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与研究》第17期

《资料与研究》第17期

1995年9月1日

目录

编者的话

华资之声
有学术研究才有思想张景云

焦点：大马经济神话的考验
马来西亚：零度通膨，梦幻或事实？ Eugene Tang
外劳对我国发展的影响谢爱萍
大学企业化有待商榷许振伟

论坛
高希均——进步观念的领航者曾庆方
漫议知识份子与价值观念许德发

吾爱吾乡
马六甲州名的渊源 Zakiah Hanum撰／叶瑞生译

专论
巴贡水坝水力发电可行研究报告中的咨询错误王维洛

华巫文化交流
西化土生华人与马来文杨贵谊

学术特区：大马公民社会与国家机关
“反”的制衡与“反”的失落——大马社会与国家机关互动关系之探讨安焕然
巨兽的重返——公民社会与公共论述曾庆豹
国家、社区组织与市民运动：以“城希拓荒者”运动为例陈允中

掌握时代月永博•激发人文关怀

大马经济神话的考验

•学术特区 /大马公民社会与国家机关

•华巫文化交流/答答翻译文学系列

•专论/巴贡水坝水力发电可行研究报告中的咨询错误

活・动预告

详情请洽华资

•《不废江河万古流》

—华资十周年纪念特刊

1995年9月1日出版

曾庆豹硕士主讲

働社会大学系列课程哲学系第一讲

“人类的「一花

1995年9月1日至4 S

雪华堂楼上会议室

"尹"'.'1 "

＜蠻亶新んJI

1995年9月10日（星期日）

7： 30pm 吉隆坡天后宫

•鼬大马公民社会与国家机关可研讨会置・;辭g E繕芝

.综合座谈:翁诗杰国会副议长、

”陈成德博士、陈友信硕士、

黄永安

（飜知识分子与观念领酣

高希均教授主讲

1995年9月16日（星期六）吉隆坡马华大厦三楼视听室

8：00pm-10:30pm

1995年9月17日（星期日）槟城 Eastern & Oriental Hotel 7* 30pm - 10:00pm

华社资料研究中心庆祝成立10周年（1985 -1995）筹募三百万元“会所暨发展基金” 为学术扎根.为文化播种请慎慨解囊予鼎カ支特

您的一分我，増华社一分知识I

囁爰入文关怀勢

»场巡回讲座

从7月至12月,

先后在全国各地举行。

华社资料研究中」V

HUAZI RESOURCE & RESEARCH CENTRE BHD.

No. 1, Jalan Maharajalela, 50150 Kuala Lumpur.

Tel:03-2734035 Fax: 2734037

编者的话

经济发展是全世界每个国家都在致カ於经营的颌域,尤其是在冷成时代的结束後,它更是取代了政治意识型态,成为各国竞争的主流趋势。马来西亚近几年在这方面的表现,可说是异常标青,连续八年取得超过8%的成长率,是许多国家既惊又羡的成绩。这张成绩单也大大典］帮助了国阵政府横扫1995年大选,赢取压倒性的胜利。

议一片经济繁荣,歌舞昇平的景象,在大选甫结束後,即随著一连串物价的暴涨和通货膨账的空前压カ而幻灭。这固然显而了我国的经济成长和建设长期潛伏著许多危机和不足,并急需尽快有效的对症下周,它也有时揭帀了国阵的政治高段和狡猾,一方面拿经济发展的彩头赢取大选,另一方面则压制因经济过度发展而尾隨的通膨到大选後才让它全面的浮现。由此可児,“国家机关”的权力过既膨账,再加上决策过程的不透明,使到民意容易受到操纵与摆布。

作为一国之国民,人民要求决策过程透明化及参与政策的制定, 是理所当然,也是当今世界大・势之趋。这在马大学生和平请愿呼旺马大企业化计划公布详情及非政府组织反对巴贡水坝的建造时,所要求的政策透明化是相一致的。只有在争取这ー项人民权利时,ー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始能形成。而促成这个“公民社会”的形成,在我国尤其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公民社会”所强调的是大马全民的集体利益,这个方向的发展将逬一步冲跨种族的藩篱。前副首相嘉化答容在日前建议成立的超种族政党,在大马虽已非新事物,但在这当儿提出来,却有其一定的意义。

《资料与硏究》这一期推出的焦点,是対马来西亚的经济做居安思危的探讨,而“公民社会与国家机关’’这个学术特区的推出,以及将於九月十日举办的“大马公民社会与国家机关”学术硏讨会,是华资菇以推介’公民社会”的ー项努力。

日录

•编者的话

•华资之声

4有学术研究オ有思想..........张景云

•焦点:大马经济神话的考验

8 马来西亚:零度通膨,梦幻或事实? .Eugene Tang

14外劳对我国发展的影响.......谢爱萍

24大学企业化有待商榷.........许振伟

ロ论坛

36高希均一进步观念的领航者 .....曾庆方

38漫议知识份子与价值观念…….....许德发

•吾爱吾乡

40马六甲州名的渊源 ...... Zakiah Hanum撰/

叶瑞生译

・专论

46巴贡水坝水力发电可行研究报告中

的咨询错误・..:........王维洛

・华巫文化交流

64西化土生华人与马来文........杨贵谊

•学术特区:大马公民社会与国家机关

70 “反”的制衡与“反”的失落

一大马社会与国家机关互动关系之探讨...安焕然

封面图片说明:发扬光大，黄康煌、混合媒体。

8I巨兽的重返

一公民社会与公共论述 .......曾庆豹

98国家、社区组织与市民运动:

以“城市拓荒者”运动为例 .....陈允中

华资之声

彳修术所宛オ磧思想

•张景云

华社资料研究中心（华资）成立经已10年,1995年踏入第二个秩年。现在华资同仁以及广大华社庆祝这个里程碑,除开这ー层之外,华资近年在各方面的良好发展,无疑使这ー系列纪念活动更具前瞻性的深远意义。

华资于7月初宣布正式聘请两位全职研究员,作为学术研究队伍的首2个成员,李业霖的研究重点是马来亚史和大马华族史,而祝家华的研究重点则是马华文化与思潮演变。李业霖也将负责撰写华族杰出人物传记,而祝家华也将致カ阐释“公民社会与国家机关”的理念,解读马来西亚政经文化与社会问题。

研究工作一直是华资最弱的ー环, 这一点固然可以过去io年里华资财カ困难的境况来做解释;然而这段时日来的记录也无可玮饰地显示了华资领导层的彷徨和无所适从。值得庆幸的是,随着

华资于去年注册为非盈利机构之后,领导思维更能聚焦,运作策略更见积极, 学术研究计划的开展应该是由此取得的重大突破。 .

从ー个较现实的角度来审视,华资财务状况的稳健改善是今天能开展研究工作的基础;目下在进行的筹款运动, 一大部份将用来“购置”两层楼宇以及电脑等硬体设备,唯这些物质条件的改善也将加强研究工作的动カ,却是可以乐观的事。以颜清文律师为首的董事衮衮诸公发挥了华社传统的热心公益精神,我想华资的发展基金,在今后可预见的时日里,也只能继续以这种方式, 通过领袖们与广大社群的呼应配合来募集。

对于把华资提升为ー个全面的学术研究机构,颜清文领导层给华社描绘了令人向往的美丽前景;今天虽说开了步,这条路将怎样走下去,具体步骤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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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仍得“摸着石头过河”。前头的跋涉将是艰辛的,眼前每ー步却必须细心而认真的跨出。

把华资定性为学术研究机构,首先令人联想到的是必须有一个适当的组织,以期能有效地推展研究计划。董事会有必要研议,当初的组织结构是否应该改革,使它更偏重学术研究的需求, 以便最终能建立具权威的学术机构形象。（在这方面,祝家华《文化江河:万古流与新机运》里所附志的华资组织结构表,我认为仍欠完善,因它并未反映学术研究的主体地位。）

然而在眼前的阶段,我想董事会不会贸然放弃华资那些较传统的角色;换句话说,华社各方面的一般文化需求, 仍将受到华资的迎合与满足。将来的顾虑是,华资可能卸不下这许多次要的辅助角色,因此而拖缓了建立学术研究机构的步伐。

我个人曾提出策略研究的问题,这不是因为笔者对这方面的任务“情有独鍾”,而是因为这确实是华资创立时所标举的首要宗旨。国内政治气氛的缓和,是否意味着华资今天和将来可以放弃策略研究的任务?我不以为然。策略研究不是“救火”,策略研究是“养兵千日”,而平时不做,需要应急时只能束手无策。

陈应德博士曾把华资比喻为“华裔思想的宝库”,我想他是基于厚爱而发此溢美之词;没有学术与策略研究,何来思想的果实。大家可以告慰的是,学术研究计划现在终于跨出第一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漫长的征途在大家的眼前。。

彳牛あ密

ふ马经济神话的考と

ROSA SINENSIS

出版:马釆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出版人:叶新田博士

编辑:〈资料与硏究〉编务诺询委员会

陈忠登教授（召集人）、朱自存、张景云、陈应德博士、黄玉堇硕士、游若金博士

主编:陈亚オ

执行编辑:叶瑞生

封面题字:何维城

美术设计:罗碧玉

打字排版:华社资料硏究中心资讯部发行处:华社资料硏究中心

Huazi Resource & Research Centre Bhd.

（A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nd Not Having A Share Capital） No. 1, Jalan Maharajalela 50150 Kuala Lumpur

Tel: 03-2734035

Fax: 03-2734037

承印:SYARIKAT SRI BERJAYA

No. 13, Jalan 6, Kepong Baru, 52100 Kuala Lumpur.

出版日期:1995年9月1日

定、价:RM8.00

kdn pp 7865 /2/95

ISSN: 0128 - 8369

所有来稿反映作者观点, 并不代表本刊立场。

神话的考验

前言

在世界各地,尤其是欧美国家仍未摆脱经济不景的纠缠下,大马却ー枝独秀的连续8年取得超过8%的经济成长率,这强烈的对比,使得大马大有成为亚洲第五条小龙之势,而且也似乎为自身创下了一个经济神话。1991 年,“2020宏愿”提出后,在媒体的大力推波助澜之下,官民更是万众一心,雄心万发。然而这个经济神话是否经得起考验,显然的有赖于民众冷静下来认真检视我国经济体系之问题。

当前我国的经济,在面对著严峻的通膨压カ下,许多政策毛病以及经济体系的瓶颈开始逐一突显及浮现,而这正是本期焦点题目所期望能深入探讨的。

ー编者ー

焦・点

马来西亚:零度

■Eugene Tang

上个星期在我们那边的市集上,一个顾客为了一个第二天的折扣价站牌和ー个店员争论起来。这个顾客不能明白为什么便宜30 %的价格只在那么的ー个月里的一天,而不是维持在每一天。她问道,“这样做具有什么意义呢;只在ー个月的那么一天给予优惠价,而其他日子的价格却依然保持昂贵? ”

那位店员只是微微的耸耸肩,并表示说她们也只是响应马来西亚政府对抗通膨的运动罢了。

欢迎大家到来马来西亚,这里的政府正歇力的和国内通货膨胀的压カ搏斗。它并没有实施货币控制及收缩性的财务政策以恢复供求的平衡,而是以ー个结合了价格控制、减低关税措施及宣传的大型运动方式代替。

在每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全国的超级市场、购物中心及零售店必须响应政府的“反通膨运动”。此项运动目前已进入第二个月,它的目标是逼使ー些特定物品在全国的价格,降低10-50%。

这个运动是首相马哈迪医生於今年 6月所提出的处方;但整个运动是在他和马来西亚商业理事会于!993年5月会面时,从他“零度通膨”的原方案发展出来的。当时出席该会议的经济学家及官员们都有共识认为通膨压カ来自于马来西亚过去8年的高速经济成长。许多人在暗地里戏笑,也许这个好医生将想出突破传统宏观经济理论的政策。

无论如何,在9月,这个“零度通膨”的构思演化成被称为“收缩通膨” 或“deflation" 〇一直以来,根据马哈迪医生,马来西亜经济必须维持在每年不少过7%成长率的步伐,以在2020年实现马哈迪把马来西亚变成工业国的 “ 2020 宏愿”。

马来亚大学经济系主任莫哈末阿里夫教授(Prof. Mohamed Ariff)总结了马来西亚政策的困境如下:“如果我们强硬的对抗通膨,并釆取严苛的政策以控制通膨,我们将是向经济成长拨冷水而使到经济成长减缓。如果我们压下

通膨,梦幻或事实?

零度通膨运动,一个非常有别于传统对付通膨的方案,其有效性受到各方质疑。

紧急制,我们将使到经济嘎然而止。”

把经济成长停下来,抑或逐渐的放慢它,而不是每年以9%冲刺,无疑是不敏感的问题。

“大马经济强势的成长是对当权政府极有利的因素,而它也肯定的对国阵的联合政府有利”,马大经济系佐摩教授

在国阵政府未取得4月大选的盛大胜利前这么分析。

当政府正骑在这经济浪潮的顶峰上,任何尝试放慢经济成长的努力都是难以想像的。目前,大马已经连续8年以超过9%的成长率发展。预计将会有1 千4百万平方尺的空地、1千万平方尺

隹

点

的办公室空间及无数的酒店房间在1998 年之前涌入市场,以赶上吉隆坡的共和联邦运动会。同时,一系列上亿元的公共设施计划如世界最高的国油双峰塔、雪邦国际机场、•巴生西港及轻快铁也正如火如荼的赶在共和联邦运动会之前完成。

“这些庞大的计划已为我国的经济系统注入许多市场需求,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庞大资金在里头流动着。怎么可能歇止通膨,当这些资金到处充斥着? ” 一位任职于外国研究单位的资深研究员如此问道。不愿透露姓名的他说,马来西亚高度的经济发展离不开政治上的考虑。

“政治人物不能将经济放慢下来,因为这样做恐怕会使到他们失去权职。另一方面,经济也将呈停滞（Stagnate）, 如果政治不稳定的话。如果政治人物不为目前经济需求的火焰煽风添油的话, 这两者倒还可以互相辅助”,他说。SJ Securities的经济主任加沙里阿丹博士（Dr. Ghazali Atan）＜是相信经济成长必需放缓以纾解通膨压力的其中一人。 “在1995年的首季,经济成长率高达 9.9%,并不会令人感到惊异,这是因为ー些黄昏工业如矿业的特优表现,但实在有必要把经济成长降到比较能接受的范畴,如8%”,也如此说道。

,在今年的首季里,消费指数上升了 3.2%〇政府的数据部披露,这个上升是由于全部主要物品价格的上升所造成的,而其中大部份为食物价格,歩为租金及能源成本。

无论如何,许多人觉得通膨率受到操纵,或目前的消费指数并没有反映真实的通膨压カ。批评指出消费指数的计

政府所公布之通膨率及消费指数,被许多人认为并没有反映国内物价涨腾之实情。

算年份已从!990年移至1994年,即把造成价格上涨压カ的1993年本地股票市场的超级牛市给省略了。

另ー方面,政府又宣布今年5月, 它将更动消费指数统计物品的份量比例,以便“更好的反映涨价的实况”。根据数据部,食物的比例,即其中一个主要的物品,将从33. 7%增加到34. 9%〇

其他增加的项目包括:租金与能源（从20.2%增至21.1%） :医药及保健消费（1.8%增至1.9%）及消闲、娱乐、教育和文化（5.2%增至5.8%）〇而下降的有饮料/香烟（4. 3%降至3.6%）；衣服与鞋子（4.0%降至3.6%）；家私,家庭用具（5.8%降至5. 6%）交通/通讯（18.6%降至17.9%）;及其他物品/服务（16.4%降至 5.6%）〇

该部门也披露它们将引进地方性的指数,以反映全国各地的价格压カ。ー

个将维持目前国际的标准,以作为国与国之间的比较基础,以及作为提供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及亚洲发展银行统计的依据。其他指数是针对大马半岛北部、南部及中部3个地区,另ー个则设计给东马2州的沙巴及砂劳越。

根据 Saloman Brothers Asia Pacific 最近的每周股市研究报告,政府所釆取的最新反通膨措施并没有有效的解决通膨的根源。该报告指称问题的根源在于过速的经济成长勒紧了生产和劳エ的能限。“实质上,政府将继续以更严厉的价格控制及放宽食品及原料的进ロ来应付这个问题”,它报导说。

前任国家银行副总裁丹斯里林西彦也不同意价格控制这个单ー措施可以有效的对抗通膨。

“以经济的实况来说,许多人的普通常识会告诉你,控制价格是没有用的。一旦价格受到控制,供应将转到黑市去。又或者,受控制的物品变更质量。ー块面包变得更小,更虚软。你只要付 3分钱?他们将以2分半钱生产以便可以赚取半分钱”，他说。

目前身为太平洋银行主席的丹斯里林西彦,认为价格的控制在短期的确能扮演重要角色,即争取时间让政府可以推行其政策以纾解供应方面的瓶颈。

“价格控制只是个能产生短期效应的权宜之计。它是最容易做到的,但其危险性在于长期里,它会扼杀所有潜在的投资及供应。许多人是见树不见林,他们只会ー昧控制。你必须知道,当许多人在对价格抱怨时,谈论价格控制必然可以捞取许多政治资本“,他分析说。

真正的挑战,根据丹斯里林西彦,’

是让经济自由化以纾解供应的瓶颈。官僚的繁文缚节、无效率的运输网、寡头政治性的准证条文,都是不具竞争性的作风,它们造成了重要物品及服务供应的瓶颈,最终导致通膨的压カ。

“在实际操作上,你必须增加供应及改善运输网。你必须自由化准证以增加供应的情形及其运输。整个运输的过程,从罗哩准证、商业准证到厂地准证,这个准证的批发制造太多的繁文缚节。市场无法自动回应。ー些公务员就那么的坐下来并决定应该有多少砖厂, 应有多少洋伙厂、应发多少个拖运机准证等。到底这些人了解市场有多少? ”

“这些阻遏供求机制全面运作的繁文缚节是通膨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但还未被予以关注的因素。国家银行,从我还在任时,直到今天,仍在全力的强调运输。”

“我想,在对抗通膨以解放及自由化经济,我们将获得重大的进程”,他说:

过去的几年,政府都以货币及财政的措施以罩住通膨,包括取消或降低相当大部份入口消费物品的关税以纾解供应的压カ,进而使到价格降低。无论如何,关税的放宽却明显的引起了洪水般汜滥的消费。马哈迪医生指岀马来西亚较低消费价格的生活已使到人民比先进国拥有更高的购买能力。虽然马来西亚于!994年的国民年均收入为3千5百美金(US $1 = RM2.45),他说,这个购买能力可和美国人所享有的8千5百美金相缀美。因为这个新发现的财富,他说,继续控制价格以遏止通膨是重要的。

隹

点

ー连串的大型计划赶在共和联邦运动会前完成,使到洋灰供应不足,价格闹涨。

意。“就单独以去年而言,我们放进市场的产业空间要比我国过去10年所做的还要多!无怪乎我们会面对洋灰供应的短缺”,他笑道。

无论如何,以目前的情势来看,基于政治上的考虑,放缓经济成长是难以预见的,政府只好祈求全国性于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的大减价多少带来压制通膨的效果。

