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福建人兴学办教史料集
(一)早期新马的闽人学校
新马闽人兴学办教的历史是新马华文教育史的一部分，由于史料不足，我们无法确定新马区最早的闽人学校是那一间及何时创立。不过，我们知道大约在1815年间马六甲有三间华文学校(注1)。无可怀疑的这三间学校是马来半岛上有记录的最早三间华校。根据基督教传教士米勒氏(William Milne)的记载，其中一间是传教士所设立的。米勒氏没有提到其它两间由何人所办。不过我们可以在此作个合理的推测，当时马六甲的华籍人口大部分是闽人，因此我们可以臆度米勒氏所提的两间不知创办者的华校中最少有一间应是闽人创办的学校。
有关这间最早的闽人学校，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我们不知道这间学校有多大，有多少学生？我们也不知道这间学校是否是间私垫，或者是由当地闽帮所开设？但是，从有关马六甲早期华校的知识来推测，可以肯定这间闽校是聘请闽南话的教师来教导学生读经和写字，并且也教导学生学习珠算(注2)。
新马早期闽人学校较可靠的数据来自西方传教士的记录。1829年，一位德国籍传教士汤生氏(G.H.Thomsen)谓新加坡有三间华校，其中一间是闽校，坐落于北京街(注3)，该校有学生二十二名(注4)。这间闽校属于传统的私垫，学生人数不多，而属于私人经营的性质(注5)。
新马区最早的闽人义学大概就是1849年在新加坡创办的崇文阁，崇文阁是由新加坡闽帮的领袖陈金声先生所创办。陈金声，号巨川，祖籍福建永春，为新加坡闽带的著名领袖。 陈氏于清道光29年己酉(1849)登高一呼，创办第一间闽人义学，他以身作则，慷慨捐出叻银八百八十元，陈氏义举深受当地闽商的支持。当时闽籍富商如洪浚成、黄崇文、章二潮、曾举荐和许丝绵等各捐巨款以响应(注6)。陈氏此举共筹得叻银七千五百零四元。陈金声的教育善举，除获得闽籍富商支持外，潮帮领袖余有进也概捐二百元以囊助(注7)。崇文阁于1849年兴建，1852年(清咸丰2年壬子)落成，它坐落于直落亚逸街天福官的西偏。建筑物的上进是崇祈梓潼君之处，而下进则是学生上课的地方(注8)。很显然的崇文阁是新加坡闽帮所共办的，主要是教育当地闽籍孩童的义学。
但是，新马区较有名的早期闽人义学要推新加坡的萃英书院，在英文史册中称为“新加坡华人义学”(The Chinese Free School)(注9)，于1854年由闽帮领袖陈金声所创办。陈金声创办萃英书院与创办崇文阁的手法相同。他以身作则，慷慨地捐出一块价值一千七百一十叻币的地段充当新义学的校址，然后获取另外十二位富裕闽商的支持，捐得六千三百四十五叻元以供建筑费(注10)。这十二位富商中包括著名的华社领袖陈明水和其它(注11)。除外，陈金声又向当地闽商和店主筹得三千八百四十八元，充当萃英书院的开办费和维持费(注12)。这新义学很快地发展成为新马区的著名华人学府，学生人数众多。19世纪70年代，一位著名的英籍华人事务专家哇汉氏(J.D.Vaughan)在他的著作中就曾提到当时萃英书院每天有一百名学童上课，学校雇有两名老师负责(注13)。到了19世纪80年代，萃英书院学生的人数似乎减少，但教师的人数却相反地增加。新加坡著名的华文报章叻报曾报导有关该义学的消息，谓1889年初，萃英有学童七十名，教师三名(注14)。
崇文阁与萃英书院的创办标志着新马区闽人教育已向前大大地跨进了一步。毫无疑问的义学是比私垫进步，同时教育的收效也比较高。义学雇有较多名老师，可以收容更多的学童，可以按学童不同年龄和程度分班教学。由于义学是公立的，在经济上获得全体闽侨的支持，而闽帮在办学和管理方面可加以指导和约束。19世纪90年代，新加坡闽帮就曾委任人员按时检查义学学生的成绩和老师的表现(注15)。这样的作法可以防止老师教学不认真和学生偷懒，对于学生的学业有很大的帮助。在这个时期，萃英书院每年举行的一次年考，成绩公布在当地的华文报章(注16)。同时，清朝驻海峡殖民地的总领事被邀请鉴定萃英书院学生考试的成绩。1892年著名的清末诗人和外交家黄遵宪总领事就曾参与鉴定学生的成绩(注17)。
早期新马的闽人义学如崇文阁和萃英书院因得到新加坡闽带的支持和监督，学生的成绩良好。华文报章与清朝驻海峡总领事的参与，鼓励学生争取更佳的成绩，同时也在新马华人社会中制造良好的风气以发展华文教育。
(二)晚清的教育改革与新马闽人教育
(甲)晚清的教育改革
晚清时期中国的教育改革主要是受到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日本以一个弹丸小国一跃成为世界的一级强国，相比之下，一个历史悠久的泱泱大国，中国却遭受战败的耻辱，割地赔款，几乎无以自容。当时清朝一些有远见的大臣们已开始了解到教育的重要。他们看到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弊病，也看到日本因新教育制度的成功而强大。虽然改革派的领袖康有为和梁启超也看到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弊病，但他们对教育改革没有提出全盘的计划，仅是对当时的科举制度作一些修改(注18)。
清末那一小批具有远见的大臣中，张之洞可说是最特出的一位。张之洞原是19世纪下半叶中国自强运动的领袖，他亲眼看到40年来自强运动期间中国所建立起的强大舰队，在甲午战争时一败涂地。甲午战争之后，他深深地体会到中国所需的不仅是西方的军事科技，同时也须要在现有的政治架构下推行制度改革，所以他公开支持教育制度的现代化(注19)。1898年，张之洞出版了著名的教育改革论《劝学篇》，这本小册子流传颇广，他的教育改革论颇受到一批开明的士大夫和官员们的支持(注20)。
无疑的《劝学篇》成了以后张民及其它开明大臣所作的教育改革奠下理论的基础。1900年义和团起义之后，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偕光绪皇帝仓皇西奔，暂时在西安立足。为了挽救没落王朝的命运，慈禧决心推行改革，在这样有利的新政治环境之下，张之洞把握时机，实现他改革教育的理想。1901年7月，张之洞偕两江总督刘坤一向朝廷提呈奏折，主张全面而彻底地改革原有的教育制度。慈禧接纳张刘的意见，于同年9月颁下著名的教育改革谕旨，饬令各省督抚把各省原有的书院改为大学堂，府属学校改为中等学堂，县属学垫改为初级学堂(注21)。
1901年9月的教育谕旨为中国施行新教育制度铺平了道路。但是随着1901年9月教育谕旨之后，各省的新教育活动参差不一，在中国中部和东南部，创建新学堂的活动非常蓬勃，这和张之洞、刘坤一以及张骞提倡有关。张之洞在创建新学堂方面更是活跃。根据可靠的统计，从1901到1902的两年间，他在所管辖的湖南和湖北两省，最少建立了十一间各种不同性质的学堂。1903年当他由湖广总督调任为两江总督时，于1903--1904年间，又在辖下的江苏和江西省建立了更多的学堂。到了1904年，清朝正式建立了一个以日本教育制度为模式的新教育制度。在这制度之下，有一套完整的教育结构，即是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在小学教育的环节，又分为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中学教育又分中学堂和高等学堂。在高等学堂之上就是大学堂，并把原有在北京的国子监改成大学堂。为了保证新教育制度顺利实施，清政府于1905年设立了学部(即现代的教育部)，以取代原有的礼部(注22)。
(乙)晚清新马华人新式学堂与闽人学堂
晚清时期新马华人新式学堂的建立，除了受中国的教育改革的影响外，当地华人政治环境的变动也促使新式学堂的创建。康有为、梁启超在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后逃亡海外。1900年康有为南来新加坡避难，同时在新马寻求华侨的支持(注23)。
在康有为抵新之前，新马地区已展开维新运动，在林文庆医生和邱菽园的领导下，维新分子很快地组织起来，出版报章，举行公开演讲，对康梁的维新运动给于全力支持(注24)。
因此，维新分子对新马华人社会政治意识的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与康有为抵新的同年，孙中山先生也来到新加坡，虽然孙来新的目的地是拯救两位被海峡殖民地政府拘留的日本友人，但他也在新加坡散播革命的种子(注25)。
接着于1901年另外一位重要的革命领袖尤列抵达新加坡。尤列和其它革命分子在新马建立中和堂，宣传革命。除了外来的革命分子之外，新马本区也产了一些革命分子，他们深受中国政治和革命书籍的影响而展开活动，其中著名的有新加坡的陈楚楠和张永福以及马六甲的沈鸿柏等(注26)。1906年4月，孙中山先生亲临新加坡，创立了同盟会分会，接着同盟支会在吉隆坡、槟城、芙蓉、怡保、瓜拉庇劳、麻坡和关丹等地先后成立(注27)。
维新派和革命派在新马华社建立基地，主要是要获取华侨的经济支持，以实现他们在中国的政治理想。双方都知道争取华侨的竞争是长期性的，因此，双方都需要作长期性的计划。过去的经验显示，只靠巡回旅行以筹募款项，其效果是不够的，因此，要想在新马华侨社会保持持久的影响力，势必要控制一些华侨团体，所以学校和其它教育文化机关成为两派竞相渗透和控制的主要对象(注28)。
这些考虑导致维新派和革命派分子大力支持创办新式学堂。除此之外，维新与革命分子，尽管他们的政治理想和手段不同，他们对教育的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教育不发达是中国积弱的一大原因，应该建立新式学堂和发展新式的教育，因此鼓励新式学堂在新马华侨社会中的建立，成为维新和革命分子的共同目标。
新马第一所新式学堂是槟城的中华学堂，于1904年由张粥士和其它华籍富商发起建立。它也是东南亚华侨社会的第一所新式学堂(注29)。开办之初，暂藉槟城平章会馆(即现在的槟城华人大会堂)为校址，同年5月正式开学，共有学生二百四十名，分为八班上课(注30)。学堂有总教习(即现在的校长)一名，专职教师十二名，他们都是从中国聘请的(注31)。学堂的管理由十四人组成的监督部负责，校政监督部有正副监督各一名，总理六名和协理六名(注32)。由于中华学堂不属于任何一帮派，校政监督总理和协理都由当地闽粤两省富商中选出(注33)。学堂的课程是把传统和现代教育以及中西文化熔成一炉。传统的学科如修身和读经，现代的学科如国文、历史和地理，以及西方的学科如外国语，数学和物理都是学生必修的课程(注34)。
1904年槟城中华学堂的建立掀开了新马华文教育史新的一页，从而鼓励其它新式学堂纷纷建立，尤其是在新加坡，创建新式学堂的热潮接踵而来。1905年明新加坡嘉应客家帮创办了应新学堂(注35)，1906年4月新加坡学帮创办了养正学堂(注36)，接者新加坡潮州帮在同年创办端蒙学堂(注37)。新加坡的闽帮也于1907年中创办了道南学堂(注38)。新式学堂是一种进步的象征，新加坡各帮都以创建新式学堂以教育他们的子弟为荣。作为新加坡最大帮而人力和财力雄厚的闽帮，在兴办新式学堂方面当然不能远落入后，所以在1907年创办道南学堂是必然的事。其实创办道南学堂的筹备工作早已于1906年展开。1906年11月18日(即清光绪32年10月初3日)第一次筹备委员会召开，这个日子也就成为后来新加坡道南学校的校庆日(注39)。当时创办道南学堂的筹备委员会是由一批当地闽籍富商所把持，其中包括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的第一任会长吴寿珍、富商张善庆和李清渊等(注40)。这批富商在社会上有崇高的地位，同时他们在商场上颇有交往，所以不难筹得一笔可观的款项(叻币四万元)作为建校的费用。同时，新加坡的其它闽籍商人和店号答应月捐以作为新学堂的维持费。当时闽帮又选出四十名董事管理道南校政。吴寿珍被推为总理，林竹斋为学堂监督，王会仪为学堂监学，而一位闽籍的学者马征祥被委为第一任校长(注41)。道南学堂于1907年中正式开学，当时租用住在大坡的前陈金钟的“泰国楼”(Siam House)为临时校址(注42)。开学之初有学生九十名，分四班上课。专职的教师有十二位，他们大都是闽籍，于1907年聘请(注43)。由于教师的人数多，又分班教学，所以教育的效果好。这给新加坡闽侨父母很大的信心，有许多愿意把子女送到华文学校就读。道南学堂办学的成功很快地得到当地闽社的支持，学生的人数骤增，开办的第二年(1908年)，学生人数从九十名增加到一百八十二名。1909年又增至二百九十六名，到1911年，道南共有学生三百零四名(注44)。
道南学堂是新马闽人所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主要的目的是让新加坡闽籍孩童有接受新式教育的机会，很明显的这间学堂的创办使新加坡的闽人受益不浅，尤其是那些家境贫寒的子弟。同时，新学堂也是为了闽人社会培育人才，这种帮派的观念很清楚地显示在招生的广告上(注45)。这种帮派利益的狭隘观念，不仅限于闽帮，其它帮办的学堂都如此。后来，由于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党人在新马活动的影响，新马华人社会也渐渐了解到团结与合作的重要(注46)。而道南学堂在这方面起了带动的作用，废除以帮为招生的原则(注46a)，对以后制造一个较团结和繁荣的华人社会作出贡献。
有关早期道南学堂的课程，我们没有任何直接的历史数据，但从新马其它华文新式学堂如槟城的中华学堂和新加坡应新学堂的课程，我们可以看出端倪。很明显地，道南学堂和其它新马华文学堂一样采用清末新式学堂的基本模式，同时加以修改，以适合海外侨社的环境。基本上，新马新式华文学堂认同于晚清的教育目的，认为应通过德育、智育和体育来培养人才，当然，由于海外的环境，新马新式学堂增加了外国语一科。像晚清新式学堂一样，道南和其它新马学堂都有修身和读经这两科。由于当时培养的人才要向清朝政府效忠，并与中国儒家思想认同，所以道德教育还是很重要的，在课堂上，把传统四书五经(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诗、书、易、礼、春秋)的真义解释，以培养学生忠君爱国的思想(注46b)。至于智识教育方面，学科如英文、国文、历史、地理和格致等都提高学生的一般知识(注46e)。在体育方面，道南和其它学堂也都有这课程，不仅如此，道南和其它学堂似乎每周都有三个钟头的体操(注46d)。这表示当时新式学堂都很重视学生们的健康，有了好的身体才能把功课做好。这德智体育并重的原则，以后成为新马区华文教育的一重要原则。
(三)新马闽人与华文教育
(甲)中国的新教育制度与政策
中华民国的建立开创了中国的新教育制度。虽然清末的教育改革带来了新气象，但它还是脱不了门的观念，如忠君和尊孔。但是，作为民国创建者的革命党人，他们有着新的理想和新的观念。他们之中不少在日本和欧美留过学。目击近代西欧和日本都拜受新教育制度之赐而富强起来。他们相信新的教育制度是中国富强之钥，同时他们也相信民国政府应该利用新教育来发展民智和培养爱国精神。
1912年正当孙中山先生就任为中华民国临时总统的时候，临时政府的一项要务就是建立新的教育部，孙先生任命蔡元培为第一任教育总长(注47)。当时新教育部的迫切任务就是如何修订新的教育目标以反映共和政体的新精神和理想。1912年2月，蔡元培在他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中，尖锐地批判了1906年清朝所颁布的教育宗旨，他指出清朝的两大教育目标“忠君”和“尊孔”与新共和政体的理想背道而驰。他强调清朝的腐朽观念必须由新的“公民道德、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世界观和美育”来取代(注48)。蔡氏的新教育观点很明显地反映在1912年9月2日政府所公布的新教育宗旨，那就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注49)。
为了反映共和政体的新精神，教育部于1912年5月颁发新的教育法令，以便对原有清朝所遗留下来的制度作重要的修改，要点包括：
(1)修改名称，把现行的学堂名称改为学校，监督和堂长改为校长；
(2)清学部所颂行的教科书一律禁用，而由具有民国精神的教科书取代；
(3)废除学校中“读经”一科；
(4)废止清朝的奖励出身制度；
(5)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
(6)中学为普通教育；
(7)清朝旧有学衔全部取消而以各级毕业生名称取代(注50)。
在破旧立新的精神鼓励下，教育很快地于1912与1913年创建了新的“学校系统”，在教育史上称为“壬子癸丑学制”。在这新学制下，整个学程共18年，分为三段四级，三个系统。三段是初等教育(小学)、中等教育(中学)和高等教育(大学)。第一段的初等教育分为两级，计初等小学4年，高等小学3年；第二段的中等教育只有一级，共4年；第三段的高等教育也只是一级，但分预科和本科，预科3年而本科4年。除了由小学、中学和大学所构成的主要学校系统之外，还有实业教育和师范教育两个系统。实业教育分初级实业学校和中级实业学校两级；而师范教育系统分中级师范和高级师范学校两级(注51)。
新学校制度的建立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课程内容的改革。清末教育改革的中心思想，脱离不了“忠君”和“尊孔”，而这封建思想很明显地反映在学校的课程如读经和讲经课。为根除封建思想和贯彻民国的精神，教育部于1912年9月至10月间先后公布了小学、中学、大学、师范和专科学校的校令。
在“小学校令”中规定初等小学的新课程为：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唱歌、体操，女子加设缝纫课；高等小学的课程计：修身、国文、算术、本国历史、地理、手工、图画、体操和唱歌，男生另加农业而女生加缝纫。在“中学校令”中所规定的新课程包括修身、国文、外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经济、图画、手工、歌唱和体操。女子中学另加设家事、园艺和缝纫。这次中小学课程的改革，和1903年清朝所颁布的“癸卯学制”的课程相比较，显然地有两点重要的变化，第一是在中小学课程中取消了读经和讲经课，以彻底根除封建的忠君和尊孔思想，第二是增加了自然科学和生活必须的生产知识。这些变化有着新的划时代的意义，它把中国的教育大大地往前推进一步(注52)。
民初教育制度的订定开创了中国教育制度的新局面，它是时代的产物，是符合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须要而产生的。但是它是一种试验的性质，它随着时间的变迁而须作一定的修改，从这观点看来，1922年的学制改革是有它的必然性，基本说来，有三种因素导至1922年的所谓“新学制”的实施，第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列强在华的经济势力消退，而民族工业抬头，客观上希望学校可以多培养一批有专业知识和职业教育的人才，以应发展新工商业之需，第二，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出现了一些教育团体，他们在“教育救国”的大旗帜之下，积极倡导教育改革(注53)，第三，民初所建立的学校系统经过10年的试验，某些显着的弊病须要作适当的修正，以使教育制度正常发展。新学制于1922年11月l日由北洋军阀政府大总统的名义颁布施行，由于1922年属于壬戌年，此新学制也称为“壬戌学制”(注54)。
新学制把学程缩短两年，即把现行的18年改为16年，新学制规定初等教育(小学)6年，中等教育(中学)6年和高等教育(大学)4年。初等教育又分两级即初级小学4年，高级小学2年，而中等教育又分为两级，初级中学3年和高级中学3年，高等教育(大学)不分级，普通科和师范为4年，而医科和法科至少5年。如果我们把这新学制和民国初年所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作一比较，可以看出下列的变动。第一，新学制把初等教育(小学)由7年缩短到6年，这有利于小学教育的普及，普通工厂的工人，如有小学教育的程度，较易掌握生产的过程和功能，有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第二，中等教育的年限延长了，但分为两级各3年都带有独立性。那些不想再接受学术和专业训练的学生，可以在念完3年初级中学以后就业，不必多浪费1年。那些想做学术和职业专才的学生，可以念3年高级中学而进入大学。高等教育方面取消预科，使大学不再负担普通教育的任务，有利于集中精神进行学术研究和专业训练。
1927年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建立后，较有效地统治中国，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制度基本上承袭1922年的制度，而这制度也成为海外华文学校基本的模式(注55)。
(乙)民国政府与海外华人教育
晚清教育改革时，清政府已开始注意海外华人教育的重要，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海外华校的建立和发展，同时也逐步地把海外华校纳入清朝的教育系统。民国创建后，海外华校与中国的关系日益密切。在辛亥革命运动期间，许多革命党人曾经在海外华人社会中活动，其中也有些曾经利用海外华校作为掩护，以宣传革命的言论(注56)。辛亥革命成功给海外华人带来很大的鼓舞，他们把部分的爱国热忱表现在建立华校上，民初东商亚海外华校蓬勃的发展是一明证。民国建立后，政府很重视海外华人教育。1912年广东与福建的地方政府曾先后派员到东南亚华人社会调查学务，福建政府所派的郑贞文、陈鸿棋曾到印度尼西亚各岛考察华校发展情形。1913年北洋政府的教育部和外交部商定委托中国驻外使节兼顾当地华人教育事务，并且公布了“领事管理华侨学务规程”，规定领事按期视察侨教，鼓励华人子弟回国升学，并奖励热心兴学的侨领和在华校服务约有功人士(注57)。由于中国政局混乱，外交使节也常有更换，所以对海外华校不能起很大的激励和推进的作用。
1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以后对海外华文教育非常重视，南京政府建立后不久，即在专管教育的大学院中设华侨教育委员一名，负责管理海外华文教育事务。1929年中央教育部又设华侨教育设计委员会，作为办理海外华文教育的设计和谐询机构。它的职权包括，负实拟定改进华侨教育方案；调查侨教情形，计划侨教经费和其它有关华侨文化的事项(注58)。1928年，南京政府扩大其侨务委员会的组织，把海外一些知名的侨领吸收，聘他们为侨务委员。当时知名的侨界领袖如暹罗的萧佛成，马来亚的邓泽如和新加坡的陈嘉庚都担任委员，而萧邓二氏更为侨务委员会八名中的两名常委(注59)。接着，侨务委员会继续扩大，而海外著名侨界领袖被聘为侨务委员的人数也不断增加(注60)，海外侨界领袖被纳入南京政府的中央侨务机关不仅加强了国民党政府和海外华人的关系，同时也加深了南京政府对海外侨教的认识。通过这些侨领，政府可以更有效地作出有关侨教的决定。1931年，国民政府又在侨务委员会属下另设一侨民教育处，并委处长一名专门负责(注61)。侨民教育处专门负实办理侨校的调查，立案，监督和指导等工作，而教育部则只管理确定方针，拟定计划、筹措经费和派遣教师等工作(注62)。这二元侨校管理的原意，本是由侨务委员会的侨民教育处分担教育部官员管理海外华侨教育的责任，以期收分工之效。但这二元制却引起教育部和侨务委员会之间的矛盾，而导至互相争夺海外侨教的监督和控制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占领了东南亚的许多地区，当地华校纷纷倒闭，海外侨教与中国的关系断绝。但教育部和侨务委员会之间的纷争末息。后来行政院制定侨教职权划分的办法，凡侨教居于“海外者”，由侨务委员会主管，而侨教属于“国内者”，则归教育部掌管。1947年，南京政府为了更有效地处理海外侨教的事宜，决定侨民教育由教育部统一办理。
(丙)民国时期新马的华文教育
从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清末是新马近代华文教育的萌芽时期，民国期间是新马华文教育的成长与茁壮期，而战后和50年代则是华文教育开花结果的时期。清末新马地区现代式学堂的出现奠定了新马华文教育基础，在这稳固的基础上，华文教育继续发展而成为一股强大的教育源流，它可以与英语源流相媲美，相互地为当地华人社会制造人才。不管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民国时期是新马华文教育发展最佳的时期。第一，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共和政体的创建给新马华人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一个富强的新中国在许多新马华人的脑海中出现。新的憧憬带来了新的希望，新的教育就是体现这新希望的一个途径，第二，民国建立后，政府较重视海外华文教育，新政府的态度激励着新马的华人社会多创办学校。同时，新政府把海外华文教育纳入新教育的系统，协助新马侨教解决师资和课本的问题，第三，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给新马华人社会带来很大的冲击。五四后期所提出的教育救国论和平民教育思潮(注63)，也在新马华文报章上获得大且的宣传(注64)，启发了一般华侨对教育的重视以及兴办华文学校的重要。
民国时期新马华文教育的发展可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从1912至1919年3月，第二阶段从1919至1941年。第一阶段是新式小学教育的发展时期；第二阶段是中学教育的首创与发展时期。辛亥革命运动期间，新马华人给孙中山先生和其它革命党人很大的支持(注65)，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共和政体的建立给新马华人很大的鼓舞，同时也掀起空前的爱国热潮。当时，新马华人普遍的一个愿望就是新中国能够从此富强起来，但希望新中国富强只是一种主观的意念，要实现这愿望还必须从客观来改变旧中国的面貌。当时一些有识之士都认为中国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智不开，教育不发达，所以人民普遍地愚昧无知。一个积极的办法就是多设新式学校，鼓励儿童入学，并且灌输新的思想和知识从而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新马华社中也有少许人具有此共识。所以他们积极开办新式华文小学。同时，民初中国政府派员考察南洋华侨教育以及训令外交使节照顾海外华校，这些措施多少起一些鼓励的作用。这个阶段，新马各地新式华文小学纷纷创设，较著名而历史可考者有新加坡的爱同学校(1912年)、广福学校(1916年)、南华女校(1917年6月14日)、南洋女学校(1917年8月15日)、兴亚学校(1918年春)和光洋学校(1918年2月)(注66)；柔佛州麻坡的中华学校(1912年4月)、新山的宽柔学校(1913年1月15日)、新文龙中华学校(1918年)和居銮的华侨学校(1918年)等(注67)；马六甲的培风学校(1913年7月)；森美兰芙蓉的中华学枝(1913年7月15日)，雪兰莪吉隆坡的循人学校(1914年)；霹雳金宝的福建学校(1912年，即培元学校，1915年的前身)，太平的修齐学校(1913年春，即太平华联中学前身)；槟城的钟灵学校(1917年2月9日)；吉打双溪大年的新民小学(1912年)，威省大山脚的日新学校(1918年)和吉兰丹的中华学校(1918年2月17日)等(注68)。
这阶段比起清末奠基时期，小学教育有显着的进步。第一，购置新校舍稳固学校发展的基础。清末所建立的学校在创建的初期大部分没有校舍，大都是租用店屋，假座会馆馆址或藉用民居，一切设备都非常简陋(注69)，所以造成拥挤和恶劣的环境，影响学生学习的情绪，学业的发展以及学校的扩张。民国创建后，在爱国热忱和兴学开民智的精神影响下，新马华人慷慨捐输，乐意赞助教育事业。有许多现有的学校积极筹款，购地置舍，为学校巩固发展的基础。如新加坡的道南学校，启发学校和瑞蒙学校都是在这时期建立校舍(注70)，第二，教学内容的改变。随着民国初期教育课程内容的改革，新马华校的教学内容也随着改变，读经和讲经课都取消了，四书五经已经不再构成教学的内容，而新的教学内容灌输共和与爱国思想，以及广泛的普及国民知识；第三，女子教育的发展。新马第一间女子学校要推1900年由林文庆医生在新加坡所创的新加坡中国女子学校(Singapore Chinese Girl School)(注71)，但这间女校是以英语教学，主要的对象是海峡殖民地的侨生女子。而第一间女子华文学校则是1905年(清光绪31年)在新加坡创办的华侨女校，由当地一粤籍妇女黄典娴女士首创(注72)。由于维新分子和革命党人在新马活动的影响，接着有四间华文女校出现。吉隆坡的坤成学堂(1908年9月)，槟城的中华女子学堂(1908年杪)，新加坡的培根女校(1910年)及新加坡的中华女子学枝(1911年)(注73)。民国创立以后，民权勃兴，男女平等的观念开始抬头。同时，封建守旧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弱化，随者时代潮流的进步，新马华人社会对于女子教育加以重视。以新加坡来说，在这短短的6年半间(即从1912至1918年6月)至少有四间女子学校出现，它们是崇福女校(1915年4月12日)，崇本女校(1916年1月18日)，商华女校(1917年6月)和南洋女校(1917年8月15日)。
崇福女校系由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办，创办人是会馆的监学和道南学校的监督王会仪先生，第一任校长是从厦门聘请来的林淑钦女士。开学时学生人数仅三十余人，多是闽南籍，而该校也采闽南语教学(注74)。崇本女校的第一任校长是黄怡耀夫人，开学时学生人数有五十余人。南华女校的创办人是道南学校校长熊尚父，熊氏认为女子教育非常重要，极须提倡，开学时共有女生百人分四班上课(注75)。南洋女校是由张永福、陈楚楠、庄希泉、林瑞轩、黄肖岩等先生发起，聘余佩皋女士为第一任校长，学生约百人(注76)。虽然这些女校的学生人数比男校或男女混合学校的学生少，但在课程内容和程度方面并不比男校和混合学校差，而在纪律和校风方面可能比后者为佳。这阶段女子教育的发展标志者新马华人社会正朝向文明和进步的方向迈进。
