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贡献以经济为首

海外华人贡献以经济为首

王赓武


    人类散居在地球上,已成为人类史上持续的部分。自远古以来,无论是个人、家庭和部落,每当需要寻找富裕的生活与安全时,就会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个地方去。这种寻求生存机会与美好生活的欲望是那么强烈,只有在强权实施土地限制时,这种欲望才会受到压抑或减缓下来。自技术改进后,人们才有可能促进农业革命,而长期定居才成为定型。另一方面,过剩的生产促进了市镇、城市、王国与帝国的成长;而人们制定出来的典章制度,一面把自己人留下来,—面又把外人拒于门外。在中国,这导致了有纪录的最稳定的政治制度之一。它的成功,也导致了几千年来的中国吸引了移民的到来,另一方面却很少人移居外地。直至十九世纪,帝国的边境内的地带,才发生了移民自愿迁徙的现象。

    在一世纪与十一世纪间,中国的人口约从五千万增加了一倍。到了十九世纪初,人口更是倍增,达致四亿人左右,官方的人口政策,及寻找耕地与城市就业机会,造成了越来越多国内人口大规模的迁移。伴随着人们的迁移,商人冒险进行商业活动,有些商人甚至远赴边境以外的市场去。不过他们的活动不但因安全的需要及外交关系受到限制,也因社会与文化的禁令而不能离境。长期以来,到海外贸易特别受到阻拦。直到十九世纪,才有大批中国人到遥远的外地寻觅工作。这种新移民现象,标志着农业中国对工业革命反应的肇端。经过了一段时间,中国的领导人才发觉到它所产生的影响而在中国蒙受了西方列强—连串的挫败后,使中国不可避免地也必须加入现代化的竞争行列。到了今天,随着海外华人移民在世界各大洲建立了社区,以及许多海外华人在全球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海外华人的非凡的历程,很值得我们去描绘。本书是第一次尝试为这个蜕变的过程提供全面的论述。

拉入与推出构成移民浪潮因素

    所有移民最初都与“拉人”及“推出”的因素有关。十九世纪时,中国经历了这两方面最惨痛的经验。国内的战乱与饥馑,把许多中国人“推出”国外;而国外一些新兴的工业国又亟需廉价劳工,为贫困的中国人提供了工作的机会,把他们“拉”了过去。从某一观点来看,只有非洲的奴隶贸易,比千千万万输出世界各地的华人契约劳工的命运更悲惨。但从另一观点来看,华人移居国外,又绐他们带来了生命活力与希望。这些华人以坚韧不拔与大无畏的进取精神,接受了挑战。这不但使每个人感到惊异,甚至连中国国内的政府与精英分子也有同感。为了了解这一点,我们有必要把移民的情况与中国的文化与历史联系起来看待。然而海外华人的核心问题,在于他们对国外不同的情况作出不同的反应。尤其是许多人从实际经验中,决定在居留地定居下来,不再回中国,这就形成了海外华人建立的一种特别的社区,而这也反过来决定了他们希望其后裔在居留地的前途。

    许多华人把海外华人的成功归于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与优越性。有时候,这不免夸大其词,使人不能置信,尤其是那些出自沙文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的议沦。我们倘若要以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来阐释海外华人所获得或无法获得的成就,就必须格外谨慎,我们必须对中国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与政治的重要因素予以全面的考虑。另一方面,中国文化问题是不能回避的,那些低估,甚至不顾文化因素的人,只是一味全然归功于现代化力量的重要发展,不免把问题过于简单化,有以偏概全之嫌。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所述的事项。—个人如果相信引起改变或维持原状的一切因素,是源于理性的选择与普遍的人类特性,那么他的阐释能力同样受到局限。移民牵涉到对外国事物刺激的多方面反应,以及华人寓居者与移民对新环境处理的方式,关于这—点,直到现在我们的注意力仍然不够,今后应给予更密切的关注。

