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的耳语者：关于领导力、生活和改变的沉思录》

 

《王的耳语者：关于领导力、生活和改变的沉思录》探讨了高管领导力的提升以及更广阔的生命意义和个人成长。译者在序言中分享了对本书核心理念的理解，强调其不仅面向高管及其教练，也适用于所有关注生命质量的个体，并触及了人类共通的挑战如孤独和贪婪等。作者曼弗雷德·凯茨·德·弗里斯在书中将自己比作人生的“游走者”，旨在通过其视角帮助读者认清全局，支持改变的发生，并最终获得更多选择的自由和更好的人生与组织绩效。

 

 

这部书似乎是一本关于领导力和生命的沉思之作，但作者认为它更适合所有热爱自己生命并关注自身生命质量的人。书中不仅包含了曼弗雷德基于对领导者群体观察的深刻思考，更融入了他基于个人人生旅途，对人类整体“生而为人”的生命历程的反思和哲理。尤其值得深思的是书中关于如何可以过一种更富足的生活的阐述。

 

作为一本探讨领导力和生命的书，书中自然会触及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面临的问题，例如孤独、无意义、失望、遗憾、固执、狂妄以及贪婪等。曼弗雷德将这些问题称为“领导力的种种陷阱”，并像他以往的风格一样，通过丰富的案例来提醒高管们各种潜在风险，并提出了让领导者更卓越的自我管理建议。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常常感觉仿佛一位眼神清亮、思维敏捷、透着睿智的长者坐在对面，与自己轻声交谈，并常常产生点头认同和想要回应的感觉。这可能与曼弗雷德近十年的思考有关，书中也花了些篇幅从人的生命周期的角度来描绘高管们在自我发展方面的挑战，特别是人的日渐衰老这一重要因素，尤其发人深省. 曼弗雷德将自己比喻为一个在人生迷雾中穿行的“游走者”.

 

本书也触及了更广泛的主题，例如人类苦痛的状况，并探讨了人们“想要走出生活泥沼”的故事。作者认为，人们需要沟通，而沉默有时反而是最大声的“呼喊”。通过阅读相关的文章，人们或许能获得一些不同的理解角度和层次，逐渐明白在他们的家庭和个人生活中发生了什么。

 

作者自称为“精神分析师”，并强调在专业情境中会试图“内化”客户的各种感觉，以更有序的方法重构他们的经历，并努力做到感同身受和富有同理心。他总是试图创造一个安全空间，支持客户形成更健康的方式来面对人生挑战，并希望他们能学会自我照顾。

 

本书也探讨了“地毯下的蛇”的综合征，强调在处理问题时，表面现象不一定是真相，需要先处理被掩盖的真正问题，抑制症状不是良方。这个概念解释了人际关系的痛苦、组织生活的难以理解以及工作关系中的功能失调，其大部分答案在于我们相互信任能力的缺失，以及未能认识到通过集体努力更容易获得心理和物质利益.

 

书中还提到了个性的重要性，认为它是深深刻在我们骨子里的东西，决定了我们的“真北”和每个人所能达到的边界。个性塑造了我们特定的生活方式和对待自己及他人的方式，同时也受环境影响。领导力发展对个性的塑造能起一定作用。

 

许多来访者在生活中都缺乏意义和目标，他们想要更好地掌控自己的人生，但并不清楚如何改变现状。作者提出了“能量晴雨表”的概念，建议人们记录哪些活动能激发活力，哪些会“榨干”能量。

 

本书还探讨了群体教练结合“生命”案例研究法，认为这有助于高管们协同工作，加速组织工作的开展，并能创造更好的组织协同，促进横向和虚拟沟通，并成为防止偏执思维和找替罪羊的缓冲区。情商在领导力中至关重要，我们调节和表达情绪的方式定义了“我们是谁”。人类发展是个体内部和人际的双重过程，过去的经历持续影响着我们。作者发现，在领导力发展中使用临床范式探索领导者的情感、思维和行为深层逻辑非常有效。

 

本书强调了自我发现、自我反思、自我完成、自我探索、意义、归属感、控制和能力的重要性，认为聚焦于自我实现的人较少依赖他人意见，对自己更有把握，也更可能自我感觉良好。作者也探讨了死亡焦虑以及人类通过创造力、留下遗产等方式对抗死亡焦虑，寻找生命意义。将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联系起来能增强投入感。归属感也是一种基本生存需求。

 