民国时期的第二阶段，即是从1919年3月新加坡华侨中学的创办起至1941年杪日军开始占领马来亚止。1919年3月21日新加坡华侨中学的创办是新马华文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华侨中学是新马的第一间华文中学，它标志着新马华文教育成功地从初等教育阶段跨入了中等教育的阶段，它的创立固然符合华侨教育客观发展的需求，但也反映出一些社会领袖高瞻远瞩的超卓见识。这批有远见之士的领袖就是陈嘉庚先生，他于1918年6月，联络了养正学堂等十六校总理发起筹办第一间华文中学。他以身作则，慷慨捐出叻币一万三千元作为倡导，再筹得基金五万元。陈氏更获得各帮侨领二十余人的支持，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召开第一次侨众大会，通过董事会组织章程，定校名为“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陈嘉庚先生众望所归，被推选为董事会第一任总理，吴胜鹏先生为副总理，王会仪先生为文书，林义顺先生为财政，何仲英与黄有渊先生为查账。接右又选出各帮代表二十余人为董事，正式成立了华侨中学的董事会。董事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以叻币五万元购得小坡尼文律楼房二座，加以修茸改造作为华侨中学的校舍。董事部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聘请一位有经验的校长掌管校政，曾委托上海教育协会会长，著名的教育家黄炎培先生代聘涂开兴先生为第一任校长。一切部署妥当后，华侨中学遂于1919年3月21日正式开学，共有学生七十三名，他们来自南洋各地的高小毕业生。同年9月间又招得新生十八名，第一年共有学生九十一名，教员十名(注77)。
华侨中学的创办除了在新马华文教育史上具有二大之意义外，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它淡化了帮与帮之间的隔阂和促进不同帮派之间的合作。自从19世纪以来，新马华人社会的会馆和宗亲会林立，以地缘和方言为基础的帮派，如福建帮(以闽南地区和闽南话为主)，广东帮(以广州及附近地区并以广州语为中心)，客帮(以客家语为主包括惠州、嘉应州、丰顺、永定和大埔等)，湖州帮(以湖州八县并以湖州话为主)和琼州帮(以海南岛及讲海南话为主)互相对峙和冲突(注78)。清末民初新式小学纷纷设立，大都带着浓厚的帮派色彩。虽然帮派的隔阂随着民国的创建而弱化，帮办的学校也已经接受外帮的孩童，但是帮与帮在教育上的合作还未曾有的。陈嘉庚先生本着超帮派办教育的原则，并以本身的名望与地位说服其它帮派的领袖，如潮帮的领袖林义顺等，通力合作，成功地建立新马区部一间华文中学，这可说是帮派合作办教育的一件大事，给以后新马华文中学的创办建立了很好的典范。
新加坡华侨中学的创立起了重要的开导作用。虽然新马华侨社会大部分人还是具有旧观念，认为华侨社会所须仅是初等教育，但是有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了解到中等教育的重要。他们受了华侨中学创办的冲击，以及陈嘉庚兴学救国精种的影响(注79)，他们的视野扩大了，开始了解教育不仅是训练一批学生以满足华侨商业社会的须要，同时教育可以普遍地提高华侨的智识水平和改进一般国民的素质。加之，这个时期许多华文报章在新马纷纷出现，最著名的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都是在这时期出现，这些华文报章普遍地提高新马华侨社会的文化水平和促进兴学办教的热忱(注80)。除此之外，许多知识分子因政治因素纷纷到南洋避难，中学师资骤增，这也制造开办中学的有利条件。
继新加坡华侨中学之后的是槟城的钟灵中学。钟灵学校原于l917年由槟城阅书报社所创办，该社原是北马著名的革命团体，在辛亥革命期间扮演重要的角色(注81)。该社与孙中山先生渊源颇深，而负责人都是有识之士，对文化教育工作不遗余力。1917年钟灵学校创办后，成绩裴然，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槟城阅书报社的领袖们有鉴于时代的要求，召集社友侨众开会，讨论增办初中。众人皆赞成，大会举许生理、王景成等十二人组织筹备委员会，委员不分帮派，深受槟城华侨社会所支持。于是钟灵学校扩展为马来西亚第一间华文中学，于1923年(民国12年)1月20日举行开学典礼。中学部第一任教务长为顾因明氏(注82)。紧随者钟灵中学的步伐而创办中学的有怡保的育才中学(1924年1月)、新加坡的端蒙中学(1924年1月)、吉隆坡的尊孔中学(1924年)和麻坡的中化中学(1924年7月)(注83)。接着于1925年增办初中的有吉隆坡的神成女子中学和马六甲的培风中学(注84)。到了1930年代，另外有七间中学在新马区创立。他们是新加坡的商洋女子中学(1930年)、荚蓉的中华中学(1934年)、太平的华联中学(1937年)、新加坡的公教中学(1937年)、吉隆坡的中华中学(1939年)。1940年代当新马尚未沦陷于日人之前，只有金宝的培元中学出现(1941年)。
初级中学的创办固然提高了华文教育的水平，但中学教育的发展有待于高级中学的创设。新马区第一间华文中学增办高级中学者首推新加坡的商洋女子中学。1930年，该校在胡文虎先生的推动下，成立了“增建高中购置校舍委员会”，由李振殿先生任主席，林庆年为副主席，共有委员十二名，积极筹募款项。该校校长刘韵仙女士亲往中北马各地劝捐，成绩斐然。除购置武吉知马校舍之外，改校名为“南洋女子中学校”，购置校车和扩充设备。同时，该校废止原有的三年制师范班，改为三三制的高初级中学，这可说是第一间增设高级中学的华文中学(注85)。但在1930年以前，新加坡华侨中学似乎曾经试办高中，但因数据不足，无法决定其年代(注86)。从1930年到1941年新马沦陷之间，新马区共有十间中学增办或创立高级中学，他们是钟灵中学(1931年)、尊孔中学(1935年)、新加坡华侨中学(1938年)、新加坡中正中学(1939)、吉隆坡中华中学(1939年)、新加坡公教中学(1940年)、怡保育才中学(1940年)、吉隆坡坤成中学(1940年)和麻坡的中化中学(1940年)(注87)。
这段时期中学教育的发展在新马华文教育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初中和高中的创办使华文教育在新马地区有效地建立自己的系统。待1956年新加坡南洋大学建立以后，华校系统得以完备。华文源流的学生，可以从小学入初中、高中而进入大学，接受高深和专业的训练。于是，华校系统可以与当地的英校系统并存，而更有效地为新马地区制造人才。从另一角度来看，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的发展，使新马的华校与中国学校系统挂钩，新马华校的高中毕业生可以到中国各大学升学。
中学教育发展的过程，遭遇到不少的困难，其中一项困难就是学生人数少。许多华文中学在创办或增办之初，学生人数不多，比如金宝培元中学于1941年增办初中时，只有学生十数名，吉隆坡的著名女子中学神成，仅有二十名，而芙蓉中华中学在增办时也只有学生二十六名(注88)。即使是历史最悠久的新加坡华侨中学，创办超过10年，于1929年初仅有学生一百八十人(注89)。学生人数少当然收费少，学校无法聘请更多教员分科教学。为了节省开支，大部分的中学都采取复级上课的方式，因此学生在学习方面深受影响。有些中学因学生人数太少而停办，例如新加坡的端蒙中学于1924年元旦试办一班初中，后因学生来源少，于1925年元月停办(注90)。中学教育发展的另一困难就是经济拮据。所有华文中学都是民办的，经济来源全赖华侨社会的支持。英殖民地政府只给一部分华校津贴。同时，大部分的华文中学都是帮办学校增办的，所以还带有帮派的色彩。不管是帮办的或超帮派的中学，一般都是经济拮据，入不敷出。大部分中学最大的经济困难就是经费的不足。维持一间中学，最大的开销是教师的薪金和膳食费，以新加坡华侨中学为例，1919年创办之初，第一年共享了七万四千余元，其中教职员的薪金和膳食费就花去了三万一千元，占总开销的四十余巴仙(注91)。除外，如中学要谋求发展，增加教学设备或建新校舍，所须之费更加庞大。在收入方面，可靠的经济来源除学生的学费和杂费之外，要靠热心人士的月捐。如果是帮办的中学，某帮所拨出的固定经费也是可靠的。如这些收入尚未敷开支的话，那么中学的负责人就要展开筹款活动，诸如公演戏剧或举办游艺会。这时期演剧筹款是新马华文学校最普遍的一种活动(注92)。在分析1920年代新马及南洋各地华文中学的种种困难时，吴毓双氏在“中学教育与南洋”一文中指出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侨众在心理上无此需要。大多数的侨众认为小学教育己足，中学教育无多用处，因此之故，少数人愿意出钱资助中学。同时很少父母愿意送子弟进中学念书，或半途退学，结果造成中学普遍经费缺乏和学生减少。除此之外，吴氏也认为华文中学不若西校之适当地之需要(注93)。怎样使华文中学走出困境呢？吴氏提出了四项办法以资补救。第一，教育经费由各公会按照商品之进出而抽纳，各公会应按照货量及其价值之多少，按比例征收若干教育费。第二，办教育应不分籍贯和帮派，而应以商品为标准，华侨社会应不分帮派，群策群力办好中学。第三，应清楚规定董事部与校长、教职员的职权，以根除内部纷争和倾轧。第四，中学应增设完备之职业教育，以为部分学生谋出路，同时也可以和西校竞争以切时需(注94)。
吴氏的分析和他所提出的补救办法的确有相当的见地。当时大部分的华侨的确认为中学教育是不须要的。那些有远见的人士属于少数。由于华文教育要依赖民众的支持而生存和发展，须求的人数少造成为是薄弱而导致华文中学所处的困境。吴民所提的补救办法，尤其是按商品出入量值比例抽捐的办法，虽嫌过于理想化，但还是解决华文中学以及华文学校经济拮据的一根本办法。至于消除帮界和规定董事校长及教员的职权等办法都是相当切时宜的补救办法。
(丁)民国时期闽人对华文教育的贡献
在还没有全面掌握集体资料以作比较研究之前，要估计民国时期新马闽人对当地华文教育的贡献是相当困难的。这里所作的估价只是初步。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新马闽人或闽帮对华文教育的贡献是不少于其它方言群，如讲广州语的粤帮、讲客家语的客家帮、讲湖州语的潮帮或讲海南语的琼帮。因为没有具体的数据，我们无法作数量的比较研究，比较各方言群在这时期所创办华校的数量。但从现存的资料看来，新马闽人在创办华校和发展华文教育方面尽了很大的努力，并作出重要的贡献。吴华先生在其所著的新加坡华族会馆志一书中曾作以下的评语，他说：
“地缘组织的会馆有许多创办学校，成绩最着的为福建会馆，主办有道南(1906年)、爱同(1912年)、崇福(3915年)、南侨女中(1947年)、光华(1954年)五校。南洋大学创办时，福建会馆赠地五百英亩为校址，最为称道”。(注95)
吴华先生是琼州籍学者，研究新马会馆史多年，他的调查研究而作出以上的评语，相信不会言过其辞。新加坡闽人，尤其在陈嘉庚先生的影响之下，创办和支助华文学校不遗余力。自1907年道南堂创立以后，1912年10月30日(即民国元年)有汪嘉谟传道士倡办爱同学校，附设于日本街(也名文达街)教堂，于1913年7月8日开学，学生共三十余人(注96)，该校创立时曾获陈嘉庚氏支持(注97)，翌年学生人数增至一百二十人。后陷入经济危机，1923年陈庚嘉氏垫捐一万余元，得以维持。1927年接受新加坡福建会馆支助，而1930年隶属福建会馆(注98)。1915年4月12日，新加坡福建会馆创办崇福女子学校，创办人为福建会馆监学兼管道南学校校政的王会仪先生。王氏因鉴于大坡直落亚逸区是闽侨会集的地方，适合就学的儿童颇多，当时已有男校专收男生，而供闽籍女童就读者则独付厥如，所以王氏极力主张由会馆创办一女校。当时王氏在福建会馆颇具影响力，尤其是对文化教育问题。他说服了董事部同人，委他全权处理。1915年4月，筹备工作告竣，聘得厦门林淑钦女士出任第一任校长，于4月12日正式开课，学生三十余人都属闽籍。该校以闽语教学，后学生人数日益增加，至1930年时学生人数已达六百余名，分十二班上课(注99)。
道南、爱同和崇福是民国时期以及战后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办和管辖的三间主要华文学校。除此之外，在1929年时，新加坡最少还有八间闽人创办的学校，这八间闽人学校自1929年起接受新加坡福建会馆的津贴(注100)。有关这八问学校详细情况，我们所掌握的资料不多，只是在1927年，新加坡“闽侨半月刊”上所介绍的另六间闽校而知道一些概梗。中华学校创于民国11年春(1922年)，学生人数共一百零七名，其中男生七十一名、女生三十六名、分为四班，校长教职员共五人，租用校舍，每月租金七十元，学校无基金或校产，靠学费，月捐和特别捐维持，每年收学费一千八百元，而开支三千元左右。丹绍学校，公立，创于民国12年(1923年)，男女学生共一百二十名，分为高级一班，初级六班，教职员六名，租用校舍，每月租金六十五元。学校无基金，赖月捐之补助，每年学费收入二千元左右，月捐约六百元，而支出每年约四千元，不敷一千四百元由总理垫补。钟声学校，私立，创于民国13年春(1924年)，共有男女学生七十二名，分五班，教员三人，校舍由总理所拥有，无须租金，学校无基金或其它捐款，每年学费收入九百余元，支出二千四百余元。益励学社，公立，创于民国13年(1924年)。有日校学生八十二名，夜校学生五十名，日校设有初级二班，夜校英文科和国文科各一班，日夜校共有教员五人。租用校舍，每月租金八十八元。学校无基金，收入以学费月捐和特别捐维持。每年学费收入一千金元，月捐特别捐收入二千余元，支出四千余元，不敷之数由社友及临时募捐补助。彭德学校，公立，创于民国14年(1925年)。学生七十余名，分四班，教职员四人。自置校舍，无须付租金，学校无基金或校产，每年收入一千金元，支出二千余元，不敷之数由地方热心家捐助。惠群义学校，公立，创于民国16年(1927年)3月。学校有男生二十九名，女生九名，夜校学生七名，共四十五名，分高初级各一班，教员仅二人。租用校舍，每月租金三十二元五角。学校无基金，每年学费收入约二百四十元，而支出约一千八百元，不敷之数由董事部募捐充之(注101)。1927年的新加坡“闽侨半月刊”也提到道南和爱同学校，前者有学生二百五十八名，分高小二班，初小士班及补修科一班，教职员十四名。自置校舍无须纳租金，每年收学费约五千金元，支出约一万六千金元，不敷之数由月捐和特别捐补助，再不敷之处则由董事先行垫补；后者有学生二百五十二名，分高小两班和初小五班，教职员共十一人，自置校舍，但每年须纳门牌税四百余元。学校无基金，靠学费、月捐、盾税和演剧筹款补助，每年收入学费和月捐约三千七百七十余元，支出为五千九百二十元(注102)。
从上述具体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1927年新加坡大部分的闽校，除了较大的道南、爱同和崇福外，都是经济拮据，入不敷出，许多要靠月捐、特别捐来维持，而董事部也常垫补不足的经费。由于经费不足，维持现状己经困难，当然谈不到发展，因此，学生人数少，教职员不多，当然也影响学生的程度。所以，1929年2月新加坡福建会馆改组并设立教育委员会，在经济上支持这些闽校(注103)，新加坡福建会馆代表闽帮，财力雄厚，当然在维持各闽校的现状毫无问题。同时，各闽校在会馆的教育委员会的指导和协助之下，可以取得较稳定的发展。
在马来亚，民国时期也有很多华文学校是由闽人创办的。以吉隆坡为例，1932年以前有四间闽校，其中一间是女校(注104)。1930年代初当马来亚经济衰败时，其中有一间闽校倒闭，剩下来的三间是中华女学校、国民学校和中华学校。1930年代世界经济不是气的笼罩下，新马经济深受影响，华人社会百业萧条。在这样的情况下，吉隆坡三间闽校面对着严重的经济危机，入不敷出。作为雪兰莪境内闽人最高组织的雪兰莪福建会馆义不容辞地出面协助这些闽校。1936年起，会馆按月拨款助中华女学校每月四十元，国民学校和中华学校每月各三十元作为学校的维持费(注105)。各闽校为了节省开支，尽是利用会馆的地方和设备。譬如三校得免费应用会馆大礼堂为会议地点，以免付租金来租用会议场所。同时，会馆把二楼三楼分别藉给国民学校和中华女校作为校舍，并提供一些设备如厕所等(注106)。
吉隆坡闽侨在民国时期对华文教育的一大贡献就是1939年创办中华中学。吉隆坡著名闽商陈仁堧、黄重吉、杨兆琰、洪进聪、洪启读等鉴于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海外华侨社会必须一尽作育英才之责任，所以联合发起创办中华中学。他们召集了闽侨三校(即中华女学校、国民学校和中华学校)董事联席会议，成立了增办中学委员会，推陈仁堧先生为主席，就中华学校的基础上增办中学，于1939年7月正式成立，名为中华中学(注107)，梁龙光先生为第一任校长，中学部创建后，原拟在中华小学部对面建立永久校舍，然因该年9月欧战爆发，于是原计划受阻。遂在鹅巴路暂建临时校舍三栋凡十八间教室。一两年间，学生人数骤增，高初中共有十八班计五百八十余名。而学生远至安南、暹罗、缅甸、苏门答腊和爪哇各地纷纷来隆就读。至1942年日军攻占马来亚，中华中学与无数华校遭受同样的命运，被迫停闭，校舍被毁。1946年日本战败投降后，中华中学在校董主席黄重吉先生的领导下复校(注108)。
民国时期新马闽人对华文教育的重要贡献是在淡化帮派观念和采用国语教学方面起了带动的作用。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侨民的国家意识提高，帮派观念淡化而国语在新马华校的应用日渐普遍。新马一些历史较悠久的华文学枝，改弦易辙，逐渐聘请国语教师担任，其中以闽帮表现得最特出。陈嘉庚先生本身就认为教育是团结和改进国家的工具，在华侨社会中，应不分畛域，合作把教育办好。在他的影响下，新加坡道南学校自1916年起逐步废除方言教学而采用国语教学(注109)。为符合国语教学的需要，道南早于1916年聘请第一位非闽籍的校长熊尚父，熊氏为潮南人(注110)。这开了新马帮办学校而聘用外籍人为校长之先河。1921年道南在中炳韶任校长时，聘请了多名的非闽南籍的教师，他们的籍贯有来自河北、江苏、湖南、湖北和广东(注111)。道南学校在淡化帮派观念和提倡国语教学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1929年6月6日至12日在上海暨商大学召开的商洋华侨教育会议，许多海外华侨代表参加，而较著名的华侨也被邀向大会提呈重要提案(注112)。道南学校于同年5月20日发表的提案中强调国语教学的重要，该提案认为国语是团结民族和发展国家的基础，尤其是南洋社会，因方言复杂，华侨社会诸多隔阂，凡事对内不能通诚合作，对外不能团结一致。道南提案中向大会提出具体的办法是，第一，中国教育部应派国语专才到南洋各埠筹设国语学校，以造就国语人才，并广为宣传；第二，南洋各华侨学校须添设夜校，教授国语以期普及，第三，国语应以教育部审定为标准(注113)。道南的提案中也强调须打破华侨教育的地方观念，因为南洋华侨社会地方观念太深，设立学校常以县为单位，而帮派分歧，绝少联络。根深蒂固的地方观念成为华侨教育发展一大绊脚石。道南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第一，南洋各端口组织教育总会管辖该端口华校，每埠划分若干区，每区设立或管辖若干学校，经费由教育总会负责，第二，教育总会的经费由当地热心家捐助(注114)。虽然道南的提议有些可以施行(如提倡和普及国语教学)，有些太理想化(如消除地方观念)，它对于淡化帮派观念和提倡国语教学方面起了推动的作用。
新马闽人在这时期对华文教育发展的另外一项贡献是首创华文学校会考制度。1930年新加坡福建会馆教育科主任林庆年氏为了提高闽帮所属和受助的华校学生程度，特发起华校校际会考，于1930年12月举行，参加者主要为闽帮所属的十二校(注115)。1931年12月举行第二届小学会考，参加者有男校八间，女校两间，林庆年氏为主席，而南洋女中校长刘韵仙女士为主考官(注116)。福建会馆主办的新加坡华文小学会考共举行四届至1935年。当地政府教育局也了解到校际会考的重要，一方面可以考察华文学校学生的成绩，另一方面使各校互相竞争，激励学生以提高程度。因此规定凡接受政府津贴的华文学校，包括小学、初中和师范都必须参加。战前新加坡英殖民地政府曾举办华校高小会考六届、初中会考六届，颇收划一和提高程度的效果。后来这制度推广到马来联邦的华文学校，举行所谓七州府华校会考，由海峡殖民地和马来联邦华文教育部会同中国总领事举办。会考日期是于每年12月2日起，而考场广设于新加坡、马六甲、槟城、吉隆坡、巴生、加影、芙蓉、新古毛、怡保、金宝、太平、实兆远、文冬和关丹等地。考生除来自政府津贴学校外，非津贴学校学生也可参加。会考结果除直接通知各校外，又在华文报章发表，而及格之考生由教育部发给证书(注117)。此制度施行对华文教育的发展起了推动的作用。
(四)陈嘉庚与新马闽人教育
(甲)陈嘉庚的生平及其在中国的教育活动
陈嘉庚先生是举世闻名的大慈善家、教育家和企业家，他也是著名的东南亚华人领袖。他光辉的一生，不仅代表千千万万的海外华人在那历史阶段中对中国所表现的热爱，同时，他对新马华人社会，尤其是在教育和工商业方面作出巨大的贡献。近10年来，隋着中国的开放和对海外华人政策的改变，陈嘉庚的热爱中国及其对中国教育的贡献重新得到高度的表扬。毛泽东对陈嘉庚的赞语“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再度获得广泛流传。在这“陈嘉庚热”的时期，大陆学者们出版了几本书籍，表彰陈嘉庚先生对中国和教育的贡献(注118)。
这些著作侧重陈嘉庚与中国的关系，而在研究方面尚未能达到全面和精深的分析。1987年初，南洋大学校友现任南澳洲弗兰德斯大学(Flinders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历史系教授的杨进发博士出版他的英文巨著“陈嘉庚传”(1987年新加坡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杨博士费时超过10年，搜罗中国和海外各地有关陈嘉庚的史料，全面地叙述、分析和评价陈嘉庚的贡献(注119)。陈嘉庚先生的大名也随着这本书的出版传播到世界各地。本文的目的在于叙述和评估陈嘉庚先生对新马闽人教育的贡献及其对新马闽人教育发展的影响。
陈嘉庚先生于1874年(清同治13年)10月21日诞生于福建省同安县的集美社。集美是一个僻静的村落，位在福建南部一个小半岛的尖端，与著名的厦门岛隔海相望，仅离厦门市区十六海里。集美社是陈氏宗族聚居的地方，在19世纪70年代，集美社大概有五百多户，二千多人口，村民除农耕之外，多兼采蚝和捕鱼为生。19世纪下半叶，中国南方的农村因受到战乱和五口通商开埠的影响普遍地破产，即使靠近沿海通商口岸的集美社也不能例外，许多村民寻找生计，泛洋渡海到东南亚各地工作和经商(注120)。
陈嘉庚的父亲陈杞柏(字如松)，早年离妻别子，只身到新加坡工作，经过了多年的努力和储蓄，他开设了一间米店顺安号，并创有一间硕莪厂(Sago即俗称西谷米)。同时，也购买了一些房地产。陈杞柏的小成就给陈嘉庚以后在工商业大展鸿图，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1890年陈嘉庚奉父命到新加坡协助经商，当时他年仅17岁。他在顺安米店学习经商，协助父亲管理账目(注I21)。
从1890年到1903年间，陈嘉庚往返新加坡与集美社，在这段期间，他累积了不少经商的经验和掌握有关工商业的知识。当陈嘉庚于1903年第四次到新加坡时，他父亲的生意已濒临破产的边缘，他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法把父亲的企业作一番清理和调整，清还债务。1904年，陈嘉庚开始独立经营，以七千元资本开办他的第一间黄梨罐头厂。结合了经商的经验，新的工商业知识和独到的眼光，陈嘉庚成功地经营黄梨罐头制造业和米业，数年之间他累积了不少财富，成为新加坡华社的一位成功商人，但是使陈嘉庚成为巨富的是树胶业(注122)，1906年当陈嘉庚获悉闽商陈齐贤和林文庆医生在马六甲和新加坡试种橡胶成功后，他立即用一千八百元购得十八万粒树胶种子雇人在他的福山黄梨园种植，这是陈嘉庚与橡胶业结缘的开端。1909年陈嘉庚扩大福山园面积专种橡胶，当时他已拥有胶园一千英亩，陈嘉庚大量地种植橡胶，正显由他独到的眼光。橡胶业随者汽车业的发展一支独秀，利润丰厚。1910年，陈嘉庚将福山园的一千英亩胶园买出得三十二万元，净赚二十五万元(注123)，陈嘉庚接着发展橡胶制造业，并全面发展其它行业，如米厂、冰糖厂、饼干厂、肥皂厂和航运业，十余年间，陈氏成为巨富并为东南亚工商业巨子。从1923年到1925年间，陈嘉庚的事业达到全盛时期，估计总资产达一千二百余万元。他的园丘和工厂所雇用的工人有二万余人，即以新加坡的橡胶制造厂就雇用工人一千四百名，其中男工八百多名、女工四百多名、童工百余名(注124)。
陈嘉庚在事业上的成功提高他的声望和社会地位。1929年他被选为新加坡福建会馆的主席，公认为福建帮的领袖。他积极推行福建会馆的改革，成绩裴然(注125)。除外，他也积极参与新加坡中华商会的活动，一度曾经成为改革派的领袖(注126)。陈嘉庚虽然在新马政治方面没多大兴趣，但他领导新马华侨社会在抗日爱国运动中作出重大的贡献。1928年，日军侵入山东、济南惨案发生，陈嘉庚领导新马华人热烈筹款支援中国。更重要的是当1937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对中国展开全面的侵略，陈嘉庚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领导新马以及全东南亚的华人支援祖国抗日，他组织了著名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积极筹款。南洋各属华人反应热烈。支援中国抗日的活动空前，据陈嘉庚本身的估计，南洋各属(包括英属马来亚，新加坡，美属菲律宾，荷属苏门答腊，爪哇和婆罗洲，西里伯，英属缅甸和英属婆罗洲等)的华人在抗日战争以来的五年间(1937-1941)共汇款国币五十余亿元，在这庞大的支援祖国救亡运动中，无疑地陈嘉庚和他领导的南侨总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陈嘉庚的庞大财富和事业上的成就制造了他提倡教育的优越条件，在叙述陈氏提倡和发展教育的活动时，首先在探讨他的动机，为何陈嘉庚那么热心地提倡和发展教育，杨进发博士认为陈氏兴办教育的动机，不外有三点。第一闽南地区教育颓废，乡下孩童全无受教育，常赤裸着身体成群嬉戏，陈嘉庚目击该状况，，感受很深；第二，陈氏曾观察欧美教育发达国家富强，相反的中国自清末以来国势衰弱，他决心兴办学校，以教育宋救中国；第三，他认为教育是中国和南洋华人社会实业的基础，商人应掌握商业知识和原理，发展教育也就是振兴中国和南洋华族的商业 。这三点概括了陈嘉庚一生的”爱乡爱国和爱种”的伟大精神。同时，陈氏的提倡教育的动机也代表了一小撮有卓越眼光海外华人的兴学办教的精神。清末以来，中国国势日益衰败，中国面临着空前的危机，以康梁为为首的维新派倡导政治改革以救中国，而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派则以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以挽救中国的命运。但辛亥革命成功后，中国的国势并没有随着政治制度的改变而扭转，反而沦人军阀混乱和割据的局面。当时，一批有远见的海外华人，认为中国当时所迫切需要的不是西方的民主制度，而是教育。这种强调以教育救国和教育加强中华民族竞争能力的论调常见於新马区华校建校或筹款宣言。譬如1929年3月13日彭亨直凉公立华侨学校建校筹款宣言中就有以下之语：
“兴学育才，立国之本，宏厂黉舍，教育之基，旷观欧美各国，学校林林，规模壮丽，故不待向其政治，考其文化而知其为强国矣。反观我国则不然，学校寥寥，建筑卑陋，长此以往，欲保文明古国之声誉逐鹿廿世纪之场；不亦难乎。同人等外观潮流，内察国势，所以有直凉公立华侨学校新校建筑委员会之组织也 。”同年3月16日，新加坡公立树人学校在演剧筹募扩建校舍基金时有同样的宣言：窃维国家之兴亡与夫民族之文野，当视其教育是否普及以为断，我国兴学已数十年，然民生之凋敝依然，民智之闭塞犹昔，国势不振，强邻迫逼，此其故何欤，盖因学校之设或囿於一隅，或限於经济，一般平民难得就学机会，以致失学之学龄儿童触目皆是，无业之游民到处成群。…… ”
这些宣言所阐明教育对国家民族的重要与陈嘉庚兴学办教育的动机不谋而合。
陈嘉庚先生在落后的闽南农村长大，本身仅接受几年的私垫教育（注132）。他看到闽南农村教育的敝败，适龄儿童失学者比比皆是，感慨很深，加以他的兴学救国强种的信念，所以毫无犹疑地献身於兴学办教。1913年2月，他在故乡集美社创办了集美两等小学校，学生一百三十五名，教职员五名，学生按程度分为五班上课，而集美社陈姓的子弟都免费进了这间小学（注133）。集美两等小学亦是陈嘉庚先生在中国兴学办教的开端。
陈嘉庚在闽南兴学办教，由小学到中学，师范和专科学校，以及创办著名的厦门大学，他是有整套计划，按步就班地实行，当然，这整套计划的实现要看他个人的经济力量而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战争和汽车业的发展，胶价扶摇直上，陈氏在这段期间盈利颇丰，於是陈嘉庚先生决心发展闽南的中等、专科和高等教育。1917年，陈嘉庚派胞弟陈敬贤回乡建筑校舍以创办集美中学和师范，并从江苏聘得校长和教员，於1918年3月10日开学，计中学二班，师范三班（注135）。接着陈嘉庚於1920年创办集美水产专科，学制四年。同年8月，又创办集美商科学校。1921年2月，集美又增办女子师范学校。1925年集美水产专科学校增设航海专科（注136）。於是一套几乎完整的教育机构，即小学、中学和不同的专业学校在集美成立起来，以后成为举世闻名的集美学村。