大马经济研究院(MIER)在其最新的预测中,估计大马经济将在1998年后缓慢下来。市场上的分析员及经济学家一致认同共和联邦运动会后的经济消缓已是明显的无可避免。许多人心中所问的是,它将是个技术上的软性调整,还是记忆犹新的1980年代的冲击,把我国冲进经济萧条里。

“事实是如果没有这些价格控制,将有许多贪婪及不择手段的无良商家剥削以赚取暴利”,他说道。

“政府对价格及通膨的控制,对维持马来西亚的竞争优势是非常关键的,它也将确保在这个国家的低收入,不一定代表着低水平的生活水准”。

同一个时候,批评把茅头指向马来西亚ー蜂窝亿元的基本设施及产业计划的进行,并称这是个不能忽略的通膨产生根源。

“目前国内的产业及基本设施工程正火速前进,彷如朝向的是1998年宏愿, 而不是大马的2020宏愿”,产业顾问克利斯波持(Chris Boyd)说〇 Doman i Properties Sdn Bhd 的 Che King Tou 问

直到目前,逛街人士仍对购物中心的大减价感到狂喜并每日期望那个星期六的到来,以让他们能够心满意足的在数间东南亚最大的购物中心逛街购物。

同时,吉隆坡的天空也将见证全世界最高的耸立建筑物。时间将告诉我们,这是在预告新东南亚经济小龙的时代到来,又或者这只是个发狂了的笨

“我想长远来看,总趋向是要让经济往上升,” KGV Lambert的产业顾问 Edmond Ng说。"话虽这么说,但我想我们可以预见在这2、3年内将会有个技术的调整”,他接着说。0

(Eugene Tang为马来亚大学经济系硕士班研究生)

华社资料研究中心

十周年纪念专题讲座

大马留台联总南洋商报

南大校友会光华曰报

槟城执行単位:温馨苑

高希均教授主讲

如彼修3与观念側航

主题:廿一世纪华裔知识份子所扮演之角色

华社资料研究中心大马留台联总南大校友会停紫藤茶坊

商务印书馆

南洋商报温馨苑

光华日报

273403

(03 - 7761221) (03 - 9824108 ) (03 - 2384131) (03-2015368) (03 - 777600〇)

(04-8263918)

(04-2612312)

吉隆坡槟城

日期:16/9/95 （星期六）时间:8.00pm - 10.30pm 地点:马华大厦三楼视听室票价:RM3〇•00

日期:17/9/95 (星期日)

时间:7.30pm - 10.00pm 地点:Eastern & Oriental Hotel

(04 - 263063〇)

票价:RM15.00

・参与者将获赠《资料与硏究〉杂志一本。

隹・占

タト劳

対我国疚展的影响

・谢爱萍

（作者谢爱萍博士是马来亚大学中文系讲师）

ー、前言

根据南洋商报（31 / 7 / 1995）记载,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郭洙镇披露马来西亚境内有“约ー百三十万名合法客工,未包括非法入境者...”。•据非正式统计,马来西亚

非法外劳约有一百五十万人,占全国人ロ的百分之九。❶这些外劳自70年代开始即进入马来西亚境内,尤其是沙巴州。从这两种说法可见在马来西亚境内的外劳有合法与非法之分,合法者乃通过有营业执照的代理安排进入我国エ作。国会议员陈胜尧医生曾披露说“官方统计的客工人数是ー百万人”。（南洋商报21 / 7 / 1995）非法劳エ乃通过没有营业执照的代理安排,或是通过其他非法途径进入我国工作,而非法劳エ未

必有合法的工作准证,因此官方无从统计其确实人数。在同一篇新闻报导里, 陈胜尧医生相信这些非法客工人数“不会少于1百万人”。换句话说,以马来西亚1千8百万人口来看,我国人民与外劳的比例是9 ： 1,这不能不说是ー个极大的比例。因此外劳在我国的所作所为都足以为社会带来深切的影响。

在目前我国出现严重人力荒的当儿,各行业甚至家庭若没有外劳似乎就难以维持日常的操作运行,显见我国已过度依赖外劳。无可否认的,当一国朝向工业化发展时会出现人力荒,而外劳的输入的确有助纾解人力荒问题。然而大量外劳的存在也引发了不少问题,在各方面影响了我国的发展。外劳可说是我国社会财富与不安的制造者。本文尝

试从各角度看外劳对我国发展的利与弊。

二、外劳产生的因素

外劳的产生和国际经济发展趋势有着极密切的关系。自80年代以来,亚太区域经济高速成长,尤其是东南亚地区正从过去的原料出口经济转向以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市场经济及迈向工业化转型期,因此ー些地区出现了人力荒现象, 如日本、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与汶莱成为劳カ输入国。

另一方面,这区域也是人口密集, 可耕地不足,人民一般上贫穷与落后的地带。例如印尼、泰国与菲律宾,成为劳カ输出国。这地区的贫苦人民就如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人ー样,离家出国流向闹人力荒的市场去廉价岀卖他们的劳カ。

就以马来西亚来说,自70年代开始即出现了人力不足,尤其是在园丘种植与建筑业这两方面。进入80年代以后, 人力短缺问题日益严重。在这20年内, 城市发展计划吸引了大量乡村青年流向大城市,导致园丘劳力流失。另一方面,城市发展计划带动了屋业发展,因此建筑工场极需大量劳カ的供应。此外,外资大量涌入投资设厂,也带动了中小型企业的纷纷崛起与蓬勃发展,及基本设施的建设。这一切都加剧了原本紧张的人力需求,尤其是国内外工商界的投资都偏重于劳エ密集型。因此在过去的20多年间,外劳被合法或非法地引进我国解决对人力的大量需求。

经济的发展与转型固然制造了对人カ的大量需而引致人力短缺的局面,然

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世界各国人力市场的成长正面临着不断缩减的情况,甚至已达令人担忧的地步。例如马来西亚在!965至1995的30年间,劳カ人口每年平均增长3. 8%,而世行预测在1995至2025的未来30年内,劳力人ロ的每年平均增长率将缩减至2.1%〇从欧洲ー些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经济蓬勃发展引致夫妻双双就业,人口出生率降低,因此劳力人口的增长自然朝向缓慢或缩减发展。当我国经济一方面蓬勃发展,ー连7年持续了高成长率,而另一方面,劳力人口成长速度减缓,不能满足人力市场的需求时,外劳因此被迫引进我国以解燃眉之急。

造成人力短缺的另一因素是为数不少的我国人民,为外国的高薪所吸引而往外国工作。例如新加坡的大专院校、研究机构、医院、跨国公司与电子厂等,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讲师、专业人士、熟练与半熟练工人等在任职。而在日本、台湾、香港、美国与欧洲一些国家,都有马来西亚人在当地合法或非法工作谋取高工资。至于这些在外国工作的确实人数难以估计,因为有部份人士是以旅游或其他方式往各国当非法劳カ。若以内政部长黄家定所宣布欲退还的两万本被扣留护照来看,往外国工作的我国人民绝不少于2万之数。当我国人力为外国的高工资所吸引时,我国惟有输入外劳填补人力需求。

三、外劳的来源与分布

马来西亚的外劳主舞来自邻近国家如印尼、菲律宾与泰国,也有来自孟加拉、非洲国家、中亚国家、中国、缅甸等。这些外劳大部份流向房屋建筑业、

点隹ハ

园丘与基本设施的建设工作如轻快铁、高速公路、桥梁与污水处理等。根据远东经济评论的报导(25 / 5 / 1995), 马来西亚在1994年的建筑工人约有60 万人,而其中将近50万的建筑工人是外劳。此篇报导提到吉隆坡的公寓大王拿督童国模极为赞赏外劳,认为外劳给建筑业注入了动カ,为他的公司制造了财富。其实纵观雪隆一带、槟城、森美兰、马六甲、丁加奴、关丹与新山等地的商业高楼大厅、房屋发展等建筑エ作,有那个不是外劳在进行着。建筑エ作一般上被认为是辛苦、肮脏且充满危险的工作,因此在选择机会众多之下, 本地人都舍弃建筑工作不干。

至于园丘种植,近年来由于棕油、橡胶等原产品价格节节上升,导致园丘极需大批人力贪源。然而由于园丘工作辛劳、苦闷、エ资低廉,而且远离市区,因此也吸引不了本地工人,惟有依

赖外劳填补需求。同样地,轻快铁、高速公路与桥梁建筑及污水处理等工作也是属于低エ资、辛苦、危险与肮脏的エ作,因此也惟有引进外劳负担这类エ作。

雇用外劳的其他行业有:餐馆、咖啡店、小贩、油站、小型巴士、エ厂、服务行业如清洁工人、女佣及菜园与农场等。这些行业的共同点是工资低、エ作时间长及社会地位低。

从外劳所从事的行业来看,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离不了外劳,尤其是建筑与园丘。若没有外劳,整个建筑行业恐怕要瘫痪。至于其他行业,虽未致瘫痪,但是整个经济的成长速度就难免要减缓了。

四、タト劳所引起的问题

外劳在我国所引起的问题是多方面

的,其影响既深且广。不论城乡都有外劳受聘用,因此我国城乡各阶层人士都受外劳问题所波及。为了方便讨论,本文把这些问题归入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卫生与宗教等7个方面来谈。

1.政治

根据吉隆坡移民厅未正式发表的统计数字,在1992年向移民厅登记的非法外劳人数有37万2千2百68人。其中 30万9千9百零5人（ 83.24%）来自印尼,2万2千5百18人（6.05%）来自泰国,1万8千8百零4人（5.05 %）来自孟加拉。❷外劳固然是输入国的财富制造者,然一般上外劳都是受剥削的一群,如工资低、工作与居住环境恶劣、遭到不人道的对待等。一旦外劳输出国要维护其尊严或保护其子民在输入国的利益,而和外劳输入国交涉起来,则双方难免有尴尬,伤了两国友好关系。例如菲律宾就曾数次表示要维护其子民在外国当女佣的利益,以免继续遭到虐待。新加坡在处死了涉及谋杀的菲籍女佣后,和菲律宾的关系一度闹得很僵。在今年中,泰国也曾派官员往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等地巡查了解泰籍劳エ在外国的待遇。这表示了外劳所遭到的待遇将会影响输出国与输入国的关系。在历史上,中国满清政府也曾派官员往北美、中美、南美洲等地探查中国苦力所遭到的不人道对待,并据此调查报告在国际上和各国据理力争、保护其子民的利益。❸马来西亚的外劳以印尼籍为绝大多数,而作奸犯科的外劳也以印尼人为多。马、印两国若因外劳而伤和气,则将影响东南亚区域的合作精神, 使欲操纵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强国从中获

利。因此我国有需重视过份依赖外劳所将引致的政治问题。

另ー方面,印尼劳エ与本地马来民族同种同言,在极短的时间内即溶入了本地马来社会,成为“土著”的ー份子,享受着身为“土著”的权益。而被划分为“非土著”的华人与印度人,不论在此已居住了数代都无法获得“土著”所享有的权益。因此大量的印尼籍劳エ的存在将益发显突出“土著”与 “非土著的划分是ー种歧视性的政策。

除非“土著”与“非土著”的区分被取消,否则当大量的印尼劳エ成为本地公民后,这种情况可能会成为ー颗潜伏着的政治炸弹。

2.经济

在经济方面,外劳的继续存在只有使我国各行各业过度依赖外劳,而阻碍了朝向自动化、机械化与高效率的生产,及高科技的开发与利用。由于外劳的供应足、工资低,而装置现代化机械的费用大,因此我国大部份的行业都安于现状。殊不知惟有实行自动化与提高品质才能在国际市场上提高竞争力。从欧、美、日、台、韩的成功过程可看到他们的成功是因为在エ艺拥有权方面占了优势。我国在这方面则仍然非常缺乏,尤其是消费品的工艺设计与生产的拥有权。目前我国一些厂商只是替外国厂商生产产品,产品的设计与销售完全属外国厂商所有。这种情形对我国要朝向工业化是极之不利的。

由于外劳易求,我国大部份工商界也不注重人カ资源的开发与训练,目前只有少数的个别资金雄厚的企业有进行着有系统的人力资源训练,而人力资源

焦

训练是提高生产率的途径之一。

大量的外劳也造成外汇的损失。人カ资源部长拿督林亚礼披露说:“如果每个客工每月寄200零吉回他们的国家,这也等于我国每年要面对24亿零吉外汇的外流。”（南洋商报18 / 7 / 1995）部长的说话是假定外劳人数是 100万;因此外劳人数若超过100万, 则外汇的每年损失将更大。

外劳在熟悉了环境后,也投入只需小本经营的行业中,例如小贩行业。在吉隆坡的秋杰路、各农民市场、夜市场及旅游胜地都可见到外劳的踪迹。这些地点原本是马来小商贩的贩卖地点,可是在印尼籍的小贩出现后,形成了很大

的竞争。印尼籍小贩的老练显然在竞争中占了上风,这种情形对还在成长中的本地马来小贩是极之不利的。

3.社会

外劳在我国所引起的社会问题足以使人觉得没有安全感,外劳（主要是印尼籍）在我国所犯的刑事案件包括了走私、私运军火、谋杀、强奸、打抢、破门行窃、伪造官方文件、偷车等等。根据吉隆坡武吉阿曼警察总部未公布的资料显示在1987年,外劳所牵涉的暴力案件共有577宗,涉及盗窃案件的有2916 宗,至1991年则分别为297宗和!161

印尼劳エ从劳エ转做小贩,在竞争上对成长中的本地马来小贩不利。

宗。❹由于外劳牵涉的刑事案众多,而涉及暴力的残暴程度令人发指,因此使我国人民对外劳产生歧视、敌视与恐惧心理。

外劳也在我国非法侵占土地建立非法木屋区,有者甚至已扩大成为印尼村。根据吉隆坡市政局资料,在1989① 吉隆坡直辖区共有56个印尼村,共 4,518户,总人数是12,401人。•❺部份印尼客工则移入马来保留区。印尼客エ在城市马来木屋区的居留造成水电供应不足、垃圾数量增加及处理不当和生话水平的下降。这些都在城市马来贫民中留下了不满与敌视的情绪。❻

4. 教育

外劳在工作合约期满后,一部份往往定居下来并把一家大小都接来同住。他们就此享受了我国公民的教育与医药卫生福利,使我国在这两方面的负担增加。例如根据11 / 7 / 1995的报章报导,约有3万2千名客工的子女在我国的学校求学。我国学校原已在设备与师资方面出现不足,如今再加上客エ的第二代在此求学,使到原有负担更形沉重。

5. 文化

外劳的常期存在也对我国文化有所冲击,而目前所见者都是负面的影响。例如タト籍女佣的存在使到我国年幼的ー代深受’女佣文化’影响。例如某华人部长曾说他的幼儿不晓方言与华语,只会说英语,因为英语是女佣所使用的语言。由于现代的家庭相当依赖外籍女佣看顾子女,因此子女长期在女佣的看顾之下,其言行举止都受到女佣的影响。

许多本地家庭聘请菲籍女佣,他们的下一代无可避免的受"女佣文化”影响。

至于部份外籍女佣兼当妓女、客エ嫖妓及客エ的暴力文化若长期存在于我国社会,它对我国原有的色情与暴力文化将更使之恶化,不利于我国的发展。

6.卫生

由于外劳来自贫穷落后国家,因此难以避免的也把当地的传染疾病带来我国,而这些疾病有者已在我国绝迹多年。目前在我国外劳中常见的传染病有爱・滋病、肺病、虐疾、百日咳、麻疯及霍乱等。非法外劳在入境时不曾经过医药检查,因此卫生部也难以追查及控制这些传染病患客エ。这种情况等于把我国广大人民暴露于传染病的威胁之下。例如在1994年八打灵发生贩卖“罗惹” 的印度客工把霍乱病传染给顾客,幸亏卫生部官员迅速采取行动、确定传染根

焦

源,才能在短时间内遏阻霍乱继续蔓延。

此外,染病的客工在寻求治疗时, 不但使用了纳税人补贴的医药保健便利,也拖欠了医院100万元的医药费。（11 / 7 / 1995 报导）〇根据 21/7 / 1995的报导,陈胜尧医生向报界披露说一名患了肺结核的客工就曾直接了当的向他说,她是专程出来当短期劳エ及寻求治疗的。因此大批外劳的存在也使我

7.宗教

部份外劳属于回教异端分子,也有邪教追随者。如不久前发生了邪教客エ砍杀幼童头颅之事。这类事件若不及早控制,则终究会形成祸端。

既然客エ在我国引起这么多问题, 而他们又是财富的制造者之一,那么政府的态度又如何呢?

