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日本治理经济的经验
缪进新
假使将来写历史的人，想为20世纪中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分类依其重要性排名次来作书作论的话，他们将能从政治、军事、文学、科学以及其他领域上找到很多的题材，因此为资料的取舍而烦恼；但是，如果从国家经济建设方面来看，相信他们将毫无疑问的举出“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复兴”排头。到目前为止，在有数的新兴工业国中，特别是经济成就出色的亚洲四小龙，几乎都是操着日本同样的步伐，踏着日本的脚印前进而取得成功。
现在，至少还有两个国家已经向全世界宣告他们的决心，准备有计划的、稳定的将他们国家经济建设起来。这两个国家就是中国和马来西亚。中国的目标是在下世纪的开始将人民的生活提升到小康的水平，然而，即使是这样，那已经是不得了的大事了！几天前，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奖者，保罗•萨谬尔森就这样预言：如果中国能够找到一个有效的经济模式，那么它的绝对经济规模就可能在公元2005年以前超越日本，整体的国民生产毛额也仅次于美国了。而我们的国家马来西亚呢，无疑的，近几年来在经济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因而颇具信心的发出宏愿，要在公元2020年赶上先进国家的生活水平！然而，这毕竟要等到下一世纪才能分晓。
在建设国家经济的进程中，是否只有日本的模式才能保证成功呢？诚然，这是不能成为定论的。但是，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在战后将一个破烂不堪的经济收拾重建，最终在世界上发出强大的经济威力，这经验却是值得其他国家深入研究和学习的。日本在经济建设上的成功显然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分析和评述其成功史的书籍很多，几乎可以成为一门学问，是为“日本学”。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专家学者和研究机构对日本产生这么大的兴趣呢？我想，主要的原因有两方面。首先是日本的成就对研究经济发展史的西方学者是一种全然的新认识，令他们无法延续一路来根深蒂固的观念，即近代任何进步的物质文明社会，其意识形态基础必须源自欧洲中世纪发生的“文艺复兴”；然而，日本模式却是东方的，事实上，其人伦道德观念仍然深受中国的儒家思想影响，人际关系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封建主义的。面对着这样一个现实，自难怪他们要开发一门“日本学”来穷究其所以然了。
另一方面，由于日本逐渐形成一个贸易大国，其必然后果就是和其他发达国家发生经济摩擦。例如，其照相机产品早就将德国彻底的挤出市场，手表也把瑞士产品推入装饰品类去了，汽车方面，在美国本土将汽车王国的产品打得落花流水，家用电器方面更不用多说，大家比我更清楚。这就产生了一种看法，似乎在完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给予时间，日本总是能够后来者居上，成为赢家！这里头究意有什么奥妙？如何在市场上击败日本？这当然是许多国家以及众多大财团研究的对象了。但是，对我们马来西亚来说，学习日本的经验重点倒不在于如何击败日本产品，讨论这一点不具有条件，我们要学习的根本目的就是怎样在不丧失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如何“后来者居上”,不然，说什么公元2020年赶上先进国家的生活水平呢？
我不是“日本学”研究者，自然不可能提出什么特别的看法，反正这方面的书在书店里多得是。但是，针对日本经济成就的问题有时候也会想想，我认为，在战后这几十年光景，日本西德经济地位之升格而美英法等国之相对下跌，这其中有一条客观规律，那就是“推动发展着的落后经济易，挽救衰退中的繁荣经济难”。这道理并不难理解，只要对前景充满信心，后起直追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自然会发挥出来；而在繁荣的经济生活里，人早已享受惯了，哪有心情去挽救什么。这其中还有一个关键，那就是如何全民一心一意去达到目的；这一点，日本基本上做到了。正如它的著名经济学家西川润在他的V世界经济入门＞序言里所说：“以全球性的视野思考，以地域性立场行动”，日本人的最优先考虑总是将日本作为一个整体放入世界棋盘上，鲜有将国内的分歧公开化，减低谈判力量。此外，在行动上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反应快，收集情报积极，但是，在分析和制定全盘计划时却是小心翼翼的，务求万无一失，这种态度，反映在产品生产和设计上就是一种我称之为“现实的完美主义”，令消费者对产品的品质和相对价格无可批评，就此受落。至于一些得到大事宣传的日本管理方法，例如：TQC、QCC、5W1H等，这其实只不过是些小套，是否有效主要靠统计分析和调查研究，这就需要真工夫了。
话说到这里，近几个月来，报章不断出现有关日本经济不利的讯息。东京股市欲振无力，产业市场败退，加上前期政坛连续爆出丑闻，是否说，日本正开始进入“挽救衰退中的繁荣经济”的困境呢？如果是的话，看日本怎样克服，这经验也是应该认真学习的。
（31-05-1992《星洲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