陈嘉庚先生在闽南兴学办教最著名的事业当然要推1921年4月所创办的厦门大学。陈氏认为创办大学也是他整套教育事业不可分割的部份，很必然的有了小学，中学和专科学校后，再下来的一步就是办大学。陈氏尤其感到福建省在教育方面远落人后，不仅专才缺乏，即小学和中学的师资也须从外省聘请，反观邻省的广东和浙江，都有公私立大学多所，而福建独付阙如。因此之故，陈氏於1919年回乡视察时决定倡办厦门大学（注137）。他当时慷慨地认捐一百万元，作为厦门大学初两年的开办费。他又认捐三百万元作为大学的经常费，作十二年支出，每年二十五万元。陈氏又计划在大学开办后，向南洋群岛富商筹捐数百万以作厦门大学的基金。陈嘉庚并亲身参与大学的筹办工作，他亲往上海邀请教育界和政界知名人士如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著名教育家黄炎培，李登辉和政界知名人士汪精卫等十人组成委员会负责厦门大学的筹备工作。同时，他亲自参与选择厦门大学的校址，经政府的同意把厦门南普陀，演武场一带的官地拨为厦大的校址。筹备委员邓萃英氏被聘为新大学的第一任校长。1921年4月6日，厦门大学假集美中学开学，设有师范部文、理和商部预科，学生98名，其中三分之一的学生来自闽南。厦门大学开办后，困难重重，诸如校舍的兴建，校政和经费等问题，第—任校长上任后不尽职，加以他和陈嘉庚在兴建校舍和应用大学基金方面意见相左，数月后辞职，陈氏电请新加坡著名医生学者林文庆博士接任，在林氏的掌理之下，厦门大学有很大的发展。至於厦大的经费不足，阻碍大学发展，陈嘉庚於1922至1924年间三次到南洋向华籍富商募捐厦大基金，但效果不大，厦门大学虽面对盖经费的困难，但因有陈嘉庚以私人的财产支持而安然渡过十余载，后陈氏企业失败，面临破产，厦门大学前途堪忧，终於在1931年由国民政府接受，改为公立厦大，自1921年到1937年由陈嘉庚一手创办和维持前后共十六年，陈氏共支出四百万元之钜。
(乙)陈嘉庚先生在新马的教育活动
陈嘉庚先生的兴学办教活动始於新马。1906年当新加坡福建帮筹建道南学堂的时候，他是一百一十名发起人之一，他被推选为筹办学校委员，曾捐助开办费叻币一千元。道南学堂於1907年开办后，他被举为董事后推为查账。很显然的自1906到1910年间，陈嘉庚在创办道南学堂和管理该学堂方面已相当活跃，但是他所扮演的角色似乎比不上吴寿珍，张善庆和李清渊等人。1911年，陈嘉庚被选为道南学堂总理．领导董事部兴建道南的校舍，陈氏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募捐运动，他以身作则，捐出叻币二千元，共筹得四万元，并於亚米年街道南学校现址建筑了巍莪的校舍。陈氏此次筹建道南运动，不仅对当地闽人教育作出贡献，这也表现出他的组织能力和领袖的才干，对以后获选为新加坡闽帮领袖有很大的帮助。陈嘉庚先生任道南学校总理多年，在他或他的代理人的主管下，道南致力於废除方言教学而采用国语，在他的影响下，道南学校於1916年聘请第一位非闽籍的校长熊尚父。这一切都反映出陈嘉庚先生在兴办教育的高瞻远瞩的眼光。除道南小学之外，陈嘉庚更捐出钜款支持爱同学校和崇福女校。爱同学校原由汪嘉谟传道士於1912年10月10创办，附设在日本街教堂，经道南教师许清侯协助而创办成功。有学生百余人，1917年募捐购置校舍，颇有小成，后因经费短乏，负债累累，学校陷於停闭的困境。1923年，陈嘉庚垫捐一万余元，爱同得以继续维持。该校於1930年接受福建会馆支助和管辖。民国创建以来，风气大开，新马侨社也深受影响，当时一般有识之士认为女子教育非常重要，它不仅实现男女平等的观念，同时也替国家民族制造更多的人才，使一般国民的智识水平提高。1915年道南学校监督王会仪发起创建崇福女校，深得闽籍有识富商之支持，陈嘉庚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崇福女校遂於1915年4月16日正式开学。
陈嘉庚先生在新马最著名的兴教活动就是1918年倡办新加坡华侨中学，新马区第一所华文中学。陈嘉庚先生创办华侨中学的动机和他兴学办教的动机是一致的。很显然的，教育救国和救种是陈氏考虑发展中学的重要因素。在筹办南洋华侨中学的演词中，陈氏就大声疾呼侨众慷慨捐输创办学校以救国，即使救国无效，亦可以保国粹以发扬中华民族精神，而使四万万同胞有重光之一日。除爱国和多种的动机外，新马华人社会客观的需求也是一重要因素。在华侨中学创办之前，新马无华文中学可以收容小学毕业生。虽然有小学毕业生返国升学，因为费用高，所以回国升学的人数不多，从长远的考虑，创办华文中学是解决小学毕业生的一个有效的办法。陈嘉庚又认为创办华文中学与新马华文小学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由於南洋地区小没有华文中学，所以华文小学教育收效不大，中学创办后，可以刺激华文小学的改良与发展，前途光明，否则华文小学教育将陷於停滞的状况。
早在1913年，陈嘉庚先生在他的家乡集美仕创办集美两等小学校后，就想到在新加坡创办一间华文中学，他积极想把这计划付诸实现。他从厦门致函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董事们，促请商会带头倡办一间华文中学。他致函中华总商会而不致函福建会馆是有他的原因的，主要他认为商会是各帮组成的最高商业机构，由商会发起可以收各帮联合创办中学的效果。商会议决创办学校不属商会的范围，应由教育机构发起。同年秋天，陈嘉庚第五次到新加坡，即提出创办华侨中学的意见书，但是没有得到良好的反应，1917年，陈嘉庚倡办华文中学的意见在社会上有了些反应，道南学校校长熊尚父曾经对新马小学毕业生升中学的需求作一调查，发现新马区的华文小学最少有100名毕业生可以升入中学。这调查发表后，创办华文中学的观念颇受到一些有识之士的支持，其中包括南洋烟草公司的东主蒋英甫氏，蒋氏为粤人，对创办华文中学甚为热心，他曾召集一次集会，反应不佳，后蒋氏离新加坡返中国，该事遂不了了之（注137）。1918年5月作为中国国民党在新加坡最重要外围组织的同德书报社对创办华文中学表示有兴趣，该社派代表与陈嘉庚商量进行计划，由陈嘉庚出面召开一次大会，陈氏联络了新马十六间华校的总理联合召开，该会于1918年6月16日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议所举行，参加的各方代表共五十五名，陈嘉庚被选为临时主席，他在会上慷慨陈词，吁请社会人士乐捐共襄美举。他除了强调教育是救国和救种的一种手段外，解释创办华文中学的须要和对小学教育发展的重要。他批评中国政府自顾私利，视财如命，互相推诿责任，致使教育不兴，实业不振，国势危危欲坠，诚令人伤心而痛哭流涕。他大声疾呼海外侨胞应慷慨解囊支持兴学办教以尽国民的一份责任。他更呼吁新马的华籍富商应该捐出赀财协助办学，而不应留给儿孙让他们挥霍，陈嘉庚在此次演讲中把他毁家兴学的理论阐述出来。大会接受陈嘉庚的建议创办新马第一间华文中学，井通过组织章程和定校名为“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陈嘉庚先生众望所归被推选为董事会第一任总理，吴胜鹏先生为副总理，潮帮领袖林义顺为财政，而王会仪(闽帮)为秘书，同时大会推选各帮代表二十余人为董事，协助筹款和建校等事宜。
董事会在陈嘉庚领导下筹得五十余万元巨款，并以五万元购得小坡尼文律楼房二座修葺为校舍，同时聘得涂开兴先生为第一任校长，一切筹备完毕，南洋华侨中学遂于1919年3月21日正式开学，共有学生73名，教员10名。
此次华侨中学创办成功并不是偶然的，陈嘉庚先生的策划和领导居主要的因素。早在开侨众大会之前，陈嘉庚已有周密的计划，第一，他认为要一举成功，必须先筹得一笔相当可观的款项作为创办中学的基金，这样可以给一般人对这间中学有信心。所以他先捐出一万三千元，井得到商界朋友及其他友好支持，其中包括马六甲富商曾江水捐一万元，新加坡富商新协兴号东主钟水泮二千元，又新加坡恒利号潮商林义顺及闽商叶大炮，叶玉桑，邱国瓦，陈先进，张善顺和薛武院等各捐一千元，除外，国风幻境剧团演剧筹款得一万七千元，共筹得五万元，五万元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款项，有这笔款作为新中学的建校基金，给参与大会的代表很大的信心和鼓舞，对以后筹款的成功制造有利的条件。第二，陈嘉庚认为兴办中学不应分帮派而为，一方面固然是兴办中学须巨额款项，一帮的财力有限，办得不好，同时，他也深信办教育应以救国强种为目标，不应限于帮派的利益，所以他致力于打破帮派的隔阂，当他与同德书报社代表商讨后，他联络各帮派所属的十六间学校总理联合召开大会，并邀请各帮派代表出席这种以超帮派办学的创举，获得各帮的支持，除外，陈嘉庚先生贤明的领导和献身兴学的精神都是导致华侨中学创办成功不可缺乏的因素。
陈嘉庚先生创办华侨中学后，曾任该校总理多年(即从1918年6月至1919年5月，1923至1927，1930年4月至1934年)，对该校的发展贡献很多，1919年华侨中学初创时，陈氏曾获得中华总商会支持每月捐助华中经费五百元，该年董事会以十七万四千元在新加坡罗敏申律购置商业地段一块作为校产，更重要的是该年在陈嘉庚的领导下在武吉智玛五英里处以八万三千元购得一块七十一英亩的树胶园作为华侨中学永久的校址，这奠定了该校以后发展的良好基础。
1919年5月，陈嘉庚辞去华侨中学总理一职，他返集美和厦门进行创办集美水产专科和商业专科以及著名的厦门大学。1923年秋，陈氏返新加坡，旋被选为华侨中学总理，在这段期间，他积极向外筹款以建设华中新校舍和大礼堂，他获得爪哇糖王黄仲涵认捐十万，指明仅供建筑大礼堂之用，在陈嘉庚的领导下，董事部积极筹款并卖掉罗敏申律的校产，共得十余万元，所以华中的巍峨大礼堂、教室和学生宿舍得以在1925年完成，1930年华侨中学董事会总理改名称为主席，同年四月董事会改选，陈嘉庚被选为主席，在陈嘉庚任主席的四年间(1930-1934)，华侨中学的发展面临一重大危机，这危机并非经费不足，而是学生闹事，华中少数师生因受五四运动新文化的影响以及“九一八”事件的刺激，组织罢课并公开反对南京的国民党政府，这学生运动带有强烈的政治意味（注163）。陈嘉庚先生认为中学生的年纪尚轻，他们的责任是念好书而后献身社会和祖国，所以他反对学生闹事罢课，加以当时英殖民地政府虎视眈眈，如董事部处理不当，华侨中学可能被政府封闭。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以果断的精神处理学潮，闹事之极少数师生被开除，而华侨中学进行改组。改组后学校得以稳健发展。
陈嘉庚先生在新马的另一项重要的兴教活动而鲜为人知的是在1939年在新加坡创立的水产航海学校。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对中国展开疯狂的侵略，1938年5月，日军攻陷厦门，闽南沿海地区频受日机轰炸，而集美学村遭受惨劫，陈嘉庚先生所创办的集美水产航海专科学院被迫迁入内地，学生质量颇受影响，为了继续为祖国栽培水产航海人才，以及发展新马区华人的渔业，陈嘉庚於1938年11月倡议在新加坡设立一所水产航海学校，陈氏本着不分帮派共办教育的原则，拟发函新马各帮领袖，说明创办此职业学校的必要，然后召开大会商讨建校计划，后来鉴于初期创办仅重理论，所费无多，所以由新加坡福建会馆负责试办，待有成绩后再集各帮财力以扩充。陈嘉庚依据创办集美水产航海专科学院的经验，并采取该校的学制，同时委任前集美水产学校的校长杨振礼为第一任校长，新加坡水产航海专科学校於1939年2月10日正式开学，暂租芽笼律167号二楼为课堂，并租芽笼律17巷4号为学生宿舍，开学时有学生三十二名，其中新加坡学生二十名，外埠二十名，而闽籍二十四名，粤籍八名。该校聘有教师七名（注168）。新加坡水产航海学校创办后面临恶劣的财政危机，而福建会馆本身的经济也成问题，学校因财政困难导致学生不满而停课，1942年初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加坡沦陷，水产航海学校存在三年而停办。
除了创办华侨中学和新加坡水产航海学校外，陈嘉庚先生又在1941年创办南洋师范学校。新马和南洋华侨教育常受到教员的缺乏而阻碍发展，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新马华文中小学的师资全赖中国供应，战争爆发后，南来教师减少，造成师资短缺的现象。陈嘉庚认为要解决此难题，应该在新马地区开办师范学校，栽培专业教师。所以他在1941年2月开始筹款，反应热烈，共筹得三十六万元。在筹备期间，虽然因重庆政府教育部诸多阻挠，陈嘉庚终於冲破困难，於同年十月十日正式创立，南洋师范学校於新加坡，有学生二百三十名。但开学后数月，新加坡沦入日军之手，南洋师范学校遂告停办。新加坡於1945年光复后，陈嘉庚与诸董事商讨，决定把南洋师范学校改为南侨女子中学，该校於1947年3月正式成立。
陈嘉庚先生在新马除致力以倡建华文小学，中学和专科学校外，他对当地英文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深表关注和支持，陈氏认为，英殖民地政府的培养公役和书记的教育政策应该改善，否则当地华人子弟无法受益。他对新马教会所办的学校表示赞许，1918年，新加坡美国教会拟在新加坡创建一所英文大学，但因基金不足，难以实现。该会代表即英华中学校长那牙牧师(Rev. J. S. Nagle)往见陈嘉庚要求协助，陈氏鉴於新马区尚未有一间英文大学，如该大学创建成功，华人子弟也将受益不浅，所以他慷慨答应捐助十万叻元，分十年交清，每年一万元，后该大学因当地英殖民政府反对而未建成，然陈嘉庚已交出三万元，美教会与陈嘉庚商量，将已交的三万元加上利息一概拨充英华中学发展理化基金。
(丙)陈嘉庚精神与新马闽人兴学办校
陈嘉庚先生毁家兴学的精神多少年来被视为海外华人良好的典范，他的为公忘私，他的爱国和爱种的精神备受推崇和赞扬。他的办学精神不仅影响东南亚的华人，也影响全世界华人对兴学办校的态度，他的精神不仅影响一个时代，也影响接下来的几个时代。有人说近年来香港富商李嘉诚独资创办汕头大学以及香港另一富商包玉刚先生创办甯波大学，多少有受到陈嘉庚兴学精神的影响。本文不想对陈嘉庚影响作一全面的估价，而仅於陈嘉庚精神对新马闽人兴学办教作一探讨。陈嘉庚对新马闽人办学的影响，通过下列几个渠道，第一，通过他的亲属和同乡，第二，通过集美和厦门大学的毕业生，第三，陈嘉庚精神对一般闽人的感召，陈嘉庚先生是一位家长式的领袖，有相当的主见。如他认为对的而应该做的事情，他会利用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力把事情办好，他一向认为兴学办教是国民的一份责任，人们对社会和国家有着一定的责任，他极力主张“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原则，他鼓励富商们捐赀兴学。认为他们应好好地利用金钱，不应为子孙的牛马（注174），因为他有着相当强的主观意识以及社会责任感，他不惜对亲属，友人和同乡下压力，要他们捐助教育事业。最明显的例子是他的女婿李光前先生。
李光前先生原在陈嘉庚先生所办的公司任职，表现极佳，颇得陈嘉庚的赏识，陈嘉庚把女儿嫁给他，李光前后来自已创办树胶厂、银行及其他企业，但他与陈嘉庚的关系很密切，陈嘉庚先生对李光前的办学事业常加以鼓励或施加压力。1934年当陈嘉庚先生辞掉新加坡华侨中学董事—职时，曾鼓励李先生接任。1936年，陈嘉庚向他的女婿捐得叻币五万元在柔州购买四百依葛树胶园作为厦门大学基金。1941年，当陈嘉庚倡办南洋师范学校的时候，李光前捐出叻币十一万元当建校基金，李氏对陈嘉庚的教育事业不断继续支持。据估计，自1950年到1961年间，李光前和陈六使不断支持集美和厦门大学，他们两人在这段期间共费去人民币八百八十万元支持集美和厦大的重建工作。后来李光前先生对新马教育作出重大贡献，如献捐巨款给马来亚大学，南洋大学以及设立李氏基金，资助新马教育和文化事业都间接受到陈嘉庚的影响。
除了李光前外，另外一位受陈嘉庚先生直接影响而对华文教育作出巨大贡献的是陈六使先生。陈六使先生是陈嘉庚先生的同乡和部属，1897年生於福建同安集美村，陈六使五岁时，父母先后病故，1916年陈六使先生十九岁时得兄长之资助到新加圾，在陈嘉庚先生谦益树胶公司属下的一个胶园工作，后得陈嘉庚先生的赏识，转到陈嘉庚的一间胶厂担任工头，他在胶厂中观察和学习树胶加工和制造的技术，对他以后在树胶企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后来陈六使和三哥文确合力办树胶厂。1930年代，陈六使兄弟经营得法，兼得时宜，生意扶摇直上，挤身於新马大胶商之列。1950年代初由於韩战关系，胶价真升，陈六使先生成为巨富。陈六使先生在家乡时，曾在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两等小学念过书，当然对陈嘉庚先生怀着仰慕，后来，陈六使先生在陈嘉庚属下工作，对陈嘉庚先生的为人和毁家兴学的决心更为赞仰。所以当陈六使先生拥有相当资财时，积极资助教育事业。1933年，当陈嘉庚先生面临巨大的经济困难时，曾向亲属友好等筹募集美学村经费，陈六使兄弟每月捐助国币五百元。1936年，陈嘉庚先生筹募叻币十六万元，购买四百依葛树胶园，其权益作为厦门大学基金。陈六使先生慷捐五万元。“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厦门，集美学村遭受日机轰炸，破坏甚重。1939年陈嘉庚先生发动海外集美校友捐募国币二百万元作为集美基金。陈六使先生以校友身份，托上海华侨银行代购公债券一百万国币，利息每年六万国币作为集美基金。1941年当陈嘉庚发起创办南洋师范学校时，陈六使先生又捐二万叻币。1950年，马来亚大学在新加坡创立后，陈六使先生捐三十万巨款作为该大学基金。1953年1月16日，陈六使先生召集了新加坡福建会馆理，监事会议，提出创办南洋大学，并宣布献捐五百万元作为南洋大学建校基金。陈六使先生宣布创办南洋大学，在新马华人社会引起热烈的响应，旋新马区二百九十七个华人社团派代表共组成“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推荐陈氏为主席，新加坡福建会馆也决议将裕廊区的一块五百英亩地段捐献给南洋大学作为校址，接着新马各地纷纷组成“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并积极进行筹款工作，经过三年多的筹备，东南亚华人最高学府一南洋大学於1956年3月15日正式开学（注183）。
毫无疑问的陈六使先生积极资助教育事业和创办南洋大学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陈嘉庚先生的影响。
受陈嘉庚先生直接影响的一批人是他的朋友，姻亲。当然，这批人都是富有的商人，都有能力在经济上资助教育事业，他们包括爪哇著名糖王黄仲涵，马六甲著名闽商曾江水和新加坡潮籍领袖林义顺。他们与陈嘉庚先生都是商界的朋友，同时又有姻亲的关系，所以与陈嘉庚先生的关系非常密切，或许是情面，更有可能的是陈嘉庚先生的为公忘私的献身精神感动了他们，所以对陈嘉庚先生在新马教育业给於大力支持，曾江水先生在陈嘉庚先生倡办华侨中学的时候捐出一万元，1926年，他捐一万元给厦门大学医院充当基金，1931年，由於陈嘉庚的关系，曾江水慨捐十五万元作为厦门大学图书馆的维持费，1941年当陈嘉庚倡办南洋师范学校的时候，曾氏又捐出二万元，以助其成（注188），除曾江水外，黄仲涵和林义顺都捐款给新加坡华侨中学，间接协助陈嘉庚的教育事业。
受陈嘉庚先生间接影响的人真是难以数计，陈嘉庚先生毁家兴学的精神给后世树立良好的典范，千千万万人景仰他，许多人也以他的兴学志业作为榜样。他的精神影响所及非常深远，超越了时间和空间。这些受他间接影响的人包括集美和厦门大学的校友，新马区一些受他恩惠的华校毕业生，前新马区陈嘉庚公司的职员，以及新马区无数的闽人，当这些人在事业有成时，往往受到陈嘉庚兴学办教精神的鼓舞，对新马华文教育和中华文化作出贡献，中国著名的归侨领袖庄希泉，福建同安人与陈嘉庚先生同乡，1911年辛辛亥革命期间抵新加坡从事筹款支援辛亥革命，在新加坡居留期间，深受陈嘉庚兴学精神的影响，於1916年与余佩皋女士在新加坡倡办”南洋女子学校”，该校后发展成为著名的南洋女子中学，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史上，尤其是1970年代独中复兴运动作出重大贡献的功臣中，就有不少受到陈嘉庚精神的影响。譬如振兴吉隆坡中华独中的功臣李成枫先生，怡保育才独中迁校的功臣杨金殿先生，以及对芙蓉中华独中发展有重大贡献的拿督陈世荣。吉隆坡中华独中在七十年代初面临着空前危机，1971年学生人数仅有一百五十八名。1974年李成枫被选为董事会主席，在他的领导下推动复兴中华和筹建新校舍的工作，李先生本身捐出巨款，并以他在商界的地位筹得建新校舍之庞大基金，1981年，巍峨的中华独中新校舍终於建立起来，而该年的学生人数也增加到一千六百零五人，李成枫先生曾出任吉隆坡南益树胶厂总经理多年，对华文教育深具热心，他对独中复兴运动的支持尽了很大的力量，他深受陈嘉庚和李光前先生兴学办教的精神所感染，并将该精神发扬光大（注191）；对怡保育才独立中学迁校作出巨大贡献的杨金殿先生，祖籍福建同安，在怕保出生，曾在华林市明德小学和怡保培南学校受小学教育，并在育才中学念完三年初中，当他事业有成时，对华文教育作出积极的贡献，1955年吡叻福建公会附设的培南学校增办中学，杨金殿先生出任董事长领导全体董事筹得巨款，兴建二十余间新教室，成功地增办培南中学。七十年代叻吡独中复兴运动，杨氏颇受影响，於1978年出来领导为育才独中筹募“发展基金”，后育才独中董事部决定迁校，并定出筹款五百万元以完成该计划，杨金殿在迁校筹款和建新校舍尽了很大的力量，1984年，他以七十高龄出任育中建校委员会主席，在他的领导以及诸热心人士支持之下，育才独中的堂皇富丽的新校舍终於在育龙岗上建立起来。
育中董事部为表扬杨金殿先生对迁校作出的巨大贡献，在校门正堂竖立了杨氏的铜像，杨金殿之热心华文教育，一方面是受到父母的影响，另一方面是陈嘉庚兴学精神的感召，他对记者说，”我自小接受华文教育，而父母平时不断灌输我民族的思想意识，以及中华文化对我的薰陶，我感到为华校做事义不容辞，便从息影多年的情况下再度出来”，他又说福建先贤毁家兴学的陈嘉庚对他有颇大的影响。
拿督陈世荣是芙蓉闽帮领袖，他受陈嘉庚兴学办教精神的影响与李成枫和杨金殿略有不同，拿督陈於1909年诞生於中国福建永春，在家乡受过五年私塾教育，十八岁南来抵芙蓉埠，渐在商界崭露头角，后他於事业有成，积极支持华文教育，1957年，他开始担任森美兰华校董事联合会理事，随后任该会主席和副主席多年(即从第六届至第十六届，1962年至1983年)（注194）。同时拿督陈积极投身於芙蓉中华中学董事部工作，自1949年起他在芙中董事会担任要职，历任董事长，副董事长和总务多年，他曾任该校董事长十四年，副董事长十四年，总务八年及普通董事七年，共计四十三年之久，是该校任职最久的一位董事，七十年代马来亚独中运动，拿督陈投身其间，1973年担任“发展独中工委会董事代表”，贡献良多，1989年他荣获华教节“林连玉”精神奖，实至名归。
拿督陈世荣献身为华教服务深受陈嘉庚间接的影响，当他初抵芙蓉埠时，曾任职於该埠陈嘉庚公司分行书记四年。虽然他与陈嘉庚先生没有直接的接触，但陈嘉庚毁家兴学的精神和决心给他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常为友人乐道现身的感受。1931年当世界经济不景气侵袭马釆亚，胶价泻跌，百业萧条，陈嘉庚先生面临破产，但陈氏还是决心毁家支持集美和厦门大学的庞大开销，拿督陈世荣回忆陈嘉庚先生於该年曾发动陈嘉庚公司属下一百零八间分行约二千名职员，将公司配给职员的四角钱理发费汇集起来，献捐给厦门大学（注195）。拿督陈曾任芙蓉分公司书记处理分公司与总行来往信件，其间他也曾看到陈嘉庚信上誓言为兴学办校而坚持和牺牲（注196），陈嘉庚毁家兴学的良好典范鼓舞拿督陈世荣为华文教育作出贡献。
结束语
新马最早一间有记录的闽校是在新加坡的崇文阁，於1849年由闽侨领袖陈金声创办，但较著名的早期闽校要推新加坡的萃英书院，该校也是由陈金声发起在1854年创立。这两间闽校都属於义学，义学是公立的，由全体闽侨支持。在性质上比旧有的私塾来得进步，教育效果良好。
随着晚清的教育改革，新马华社在二十世纪初纷纷建立了新式学堂，但这些学堂都带有浓厚的帮派色彩，新马第一间新式闽人学堂一一道南学堂就在这样的环境下诞生了(1907年)，道南学堂的创建是新马闽人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里程碑，道南学堂不仅在学生和教师人数方面比萃英书院多，在课程内容方面也比萃英书院较合时代潮流以及切合新马环境的须要。
民国时期中国教育获得较全面的发展，虽然政治混乱带来不良的影响，民初政府及后来的南京政府尚能建立一套较清末完整的新教育制度，同时南京政府对海外华文教育非常重视，在中央政府属下的教育部设有华侨教育设计委员会，作为华侨教育的设计和谘询的机构。南京政府又扩大属下的侨务委员会，委任一些知名的华侨领袖为侨务委员，通过他们反映侨社的要求，以更有效地拟定华侨教育政策，南京政府除了给於华侨教育诸多鼓励外，在解决侨教的师资和课本方面作出重大的贡献。
除了民国政府的鼓励和协助外，新马华社受到新中国的政治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大力发展新式教育，广泛地建立学校，新马华社在民国时期普遍地建立小学，即使在穷乡僻壤也都有华文小学校的存在。自1919年3月新马第一所华文中学一一华侨中学在新加坡建立后，华文中学教育获得迅速的发展。
作为新马华文教育体系重要一部份的闽人教育，在民国时期也是获得空前的发展，有许多闽人创办的学校在新加坡、吉隆坡、马六甲、芙蓉、怡保和梹城等地纷纷出现。当然闽校的发展与华文教育的发展是密切而不可分开的。在这个时期，闽社有陈嘉庚先生那样杰出的人物出来领导，所以闽人对超帮派教育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新马闽人对华文教育的一重要贡献是淡化帮派的观念和采用国语教学。在这方面，新马的闽校起了带动的作用。新马闽校对华文教育发展的另一贡献是创办华校的会考制度。
民国时期新马闽人教育的发展与陈嘉庚先生的教育事业是分不开的。陈先生秉着“爱乡，爱国和爱种”的精神来发展闽南和新马的华文教育。他以庞大的家财创建了著名的集美学村，厦门大学和新马的一些著名学府如新加坡的华侨中学，他毁家兴学和为公忘私的伟大精神鼓舞着千千万万的闽人和中国人，他直接和间接地影响许多新马闽人对兴学办教事业作出重大的贡献。
（原载1990年12月1日《南洋商报》）
注释：
1.见William Milne, A Retro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To China. (Malacca, 1820)第151页。
2.见Bria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and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Mission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1979)第24页。
3.汤生氏所提的另两间华校，他们都是以粤语教学，一间坐落于葛南村(Kampung Glam)，另一间在北京街见Song Ong Slang(宋旺相)，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Singapore, 1967 Reprint)第26页。
4.同上。
5.见Yen Ching Hwang(颜清湟),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00-1911(新马华人社会史，1800至1911)(新加坡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80页。
6.见《兴建崇文阁碑记》，载陈荆和，陈育崧合编，《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0年)第283-285页。
7.同上。
8.同上。
9.见Song Ong Sl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n Singapore第46页。
10.见“萃英书院碑记”，载陈荆和，陈育崧合编，《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第291-292页。
11.除陈明水外，其他的闽籍富商包括薛荣越(叻报创办以薛有礼之父)，陈振生、杨佛生、林生财、许行云、•陈俊睦、梁添发、曾得璋、洪锦雀和薛茂元。见“萃英书院碑文”载陈荆和、陈育崧合编，《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第291-292页。
12.同上书，第293-294页。
13.见J. D. Vaughan,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Singapore, The Mission Press, 1879, 台北成文出版社重印，1971年)第85-86页。
14.见叻报，1889年1月17日，第2页。
15.见叻报，1892年1月15日，第2页。
16.见星报，1892年1月15日，第8页。
17.见《观黄公度观察奖励学童事喜而有说》，载星报，1892年1月9日，第1页。
18.见Luke S. K. Kwong, A Mosaic of The Hundred Days Personalities, Politics And ldeas of 1898 (Harvard Univermty Press, Massachusetts, 1984)第169页。
19.见William Ayers, Chang Chih-Tung And Educational Reform l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1)第152-193页。