涌入我国之外劳中,以印尼人最多,他们似乎已在这里落地生根。

五、政府对外劳的态度❼

在70年代当外劳在我国岀现时,各语文报章都在显著版位报导过,然而政府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至70年代后期

政府已认识到人力荒问题的迫切性,于是在1982年成立召聘外劳之小组,并于 1984年和印尼签了 “棉兰协议”以便合法地自印尼召聘劳エ到我国各园丘服务。至1985 - 86期间又批准了自菲律宾、泰国与孟加拉引入外劳当女佣、园丘及建筑工人。

在1990年,政府冻结终止自印尼输

印尼劳エ聚居而形成的印尼村。

入客エ。在这之前,政府于1989上半年限期在园丘工作的非法印尼籍客工登记并使他们的地位合法化。这项限期后来获展延至1991年5月。

1991年尾,政府决定宽赦并登记非法外劳女佣。此项登记工作后来获展延至1992年中,并且所宽赦对象也包括了在1992年6月30日之前进入我国,在制造业与服务行业工作的非法客工;同时也批准我国雇主自印尼、菲律宾、泰国、孟加拉与巴基斯坦输入客エ,以便在制造业、休闲与旅游业服务。

1994年,政府冻结了熟练与半熟练客エ的输入,休闲与旅游业则不受此限制。

1995年,根据报章报导,基于建筑、エ厂、酒店和餐馆业面对员エ短缺问题,因此内阁客エ委员会决定延长外劳的工作准证限期,即于3年合约届满后,可再申请延长多2年。(18/7/ 1995)

从!995年7月至8月的新闻报导看来,政府已有相当决心要限制外劳数目,减少对外劳的依赖。例如在1994年政府已表示不再欢迎劳カ密集的投资, 而鼓励资金密集及注重高科技的投资。 10 / 7 / 1995报导毗劝重罚聘客エ的餐馆,可说・是政府不鼓励依赖外劳的策略之ー。18 / 7 / 1995则报导延长客エエ作准证两年只是ー种短期性的应急措施而已。21 / 7 / 1995报导鼓励延长退休年龄,及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效率以纾解人力荒问题。31 / 7 / 1995则报导政府正检讨客エ政策,研究其带来的正、负面影响,准备在“降低负面影响下”通过管制引进客エ。10 / 8 / 1995报导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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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提供“工业技术调整基金”,供国内中小型企业申请购置自动化设备,以便提高生产率,并减低对人力的过度依赖。

六、建议与结论

欧美国家在成为先进国后已面对人口下降、人力荒的问题,因此被逼走向自动化、机械化及提高生产率。而在我国,由于外劳エ资过于低廉,各行业为了短期的利益,于是完全依赖外劳来制造财富,甚至于通过一些关系要求政府继续开放输入更多外劳。基于人力荒是全球大部份已发展或发展中国家所面对的问题,为了我国长远的利益著想,我国各行业有需朝向提高生产率、减少人力的使用。例如建筑行业,不妨到欧美国家学习ー些先进的技术,引进新的管

理方法与机械、知识等,改进建筑方法,训练建筑工人使他们成为熟练技术工人。虽然在改变的过程中需要下资本,然而从长远来看则是利多于弊。

至于园丘种植业,不论是棕油或橡胶或其他农作物,我国多年来一直都在开发新的知识、技术与用途。然而这ー切还不够,我们还缺乏关于播种、施肥、除杂草与收割的自动化机械。

在吉兰丹的乡村烟农,部份有企业精神的烟农已存资或借贷购卖机械,只需一人操作即可犁土、推畦及施肥,有者还装置了自动浇水设备6结果这些烟农还有剩余时间种瓜果蔬菜或探访亲友与邻居。即使远在美国,偌大一个农场也只得农场主一家人操作,一切工作都机械化、自动化,生产率提高、品质好,而且并不需要太多人カ。因此我国的园丘种植业还有待国人开发机械与设

备来提高生产,减少对人力的依赖。

要解决过于依赖外劳问题,国内企业须走向自动化,并培训熟练工人。

餐馆、咖啡店与小贩行业可向外国

的制度学习。例如餐馆与咖啡店的店面只须ー个人在柜台操作,柜台装置了连系厨房的电脑系统。顾客向柜台点购食物并付钱,领了有号码的收条后即找位子坐下等候。另ー方面,厨房里的工作人员按照电脑上的指示,准备好食物后即按号码通知顾客自助取食。同时厨房里的工作也有一定的程序,一切设备都电气化或自动化,包括洗碟机的使用, 大大的减少了对人力的需求。小贩的规模较小,不过也可预先付钱领号码等待自取煮好的食物,而顾客也应被逐渐教育在食后把餐具放在指定的盛器里。这一来餐馆、咖啡店与小贩等行业再也不需为人力不足而烦恼。为了鼓励这三项行业走向自助化,或许政府也可提供资金上的协助。

至于エ厂更须提高生产的自动化。根据报导,制造业占了我国总出口量的 80% （南洋商报!0 / 8 / 1995）,因此我国各制造业者,尤其是中小型企业, 更应注重工厂生产的自动化,提高生产与产品的品质,以便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我国国际贸易与工业部副部长郭洙镇也公布说,为了鼓励各制造业者减少对外劳的依赖、政府提供了 “エ业技术调整基金”以ー对一的方法协助业者购置现代化机械以提高生产。

油站业者曾于数年前尝试实行“自助添油”,然而得不到顾客的支持。无论如何,当政府坚决减少客工人数时, 油站行业必受影响,届时只有教育人民自助添油。

小型、甚至大型巴士的操作都可在提升人力资源的开发及提供奖掖之下, 简化至以一人操作。在新加坡、香港等地都已实行一人操作巴士服务,所以我

国也可通过耐心与教育实行此项服务。若要减少对女佣的依赖,这有需资方提供可信赖的托儿服务与设备,而且家庭也要现代化、电气化、自动化的配备, 提高家务的操作效率。

至于菜园与农场等,也要像园丘及エ厂ー样,引进先进管理知识,使用机械提高生产与品质。

总而言之,当马来西亚朝向发展的当儿,人口成长率下降是不争的事实, 这直接影响了人力的供应。在发展迅速而人力供应减缓之下必然产生人力荒情况。欧、美、日、台、新都经历了这种情形,而他们的经验正可为我们借鉴。在经历了一段从毫无控制地输入外劳到有控制与管制的纷拢后,很明显地,外劳对我国经济发展有贡献,然而有其利也有其弊。在衡量了利与弊之后,外劳还是可用,不过它的数目必须大副度的减少。取而代之的应是（1）充份开发、训练与管理我国现有人カ资源;（2）利用政府提供的基金改变生产或服务方式,包括装置自动化机械,改善品质与.提高生率;（3）注重开发与研究等。成功地克服人力荒有赖于官民一致认同与决心。0

注释:

1. 引自 Azizah Kassim, Amnesty for Illegal Foreign Labour： Some Attendants Problems ,9-2- 1995.

2. 同上

3. 引自颜清湼3国满清宜员与苦力政策，〇

4. 取自 Azizah Kassimo

5. 同上。

6. 同上。

7. .同上。

焦・点

大学企业化有待

刖言

教育乃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君不见一国之兴衰成败在很大程度上胥视该国的教育水平,世界上的经济先进国,莫不是教育的先进国,美国如此,日本何尝不是如此!❶而高等教育则担负著培养专门人才和发展文化、科学的重要任务,对国家建设的成败具有关键性作用。亚洲四小龙达致令人叹为观止的经济成就,与其重视高等教育不无关系。ー个国家若想告别第三世界进而跻身先进国俱乐部,具备大量受高等教育国民乃是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

・许振伟

马来西亚经已立下成为先进国的宏愿,目前,在政经文教各领域皆野心勃勃,整装待发。在消除贫穷,抑制通膨及经济成长方面确有一番成就,尤其是连续8年在低通膨之下维持超过8%的经济成长,让世人刮目相看。

然而,经济的成长却必须与人力资源互相配合。公元2020年,大马要达到 30%大学学历人口的目标,然而,现今 19岁至24岁的年轻人,却只有7%在高等学府就读。我们每年所生产的工程师、会计师、医生、及教师,皆不足以满足市场需求,缺乏专门人才将把国家的进展导入瓶颈,成为欲实现宏愿的绊脚石。

鉴于市场对专门人才需求的殷切, 改革高等教育的呼声也开始响起。其中包括改变教学媒介语、凭工作经验进入本地大学、推广远距教育,这几项新策略基本上都获得大众的认同,只有“大学企业化”的建议却ー经提出,即引起议论纷纷,尤以大学生的反应最激烈。

本地大学出了什么问题?

本地大学为我国栽培了数不清的专才,这些毕业生的表现决不逊于留学生。本地大学课程的涵盖面一般上比外国大学广（当然所花的时间比较长），在硬体设备方面比外国大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它还是穷苦学生翻身的跳板,下层阶级的经济地位会随着教育程度增高而提升。

不过,本地大学却潜伏着ー些危机,现有的僵化制度有碍于它的健康发展,且让我把它所面对的问题列为“五大挑战”。

（一）行政效率差强人意

本地大学作为官营机构的一分子, 它的管理方式深受官僚主义影响,而且缺少自主权,例如大学要申请资金或增聘教员,都得过三关:教育部,公共服

务局及财政部。❷这种慢半拍的效率实在无法追上新时代的节奏,人们还不时谑称“大学”官员的处事手法完全没有 “大专”的水准,譬如“学生事务局” 的效率其差无比,而它的官僚作风更令人不吐不快:ー项活动的批准需要通过重重关卡,ー个小时可以批下的事情竟拖上两三个星期,而且不时还有意无意的刁难学生活动。

（二）经费庞大不胜负荷

经营大学的成本不菲,据说政府资助国内七间大学,每年需提供1.6亿元之镇的津贴❸,在生活费日益高涨的当儿,这笔经费将进ー步膨胀,对纳税人和政府来说是ー个重担子。

（三）人才外流

ズ学是知识的宝库,它应该是顶尖知识分子进行学术交流的场所。近几年来,本地大学却面对严竣的人オ外流现象。’人才外流的其中一个原因乃是大学的薪金制远逊于私人界,而这些讲师正好是私人界青睐的对象。除此之外,讲师之间亦有变相的固打制,一些高职保留给特定的人,甚至ー些讲师各自结盟,希望通过非正规途径晋级。

（四）固打限制,水准低落

某些人会对本地大学的学术水平感到质疑,一方面是因为人才流失,另一方面则是入学固打制。受固打制照顾的ー群,成绩往往不甚理想,而且学习态度不好,本地大学的学术水准往往被他们连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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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由学风不受鼓励

1974年学潮过后的翌年,政府修正大专法令。这是个畸型的法令,它把大学生与幼稚生并论,用管制幼稚园的手法来箝制大学生。它不只扭曲了大学生正常人格的发展,也严重的侵蚀大学的学术自由,学术人员亦处处受制。校方也丧失了大量的自主权。

本地大学在面对这种种的挑战。若不做出回应,可能会面对淘汰的噩运,

大马私营化政策

“大学企业化”的概念取自何方? 我想它与我们的私营化政策有关。

近年来,政府所推行的自由化经济政策是促使经济快速成长的催化剂,其中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私营化政策。

《 2020年大趋势〉的作者扬言: “民营势在必行,市场法则将取代一切的政府管制,任何ー种社会主义都快要

马大企业化后,学费涨7倍乏多。

欲对症下药就需要进行革新,给予大幅度的转变。于是大学企业化的建议应运而生。高等学府企业化,可说是教育的再生工程❹,企业化这个概念对本地大学而言类似即将来临的一场革命。

没有立足之地了。”❺目前,私营化政策已风行全球,而我国政府则早在1983 年已鉴定私营化政策。❻私营化为国家带来许多改变,它无疑的改变了公共企业的结构,也为私人界制造许多投资机

会。

首相署经济策划小组拟定的《私营化政策指南》中列出该政策的五大目标 ❼,而《私营化大蓝图》则胪列出ー张漂亮的成绩单,显示我国的私营化政策取得相当骄人的成果❽：

（一）减轻政府的财政及行政负荷: 它为我国政府节省了 39亿元的开支,减少了 74亿5千万的公债,在售卖资产方面也为政付带来11.8亿的收益。

（二）促进效率及生产率:巴生箱运码头私营化后,每艘货轮在港口的停留时间已平均缩短两小时40分钟。第三电视的启播为我国的广播业带来新气象,国营和民营电视互相竞争,大大提高电视节目的素质。

（三）加强经济成长:马电讯在企业化之后,时常推陈岀新,刺激经济成长,有目共睹,•而当它上市时,更大大的刺激本地股市,使吉隆坡股市的市场总值增加一倍。

（四）缩小当前公共领域的规模:成功的减少54000位公务。

（五）实现新经济政策目标:土著受鼓励参与私营计划,而各项计划皆规定土著至少拥有30%,当政府的财务负担减轻之后,可把省下来的基金注入消除贫穷计划。

我国要迅速发展,当然不能因国库财カ问题而把步伐放缓。为了尽早达到目标,政府将一些公共企业私营化,让私人界向银行贷款,建设基本设施。如果不是私营化的话,国产车可能要等到 2020年以后オ可在大道上奔驰。私营化让ー些私人机构牟厚利,但也让大众提早享有便利。但是,我们必须紧记:

“提早消费是必须付岀代价的”❾

伤痕累累,积重难返的国营企业ー经“私营化”的刷新,竞能起死回生。于是,政府就趁胜追击,以如法泡制的方式让本地大学突破困境。

企业化?私营化?

有关大学企业化的课题,马大校方一再澄清大学欲“企业化”,非建议大学“私营化” 〇❿“企业化”与“私营化”有何差别?基本上,企业化可说是私营化的前奏曲。根据《私营化大蓝图》,企业化（Corporatization）是指由政府部门或法定机构的地位转换为公司法令注册下的公司,这个过程也包括资产的转移,虽然政府仍旧是拥有人,但有关的机构却走商业路线。企业化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提高效率:

（一）以商业管理的方法替代官僚组织。

（二）以金融会计方式来评估表现。

（三）市场导向取代中央决策。（D

私营化则涉及拥有权的转移,并且以盈利挂帅。《私营化指南》中提出各个可以实行私营化的领域,其中并不包括教育。而《私营化大蓝图》建议私营化 246个政府机构中,本地大学并没有被圈中,《大蓝图》还说教育机构进行私营化必须从长计议。

教育乃百年树人的大事业,历来, 盈利与教育势不两立。我们时常表扬毁家兴学如陈嘉庚等人的伟大,若以赚钱第一,教育第二的方式来经营学校,将扭曲了教育的本质。当教育向钱看时, 学子们会以金钱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 个人汲汲于求田问舍,对于道德、精神

隹・占

大专企业化应在提高效率与素质,而非以盈利为鹄。

的提升不屑ー顾,那么这个社会将会益形冷漠,最终成为一个病态社会,这是很可悲的!我想,马大校方一再强调大学只朝企业化而不是私营化,背后的涵义是昭示大众企业化不违背教育的宗旨,企业化志在提高效率与素质,当非以盈利为鹄。

大学企业化之后,上述提到的五大挑战是否能迎刃而解?标准答案是:

“很难讲! “

企业化或私营化可以摆明要赚钱, 要做生意,以金钱挂帅,但它也可意味着自由化,拥有更大的自主权,较少的繁文缚节。马大前校长赛胡申阿拉达斯说:“与其企业化,不如让它自由化。”曲我认为这只不过是文学游戏而已,企业化,自由化,还是私营化是可以互相交替的名相。玩弄这些字眼是无济于事,重要的是在于具体的实行方式。

邓小平说:“无论是黑猫还是白

猫,会捉耗子的就是好猫。”同样的道理,当务之急是解决大学所面对的五大挑战,改革是势在必行,至于这项改革被称为企业化,私营化还是自由化皆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项改革是否有效,还是可能带来更多负面影响。

大学如何企业化?目前局势可说是 “雾里看花”,到目前为止,仍未有具体的内容,而近来舆论掀起的轩然大波的焦点并不在企业化的实质,而只集中于学费ー环,这样会给我们见树不见林的感觉。

从马大校长拿督阿都拉沙努西博士的论文:《企业化:一个实际的模式》中,我们大概能窥到些有关企业化的珠丝马迹:

•大学的管理费不再依靠政府财政援助,相反的,大学将依靠学生的学费及利用大学拥有的资源做为收入来源。

•策略性的使用原有资产。

•大学董事会负责决定大学方针并贯彻高等教育政策

・设立大学基金

•教学方式多样化函

从以上的策略看来,的确有助于达马大的三大目标:（一）有条理的成长及有素质的发展,提供更好的高等教育;（二）充分的利用硬体设备,人力及知识加强大学的行政;（三）减轻政府在高等学府的财政及管理负担。❿然而美中不足的却是有关的论文只看到如何筹钱及提高行政效率,忽略了更重要的学术自由及废除固打制,而提高学费7倍的建议令人深感遗憾。

五大挑战

现在且让我来补充及质问建议中的企业化计划,以面对刚オ所提出的五大挑战。

之ー:改善行政效率

大学的行政效率时常引人诟病。要如何提高效率?只有生产率提高オ会有好效率,套句经济名相即是:以较少的付出达致同样的成果或以同样的付出达致较高的成果。生产率的提高有赖于堆加资本投资（Capital Investment）及人力资源的改善。鼓励研究与开发（Research

马大副校长孽督阿都拉强调马大是朝企业化而不是私营化。

& Development）,应用先进的科技工艺,增建硬体设备将增加资本投资,从而有助于生产率。另ー方面,欲改善人カ资源,就须给予完善及系统化的训练,同时树立员エ积极的心理、行为与态度。展开改革会影响士气、行为与态度,然而,每ー项改革都预料会遇上阻力,所以必须说服员エ有关改革的好处。改革可分为表相改革和实质改革。

表相的改革,如更换制服、换招牌、利用口号,在短期内能收焕然一新之效, 但对长期的效应却不大。实质的改革オ会对员エ的心理产生长期效应,例如策略的改变（以盈利为主）、推介奖赏激励计划、促进竞争、承担风险、改变组织结构、执行新的条例等。

本地大学欲改善其行政效率,单靠企业化的口号或在表相上下功夫是不足的。到处张贴、宣喊ロ号或规定职员、学生打领带、穿皮鞋只是昙花ー现的给人耳目一新而已,并非长期经营之计。要达到提高行政效率的目标,企业化的内容包括以下的措施:

（-）结构重组:成立非营利公司（马大企业化的建议有提到成立三间公司:马大行政操作有限公司,马大服务有限公司、马大投资有限公司）,赋予大学更大的自主权、尤其是在行政与财务方面。

（二）增加大学行政的透明度:按时向孥生、公众或国会提呈报告,当涉及公众利益的决策,应聆听舆论界的声音。多年以来,大学所制定的制度与方针都是闭门造车,从不曾征询学生的意见,・就连这个具有开创性及革命性的企业化建议也做不到最基本的突破,乃是一大败笔。

（三）执行量化的效率条例:例如规定学生事务局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内处理活动的申请。

（四）行政人员再教育:提供大学的行政人员系统化的训练,提高他们的专业精神,使他们的办事能力达到“大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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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ニ:减轻政府负担

政府有责任提供人民教育,当然也包括高等教育,决不能以经费高昂而推卸责任,就如不能因为警察部队的开支庞大而放弃支助,把它私营化/企业化。

大学企业化并不受大学生欢迎,因为此建议甫ー提出,就劈头向大学生开刀。“企业化”几乎等同“提高学费”，而建议中的学费可不是开玩笑的——涨幅高达?00%©,即使是私营化了的马电讯或国能也不敢妙想天开把收费提高一倍,更谈何7倍。我国的年均通货膨胀只有4%,国民一年的平均收入约有千元,如此涨幅,怎能令人吃得消。

高昂的学费,被大学生视为洪水猛兽,且让我们听听他们的心声:

我们引颈企盼的是企业化所带来的各种福利,学术水平的提升,软硬体设备的增加以及讲师教授的素质改善等等,但万万不希望成为企业化之下的牺牲品! 1年千多元的学费已叫部分学子感到沉重,倘若连涨7倍,那叫他们如何是好?要是你出身贫寒,那这项建议将粉碎你的理想,为你带来噩梦的开端。……从学生身上捞取高昂的回酬, 那实是ー种变相的教育经营方针。❿

如果企业化的成功是建筑在大学生的牺牲上,我希望当事的大人先生们能注意其后果:（一）中下层阶提升本身的社经地位路断——当学费高涨以至大学教育成为奢侈品,进大学将成家境宽裕者的专利。（二）学生素质低落。

（三）学生兼职恐影响学业——如果企业化的代价是更多身心疲累的大学生, 那我想大部份学生都会选择保侍原状。

（四）大学教育将更具功利色彩。©

大学的决策应当首先考虑大学生的利益,令人痛心的是,马大企业化的建议书虽然对今后大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然而,不但大学生的利益未被重视,连大学及其代表亦未曾被征求意见。..

