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模式的创新与再造
罗正文
国家独立40周年于今天揭开了日历的首页。
这是我们期待的一个新的年头，因为跨过这个40不惑之龄，我们有许多期望，期望未来能为我们所忍受、所摸索、所自我调整的国家社会转型期，开启一个新境。
这也是我们重新出发的时刻。整个世界在急剧的变迁，我们必须在分分合合的世界局势重组运动中奠定立足和开展的空间。回顾过去40年来的局势变化，以及瞻望未来的国际大气候，与国家社会的环境与要求，我们可以总括的说，未来应是我们创新“大马模式”的关键时刻。
“大马模式”是我们在马来西亚40年来从事建设与现代化所创造的一个发展经验。大体而言，乃是经济建设与多元种族协议政治为自由经济与民主政治奠下了一个稳定基础，而避免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的“贫穷循环”与“动乱循环”。
“大马模式”是50年代延续以来的经验累积
不过，“大马模式”本身也是“尝试与错误”的产物，它表现于以出口贸易为主导的经济成长，是以先进国家经济结构变化所留下的轻工业发展空隙，以及第3世界的动乱，尤其是多元种族国家动乱为条件的。即以“新兴工业国家”的桂冠来表彰“大马模式”，我们也得承认，我们虽是“新兴”，而并不具备“工业国家”的政治、经济结构、市场法则规范、法律制度与生活方式的完整条件。“大马模式”既然是50年代延续以来的经验累积，它本身便在不断的调整，譬如经济上的转型与政策的调整，政治上适度开放，在单元种族政党结构下开展多元种族协议政治，社会上有条件的开放集会结社自由以及放宽社会力兴起的限制；文化上的百家争鸣与言论的相对自由，这些都是“大马模式，，本身的考验与回应的历程。因此，当我们把“大马模式”向外人展示，及作为自己的现代化发展成果时，便不能简单地把过去近10年来超过8%的经济成长，当作炫耀的象征。
“大马模式”的最大意义，乃在证明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需要保持一个足以激发生产力的政治与社会环境；进一步说，“大弓模式”的最大启示，乃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需要取得'经济成长”与“政治成熟”的配合，亦即需要取得自由经济与民主政治的配合。换言之，“大马模式”若抽离去政治与社会安定的条件，便会显得毫无意义。因为轻工业的发展与成长，并非始自大马，当年菲律宾、阿根廷的发展，就很可观，但是“菲律宾或阿根廷经验”则印证了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与政治成熟两者相互依存的关系，也印证了“大马模式”的唯一可珍贵的内涵，乃是它具备了政治安定、社会安定的生产要素，也由此产生了人心安定的投资与工作热忱。如果失去这一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大马模式”也就不足道哉了。
以这样的认识来肯定“大马模式”，显然的，我们应该经历了80年代末至90年代的冶炼后，在这新的岁月再致力于“大马模式”的创新。
要不断创新“大马模式”内涵
确实贯彻多元种族政治乃是我们在未来，必须达成的一个目标。由于“大马模式”表现了经济成长与政治成熟的落实，也由于“大马模式”面临的政治要求压力，落实多元种族政治并公平对待各族是改善经济体质，迈入现代化发展中国家的前提。如果说“大马模式”是“经济高成长”的一种表现，那么，真正落实多元种族政策便是我们的“大马模式”创造“多元种族楷模国家”的必要行动。现在要创新的“大马模式”内涵，必须从几方面着手：
第一，从我们内部来看，大马经济的发展，目前虽然碰到工资上涨，劳动权益意识及环保意识高涨的困难，致使原有的劳力与土地两生产要素的优越性渐次消失；但工资上涨的困难可以用加速生产自动化来减轻。劳动权益的问题，可透过劳资关系新伦理的建立来解决。环保意识与工厂用地的矛盾，也可以改善环保投资及提高公害防治的办法来统合。况且，民间储蓄率颇高，经济成长率也可保持一定水平，资本积累应无困难。尽管目前马币面对贬值压力，经济发展会暂时回软，但长远经济发展依然看好。只要政治安定、社会安定、人心安定，大马经济从现阶段的基础上再起飞，仍是极为乐观的形势。多元种族政治的基本要求是一方面促进政党政治的健全发展，一方面以政党政治的健全发展作为国家认同的基础。唯有在这样的政治条件下，才能为经济的再起飞、再升高，创造新的投资环境。
第二，我们应该更上一层楼，以发扬文化与思想作为宣导，追求另一层次的发展目标，亦即“高品质社会”。以“高成长”到“高品质”意即包含了经济成长的单纯目的，转变到社会发展的整合理想，可能都得涉及种种国家发展理念策略、政策及措施的更张和改变，绝非只是一个名词上的更动而已。经过了40年来的努力，我们在世界银行眼中已是一个向“工业化国家行列叩门”的新经济起飞的国家，我们在验收此一成就之际，应该要思考到除了拥有所得的成长之外，我们在未来还需要进一步努力去争取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同时，他们也应反省，在全力追求高成长的经济之过程里，是否也曾经忽略了其他社会发展的目标。根据调查显示，我国经济高成长背后也暴露了一些未来长程整合发展的瓶颈和困境。其中最明显的不外乎是：1、贫富鸿沟的加大；2、文化发展流于形式；3、社会福利制度未全面建立。
应重视均享、文化、福利的发展
上述均享、文化和福利这三种国家发展的对象，在过去数十年里，的确曾经有意无意被忽略，以致在经济成长与所得挂帅之经济发展策略中，一直未被赋予同等之价值地位，因此上述的施政偏差，即可视为是我国未来应努力去纠正和提升的国家发展目标。
未来学大师托夫勒所谈的第三波，即资讯社会的发展已是大势所趋。在这个资讯高速公路遍布全球的时刻，我们的社会应该追上时代的步伐，赶在科技发展的前端，进而掌握资讯的先机。大马推行多媒体超级走廊计划，已经显示政府带领国家迈向多媒体高科技为开发者及应用者提供最完备的基础设施及最好的发展环境，当然也同时将大马的经济带入一个全新的领域。对于这些具体目标，在当前政经结构下，原不会引起太大的争论。但是，以首相马哈迪医生在最近的施政报告所强调的，要以高成长经济配合高品质社会此一最高发展理想来看，未来长期计划的主要构思又似乎偏重于科技之成长，对于文化、均享、福利未列入达致先进国计划之主要思考架构及目标，这是令人不解之处，而要靠这些长短期目标来追有文化的涵养的高品质社会，看来恐怕仍有一大段距离。
建国40周年是大马现代化的一个关键年，在即将迈入21世纪之际，我们面临着一个急速变化的世界，在时代激荡的漩涡中，我们已不能再以“大马模式”的既有成就与内涵为安身立命的依据。如果“大马模式”确实有为本身，为外人所认同的发展路线，那么未来应是我们以政党政治来落实多元种族社会理想，来创新“大马模式”的关键时刻。
（31-08-1997《星洲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