20.见张之洞《劝学篇》，载《张文襄公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第6册，第3702-50页。
21.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长春，1935年)，第486册，第2页，亦见《光绪朝东华录》(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四册第101-102页。
22.见朱寿朋纂修，《十二朝东华录：光绪朝》(文海出版社，台北，1963年)，第九册，第5426-5427页。
23.见颜清湟著，李恩涵译， 《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82年)，第180-181页；天南新报，1900年2月10日，第1页；1900年4月26日，第1页；日新报，1900年2月7日，第1页；1900年2月10日，第6页。
24.见Yen Ching Hwang(颜清湟)，The Confucian Revival Movement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99-1911,载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T No. 1(March, 1976)。
25.见颜清湟著，李恩涵译，《星马华人与辛亥 革命》，第56-58页。
26.同上书，第75-101页。
27.同上书，第110-122页。
28.同上书，第180-182页。
29.见槟城新报，1904年7月1日；叻报，1904年12月30日。
30.见“花翎盐运使代理槟榔屿副领事官戴春荣的有关槟榔屿的报告，光绪34年”的附录，即《中华学校监督胡国廉与林汝舟的槟榔屿中华学校创建缘起》，载《清朝槟榔屿领事馆档案》抄发文稿第六卷(手抄本)。
31.同上。
32.中华学校第一届的校政监督部成员包括正监督花翎盐运使职衔胡国廉(即胡子春)，副监督花翎仝知职衔林汝舟(即林花钻)，总理花翎道衔林克全，协理州同职衔连济川，总理花翎福建试用同知梁廷芳，协理蓝翎都司职衔黄廷章，总理中书科中书职衔梁家耀，协理蓝翎道衔林光远，总理花翎仝知试用同知张韶光，协理监生伍社旺，总理花翎同知职衔谢其正，协理监生吴德志，总理花翎同知职衔温震东，协理监生黄金庆，详见学部官报，第九期，光绪32年(1906年)十一月初一日。
33.见《槟平章公馆光绪甲辰腊月之议事簿》(手抄本原件已失，著者保有印本)第二册。
34.见陈育崧，《马来亚华文教育发展史》，载高信、张希哲编，《华侨史论集》．(国防研究院，台北1963)。第136-137页，亦见陈育崧，《马来亚华文教育发展史》，载陈育崧，《椰阴馆文存》(南洋学会，新加坡1984年)，第242-244页。
35.见谢品锋，《应新学校史略》，载《星洲应和会馆141周年纪念特刊》(林志高等编)(新加坡1965年)第15页。
36.见《本校沿革》，载《养正学校金禧纪念刊》(新加坡，1936年)第31页。
37.见林国璋，“校史”，载李谷僧、林国璋编，《新加坡端蒙学校30周年纪念册》(新加坡，1936年)第11页。
38.见叻报，1907年4月16日，第8页，1907年4月23日，第三页及1907年5月2日，第8页。
39.见《道南校史》，载林云等编，《道南学校创校60周年纪念特刊》 (新加坡，1966年)，第25页。
40.张善庆是一位富有的出入口商，1906年被选为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第一届的董事。李清渊是新加坡永春人的领袖，他曾任新加坡保
良局议员。见苏孝先主编，《漳州十属旅星同乡录》(新加坡，1948年)，第59页和第63页；“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登记议事簿”
(手抄本原件)，第1-2页：Yen Ching Hwang(颜清湟),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00-1911，第183页及208页之注释。
41.见“道南校史”，载林云等编，《道南学校创校60周年纪念特刊》，第25页。
42.见Song Ong Siang(宋旺相)，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第205页。
43.在1907年聘请的专职教师包括马徵祥(校长)、王会仪、李郁亭、季安仁、李辑五、朱资生、吴景潜、林贻厥、洪国祥、翁介陵、蒋丽腾和王文选。除朱资生(广西籍)和吴景潜(籍贯不详)外，其余的都是闽籍。见“历任教职员名录”，载林云等编，《道南学校创校60周年纪念特刊》，第47页。
44.同上书，第44页。
45.1908年，道南学校在报章上所登的招生广告都提及“凡我闽帮孩童在7岁至15岁者均应在规定时日内来校注册上课”见叻报，1908年1月 2日第6版，1908年8月7日，第1版，1908年7月14日，第1版和1908年7月27日，第1版。
46.见颜清湟著，李恩涵译，《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第324-330页。
46a.1909年8月，道南学堂(闽帮)和养正学堂(粤帮)的招生广告中，已删去了凡我闽(粤)帮孩童之句。次年，新加坡的其他学堂如潮帮的端蒙，客帮(大埔)的启发学堂等都取消了以帮为招生的原则，删除入学的限制。见南洋总汇新报，1909年8月3日，第2页，1910年2月17日，第2页，1910年2月18日，第2页。
46b.见Yen Ching Hwang(颜清湟)，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00-1911，第303-304页。
46c.见谢品锋，“新加坡应新学堂酌改筒明章程。(应新学堂，新加坡，1907年)第3—5页。
46d.同上。
47.见李桂林主编，《中国教育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7月)第354页。
48.同上书355页。
49.同上，亦见Colin Mackerras“Education in the Guomindang Period, 1928-1949”载David Pong & Edmond Fung (eds), Ideal andReality: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Modern China, 1860-1949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Lanham, 1985)第153-154页。
50.见李桂林主编，同上书，第354-355页：亦见Cyrus H. Peake, Nationalism and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Howard Fertig，New York, 1970)75-76页。
51.见李桂林主编，同上书，第356页。
52.见李桂林，同上书，第358页。
53.见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五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3月)第79-82页。
54.同上，第83页。
55.同上，第84-86页。
56.在辛亥革命运动期间，革命党人渗透华校的活动，见颜清湟著，李恩涵译，《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第186-188页。
57.如1917年先后由北洋政府总统和教育总长颁给印尼学务总会总理陈显源以及支持兴办侨教的黄仲涵、张鸿南匾额和奖章。同时，教育部也奖励学务总会视学熊理，三宝垄中华学校校长石呜球等三名有功之士。见李学民、黄昆章著，《印尼华侨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378页。
58.见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五卷，第366页。
59.见张朋园、沈怀玉合编，《国民政府职官年表(1925-1949)》第1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第282页。
60.1931年，侨务委员会委员名额从十五名(1928年)增加到卅八名。而知名侨领被聘为委员的人数也增加，其中包括新加坡的陈武烈、李振殿和周献瑞，马六甲的沈鸿柏，吉隆坡的陈占梅和怡保的李源水。同上书，第284页。
61.同上。
62.见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5卷，第366页。
63.同上，15-53页。
64.如《教育经济救国论》、《我对平民教育的观感》等长文连载在新加坡出版的南洋商报。除外，短文如《发展平民教育乃人人应负的责任》、《平民教育促进会新讯》、《平民教育与职业教育》、《平民教育为当今之急务》等纷纷刊登。见南洋商报，11/2。1924，p.2, 13/2/1924, p.2, 14/2/1924, p.2, 15/2/1924, p.2, 16/2/1924, p.2, 18/2/1924, p.2, 19/2/1924, p.2, 20/2/1924, p.2, 23/2/1924, p.2, 25/2/1924, p.2, 26/2/1924, p.2, 10/3/1924, p.11, 11/3/1924, p.2, 12/3/1924, p.2, 14/3/1924, p.2, 26/2/1924, p.11, 7/3/1924, p.11 2/5/1924, p.11, 3/5/1924,p.11。
65.有关新马华人给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支持，详见颜清湟著，李思涵译，《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第333-360页。
66.见许苏吾编著，《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新加坡，联枢印务有限公司，1949年10月)29-31页，郑良树、魏维贤编著，《马来西亚、新加坡华文中学特刊提要，附校史》(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1975年12月)第221及247页。
67.见郑良树、魏维贤编著，同上书，第6页，12页及15页。
68.同上书，第173、181及186页。
69.见许苏吾，《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第19页。
70.同上，第25至27页；李谷僧、林国璋主编，《新加坡端蒙学校30周年纪念册》，第14页。
71.见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第305页。
72.见许苏吾，《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第46页。
73.同上书，第46页；南洋总汇报，1909年2月13日，槟城新报，1909年1月8日，Straits Budget 15/10/1908, p.2。
74.见许苏吾编著，《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第48页。
75.同上书，第48-49页。
76.郑良树、魏维贤编著，《马来西亚、新加坡华文中学特刊提要，附校史》，第247-248页。
77.详见“本校校史”，载南洋华侨中学金禧纪念特刊，(新加坡，华侨中学，1969年)第11页；许苏吾，《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50-51页；陈嘉庚，《南侨回忆录》(新加坡，陈嘉庚，1946年)上册，第20页。
78.有关帮与帮之间的对峙和冲突，详见Yen Ching Hwang(颜清湟),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00-1911, 194-198页。
79.有关陈嘉庚的兴学救国的言论，见陈氏在筹办华侨中学的演词。该演词刊登在国民日报1918年6月18日和6月20日，亦见杨进发编著，《战前的陈嘉庚言论史料与分析》(新加坡，南洋学会，1980年)，第25-28页。
80.有关华文报章对华侨社会文化和教育的影响，早期的可参阅Chen Mong Hock(陈蒙鹤)，The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of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Singapore,1967)；战后的可参阅王慷鼎，《新加坡华文日报社论研究，1945-1959》(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论文，1989年)。
81.有关槟城阅书报社与辛亥革命运动密切的关系，详见颜清湟著，李恩涵译，《星马华人与辛女革命》，第140，260-264页。
82.见郑良树、魏维贤编著，《马来西亚、新加坡华文中学特刊提要，附校史》，第164页。
83.详同上书，第19，97，105和284页。
84.见“本校史略”，载王佐等编，《培风50年：金禧纪念特刊》(培风中学，马六甲，1963年)第20页。
85.详见许苏吾编著，《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第55页。
86.刊登在1929年1月1日南洋商报的《中学教育与南洋》一文中，提到南洋各地中学教育的情况，并提及“……办高中者仅华侨中学校，而尚属初办”。从这段文字看来新加坡华侨中学试办高中应早于1929年，见吴毓双，《中学教育与南洋》，载南洋商报，1929年1月1日，第3页。
87.见郑良树、魏维贤编著，《马来西亚、新加坡华文中学特刊提要，附校史》，第9-10页。
88.同上书，第13页。
89.见吴毓双，《中学教育与南洋》，载南洋商报，1929年1月1日，第3页。
90.见李谷僧、林国璋主编，《新加坡端蒙学校30周年纪念册》，第21-22页。
91.见郑良树、魏维贤编著，《马来西亚、新加坡华文中学特刊提要，附校史》，第15页。
92.见南洋商报，1924年2月9日，第15页，1924年2月13日，第16页，1924年2月18日，第10页，1924年2月21日，第10页及第16页，1924年3月22日，第16页，1924年4月 3日，第16页，1924年4月14日，第15页，1924年4月30日，第10页，1924年5月1日，第10页，1924年5月20日，第16页，1924年6月5日，第14页；南洋商报，1929年2月26日，第5页，1929年2月27日，第1页，1929年3月5日，第17页，1929年4月5日，第11页，1929年4月18日，第1页，1929年11月27日，第17页。
93.见吴毓双，《中学教育与南洋》载南洋商报1929年1月1日，第3页。
94.同上。
95.详见吴华，《新加坡华族会馆志》，第一册(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年)第4页。
96.见许苏吾编著，《新加坡教育全貌》，第29页。
97.见王增炳、余纲著，《陈嘉庚兴学记》(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年3月)，第63页。
98.原载于民国16年(1927年新加坡“闽侨半月刊”，后转载于南洋商报，1929年4月10日林梅公主编的“教育周刊。第十三期。
99.见许苏吾编著，《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第48页。
100.陈嘉庚在1930年8月初新加坡福建会馆会员大会上报告会务时，提到会馆改组(1929年2月)后接办道南、爱同和崇福，同时津贴八间闽校，见南洋商报1930年8月5日。
101.见“新加坡闽侨各校概况”，载南洋商报1929年4月3日“教育周刊”第十二期，1929年4月10日“教育周刊”第十三期及1929年4月24日“教育周刊”第十五期。
102.见南洋商报1929年4月10日“教育周刊”(林梅公编)，第十三期。
103.福建会馆正式接管道南、崇福和爱同三校是1929年12月，见1930年福建会馆常年会员大会中教育科主任林庆年先生的报告，载南洋商报，1930年8月5日：有关1929年2月福建会馆改组大会及新任委员，见南洋商报1929年2月4日，第4页，1929年2月13日，第3页。
104.见《吉隆坡雪兰莪福建会馆议事记录》，1930-1932早，第149页，亦见郭洙镇等编，《雪兰莪福建会馆百年纪念特刊》(1885-1985)(马来西亚雪兰莪福建会馆，吉隆坡，1986年)，第37页。
105.见郭洙镇等编，《雪兰莪福建会馆百年纪念特刊》(1885-1985)，第56页。
106.见《吉隆坡雪兰莪福建会馆议事记录》，1930-1932年，第131，145页；1934-1937年，第21页。
107.见1946年雪兰莪中华中学复校特刊，《中学部概况，沿革史略》，转载郭洙镇等编，《雪兰莪福建会馆百年纪念特刊》(1885-1985)，第72页。
108.同上。
109.见王增炳、余纲著，《新加坡兴学记》，第62页。
110.见林云主编，《道南学校创校60周年纪念特刊》，第46页。
111.见“历任教职员名录”，同上书，第47-48页。
112.参加此重要会议的代表共九十七名，其中南洋华侨代表五十七名，专家代表二十名和暨南大学代表二十名，济济一堂。南洋代表中较著名的有刘士木、丘守愚、陈宗山和顾因明等，而专家代表较著名的有林文庆、李登辉、萧佛成和张永福。大会通过许多重要议案，在闭幕日发表宣言。有关此会议的详情，参看南洋商报刊登的报导，载于1929年6月27日，7月2日和3日的“教育特刊”栏。
113.见“本坡各校对南洋华侨教育会议之提案”，载南洋商报，1929年5月20日，第22页。
114.同上。
115.见许苏吾编著，《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第65-66页。
116.见南洋商报，1931年12月15日，第6页。
117.见许苏吾编著，《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第78-80页。
118.这时期大陆学者出版的有王增炳、余纲所著的《陈嘉庚兴学记》，陈碧笙、杨国桢所著的《陈嘉庚传》(1983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等编的《回忆陈嘉庚》(1984年10月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及陈碧笙和陈毅明所编的《陈嘉庚年谱》(1986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119.见C. F. Yong(杨进发)，Tan Kah Kee: 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Singapore，1987)。
120.见陈碧笙、陈毅明编，《陈嘉庚年谱》，第2至3页。
121.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草原出版社，香港，1979年重印本)，第393页。
122.有关陈嘉庚工商业的成就，详见C. P. Yong(杨进发)，Tan Kah Kee： 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第三章。
123.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1979年版本)，第404页。
124.同上书，第405-415页；C. F. Yong(杨进发) Tan Kah Kee: 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 (第二版，1989年), 第49-58页。
125.有关陈嘉庚改组新加坡福建会馆的详情和分析，见C. F. YONG(杨进发)，Tan Kah Kee: 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第二版，1989年)第135-141页；有关新加坡福建会馆改组前夕的会员大会，见南洋商报，1929年2月4日，第4页。
126.见C. F. Yong(杨进发)，同上，第145-146页。
127.见Yen Ching Hwang(颜清湟) “The Response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To The Tsinan lncident，1928”载南洋学报第四十三卷，第一、二期(新加坡，1988年)，第1-22页。
128.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1979年重印版)，第345页。
129.见杨进发编著，《战前的陈嘉庚言论史料与分析》，第13页。
130.见南洋商报，1929年3月14日，第8页。
131.见“星洲公立树人学校演剧筹款会宣言”，载南洋商报。1929年3月16日第8页。
132.陈嘉庚谓9岁入私塾至17岁时辍学。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1979年重印版)第393页。
133.见王增炳、余纲著，《陈嘉庚兴学记》，第18页；陈碧笙，陈毅明编，《陈嘉庚年谱》，第16页。
134.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1979年重印版)，第6页。
135.同上。
136.同上书，第6-10页，王增炳、余纲著《陈嘉庚兴学记》，第20-26页；陈碧笙、陈毅明编，《陈嘉庚年谱》，第20-50页。
137.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13页。
138.同上。
139.见王增炳、余纲著，《陈嘉庚兴学记》，第35页。
140.见陈碧笙，陈毅明编，《陈嘉庚午谱》，第33页。
141.见C. F. Yong(杨进发)，Tan Kah Kee: 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and，第100-102页。
142.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1979年重印版)，第15-17页。
143.同上书，第18页。
144.见叻报，1907年4月16日，1907年4月13日，1907年4月27日，1907年5月7日，1907年7月30日，1907午12月30日及1909年1月14日。
145.见C. F. Yong(杨进发)，Tan Kah Kee: 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第87页。
146.同上书，第88页；许苏吾编著，《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第27-28页。
147.见C. F. Yong(杨进发)，Tan Kah Kee: 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第88页。
148.见林云主编，《道南学校创校60周年纪念特刊》，第46页。
149.见许苏吾编著，《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第29-30页。
150.同上书，第48页。
151.见陈嘉庚筹办南洋华侨中学的演词，载国民日报1918年6月18日及1918年6月20日；亦见杨进发编著，《战前的陈嘉庚言论史料与分析》，第25-28页。
152.同上演词。
153.同上演词。
154.见“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会议事记录”，1913年6月7日，载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会议事记录第八册(1913-1916)第19页。
155.见杨进发，《陈嘉庚与创办华中二、三事》，载星洲日报，1980年7月7日。
156.见国民日报，1917年4月10日。
157.见C. F. Yong(杨进发)，Tan Kah Kee: 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 (1989年重印版)第88页。
158.见陈嘉庚筹办南洋华侨中学的演词，载国民日报1918年6月18日和1918年6月20日。
159.见“本校校史”，载《南洋华侨中学校金禧纪念特刊》，第11-15页。
160.见陈嘉庚筹办南洋华侨中学的演词，载国民日报1918年6月18日和1918年6月20日。
161.见“本校校史”，载《南洋华侨中学校金禧纪念特刊》，第11-15页。
162.同上。
163.见陈嘉庚先生的演辞谓共党图谋赤化华中，载南洋商报1931年3月2日，第6页。
164.见C. F. Yong(杨进发)，Tan Kah Kee: 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 (1989年重印版)第95页。
165.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1979年香港重印版)第83页。
166.有关陈嘉庚先生创办新加坡水产航海学校的详细情形，见叶钟铃，《陈嘉庚办南洋华侨水产航海学校始来)一文，载颜清湟编，《亚洲文化》第十四期(1990年4月新加坡)，“海外华人专号”第150-160页。
167.见南洋商报，1938年11月26日。
168.见叶钟铃《陈嘉庚办南洋华侨水产航海学校始来》，载颜清湟编，《亚洲文化》第十四期“海外华人专号”，第153页。
169.同上，第155-159页。
170.见南洋商报，1941年4月18日。
171.见王增炳、余纲著，《陈嘉庚兴学记》，第69页。
172.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1979年香港重印版)第19页。
173.同上；C. F. Yong(杨进发)，Tan Kah Kee: 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第90页。
174.见陈嘉庚筹办南洋华侨中学演词，载国民日报，1918年6月18日及1918年6月20日。
175.见C. F. Yong(杨进发)，Tan Kah Kee: 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第111页。
176.据陈嘉庚自叙当时购买的四百依葛橡胶园值十六万馀元，李光前所捐之五万仅属总值的一部分，见陈嘉庚，《南洋侨回忆录》 (1979年香港重印版)第18页。
177.见(C. F. Yong(杨进发)，Tan Kah Kee：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第111页。
178.见林孝胜，《家族主义与企业：陈六使先生的企业世界》，载颜清湟编，《亚洲文化》第十四期(1990年4月)“海外华人专号”，第132-134页；《海外民办华文大学平地起：陈六使与南洋大学》，载南洋商报(马来西亚)，1990年1月6日，第9页。
179.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18页。
180.同上书，第40-41页。
181.见C. F. Yong(杨进发), Tan Kah Kee: 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第116页。
182.见《海外民办华文大学平地起；陈六使与南洋大学》，载南洋商报(马来西亚)，1990年1月6日。
183.同上。
184.见C. F. Yong(杨进发)，Tan Kah Kee：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第111-112页。
185.见国民日报，1918年6月18日。
186.见叻报，1926年2月23日。
187.见南洋商报，1931年11月20日。
188.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307页。
189.见“本校校史”，载《南洋华侨中学校金禧纪念特刊》，第11-15页。
190.见庄希泉，《光辉旗帜耀千秋》，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回忆陈嘉庚》，第28页。
101.见陈玉水，“振兴吉隆坡中华独中功臣——永不言休的李成枫”，载南洋商报，1990年2月8日，第6页。
192.见郑万成，《育才迁校功臣之一：杨金殿与育才独中》，载南洋商报，1990年1月7日，第8页；陈郁菲，“培中的现在与将来”，载吡叻华校董事联合会协助华文独立中学发展工作委员会编，《吡叻州华文独中复兴史》 (怡保，上海印务书局，1976年)第423页。
193.见郑万成，同上文，载南洋商报，1990年1月7日，第8页。
194.见森美兰华校董事会联合会历任执委名单，载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出版组编，《董总卅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吉隆坡，1987年)上册，第102-103页。
195.见许世平，《拿督陈世荣：服务华校锲而不舍》，载南洋商报，1990年5月11日，第2页。
196.同上。