想当年,马大的学生在自己温饱之馀尚会为别人空虚的肚子请命;而今天,马大学生在今日的温饱之馀,仅能为明日可能不饱的肠胃担忧,我们能不唏嘘。只有当大学生受益,大学企业化オ有意义,因为大学是为大学生而设的。©

我认为大学欲进行企业化,必须获取大学生的支持与认同。在没有获得大学生的认可之下,一意弧行的任何大学政策,肯定无法有效实施,甚至有反效果。最近的局势发展到马大生展开和平请愿函,学生们的策略是令人赞赏的, 他们通过有效的管道表达他们的心声 ——反对学费高涨,而且主动要求参与决策工作。

政府时常说它对大学津贴过重®）, 提高学费才能更有效的反映教育成本, 这样,当国立大学与私人学院的学费相若时,大学当局一定会极力确保其教学水平及设备具有竞争性,而对学生来说,学生们オ会珍惜自爱。

其实,从长远来看,政府支助大学对ー个国家的长期发展是值得的。政府支助大学对ー个国家的长期发展是值得的。政府支助大学还有更重要的背后意义——社会的正义与平等。民主的社会时常讲“机会均等”,其中一个机会是让穷人有翻身的可能。根据较科学化的分析,我们发现在旧社会里,富有的父母,90%的子女将保持富有,而贫穷的家庭只有10 %的子女将自创春天成为富人,这是当时社会经济缓慢变动的现

政府支助大学,对ー个国家的长期发展是值得的,也是其公责〇

象,均衡变动（亦即50%成为富者,50 %成为穷者）的现象则几乎是不可能的。关心人民的政府必须制造适当环境,以让贫穷子弟的社会经济地位变动机会增高至50对50的比例。©

学费的提高,意味着切断贫苦阶级翻身的终南捷径,而对来自中产阶级家庭者,其负荷也不轻。如所周知,在本地大学求学的学生,来自富有家庭的可谓凤毛麟角。教长纳吉说有一些幼稚园的收费比大学还高,而家长并不投诉高昂的收费,他的论点很有问题,试问来自贵族幼稚园的学生,最终还留在本地大学求学的有几人?会盘算的富人,都知道本地大学之门窄之又窄,为了让他们的子女顺利的接受高等教育（除非是对自己的子女的大马高级教育文凭成绩非常有信心,往往都选外国大学而舍本

地大学）〇

犹记得在1991年,政府把大学学费调高一倍（本来的建议是提高3倍），据说有好一些大学生,尤其是无依无靠的非土著生,奖、贷学金没有着落,课余时间被逼兼职找外快。倘若学费连升 7倍,我相信国内将会有一批大学生被逼辍学。

我认为企业化不应把大学弄到商味十足,大学的目标决不能在于“赚钱”。大学对国家的贡献是不能以金钱来衡量。大学要求经济自主的方法很多,大学职员的薪金可由私人公司献捐,大学可以提供咨询服务,充分利用大学的设备来赚取收益,提高学费乃下下之策。

焦・点

另一方面,政府也不见得无法承担大学的开支,从1983年至今,有好多的官营机构经已私营化,各项大型的发展计划皆由私人机构筹资进行,私营化计划已为政府省下ー笔庞大的笔金。再者,政府的收入也随着人民平均收入的提高而水涨船高,税务局的收入在过去十年增加了 134%函所以,我们实在看不出政府的财务有捉襟见肘的窘境。我想,政府对大学只需维持现有的津贴应不成问题。而大学当局欲改善其薪金结构及从事扩展计划,则可通过各项投资及商业计划来拓展财源。

对于学费的提高必须从长计议。在没有周全的计划下贸然提高学费对大学、学生及家长都起着极大的伤害,就我国强势政府的形势来看,如果政府不顾大学生的反对而强硬调高学费,大学生除了发泄不满,申请辍学之外,似乎别无他法?如果学费势在必涨,希望大学及政府当局必须考虑以下事项:

（-）企业化之后,最终,政府对大学经费的承担不得少过75%〇（就如新加坡政府订下7年后的目标）®

（二）征收的学费必须考虑到国民均收入及通膨率。

（三）学费的提高只可以逐年提髙, 涨幅不得超过国家的经济成长。4年学费爆涨100%已是非常的不合理,更何况是700 % 〇

（四）保证所有合格的大学生不会因缴不起学费而停学。

本地大学几乎所有的土著学生皆秦得奖、贷学金,提高学费对他们的影响可能不大,除非是有关的机构无法相应提高支助款项。而首当其冲的是那些没

有官方或私人机构资助的学生（俗称 Fama scholarship holder 爸妈奖学金持有人）,他们面对痛苦的抉择:要继续学业还是减轻父母的负担?本地大学的确有好多的奖学金及贷学金可供申请, 但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如果你没有土著身份,如果你的大马高级教育文凭没有5科A,如果你不够穷,或者你诚实的宣称你来自小康之家,那你就只好靠 Fama scholarship或自己兼职找外快。有一些奖学金的学生却不自爱,把奖学金花在吸烟、玩乐及买奢侈品,实在令人叹息。在大学里,竟然有这么不公平的现象!

我认为大学生承担大学一部分的教育成本是好的。所以,我们不妨取消所有的奖学金,一律改为免息贷学金。如果成绩好的话,则可免还或只偿还一半的贷款。同时,让所有的申请者皆可获得贷款。

近来,亦有人提出澳洲“先读后付”的计划限,如果第一个建议行不通的话,我们不妨考虑这项建议,不过我们必须强调提出“先读后付”的概念并不意味着学费可以任意提高数倍。

之三:遏止人才外流

首相说:“大学必须企业化,如继续由政府管理大学,它不能拥有本身的财政资料及制定师资的薪酬,人才流失的现象将永久存在;目前,在政府薪金结构下,这些人才的酬劳只是私人界的四分之一而已。”绵从首相的谈话中似乎可窥探出人才外流乃是政府坚持大学企业化的最大原因。

毋庸讳言,虽然大学讲师的薪资几经调整,仍远落在私人机构的后头,有

ー些讲师不时感慨:“我的薪水只等于我学生的四分之一。”在企业化之下, 大学即可成立公司,通・过健全的管理, 使各大学得到充分和有规划的发展,善用大学里良好的硬体资产及学术人员, 为大学开拓财源。(不过,令人遗憾的却是大学当局最津津乐道的却是在提高学费,似乎学费来源最稳当。)

然而,大学人才流失,并木纯粹在于菲薄的薪金。大学内的职员亦如政党一般在明争暗斗。前马大校长赛胡申阿拉斯在任时,在马大展开一连串的改革,他曾不客气的向一些不学无术的蕤菜教授(Profesor Kangkong)开炮。可措,壮志未酬,因为得罪了小人,结果在极不公平之情形下被革职。

在大学里有好一些很可爱的讲师, 为学术而不言累,他们最在意的是学术自由,薪金还是次要的。然而,却有一批的害群之马,他们没有料,却通过结党的方式、裙带的关系来晋级,大学讲师剽穷学生的论文时有所闻,由于他们的后台硬,以致无人敢得罪他们。有时,讲师的ー些职位还有不明文的肤色固打制,导致非土著不容易晋升。

要防止大学的人才外流,单靠调整薪金不见得能解决。我们希望在企业化之后,学生有评估讲师的权利,就如港大校长的候选人需面对港大学生会的对话幽。

之四:废除固打制度

本地大学的学术水平无法与世界一流大学并驾齐驱,主要的原因是固打制的实施,人才流失及自由学风不受鼓励。

本地大学的固打制始于新经济政策

的实施。政府宣称固打制的比例是土著 55%,非土著45%,不过,目前似乎只有马大和理大拥有45%的非土著学生, 其他大学皆不足。

在这种种政策之下,受保护者可以轻而易举的进大学、拿奖学金,受剥削者即使成绩好过受保护者,也只好望大学之门兴叹。对非土著而言,挤进本地大学是一椿天大的喜讯。

固打制的实施往往矫枉过正,标准在于肤色而不是才能,结果弄到全盘皆输。受剥削者是首当其冲的牺牲者,而大学的学术水平也因此而受损。

表面上看来,土著学生似乎是固打制之下的受益人,不过,在本地大学里,一般上,以较低学分入大学的受保护者自卑感很重,他们靠固打制进大学,却不能靠固打制毕业,以致每次大考一到,时不时都可以听到他们因考试压カ而患上歇斯底里症。就以马大经济学院会计系为例,政府为了扶助土著学生,特地保留空位给他们。由于学系当局对它的学术水平不予以妥协,结果在 1990年,40位主修会计的土著学生,竟然只有4位(10%)顺利毕业,其他的36 位,不是留级就是因成绩低落而被开除。这种强硬塑造人オ的浪费率高达90%, 成本不菲,保护土著的良好意图竟变成伤害,伙疑的,这对社会也是ー项损失。

企业化应强调绩效,企业化计划应包括废除固打制,固打制就如缠脚的女人,缠脚布一日不除,解放即不可得。企业化应摒弃种族因素,而严格坚持精挑细选学生及学术人员为基本准则,只有在固打制废除之下,本地大学才有机会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龙虎榜。

焦・点

之五:提倡自由学风

一所优秀的大学,必须拥有塑造自由及民主的学术传统,当局应容忍异议,以让学术人员进ー步探寻。譬如名闻遐迩的北京大学,自1916年12月蔡元培被任命为校长后,即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形成百・家争鸣 ©〇不过,本地大学在大专法令的笼罩下,讲师及学生的自由大受限制,它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绊脚石。

在教学方面,好一些讲师偏向填鸭式而不是启发性的讲学。上课时,讲师不见得能与学生交流不同的见解,往往都是讲师对、学生错,考试或是课业, 若不依讲师的意思,就无法考到好成绩。

至于活动方面,大学里的学生组织必须“安份守己”不然可能会被暂停活动或面临解散的危机。学生团体不能与校外团体或其他大学学生团体联系,办活动时,大小事务都要向“学生事务

局”报告,把学生团体弄到动弹不得。学生事务局并不鼓励学生进行较有创意的活动,如果活动是对时事课题的探讨

(如人权活动),更是竭尽所能的阻挠。他们是做官的,只求保住铁饭碗, 甚少想到要为校园塑造ー个自由、开放、健康的学风,他们要乖乖听话的大学生,能独立思考的大学生都是危险兼捣蛋份子。

大专企业化,应拟定策略让讲师及学生享有言论、结社、思想与行动的自由。

结语

大学企业化已势在必行,我们期望这项计划的实施能兼顾以下事项:

(-)大学可以自组公司去赚钱,但必须强调教育第一,赚钱为次。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保存和传授人类累积起来的科学知识和文化成果,所以决不能

大专企业化之计划应透明化。

因某些人文科目无市场价值而遭忽略, 否则,国家的发展是无法平衡的展开。

（二）大学拥有更大的自主权,不过,这项自主权不应只限于董事局人员而已,它必须让学生们参与大学的决策,同时确保学生有发言权。

（三）增加大学行政的透明度。

（四）学费的调整必须不导致任何ー名学生因而辍学。

（五）政府须继续支助大学不少于 75 %的经费。

（六）废除入学固打制,强调绩效而非肤色,扩大教育蛋糕,以达致30%人口为大学生的目标。

（七）打击裙带关系,杜绝小人,清理门户,淘汰不学无术的雍菜教授。

（A）让学生评估讲师及校长的表现。

（九）塑造自由及民主的学术传统。③

注释

1. 述自游若金博士的谈话,见嫡洋商报〉, 30/ 7/ 95〇

2. 述自阿布巴卡教授的谈话,见《南洋商报）,18 / 6 / 95〇

3. 见俑洋商报〉社论,28 / 7 / 95〇

4. 见俑洋商报〉,21 / 7 / 95〇

5. 尹萍译,奈思比,奥伯汀合著,《2020李大趋势》（台北天下文化出版股分有限公司, 1991年,第135页。

6. Ranjit Singh Malhi, Pengajian Am STPM Kenegaraan Malaysia, Kuala Lumpur, Federal Publication, 1989I第 283 页。

7. Malaysia, Garis Panduan mengenai Penswastaan , Unit Perancang Ekonomi, Jabatan Perdana Menteri, 1985,第 1 页〇

8. Malaysia, Privazation Masterplan, Economic Planning Unit, Prime Minister Department, Kuala Lumpur, 1991,第 8-10页。

9. 蔡维衍博士,・济里外〉,ハ打灵再也, 1993 年,页 !71〇

10. 见俑洋商报）,8/5/95 及 30/7/95。

11. 同注8.,第44页。

12. 见俑洋商报》,.18/6/95。

13. 见爛洋商报》,'21/7/95。

14•见嫡洋商报》,24 / 7 / 95〇

15. 见嫡洋商报》.6 / 5 / 95〇

16. 陈韦賭,“拒为大学企业的牺牲品”,遅沏日报》,12 / 5 / 95〇

17. 小牛,“大学当以大学生为重”,通洋商报》,29 / 6 / 95〇

18. 同注17。!9.见く南洋商报）、惺洲日报》,4 / 8 / 95〇

20. 首相宣称补贴率高达90% （见備洋商报〉, 23/7/95）,不过,根据马大校长披露,马大1995年的财务,政府只支助81.6% （见‘ 嫡洋商报）,30 / 7 / 95）

21. 见爛洋商报〉.26 / 6 / 95〇

22. 见席洋商报〉»21 / 7 / 95〇

'23.见嫡洋商报）,21/6/95〇

24. 见〈The Star〉, 27 / 7 / 95〇

25. 见嫡洋商报）,23/7/95〇

26. 见威洲周刊〉.14 / 5 / 95〇页7?〇

27. 田建园,備等教育等》,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28页。

（作者许振伟为马来亚大学经济系毕业・生）

论坛

咼希均

—进步观念的领飢者

•曾庆方

只有夜深人静时挑灯夜读,不为考试前途,书中情趣オ会泉涌如注。

我忽如领悟这样的ー个道理,原来在没有压カ的情境下看书,会使自己体会到书中另一番的境界,情不自禁地对书中的描绘产生许多的遐思,引起我把现实生活中的点滴,企图与书中描绘的观念串连起来,让“应然”落实到“实然”的情境中。

当我重读高希均论文集《天下那有白吃的午餐》, 《观念传播》和《一个知识份子的感受与期望》时,这种感受会特别强烈,会被高希均极カ提倡“进步观念”的热诚而有所感动,给我带来不少启发。

因为沉思书中的观念而

激起的关怀,我们的思绪往往如脱羁野马,会逐渐形成ー股不可阻挡的冲动迫使自己要以行动来展现并落实我们的想法,以及理想的无尽追求。这好像知识就是力量的象徵〇

我深信,高希均的思想泉源无ー不是来自他勤于读书和做学问所孕育出来的。然而,他不像社会上有些学者,在研究室里为知识而知识,他因为体认观念的重要性而致カ付出行动,所以, 他不只是在教室里教书而已,他走出学府传播观念, 把自己的专业知识透过文章、专著、演讲等推广到社会。

高希均善尽了读书人的责任,他因体认观念而付出行动,这何尝不是读书人

“言论报国”的具体表现呢!

高希均的许多进步观念,都是具有前瞻性的。其中他在评述当前三个经济观 :赶エ完成、功利思想和低物价政策时强调,ー个进步的观念,虽然不一定立刻被接受,但只要诚心诚意的提出来,激起更多知识份子和舆论カ量的带动之下,它海会加速国家的进步,转移社会风气,提高生活素质,其最终的结果可以增加大多数人民的福利。

所以,高希均提醒我们 :不要因为“赶エ完成”而忽略了品质和参与者的压力;做事不要讲求“功利” 而是要讲求“实效”；“低物价”政策有时会获得了经济上一时的稳定,但长久下

去,迟早会带来品质的退步等等的不良效果,要彻底检讨。

从这三个经济观念的评述中,我们似乎可以理解到高希均所谓“进步的观念”,其最大意义在于,不要因为短期的利益,而忽略了长期所带来的不幸;凡事不要只享受眼前的喜悦,而应谨慎注意所带来的不幸, 所以,我们的眼光要放远ー点,做事要有“未来观”的判断。

国家要进步,社会要发展,不仅需要这些所谓的 “进步观念”,还需要有道德勇气的知识份子的积极参与和贡献。高希均就是ー个典型的例子。

从1967年开始,高希均虽然是ー个在国外教书的中国知识份子,但身在异乡, 心怀祖国,常常尽量抽出时间,回到台湾本土做ー些他益I得对国家社会有意义的エ作,这些工作包括担任短期的研究、讲学、演讲与咨询等,为台湾社会播下不少 “进步观念”的种子,善尽ー个知识份子对社会应有的言责。

不仅如此,高希均以更为积极和有效的作为,于 1981年起,先后创办《天下》与《远见》杂志以及 “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并

有那下天' ,餐午的吃白

集文論均希高I

高希均教授的部份著作。

且落カ举办演讲会、研讨会、推广经济知识,传播现代观念,对社会产生实际的影响力,也对国家做出无比的贡献。难怪前任台湾大学校长孙震形容高希均为“台湾经济知识普及化的一个大功臣” 〇

法国雨果说:“当ー个观念成熟时,武力都挡不住。”所以,高希均认为, 要顺利地跨进现代社会,就必须要有大家接受的现代观念。“因为观念足以改变历史,而历史由人改写,把进

步的观念深植人心,深耕国家优势,正是一个知识份子面对历史最积极的作为。” 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让我们对高希均的热情和用心,给予很高的推崇和敬意。

很显然的,高希均多年来都坚持以知识份子身份传播进步的观念,如果以“进步观念的领航者”来推崇高希均,我认为一点也不为过。。

（作者毕业於台湾大学,目前任职於董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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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论说起马华知识界的情境,我们总会想起鲁迅在他的年代所说的一句话: “中国其实没有俄国之所谓知识阶级”。鲁迅这句沉痛的告白自是直指俄式定义而发,但若回头审视当今马华社会,我们却未能从容地面对“马华有没有知识阶层” 之审判。

何谓知识份子?这似乎已是陈旧的议题。尽管知识份子严格定义呈现众说纷纭的状态,但基本上还未及墨子所说的“一人ー义,十人十义”之地步。大体上,我们都能认可知识份子乃价值观念的诠释、创造、传播乃实践之从事者。他们的活动是文化性的,他们为社会创造能让人安身立命的文化氛围,为社会铺立一文化性的意义系统。

我们爱说中国古代就已经产生了代表社会良心的 “士” 〇从传统中国的文化史上看来,“士”的中心任务确切亦始终围绕在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发。根据余英时之见,如果从孔子算起, 中国“士”的传统至少已延续了 2千5百年,而且流风余韵至今未绝。这道传统的源流从孔子而始,因为孔子所最先揭示的:“士志于道”便已规定了 “士”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

漫议知识份子

与价值观念

・许德发

孔子以后,其弟子曾参也循此而发:“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任以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 不亦远乎? ”这更进ー步为后世儒士精神的开启起了典范性的传递作用,故代代有士出。其坚拔不移真可谓可歌可泣,尤其是在“天下无道”之时愈显突出。

但是,若将“士”与今天特殊涵义的“知识份子” (Intellectual)相互对照,并以严格的现代尺度衡量之, 两者仍有实质之相异,不能等义待之。无论如何,两者对文化使命的承担却又是ー致的。事实上,从思想史上的轨迹看去,具有特殊涵义的知识份子乃是近代的产

物,其起源和18世纪启蒙运动有着不能分隔的密切关系。因此,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而崛起的知识份子大概不早于18世纪,这点早已为西方学人几乎一致的认定。

知识份子作为“时代的眼睛”,一般上被认为是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正等)的监护人。社会学家曼罕曾有名言:近代的自由知识份子不属于任何固定的经济阶级,知识和思想则成为他们唯一的凭藉, 因此他们才能坚持自己的 “思想上的信念” 〇这ー说法与韦伯对知识份子所下之定义“在文化价值上具有特殊成就,在文化社区里占有领导地位的人“颇为一致。