每个移民背后的因素并非不变

    正如本书的论述所展示的,文化与历史对移民社区的形成与进展是重要的。我们常说华人移民是勤俭的,为了家庭作出了牺牲,重视教育与力求向上,以及他们如何组织起来,作有效的防卫与行动,但这些都是不足够的、许多其他种族也有这些优点。华人如何维持他们所做的一切,确实反映了其文化渊源及特别形成的历史。东南亚最早的华族商人墨守着流寓的模式,他们也努力保有其特殊的家庭、宗教与习俗的联系,这决定了他们小小社区的生存之道。较后被转运到世界各地的劳工,特别是那些无法回归中国的劳工,只好选择定居下来,不过却极力抗拒接受同化。二十世纪接踵而来的好几股移民浪潮中,有较高教育水平的教师、新闻工作者、学生与难民。他们当中,很多人带来新的通讯与组织技能,把海外的新兴华人社区与现代化的中国联系起来,这包括了基本的政治与文化变迁,它们或是吸引了—些海外华人,或是受到华人的否定。这些改变反过来影响了中国与居留国的华人对新经济机会所作的反应。

勿把华人认同问题假设是政策与个人选择的问题

    最后,可见华人移民有各种不同的原因,但他们既不是在本国扩张势力的支持下,成为殖民地的开拓者,也不是沦为环境的奴隶,或是受制于某种特殊地域与职业的经济力量。他们具有多样选择的能力,以及不同程度的行动自由。每个移民背后的因素并非永恒不变的,其出闰的背景才是重要的。比起移民所背负的文化包袱,这两者更具有决定性。正如本书所展示,华人何时离乡背井,移居到何处去,对他们在国外所塑造的社区,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在时日的推移中,这两个问题有助于我们把世界上的华人略分为三类。第一类华人占了大多数,他们居住在中国邻近的地域里,这里也是他们最早移居与继续移居的地区。第二类华人散居在世界上发展中的国家,人数较少。第二类华人移居到西方工业国,特别是近年来流向北美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的移民。

    华人何时移居的问题是重要的,因为它突出了移民离开中国与在外国所受待遇的境况。选择出国的时间,不但使定居在中国邻近地区的华人移民占尽便宜,同时如果他们选择种族认同的话,也突出了他们对种族认同的深厚感情。这就提醒我们,不要把华人认同的问题,只是单纯地假设为政府的政策与个人选择的问题。

    居住在中国(包括中国大陆、香港与台湾)以外的华人,大约有百分之八十是属于第一类华人。他们当中,许多人很早就到那里经商,并与当地居民同化,这些人多半是在朝鲜、日本与东南亚大陆。但其他人仍然保留中国人的身分,并意识到他们仍然生活在与中国有长期贸易联系的人群中。对十九世纪以来从华南飘洋过海的移民来说,这种情况尤其确实。他们仍然相信,在居留国问的未来关系上,他们仍能扮演重要的经济角色,以及中国试图在该地区重获其历史地位。即使是在以华人组成独立政府的新加坡,以及在华人成为最大少数民族的马来西亚,他们的经济功能还是首要的。除非他们成功地扮演这样的角色,否则绝不能保证他们继续在政治、社会与文化上,占有—席之地。任何地方的国家,只要在区域贸易上与中国有密切的关系,它们依赖华人以达致商业上的成功就越明显。不过这并非是没有代价的,少数成功的华商,聚集了巨大的财富,引起当地原住民的妒忌,致使过着正常生活的多数华人,其安全也受到威胁。这种现象提醒我们,中国与这地区的接近是何等重要,所有关注这些事项的人,都必须谨慎与警惕。

    说到第二类华人,当二十世纪之际,在非洲、拉丁美洲与亚洲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里,散布各地的华社便已形成。这些地区的华人人数太少,以致人从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他们易于跟当地人同化。如果新移民太少,无法扩大他们的人口,他们就再度移民到其他国家去。同样地,他们也须仰赖其贸易手段,以维持他们小小的社区。他们不可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至于他们的社会与文化生活,他们须仰赖新技术,以缩减他们与其他地方华人社区的距离,但如果中国能像预期中一样,最终成为经济强国,那么,不管今天多么小的华社,都有机会扩大其商业角色,而且不但能加强与中国人民的联系,也能加强与其他地区华人的联系。不过先决条件是,在这些新国度里,必须有长期与容忍多元种族的宽大精神。无论如何,在这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里,华人还有其他的选择。如果有必要的话,许多人将会迁移到比较容易赚钱又安全的地方去。