战前星马闽人教育史实
颜清湟
(一)早期新马的闽人学校
新马闽人兴学办教的历史是新马华文教育史的一部分，由于史料不足，我们无法确定新马区最早的闽人学校是那一间及何时创立。不过，我们知道大约在1815年间马六甲有三间华文学校(注1)。无可怀疑的这三间学校是马来半岛上有记录的最早三间华校。根据基督教传教士米勒氏(William Milne)的记载，其中一间是传教士所设立的。米勒氏没有提到其它两间由何人所办。不过我们可以在此作个合理的推测，当时马六甲的华籍人口大部分是闽人，因此我们可以臆度米勒氏所提的两间不知创办者的华校中最少有一间应是闽人创办的学校。
有关这间最早的闽人学校，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我们不知道这间学校有多大，有多少学生？我们也不知道这间学校是否是间私垫，或者是由当地闽帮所开设？但是，从有关马六甲早期华校的知识来推测，可以肯定这间闽校是聘请闽南话的教师来教导学生读经和写字，并且也教导学生学习珠算(注2)。
新马早期闽人学校较可靠的数据来自西方传教士的记录。1829年，一位德国籍传教士汤生氏(G.H.Thomsen)谓新加坡有三间华校，其中一间是闽校，坐落于北京街(注3)，该校有学生二十二名(注4)。这间闽校属于传统的私垫，学生人数不多，而属于私人经营的性质(注5)。
新马区最早的闽人义学大概就是1849年在新加坡创办的崇文阁，崇文阁是由新加坡闽帮的领袖陈金声先生所创办。陈金声，号巨川，祖籍福建永春，为新加坡闽带的著名领袖。 陈氏于清道光29年己酉(1849)登高一呼，创办第一间闽人义学，他以身作则，慷慨捐出叻银八百八十元，陈氏义举深受当地闽商的支持。当时闽籍富商如洪浚成、黄崇文、章二潮、曾举荐和许丝绵等各捐巨款以响应(注6)。陈氏此举共筹得叻银七千五百零四元。陈金声的教育善举，除获得闽籍富商支持外，潮帮领袖余有进也概捐二百元以囊助(注7)。崇文阁于1849年兴建，1852年(清咸丰2年壬子)落成，它坐落于直落亚逸街天福官的西偏。建筑物的上进是崇祈梓潼君之处，而下进则是学生上课的地方(注8)。很显然的崇文阁是新加坡闽帮所共办的，主要是教育当地闽籍孩童的义学。
但是，新马区较有名的早期闽人义学要推新加坡的萃英书院，在英文史册中称为“新加坡华人义学”(The Chinese Free School)(注9)，于1854年由闽帮领袖陈金声所创办。陈金声创办萃英书院与创办崇文阁的手法相同。他以身作则，慷慨地捐出一块价值一千七百一十叻币的地段充当新义学的校址，然后获取另外十二位富裕闽商的支持，捐得六千三百四十五叻元以供建筑费(注10)。这十二位富商中包括著名的华社领袖陈明水和其它(注11)。除外，陈金声又向当地闽商和店主筹得三千八百四十八元，充当萃英书院的开办费和维持费(注12)。这新义学很快地发展成为新马区的著名华人学府，学生人数众多。19世纪70年代，一位著名的英籍华人事务专家哇汉氏(J.D.Vaughan)在他的著作中就曾提到当时萃英书院每天有一百名学童上课，学校雇有两名老师负责(注13)。到了19世纪80年代，萃英书院学生的人数似乎减少，但教师的人数却相反地增加。新加坡著名的华文报章叻报曾报导有关该义学的消息，谓1889年初，萃英有学童七十名，教师三名(注14)。
崇文阁与萃英书院的创办标志着新马区闽人教育已向前大大地跨进了一步。毫无疑问的义学是比私垫进步，同时教育的收效也比较高。义学雇有较多名老师，可以收容更多的学童，可以按学童不同年龄和程度分班教学。由于义学是公立的，在经济上获得全体闽侨的支持，而闽帮在办学和管理方面可加以指导和约束。19世纪90年代，新加坡闽帮就曾委任人员按时检查义学学生的成绩和老师的表现(注15)。这样的作法可以防止老师教学不认真和学生偷懒，对于学生的学业有很大的帮助。在这个时期，萃英书院每年举行的一次年考，成绩公布在当地的华文报章(注16)。同时，清朝驻海峡殖民地的总领事被邀请鉴定萃英书院学生考试的成绩。1892年著名的清末诗人和外交家黄遵宪总领事就曾参与鉴定学生的成绩(注17)。
早期新马的闽人义学如崇文阁和萃英书院因得到新加坡闽带的支持和监督，学生的成绩良好。华文报章与清朝驻海峡总领事的参与，鼓励学生争取更佳的成绩，同时也在新马华人社会中制造良好的风气以发展华文教育。
(二)晚清的教育改革与新马闽人教育
(甲)晚清的教育改革
晚清时期中国的教育改革主要是受到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日本以一个弹丸小国一跃成为世界的一级强国，相比之下，一个历史悠久的泱泱大国，中国却遭受战败的耻辱，割地赔款，几乎无以自容。当时清朝一些有远见的大臣们已开始了解到教育的重要。他们看到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弊病，也看到日本因新教育制度的成功而强大。虽然改革派的领袖康有为和梁启超也看到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弊病，但他们对教育改革没有提出全盘的计划，仅是对当时的科举制度作一些修改(注18)。
清末那一小批具有远见的大臣中，张之洞可说是最特出的一位。张之洞原是19世纪下半叶中国自强运动的领袖，他亲眼看到40年来自强运动期间中国所建立起的强大舰队，在甲午战争时一败涂地。甲午战争之后，他深深地体会到中国所需的不仅是西方的军事科技，同时也须要在现有的政治架构下推行制度改革，所以他公开支持教育制度的现代化(注19)。1898年，张之洞出版了著名的教育改革论《劝学篇》，这本小册子流传颇广，他的教育改革论颇受到一批开明的士大夫和官员们的支持(注20)。
无疑的《劝学篇》成了以后张民及其它开明大臣所作的教育改革奠下理论的基础。1900年义和团起义之后，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偕光绪皇帝仓皇西奔，暂时在西安立足。为了挽救没落王朝的命运，慈禧决心推行改革，在这样有利的新政治环境之下，张之洞把握时机，实现他改革教育的理想。1901年7月，张之洞偕两江总督刘坤一向朝廷提呈奏折，主张全面而彻底地改革原有的教育制度。慈禧接纳张刘的意见，于同年9月颁下著名的教育改革谕旨，饬令各省督抚把各省原有的书院改为大学堂，府属学校改为中等学堂，县属学垫改为初级学堂(注21)。
1901年9月的教育谕旨为中国施行新教育制度铺平了道路。但是随着1901年9月教育谕旨之后，各省的新教育活动参差不一，在中国中部和东南部，创建新学堂的活动非常蓬勃，这和张之洞、刘坤一以及张骞提倡有关。张之洞在创建新学堂方面更是活跃。根据可靠的统计，从1901到1902的两年间，他在所管辖的湖南和湖北两省，最少建立了十一间各种不同性质的学堂。1903年当他由湖广总督调任为两江总督时，于1903--1904年间，又在辖下的江苏和江西省建立了更多的学堂。到了1904年，清朝正式建立了一个以日本教育制度为模式的新教育制度。在这制度之下，有一套完整的教育结构，即是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在小学教育的环节，又分为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中学教育又分中学堂和高等学堂。在高等学堂之上就是大学堂，并把原有在北京的国子监改成大学堂。为了保证新教育制度顺利实施，清政府于1905年设立了学部(即现代的教育部)，以取代原有的礼部(注22)。
(乙)晚清新马华人新式学堂与闽人学堂
晚清时期新马华人新式学堂的建立，除了受中国的教育改革的影响外，当地华人政治环境的变动也促使新式学堂的创建。康有为、梁启超在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后逃亡海外。1900年康有为南来新加坡避难，同时在新马寻求华侨的支持(注23)。
在康有为抵新之前，新马地区已展开维新运动，在林文庆医生和邱菽园的领导下，维新分子很快地组织起来，出版报章，举行公开演讲，对康梁的维新运动给于全力支持(注24)。
因此，维新分子对新马华人社会政治意识的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与康有为抵新的同年，孙中山先生也来到新加坡，虽然孙来新的目的地是拯救两位被海峡殖民地政府拘留的日本友人，但他也在新加坡散播革命的种子(注25)。
接着于1901年另外一位重要的革命领袖尤列抵达新加坡。尤列和其它革命分子在新马建立中和堂，宣传革命。除了外来的革命分子之外，新马本区也产了一些革命分子，他们深受中国政治和革命书籍的影响而展开活动，其中著名的有新加坡的陈楚楠和张永福以及马六甲的沈鸿柏等(注26)。1906年4月，孙中山先生亲临新加坡，创立了同盟会分会，接着同盟支会在吉隆坡、槟城、芙蓉、怡保、瓜拉庇劳、麻坡和关丹等地先后成立(注27)。
维新派和革命派在新马华社建立基地，主要是要获取华侨的经济支持，以实现他们在中国的政治理想。双方都知道争取华侨的竞争是长期性的，因此，双方都需要作长期性的计划。过去的经验显示，只靠巡回旅行以筹募款项，其效果是不够的，因此，要想在新马华侨社会保持持久的影响力，势必要控制一些华侨团体，所以学校和其它教育文化机关成为两派竞相渗透和控制的主要对象(注28)。
这些考虑导致维新派和革命派分子大力支持创办新式学堂。除此之外，维新与革命分子，尽管他们的政治理想和手段不同，他们对教育的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教育不发达是中国积弱的一大原因，应该建立新式学堂和发展新式的教育，因此鼓励新式学堂在新马华侨社会中的建立，成为维新和革命分子的共同目标。
新马第一所新式学堂是槟城的中华学堂，于1904年由张粥士和其它华籍富商发起建立。它也是东南亚华侨社会的第一所新式学堂(注29)。开办之初，暂藉槟城平章会馆(即现在的槟城华人大会堂)为校址，同年5月正式开学，共有学生二百四十名，分为八班上课(注30)。学堂有总教习(即现在的校长)一名，专职教师十二名，他们都是从中国聘请的(注31)。学堂的管理由十四人组成的监督部负责，校政监督部有正副监督各一名，总理六名和协理六名(注32)。由于中华学堂不属于任何一帮派，校政监督总理和协理都由当地闽粤两省富商中选出(注33)。学堂的课程是把传统和现代教育以及中西文化熔成一炉。传统的学科如修身和读经，现代的学科如国文、历史和地理，以及西方的学科如外国语，数学和物理都是学生必修的课程(注34)。
1904年槟城中华学堂的建立掀开了新马华文教育史新的一页，从而鼓励其它新式学堂纷纷建立，尤其是在新加坡，创建新式学堂的热潮接踵而来。1905年明新加坡嘉应客家帮创办了应新学堂(注35)，1906年4月新加坡学帮创办了养正学堂(注36)，接者新加坡潮州帮在同年创办端蒙学堂(注37)。新加坡的闽帮也于1907年中创办了道南学堂(注38)。新式学堂是一种进步的象征，新加坡各帮都以创建新式学堂以教育他们的子弟为荣。作为新加坡最大帮而人力和财力雄厚的闽帮，在兴办新式学堂方面当然不能远落入后，所以在1907年创办道南学堂是必然的事。其实创办道南学堂的筹备工作早已于1906年展开。1906年11月18日(即清光绪32年10月初3日)第一次筹备委员会召开，这个日子也就成为后来新加坡道南学校的校庆日(注39)。当时创办道南学堂的筹备委员会是由一批当地闽籍富商所把持，其中包括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的第一任会长吴寿珍、富商张善庆和李清渊等(注40)。这批富商在社会上有崇高的地位，同时他们在商场上颇有交往，所以不难筹得一笔可观的款项(叻币四万元)作为建校的费用。同时，新加坡的其它闽籍商人和店号答应月捐以作为新学堂的维持费。当时闽帮又选出四十名董事管理道南校政。吴寿珍被推为总理，林竹斋为学堂监督，王会仪为学堂监学，而一位闽籍的学者马征祥被委为第一任校长(注41)。道南学堂于1907年中正式开学，当时租用住在大坡的前陈金钟的“泰国楼”(Siam House)为临时校址(注42)。开学之初有学生九十名，分四班上课。专职的教师有十二位，他们大都是闽籍，于1907年聘请(注43)。由于教师的人数多，又分班教学，所以教育的效果好。这给新加坡闽侨父母很大的信心，有许多愿意把子女送到华文学校就读。道南学堂办学的成功很快地得到当地闽社的支持，学生的人数骤增，开办的第二年(1908年)，学生人数从九十名增加到一百八十二名。1909年又增至二百九十六名，到1911年，道南共有学生三百零四名(注44)。
道南学堂是新马闽人所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主要的目的是让新加坡闽籍孩童有接受新式教育的机会，很明显的这间学堂的创办使新加坡的闽人受益不浅，尤其是那些家境贫寒的子弟。同时，新学堂也是为了闽人社会培育人才，这种帮派的观念很清楚地显示在招生的广告上(注45)。这种帮派利益的狭隘观念，不仅限于闽帮，其它帮办的学堂都如此。后来，由于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党人在新马活动的影响，新马华人社会也渐渐了解到团结与合作的重要(注46)。而道南学堂在这方面起了带动的作用，废除以帮为招生的原则(注46a)，对以后制造一个较团结和繁荣的华人社会作出贡献。
有关早期道南学堂的课程，我们没有任何直接的历史数据，但从新马其它华文新式学堂如槟城的中华学堂和新加坡应新学堂的课程，我们可以看出端倪。很明显地，道南学堂和其它新马华文学堂一样采用清末新式学堂的基本模式，同时加以修改，以适合海外侨社的环境。基本上，新马新式华文学堂认同于晚清的教育目的，认为应通过德育、智育和体育来培养人才，当然，由于海外的环境，新马新式学堂增加了外国语一科。像晚清新式学堂一样，道南和其它新马学堂都有修身和读经这两科。由于当时培养的人才要向清朝政府效忠，并与中国儒家思想认同，所以道德教育还是很重要的，在课堂上，把传统四书五经(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诗、书、易、礼、春秋)的真义解释，以培养学生忠君爱国的思想(注46b)。至于智识教育方面，学科如英文、国文、历史、地理和格致等都提高学生的一般知识(注46e)。在体育方面，道南和其它学堂也都有这课程，不仅如此，道南和其它学堂似乎每周都有三个钟头的体操(注46d)。这表示当时新式学堂都很重视学生们的健康，有了好的身体才能把功课做好。这德智体育并重的原则，以后成为新马区华文教育的一重要原则。
(三)新马闽人与华文教育
(甲)中国的新教育制度与政策
中华民国的建立开创了中国的新教育制度。虽然清末的教育改革带来了新气象，但它还是脱不了门的观念，如忠君和尊孔。但是，作为民国创建者的革命党人，他们有着新的理想和新的观念。他们之中不少在日本和欧美留过学。目击近代西欧和日本都拜受新教育制度之赐而富强起来。他们相信新的教育制度是中国富强之钥，同时他们也相信民国政府应该利用新教育来发展民智和培养爱国精神。
1912年正当孙中山先生就任为中华民国临时总统的时候，临时政府的一项要务就是建立新的教育部，孙先生任命蔡元培为第一任教育总长(注47)。当时新教育部的迫切任务就是如何修订新的教育目标以反映共和政体的新精神和理想。1912年2月，蔡元培在他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中，尖锐地批判了1906年清朝所颁布的教育宗旨，他指出清朝的两大教育目标“忠君”和“尊孔”与新共和政体的理想背道而驰。他强调清朝的腐朽观念必须由新的“公民道德、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世界观和美育”来取代(注48)。蔡氏的新教育观点很明显地反映在1912年9月2日政府所公布的新教育宗旨，那就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注49)。
为了反映共和政体的新精神，教育部于1912年5月颁发新的教育法令，以便对原有清朝所遗留下来的制度作重要的修改，要点包括：
(1)修改名称，把现行的学堂名称改为学校，监督和堂长改为校长；
(2)清学部所颂行的教科书一律禁用，而由具有民国精神的教科书取代；
(3)废除学校中“读经”一科；
(4)废止清朝的奖励出身制度；
(5)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
(6)中学为普通教育；
(7)清朝旧有学衔全部取消而以各级毕业生名称取代(注50)。
在破旧立新的精神鼓励下，教育很快地于1912与1913年创建了新的“学校系统”，在教育史上称为“壬子癸丑学制”。在这新学制下，整个学程共18年，分为三段四级，三个系统。三段是初等教育(小学)、中等教育(中学)和高等教育(大学)。第一段的初等教育分为两级，计初等小学4年，高等小学3年；第二段的中等教育只有一级，共4年；第三段的高等教育也只是一级，但分预科和本科，预科3年而本科4年。除了由小学、中学和大学所构成的主要学校系统之外，还有实业教育和师范教育两个系统。实业教育分初级实业学校和中级实业学校两级；而师范教育系统分中级师范和高级师范学校两级(注51)。
新学校制度的建立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课程内容的改革。清末教育改革的中心思想，脱离不了“忠君”和“尊孔”，而这封建思想很明显地反映在学校的课程如读经和讲经课。为根除封建思想和贯彻民国的精神，教育部于1912年9月至10月间先后公布了小学、中学、大学、师范和专科学校的校令。
在“小学校令”中规定初等小学的新课程为：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唱歌、体操，女子加设缝纫课；高等小学的课程计：修身、国文、算术、本国历史、地理、手工、图画、体操和唱歌，男生另加农业而女生加缝纫。在“中学校令”中所规定的新课程包括修身、国文、外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经济、图画、手工、歌唱和体操。女子中学另加设家事、园艺和缝纫。这次中小学课程的改革，和1903年清朝所颁布的“癸卯学制”的课程相比较，显然地有两点重要的变化，第一是在中小学课程中取消了读经和讲经课，以彻底根除封建的忠君和尊孔思想，第二是增加了自然科学和生活必须的生产知识。这些变化有着新的划时代的意义，它把中国的教育大大地往前推进一步(注52)。
民初教育制度的订定开创了中国教育制度的新局面，它是时代的产物，是符合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须要而产生的。但是它是一种试验的性质，它随着时间的变迁而须作一定的修改，从这观点看来，1922年的学制改革是有它的必然性，基本说来，有三种因素导至1922年的所谓“新学制”的实施，第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列强在华的经济势力消退，而民族工业抬头，客观上希望学校可以多培养一批有专业知识和职业教育的人才，以应发展新工商业之需，第二，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出现了一些教育团体，他们在“教育救国”的大旗帜之下，积极倡导教育改革(注53)，第三，民初所建立的学校系统经过10年的试验，某些显着的弊病须要作适当的修正，以使教育制度正常发展。新学制于1922年11月l日由北洋军阀政府大总统的名义颁布施行，由于1922年属于壬戌年，此新学制也称为“壬戌学制”(注54)。
新学制把学程缩短两年，即把现行的18年改为16年，新学制规定初等教育(小学)6年，中等教育(中学)6年和高等教育(大学)4年。初等教育又分两级即初级小学4年，高级小学2年，而中等教育又分为两级，初级中学3年和高级中学3年，高等教育(大学)不分级，普通科和师范为4年，而医科和法科至少5年。如果我们把这新学制和民国初年所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作一比较，可以看出下列的变动。第一，新学制把初等教育(小学)由7年缩短到6年，这有利于小学教育的普及，普通工厂的工人，如有小学教育的程度，较易掌握生产的过程和功能，有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第二，中等教育的年限延长了，但分为两级各3年都带有独立性。那些不想再接受学术和专业训练的学生，可以在念完3年初级中学以后就业，不必多浪费1年。那些想做学术和职业专才的学生，可以念3年高级中学而进入大学。高等教育方面取消预科，使大学不再负担普通教育的任务，有利于集中精神进行学术研究和专业训练。
1927年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建立后，较有效地统治中国，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制度基本上承袭1922年的制度，而这制度也成为海外华文学校基本的模式(注55)。
(乙)民国政府与海外华人教育
晚清教育改革时，清政府已开始注意海外华人教育的重要，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海外华校的建立和发展，同时也逐步地把海外华校纳入清朝的教育系统。民国创建后，海外华校与中国的关系日益密切。在辛亥革命运动期间，许多革命党人曾经在海外华人社会中活动，其中也有些曾经利用海外华校作为掩护，以宣传革命的言论(注56)。辛亥革命成功给海外华人带来很大的鼓舞，他们把部分的爱国热忱表现在建立华校上，民初东商亚海外华校蓬勃的发展是一明证。民国建立后，政府很重视海外华人教育。1912年广东与福建的地方政府曾先后派员到东南亚华人社会调查学务，福建政府所派的郑贞文、陈鸿棋曾到印度尼西亚各岛考察华校发展情形。1913年北洋政府的教育部和外交部商定委托中国驻外使节兼顾当地华人教育事务，并且公布了“领事管理华侨学务规程”，规定领事按期视察侨教，鼓励华人子弟回国升学，并奖励热心兴学的侨领和在华校服务约有功人士(注57)。由于中国政局混乱，外交使节也常有更换，所以对海外华校不能起很大的激励和推进的作用。
1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以后对海外华文教育非常重视，南京政府建立后不久，即在专管教育的大学院中设华侨教育委员一名，负责管理海外华文教育事务。1929年中央教育部又设华侨教育设计委员会，作为办理海外华文教育的设计和谐询机构。它的职权包括，负实拟定改进华侨教育方案；调查侨教情形，计划侨教经费和其它有关华侨文化的事项(注58)。1928年，南京政府扩大其侨务委员会的组织，把海外一些知名的侨领吸收，聘他们为侨务委员。当时知名的侨界领袖如暹罗的萧佛成，马来亚的邓泽如和新加坡的陈嘉庚都担任委员，而萧邓二氏更为侨务委员会八名中的两名常委(注59)。接着，侨务委员会继续扩大，而海外著名侨界领袖被聘为侨务委员的人数也不断增加(注60)，海外侨界领袖被纳入南京政府的中央侨务机关不仅加强了国民党政府和海外华人的关系，同时也加深了南京政府对海外侨教的认识。通过这些侨领，政府可以更有效地作出有关侨教的决定。1931年，国民政府又在侨务委员会属下另设一侨民教育处，并委处长一名专门负责(注61)。侨民教育处专门负实办理侨校的调查，立案，监督和指导等工作，而教育部则只管理确定方针，拟定计划、筹措经费和派遣教师等工作(注62)。这二元侨校管理的原意，本是由侨务委员会的侨民教育处分担教育部官员管理海外华侨教育的责任，以期收分工之效。但这二元制却引起教育部和侨务委员会之间的矛盾，而导至互相争夺海外侨教的监督和控制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占领了东南亚的许多地区，当地华校纷纷倒闭，海外侨教与中国的关系断绝。但教育部和侨务委员会之间的纷争末息。后来行政院制定侨教职权划分的办法，凡侨教居于“海外者”，由侨务委员会主管，而侨教属于“国内者”，则归教育部掌管。1947年，南京政府为了更有效地处理海外侨教的事宜，决定侨民教育由教育部统一办理。
(丙)民国时期新马的华文教育
从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清末是新马近代华文教育的萌芽时期，民国期间是新马华文教育的成长与茁壮期，而战后和50年代则是华文教育开花结果的时期。清末新马地区现代式学堂的出现奠定了新马华文教育基础，在这稳固的基础上，华文教育继续发展而成为一股强大的教育源流，它可以与英语源流相媲美，相互地为当地华人社会制造人才。不管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民国时期是新马华文教育发展最佳的时期。第一，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共和政体的创建给新马华人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一个富强的新中国在许多新马华人的脑海中出现。新的憧憬带来了新的希望，新的教育就是体现这新希望的一个途径，第二，民国建立后，政府较重视海外华文教育，新政府的态度激励着新马的华人社会多创办学校。同时，新政府把海外华文教育纳入新教育的系统，协助新马侨教解决师资和课本的问题，第三，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给新马华人社会带来很大的冲击。五四后期所提出的教育救国论和平民教育思潮(注63)，也在新马华文报章上获得大且的宣传(注64)，启发了一般华侨对教育的重视以及兴办华文学校的重要。
民国时期新马华文教育的发展可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从1912至1919年3月，第二阶段从1919至1941年。第一阶段是新式小学教育的发展时期；第二阶段是中学教育的首创与发展时期。辛亥革命运动期间，新马华人给孙中山先生和其它革命党人很大的支持(注65)，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共和政体的建立给新马华人很大的鼓舞，同时也掀起空前的爱国热潮。当时，新马华人普遍的一个愿望就是新中国能够从此富强起来，但希望新中国富强只是一种主观的意念，要实现这愿望还必须从客观来改变旧中国的面貌。当时一些有识之士都认为中国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智不开，教育不发达，所以人民普遍地愚昧无知。一个积极的办法就是多设新式学校，鼓励儿童入学，并且灌输新的思想和知识从而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新马华社中也有少许人具有此共识。所以他们积极开办新式华文小学。同时，民初中国政府派员考察南洋华侨教育以及训令外交使节照顾海外华校，这些措施多少起一些鼓励的作用。这个阶段，新马各地新式华文小学纷纷创设，较著名而历史可考者有新加坡的爱同学校(1912年)、广福学校(1916年)、南华女校(1917年6月14日)、南洋女学校(1917年8月15日)、兴亚学校(1918年春)和光洋学校(1918年2月)(注66)；柔佛州麻坡的中华学校(1912年4月)、新山的宽柔学校(1913年1月15日)、新文龙中华学校(1918年)和居銮的华侨学校(1918年)等(注67)；马六甲的培风学校(1913年7月)；森美兰芙蓉的中华学枝(1913年7月15日)，雪兰莪吉隆坡的循人学校(1914年)；霹雳金宝的福建学校(1912年，即培元学校，1915年的前身)，太平的修齐学校(1913年春，即太平华联中学前身)；槟城的钟灵学校(1917年2月9日)；吉打双溪大年的新民小学(1912年)，威省大山脚的日新学校(1918年)和吉兰丹的中华学校(1918年2月17日)等(注68)。
这阶段比起清末奠基时期，小学教育有显着的进步。第一，购置新校舍稳固学校发展的基础。清末所建立的学校在创建的初期大部分没有校舍，大都是租用店屋，假座会馆馆址或藉用民居，一切设备都非常简陋(注69)，所以造成拥挤和恶劣的环境，影响学生学习的情绪，学业的发展以及学校的扩张。民国创建后，在爱国热忱和兴学开民智的精神影响下，新马华人慷慨捐输，乐意赞助教育事业。有许多现有的学校积极筹款，购地置舍，为学校巩固发展的基础。如新加坡的道南学校，启发学校和瑞蒙学校都是在这时期建立校舍(注70)，第二，教学内容的改变。随着民国初期教育课程内容的改革，新马华校的教学内容也随着改变，读经和讲经课都取消了，四书五经已经不再构成教学的内容，而新的教学内容灌输共和与爱国思想，以及广泛的普及国民知识；第三，女子教育的发展。新马第一间女子学校要推1900年由林文庆医生在新加坡所创的新加坡中国女子学校(Singapore Chinese Girl School)(注71)，但这间女校是以英语教学，主要的对象是海峡殖民地的侨生女子。而第一间女子华文学校则是1905年(清光绪31年)在新加坡创办的华侨女校，由当地一粤籍妇女黄典娴女士首创(注72)。由于维新分子和革命党人在新马活动的影响，接着有四间华文女校出现。吉隆坡的坤成学堂(1908年9月)，槟城的中华女子学堂(1908年杪)，新加坡的培根女校(1910年)及新加坡的中华女子学枝(1911年)(注73)。民国创立以后，民权勃兴，男女平等的观念开始抬头。同时，封建守旧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弱化，随者时代潮流的进步，新马华人社会对于女子教育加以重视。以新加坡来说，在这短短的6年半间(即从1912至1918年6月)至少有四间女子学校出现，它们是崇福女校(1915年4月12日)，崇本女校(1916年1月18日)，商华女校(1917年6月)和南洋女校(1917年8月15日)。
崇福女校系由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办，创办人是会馆的监学和道南学校的监督王会仪先生，第一任校长是从厦门聘请来的林淑钦女士。开学时学生人数仅三十余人，多是闽南籍，而该校也采闽南语教学(注74)。崇本女校的第一任校长是黄怡耀夫人，开学时学生人数有五十余人。南华女校的创办人是道南学校校长熊尚父，熊氏认为女子教育非常重要，极须提倡，开学时共有女生百人分四班上课(注75)。南洋女校是由张永福、陈楚楠、庄希泉、林瑞轩、黄肖岩等先生发起，聘余佩皋女士为第一任校长，学生约百人(注76)。虽然这些女校的学生人数比男校或男女混合学校的学生少，但在课程内容和程度方面并不比男校和混合学校差，而在纪律和校风方面可能比后者为佳。这阶段女子教育的发展标志者新马华人社会正朝向文明和进步的方向迈进。