讲故事与人类大脑的进化有关，能激活大脑特定部分，激发想象力，并影响我们的大脑化学反应、信仰、态度和行为。镜像神经元参与了理解他人动作和心理状态的过程。催产素的释放与信任、慷慨和同情心有关，而听到有感染力的故事会释放更高水平的催产素。故事讲述和倾听之间的共鸣具有治疗效果，能促进心理成长，帮助克服心理问题。小组“生命”案例研究能提供直抒胸臆的情境，帮助高管们放下包袱，认识到彼此生命旅途中的类似挑战，从而团结团队。理解以往互动模式的“原因”，有助于识别功能失调的行为，增加有效改变的机会。利他主义动机也是个人和组织变革的积极力量。

 

“重写”故事是个人旅程中的重要一步，通过探索内心情剧场，人们可以认识到创造新故事是一种选择。寻求他人帮助“重写”故事，以及群体关注和压力，都是变革的有力工具。理解个人叙事的主题以及潜意识的影响，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深层动机和对变革的抵制。觉察自己的情绪、冲突和盲点，有助于过上更充实的生活。

 

改变人们的行为是一项艰苦的工作，需要直面根深蒂固的行为模式，即“个性盔甲”。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都在寻求关于起源、命运和意义的答案. 生命的价值在于人以及改善他人生活的方式。仅仅活着是不够的，需要为一些事而活。客户的幸福感并非来自于外部的认可，而是来自于自我接纳.

 

本书还探讨了价值观、信念和态度，它们是内心剧场的舞台和风景。意义、成就、认可、权力、金钱、报复和学习/探索是重要的“生命锚”.

 

作者批评了大众传媒对精神分析师的刻板印象，并强调精神分析学为心理健康干预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尽管弗洛伊德的性与攻击本能论存在争议，但他对无意识过程和情绪对思维的组织作用的观察已被神经科学证实，精神分析取向的治疗与其他心理治疗同样有效，且疗效更持久. 弗洛伊德认为精神疾病可以治疗，谈论问题可以缓解问题，将无意识信息带入有意识可以拓宽个人选择，但自我认识可能很困难，需要与防御机制作斗争，功能失调的行为模式需要慢慢梳理.

 

要使改变成为可能，既要向前看，也要向后看。改变不容易，因为“个性盔甲”已经形成很久，成年人的大脑也很固执。然而，活着本身就意味着改变. 经历创伤或危及生命的事件后，人们可能会决定停止浪费时间，更珍惜生命，并赋予所做之事意义感. 作者分享了自己和客户阿雷恩的经历，说明了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如何促成个人剧变，并让人更加欣赏生命的可贵. 经历也增加了作者作为助人者的有效性. 生活就是关于改变的，主动调整比被动应对更明智. 花时间精力找不改变的借口不是答案，与过去的自己做斗争会导致自我挫败，更具建设性的是在新境况面前一鼓作气.

 

创造一个安全的空间对于咨询至关重要，客户需要感到被接受、被尊重和舒适，才能打开心扉. 感到被评判的客户会隐瞒信息，阻碍进展. 好的干预结果是客户愿意走出舒适区，尝试新的事物. 咨询师需要小心翼翼，避免看似无风险的评论被视为威胁. 建立强大的工作联盟需要确定感、同情和宽容. 咨询师通过试探性的观察和解释来激发客户的好奇心和关注，澄清和对抗的过程很重要. 过早过快的评判会引发抵抗和防御. 咨询师的个人特质也会对工作联盟产生负面影响. 某些类型的干预也可能对工作联盟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干预过度或不足、过度自我披露和不适当的移情阐释. 对于过度防御、极其谨慎或过分安静的客户，建立信任和共同目标至关重要.

 

客户需要发自内心地对现状感到担忧，痛苦或迷茫的强烈诱因通常是改变的开始. 触发因素可能是家庭关系紧张、健康问题、社会不认可、严重事故、孤立感、问题行为或日常麻烦. 令人不快的孤立事件演变成连续的不快乐模式时，人们很难否认自己出了问题. 认识到必须采取“旋转措施”的洞察本身不会自动使人采取行动，但可能会启动“可视化”的心理过程. 从“否认”到“意识到一切都不好”，人也许能进入新的视角，开启新的自我评估. 他们可能会意识到，仅仅等待时间流逝和行为上的微小变化并不能改善现状.

 

公开表明改变的意愿是个人改变过程的第三步，这是一个人对改变有高度承诺的指标. 告诉他人自己的计划表明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自己的问题，传统心理防御机制已历经必要的发展阶段. 公开承诺会带来无形的压力，促使承诺者跟进并兑现承诺. 客户对改变的抵制开始减弱，“变革免疫系统”停止工作，他们可能对自己的情况有了新的洞见和新的可能，情感能量从无助和绝望转向对现在和未来的积极关注. 他们准备好努力迈向更具建设性的未来，并逐渐表现出放弃旧身份和角色并采用新身份和角色的能力，重新评估生活的目标和意义.