鲁迅,中国知识份子的典范。

毫无疑问的,知识份子唯观念价值之是非是问,他们必须在思想上有着峥峠之成就,并耕耘着文化价值的方田,恰恰契合孟子的“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_ 能”。若从历史功能上析而论之,当社会上存有未能让人众心安意宁之情景或人们对生命意义与秩序发生混乱与怀疑时,知识份子将提供其识见以安顿人心。他们的识见当然是反映其等之价值观念:例如自由主义、人文主义、民族主义等等皆是,

以企图呈现ー个让人众产生生命,意义与精神之秩序。

即然知识份子要求企达其价观念的实践 —— 人人能得以幸福安顿之理想图,那么他们肯定会倾向批判的视度,其想法与社会现状总真有差误,因为自古以降就没ー个现实社会是教人满意的。也因此,知识份子必拥有康德那ー份“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他们一方面依据其底蕴的基本价值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而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份实现。

或许我们可以举鲁迅为例。林毓生于《中国意识的危机》ー书中曾论述道,鲁迅是ー个纯正的现代中国知识份子,这是极中肯紫之论断,我们从鲁迅一生坚持自己的信誓中确可窥视ー个知识份子的典范,我们都知道,鲁迅是通过其尖锐无比的直笔匕首直指中国传统与现实的黑暗面,为中国思想重建的工作奉献。他的价•值观念极为复杂,这里头主要呈现了整体性反传统主义、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及虚无主义的相交错,他虽然一再承担着挫折感与深沉的绝望,但鲁迅仍ー以贯之其为中国的新生所作之努力。照他自己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

门,放他们（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尽管鲁迅在黑暗闸门重压下的灵魂被撕裂得呈现了痛苦的张カ,外在也累受压迫,而他却“偏向黑暗捣乱”。

诚然的,知识份子与价值观念的奋カ拥护是相系相连的,所以我们也常称他们为理想型的“观念人物”，巴达耶夫所说的“知识阶级是ー个理想主义的阶级,属于这阶级的人,全部受观念的影响,并准备为他们的观念面对牢狱、苦工及死亡” 似乎就是知识份子的注脚。

当我们在漫议知识份子自身的功能、命运时,我们总会心中触感“俱往矣,不再乎”之叹。中国近代史上自严复、康有为、梁启超, 孙中山第一代现代知识份子出现以来,再至五四师生的第2、3代的展续,如陈独秀、胡适、鲁迅及傅斯年、罗家伦等,真可谓人才辈出;后来者也延绵不断,不计其数。

但马华社会又是怎样的情况?我们或许拥有林连玉,但不无遗憾的是这已是昨日黄花,成为历史的资料了。0

（许德发是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硕士班研究生）

吾爱吾乡

志期1512年的马六甲城地形图。

马太甲州名的渊源

.叶瑞生译

马六甲是个在历史上非常著名的马来王朝,尤其是于1400年全 1511年期间。马六甲作为ー个经商中心的盛名远播世界各地。虽然马六甲马来王朝只存在117年(1394-1511),但其盛名及所带来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马来纪年》里详细的记载了马六甲王朝创立初期的历史。另外,中国及葡萄牙的文献也提供了一些有关马六甲王朝历史的资

料。这些文献叙述了马六甲如何开始及何以会沿用这个名字至到它闻名于世。

《马来纪年》叙述了有关新加坡最后的ー个马来王,苏丹依斯干达沙(Sultan Iskandar Shah)及其宰相 Sang Rajuna Tapa 的事迹。 _Sang Rajuna Tapa的女儿是苏丹依斯干达沙的宫女,因诬蔑其他的唇女而被苏丹所弑。由于对苏丹极度的愤怒,于是Sang Rajuna Tapa勾结了爪哇的满者伯夷王朝,并要求它进攻新加坡。结果,满者伯夷进攻并击败了新加坡。苏丹依斯达沙和随从们放弃新加坡而逃到麻坡。到达ー处地时,苏丹决定在该地驻留时,却发现该地有许多蜥蜴。既使肆杀无数,仍然爬出许多蜥蜴,因此该地後来被命名为Biawak Busuk (意思是“臭蜥蜴”)〇

苏丹依斯干达也曾经尝试开拓几个地方,但都不成功。他们在其中一个地方建造城堡,但入夜后,该城堡却变得溃毁,因此该地后来被称为Kota Buruko于是苏丹依斯干达及其随从们只好继续旅程直到Sening Ujung (乌仲河)。他们发现那地方极好。苏丹把他的ー个大臣留守那儿。从那里,苏丹和他的随从步行至靠近泊淡河 (Sungai Bertam)ー带的地方。

有一天狩猎时,苏丹站立于一棵大树下。苏丹的ー只猎狗却被ー只白麋鹿踢踩于该棵树下,苏丹被这只麋鹿的勇敢深深吸引,并觉得这地方极好而决定开拓它。于是苏丹问了其随从当时他在该树底下乘凉的树名,其随从告知说该树是马六甲树。苏丹便以该树树名,即“马六甲”为该地命名。

有一些历史学者质疑了《马来纪年》里所提到的依斯干达沙王,即ー个回教名字ひ当时新加坡王还未皈依回教。该国王只在成为马六甲王之后,即1400年オ开始皈依回教。从葡萄牙及中国的文献,新加坡王的名字是由拜里米苏拉(Permaisura)所给的。葡萄牙的文献有时称拜里米苏拉为Paramicura或Permicuri。中国的文献则把他称为"Pa - li su - la"及""Pai - li - mi - su - la" 〇布绒阿迪(Buyong Adil), 一位撰写马来西亚各州历史书籍的马来作家,根据中国及葡萄牙的文献而选择了 “Permaisura”这个名字,并称谓马六甲王曾经使用Permaisura Iskandar Shah的这个全、名。《马来纪年》的作者敦斯里拉让(Tun Sri Lanang),于1612年撰写这本书时,选用回教名字给于第一个马六甲王,或许是因为他是以回溯的方式陈述,因此得以选择他所要呈现的景像。

曾著Lendas da India (1551) ー书的葡萄牙作家卡斯巴柯里亚 (Gaspar Correa)指出,拜里米苏拉是一位从爪哇岛逃到马六甲的爪

吾爱吾乡

志期1676年的马六甲地图。

哇大臣。当他抵达那儿时,发现那儿已有原始马来人及海人(Orang Laut)的居住区。他在河口的ー个渔村发现那里的人民从事鱼乾的事务。这些鱼乾售卖给来自外地的商人。由于这个鱼乾的行业而使到这个村庄渐渐发展、进步起来。这个地方被称为“Malagas”或 “Mulagas”,藉以纪念它作为ー个售卖鱼乾的中心。

《马来纪年》向世界各地叙述马六甲城的繁荣时,常来马六甲经商的阿拉伯人称这个国家为“ Malakat",意思为各种贸易集中的地方。也有人称它为“Mulagah”,含有同样的意思。梵文中则有 “Malayakolam"或“Malayaka"的字音,意思为马来人的国家6

在中国的文献里,马六甲被称为“满剌加”。马欢,于!451年所写的《瀛崖胜览》中指出当时马六甲并不是个拥有政府的国家。在该地区共有五个岛屿,而马六甲则被命名为“第五岛屿”(Pnlau Lima)〇至到1409年,马六甲成为一个有国王统治的国家。

在这个国家,有许多地方掌故。这些地方,有些虽已不存在,

没志上年份的马六甲地图。

但却在历史及故事中经常被提及。例如几百年前极著名的狼牙修 (LangKasuka)及Gangga Negara,如今只变成历史名词,因为有关它们的剩存史料极少,但是有关马六甲的文献却很多,而且许多记• 载是既有趣又有用的资料。

从这些有关马六甲名字渊源的古老故事中,有两个很有趣的方面,即ー个基于传奇故事,而另ー个则基于历史事实。从既存的记录所知,“马六甲”这个名字比拜里米苏拉或苏丹依斯干达沙所创立的王朝名字,更早存在。从到马六甲经商的中国商人的记载中,说明了一个名为马六甲的五个岛屿的其中一个岛,已有个经商的地方,“马六甲”这个名字也在志期1324年的爪哇词赋中被提及。另外,“马六甲”也被记载为ー个于1360年成为暹罗王朝所统治的地方。阿逸岛(Pulau Air)± (五个岛屿中的其中一个)的经商中心后

吾爱吾乡

来迁至海峡人(Callates)或原始马来人居住的渔村的泊淡河口去。这个经商中心渐渐发展及成名,明成祖也曾到访。

1403年,明成祖登基,为了显耀中国的富强,当时派遣了舰队到各国要求它们向中国朝贡。被派到马六甲的使者为尹庆。根据尹庆的报告,马六甲的管理大臣为“拜里苏剌”。

第二个被派遣到马六甲的使节团是由郑和率领,即于1407年。当时拜里米苏拉已成为马六甲国王。郑和于1409年再次到访马六甲,并带来许多礼物。之后,即1411年,拜里米苏拉率领了其王子和大臣们共540人回访了中国。这个皇室访问团受到隆重的款待及被赠予各式各样的礼物。1412年,拜里米苏拉再次派遣使者带着许多礼物到中国去。当拜里米苏拉于1414年驾崩时,马六甲与中国的联系中断了一个时期。

中国的文献描述了当时马六甲的情形。马六甲开始是位于阿逸岛的ー个买卖中心。那里的地形狭隘及无地可耕种。马六甲被迁到位于泊淡或马六甲河口的新地方,那里地方较宽广，也有一些农耕地进行小规模的种稻活动。"马六甲”逐渐成为闻名的港口。商品被小船从村庄里运载到对岸,并和到来的外商经商或交换商品。这些出口商品包括锡米、海产及Lignin、沈香木、Kapur baras、蛤、檀香、象牙、黑胡椒等土产。在这所有的交易中,锡米为货币及成为估价的单位。

对于马六甲王朝的创立日期,有几个不同的意见。“Lendasou Cronica dos Feitos da India"的作者卡斯巴柯里亚(Gaspar Correia) ,给予了一个相当早的日期,即第8世纪;然而Joao de Barros 却说是在第13世纪;“Decadas da Asia"的作者Diogo de Couto认为应是在第14世纪的上半叶;撰写了 ,* Oud en Njeuw Oost Indien"的荷兰作家及传教士 Francois Valentijn认为应是在 1252 - 1253 年后,而 Paul Wheatley( " Golden Chersonese"的作者)则认为应是在1370年之后。布绒阿迪(Buyong Adil)以新加坡早期历史来计算,认为拜里米苏拉是于1394年开拓马六甲,于1400 年期间皈依回教。DeEredia则认为马六甲成立于1411年。Tome Pires则认为拜里米苏拉于1400 -1402年之间开拓了麻坡及泊淡。从中国所存尹庆使团的文献,提出1403年时,马六甲已是强盛及进步的经商中心。无论那ー种计算法,我们可以肯定的是马六甲于14 世纪末,已开始发展成为经商中心。

其中一个最引人注目的记载是来自托雷米(Ptolemy),他曾给

马六甲命名为・* Jerra or Regoi Aurifera"或“盛产黄金的王国”。托雷米也常称马六甲为

Aurea Chersonesus" 或“黄金半岛”。“黄金半岛”的盛名使到它成为西方列强如葡萄牙及荷兰的争夺地。

历史已经证明了马六甲成功从一个默默无名的村庄崛起,而成为闻名于亚洲,乃至全世界的经商中心。它拥有ー套完善的行政管理系统,就如“马六甲律法”及其他文件所显示。存在了约ー个世纪,至到151I年的马六甲马来政府,已是那么的出名。当室利佛逊 (Srivijaya )及满者伯夷王朝于14世纪末衰落时, 马六甲就显得更重要

了。马六甲作为ー个经商中心的辉煌时期,使到它成为一股强大且极富影响力的力量。总共有七位苏丹统治了马六甲,即从拜里米苏拉或Permaisura Iskandar Shah (1394-1414)开始到最后的苏丹玛目沙(Sultan Mahmud Shah, 1488- 1511)〇

所制定的法律。

-页，记载了苏丹阿都惹里尔时期第十五世纪《马六甲律法典》的其中

（译自 Zakiah Hanum 所著的 Asal-usul Negeri-negeri Di Malaysi-a,第五章。）

专论

巴贡大坝水力发电

・王维洛

前言

所有关于巴贡大坝工程的重要文件,比如1983年的工程可行性报告与 1995年批准通过的工程环境评估报告等,在马来西亚都被列为保密文件。因此,这个工程所有规划设计都有如在黑箱中进行,没有透明度,更谈不上公众的参预。在报刊杂志上刊登的不外乎是下面几个数字:

发电机装机容量 2400 MW

平均年发电量 18000 GWH

工程投资总额 150亿元马币

工程平均每年净收入30亿元马币

从这些数字来看,巴贡大坝工程的经济效益相当好。但当笔者应非政府团体的邀请,在1995年4月30日从吉隆坡飞往砂劳越,欲去巴贡坝址进行实地考察时,却被砂劳越移民厅官员阻挡, 告之接上头命令,笔者不得进入砂劳越,为何原因,无可奉告。几日后,砂劳越州执政党党魁黄顺开医生告诉报界,笔者的名字三年前就已被列入砂劳

越的黑名单,理由是笔者是个国际著名的环保分子。环保分子,在这里与破坏经济的犯罪分子是同义。既然巴贡大坝工程经济效益这么好,就没有必要这么躲躲闪闪的,可以理直气壮把一切文件拿到桌面上来,可以让公众对工程作出全面的评价,也可以让所有有兴趣的人士来考察实地,让他们增长见识,但是巴贡大坝工程的决策者和咨询者却心虚得很。这只能表明,巴贡大坝水力发电工程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笔者在此不讨论巴贡大坝工程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而,只讨论上面这四个金光闪烁的数字。

如果我们把巴贡大坝工程定义为ーー个系统,这个系统有输入和输出,工程投资总额150亿元马币是输入, 2400MW的水轮机和发电机也是输入。工程完工后,平均每年发电18000GWH 是输出,通过出售电能,预计平均每年净收入为30亿元马币,这是输出。做巴贡大坝工程可行性的德国专家认为,这个工程要12年才能完工,马来西亚首相

可行研究报告中的咨询错误

要求工程用8年建完,EKRAN计划只用6年完成。德国专家认为,工程的经济使用年限为50年,至于位于输入和输出之间的系统结构,是个黑箱,致于黑箱内部如何,由于工程不透明,不得而知。

ー、2400MW的水轮机和发电机一年最多可发多少电能?

1KW的发电机工作一小时,发岀的电能为1KWH,日常用语中称一度电,用户就是按照电表中所显示的数

字,向电カ供给者交付电费。在马来西亚一度电的价值为0.20元马币。

巴贡水电站的发电机装机容量为 2400MW,就让这些发电机一年365 0.每日24小时,一刻不停地运转,那么巴贡水电站一年最多可以发电

2400MW X 365 x 24 = 21024GWH 也就是210亿2千4百万度电。

但是发电机就象人ー样,不可能一年365日,每日24小时一刻不停地运转,而且还要连续运转50年。发电机也要保养维修,也就是说要休息,根据提

专论

供的数据,巴贡水电站平均年发电量为 18000GWH.这 18000GWH 占 21024GWH 的比例,就是发电机在一年中要工作的时间。

18000 / 21024 = 85.62%

要完成平均年发电!8000GWH的目标,巴贡水电站的发电机每年要有85. 62%的时间在运转,而只有14.38%的时间在休息或进行保养维修,这85. 62%又称为利用系数或利用效率。

巴贡水电站和世界上其它水电站ー样,受河流流量的年度变化,季度变化

的影响较大,枯水年枯水期和丰水年丰水期,河流流量相差很大,发电量也相差很大,巴贡水库虽然属于多年调节水库,调节性较好,但库容毕竟有限,只能达到多年不完全调节,发电量还是受河流自然流量变化影响。因此发电机的利用系数不可能太高,不可能达到85. 62%〇

二、巴贡水电站的利用系数 85.62%能够实现吗?

•先将巴贡水电站的利用系数和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大型水电站作一比较。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是巴西和・巴拉圭的依泰普水电站,发电机装机容

图中的两边高山顶,就是巴贡水坝的墙项。

量为!2600MW,年发电量为 71000GWH,利用系数为64. 33%。而仍在兴建之中,将成为世界上最大水电站的中国三峡水电站,发电机装机容量为 17680MW （后改为 18200MW）,年发电量原为84000GWH （后改为 86000GWH）利用系数为54. 24% （为

54%）〇

世界著名的埃及阿斯旺水电站,发电机装机容量和巴贡水电站ー样,为 2400MW, 但年发电量仅为 10000GWH,利用系数仅为47. 56% 〇

如果埃及阿斯旺水电站的利用系数能提到巴贡水电站的水平,那么阿斯旺

工程不必多花分文,每年就可多生产 8000GWH的电能,这样,阿斯旺工程就不会陷入世界公众舆论批评的中心了。

如果巴西和巴拉圭依泰普水电站的利用系数能提到巴贡水电站的水平,每年就可多生产23500GWH的电能,这样,巴西也不会欠下一屁股还不清的债,巴西政府也不必再冻结它那雄心勃勃的开发水电计划了。

如果中国三峡水电站的利用系数能提到巴贡水电站的水平,每年可多生产 48600GWH的电能,不费吹灰之カ,就

表ー:巴贡水电站和世界上著名大型水电站的利用系数比较

水电站及所在国发表机装机容量平均每年发电量利用系数

马来西亚巴贡水电站 2, 400 18, 000 85.62%

中国三峡水电站 17,680 84,000 54.24%

巴西和巴拉圭的依泰普水电站 12,600 71,000 1^33%

埃及阿斯旺水电站 2,400 10,000 47.56%

:美国大古力水电站 10,830 20,300 21.40%

委内瑞拉古里水电站 10,300 51,000 56. 52%

巴西库图鲁依水电站 8, 000 32,400 46.52%

原苏联萨拉苏申斯克水电站 6,400 23, 700 42. 27%

原苏联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水电站 6,000 20,400 38.81%

专论

可得到2.7个巴贡水电站的电能量,这样,中国政府也不必焚烧三峡工程反对派的论著了。

如果巴贡水电站的利用系数真能达到85.62%, EKRAN将在世界大型水坝建设史上创造ー个伟大的奇迹,而且,这个奇迹将彻底扭转世界人民对大型水坝的看法。但是十分遗憾的是,巴贡水电站利用系数85. 62%是个工程咨询中的一个错误。利用系数85. 62%只是个理论值,一个事实上根本不可能达到的最大的理论值。

现在回到最根本的问题,巴贡顼址处可开发的水能到底有多少?