杰出的新移民回归中国

    对于西方国家的第二类与成长中的华人,却出现了历史上的矛盾。多数移居说英语国家的早期华人矿工与苦力,被迫回归中国。至于羁留下来的人,有些人转行成为小商人;另有少数人接受了足够的教育,跻身专业人士的行列。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政府改变了移民政策,形势为之改观。今天的移民国家,尤其是美国、加拿大与澳洲,所容纳的众多移民中,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比世界上任何地区的都多。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这些实力薄弱与零散的华社日渐衰微,现在却从台湾、香港乃至近期的中国大陆,掀起了一股又一股的新移民浪潮,注人了新血。越来越多华人家庭移入,有些家长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些则选择移居到一个特殊的国家,为自已及子:女寻求更好的教育及机会。

    这些新移民热切希望在促进中国现代化约过程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他们可以和那些离开国上向西方学习的杰出知识分子,以及那些自二十世纪初以来就把爱国主义思想、共产主义组织与教育理念带到外地的同胞两相比较。但就人数方面而言,这样的移居都是前所未有的。

    不过他们对较早华人移民的影响是很难估计的。他们仍然在流动,如果有必要的活,他们准备再度迁移。在感情与文化上,他们与中国保持了紧密的联系。有些人也回到台湾、香港与中国大陆去。他们对中国人与事的忠诚,虽因人而异,但在很大程度上,却决定于中国政治体制的未来发展。这些移民的未来动向是很难预测的,毫无疑问地,他们将同样地会受到华人与非华人的严密的监视、要是居留国法律与政治情况允计的话,多数人很可能会继续留在那些国家。

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依然强大

    在一个全球性扩大关系的时代里,上述三类群体孤立发展的可能性很小。在可行的情况下,许多人已经和中国的若干部分产生相互作用。另外许多人也彼此越过不同的区域进行交流,在过去,主要是限于彼此的商业联系,现在却不同了,进步的通讯设备,使他们可以进行多方面的联系,从而发生更紧密的接触。为了应付瞬息万变的当地境况,各种政治与社区领袖接着出现了、他们利用越来越多的现代词语,表达对未来的看法。鉴于他们能更清楚地表达、显得更有信心,所以他们能引导华人向几个不同的方向发展。正如许多人所期盼的一样.未来中国将以某种修正的形式,加人民族国家体系的主流,这种选择越来越明显。有些华人领袖要求他们的社区成员强调他们认同中国人的身分,或表示要把认同中国的人送回中国去,其他人则劝说华人摒弃中国人的身分,全力效忠于所在国,如有可能的话,完全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圈内。不过也有人寻求介于两者间的界位。根据以往的经验,这类人似乎占了多数,对他们来说,华人意识(Chineseness)的涵义可以从某个范围中找到,而那整个范围的深广度将取决于当地的需要与中国在区域及世界中所占的席位。

    纵观中国的整个历史,我们可看到在漫长而变动的边界内外,有些人转化为中国人,也有中国人变成其他人。不过在二十世纪之际,欣然转变为其他人的中国人并不多,而中国文明所受的威胁,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现象。本书展示的情况是,在全球现代化严峻的挑战下,一些处境改变了,使中国人移居国外,又再回归中国,这也确保了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依然强大。倘若中国国内的改革能成功运作,而其更新的文明也能大大地扩展,那么中国人对本书所描绘的海外移民将会另眼相看。他们将会看到,许多华裔对居留国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他们将会更好地认识到,这种成就对过去数百年来居住在国内的中国人,无疑是一种鼓舞。

    (原文是作者为《海外华人百科全书》所作的导论,香港三联书店,一九九八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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