 

作者试图帮助人们离开舒适区，提醒人们行为改变需要内在动力和外部支持. 回退是个人改变过程中的常见现象，简单回退是放弃与年龄相称的应对策略，采用更幼稚的行为模式；“服务自我的回退”则采取更具建设性的形式，无意识上升到有意识，为个人成长和创造力服务，艺术家和需要创意的人士尤其会诉诸这种形式，但并非他们专属. 通过分析梦境，人们可以探索失去控制权和想要获得控制权的主题，并意识到需要为自己负责.

 

“啊哈！”时刻是顿悟的体验，当我们意识到还有其他解决问题的方式或能更好更快地完成任务时，这种体验不太可能被忘记. 右脑参与解决问题，信任意识之外的作用，更有可能得到洞见. 杏仁核在“啊哈！”时刻非常活跃，它向大脑皮层发出信号，刻印到长期记忆中. 一旦有了“啊哈！”体验，新的思维、感觉和行为模式将逐步取代过去的模式.

 

克里斯系统地检视了这些“美妙的干预”时刻，指出发现新记忆的能力与理解其意义的能力相吻合，这类干预通常始于患者详细陈述最近的事件，在某个时刻会喷薄欲出显著的变化，曾经看似混乱的模式逐渐清晰起来，新的记忆和联想变得清晰无比，唾手可得.

 

选择忙碌状态会扼杀可能浮现创造力和洞察力的时刻，看似无所事事实际上是大脑刺激无意识思维的方式. 学会赋予漫无边际的联想正向意义，以好奇的态度重新感知不断涌现出的意象，能帮助觉察触发因素. 许多从前被压抑的记忆会逐渐浮出水面，互动也会真正流动起来. “啊哈！”体验后，人们会采取一系列创造性的步骤彻底改变生活.

 

移情是过去经历的重现，在当下场景中可能不合适甚至奇怪，其源头是幼年时的重要他人. 移情往往针对的是后来在生活和工作中扮演类似父母角色的人，权威人士尤其容易激发移情反应. 助人专业人士自身也是容易发生移情反应的对象. 一见钟情、轻易信任某人、被某个政治家吸引，或者对某人很快滋生不信任，都可能是移情. 任何人际交往中都可能有多个人在场，现实中的人，他人眼中的你，你内心里自己，这使人际关系复杂. 移情反应可能很有诱惑性，人们通过投射“神奇”品质来建立联系，期待顺利完成转型，提高自尊感和幸福感，这是理想化的移情. 咨询师需要关注自己的“反移情反应”，接纳并理解客户的移情，而非被其引诱，保持头脑清醒.

 

移情反应的特征是不适用、高强度、矛盾、反复无常和固执无比，最突出的特点是当下反应的完全不合时宜. 适度的移情反应并不可怕，但过度时会造成不必要的问题，重复过度的移情反应是深层次问题或未竟之事的信号. 学会觉察移情反应，能帮助避免或重复错误，更好地把控生活.

 

本书也探讨了自恋，自恋者喜欢成为关注的焦点，渴望被认可. 接连不断的成功可能导致自负，而当命运之轮改变方向时，会难以接受批评和攻击. 自恋的领导者可能无法享受已拥有的东西. 需要帮助自恋者识别表面行为下的深层原因，例如“匮乏”或恐惧，探索焦虑与行为之间的联系. 贪婪者真正需要的可能不是财富本身，而是更坚实的亲密关系. 学会以不同的方式“自私”，更加关注内心，是对贪婪等成瘾行为的解药.

 

遗憾是人类普遍的情感体验，常见的遗憾涉及教育、职业、浪漫关系（包括婚外恋）、婚姻、养育子女和工作，也包括财务、健康、友谊、慈善、孤独、旅行、过多担忧等. 许多人下意识地否认遗憾，抗拒反思过去带来的不适，这可能源于需要直面自身黑暗面的生存恐惧. 谈论遗憾困难是因为它常带来负面情绪. 不停地重复负面遗憾会导致功能失调甚至抑郁. 过于强烈的遗憾感会阻碍个人成长和发展，甚至导致心理健康问题. 自尊问题可能增加遗憾感，而过多纠结于遗憾会让人逃避风险. 衰老也会影响处理遗憾情绪的方式，年老时更可能反思过去，试图厘清错误. 对生命的重新审视可能带来局限感和认命感，从而缓解遗憾情绪，也可能让人沉浸在遗憾中导致绝望和抑郁.