三、巴贡坝址处可供开发的水能

水从高处往低处流,是因为流水具有位能。人们利用水能,将位能通过水轮机转变为机械能,然后再经发电机转变为电能。水能的功率是由水流的大小和落差决定的,如式（1）:

N = 9.804 X Q X H （ KW）

其中:

N :功率（KW）

Q :流量（立方米/秒）

H :落差（米）,也称水头

可见水流越大,水能越大;落差越大,水能也越大;反之,水流越小,水能越小;落差越小,水能也越小。修建高坝发电,就是要获得大的落差,利用高坝后的水库的大空间来调节水流,但是要获得水流落差,同样也可以用几个低坝分级来获得,而不是只筑ー个高坝,这就是Schiereer教授提出的分级建

几个小水库的方药。

根据1949年至1981年的水文资料,巴贡坝址处的多年平均流量为1440 立方米/秒,巴贡水库的最高运行水位为海拔228米,最低运行水位为海拔 175米,水库运行水位的变化幅度为53 米,水库所具有的最大水头为177米, 最小水头为121米。

按最大水头计算,巴贡坝址处的水能为

N = 9.804 X Q X H ( KW)

=9.804 X 1440 X 177 = 2499MW 按最小水头计算,巴贡坝址处的水能为

N = 9. 804 X Q X H ( KW)

=9.804 X 1440 X 121 = 1708MW

水库的实际运行水位在最高和最低水位间变化,如果这个变化服从正态分布,则巴贡坝址处的水能为

N = 9.804 X Q X H （ KW）

=9.804 X 1440 X （177 + 121） / 2 =2104MW

直到这里,N都只是理论值。

水电站实际发岀的功率要小于水流所具有的理论功率,在水能通过水轮机

共有近700平方公里（相当新加坡岛面积的森林面积将被淹没。此森林具有150万年的寿齢。

转变为机械能,有能量损失,再经发电机转变为电能,又有能量损失,从发电机经变压器升高电压,还有能量损失。

水流在通过拦污栅、进水口、引水管道流至水轮机,并经尾水管排至下游河道的整个过程中,水流必定时会产生水头损失△H,可利用的水头Hn - H - A H,并非百分之百的水流都能用来发电,洪水时要从溢洪道放永,水库大坝及水库底漏水,必定时会产生流量损失 △Q,可利用的水流量Qn= Q - △ Qo

通过公式（2）计算可以利用的水能为:

Nn = 9.804 x Qn x Hn X An x Bn x Cn （ KW）

其中:

Nn :可利用的水能功率（KW） Qn :可利用的流量（立方米/秒）

Hn :可利用的落差（米）

An :水轮机的转换效率（＜1） Bn :发电机的转换效率（＜1） Cn :变压器的转换效率（＜1）

1983年的可行性报告没列明水流量和水头损失,在此暂认为两者数值较小,可以不计。可利用的平均流量为 1440立方米/秒,可利用的落差错为 121 - 177米。在泊来斯教授编的水力发电二书中,给岀了水轮机、发电机和变压器的转换效率:

水轮机的转换效率:0.85 - 〇. 93 发电机的转换效率:0. 85 - 0.96以及变压器的转换效率:0.92 = 〇, 975

三者在此均取最大值,即水轮机的转换效率0.93,发电机的转换效率〇. 96,变压器的转换效率〇.975〇这样,

专论

按最大水头计算巴贡坝址处可利用的水能为

Nn = 9.804 x Qn x Hn x An x Bn

x Cn

=9.804 x 1440 x 177 x 0.93

x 0.96 x 0.975

=2175MW

按最小水头计算,巴贡坝址处可利用的水能为

Nn = 9.804 x Qn x Hn x An x Bn

x Cn

=9.804 x 1440 x 121 x 0.93

x 0.96 x 0.975

=1487MW

水库的实际运行水位在最高和最低水位间变化,如果这个变化服从正态分布,则巴贡坝址处可利用的水能为

Nn = 9.804 x Qn x Hn x An x Bn

X Cn

=9.804 x 1440 x （177 + 121）/2

x 0.93 x 0.96 x 0.975

=1831MW

水库实际运行水位不可能长期地保持在海拔228米（最高蓄水位）。在这个水位,水库的可调节库容已全部被言用。根据水库的来水和去水情况,可分三种情况分析:第一种情况,水库的来水正好等于去水,水库的水位不变,但是水库的去水量并非一定是水轮机所要求的流量,如去水量大于水轮机所要求的流量,那就有一部份水能不能被利用,白白浪费。如去水量小于水轮机所要求的流量,水轮机利用不足,利用系数下降。第二种情况,水库的来水小于去水,这样水库的水位下降,水头减

小,对发电不利。第三种情况,水库的来水大于去水,特别是洪水期,来水量大,这时水库的水位就会上升,致有溢顶溃坝的危险、如果打开溢洪道的闸门,使来水正好等于去水或去水大于来水,这样水库的水位保持不变或下降, 但是流经溢洪道的水能就不能被用来发电,工程上称为弃水,刹用系数也会下降。

水库实际运行的水位也不可能长期地保持在海拔175米（最低蓄水位）。在这个水位,水库的可调节库容全部未被利用,对防洪有利,但是由于水位低,水头小,对发电十分不利。如果水库的来水小于去水,水库的水位将降到海拔175米以下。到时所有的水轮机和发电机都要停止工作,水电站自然无法发电。

因此,水库实际运行的水位必然在最低蓄水位和最高蓄水位之间变化,而且以两者的平均值作准则比较合理。

如果这!831MW的水能都被用来发电,平均每年可生产1831MW X 365 X 24 = 16049GWH的电能,要比规划的18000GWH小许多。

四、从水轮机和发电机的技术要求来分析

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巴贡水电站将装八台大型水轮机,每台水轮机的功率为300MW, ー共2400MW。水轮机和发电机的技术数据如表二所示。

表二:水轮机和发电机的技术数据

Powerstation Facibiiities

Unit capacity 300MW

Number of units eight

Turbine: Type Rated head Discharge at rated head rated Output ! Speed ,.. Specific Speed Vertical shaft, Francis . 165.4 m 205 cbm / s ' ° 310MW 166.66 / Min , 〔57 。 . 。•ヽ

Generator:

Type Tree 一 Phase synchronous . vertical shaft air cooled

'Rated output Power factor Stator voltage Frequency 360MVA 0.85 18kv , ‘ 50Hz

Transformer:

.Type Indoo, three sing — phase transformer per unit, forced oil circulation and forced water cooling of oil (OFWF)

Rating 360MVA, 50Hz, 18 / 500kV

Switchgear:

Type Nominal voltage Indoor, SF6 gas insulated, metal enclosed 500kv

摘自:巴贡水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1983年）

专论

水轮机的设计落差为165.4米。这就是说,巴贡水库的理想运行蓄水位为海拔216.4米到219.4米。这个高度十分接近最高蓄水位,这样水库剩余的可调节库容很小,没有许多库容可用来拦蓄洪水,巴贡水库的防洪目标难以实现。特别是发生大洪水时,巴贡大坝的安全就会成为大问题。

水轮机的设计水流量为每台205立方米/秒,八台水轮机共需流量1640立方米/秒。而巴贡坝址处的多年平均水流量只有1440立方米/秒,小于水轮机的设计水流量。换句话说,就是巴贡坝址处的水流量不够,巴贡坝址处的平均水流量只有水轮机设计水流量的87. 8

%,前面已经谈到,功率是水流量和落差的乘积,现在水流量不足,只有通过增加落差来弥补,要完全弥补水流量的不足,落差要从165. 4米增加到188. 4 米。也就是说,运行蓄水位要从海拔 239. 4米提高到242. 4米,但这个蓄水位已经大大超过巴贡水库的运行最高蓄水位,并且超过了巴贡大坝的坝顶高程 232米,这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这说明了,巴贡水电站的水轮机和发电机的容量很大,但是巴贡坝址处的水流不足,不可能保证这些机器常年满负荷运行,也不可能保证这些机器在85. 62 %的时间内满负荷运行。

共有十五个原住民村落,一万多人将受到水坝的直接影响。

五、电能输送的损失

电能作为商品,它的出售不是在生产地,不是在巴贡大坝坝址处,而是在。消费地实现的。电能从生产地通过输电线路送到消费地,特别是从砂劳越的巴贡坝址处,通过架空高压输电线和海地电缆送到西马来西亚,途中必然有线路损失。如果输电线路的损失以百分之十计算的话,那巴贡水电站虽然平均每年可生产16049GWH,但送到消费地的电能只有14544GWH罢了。

六、电能消费需求在时间上的变化

电能消费在时间上变化很大,有受

季节变化的影响,如农业用电,空调机用电;有受昼夜变化的影响,如工厂开ェ,商店开门,电能消费就上升。エ厂商店下班关门,电能消费就下降。晩上天黑,家庭用电增加,但夜深人静,大多数人都进入梦乡之时,电能消费又大幅度下降,电能难以储存,因此电能的生产只能适应电能消费,否则就是生产再多,也只是浪费。况且电费收入的多少,是按用户的电表计算,按消费多少计算,而不是按电厂发了多少电来计算。

图ー是1993年马来西亚电能消费在ー天中的变化。高峰用电量约为 5600MW,高峰用电时间为上午11时,而西马来西亚当时的供电能力为7319MW, 比高峰用电量还要高出3〇. 7% (1995年

图一:1993年马来西亚电能最高消费在一天中的变化

摘自:国能1993年度报告

专论

的高峰用电量约为6000MW！而供电能カ约为9000MW）〇因此,国能的官员很有信心地说,西马来西亚近期内不会出现电能短缺的问题。西马来西亚低峰用电量3300MW,低峰用电时间为清晨 3至5点,低峰用电量仅为高峰用电量的58.9%,为供电能力的45.1%〇

如果让西马来西亚的7319MW的发电能カー年一刻不停地运转,ー共可发电 7319MW X 365 x 24 = 64114GWH,

但事实上,1993年西马来西亚发电量为29132.8GWH,实际的利用系数只有 29132. 8 / 64114 = 45.44%

不是国能不想提高发电机的利用系数,而是利用系数的提高受到电能消费变化的限制。比如国能在1995年提出的在用电低峰时采用优惠的价格,目的就在于提高低峰时的用电量,削减高峰时的用电量,以提高发电机的利用系数。如果国能有能力把目前的利用系数45. 44%提高到巴贡水库利用系数的水平 85.62%«那么国能就可以在不增加任何资本和设备的情况下,将1993年的发电量增加至88. 42 % ,那发电量就不是 29132. 8GWH,而是 54895GWH0 但是国能要将发电机的使用功效率提高到 85.62%,在目前的水平下,是件根本不可能的事件。

若将国能1993年的发电能力和发电

巴贡水坝淹没之地的森林生态至今仍未为人们所了解（未作过研究工作）〇许多具有科学、教育、医疗价值的各种生物,可能就此一去不返。

量与规划的巴贡水电站的发电能力和发电量作一最简单的对比（见表三）,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巴贡水电站的平均每年的发电量18000GWH是个夸大的数字。把国能1993年发电能力和发电量都换算成10〇,则巴贡水电站的发电能力只有国能1993年的发电能力的32. 79 %,而发电量却是国能的61. 79%〇如果说巴贡水电站的发电能力的使用效率也只能达到西马来西亚1993年的水电平,巴贡水电站的2400MW的发电能力只能发岀 2400MW X 365 x 24 x 45.44% =9553GWH

这与阿斯旺水电站的年发电量 10000GWH十分相近。

表三:巴贡水电站与国能1993年的发电能力、发电量和净收入的对比

国能1993 巴页水电咕旭若相比

!发电机装机能力 7319MW 2400MW 100.0〇: 32.79

发电坦 2S132GWH 18000GWH 100.0〇: 61.79

净收入 19.817 亿 30亿・ 100. 00： 151.39

七、发电厂间的分エ

为了适应电能消费在时间上的变化,不同的发电厂,各个发电机组都担当不同的供应任务,有的负责供应基本负荷,有的负责供应高峰负荷。担当基本负荷供应任务的发电厂和发电机组的利用系数就高,而担当高峰负荷供应的发电厂和发电机组的利用系数就低。ー般来说,核电站担当基本负荷供应任务为多。火力发电厂也多担当基本负荷供应任务,但火力发电机的开动和关闭受限制,不如水电站灵活,所以水电站的任务,特别是有调节功能的水电站（建有大型水库）,多为满足高峰负荷的要求。这样水电站的发电机的利用系数就很低。只有一种水电站,它们建在自然河流上,不建大坝水库,只靠自然流发电,这类水电站的任务就在于担当基本负荷的电能供应。西马来西亚正在兴建的柏高水电站,其任务就是满足高峰负荷的要求。这种发电厂之间的分工也就决定了调节功能的水电站的发电机组的利用系数比较低,更不可能达到85.62 %〇

ハ、巴贡水电站每年30亿元马币净收入从何而来?

巴贡工程的产岀是电能,巴贡工程通过出售电能来归还贷款的本息,巴贡工程通过岀售电能来获得盈利。根据公布的数据,巴贡水电站每年净收入为30 亿元马币,而这30亿元马币的出发点是,巴贡水电站平均每年发电量 18000GWHo

如果巴贡水电站平均每年发电 18000GWH«这些电全部都卖完,输送

电线没有线路损失,用户不管白天黑夜,不管工作日还是假日,不管营业还是关门,巴贡水电站发多少电,就用多少,这样平均每度电最起码要获得净收入:

30 亿元 7 18000GWH

= 0.1667 元= 16.67 分/KWH.

国能1995年的电价如下（1993年的电价与此同）：

种类每单位平均价格

家用 2〇, 68 分

商用 22.49 分

ェ业 15.98 分

矿业 13.50 分

公共灯光 18.63 分

平均 20.03 分

摘自:马来西亚日报,1995年5月6日

为了将问题简化,这里按平均每度电20分计算,这电价中包括了二大部分,发电成本和净收入。电价减去发电成本,就是卖电的净收入,发电成本中又包括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发电的燃料费,另一部分是机械维修、线路维修、管理运行和人工等等的费用。国能 1993年共发电29132.8GWH,税前的总收入为19.817亿元马币,平均每度电的实际净收入为19. 817亿元/ 29132. 8GWH = 6.8 分 KWH 〇

国能发电以火力发电为主,平均每度电的燃料费为6分,管理运行修理费用为7. 2分。巴贡水电站发电不需要燃料费,平均每度电的净收入可达6. 8分 + 6分= 12. 8分。这与前面谈到的每度电所需创造的净收入16.67分,相去较

专论

远。以平均每度电可获取的净收入12.8 分计,18000GWH电能可获得净收入为 12. 8 分 / KWH X 18000GWH'= 23 亿元马币,而不是30亿元马币。

前面已经谈到,巴贡水电站平均每年的发电量不可能达到18000GWH,因此巴贡工程不但实现不了净收入30亿元马币的目标,连23亿元马币的目标也达不到。

就是巴贡水电站平均每年的发电量按16049GWH计,考虑到输电线路的损失10%,可以卖出的电能最多只有 14544GWH.净收入为18.6亿元马币。

如果巴贡水电站的利用效率达到巴西依泰普水电站的水平,平均每年的发

电量为13455GWH,净收入为17. 2亿元马币。

如果巴贡水电站利用效率达到中国三峡水电站的水平,平均每年的发电量为!1353GWH.净收入为13.4亿元马币。

如果巴贡水电站的利用效率达到埃及阿斯旺水电站的水平,平均每年的发电量为10000GWH,净收入为12. 8亿元马币。

如果巴贡水电站的利用效率与西马来西亚1993年相一致,平均每年的发电量为9553GWH.净收入仅为!2. 2亿元马币。

从此可看出,如果巴贡水电站每年发不了 18000GWH,就得不到30亿元马币的净收入,马来西亚的电费价格为 20分,在这个价格水平下,平均每度电也不可能获得16.67分的净收入,所以巴贡工程每年30亿元马币的净收入是不可能实现的。按照每度岀的电能的价格・为20分计,水力发电每度出售电能的净收入为12.8分,巴贡工程每年的净收入在12.2亿元马币到17.2亿元之间。

将巴贡水电站与国能1993年的收入再比较一下,巴贡水电站的发电机装机只有国能的32.79%,发电量为国能的 61. 79 % ,净收入却为国能的151. 39 %〇巴贡水电站的每MW发电机装机每年可获得净收入1.25百万元马币,而国能的每MW发电机装机每年仅可净收入 0.27百万元马币,两者相去甚大。不是国能无能,就是巴贡水电站在吹牛。

九、巴贡工程的投入与产出分析

巴贡工程的总投资为150亿元马币,这是投入,工程完工之后,每年净收入为30亿元马币,这是产出,由于巴贡工程总投资150亿元马币未将投资的利息计算在内,同时也没有说明这150 亿元马币是1993年的价格,还是工程开工时的价格,或者工程完工时的价格, 这就给工程经济评价带来困难,但是还是可以依据这些数据,计算出最有利和最不利情况下的工程经济效益。

按照可行性研究报告,巴贡工程需十二年完工。按马来西亚首相的说法, 巴贡工程只需八年完工,但按EKRAN 陈伯勤的计划,巴贡工程只需六年就可

完工。

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提出的工程经济使用年限为50年。如果工程总投资150 亿元马币是工程完土时的价格,工程的经济使用年限50年,巴贡工程的内部利息乃为:

(1+p)so 一 1

150 = 30 X ---

(1 + P)50 X P

其中P为工程内部利息,为20%。

专论

如果工程总投资150亿元马币是工程开エ时的价格,工程只需要六年,工程的经济使用年限为50年,则巴贡工程的内部利息为:

(1+P)56 一 1 (1 + P)6 - 1

150 = 30 X (--------------)

(1 + P)66 X p (1 + P)6 X P

其中P为工程内部利息,为!0.8%〇

如果工程总投资150亿马币是工程开エ时的价格,工程需要八年,エ程的经济使用年限为50年,则巴贡工程的内部利息为:

(1 + P)68 - 1 (1 + P)8 - 1

150 = 30 X (--------------)

(1 + P)58 X P (1 + P)8 X P

其中P为工程内部利息,为9. 5%。

如果工程总投资150亿马币是工程开エ时的价格,工程需要十二年, 工程的经济使用年限为50年,则巴贡工程的内部利息为:

(1 + P)62 一 1 (1 + P)12 一 1

150 = 30 X (--------------)

(1 + P)62 X P (1 + P)12 X P

其中P为工程内部利息,为7.9%。

如果把巴贡工程的经济使用年限从 50年提高到100年,工程的内部利息变化不大。

工程内部利息,可以成为评价工程投入与产岀关系的指标,如果工程投资的贷款利息高于工程内部利息,则工程的投入大于产出,工程的经济效益为负;如果工程投资的贷款利息等于工程内部利息,则工程的投入等于产出;如果工程投资的贷款利息小于工程内部利息,则工程的投入小于产出,工程将带来经济效益。因此,工程内部利息越高越好。

从上面的计算可以看出,工程总投资150亿元马币是工程开工时的价格还是工程完工时的价格,是关键问题之 —〇如果150亿元马币是工程完工时的价格,则工程的内部利息高达20%,エ

程的经济效益相当好,因为工程投资的贷款利息不可能高达20%〇如果工程总投资150亿元是工程开エ时的价格,エ程的内部利息则大幅度下降,而且工程的内部利息与工期的长短有关,工期越长,工程的内部利息就越低,对工程经济效益评价不利,反之,工期越短,エ程的内部利息就越高。工程的内部利息在7.9%到10.8%之间。工程是否有经济效益,取决于工程投资贷款利息的高低。