民国时期的第二阶段，即是从1919年3月新加坡华侨中学的创办起至1941年杪日军开始占领马来亚止。1919年3月21日新加坡华侨中学的创办是新马华文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华侨中学是新马的第一间华文中学，它标志着新马华文教育成功地从初等教育阶段跨入了中等教育的阶段，它的创立固然符合华侨教育客观发展的需求，但也反映出一些社会领袖高瞻远瞩的超卓见识。这批有远见之士的领袖就是陈嘉庚先生，他于1918年6月，联络了养正学堂等十六校总理发起筹办第一间华文中学。他以身作则，慷慨捐出叻币一万三千元作为倡导，再筹得基金五万元。陈氏更获得各帮侨领二十余人的支持，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召开第一次侨众大会，通过董事会组织章程，定校名为“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陈嘉庚先生众望所归，被推选为董事会第一任总理，吴胜鹏先生为副总理，王会仪先生为文书，林义顺先生为财政，何仲英与黄有渊先生为查账。接右又选出各帮代表二十余人为董事，正式成立了华侨中学的董事会。董事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以叻币五万元购得小坡尼文律楼房二座，加以修茸改造作为华侨中学的校舍。董事部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聘请一位有经验的校长掌管校政，曾委托上海教育协会会长，著名的教育家黄炎培先生代聘涂开兴先生为第一任校长。一切部署妥当后，华侨中学遂于1919年3月21日正式开学，共有学生七十三名，他们来自南洋各地的高小毕业生。同年9月间又招得新生十八名，第一年共有学生九十一名，教员十名(注77)。
华侨中学的创办除了在新马华文教育史上具有二大之意义外，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它淡化了帮与帮之间的隔阂和促进不同帮派之间的合作。自从19世纪以来，新马华人社会的会馆和宗亲会林立，以地缘和方言为基础的帮派，如福建帮(以闽南地区和闽南话为主)，广东帮(以广州及附近地区并以广州语为中心)，客帮(以客家语为主包括惠州、嘉应州、丰顺、永定和大埔等)，湖州帮(以湖州八县并以湖州话为主)和琼州帮(以海南岛及讲海南话为主)互相对峙和冲突(注78)。清末民初新式小学纷纷设立，大都带着浓厚的帮派色彩。虽然帮派的隔阂随着民国的创建而弱化，帮办的学校也已经接受外帮的孩童，但是帮与帮在教育上的合作还未曾有的。陈嘉庚先生本着超帮派办教育的原则，并以本身的名望与地位说服其它帮派的领袖，如潮帮的领袖林义顺等，通力合作，成功地建立新马区部一间华文中学，这可说是帮派合作办教育的一件大事，给以后新马华文中学的创办建立了很好的典范。
新加坡华侨中学的创立起了重要的开导作用。虽然新马华侨社会大部分人还是具有旧观念，认为华侨社会所须仅是初等教育，但是有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了解到中等教育的重要。他们受了华侨中学创办的冲击，以及陈嘉庚兴学救国精种的影响(注79)，他们的视野扩大了，开始了解教育不仅是训练一批学生以满足华侨商业社会的须要，同时教育可以普遍地提高华侨的智识水平和改进一般国民的素质。加之，这个时期许多华文报章在新马纷纷出现，最著名的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都是在这时期出现，这些华文报章普遍地提高新马华侨社会的文化水平和促进兴学办教的热忱(注80)。除此之外，许多知识分子因政治因素纷纷到南洋避难，中学师资骤增，这也制造开办中学的有利条件。
继新加坡华侨中学之后的是槟城的钟灵中学。钟灵学校原于l917年由槟城阅书报社所创办，该社原是北马著名的革命团体，在辛亥革命期间扮演重要的角色(注81)。该社与孙中山先生渊源颇深，而负责人都是有识之士，对文化教育工作不遗余力。1917年钟灵学校创办后，成绩裴然，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槟城阅书报社的领袖们有鉴于时代的要求，召集社友侨众开会，讨论增办初中。众人皆赞成，大会举许生理、王景成等十二人组织筹备委员会，委员不分帮派，深受槟城华侨社会所支持。于是钟灵学校扩展为马来西亚第一间华文中学，于1923年(民国12年)1月20日举行开学典礼。中学部第一任教务长为顾因明氏(注82)。紧随者钟灵中学的步伐而创办中学的有怡保的育才中学(1924年1月)、新加坡的端蒙中学(1924年1月)、吉隆坡的尊孔中学(1924年)和麻坡的中化中学(1924年7月)(注83)。接着于1925年增办初中的有吉隆坡的神成女子中学和马六甲的培风中学(注84)。到了1930年代，另外有七间中学在新马区创立。他们是新加坡的商洋女子中学(1930年)、荚蓉的中华中学(1934年)、太平的华联中学(1937年)、新加坡的公教中学(1937年)、吉隆坡的中华中学(1939年)。1940年代当新马尚未沦陷于日人之前，只有金宝的培元中学出现(1941年)。
初级中学的创办固然提高了华文教育的水平，但中学教育的发展有待于高级中学的创设。新马区第一间华文中学增办高级中学者首推新加坡的商洋女子中学。1930年，该校在胡文虎先生的推动下，成立了“增建高中购置校舍委员会”，由李振殿先生任主席，林庆年为副主席，共有委员十二名，积极筹募款项。该校校长刘韵仙女士亲往中北马各地劝捐，成绩斐然。除购置武吉知马校舍之外，改校名为“南洋女子中学校”，购置校车和扩充设备。同时，该校废止原有的三年制师范班，改为三三制的高初级中学，这可说是第一间增设高级中学的华文中学(注85)。但在1930年以前，新加坡华侨中学似乎曾经试办高中，但因数据不足，无法决定其年代(注86)。从1930年到1941年新马沦陷之间，新马区共有十间中学增办或创立高级中学，他们是钟灵中学(1931年)、尊孔中学(1935年)、新加坡华侨中学(1938年)、新加坡中正中学(1939)、吉隆坡中华中学(1939年)、新加坡公教中学(1940年)、怡保育才中学(1940年)、吉隆坡坤成中学(1940年)和麻坡的中化中学(1940年)(注87)。
这段时期中学教育的发展在新马华文教育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初中和高中的创办使华文教育在新马地区有效地建立自己的系统。待1956年新加坡南洋大学建立以后，华校系统得以完备。华文源流的学生，可以从小学入初中、高中而进入大学，接受高深和专业的训练。于是，华校系统可以与当地的英校系统并存，而更有效地为新马地区制造人才。从另一角度来看，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的发展，使新马的华校与中国学校系统挂钩，新马华校的高中毕业生可以到中国各大学升学。
中学教育发展的过程，遭遇到不少的困难，其中一项困难就是学生人数少。许多华文中学在创办或增办之初，学生人数不多，比如金宝培元中学于1941年增办初中时，只有学生十数名，吉隆坡的著名女子中学神成，仅有二十名，而芙蓉中华中学在增办时也只有学生二十六名(注88)。即使是历史最悠久的新加坡华侨中学，创办超过10年，于1929年初仅有学生一百八十人(注89)。学生人数少当然收费少，学校无法聘请更多教员分科教学。为了节省开支，大部分的中学都采取复级上课的方式，因此学生在学习方面深受影响。有些中学因学生人数太少而停办，例如新加坡的端蒙中学于1924年元旦试办一班初中，后因学生来源少，于1925年元月停办(注90)。中学教育发展的另一困难就是经济拮据。所有华文中学都是民办的，经济来源全赖华侨社会的支持。英殖民地政府只给一部分华校津贴。同时，大部分的华文中学都是帮办学校增办的，所以还带有帮派的色彩。不管是帮办的或超帮派的中学，一般都是经济拮据，入不敷出。大部分中学最大的经济困难就是经费的不足。维持一间中学，最大的开销是教师的薪金和膳食费，以新加坡华侨中学为例，1919年创办之初，第一年共享了七万四千余元，其中教职员的薪金和膳食费就花去了三万一千元，占总开销的四十余巴仙(注91)。除外，如中学要谋求发展，增加教学设备或建新校舍，所须之费更加庞大。在收入方面，可靠的经济来源除学生的学费和杂费之外，要靠热心人士的月捐。如果是帮办的中学，某帮所拨出的固定经费也是可靠的。如这些收入尚未敷开支的话，那么中学的负责人就要展开筹款活动，诸如公演戏剧或举办游艺会。这时期演剧筹款是新马华文学校最普遍的一种活动(注92)。在分析1920年代新马及南洋各地华文中学的种种困难时，吴毓双氏在“中学教育与南洋”一文中指出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侨众在心理上无此需要。大多数的侨众认为小学教育己足，中学教育无多用处，因此之故，少数人愿意出钱资助中学。同时很少父母愿意送子弟进中学念书，或半途退学，结果造成中学普遍经费缺乏和学生减少。除此之外，吴氏也认为华文中学不若西校之适当地之需要(注93)。怎样使华文中学走出困境呢？吴氏提出了四项办法以资补救。第一，教育经费由各公会按照商品之进出而抽纳，各公会应按照货量及其价值之多少，按比例征收若干教育费。第二，办教育应不分籍贯和帮派，而应以商品为标准，华侨社会应不分帮派，群策群力办好中学。第三，应清楚规定董事部与校长、教职员的职权，以根除内部纷争和倾轧。第四，中学应增设完备之职业教育，以为部分学生谋出路，同时也可以和西校竞争以切时需(注94)。
吴氏的分析和他所提出的补救办法的确有相当的见地。当时大部分的华侨的确认为中学教育是不须要的。那些有远见的人士属于少数。由于华文教育要依赖民众的支持而生存和发展，须求的人数少造成为是薄弱而导致华文中学所处的困境。吴民所提的补救办法，尤其是按商品出入量值比例抽捐的办法，虽嫌过于理想化，但还是解决华文中学以及华文学校经济拮据的一根本办法。至于消除帮界和规定董事校长及教员的职权等办法都是相当切时宜的补救办法。
(丁)民国时期闽人对华文教育的贡献
在还没有全面掌握集体资料以作比较研究之前，要估计民国时期新马闽人对当地华文教育的贡献是相当困难的。这里所作的估价只是初步。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新马闽人或闽帮对华文教育的贡献是不少于其它方言群，如讲广州语的粤帮、讲客家语的客家帮、讲湖州语的潮帮或讲海南语的琼帮。因为没有具体的数据，我们无法作数量的比较研究，比较各方言群在这时期所创办华校的数量。但从现存的资料看来，新马闽人在创办华校和发展华文教育方面尽了很大的努力，并作出重要的贡献。吴华先生在其所著的新加坡华族会馆志一书中曾作以下的评语，他说：
“地缘组织的会馆有许多创办学校，成绩最着的为福建会馆，主办有道南(1906年)、爱同(1912年)、崇福(3915年)、南侨女中(1947年)、光华(1954年)五校。南洋大学创办时，福建会馆赠地五百英亩为校址，最为称道”。(注95)
吴华先生是琼州籍学者，研究新马会馆史多年，他的调查研究而作出以上的评语，相信不会言过其辞。新加坡闽人，尤其在陈嘉庚先生的影响之下，创办和支助华文学校不遗余力。自1907年道南堂创立以后，1912年10月30日(即民国元年)有汪嘉谟传道士倡办爱同学校，附设于日本街(也名文达街)教堂，于1913年7月8日开学，学生共三十余人(注96)，该校创立时曾获陈嘉庚氏支持(注97)，翌年学生人数增至一百二十人。后陷入经济危机，1923年陈庚嘉氏垫捐一万余元，得以维持。1927年接受新加坡福建会馆支助，而1930年隶属福建会馆(注98)。1915年4月12日，新加坡福建会馆创办崇福女子学校，创办人为福建会馆监学兼管道南学校校政的王会仪先生。王氏因鉴于大坡直落亚逸区是闽侨会集的地方，适合就学的儿童颇多，当时已有男校专收男生，而供闽籍女童就读者则独付厥如，所以王氏极力主张由会馆创办一女校。当时王氏在福建会馆颇具影响力，尤其是对文化教育问题。他说服了董事部同人，委他全权处理。1915年4月，筹备工作告竣，聘得厦门林淑钦女士出任第一任校长，于4月12日正式开课，学生三十余人都属闽籍。该校以闽语教学，后学生人数日益增加，至1930年时学生人数已达六百余名，分十二班上课(注99)。
道南、爱同和崇福是民国时期以及战后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办和管辖的三间主要华文学校。除此之外，在1929年时，新加坡最少还有八间闽人创办的学校，这八间闽人学校自1929年起接受新加坡福建会馆的津贴(注100)。有关这八问学校详细情况，我们所掌握的资料不多，只是在1927年，新加坡“闽侨半月刊”上所介绍的另六间闽校而知道一些概梗。中华学校创于民国11年春(1922年)，学生人数共一百零七名，其中男生七十一名、女生三十六名、分为四班，校长教职员共五人，租用校舍，每月租金七十元，学校无基金或校产，靠学费，月捐和特别捐维持，每年收学费一千八百元，而开支三千元左右。丹绍学校，公立，创于民国12年(1923年)，男女学生共一百二十名，分为高级一班，初级六班，教职员六名，租用校舍，每月租金六十五元。学校无基金，赖月捐之补助，每年学费收入二千元左右，月捐约六百元，而支出每年约四千元，不敷一千四百元由总理垫补。钟声学校，私立，创于民国13年春(1924年)，共有男女学生七十二名，分五班，教员三人，校舍由总理所拥有，无须租金，学校无基金或其它捐款，每年学费收入九百余元，支出二千四百余元。益励学社，公立，创于民国13年(1924年)。有日校学生八十二名，夜校学生五十名，日校设有初级二班，夜校英文科和国文科各一班，日夜校共有教员五人。租用校舍，每月租金八十八元。学校无基金，收入以学费月捐和特别捐维持。每年学费收入一千金元，月捐特别捐收入二千余元，支出四千余元，不敷之数由社友及临时募捐补助。彭德学校，公立，创于民国14年(1925年)。学生七十余名，分四班，教职员四人。自置校舍，无须付租金，学校无基金或校产，每年收入一千金元，支出二千余元，不敷之数由地方热心家捐助。惠群义学校，公立，创于民国16年(1927年)3月。学校有男生二十九名，女生九名，夜校学生七名，共四十五名，分高初级各一班，教员仅二人。租用校舍，每月租金三十二元五角。学校无基金，每年学费收入约二百四十元，而支出约一千八百元，不敷之数由董事部募捐充之(注101)。1927年的新加坡“闽侨半月刊”也提到道南和爱同学校，前者有学生二百五十八名，分高小二班，初小士班及补修科一班，教职员十四名。自置校舍无须纳租金，每年收学费约五千金元，支出约一万六千金元，不敷之数由月捐和特别捐补助，再不敷之处则由董事先行垫补；后者有学生二百五十二名，分高小两班和初小五班，教职员共十一人，自置校舍，但每年须纳门牌税四百余元。学校无基金，靠学费、月捐、盾税和演剧筹款补助，每年收入学费和月捐约三千七百七十余元，支出为五千九百二十元(注102)。
从上述具体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1927年新加坡大部分的闽校，除了较大的道南、爱同和崇福外，都是经济拮据，入不敷出，许多要靠月捐、特别捐来维持，而董事部也常垫补不足的经费。由于经费不足，维持现状己经困难，当然谈不到发展，因此，学生人数少，教职员不多，当然也影响学生的程度。所以，1929年2月新加坡福建会馆改组并设立教育委员会，在经济上支持这些闽校(注103)，新加坡福建会馆代表闽帮，财力雄厚，当然在维持各闽校的现状毫无问题。同时，各闽校在会馆的教育委员会的指导和协助之下，可以取得较稳定的发展。
在马来亚，民国时期也有很多华文学校是由闽人创办的。以吉隆坡为例，1932年以前有四间闽校，其中一间是女校(注104)。1930年代初当马来亚经济衰败时，其中有一间闽校倒闭，剩下来的三间是中华女学校、国民学校和中华学校。1930年代世界经济不是气的笼罩下，新马经济深受影响，华人社会百业萧条。在这样的情况下，吉隆坡三间闽校面对着严重的经济危机，入不敷出。作为雪兰莪境内闽人最高组织的雪兰莪福建会馆义不容辞地出面协助这些闽校。1936年起，会馆按月拨款助中华女学校每月四十元，国民学校和中华学校每月各三十元作为学校的维持费(注105)。各闽校为了节省开支，尽是利用会馆的地方和设备。譬如三校得免费应用会馆大礼堂为会议地点，以免付租金来租用会议场所。同时，会馆把二楼三楼分别藉给国民学校和中华女校作为校舍，并提供一些设备如厕所等(注106)。
吉隆坡闽侨在民国时期对华文教育的一大贡献就是1939年创办中华中学。吉隆坡著名闽商陈仁堧、黄重吉、杨兆琰、洪进聪、洪启读等鉴于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海外华侨社会必须一尽作育英才之责任，所以联合发起创办中华中学。他们召集了闽侨三校(即中华女学校、国民学校和中华学校)董事联席会议，成立了增办中学委员会，推陈仁堧先生为主席，就中华学校的基础上增办中学，于1939年7月正式成立，名为中华中学(注107)，梁龙光先生为第一任校长，中学部创建后，原拟在中华小学部对面建立永久校舍，然因该年9月欧战爆发，于是原计划受阻。遂在鹅巴路暂建临时校舍三栋凡十八间教室。一两年间，学生人数骤增，高初中共有十八班计五百八十余名。而学生远至安南、暹罗、缅甸、苏门答腊和爪哇各地纷纷来隆就读。至1942年日军攻占马来亚，中华中学与无数华校遭受同样的命运，被迫停闭，校舍被毁。1946年日本战败投降后，中华中学在校董主席黄重吉先生的领导下复校(注108)。
民国时期新马闽人对华文教育的重要贡献是在淡化帮派观念和采用国语教学方面起了带动的作用。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侨民的国家意识提高，帮派观念淡化而国语在新马华校的应用日渐普遍。新马一些历史较悠久的华文学枝，改弦易辙，逐渐聘请国语教师担任，其中以闽帮表现得最特出。陈嘉庚先生本身就认为教育是团结和改进国家的工具，在华侨社会中，应不分畛域，合作把教育办好。在他的影响下，新加坡道南学校自1916年起逐步废除方言教学而采用国语教学(注109)。为符合国语教学的需要，道南早于1916年聘请第一位非闽籍的校长熊尚父，熊氏为潮南人(注110)。这开了新马帮办学校而聘用外籍人为校长之先河。1921年道南在中炳韶任校长时，聘请了多名的非闽南籍的教师，他们的籍贯有来自河北、江苏、湖南、湖北和广东(注111)。道南学校在淡化帮派观念和提倡国语教学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1929年6月6日至12日在上海暨商大学召开的商洋华侨教育会议，许多海外华侨代表参加，而较著名的华侨也被邀向大会提呈重要提案(注112)。道南学校于同年5月20日发表的提案中强调国语教学的重要，该提案认为国语是团结民族和发展国家的基础，尤其是南洋社会，因方言复杂，华侨社会诸多隔阂，凡事对内不能通诚合作，对外不能团结一致。道南提案中向大会提出具体的办法是，第一，中国教育部应派国语专才到南洋各埠筹设国语学校，以造就国语人才，并广为宣传；第二，南洋各华侨学校须添设夜校，教授国语以期普及，第三，国语应以教育部审定为标准(注113)。道南的提案中也强调须打破华侨教育的地方观念，因为南洋华侨社会地方观念太深，设立学校常以县为单位，而帮派分歧，绝少联络。根深蒂固的地方观念成为华侨教育发展一大绊脚石。道南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第一，南洋各端口组织教育总会管辖该端口华校，每埠划分若干区，每区设立或管辖若干学校，经费由教育总会负责，第二，教育总会的经费由当地热心家捐助(注114)。虽然道南的提议有些可以施行(如提倡和普及国语教学)，有些太理想化(如消除地方观念)，它对于淡化帮派观念和提倡国语教学方面起了推动的作用。
新马闽人在这时期对华文教育发展的另外一项贡献是首创华文学校会考制度。1930年新加坡福建会馆教育科主任林庆年氏为了提高闽帮所属和受助的华校学生程度，特发起华校校际会考，于1930年12月举行，参加者主要为闽帮所属的十二校(注115)。1931年12月举行第二届小学会考，参加者有男校八间，女校两间，林庆年氏为主席，而南洋女中校长刘韵仙女士为主考官(注116)。福建会馆主办的新加坡华文小学会考共举行四届至1935年。当地政府教育局也了解到校际会考的重要，一方面可以考察华文学校学生的成绩，另一方面使各校互相竞争，激励学生以提高程度。因此规定凡接受政府津贴的华文学校，包括小学、初中和师范都必须参加。战前新加坡英殖民地政府曾举办华校高小会考六届、初中会考六届，颇收划一和提高程度的效果。后来这制度推广到马来联邦的华文学校，举行所谓七州府华校会考，由海峡殖民地和马来联邦华文教育部会同中国总领事举办。会考日期是于每年12月2日起，而考场广设于新加坡、马六甲、槟城、吉隆坡、巴生、加影、芙蓉、新古毛、怡保、金宝、太平、实兆远、文冬和关丹等地。考生除来自政府津贴学校外，非津贴学校学生也可参加。会考结果除直接通知各校外，又在华文报章发表，而及格之考生由教育部发给证书(注117)。此制度施行对华文教育的发展起了推动的作用。
(四)陈嘉庚与新马闽人教育
(甲)陈嘉庚的生平及其在中国的教育活动
陈嘉庚先生是举世闻名的大慈善家、教育家和企业家，他也是著名的东南亚华人领袖。他光辉的一生，不仅代表千千万万的海外华人在那历史阶段中对中国所表现的热爱，同时，他对新马华人社会，尤其是在教育和工商业方面作出巨大的贡献。近10年来，隋着中国的开放和对海外华人政策的改变，陈嘉庚的热爱中国及其对中国教育的贡献重新得到高度的表扬。毛泽东对陈嘉庚的赞语“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再度获得广泛流传。在这“陈嘉庚热”的时期，大陆学者们出版了几本书籍，表彰陈嘉庚先生对中国和教育的贡献(注118)。
这些著作侧重陈嘉庚与中国的关系，而在研究方面尚未能达到全面和精深的分析。1987年初，南洋大学校友现任南澳洲弗兰德斯大学(Flinders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历史系教授的杨进发博士出版他的英文巨著“陈嘉庚传”(1987年新加坡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杨博士费时超过10年，搜罗中国和海外各地有关陈嘉庚的史料，全面地叙述、分析和评价陈嘉庚的贡献(注119)。陈嘉庚先生的大名也随着这本书的出版传播到世界各地。本文的目的在于叙述和评估陈嘉庚先生对新马闽人教育的贡献及其对新马闽人教育发展的影响。
陈嘉庚先生于1874年(清同治13年)10月21日诞生于福建省同安县的集美社。集美是一个僻静的村落，位在福建南部一个小半岛的尖端，与著名的厦门岛隔海相望，仅离厦门市区十六海里。集美社是陈氏宗族聚居的地方，在19世纪70年代，集美社大概有五百多户，二千多人口，村民除农耕之外，多兼采蚝和捕鱼为生。19世纪下半叶，中国南方的农村因受到战乱和五口通商开埠的影响普遍地破产，即使靠近沿海通商口岸的集美社也不能例外，许多村民寻找生计，泛洋渡海到东南亚各地工作和经商(注120)。
陈嘉庚的父亲陈杞柏(字如松)，早年离妻别子，只身到新加坡工作，经过了多年的努力和储蓄，他开设了一间米店顺安号，并创有一间硕莪厂(Sago即俗称西谷米)。同时，也购买了一些房地产。陈杞柏的小成就给陈嘉庚以后在工商业大展鸿图，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1890年陈嘉庚奉父命到新加坡协助经商，当时他年仅17岁。他在顺安米店学习经商，协助父亲管理账目(注I21)。
从1890年到1903年间，陈嘉庚往返新加坡与集美社，在这段期间，他累积了不少经商的经验和掌握有关工商业的知识。当陈嘉庚于1903年第四次到新加坡时，他父亲的生意已濒临破产的边缘，他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法把父亲的企业作一番清理和调整，清还债务。1904年，陈嘉庚开始独立经营，以七千元资本开办他的第一间黄梨罐头厂。结合了经商的经验，新的工商业知识和独到的眼光，陈嘉庚成功地经营黄梨罐头制造业和米业，数年之间他累积了不少财富，成为新加坡华社的一位成功商人，但是使陈嘉庚成为巨富的是树胶业(注122)，1906年当陈嘉庚获悉闽商陈齐贤和林文庆医生在马六甲和新加坡试种橡胶成功后，他立即用一千八百元购得十八万粒树胶种子雇人在他的福山黄梨园种植，这是陈嘉庚与橡胶业结缘的开端。1909年陈嘉庚扩大福山园面积专种橡胶，当时他已拥有胶园一千英亩，陈嘉庚大量地种植橡胶，正显由他独到的眼光。橡胶业随者汽车业的发展一支独秀，利润丰厚。1910年，陈嘉庚将福山园的一千英亩胶园买出得三十二万元，净赚二十五万元(注123)，陈嘉庚接着发展橡胶制造业，并全面发展其它行业，如米厂、冰糖厂、饼干厂、肥皂厂和航运业，十余年间，陈氏成为巨富并为东南亚工商业巨子。从1923年到1925年间，陈嘉庚的事业达到全盛时期，估计总资产达一千二百余万元。他的园丘和工厂所雇用的工人有二万余人，即以新加坡的橡胶制造厂就雇用工人一千四百名，其中男工八百多名、女工四百多名、童工百余名(注124)。
陈嘉庚在事业上的成功提高他的声望和社会地位。1929年他被选为新加坡福建会馆的主席，公认为福建帮的领袖。他积极推行福建会馆的改革，成绩裴然(注125)。除外，他也积极参与新加坡中华商会的活动，一度曾经成为改革派的领袖(注126)。陈嘉庚虽然在新马政治方面没多大兴趣，但他领导新马华侨社会在抗日爱国运动中作出重大的贡献。1928年，日军侵入山东、济南惨案发生，陈嘉庚领导新马华人热烈筹款支援中国。更重要的是当1937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对中国展开全面的侵略，陈嘉庚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领导新马以及全东南亚的华人支援祖国抗日，他组织了著名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积极筹款。南洋各属华人反应热烈。支援中国抗日的活动空前，据陈嘉庚本身的估计，南洋各属(包括英属马来亚，新加坡，美属菲律宾，荷属苏门答腊，爪哇和婆罗洲，西里伯，英属缅甸和英属婆罗洲等)的华人在抗日战争以来的五年间(1937-1941)共汇款国币五十余亿元，在这庞大的支援祖国救亡运动中，无疑地陈嘉庚和他领导的南侨总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陈嘉庚的庞大财富和事业上的成就制造了他提倡教育的优越条件，在叙述陈氏提倡和发展教育的活动时，首先在探讨他的动机，为何陈嘉庚那么热心地提倡和发展教育，杨进发博士认为陈氏兴办教育的动机，不外有三点。第一闽南地区教育颓废，乡下孩童全无受教育，常赤裸着身体成群嬉戏，陈嘉庚目击该状况，，感受很深；第二，陈氏曾观察欧美教育发达国家富强，相反的中国自清末以来国势衰弱，他决心兴办学校，以教育宋救中国；第三，他认为教育是中国和南洋华人社会实业的基础，商人应掌握商业知识和原理，发展教育也就是振兴中国和南洋华族的商业 。这三点概括了陈嘉庚一生的”爱乡爱国和爱种”的伟大精神。同时，陈氏的提倡教育的动机也代表了一小撮有卓越眼光海外华人的兴学办教的精神。清末以来，中国国势日益衰败，中国面临着空前的危机，以康梁为为首的维新派倡导政治改革以救中国，而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派则以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以挽救中国的命运。但辛亥革命成功后，中国的国势并没有随着政治制度的改变而扭转，反而沦人军阀混乱和割据的局面。当时，一批有远见的海外华人，认为中国当时所迫切需要的不是西方的民主制度，而是教育。这种强调以教育救国和教育加强中华民族竞争能力的论调常见於新马区华校建校或筹款宣言。譬如1929年3月13日彭亨直凉公立华侨学校建校筹款宣言中就有以下之语：
“兴学育才，立国之本，宏厂黉舍，教育之基，旷观欧美各国，学校林林，规模壮丽，故不待向其政治，考其文化而知其为强国矣。反观我国则不然，学校寥寥，建筑卑陋，长此以往，欲保文明古国之声誉逐鹿廿世纪之场；不亦难乎。同人等外观潮流，内察国势，所以有直凉公立华侨学校新校建筑委员会之组织也 。”同年3月16日，新加坡公立树人学校在演剧筹募扩建校舍基金时有同样的宣言：窃维国家之兴亡与夫民族之文野，当视其教育是否普及以为断，我国兴学已数十年，然民生之凋敝依然，民智之闭塞犹昔，国势不振，强邻迫逼，此其故何欤，盖因学校之设或囿於一隅，或限於经济，一般平民难得就学机会，以致失学之学龄儿童触目皆是，无业之游民到处成群。…… ”
这些宣言所阐明教育对国家民族的重要与陈嘉庚兴学办教育的动机不谋而合。
陈嘉庚先生在落后的闽南农村长大，本身仅接受几年的私垫教育（注132）。他看到闽南农村教育的敝败，适龄儿童失学者比比皆是，感慨很深，加以他的兴学救国强种的信念，所以毫无犹疑地献身於兴学办教。1913年2月，他在故乡集美社创办了集美两等小学校，学生一百三十五名，教职员五名，学生按程度分为五班上课，而集美社陈姓的子弟都免费进了这间小学（注133）。集美两等小学亦是陈嘉庚先生在中国兴学办教的开端。
陈嘉庚在闽南兴学办教，由小学到中学，师范和专科学校，以及创办著名的厦门大学，他是有整套计划，按步就班地实行，当然，这整套计划的实现要看他个人的经济力量而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战争和汽车业的发展，胶价扶摇直上，陈氏在这段期间盈利颇丰，於是陈嘉庚先生决心发展闽南的中等、专科和高等教育。1917年，陈嘉庚派胞弟陈敬贤回乡建筑校舍以创办集美中学和师范，并从江苏聘得校长和教员，於1918年3月10日开学，计中学二班，师范三班（注135）。接着陈嘉庚於1920年创办集美水产专科，学制四年。同年8月，又创办集美商科学校。1921年2月，集美又增办女子师范学校。1925年集美水产专科学校增设航海专科（注136）。於是一套几乎完整的教育机构，即小学、中学和不同的专业学校在集美成立起来，以后成为举世闻名的集美学村。