 

从进化的角度看，遗憾可能更有利于生存，它推动回顾性分析，识别独特的模式和行为，帮助理解行为的原因，识别失调模式并及时补救. 遗憾可以成为修复、重建和找到新建设性解决方案的积极动力. 处理遗憾的方式也可能是大脑想让人再次审视曾经的选择，明白某些行为的消极后果，从而尝试不同的方式. 大多数人不够关注遗憾，但管理遗憾能帮助重新理解世界，更好地洞察自己，避免未来功能失调，提高决策技能. 直面遗憾的关键不是改变过去，而是揭示现在，调整反应和未来的生活方式. 从错误中汲取教训，能将其真正融入未来的决定和行动中，减少“如果怎样就好了”的无效思考. 分出精力对待遗憾，能更清楚地看到未来，抓住机会，甚至采取修复行动.

 

失望是人类经验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面对失望时，人们倾向于将不顺利的事情归咎于个人失败，导致自我指责、羞愧、愤怒和抑郁. 失望也可能转向他人，导致怨恨、报复和苦涩. 深陷失望的人情绪和身体都面临风险，产生挫折、尴尬、担心、愤怒、妒忌、内疚、困惑、拒绝、绝望和无助等情感反应，失望还可能变成挥之不去的悲伤，并可能干扰大脑中血清素水平，导致悲伤、焦虑、沮丧、肠胃问题、睡眠障碍和其他身体功能紊乱. 然而，我们总是可以从失望中学到一些东西.

 

书中还讨论了一流玩家和二流玩家在组织中的角色和互动. 一流玩家不害怕有才华的人，反而会培养下属，认识到团队决定组织和个人成功，愿意雇用比自己更能干的人. 二流玩家可能将一流玩家视为威胁并予以破坏，一流玩家也可能因二流团队的低效而感到沮丧. 某些二流玩家是为组织带来稳定的主力. 高级管理层重视领导力发展，二流玩家也有机会转变为一流玩家. 有些人被视为二流玩家可能只是因为不擅长吸引目光，或喜欢更平衡的生活方式. 招聘应始终是长期战略的一部分，严格的招聘流程有利于后续管理和领导. 需要认识到招聘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无意识偏见，并采取措施尽量减少其负面影响. 允许更多人参与筛选过程，增加多样性，有助于避免偏见和群体思维，做出深思熟虑的决策. 招聘过程应从精心设计的职位说明开始，并评估候选人适应组织文化的能力. 规范招聘流程，遵循相同的步骤评估所有候选人，承诺较高的招聘标准并持长远观点，组织定能从中受益. 参与招聘的人应做好心理准备，不追求快速填补空缺，宁可推迟招聘和重新搜索简历，也不要勉强接受不合格的人选. 做出招聘决定的人需要清楚解释选择特定候选人的原因，有助于确定是否存在无意识偏见.

 

固执通常是对深藏情感问题的一种反应，固执的人倾向于二元思维，缺乏容纳分歧的灰色区域，他们会坚持“一定有奇迹出现”，而全然不顾理性思考. 为了忠实于自我价值感及相关哲学和原则，固执的人可能会故意无视某些事实，只因这些事实可能违背了他们特定意识形态下的原则. 固执通常是对深藏情感问题的防御反应，例如害怕失败、控制欲、焦虑、不安全感和不被认可感. 在成长过程中，孩子会意识到自己是独立的个体，渴望更多地控制世界，变得更加独立. 但家庭不稳定和高强度压力会助长不安全的亲子依恋模式，对抗行为可能成为儿童吸引注意力的习惯方式，并成为自我身份的一部分. 固执的人可能只是在反抗任何权威人物，赢得胜利成为他们的主要生存方式，他们害怕输了会暴露脆弱. 如果父母赋予孩子固执的标签，这种行为模式会更加强烈.

 

固执的人选择了一种功能失调的适应不良策略来维持自我价值感，他们对自身、他人和生活的价值存在误解，因此“很难搞”. 对他们来说，被证明是错误的等同于对他们根本的攻击. 尽管有些人可能想要改变，但很难帮助那些并未真正倾听并不断反击的人. 任何潜在的助人者都需要有实打实的同理心，了解固执者固执背后的故事，这可能是帮助他们改变的第一步，固执不过是掩盖脆弱性和保持心理平衡的生存机制. 固执一直是他们与他人打交道的主要策略，不会轻易放弃. 与固执的人打交道需要耐心，避免对抗，寻找共同点，并小心说话的时机和方式，带着尊重提出不同意见. 改变固执的人的唯一方式是让他们相信想改变是他们自己的想法. 鉴于固执情形中总有无意识的心理暗流，建议寻求专业帮助，但前提是他们愿意探索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并寻求对待生活的不同方式. 通过心理治疗或高管辅导，固执的人可能会认识到，争论或咄咄逼人是他们固有的防御策略，以弥补内心的不足感，并意识到固执如何使生活变得复杂. 建立有效的工作联盟，支持他们的自我价值感，可以帮助他们降低防御，减少固执.