在上面的章节中,已经指出了巴贡工程每年的发电净收入30亿元是不可能实现的,其每年发电的净收入只在12.2 亿元到17. 2亿元马币之间,与预计的 30亿元马币相差好远,那么巴贡工程的实际内部利息又是多少呢?表四列出了在各种可能情况下的计算结果:

表四:巴贡工程的实际内部利息计算

毎年净收入（马币）总投资 1:程完1：时的价格总投资 1:程开1:时的价格

工期ふ” 工期ハ・十・年

利用系数如依泰普水电站, 平均每年的发电量为 13455GWH 17.2 亿 11.4% 7.3% 6. 6% '5.6%

利用系数如三峡水电站, 平均每年的发电量为 11353GWH 13.4 亿 8.8% 6. 〇% 5.4% 4. 6%

利用系数如阿斯旺水电站, 平均每年的发电量为 10000GWH 12.8 亿 8.4% 5.7% 5.2% 4. 5%

利用系数如西马来西亚1993 年平均每年的发电量为 9553GWH 12.2 亿 7.9% 5.5% 5.0% 4. 3%

表四中的结果表明,巴贡工程的实际内部利息在4. 3%到11. 4%之间,而且很可能在4. 3%到7.3%之间,如果エ程投资的贷款不是优惠的贷款（如世界银行优惠贷款或是西方国家资助发展中国家的优惠贷款）,而是一般的银行贷款,则贷款利息都要超过巴贡工程的实际内部利息。这样,巴贡工程的经济效益就为负。如果巴贡工程的投资来自马・来西亚退休基金,贷款利息要比一般的银行贷款利息为低,但是也要高于巴贡工程的实际内部利息。

十、总结

巴贡水电工程所有规划论证设计都在黑箱中进行,没有透明度,十六个非政府组织1994年的公开信中要求公布有关巴贡水电工程的有关报告,可是至今

这些可行性报告和环境评估报告还是被当成保密文件冷藏起来。如果巴贡水电工程的经济效益真能象所宣传的那样好,就完全没有必要封杀信息。

事实上,巴贡水电工程的谄询中存在着许多严重的错误。

1. 巴贡水电站处的实际可利用的水能为1831MW,而谄询中提供的只是理论最大值。这个理论最大值只能在书本上实现,在水电站的实际运行中不可能实现。

2. 巴贡水电站处的平均流量只有水轮机所需的87.8%,要弥补流量的不足,就只有加高水库的蓄水位至海拔 239.4米,而水库的坝顶高程只有232 米,因此,巴贡水电站的发电目标（平均年发电量18000GWH）是不可能实现的。

专论

3. 可行性报告中提出的巴贡水电站发电机的利用系数为85. 62%。这个利用系数是不可实现的,首先是水力发电受到自然流量的制约,特别是在洪水期,婁放弃一大部份水能,在枯水期要满足下游流量的需要。其次,发电量是受消费的制约,特别是电能消费的时间上的变化。第三,水电站的利用系数也受到电厂分工的制约,有调节功能的水电站往往担任提供高峰时的电能供给任务。何况,发电机还需要维修保养。

4. 与世界上其他水电站的比较来看,巴贡水电站发电机的利用系数85. 62%也是大大夸大了。人们可以请教世界上任何一位中立的电能专家,请他们论证ー下,巴贡水电站发电机的利用系数是否有可能达到85.62% 〇

5. 巴贡水电站处的流量不足,水电站的利用系数不可能很高。这就决定了巴贡水电站平均年发电量只可在 9553GWH到13455GWH之间,而每年的发电净收入在目前的价格水平下只在 12. 2亿元到17. 2亿元马币之间,决不是30亿元马币。

6. 由于巴贡水电站平均每年发不了 18000GWH的电,净收入也达不到

30亿元马币,巴贡水电站的投入和声出之间的关系就发生变化,巴贡水电站的经济效益就需要另作评价。

7.巴贡工程的内部利息在4.3 %到11.4%之间,而且极有可能只在4. 3%到7.3%之间。从此可以推断,巴贡工程的经济效益并不好。

工程咨询中的错误,这就是巴贡水电工程至今不敢公布可行性报告和环境评估报告的原因之一。众所周知,巴贡工程的社会、生态及环境效益不好,但许多人认为巴贡大坝工程是个大电库, 是个大金库,工程的经济效益好。但事实上,工程的经济效益并不好。巴贡大坝水电工程就应立即停エ下马。孙子兵法说,非利不动也。所以巴贡大坝水电工程应邀请国际上的专家再作可行性研究。裁

（编者注:王维洛博士为中国水利专家,现任教于德国多特蒙德大学。1995 年4月30日,他拟前往巴贡水坝坝址作实地考察,不被砂劳越政府允准入境, 因此,在雪华青的安排之下,他在吉隆坡发表了一场有关巴贡水坝之演讲。本文为其讲稿。）

革命不是ー个权カ推翻另ー个权カ的时刻,它是一个漫长的放弃权カ的运动。没有任何东西担保革命会成功,但也没有任何东西能说服我们相信失败是命定的。

〜萨持〜

《经济问题评论》

我国知名的经济问题专栏作者与时评家张灿泉,最近整理卅多年来在华文报章与杂志上所发表的经济问题专论与国内外时事评论,交由华资中心分类编辑成单行本出版。这即是张烂泉《三十年评论系列》,其第一本《经济问题评论》,现已面市〇

《经济问题评论》收录31篇经济问题专论,论述的问题与涵盖面非常广泛,段有专注于国内的经济资源与经济发展情况,也涉及本区域与国际性的经济课题。张灿泉立论的观点,具有独特性,分析的脉络纵横交错,而且联系于特定区域的历史与地理因素。阅读张先生的这些评论文章一举三得,可以获得经济領域之外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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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社资料研究中，〈出版

华巫文化交流

西化土生华人与马来文

・杨贵谊

書巻翻建文学系列引言

从这一期鈴始r本刊将於此栏目刊登一系列介绍客岩翻译文学之交章,并把野令索裁魏名;あ岩番翻译詳学系列,由本国籌各野i来语文学者杨贵谊先生虞稿。

容崙（Bる盘・條方我国华族的漢族群,是我国历史上华遊交融的特殊社群。在语文上,容善不只在日常生活上所用的语菖受劉马来语的极大影俯,他倡甚至自创ー套独特的马来语文,并以此翻:译了许多中国的经典文学著作,为华巫文化交流掀开历史性的一页,其员献应受到肯定。

对於这个系列文章的内容、史实,甚至是作者对答春这个社群所下的定义,容或有待进ー步讨论及研奔的地方,我们欢巡鎂者投稿或来函回应〇

编辑部

一、土生华人?容容?

新马的人口是由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组成的多元民族社会。在华人的族群当中,除了有祖籍的区分外,根据历史和文化的背景,又有土生华人和新客华人之分。

谁是土生华人? 土生华人与新客华人有何区分?广义的看法是:丸在海外土生土长的华族后裔,都可称为土生华人。由此推论,有土生华人的存在,必然就有非土生华人的存在渊源。道理很简单,没有非土生华人充当开路先锋, 土生华人岂能从天而降?然而为了使两者的身分有个明确的区分,学者们把那班非土生土长的新来华人移民称为新客华人,以资鉴别。

土生华人,马来语叫做Cina Per-anakan,即土生土长的华人之意,也作 Cina Selat,英文叫 Straitsbom Chinese, 即海峡出生的华人,简称海峡华人。而新客华人则叫做Cina Totok,或者 Cina Singkeko

可是新马的人谈到土生华人时,往往从狭义的角度出发,是专门指那些与土著有混合血统的特殊身分、具有浓厚西方文化教育和思想背景的土生族群而言,并不包括那些出身华文教育、比较倾向东方文化,但也是土生土长的华人族群在内。不仅如此,他们还为这种特殊身分的族群取了一个别出心裁的称呼,管他们叫答答(Baba) 〇

在一般人的观念上,土生华人和容容似乎已被当成同义词来使用。但严格说起来,笼统地用容容来概括土生华人这个广大族群的身分是不恰当的。尤其是在今日我国华族人口当中,绝大部分

都是属于土生土长的身分,答答在他们当中只占少数的人口罢了。何况容答以外,还有娘惹的存在呢!

与娘惹的来源,可以从字面上追述。 “皆’字原来是由“山”和“合”这两个汉字结合起来的双联造字;是根据马来语baba这个据说是根源于土耳其语的词儿音译而成。这里的山,指的是山地民族,即土著。早年那些与山地民族的妇女结合、或叫通婚的华裔(可能土生的,也可能是非土生的),他们传下的混血后代,男的被称为答容。而女的呢?不能叫答答了。不信的话,你试在公开场合指着ー个带有混合血统的女性土生华人说:她是答答。听的人不是投你一笑,就是会说你阴阳不分。这类女性的正确称呼是娘惹,也是由马来文 Nyonya直接音译过来的。

社会实践的惯用性往往也成为语言规范标准的考虑因素,只要人们在观念上能够理解并接受容答这个用词是包含男女两性的身分在内,那倒也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比如马来报章上经常出现有如meja solek baba之类的文字,依字面的含意是“答答梳妆台” 〇明明梳妆台这类器具是女性用的,偏偏要说成是男性的属物。难道女性在这个族群里的地位真的显得那么渺小,以至连土生华人妇女用的梳妆台,也须突出男性的本质,说成是“容容梳妆台”,舍弃“娘惹梳妆台”的正确说法。

了解个中含意的人看起来,很自然的会把答答这个原来只代表男性一方的用词转成包含女性在内的土生华人的概念,这就是语言在社会实践中的惯用性所产生的作用。但对不知就里的人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华巫文化交流

.因此为了避免给人们带来不必要的困惑,根据容答与娘惹的一般教育背景给他们带来的浓厚西化生活方式,以及这个社会阶层的思想倾向,“西化土生华人”这个称呼也许是最能反映这个少数族群的本质。何况是土生华人当中,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出身华文教育、偏重华人传统文化生活,占人数众多的“汉化土生华人”呢!

二、西化土生华人的语言特征

提到新马的西化土生华人时,•人们会很自然的联想到,在西马的马六甲、槟城和新加坡的华族社会中,有一种生活习俗过得既像马来人,文化上保有一定的华人传统色彩,但思想上却倾向西

方物质文明的这个族群。

你说他们是华人,但除了华族的某些方言,如福建话和潮州话之外,他们绝大部分是不谙华文。在他们的群体中,尤其是女性,难得见到有几个是通晓华文或对华文有特殊兴趣的成员。以过去的情形来讲,英语是他们为子女选择学校教育的主要对象。在家庭生活或社交场合,他们宁可舍弃亿万人口通用的普通话,即华语,而选择那种不是纯正的所谓土生马来语(Bahasa Melayu Peranakan),或者答・答马来语(Bahasa Melayu Baba),作为彼此之间的沟通媒介。尽管如此,马来人却把这种语言当作是巴刹马来语(Bahasa Melayu Pasar),也就是不合标准的马来语来看待。即使他们会讲ー些变了腔的华族方

容昏为大马华人之次族群,其文化是华巫交融之产物。

言,那顶多也只能在他们的生活中扮演辅助语的次要角色,对传播或推广华语的工作是无济于事的,特别是在英文教育发展占优势的社会里,华文对他们来说是完全失去魅力。

三、大局已失,

难有抬头的机会

只有在无可选择的客观压カ下,如今日的马来西亚,由于受到国内国民教育体制发展影响的结果,殖民地时代留传下来的英校已不复存在,所以他们除了直接选择以马来语为教学媒介语的国民学校之外,有一部分却倒回来选择以华文为教学媒介语的华校,包括华小和华文独立中学。究其因,据说并不是因为他们向往华文,主要还是因为华校是采取多种语文教学政策,当今华校的英语水平普遍比国民学校高的缘故。然而不论从哪ー种家庭背景出身的子弟,一旦进了华校,除了可以吸收他们心目中的较高英语教学的实惠外,也自然地增进了华文这门宝贵的语文知识。从而改变了一部分西化土生华人子弟长期以来不谙华文的局面。

而那班选读国民学校的土生华人后裔,在他们的族群中,虽然多少还保留ー些在西化土生华人中所通用的非正统的马来语,就是上面提到的土生马来语,可是这种特点已经随着社会的转变而日渐式微。

总之,不论是出身华校或国民学校,凡是受过独立后新国民教育政策熏陶的年轻一代的土生华人子弟,他们所吸收的已经是正统和标准的马来语知识,再也不是那种被形容为像巴刹里那

寄容的婚礼保持浓厚的华人传统。图为昏昏新房布置。

么混杂的独具一格的马来语了。

同样的情形,在一般的西化土生华人社会里,随着马来语的日渐推广,他们的马来语水平也跟着普遍提高。，就以他们拿手的 Pantun Dondang Sayang （民谣的ー种）的创作为例,根据近年来出版的ー些作品内容所反映的,不论是拼音或用词,都有显著的进步,已逐渐采用标准马来语来创作了。

土生马来语在马来西亚西化土生华人社会中的黄金时代,由于受到新的环境和语文教育政策的冲击,以及面对标准马来语的被积极提倡,别说是重新抬头,恐怕连生存的机会都已发生动摇了。

四、马来语知识每况愈下, 缺乏接班人

新加坡方面,由于社会结构和教育制度的特殊,情况完全不同。这里年轻ー辈的西化土生华人,别说是正统的马来语,就是对他们祖先所操的土生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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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都显得非常陌生。远的不谈,就以我的许多西化土生华人家庭的邻居为例, 他们几乎已经沦为单语的家庭。除了少数成员能讲一点华族的方言之外,英语成为祂们日常生活上的惟ー沟通语。

我发觉,近年来由于国际形势急剧转变带来的压カ,加上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经验,有部分家长开始体会到他们过去所持有的狭隘语文观念有弱点,于是他们之中有部份开始鼓励他们的子女要学点华文。实际的收效如何, 有待客观的进展及他们的努力程度来验证,至少暂时的表面现象是如此。

至于他们对土生或现代马来语知识的掌握,坦白的说是每况愈下。虽然近年来有个别的答答。如Felix Chia等人,曾经尝试重整旗鼓,以土生马来文

其中一本由答容魏天福所翻译的中国文学著作〇

写过几本剧本,如《老夫少妻》、《选媳妇》等,而且还搬上舞台。我曾经去观赏过类似的演出,发现观众的反应并不太热烈,大部份是上了年纪的人,年轻人缺乏兴趣。

还有他们设在如切区附近的文化活动大本营,Gunung Sayang 1如今除了几个前辈收授几个年轻门徒传授他们的拿手艺术创作Pantun Dondang Sayang,以及偶尔在公开场合表演之タト,如几年前在口述历史馆里的演唱, 平时难得见到他们的公开活动。致使这个曾经为传播西化土生华人特殊文化而 •蓬勃一时的机构,由于吸引不了年轻ー代的兴趣,缺少接班人而显得格外冷落。

但无论如何,西化土生华人在新马的马来语言发展史上,确曾留下一段几乎即将被人们遗忘了的辉煌史迹。本系列接下来将给各位介绍在这段历史中, 西化土生华人如何以他们的智慧,在马来人本身还处在探索自己的语言阶段里,就利用独创一格的土生马来语进行创作,并且翻译过大量的中国文学作品,为我国各民族文化交流工作立下光辉的ー页。•

公民社会与国家机％, 特辑(一)

•祝家华

“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这名词在中丈世界里是晩近オ出现的, 但是在西文来说,己是一古老的吟题,因此,中文文献常有民问社会或市民社会的译法,这三个词或多或少包含了 Civil Society的ー些内容猝由此可以想像Civil Society丰富的内容,选择“公民社会”来翻译Civil Society «只是比较配合中文和大马的习惯用法,使其更易于接受。

首先是想为"资料与・研究’’学术游区组稿,オ枸思了 "公民号会与国家机关”的主题,后来因缘成熟オ发展成主办研讨会。我们共有六爲学术论丈和四篇徐令-短论。学术论文将分两期处理!短论和研讨会的评论文字将会在下期另行刊登。我们有计划将来再结集出版成专书，因此希望读者对此主题能有进ー・的评论和回应・丰富专书的内容与爲幅［，

关于“公民壮会”和“国家机关”(the State)的讨论,我们不采取什么特定的立场,只是希望它能变成剖析社会国家有效的王要概念。掌握正确的概念与方法是7解人类社会的开始.让我们蹭出笫ー步吧°

学・术・特・区

--大马社会与国家机关互动关系之探讨『厩』的制衡与『感』的失落

•安焕然

激情与无情的大选刚过,或许是可以预知的战果,“反对”党重挫;尤其是民主行动党,选后之自我批判的内在挣扎,是难以避免了。建国以来,我国 “反”的政党政治,对长期把控国家机关的国阵而言,不同程度上多少有著其对抗与制衡的作用,以致80年代中期至 90年代初反对党阵营势カ之空前大联盟,企图形成“两线政治”,不少人对大马的政治生态之变迁,寄予相当的厚望。然而从上届到本届的大选,“两线制”似乎未发挥多大效应,甚至在大马经济一片繁荣喜悦中,“反对”党的 “反”的内涵,也顿而变得空洞,缺乏说服カ,就更遑论什么反对阵营的整合问题了。是否我们不再需要“反”的发展空间,是否“反”已失落?

有关大马政治反对势カ之研究,近来祝家华已有相当精辟的解构分析（祝家华,1994）,於兹不多作赘述。惟大马“反”的制衡与失落,不可忽视的是在于我国复杂的社会阶级关系,种族关系以及政治经济发展与国家机关之间的互动所致。探讨这些面向,或许另有助于了解我国反对势カ之特质及其与国家机关的互动关系上之意义。

ー、大马国家机关与经济发展

纵使有学者以为,我国的政治发展,是ー种“信托制度"（Trusteeship）（Ozay Mehmet, 1987）,抑或“种族威权民主国家”（祝家华,1994）；或是“霸权集团”（陈允中,1995： 9-13）的政治体制,以为这样的政治体制发展已逐渐出现“监守自盗”或政商挂勾的“巫统商业王朝”的金权政治泛滥之恶质化局面（Ozay Mehmet, 1987J埃得蒙,

反对党此次大选的重挫,是否代表“反”已失落?