陈嘉庚先生在闽南兴学办教最著名的事业当然要推1921年4月所创办的厦门大学。陈氏认为创办大学也是他整套教育事业不可分割的部份，很必然的有了小学，中学和专科学校后，再下来的一步就是办大学。陈氏尤其感到福建省在教育方面远落人后，不仅专才缺乏，即小学和中学的师资也须从外省聘请，反观邻省的广东和浙江，都有公私立大学多所，而福建独付阙如。因此之故，陈氏於1919年回乡视察时决定倡办厦门大学（注137）。他当时慷慨地认捐一百万元，作为厦门大学初两年的开办费。他又认捐三百万元作为大学的经常费，作十二年支出，每年二十五万元。陈氏又计划在大学开办后，向南洋群岛富商筹捐数百万以作厦门大学的基金。陈嘉庚并亲身参与大学的筹办工作，他亲往上海邀请教育界和政界知名人士如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著名教育家黄炎培，李登辉和政界知名人士汪精卫等十人组成委员会负责厦门大学的筹备工作。同时，他亲自参与选择厦门大学的校址，经政府的同意把厦门南普陀，演武场一带的官地拨为厦大的校址。筹备委员邓萃英氏被聘为新大学的第一任校长。1921年4月6日，厦门大学假集美中学开学，设有师范部文、理和商部预科，学生98名，其中三分之一的学生来自闽南。厦门大学开办后，困难重重，诸如校舍的兴建，校政和经费等问题，第—任校长上任后不尽职，加以他和陈嘉庚在兴建校舍和应用大学基金方面意见相左，数月后辞职，陈氏电请新加坡著名医生学者林文庆博士接任，在林氏的掌理之下，厦门大学有很大的发展。至於厦大的经费不足，阻碍大学发展，陈嘉庚於1922至1924年间三次到南洋向华籍富商募捐厦大基金，但效果不大，厦门大学虽面对盖经费的困难，但因有陈嘉庚以私人的财产支持而安然渡过十余载，后陈氏企业失败，面临破产，厦门大学前途堪忧，终於在1931年由国民政府接受，改为公立厦大，自1921年到1937年由陈嘉庚一手创办和维持前后共十六年，陈氏共支出四百万元之钜。
(乙)陈嘉庚先生在新马的教育活动
陈嘉庚先生的兴学办教活动始於新马。1906年当新加坡福建帮筹建道南学堂的时候，他是一百一十名发起人之一，他被推选为筹办学校委员，曾捐助开办费叻币一千元。道南学堂於1907年开办后，他被举为董事后推为查账。很显然的自1906到1910年间，陈嘉庚在创办道南学堂和管理该学堂方面已相当活跃，但是他所扮演的角色似乎比不上吴寿珍，张善庆和李清渊等人。1911年，陈嘉庚被选为道南学堂总理．领导董事部兴建道南的校舍，陈氏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募捐运动，他以身作则，捐出叻币二千元，共筹得四万元，并於亚米年街道南学校现址建筑了巍莪的校舍。陈氏此次筹建道南运动，不仅对当地闽人教育作出贡献，这也表现出他的组织能力和领袖的才干，对以后获选为新加坡闽帮领袖有很大的帮助。陈嘉庚先生任道南学校总理多年，在他或他的代理人的主管下，道南致力於废除方言教学而采用国语，在他的影响下，道南学校於1916年聘请第一位非闽籍的校长熊尚父。这一切都反映出陈嘉庚先生在兴办教育的高瞻远瞩的眼光。除道南小学之外，陈嘉庚更捐出钜款支持爱同学校和崇福女校。爱同学校原由汪嘉谟传道士於1912年10月10创办，附设在日本街教堂，经道南教师许清侯协助而创办成功。有学生百余人，1917年募捐购置校舍，颇有小成，后因经费短乏，负债累累，学校陷於停闭的困境。1923年，陈嘉庚垫捐一万余元，爱同得以继续维持。该校於1930年接受福建会馆支助和管辖。民国创建以来，风气大开，新马侨社也深受影响，当时一般有识之士认为女子教育非常重要，它不仅实现男女平等的观念，同时也替国家民族制造更多的人才，使一般国民的智识水平提高。1915年道南学校监督王会仪发起创建崇福女校，深得闽籍有识富商之支持，陈嘉庚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崇福女校遂於1915年4月16日正式开学。
陈嘉庚先生在新马最著名的兴教活动就是1918年倡办新加坡华侨中学，新马区第一所华文中学。陈嘉庚先生创办华侨中学的动机和他兴学办教的动机是一致的。很显然的，教育救国和救种是陈氏考虑发展中学的重要因素。在筹办南洋华侨中学的演词中，陈氏就大声疾呼侨众慷慨捐输创办学校以救国，即使救国无效，亦可以保国粹以发扬中华民族精神，而使四万万同胞有重光之一日。除爱国和多种的动机外，新马华人社会客观的需求也是一重要因素。在华侨中学创办之前，新马无华文中学可以收容小学毕业生。虽然有小学毕业生返国升学，因为费用高，所以回国升学的人数不多，从长远的考虑，创办华文中学是解决小学毕业生的一个有效的办法。陈嘉庚又认为创办华文中学与新马华文小学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由於南洋地区小没有华文中学，所以华文小学教育收效不大，中学创办后，可以刺激华文小学的改良与发展，前途光明，否则华文小学教育将陷於停滞的状况。
早在1913年，陈嘉庚先生在他的家乡集美仕创办集美两等小学校后，就想到在新加坡创办一间华文中学，他积极想把这计划付诸实现。他从厦门致函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董事们，促请商会带头倡办一间华文中学。他致函中华总商会而不致函福建会馆是有他的原因的，主要他认为商会是各帮组成的最高商业机构，由商会发起可以收各帮联合创办中学的效果。商会议决创办学校不属商会的范围，应由教育机构发起。同年秋天，陈嘉庚第五次到新加坡，即提出创办华侨中学的意见书，但是没有得到良好的反应，1917年，陈嘉庚倡办华文中学的意见在社会上有了些反应，道南学校校长熊尚父曾经对新马小学毕业生升中学的需求作一调查，发现新马区的华文小学最少有100名毕业生可以升入中学。这调查发表后，创办华文中学的观念颇受到一些有识之士的支持，其中包括南洋烟草公司的东主蒋英甫氏，蒋氏为粤人，对创办华文中学甚为热心，他曾召集一次集会，反应不佳，后蒋氏离新加坡返中国，该事遂不了了之（注137）。1918年5月作为中国国民党在新加坡最重要外围组织的同德书报社对创办华文中学表示有兴趣，该社派代表与陈嘉庚商量进行计划，由陈嘉庚出面召开一次大会，陈氏联络了新马十六间华校的总理联合召开，该会于1918年6月16日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议所举行，参加的各方代表共五十五名，陈嘉庚被选为临时主席，他在会上慷慨陈词，吁请社会人士乐捐共襄美举。他除了强调教育是救国和救种的一种手段外，解释创办华文中学的须要和对小学教育发展的重要。他批评中国政府自顾私利，视财如命，互相推诿责任，致使教育不兴，实业不振，国势危危欲坠，诚令人伤心而痛哭流涕。他大声疾呼海外侨胞应慷慨解囊支持兴学办教以尽国民的一份责任。他更呼吁新马的华籍富商应该捐出赀财协助办学，而不应留给儿孙让他们挥霍，陈嘉庚在此次演讲中把他毁家兴学的理论阐述出来。大会接受陈嘉庚的建议创办新马第一间华文中学，井通过组织章程和定校名为“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陈嘉庚先生众望所归被推选为董事会第一任总理，吴胜鹏先生为副总理，潮帮领袖林义顺为财政，而王会仪(闽帮)为秘书，同时大会推选各帮代表二十余人为董事，协助筹款和建校等事宜。
董事会在陈嘉庚领导下筹得五十余万元巨款，并以五万元购得小坡尼文律楼房二座修葺为校舍，同时聘得涂开兴先生为第一任校长，一切筹备完毕，南洋华侨中学遂于1919年3月21日正式开学，共有学生73名，教员10名。
此次华侨中学创办成功并不是偶然的，陈嘉庚先生的策划和领导居主要的因素。早在开侨众大会之前，陈嘉庚已有周密的计划，第一，他认为要一举成功，必须先筹得一笔相当可观的款项作为创办中学的基金，这样可以给一般人对这间中学有信心。所以他先捐出一万三千元，井得到商界朋友及其他友好支持，其中包括马六甲富商曾江水捐一万元，新加坡富商新协兴号东主钟水泮二千元，又新加坡恒利号潮商林义顺及闽商叶大炮，叶玉桑，邱国瓦，陈先进，张善顺和薛武院等各捐一千元，除外，国风幻境剧团演剧筹款得一万七千元，共筹得五万元，五万元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款项，有这笔款作为新中学的建校基金，给参与大会的代表很大的信心和鼓舞，对以后筹款的成功制造有利的条件。第二，陈嘉庚认为兴办中学不应分帮派而为，一方面固然是兴办中学须巨额款项，一帮的财力有限，办得不好，同时，他也深信办教育应以救国强种为目标，不应限于帮派的利益，所以他致力于打破帮派的隔阂，当他与同德书报社代表商讨后，他联络各帮派所属的十六间学校总理联合召开大会，并邀请各帮派代表出席这种以超帮派办学的创举，获得各帮的支持，除外，陈嘉庚先生贤明的领导和献身兴学的精神都是导致华侨中学创办成功不可缺乏的因素。
陈嘉庚先生创办华侨中学后，曾任该校总理多年(即从1918年6月至1919年5月，1923至1927，1930年4月至1934年)，对该校的发展贡献很多，1919年华侨中学初创时，陈氏曾获得中华总商会支持每月捐助华中经费五百元，该年董事会以十七万四千元在新加坡罗敏申律购置商业地段一块作为校产，更重要的是该年在陈嘉庚的领导下在武吉智玛五英里处以八万三千元购得一块七十一英亩的树胶园作为华侨中学永久的校址，这奠定了该校以后发展的良好基础。
1919年5月，陈嘉庚辞去华侨中学总理一职，他返集美和厦门进行创办集美水产专科和商业专科以及著名的厦门大学。1923年秋，陈氏返新加坡，旋被选为华侨中学总理，在这段期间，他积极向外筹款以建设华中新校舍和大礼堂，他获得爪哇糖王黄仲涵认捐十万，指明仅供建筑大礼堂之用，在陈嘉庚的领导下，董事部积极筹款并卖掉罗敏申律的校产，共得十余万元，所以华中的巍峨大礼堂、教室和学生宿舍得以在1925年完成，1930年华侨中学董事会总理改名称为主席，同年四月董事会改选，陈嘉庚被选为主席，在陈嘉庚任主席的四年间(1930-1934)，华侨中学的发展面临一重大危机，这危机并非经费不足，而是学生闹事，华中少数师生因受五四运动新文化的影响以及“九一八”事件的刺激，组织罢课并公开反对南京的国民党政府，这学生运动带有强烈的政治意味（注163）。陈嘉庚先生认为中学生的年纪尚轻，他们的责任是念好书而后献身社会和祖国，所以他反对学生闹事罢课，加以当时英殖民地政府虎视眈眈，如董事部处理不当，华侨中学可能被政府封闭。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以果断的精神处理学潮，闹事之极少数师生被开除，而华侨中学进行改组。改组后学校得以稳健发展。
陈嘉庚先生在新马的另一项重要的兴教活动而鲜为人知的是在1939年在新加坡创立的水产航海学校。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对中国展开疯狂的侵略，1938年5月，日军攻陷厦门，闽南沿海地区频受日机轰炸，而集美学村遭受惨劫，陈嘉庚先生所创办的集美水产航海专科学院被迫迁入内地，学生质量颇受影响，为了继续为祖国栽培水产航海人才，以及发展新马区华人的渔业，陈嘉庚於1938年11月倡议在新加坡设立一所水产航海学校，陈氏本着不分帮派共办教育的原则，拟发函新马各帮领袖，说明创办此职业学校的必要，然后召开大会商讨建校计划，后来鉴于初期创办仅重理论，所费无多，所以由新加坡福建会馆负责试办，待有成绩后再集各帮财力以扩充。陈嘉庚依据创办集美水产航海专科学院的经验，并采取该校的学制，同时委任前集美水产学校的校长杨振礼为第一任校长，新加坡水产航海专科学校於1939年2月10日正式开学，暂租芽笼律167号二楼为课堂，并租芽笼律17巷4号为学生宿舍，开学时有学生三十二名，其中新加坡学生二十名，外埠二十名，而闽籍二十四名，粤籍八名。该校聘有教师七名（注168）。新加坡水产航海学校创办后面临恶劣的财政危机，而福建会馆本身的经济也成问题，学校因财政困难导致学生不满而停课，1942年初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加坡沦陷，水产航海学校存在三年而停办。
除了创办华侨中学和新加坡水产航海学校外，陈嘉庚先生又在1941年创办南洋师范学校。新马和南洋华侨教育常受到教员的缺乏而阻碍发展，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新马华文中小学的师资全赖中国供应，战争爆发后，南来教师减少，造成师资短缺的现象。陈嘉庚认为要解决此难题，应该在新马地区开办师范学校，栽培专业教师。所以他在1941年2月开始筹款，反应热烈，共筹得三十六万元。在筹备期间，虽然因重庆政府教育部诸多阻挠，陈嘉庚终於冲破困难，於同年十月十日正式创立，南洋师范学校於新加坡，有学生二百三十名。但开学后数月，新加坡沦入日军之手，南洋师范学校遂告停办。新加坡於1945年光复后，陈嘉庚与诸董事商讨，决定把南洋师范学校改为南侨女子中学，该校於1947年3月正式成立。
陈嘉庚先生在新马除致力以倡建华文小学，中学和专科学校外，他对当地英文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深表关注和支持，陈氏认为，英殖民地政府的培养公役和书记的教育政策应该改善，否则当地华人子弟无法受益。他对新马教会所办的学校表示赞许，1918年，新加坡美国教会拟在新加坡创建一所英文大学，但因基金不足，难以实现。该会代表即英华中学校长那牙牧师(Rev. J. S. Nagle)往见陈嘉庚要求协助，陈氏鉴於新马区尚未有一间英文大学，如该大学创建成功，华人子弟也将受益不浅，所以他慷慨答应捐助十万叻元，分十年交清，每年一万元，后该大学因当地英殖民政府反对而未建成，然陈嘉庚已交出三万元，美教会与陈嘉庚商量，将已交的三万元加上利息一概拨充英华中学发展理化基金。
(丙)陈嘉庚精神与新马闽人兴学办校
陈嘉庚先生毁家兴学的精神多少年来被视为海外华人良好的典范，他的为公忘私，他的爱国和爱种的精神备受推崇和赞扬。他的办学精神不仅影响东南亚的华人，也影响全世界华人对兴学办校的态度，他的精神不仅影响一个时代，也影响接下来的几个时代。有人说近年来香港富商李嘉诚独资创办汕头大学以及香港另一富商包玉刚先生创办甯波大学，多少有受到陈嘉庚兴学精神的影响。本文不想对陈嘉庚影响作一全面的估价，而仅於陈嘉庚精神对新马闽人兴学办教作一探讨。陈嘉庚对新马闽人办学的影响，通过下列几个渠道，第一，通过他的亲属和同乡，第二，通过集美和厦门大学的毕业生，第三，陈嘉庚精神对一般闽人的感召，陈嘉庚先生是一位家长式的领袖，有相当的主见。如他认为对的而应该做的事情，他会利用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力把事情办好，他一向认为兴学办教是国民的一份责任，人们对社会和国家有着一定的责任，他极力主张“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原则，他鼓励富商们捐赀兴学。认为他们应好好地利用金钱，不应为子孙的牛马（注174），因为他有着相当强的主观意识以及社会责任感，他不惜对亲属，友人和同乡下压力，要他们捐助教育事业。最明显的例子是他的女婿李光前先生。
李光前先生原在陈嘉庚先生所办的公司任职，表现极佳，颇得陈嘉庚的赏识，陈嘉庚把女儿嫁给他，李光前后来自已创办树胶厂、银行及其他企业，但他与陈嘉庚的关系很密切，陈嘉庚先生对李光前的办学事业常加以鼓励或施加压力。1934年当陈嘉庚先生辞掉新加坡华侨中学董事—职时，曾鼓励李先生接任。1936年，陈嘉庚向他的女婿捐得叻币五万元在柔州购买四百依葛树胶园作为厦门大学基金。1941年，当陈嘉庚倡办南洋师范学校的时候，李光前捐出叻币十一万元当建校基金，李氏对陈嘉庚的教育事业不断继续支持。据估计，自1950年到1961年间，李光前和陈六使不断支持集美和厦门大学，他们两人在这段期间共费去人民币八百八十万元支持集美和厦大的重建工作。后来李光前先生对新马教育作出重大贡献，如献捐巨款给马来亚大学，南洋大学以及设立李氏基金，资助新马教育和文化事业都间接受到陈嘉庚的影响。
除了李光前外，另外一位受陈嘉庚先生直接影响而对华文教育作出巨大贡献的是陈六使先生。陈六使先生是陈嘉庚先生的同乡和部属，1897年生於福建同安集美村，陈六使五岁时，父母先后病故，1916年陈六使先生十九岁时得兄长之资助到新加圾，在陈嘉庚先生谦益树胶公司属下的一个胶园工作，后得陈嘉庚先生的赏识，转到陈嘉庚的一间胶厂担任工头，他在胶厂中观察和学习树胶加工和制造的技术，对他以后在树胶企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后来陈六使和三哥文确合力办树胶厂。1930年代，陈六使兄弟经营得法，兼得时宜，生意扶摇直上，挤身於新马大胶商之列。1950年代初由於韩战关系，胶价真升，陈六使先生成为巨富。陈六使先生在家乡时，曾在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两等小学念过书，当然对陈嘉庚先生怀着仰慕，后来，陈六使先生在陈嘉庚属下工作，对陈嘉庚先生的为人和毁家兴学的决心更为赞仰。所以当陈六使先生拥有相当资财时，积极资助教育事业。1933年，当陈嘉庚先生面临巨大的经济困难时，曾向亲属友好等筹募集美学村经费，陈六使兄弟每月捐助国币五百元。1936年，陈嘉庚先生筹募叻币十六万元，购买四百依葛树胶园，其权益作为厦门大学基金。陈六使先生慷捐五万元。“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厦门，集美学村遭受日机轰炸，破坏甚重。1939年陈嘉庚先生发动海外集美校友捐募国币二百万元作为集美基金。陈六使先生以校友身份，托上海华侨银行代购公债券一百万国币，利息每年六万国币作为集美基金。1941年当陈嘉庚发起创办南洋师范学校时，陈六使先生又捐二万叻币。1950年，马来亚大学在新加坡创立后，陈六使先生捐三十万巨款作为该大学基金。1953年1月16日，陈六使先生召集了新加坡福建会馆理，监事会议，提出创办南洋大学，并宣布献捐五百万元作为南洋大学建校基金。陈六使先生宣布创办南洋大学，在新马华人社会引起热烈的响应，旋新马区二百九十七个华人社团派代表共组成“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推荐陈氏为主席，新加坡福建会馆也决议将裕廊区的一块五百英亩地段捐献给南洋大学作为校址，接着新马各地纷纷组成“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并积极进行筹款工作，经过三年多的筹备，东南亚华人最高学府一南洋大学於1956年3月15日正式开学（注183）。
毫无疑问的陈六使先生积极资助教育事业和创办南洋大学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陈嘉庚先生的影响。
受陈嘉庚先生直接影响的一批人是他的朋友，姻亲。当然，这批人都是富有的商人，都有能力在经济上资助教育事业，他们包括爪哇著名糖王黄仲涵，马六甲著名闽商曾江水和新加坡潮籍领袖林义顺。他们与陈嘉庚先生都是商界的朋友，同时又有姻亲的关系，所以与陈嘉庚先生的关系非常密切，或许是情面，更有可能的是陈嘉庚先生的为公忘私的献身精神感动了他们，所以对陈嘉庚先生在新马教育业给於大力支持，曾江水先生在陈嘉庚先生倡办华侨中学的时候捐出一万元，1926年，他捐一万元给厦门大学医院充当基金，1931年，由於陈嘉庚的关系，曾江水慨捐十五万元作为厦门大学图书馆的维持费，1941年当陈嘉庚倡办南洋师范学校的时候，曾氏又捐出二万元，以助其成（注188），除曾江水外，黄仲涵和林义顺都捐款给新加坡华侨中学，间接协助陈嘉庚的教育事业。
受陈嘉庚先生间接影响的人真是难以数计，陈嘉庚先生毁家兴学的精神给后世树立良好的典范，千千万万人景仰他，许多人也以他的兴学志业作为榜样。他的精神影响所及非常深远，超越了时间和空间。这些受他间接影响的人包括集美和厦门大学的校友，新马区一些受他恩惠的华校毕业生，前新马区陈嘉庚公司的职员，以及新马区无数的闽人，当这些人在事业有成时，往往受到陈嘉庚兴学办教精神的鼓舞，对新马华文教育和中华文化作出贡献，中国著名的归侨领袖庄希泉，福建同安人与陈嘉庚先生同乡，1911年辛辛亥革命期间抵新加坡从事筹款支援辛亥革命，在新加坡居留期间，深受陈嘉庚兴学精神的影响，於1916年与余佩皋女士在新加坡倡办”南洋女子学校”，该校后发展成为著名的南洋女子中学，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史上，尤其是1970年代独中复兴运动作出重大贡献的功臣中，就有不少受到陈嘉庚精神的影响。譬如振兴吉隆坡中华独中的功臣李成枫先生，怡保育才独中迁校的功臣杨金殿先生，以及对芙蓉中华独中发展有重大贡献的拿督陈世荣。吉隆坡中华独中在七十年代初面临着空前危机，1971年学生人数仅有一百五十八名。1974年李成枫被选为董事会主席，在他的领导下推动复兴中华和筹建新校舍的工作，李先生本身捐出巨款，并以他在商界的地位筹得建新校舍之庞大基金，1981年，巍峨的中华独中新校舍终於建立起来，而该年的学生人数也增加到一千六百零五人，李成枫先生曾出任吉隆坡南益树胶厂总经理多年，对华文教育深具热心，他对独中复兴运动的支持尽了很大的力量，他深受陈嘉庚和李光前先生兴学办教的精神所感染，并将该精神发扬光大（注191）；对怡保育才独立中学迁校作出巨大贡献的杨金殿先生，祖籍福建同安，在怕保出生，曾在华林市明德小学和怡保培南学校受小学教育，并在育才中学念完三年初中，当他事业有成时，对华文教育作出积极的贡献，1955年吡叻福建公会附设的培南学校增办中学，杨金殿先生出任董事长领导全体董事筹得巨款，兴建二十余间新教室，成功地增办培南中学。七十年代叻吡独中复兴运动，杨氏颇受影响，於1978年出来领导为育才独中筹募“发展基金”，后育才独中董事部决定迁校，并定出筹款五百万元以完成该计划，杨金殿在迁校筹款和建新校舍尽了很大的力量，1984年，他以七十高龄出任育中建校委员会主席，在他的领导以及诸热心人士支持之下，育才独中的堂皇富丽的新校舍终於在育龙岗上建立起来。
育中董事部为表扬杨金殿先生对迁校作出的巨大贡献，在校门正堂竖立了杨氏的铜像，杨金殿之热心华文教育，一方面是受到父母的影响，另一方面是陈嘉庚兴学精神的感召，他对记者说，”我自小接受华文教育，而父母平时不断灌输我民族的思想意识，以及中华文化对我的薰陶，我感到为华校做事义不容辞，便从息影多年的情况下再度出来”，他又说福建先贤毁家兴学的陈嘉庚对他有颇大的影响。
拿督陈世荣是芙蓉闽帮领袖，他受陈嘉庚兴学办教精神的影响与李成枫和杨金殿略有不同，拿督陈於1909年诞生於中国福建永春，在家乡受过五年私塾教育，十八岁南来抵芙蓉埠，渐在商界崭露头角，后他於事业有成，积极支持华文教育，1957年，他开始担任森美兰华校董事联合会理事，随后任该会主席和副主席多年(即从第六届至第十六届，1962年至1983年)（注194）。同时拿督陈积极投身於芙蓉中华中学董事部工作，自1949年起他在芙中董事会担任要职，历任董事长，副董事长和总务多年，他曾任该校董事长十四年，副董事长十四年，总务八年及普通董事七年，共计四十三年之久，是该校任职最久的一位董事，七十年代马来亚独中运动，拿督陈投身其间，1973年担任“发展独中工委会董事代表”，贡献良多，1989年他荣获华教节“林连玉”精神奖，实至名归。
拿督陈世荣献身为华教服务深受陈嘉庚间接的影响，当他初抵芙蓉埠时，曾任职於该埠陈嘉庚公司分行书记四年。虽然他与陈嘉庚先生没有直接的接触，但陈嘉庚毁家兴学的精神和决心给他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常为友人乐道现身的感受。1931年当世界经济不景气侵袭马釆亚，胶价泻跌，百业萧条，陈嘉庚先生面临破产，但陈氏还是决心毁家支持集美和厦门大学的庞大开销，拿督陈世荣回忆陈嘉庚先生於该年曾发动陈嘉庚公司属下一百零八间分行约二千名职员，将公司配给职员的四角钱理发费汇集起来，献捐给厦门大学（注195）。拿督陈曾任芙蓉分公司书记处理分公司与总行来往信件，其间他也曾看到陈嘉庚信上誓言为兴学办校而坚持和牺牲（注196），陈嘉庚毁家兴学的良好典范鼓舞拿督陈世荣为华文教育作出贡献。
结束语
新马最早一间有记录的闽校是在新加坡的崇文阁，於1849年由闽侨领袖陈金声创办，但较著名的早期闽校要推新加坡的萃英书院，该校也是由陈金声发起在1854年创立。这两间闽校都属於义学，义学是公立的，由全体闽侨支持。在性质上比旧有的私塾来得进步，教育效果良好。
随着晚清的教育改革，新马华社在二十世纪初纷纷建立了新式学堂，但这些学堂都带有浓厚的帮派色彩，新马第一间新式闽人学堂一一道南学堂就在这样的环境下诞生了(1907年)，道南学堂的创建是新马闽人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里程碑，道南学堂不仅在学生和教师人数方面比萃英书院多，在课程内容方面也比萃英书院较合时代潮流以及切合新马环境的须要。
民国时期中国教育获得较全面的发展，虽然政治混乱带来不良的影响，民初政府及后来的南京政府尚能建立一套较清末完整的新教育制度，同时南京政府对海外华文教育非常重视，在中央政府属下的教育部设有华侨教育设计委员会，作为华侨教育的设计和谘询的机构。南京政府又扩大属下的侨务委员会，委任一些知名的华侨领袖为侨务委员，通过他们反映侨社的要求，以更有效地拟定华侨教育政策，南京政府除了给於华侨教育诸多鼓励外，在解决侨教的师资和课本方面作出重大的贡献。
除了民国政府的鼓励和协助外，新马华社受到新中国的政治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大力发展新式教育，广泛地建立学校，新马华社在民国时期普遍地建立小学，即使在穷乡僻壤也都有华文小学校的存在。自1919年3月新马第一所华文中学一一华侨中学在新加坡建立后，华文中学教育获得迅速的发展。
作为新马华文教育体系重要一部份的闽人教育，在民国时期也是获得空前的发展，有许多闽人创办的学校在新加坡、吉隆坡、马六甲、芙蓉、怡保和梹城等地纷纷出现。当然闽校的发展与华文教育的发展是密切而不可分开的。在这个时期，闽社有陈嘉庚先生那样杰出的人物出来领导，所以闽人对超帮派教育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新马闽人对华文教育的一重要贡献是淡化帮派的观念和采用国语教学。在这方面，新马的闽校起了带动的作用。新马闽校对华文教育发展的另一贡献是创办华校的会考制度。
民国时期新马闽人教育的发展与陈嘉庚先生的教育事业是分不开的。陈先生秉着“爱乡，爱国和爱种”的精神来发展闽南和新马的华文教育。他以庞大的家财创建了著名的集美学村，厦门大学和新马的一些著名学府如新加坡的华侨中学，他毁家兴学和为公忘私的伟大精神鼓舞着千千万万的闽人和中国人，他直接和间接地影响许多新马闽人对兴学办教事业作出重大的贡献。
（原载1990年12月1日《南洋商报》）
注释：
1.见William Milne, A Retro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To China. (Malacca, 1820)第151页。
2.见Bria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and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Mission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1979)第24页。
3.汤生氏所提的另两间华校，他们都是以粤语教学，一间坐落于葛南村(Kampung Glam)，另一间在北京街见Song Ong Slang(宋旺相)，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Singapore, 1967 Reprint)第26页。
4.同上。
5.见Yen Ching Hwang(颜清湟),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00-1911(新马华人社会史，1800至1911)(新加坡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80页。
6.见《兴建崇文阁碑记》，载陈荆和，陈育崧合编，《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0年)第283-285页。
7.同上。
8.同上。
9.见Song Ong Sl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n Singapore第46页。
10.见“萃英书院碑记”，载陈荆和，陈育崧合编，《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第291-292页。
11.除陈明水外，其他的闽籍富商包括薛荣越(叻报创办以薛有礼之父)，陈振生、杨佛生、林生财、许行云、•陈俊睦、梁添发、曾得璋、洪锦雀和薛茂元。见“萃英书院碑文”载陈荆和、陈育崧合编，《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第291-292页。
12.同上书，第293-294页。
13.见J. D. Vaughan,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Singapore, The Mission Press, 1879, 台北成文出版社重印，1971年)第85-86页。
14.见叻报，1889年1月17日，第2页。
15.见叻报，1892年1月15日，第2页。
16.见星报，1892年1月15日，第8页。
17.见《观黄公度观察奖励学童事喜而有说》，载星报，1892年1月9日，第1页。
18.见Luke S. K. Kwong, A Mosaic of The Hundred Days Personalities, Politics And ldeas of 1898 (Harvard Univermty Press, Massachusetts, 1984)第169页。
19.见William Ayers, Chang Chih-Tung And Educational Reform l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1)第152-193页。
20.见张之洞《劝学篇》，载《张文襄公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第6册，第3702-50页。