 

自我的发展受到早期经历的强烈影响，积极养性的事件有助于形成正面自我概念，而消极的、伤害性的经历往往导致相反情况. 阴暗面和消极面仍然是我们整个自我的一部分，某些不利条件，特别是破坏个体自我控制感和安全感的因素，很可能会触发人类各种阴暗面的表达. 目前的生活影响我们的感觉，决定自我中哪个面向更加突显.

 

反对的心理动力驱动着许多民粹主义运动，他们通过“反对某物”而颇具特点，秉持虚无主义，与传统社会价值观和期待相悖，而不是提出和推动积极的替代方案. 他们的态度是消极的，受嫉妒、怨恨和报复驱动，似乎一心要摧毁事物，感觉被生活亏待了. 社交媒体放大了他们的影响力，煽动性言论比官方信息更容易吸引公众. 民粹主义者不信任或不重视传统媒体，进一步扩大了社交媒体的影响. 煽动型领导人拒绝为错误的策略承担责任，他们利用普通人与精英、移民与公民的对立. 采取顽固对抗立场的多是弱势的、被剥夺权力的人，他们认为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不利于他们. 基于“反对什么”组织活动比基于“必须争取什么”更容易. 这类活动的流行使得世界各地的政治似乎越来越被“我们反对什么”定义，这种对现状的普遍不满被视为对人们生命质量的威胁. 财富集中导致许多人对收入差距感到愤怒，中产阶级难以维持过去的生活水平.

 

政治变得越来越具争议性，选民围绕着对立面的反对党及其领导人空前团结起来. 民粹主义政党加剧了人们对失去国家身份的恐惧，声称当局已经出卖了他们，他们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上都被甩在了后面. 煽动型领导人火上浇油，表面上看似消除了无助者和抱怨者的恐惧，实际上传递了过于天真幼稚的想法. 普通民众可能意识不到追随这些煽动型领导人只是暂时的“出路”，从长远来看只会制造更多分裂，加剧不稳定. 许多被极端主义吸引的人忘记了历史的教训，消费的是荒诞政治和社会剧场中不断产出的虚假新闻. 正常的政府机构的温和观点和稳定政策本可以平衡极端民粹者的观点，但在社交媒体兴起后变得困难.

 

本书探讨了**“社区型格”和“社会型格”**，前者珍视人际关系，群体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传统家庭、家族关系和宗教纽带占主导，个人关系由传统社会规则定义；后者更具个人主义因子，城市化、国际化，社交关系更具工具性和表面性，利己主义盛行，效率等经济和政治考虑占据主导地位. 最好的世界应该同时体现两种品质，挑战在于如何在二者之间达到平衡. 生活在传统“社区型格”的人更倾向于集体观念和互依关系，集体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 在“社会型格”社会中，个人利益至上.

 

自恋型人格障碍的某些模式是“自我重要感”的幻想，涉及无限成功、权力、才华、美丽或理想爱情. 自恋者自认为很特别，需要被仰慕，自以为有各种权利，擅长人际利用，缺乏同理心，嫉妒他人，傲慢，自认为非常有才华、不一般、很成功，看似高自尊，但实际上没什么安全感. 病态自恋包括利用肤浅的魅力，需要不断的刺激，喜欢撒谎、欺骗和操纵，以及感受不到内疚和悔恨.

 

社交网站是自恋行为的理想温床，助长了“唯我独尊”的“社会型格”. 数字平台有利于自我展示，为自恋者提供了展示优秀的工具，社交媒体成了应对不安全感的重要依赖，但可能上瘾. 在网络上浪费大量时间后，社交网络用户普遍感到孤独、沮丧或生气，因为与“朋友”相比，他们只会感到不足. 不断受到同龄人的影响和压力，千禧一代及其未来世代可能感到无助，这与以往教育和信息由上一代往下传递的学习模式不同. 由于花了太多时间看屏幕，而非面对面交流，他们无法发展出理解他人、建立连接和共情的沟通技能.

 

