的私人企业活动，才能确保这些集团的政治利益，更何况国内超过90%中小型工商企业为华人所经营，政治的因素更鉴定了他们被忽视的命运！
政治干扰了国家经济合理化发展的最佳佐证，即是吉隆坡股市的波动状况。
总结来说，我国经济体系遭受太多政治因素的干扰，因而工业化过程面对正常理性化运作时不会出现的种种不必要的人为阻碍。要解决这个死结，我国政治文化仍须革新，逐步促使政府操作愈呈透明化、民主化，以遏止官僚主义、种族政治和贪污滥权。华人要赚更多钱，仍须协助国家民主的成长！
我不同意邻国某资政的看法，以为人民有纪律、肯听话，经济即会繁荣。在一个岛国里，中央集权制或可行之，但在幅员广阔，多元化复杂的马来西亚社会，2020年宏愿成功与否仍然依赖政治的开放，否则这个宏愿最终不过是一场无痕的春梦罢了！
（17-04-1993《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