21.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长春，1935年)，第486册，第2页，亦见《光绪朝东华录》(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四册第101-102页。
22.见朱寿朋纂修，《十二朝东华录：光绪朝》(文海出版社，台北，1963年)，第九册，第5426-5427页。
23.见颜清湟著，李恩涵译， 《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82年)，第180-181页；天南新报，1900年2月10日，第1页；1900年4月26日，第1页；日新报，1900年2月7日，第1页；1900年2月10日，第6页。
24.见Yen Ching Hwang(颜清湟)，The Confucian Revival Movement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99-1911,载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T No. 1(March, 1976)。
25.见颜清湟著，李恩涵译，《星马华人与辛亥 革命》，第56-58页。
26.同上书，第75-101页。
27.同上书，第110-122页。
28.同上书，第180-182页。
29.见槟城新报，1904年7月1日；叻报，1904年12月30日。
30.见“花翎盐运使代理槟榔屿副领事官戴春荣的有关槟榔屿的报告，光绪34年”的附录，即《中华学校监督胡国廉与林汝舟的槟榔屿中华学校创建缘起》，载《清朝槟榔屿领事馆档案》抄发文稿第六卷(手抄本)。
31.同上。
32.中华学校第一届的校政监督部成员包括正监督花翎盐运使职衔胡国廉(即胡子春)，副监督花翎仝知职衔林汝舟(即林花钻)，总理花翎道衔林克全，协理州同职衔连济川，总理花翎福建试用同知梁廷芳，协理蓝翎都司职衔黄廷章，总理中书科中书职衔梁家耀，协理蓝翎道衔林光远，总理花翎仝知试用同知张韶光，协理监生伍社旺，总理花翎同知职衔谢其正，协理监生吴德志，总理花翎同知职衔温震东，协理监生黄金庆，详见学部官报，第九期，光绪32年(1906年)十一月初一日。
33.见《槟平章公馆光绪甲辰腊月之议事簿》(手抄本原件已失，著者保有印本)第二册。
34.见陈育崧，《马来亚华文教育发展史》，载高信、张希哲编，《华侨史论集》．(国防研究院，台北1963)。第136-137页，亦见陈育崧，《马来亚华文教育发展史》，载陈育崧，《椰阴馆文存》(南洋学会，新加坡1984年)，第242-244页。
35.见谢品锋，《应新学校史略》，载《星洲应和会馆141周年纪念特刊》(林志高等编)(新加坡1965年)第15页。
36.见《本校沿革》，载《养正学校金禧纪念刊》(新加坡，1936年)第31页。
37.见林国璋，“校史”，载李谷僧、林国璋编，《新加坡端蒙学校30周年纪念册》(新加坡，1936年)第11页。
38.见叻报，1907年4月16日，第8页，1907年4月23日，第三页及1907年5月2日，第8页。
39.见《道南校史》，载林云等编，《道南学校创校60周年纪念特刊》 (新加坡，1966年)，第25页。
40.张善庆是一位富有的出入口商，1906年被选为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第一届的董事。李清渊是新加坡永春人的领袖，他曾任新加坡保
良局议员。见苏孝先主编，《漳州十属旅星同乡录》(新加坡，1948年)，第59页和第63页；“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登记议事簿”
(手抄本原件)，第1-2页：Yen Ching Hwang(颜清湟),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00-1911，第183页及208页之注释。
41.见“道南校史”，载林云等编，《道南学校创校60周年纪念特刊》，第25页。
42.见Song Ong Siang(宋旺相)，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第205页。
43.在1907年聘请的专职教师包括马徵祥(校长)、王会仪、李郁亭、季安仁、李辑五、朱资生、吴景潜、林贻厥、洪国祥、翁介陵、蒋丽腾和王文选。除朱资生(广西籍)和吴景潜(籍贯不详)外，其余的都是闽籍。见“历任教职员名录”，载林云等编，《道南学校创校60周年纪念特刊》，第47页。
44.同上书，第44页。
45.1908年，道南学校在报章上所登的招生广告都提及“凡我闽帮孩童在7岁至15岁者均应在规定时日内来校注册上课”见叻报，1908年1月 2日第6版，1908年8月7日，第1版，1908年7月14日，第1版和1908年7月27日，第1版。
46.见颜清湟著，李恩涵译，《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第324-330页。
46a.1909年8月，道南学堂(闽帮)和养正学堂(粤帮)的招生广告中，已删去了凡我闽(粤)帮孩童之句。次年，新加坡的其他学堂如潮帮的端蒙，客帮(大埔)的启发学堂等都取消了以帮为招生的原则，删除入学的限制。见南洋总汇新报，1909年8月3日，第2页，1910年2月17日，第2页，1910年2月18日，第2页。
46b.见Yen Ching Hwang(颜清湟)，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00-1911，第303-304页。
46c.见谢品锋，“新加坡应新学堂酌改筒明章程。(应新学堂，新加坡，1907年)第3—5页。
46d.同上。
47.见李桂林主编，《中国教育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7月)第354页。
48.同上书355页。
49.同上，亦见Colin Mackerras“Education in the Guomindang Period, 1928-1949”载David Pong & Edmond Fung (eds), Ideal andReality: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Modern China, 1860-1949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Lanham, 1985)第153-154页。
50.见李桂林主编，同上书，第354-355页：亦见Cyrus H. Peake, Nationalism and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Howard Fertig，New York, 1970)75-76页。
51.见李桂林主编，同上书，第356页。
52.见李桂林，同上书，第358页。
53.见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五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3月)第79-82页。
54.同上，第83页。
55.同上，第84-86页。
56.在辛亥革命运动期间，革命党人渗透华校的活动，见颜清湟著，李恩涵译，《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第186-188页。
57.如1917年先后由北洋政府总统和教育总长颁给印尼学务总会总理陈显源以及支持兴办侨教的黄仲涵、张鸿南匾额和奖章。同时，教育部也奖励学务总会视学熊理，三宝垄中华学校校长石呜球等三名有功之士。见李学民、黄昆章著，《印尼华侨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378页。
58.见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五卷，第366页。
59.见张朋园、沈怀玉合编，《国民政府职官年表(1925-1949)》第1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第282页。
60.1931年，侨务委员会委员名额从十五名(1928年)增加到卅八名。而知名侨领被聘为委员的人数也增加，其中包括新加坡的陈武烈、李振殿和周献瑞，马六甲的沈鸿柏，吉隆坡的陈占梅和怡保的李源水。同上书，第284页。
61.同上。
62.见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5卷，第366页。
63.同上，15-53页。
64.如《教育经济救国论》、《我对平民教育的观感》等长文连载在新加坡出版的南洋商报。除外，短文如《发展平民教育乃人人应负的责任》、《平民教育促进会新讯》、《平民教育与职业教育》、《平民教育为当今之急务》等纷纷刊登。见南洋商报，11/2。1924，p.2, 13/2/1924, p.2, 14/2/1924, p.2, 15/2/1924, p.2, 16/2/1924, p.2, 18/2/1924, p.2, 19/2/1924, p.2, 20/2/1924, p.2, 23/2/1924, p.2, 25/2/1924, p.2, 26/2/1924, p.2, 10/3/1924, p.11, 11/3/1924, p.2, 12/3/1924, p.2, 14/3/1924, p.2, 26/2/1924, p.11, 7/3/1924, p.11 2/5/1924, p.11, 3/5/1924,p.11。
65.有关新马华人给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支持，详见颜清湟著，李思涵译，《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第333-360页。
66.见许苏吾编著，《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新加坡，联枢印务有限公司，1949年10月)29-31页，郑良树、魏维贤编著，《马来西亚、新加坡华文中学特刊提要，附校史》(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1975年12月)第221及247页。
67.见郑良树、魏维贤编著，同上书，第6页，12页及15页。
68.同上书，第173、181及186页。
69.见许苏吾，《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第19页。
70.同上，第25至27页；李谷僧、林国璋主编，《新加坡端蒙学校30周年纪念册》，第14页。
71.见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第305页。
72.见许苏吾，《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第46页。
73.同上书，第46页；南洋总汇报，1909年2月13日，槟城新报，1909年1月8日，Straits Budget 15/10/1908, p.2。
74.见许苏吾编著，《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第48页。
75.同上书，第48-49页。
76.郑良树、魏维贤编著，《马来西亚、新加坡华文中学特刊提要，附校史》，第247-248页。
77.详见“本校校史”，载南洋华侨中学金禧纪念特刊，(新加坡，华侨中学，1969年)第11页；许苏吾，《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50-51页；陈嘉庚，《南侨回忆录》(新加坡，陈嘉庚，1946年)上册，第20页。
78.有关帮与帮之间的对峙和冲突，详见Yen Ching Hwang(颜清湟),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00-1911, 194-198页。
79.有关陈嘉庚的兴学救国的言论，见陈氏在筹办华侨中学的演词。该演词刊登在国民日报1918年6月18日和6月20日，亦见杨进发编著，《战前的陈嘉庚言论史料与分析》(新加坡，南洋学会，1980年)，第25-28页。
80.有关华文报章对华侨社会文化和教育的影响，早期的可参阅Chen Mong Hock(陈蒙鹤)，The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of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Singapore,1967)；战后的可参阅王慷鼎，《新加坡华文日报社论研究，1945-1959》(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论文，1989年)。
81.有关槟城阅书报社与辛亥革命运动密切的关系，详见颜清湟著，李恩涵译，《星马华人与辛女革命》，第140，260-264页。
82.见郑良树、魏维贤编著，《马来西亚、新加坡华文中学特刊提要，附校史》，第164页。
83.详同上书，第19，97，105和284页。
84.见“本校史略”，载王佐等编，《培风50年：金禧纪念特刊》(培风中学，马六甲，1963年)第20页。
85.详见许苏吾编著，《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第55页。
86.刊登在1929年1月1日南洋商报的《中学教育与南洋》一文中，提到南洋各地中学教育的情况，并提及“……办高中者仅华侨中学校，而尚属初办”。从这段文字看来新加坡华侨中学试办高中应早于1929年，见吴毓双，《中学教育与南洋》，载南洋商报，1929年1月1日，第3页。
87.见郑良树、魏维贤编著，《马来西亚、新加坡华文中学特刊提要，附校史》，第9-10页。
88.同上书，第13页。
89.见吴毓双，《中学教育与南洋》，载南洋商报，1929年1月1日，第3页。
90.见李谷僧、林国璋主编，《新加坡端蒙学校30周年纪念册》，第21-22页。
91.见郑良树、魏维贤编著，《马来西亚、新加坡华文中学特刊提要，附校史》，第15页。
92.见南洋商报，1924年2月9日，第15页，1924年2月13日，第16页，1924年2月18日，第10页，1924年2月21日，第10页及第16页，1924年3月22日，第16页，1924年4月 3日，第16页，1924年4月14日，第15页，1924年4月30日，第10页，1924年5月1日，第10页，1924年5月20日，第16页，1924年6月5日，第14页；南洋商报，1929年2月26日，第5页，1929年2月27日，第1页，1929年3月5日，第17页，1929年4月5日，第11页，1929年4月18日，第1页，1929年11月27日，第17页。
93.见吴毓双，《中学教育与南洋》载南洋商报1929年1月1日，第3页。
94.同上。
95.详见吴华，《新加坡华族会馆志》，第一册(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年)第4页。
96.见许苏吾编著，《新加坡教育全貌》，第29页。
97.见王增炳、余纲著，《陈嘉庚兴学记》(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年3月)，第63页。
98.原载于民国16年(1927年新加坡“闽侨半月刊”，后转载于南洋商报，1929年4月10日林梅公主编的“教育周刊。第十三期。
99.见许苏吾编著，《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第48页。
100.陈嘉庚在1930年8月初新加坡福建会馆会员大会上报告会务时，提到会馆改组(1929年2月)后接办道南、爱同和崇福，同时津贴八间闽校，见南洋商报1930年8月5日。
101.见“新加坡闽侨各校概况”，载南洋商报1929年4月3日“教育周刊”第十二期，1929年4月10日“教育周刊”第十三期及1929年4月24日“教育周刊”第十五期。
102.见南洋商报1929年4月10日“教育周刊”(林梅公编)，第十三期。
103.福建会馆正式接管道南、崇福和爱同三校是1929年12月，见1930年福建会馆常年会员大会中教育科主任林庆年先生的报告，载南洋商报，1930年8月5日：有关1929年2月福建会馆改组大会及新任委员，见南洋商报1929年2月4日，第4页，1929年2月13日，第3页。
104.见《吉隆坡雪兰莪福建会馆议事记录》，1930-1932早，第149页，亦见郭洙镇等编，《雪兰莪福建会馆百年纪念特刊》(1885-1985)(马来西亚雪兰莪福建会馆，吉隆坡，1986年)，第37页。
105.见郭洙镇等编，《雪兰莪福建会馆百年纪念特刊》(1885-1985)，第56页。
106.见《吉隆坡雪兰莪福建会馆议事记录》，1930-1932年，第131，145页；1934-1937年，第21页。
107.见1946年雪兰莪中华中学复校特刊，《中学部概况，沿革史略》，转载郭洙镇等编，《雪兰莪福建会馆百年纪念特刊》(1885-1985)，第72页。
108.同上。
109.见王增炳、余纲著，《新加坡兴学记》，第62页。
110.见林云主编，《道南学校创校60周年纪念特刊》，第46页。
111.见“历任教职员名录”，同上书，第47-48页。
112.参加此重要会议的代表共九十七名，其中南洋华侨代表五十七名，专家代表二十名和暨南大学代表二十名，济济一堂。南洋代表中较著名的有刘士木、丘守愚、陈宗山和顾因明等，而专家代表较著名的有林文庆、李登辉、萧佛成和张永福。大会通过许多重要议案，在闭幕日发表宣言。有关此会议的详情，参看南洋商报刊登的报导，载于1929年6月27日，7月2日和3日的“教育特刊”栏。
113.见“本坡各校对南洋华侨教育会议之提案”，载南洋商报，1929年5月20日，第22页。
114.同上。
115.见许苏吾编著，《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第65-66页。
116.见南洋商报，1931年12月15日，第6页。
117.见许苏吾编著，《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第78-80页。
118.这时期大陆学者出版的有王增炳、余纲所著的《陈嘉庚兴学记》，陈碧笙、杨国桢所著的《陈嘉庚传》(1983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等编的《回忆陈嘉庚》(1984年10月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及陈碧笙和陈毅明所编的《陈嘉庚年谱》(1986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119.见C. F. Yong(杨进发)，Tan Kah Kee: 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Singapore，1987)。
120.见陈碧笙、陈毅明编，《陈嘉庚年谱》，第2至3页。
121.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草原出版社，香港，1979年重印本)，第393页。
122.有关陈嘉庚工商业的成就，详见C. P. Yong(杨进发)，Tan Kah Kee： 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第三章。
123.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1979年版本)，第404页。
124.同上书，第405-415页；C. F. Yong(杨进发) Tan Kah Kee: 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 (第二版，1989年), 第49-58页。
125.有关陈嘉庚改组新加坡福建会馆的详情和分析，见C. F. YONG(杨进发)，Tan Kah Kee: 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第二版，1989年)第135-141页；有关新加坡福建会馆改组前夕的会员大会，见南洋商报，1929年2月4日，第4页。
126.见C. F. Yong(杨进发)，同上，第145-146页。
127.见Yen Ching Hwang(颜清湟) “The Response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To The Tsinan lncident，1928”载南洋学报第四十三卷，第一、二期(新加坡，1988年)，第1-22页。
128.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1979年重印版)，第345页。
129.见杨进发编著，《战前的陈嘉庚言论史料与分析》，第13页。
130.见南洋商报，1929年3月14日，第8页。
131.见“星洲公立树人学校演剧筹款会宣言”，载南洋商报。1929年3月16日第8页。
132.陈嘉庚谓9岁入私塾至17岁时辍学。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1979年重印版)第393页。
133.见王增炳、余纲著，《陈嘉庚兴学记》，第18页；陈碧笙，陈毅明编，《陈嘉庚年谱》，第16页。
134.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1979年重印版)，第6页。
135.同上。
136.同上书，第6-10页，王增炳、余纲著《陈嘉庚兴学记》，第20-26页；陈碧笙、陈毅明编，《陈嘉庚年谱》，第20-50页。
137.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13页。
138.同上。
139.见王增炳、余纲著，《陈嘉庚兴学记》，第35页。
140.见陈碧笙，陈毅明编，《陈嘉庚午谱》，第33页。
141.见C. F. Yong(杨进发)，Tan Kah Kee: 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and，第100-102页。
142.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1979年重印版)，第15-17页。
143.同上书，第18页。
144.见叻报，1907年4月16日，1907年4月13日，1907年4月27日，1907年5月7日，1907年7月30日，1907午12月30日及1909年1月14日。
145.见C. F. Yong(杨进发)，Tan Kah Kee: 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第87页。
146.同上书，第88页；许苏吾编著，《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第27-28页。
147.见C. F. Yong(杨进发)，Tan Kah Kee: 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第88页。
148.见林云主编，《道南学校创校60周年纪念特刊》，第46页。
149.见许苏吾编著，《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第29-30页。
150.同上书，第48页。
151.见陈嘉庚筹办南洋华侨中学的演词，载国民日报1918年6月18日及1918年6月20日；亦见杨进发编著，《战前的陈嘉庚言论史料与分析》，第25-28页。
152.同上演词。
153.同上演词。
154.见“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会议事记录”，1913年6月7日，载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会议事记录第八册(1913-1916)第19页。
155.见杨进发，《陈嘉庚与创办华中二、三事》，载星洲日报，1980年7月7日。
156.见国民日报，1917年4月10日。
157.见C. F. Yong(杨进发)，Tan Kah Kee: 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 (1989年重印版)第88页。
158.见陈嘉庚筹办南洋华侨中学的演词，载国民日报1918年6月18日和1918年6月20日。
159.见“本校校史”，载《南洋华侨中学校金禧纪念特刊》，第11-15页。
160.见陈嘉庚筹办南洋华侨中学的演词，载国民日报1918年6月18日和1918年6月20日。
161.见“本校校史”，载《南洋华侨中学校金禧纪念特刊》，第11-15页。
162.同上。
163.见陈嘉庚先生的演辞谓共党图谋赤化华中，载南洋商报1931年3月2日，第6页。
164.见C. F. Yong(杨进发)，Tan Kah Kee: 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 (1989年重印版)第95页。
165.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1979年香港重印版)第83页。
166.有关陈嘉庚先生创办新加坡水产航海学校的详细情形，见叶钟铃，《陈嘉庚办南洋华侨水产航海学校始来)一文，载颜清湟编，《亚洲文化》第十四期(1990年4月新加坡)，“海外华人专号”第150-160页。
167.见南洋商报，1938年11月26日。
168.见叶钟铃《陈嘉庚办南洋华侨水产航海学校始来》，载颜清湟编，《亚洲文化》第十四期“海外华人专号”，第153页。
169.同上，第155-159页。
170.见南洋商报，1941年4月18日。
171.见王增炳、余纲著，《陈嘉庚兴学记》，第69页。
172.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1979年香港重印版)第19页。
173.同上；C. F. Yong(杨进发)，Tan Kah Kee: 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第90页。
174.见陈嘉庚筹办南洋华侨中学演词，载国民日报，1918年6月18日及1918年6月20日。
175.见C. F. Yong(杨进发)，Tan Kah Kee: 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第111页。
176.据陈嘉庚自叙当时购买的四百依葛橡胶园值十六万馀元，李光前所捐之五万仅属总值的一部分，见陈嘉庚，《南洋侨回忆录》 (1979年香港重印版)第18页。
177.见(C. F. Yong(杨进发)，Tan Kah Kee：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第111页。
178.见林孝胜，《家族主义与企业：陈六使先生的企业世界》，载颜清湟编，《亚洲文化》第十四期(1990年4月)“海外华人专号”，第132-134页；《海外民办华文大学平地起：陈六使与南洋大学》，载南洋商报(马来西亚)，1990年1月6日，第9页。
179.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18页。
180.同上书，第40-41页。
181.见C. F. Yong(杨进发), Tan Kah Kee: 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第116页。
182.见《海外民办华文大学平地起；陈六使与南洋大学》，载南洋商报(马来西亚)，1990年1月6日。
183.同上。
184.见C. F. Yong(杨进发)，Tan Kah Kee：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第111-112页。
185.见国民日报，1918年6月18日。
186.见叻报，1926年2月23日。
187.见南洋商报，1931年11月20日。
188.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307页。
189.见“本校校史”，载《南洋华侨中学校金禧纪念特刊》，第11-15页。
190.见庄希泉，《光辉旗帜耀千秋》，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回忆陈嘉庚》，第28页。
101.见陈玉水，“振兴吉隆坡中华独中功臣——永不言休的李成枫”，载南洋商报，1990年2月8日，第6页。
192.见郑万成，《育才迁校功臣之一：杨金殿与育才独中》，载南洋商报，1990年1月7日，第8页；陈郁菲，“培中的现在与将来”，载吡叻华校董事联合会协助华文独立中学发展工作委员会编，《吡叻州华文独中复兴史》 (怡保，上海印务书局，1976年)第423页。
193.见郑万成，同上文，载南洋商报，1990年1月7日，第8页。
194.见森美兰华校董事会联合会历任执委名单，载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出版组编，《董总卅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吉隆坡，1987年)上册，第102-103页。
195.见许世平，《拿督陈世荣：服务华校锲而不舍》，载南洋商报，1990年5月11日，第2页。
196.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