从个人、组织和社会的角度来看，需要在“社区型格”和“社会型格”之间建立更好的平衡，在坚持社区品质的同时促进经济和政治发展. 个人主义的兴起是否意味着社区和家庭不再能提供足够的社会支持？是否为人的自恋创造了肥沃的土壤？社交媒体是否正在成为培养那些只顾自己的、毫无同情心的人的工具？. 毫无节制的对自我利益的追求是虚幻的，“小我”社会只会带出人性中最坏的一面，造成有毒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 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部分正是由投资银行家的过度自恋行为造成的. 许多所谓的“宇宙大师”由自恋导致的过度自信驱动，给社会带来了可怕的后果. 当回顾智人历史，人类最终得以生存下来全有赖于合作，我们是天生愿意合作和从事利他主义行为的物种. 尽管如此，基于依赖需求选择的领导者似乎都有自恋甚至精神变态的人格障碍，在相互合作和各自为政之间存在持续的张力. 这些极具诱惑力的领导人始终在鼓吹合作进程. 在自恋文化的影响下，出现种族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紧张关系以及极端政治党派主义并不奇怪. 这些政策制定者内心深处是利己主义的，更关心短期利益，缺乏同理心. 以“小我”为导向的社会将无可避免地成为孤独的地方，造成巨大伤害. 新冠疫情揭示了世界的高度相关性，仅仅追求狭隘的自我利益不是最终答案，许多领导人没有有效应对危机的能力. 现在是恢复“社区型格”和“社会型格”之间平衡的关键时刻. “社区型格”的语言需要“东山再起”，没有彼此关照和关爱，就不会有社区意识，为了他人和自己，心胸必须足够宽广，照顾到他人的需要，同时不应被那些只会加剧分裂的煽动者所利用.

书中也探讨了邪教心理动力学. 邪教领袖肯具有非凡的诱惑人和使人着迷的能力，但他提供的背景信息大多不真实，只是为了掩盖平淡的背景. 他努力说服他人他所做之事的价值，过度使用“我”这个词，未觉察到自恋倾向，习惯使用“分裂”的原始防御机制，将非成员或非信徒称为“敌人”，要求门徒绝对忠诚，认为自己很特别，是唯一能解决人们问题的人. 他利用门徒的不安全感来控制他们，建立权力关系，他对“社区”的兴趣似乎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自恋需求. 他缺乏亲社会行为，导致他的邪教社区在他访问后不久就崩塌了，并且面临财务渎职的诉讼.

 

思想控制大师如邪教领袖深知如何解决人们的焦虑，轻易让追随者相信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做出无法实现的承诺，例如财务安全、健康、内心平静甚至永生. 他们的建议模棱两可，自称是真理的终极来源，说服门徒“购买”他们推销的东西，他们的故事简单却意味深长. 邪教利用了人类沉迷于“魔力思维”的倾向，强化了赋予邪教领袖全能魔法力量的倾向，类似于孩子想象父母能读懂心思. 邪教领袖“诉诸建议”威力强大，洗脑结果是追随者难以区分现实和邪教内部扭曲的生活方式. 许多邪教领袖运用人的潜力、遭遇、敏感性训练和人本主义心理运动中的技术，结合邪教意识形态和说服性销售方法. 邪教领袖善于利用心理和行为控制技巧，切断追随者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加深他们现有的不安全感，使他们更加完全依赖邪教满足身心需求.

 

恐惧和内疚是思想改革或心理控制计划的焦点，恐惧的人无法批判性思考，做决策的能力也降低. 邪教策略包括在团队成员中诱发恐慌和恐惧症，以保持领导层控制，成员相信如果不遵守规则或离开团队会发生可怕的事情. 当恐惧和内疚被添加到有毒混合物中时，产生高度依赖的个体. 偏执思维是许多邪教的显著特征，领导层通过不断强化“非此即彼”的心智模式维持权力，声称邪教之外的非教徒总是与他们作对. 邪教领袖试图使追随者相信，他们所来自的群体、家庭和政府是为了“威慑”住他们，只有教派才能保障安全，导致邪教成员在社会上与朋友和家人完全“绝缘”，用邪教内部的新关系取代原有关系.

 

邪教对较为自卑、无社会归属感、感觉被不公平对待或深感无力的人特别有吸引力. 邪教自然对有复仇需求的人很有吸引力，恐怖组织也常招募这类人. 他们更容易相信加入邪教就会发生奇迹，抛弃过去的信念，轻信邪教的宣传，坚信邪教才是他们寻觅的支持性环境. 邪教领袖及其施训者有意识地、人为操纵地施加系统的社会影响，导致教徒行为变化. “爱的轰炸”是让这些人皈依的方法之一，通过吹捧、赞扬和诱惑，训练他们的大脑将爱和接纳与邪教关联起来. 随后，通过公开羞辱和自证其罪等机制，邪教领袖就能手握控制权. 潜在皈依者被操纵呈现出惊慌失措、迷失方向的状态，招募者制造情绪危机. 他们攻击并试图压倒皈依者的感知，用特定技术诱发抽离状态，例如睡眠和食物剥夺、打鼓、吟唱、长时间布道、闪灯、旋转等，损害人的感知，破坏思维能力. 另一种控制形式是“停止思维”技术，包括吟诵、冥想、唱歌、哼唱、祈祷等，使大脑短路，不再思考现实，新招募者被激励只对团队抱有积极正面的想法，这相当于一种“邪教皈依综合征”，表现为大脑处理信息能力的过载.

 

在邪教系统内，借助再社会化过程、意识形态和社会控制机制，认知边界被封闭和加强，目标是重建成员人格，最终让信徒与邪教领袖产生认同. 皈依者唯一的“朋友”只能是邪教中的其他人，这为未来可能的离开设置了障碍. 邪教领袖责令教徒“自证其罪”，提供书面声明详述个人恐惧和错误，然后公开羞辱他们. 成功的教化和再社会化使邪教领袖和门徒之间的关系演变成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 绝对忠诚的信徒再也无法想象群体之外的生活，他们的行事只能基于邪教权威人物的想象. 忠实信徒会精准确知怎么做才能留在领导者的恩典中，这种社会心理困境和有限的选择解释了离开邪教的困难. 邪教成员相信自己正以“上帝”之名拯救地球和人类，因此认为撒谎、欺骗、误导外人放弃金钱加入邪教是正当的. 许多邪教领袖具有心理变态倾向，缺乏同情心、不会感到内疚或悔恨，他们日益膨胀的自我价值感、浮夸感和权利感，以及扭曲的信念，使其成为极其有毒的组合.

 

与邪教类似的行为并非遥远罕见，例如琼斯镇或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运动，这类组织要求严格遵守一套信仰，反过来也为其追随者提供了意义和目的感，这可能是对从“社区型格”转向“社会型格”运动的一种回应. 美国出现的特朗普运动是一个令人不安的邪教行为例子，通过推特和集会发挥了精神控制作用. 对于许多特朗普主义者来说，只有特朗普定义、验证或确立的东西才是“现实”，他们生活在一个平行世界里，认为新闻界是“人民真正的敌人”，移民代表着“对国家的入侵”，欧盟是“敌人”，这使邪教成员保持防御和团结，并与外部世界隔绝. 从心理学角度看，特朗普主义者缺乏批判性思维，不被允许有任何思想自由，他们成为彼此的“思想警察”，主要工作是自我监管然后彼此监管，惩罚不支持或传播领导者想法的人. 邪教成员成为领导者的克隆或延伸，特朗普主义者的成员也是如此，极端邪教行为可能发生在所有人生活里，这令人恐惧. 任何社会运动都可能在不需要太久或过多动作的情况下变成邪教，只需要一个有魅力的领导人，用一些吸引人的口号来“诱惑”，在我们意识到之前可能已经身处其中. 受邪教影响的人的行为类似吸毒者，清空银行账户，疏于照顾孩子，断绝与家人和老朋友的关系，只对邪教感兴趣. 当遇到一些颇有魅力却说着毫无意义的话的人时，应该明智地选择只倾听自己，永远欢迎常识的力量，这是抵抗社会性回退的邪教势力的良药. 周围存在一系列类似邪教的行为，从真正的邪教到具有邪教特征的其他社会现象，依赖需求使我们容易受到这些影响.

 

本书还讨论了类邪教组织，指出“类邪教”和“至诚”只是描述组织内部控制程度的两个极端方式. 一些非常成功的公司成功地将员工和客户变成了狂热的追随者，“类邪教”行为在许多公司是鲜活的事实. 许多优秀公司希望员工恪守类似邪教成员般的承诺，但当对“企业文化”的执着极度狂热，渗透到公司运营各个角落时，就会成为大问题，导致公司过于“向内收缩”. 一些公司有意采取“类邪教”方式对待员工，试图将工作场所重新定位为家庭和社区的替代品，有意无意地使员工从家庭和社区中孤立出来，不希望员工对工作持“过于开放”的观点，目标似乎是使员工的生活完全围绕工作，与组织有情感上的完全联系. 如果员工不完全投入，可能会被视为“不合群”. 真正的敬业来自于员工对组织使命的认可，以及他们觉得自己有所作为. 健康的工作场所文化建立在团队成员真正相信的共同价值观基础上，他们愿意在日常工作中持续遵从这种文化，这是一个员工愿意有更出色表现的地方，而不是承诺永远伟大的地方，也是一个人们应奉献才华而不是灵魂的地方. 公司应鼓励个性、不固守教条，这是创新突破的关键要素，而不是推行“类邪教”的做法. 需要警惕抵制“类邪教”组织的魅惑呼唤，每个人都应能区分煽动言论和事实真相. 良好领导力的严峻考验是能够释放和充分利用团队成员的潜力，而不是创造一种奴役他们的企业文化. 伟大的组织文化善于从过去教训中学习，使团队与组织核心价值观保持一致，找到既能互补又能挑战固有思维的人，鼓励开放沟通，人们愿意一起努力开心并建设性地工作，每个人都应有发言权.

 

作者的至诚组织愿景可能被一些人认为是理想主义和不切实际的，但他认为努力争取总没有坏处，即使实际上可能无法完全实现. 他给出的建议是去一个具有良好企业文化的组织工作，周围都是有责任心、喜欢自己所做之事并有主人翁意识的人. 在公司网站上列出价值观很容易，但关键在于组织中的人是否践行这些价值观.

 

创建至诚组织的一种路径是进行高管团队教练，促进信任，改善高管之间以及高管与组织之间的关系. 团队教练使用“生命”案例研究方法，能将人们从阻止他们改变和在组织内过更有意义生活的隐秘内在力量中解放出来. 这种干预技术是应对组织内部门墙和局限思维的良药，也是帮助领导者更好感知影响团队行为的心理暗流的有效方法. 高管团队教练不仅帮助领导者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行为及他人如何看待自己，还帮助他们理解团队中发生的事情和组织生活中无时不在的人际动力. 它鼓励体认、检验和理解组织内部流行的群体动力，使他们更关注其他高管有意无意的背后假设. 团队教练使人们有能力破译他人的无意识，了解人与人之间真正发生了什么，鼓励自我检视，审视惯有表达和与他人的关系，克服对改变的抵触，并将所学融入行为改变中，同时也能更好地指导他人. 为了创造最佳工作场所，组织团队成员必须首先熟悉他们自己的谜团，只有通过团队教练干预技术弄清人们的内在动机，才能真正了解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先了解自己的优缺点才能帮助他人. 达成这种理解后，组织成员更可能在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之间达成一致，更有力地承诺，更有责任感，更建设性地解决冲突. 借助同侪间的相互“照镜”过程，有效的高管团队教练不仅有助于发展每个成员的教练技能，还可以经由更了解组织的优劣势加速组织进步，从而更好地进行决策，基于信任进一步巩固高管团队的合作. 随着领导层更善于创建能让人们感觉良好并富有成效的团队，组织文化也得到进一步培育. 以团队协同为导向的教练文化像组织内部的网络，横向联结同一部门、跨部门、团队之间以及上下层级间的人员. 创建至诚组织所不可或缺的高绩效团队，不仅需要考虑促进团队协同的结构和流程，还需要考虑与团队动力有关的潜藏因素，你需要超越表面，意识到冰山以下发生的事情，包括自己在无意识世界里穿行的能力. 为了让组织中的每一位成员都能发挥更大作用，你需要适应每个人的幻梦之境和内在幻想，永远不要忘记，没有幻想，人类世界就不会是现在的样子，幻想才会改变现实.

 

作者还探讨了自恋伤害，对于处于领导角色的人来说，年老的过程可能更加困难，他们一直喜欢职位带来的权力和地位，难以放弃挣扎. 停止工作后，他们面临的境况将大不相同，失去公众曝光率和联系，特别是影响力、注意力和他人的钦佩和爱慕，会让他们颇为恼火. 与可能已成为陌生人的伴侣长期待在家里，可能进一步增加不愉快. 因此，某些高管一旦意识到即将发生什么，就会不顾一切地执着于权力，而不是直面痛苦的现实，他们会不择手段延迟清算日的到来，被年轻一代视为“过去式”很难接受.

 

关于延长寿命，作者辩论了其坏处，认为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具有严重社会后果的公共政策议题. 西方社会普遍将大部分卫生资源倾斜给老龄人口，而年轻人口和老年人口之间的数量差距越来越大，年轻人比例太低，无法为发达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充足资源，增加了世界紧张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压力. 让老年人工作更长时间可能是解决方案之一，但改变现有退休政策阻力很大. 过多老年人的存在导致上升相对缓滞，让许多年轻人才感到沮丧，他们渴望晋升，但发现自己被更有资历的同事挡住了去路. 此外，随着年龄增长，人们更容易患上与年龄相关的疾病，如阿尔茨海默病，给个人、家庭和医疗系统带来巨大负担. 此外，我们不应该忘记，在某种程度上，老年人正在消耗本可以更好地用于资助年轻一代和改善教育系统的资源.

 

最后，作者总结了自己的方法，他更喜欢实事求是，做任何有效的事情，并承认本书中临床范式概念突出，因为无意识行为常常令高管偏离轨道，认识不到生活中“不合理”的合理性会滋生严重后果. 我们需要有勇气从已知走向未知，探索内心剧场，识别驱动我们自己的“脚本”. 他强调了“自我觉察”的重要性，了解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了解我们“站在人生十字路口”的原因，并尊重彼此的不同，不同的性格和文化带来不同的需求和愿望，对于什么是充实的生活，定义会有所不同. 没有梦想和目标，我们只是活着，那不是真正的生活. 作者的熟人帕特里克·马修斯是一个“游走者”，在生活中不断寻找新的体验和意义，足迹遍布世界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