1991) 〇但总的说来,以上论说主要是针对马来新兴精英集团,以执政党老大哥(巫统)的地位,而主控国家机关的运作及壮大其权カ,所推行的ー种“自上而下”的信托制,带有威权(或霸权)、种族色彩,所产生的不公平之批评。

但是若从大马的政治经济发展上看,这种主控和强化国家机关,“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实有著其特殊的历史因缘。我国是从英国殖民者手中,以和平的手段,而建成的国家。建国之初 (1957-1970),我国的总体经济还有所成长,1960年至1970年的平均每年 GDP的成长率达6. 5%;农业发展之净产值年增长率也从1961 - 65年的4%增至1966- 70年的5.3%(谷源祥,1984： 16)。但我国之经济结构基本上仍维持在“殖民地格局”的型态。至1970年, 各项产业资产所有权,外国(主要是英

国)资本家占有60-70%以上的股权, 仍主控著我国的主要经济命脉,华商占有20-25%,唯马来人仅在0.3-2%的狭隘空间苟存(颜进发,1989： 53) 〇此时期大马的国家机关(the State)是采取放任自由经济政策(Laissez-faire),与外资、华资保持各项政经协议 (bargain);相对地国家机关缺乏ー强有カ的领导中心,且干预能力有限 (Cheah, 1984: 91; Jesudason, 1990: 52) 〇然而这样ー个可算是妥协或“自由”经济市场的发展结构,乃使我国仍停留在殖民地格局的生产关系,无法摆脱国际经济依赖体系下被剥削的边陲地位。

“殖民地格局”的经济不合理发展, 使新兴的马来精英乃强烈要求执政政府应增强国家机关的力量,以扩大对经济的干预度。而华商,当时虽不完全是大马经济的主控者,但由于其在英资与马来人之间所扮演的“中间人”角色,最

学

区

易让马来人感到华商具有经济剥削的特质,其“贱民情境”（Pariah Situation）使华人在争夺市场经济资源上成为种族斗争的代罪羔羊（安焕然,1995： 27）〇因此1969年的513事件,玲其说是大马种族矛盾紧张对立的结果,不如说是新兴马来精英开始向华人资产阶级,甚至包括外商在内,进行反击,换言之,即是重新分配国内市场资源尖锐化之结果;文化与种族冲突或许只是表面现象,潜在之政经资源分配可能才是重点之所在（陈志明,1990）〇 1970年以后,透过巫统的权カ斗争,温和保守的旧马来领导层失势,新兴马来精英崛起。随“新经济政策”之推行,强调通过国家机关这部机器的把控,以强有力,自上而下的“信托制”型态,干预与独占市场,同时参与经济活动,致カ于扶植以马来人为重心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型态,以期摆脱殖民地格局之桎梏,提升国民经济自主性之地位, 进而企图增强马来人资产阶级之势カ。

也的确由于新兴马来精英把控国家

英殖民经济格局予人华商掌握国家经济的错觉,而以务农为主的马来人为受剥削者。

机关,公共机构的设立,发展国营企业,国家机关的大力支援,进行国家整合,加速国家资本累积,纵使在某种程度上是压抑了华资的正常化发展,以及施行上的种种偏差,而有其垄断性过高（如国营企业的发展）和非竞争性的保护伞特质（如给予马来人过多的特权及呵护）,使国家发展上受到相当的局限。但若从整体而言,1970 - 1980年间,大马的年均经济成长率、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国民年均收入,都呈增长之趋势;更重要的是,这种自上而下,透过国家机关的强化及干预市场经济,也的确从外资手中夺回不少的经济资源,国家经济自主性提高,从而减弱对外国经济势カ的依赖（宋镇照,1994： 166 - 171, 192-197）〇虽然在80年代初中期,受到当时全球性经济萧条影响,尤其是初级产品价格的大幅下跌,加上国家机关财政的过度扩张,造成财政赤字危机（Jomo, 1989:5;颜如玉,1987： 112）, 但我国国家机关也能因应时局,致カ发展出口导向型制造エ业,并进行国营企业私营化政策,一方面引进外资,一方面国内新兴资本家（尤其马来资本家）势カ更为茁壮,以致达致近几年来的经济“奇迹” 〇因此我国的国家机关之愈形强化及巩固,就国家总体经济发展的贡献而言,我们应该给予其某种程度上的正面评价。

二、大马国家机关与社会阶级及种族间之关系

言及大马的反对势カ,一般会以社会阶级,或以种族关系来作诠释。但是我们会发现它很少会是ー个纯阶级性, 或是纯种族性的问题。

就国家机关与资产阶级而言,从某

个角度看,它是ー个马来新兴官僚资产阶级与国家机关的结合模式,我们可称之为Ali - Mara模式。马来精英与拥有政治权力的官僚领导阶层,他们透过国家机关,作为马来族群的信托代理人。打着“为争取马来民族利益”的口号与意识型态,透过国家机关之干预及扶植,积极参与市场经济活动,遂而产生ー批“马来新兴官僚资产阶级”政商联结的新贵阶级。此种新贵阶级,或许就是首相马哈迪当年在《马来人的困境》ー书,所期望具有新思想及经商理念的马来人“百万富翁”的理想之型塑;但它也是被ー些学者所指责批判之“巫统商业王朝”的政商阶层。

但是,不应忽视的是,外资及大马华人资本家,也与马来官僚资产阶级所主控的国家机关进行结合,即所谓Ali-John与Ali - Baba模式。虽然那是新经济政策推行后,外资与马华资本家为求自保与发展,不得已所采取的结合方式。惟整体而言,以国家机关为主导机构的经济策略,实际皆使马来人、华人和外国的各资产阶级,均是大马经济获利的受益阶层（安焕然,1995： 29）〇因此从此面向看,马来官僚资本家主控的国家机关,在经营本身利益之同时,实际上也跨种族的与其它资本家结合,在ー定程度上整合了上层阶级。

而国家机关与社会中、下层阶级之关系,以社会阶级斗争的原理而论, 中、下层阶级对政商挂勾的上层阶级的反制,应该会相当强烈,但这种现象在大马特殊的政经结构下,并不明显。

如前述,建国之初期（1957 -1970）,大马政经体制还是比较倾向协商,国家机关权カ相对低弱之际,遗存

的“殖民地经济格局”反而使我国的失业率从1960年起逐年增加;1962年各种族的失业率为6%左右,至1970年时马来人的失业率已增加到8%,华人约 7. 4%,印度人更高达 !l%（Jesudason, 1990: 75）〇此外,196I 年至 1968 年, 罢エ与停エ的年均数为76.1次。是次数最多的时期;1970年至1980年间降为平均62. 2次,1981年至1989年平均仅有21. 5次。在劳エ的参与罢工人数方面,1961年至1968年平均人数多达67, 725人,1970年至1980年降为12, 070 人,1981年至1989年仅有4, 400人而已（安焕然,1995： 34）〇这种现象显示, 在国家机关力量尚未强化之前,社会的牵制カ较大,但1970年马来新兴精英把持国家机关,且以巫统为中心的国阵长期的连续执政,尤其马哈迪担任首相的 80年代,国家机关权カ的日愈巩固,甚而愈显露其威权色彩,同时配合出口导向工业化策略之发展,以期吸收外资之投入,故限制劳エ之反制活动,降低劳资纠纷是必然的措施。

而且!957 - 1970年,大马的劳エ抗争运动虽然比较频繁,但仍有其局限性。若以1970年的就业人口来看,除高层行政长官和政府部门的技术员（如教师和护士等）主要是由马来人担任外, 其他现代经济与工业管理部门,尤其是在城市的工作,马来人所占的比例极少。马来人大部分是贫穷的农民,而城市工厂工人则大部份是华人,换言之, 工业部门里华人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农业部门马来人却高达68. 7%,而华人仅 2〇. 8%（Jesudason, 1990: 68）〇如此二元化的社会经济与种族结构,遂使当初劳エ阶级之中,也存在著浓厚种族的色彩。因此很可能城市的工人（主要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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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马劳エ运动受到国家机关的严密监视而势弱。

人下层阶级）与乡村的农人（主要是马来人下层阶级）并未能很好的紧密联结成利益一体的有力的阵营,从而降低了劳エ组织的势カ。况且1963年至1965 年,以非马来人族群为主,当初尚是中间偏左的人民行动党,其势力欲开始从新加坡扩展至马来半岛时,李光耀即提出“马来西亚是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遂引起了马来族群（包括中、下阶层）普遍的不满与恐惧,可窥当时因种族间政经利益的资源分配,各种族间中、下层阶级之难以整合。而ー些往往是劳资衡突的社会问题,却常会被转化成种族对国家资源争夺的问题。

513事件后,如前述,1970年以后,大马逐渐走向以巫统的新兴马来精英为中心,藉国家机关的强化,推展自上而下的“信托”而日趋“威权”（或霸权）的政治体制,以致如学者所言产生了一政商金权挂勾的“巫统商业王朝” （,埃得蒙,1991）。但国家机关与资本家的结合,其劳资阶级对立冲突却并不豆著。

首先,从传统文化角度看,劳资冲突不显著,主要是受到马来人的信托与效忠的传统关系影响。传统马来人的效忠观,以及自上而下的家长权威观是相当强烈的。其历史渊源可追溯至过去马来人对苏丹及对地方村长势豪的效忠。马来人对家长权威的依赖性,使下层马来人对其族群的领导者存有一种期望扶持的依赖心理,致使极易产生一种自上而下的保护与被保护的传统依赖关系。而这种保护者的主角,如今已转换为那些主控国家机关的巫统新兴精英集团身上。所谓的“新经济政策”,以“消除贫穷”，“重组社会”为号召,巫统的新兴马来精英领导层成为马来人政经发展上的信托代理人,并使巫统政商集团之参与工商领域,得以合法化。因此国家机关与马来族群（包括马来中、下阶级）间形成了一种保护与被保护的互动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低了马来人内部阶级关系之对立（安焕然,1995： 36）〇

其次,国家机关强势的监控与脆弱的工会组织是1970年后逐渐出现的特徵。劳エ组织非常薄弱与松散。且受到国家机关严格控制,没有罢エ的权カ（Ozay Mehmet, 1987:82）〇 1970 年初期西马的工会成员仅占总劳工人口的10%, 至1985’年亦不过仅增长至11 %而已。 1982年西马287个工会组织中,将近半成人数不及500人,仅有6个工会组织成员人数超过ー万人（Jesudason, 1990: 170）〇工会组织薄弱,工会成员之成长速度相当缓慢。

工会组织脆弱有其渊源。早在英殖民时期,殖民政府为抑制共产党等左派エ农势カ,1948年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法令“时期（Emergency）。513事件后国家机关权カ扩大,工会组织受到国家

直到现在电子业劳エ仍不被允许成立自己的工会。

工会成员稀少和力量薄弱的原因之ー (Jcsudason, 1990:171)〇而工会力量愈是薄弱,反抗资方的力量就愈是低落。

但从另一角度看,低工资的条件及劳エ抗争之势弱,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大马总体经济之发展,吸引外资,共扩大国内资本。

再者,国家机关有效抑制失业率的

机关有力监控。国家机关赋予劳工部长扮演劳资冲突的仲裁者角色,并有准许和吊销工会执照的特权。参与劳エ罢エ运动的领袖和工会成员将有可能丧失其工会成员之资格,工会之反制运动相当困难(Jesudason, 1990:170)。

在エ资争取上,工会在此方面之促进,也显乏カ。1974年至1980年,除制材业与三合板业两项的工人工资增长率超过7%外,其余的工资增长率均很低,於产业更以负4.5%缩水。致於纺织与电子业的エ资调涨虽各为4.6%和 3.3%。但因为这些部门主要是赚钱的出口导向型企业,エ资涨幅取决于市场, 而不是工会运动所争取换来的,这也是

恶化及对就业人口的有效安置,也缓和了劳资冲突。1975年至1980年,失业率从7%成功降至5.3%〇 1985年世界性经济不景气,初级产品价格下跌,但国家机关致カ于经济转型,迎向制造业的出口导向,也成功的抑制了失业率之增长。

惟透过国家机关之主导经济发展, 政策上的偏差,以及马来新兴官僚资本家之崛起,社会阶级冲突部份浮游至种族利益矛盾上来。由于马来精英主控的国家机关,难免看过度关照和偏袒马来人之倾向,致使国家资源竞争又产生了另ー不合理的分配现象。尤其是华人中小企业主,被国家机关所忽略和歧视, 自1970年代以来,在政治经济上,自感深受压迫。因此华人中小企业者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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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形成了另一股社会的新反制势カ, 并将之转移到种族利益的冲突面上,以 “创造”的文化（如传统中华文化之建构）及华文教育运动,作为ー套意识型态,企图动员和凝聚华人族群的反抗斗争力量。在马来西亚国家形成过程中, 华人的文化运动,基本上可视为是华人社会中坚之华商对国家机关的反应或抗拒之产物（林开忠,1992a： 10）〇

但这股反抗力有其脆弱性。如前述,华人大资本家实际上也是新经济政策下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不会太热衷参与属纯种族性利益的反抗运动,也不太愿意过份扮演压カ集团的角色。而且种族色彩浓厚的反抗力量,亦很难去与马来土著的贫穷劳エ阶级串联。因为“种 •族整体利益”或许是最先被考虑的。以致这种抗争,在华人文化传承旗帜下多少带有几分“壮烈”或“悲壮”的情调。而且中、小企业主,实际上也是最会游离的阶层。近几年来我国经济之跃升,即使是马来官僚资本家把控的国家机关,为了更扩大其利益及国家总体经济的发展,也渐而对华人中小企业主表示相当的“友好”。本届的大选,华人票之游转,即可看出其中关系之奥妙。而以华人为主的反对党似乎也顿失了其 “反”的话语及“反”的基础。

另一反制力量,来自马来社会内部。随马来官僚资本家之崛起,而“新经济政策”的重点拨款渐从“消除贫穷”转到“社会重组”目标上,其政治荫及裙带关系等因素,致使马来人内部的收入不平均现象反而扩大了（Ozay Mehmet, 1987:157）〇虽然以巫统为主的马来上层阶级一直打击马来人的左派势力,但马来下层阶级的不满,部份已被

宗教性意识型态的回教党所吸纳（祝家华,1994： 236）〇本届大选,回教党在落后的吉兰丹和丁加奴州仍保有其一定的支持度,可窥部分马来下层阶级对其 “反”,似乎比华人还要执著。但马来下层阶级与华人中小企业主为首的反对势カ,由于宗教、种族,乃至阶级关系及隔阂,彼此的理想和利益不同,或许双方的结合仍是相当困难的。另外,以东姑拉沙里所代表的马来资产阶级的反对势カ,惟其导因主要是财富分配不均和个人恩怨所致,其思想基本上与巫统没有太大的差别（祝家华,1994：244）,于兹就不多作赘述。

三、公民社会的探寻

然而我们“反”的力量,是否已丧失了其作为制衡的功能而失落,或者说我们的社会就真的不再需要“反” ?其实与“正”相对的“反”,不过是同一盘棋中的对立项,是与“正统”相对的 “异端”。在多元民主的社会,不应该仅有“正统”的一元思想或统ー的“正确”历史图像。在精神上,有时“异端”是向僵化“正统”的质疑,具有让政治、社会或思想“活性化”的作用, 在本质上具有积极作用,甚至内涵创发性（李永炽,1989： 24）〇所以“反”的存在,或许并不是什么“坏事”;当然, 除非现阶段我们的国家及公民不愿,或无意愿走向ー多元的民主社会。

无疑的,大马的国家机关,其自上而下的关系发展,实际上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保护与被保护、主动与被动、宰制与被宰制的关系。我们的社会是否需要一个“反”的力量来制衡国家机关权カ的强度膨胀?

社会中的反对意愿，最终诉求于政党政治。

前面述及我国的反对势カ,不论其是社会阶级的斗争,或种族斗争,抑或阶级内部的种族斗争,或是种族内部的阶级之斗争,其源自社会的反对意愿, 往往最终是诉求于政党政治领域之中, 仰赖于政客,执政党对在野党的权力争夺。以致我们会发现,我们反而似乎是遗忘了自身“社会”的存在。在政党政治领域之外,介于个人和国家机关之间,是否应该存有一中间团体的空间? 在孤立的个人和“全能”的国家机关之间,是否说ー个自主性强的中介社群,

将更有效的制衡国家机关过度的监控个人的行为?于是乎乃有“公民社会” .（Civil Society）（或译为民间社会）概念的提出。

“公民社会论”,虽然是来自于70 年代末期以来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而 80年代以来,台湾《南方》杂志及南方朔等人也开始使用这样的ー个名词。而且台湾威权体制崩解之初,所新生的不少的民间团体也大多带有鲜明的左翼的反体制性格（中国论坛,1989： 8）〇然而我们大可不必生硬的套搬这样ー个属于左派的理论模式（而且其理论本身也各有诠释,东欧和西欧的理论发展模式就很不一样）。它得视我们的国情,而有所调节。

“公民社会”的本质,在于寻找“社会”的更大自主性,以“由下而上”来反制或制衡种种“自上而下”的关系, 有其“反支配”的性格（萧新煌,1989： 60）〇而且除了阶级及种族之外,公民社会更应可包括来自两性、社区、环境保

学

术

特

区

护、教育、宗教、语言、知识份子等等自主公民社会的成份。换言之,公民社会所展现的“社会カ”,并不仅是局限于阶级和种族间的斗争。它应该是多元的,且应当与各弱势团体串联。

而且笔者以为,在探寻公民社会的自主性的同时,它并不应过度突显及集

中于政治关系,即政治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宰制与反宰制,或仅局限于强调国家机关与公民社会的对立关系。因为政治关系,可能仅是多种宰制与支配关

197）〇如何从“私民”走向“公民”，或许在高喊对立、反制之余,更是值得我们去省思的问题。

此外,大马公民社会之意识的形成乃至茁壮,就现阶段而言,公民或民间

团体的内在运作及升华,或许也比抽象性的高呼反制口号及抗争要来得急迫。

例如消费者协会、环保、残障、社区、妇女、原住民、劳エ、农渔民组织等社会运动团体,均应先著重在组织内部自主性意识的宣传及壮大组织的力量。再

系中的一种而已。追寻自主性的方式, 也不必然的要大声怒吼或搞激烈的群众运动,况且过激的言论或行动,也是现阶段大马国家机关所不允许的。或许在言论许可的范围内。透过文字宣传,文化评论,乃至于对话,以反制为宰制者所主控的各项传播媒体等较柔性温和的回应或抗争,仍有其一定的效果。而且公民社会的民间团体也不必然得与国家机关维持永恒的对立;而是从社会的自主性出发,可时而合作、时而制衡。总之,注重公民社会的自主性发展オ是现阶段较为重要的问题。就以华人为例,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似乎并无“社会”（Society）这样的ー个明确的意识存在。我们存有太多的“私民”的私欲和利益,家庭关系几乎是人际关系的全部,凡是家庭以外的.“社会”关系都可以化约成家族内部的关系（陈其南,1994：

者,公民社会诸民间团体的利益及诉

地上之卡片为园丘劳エ致给首相马哈迪之信函,要求关注园丘工人之间题。

求,可以不一致,而且其相互冲突,或许更有赖于彼此的“解释”、“对话” 、“沟通”来调节;而不是强势的民间组织去“教化”较弱势的民间团体,形成另类“自上而下”的霸权体制。当初或许就是由于反对党阵营之间,仅单纯的为了大选,希冀达致政治上的两线制理念,而草率结合,以致在选举后,反阵的内部分化和整合问题重重,即根源于缺乏对话所致。当然,不可否认,“对话”的确是一件相当困难的艺术。

最后,笔者以为,大马公民社会カ量若要壮大,还在于其草根性及本土化意识,尤其是大马华人,更必须意识。我们的“华文”教育,或许是应当好好检讨的。我们固然可以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不同来自我辩解,但从移民时代的“华侨”至独立后的“华人”，“传统中华文化” 一直成为寻求共同意识的 . “华”人,在文化意识上所采用的符号象徵。然而对于什么是中华文化,对于提倡者而言,或许是次要的问题（林开忠,1992b： 38）〇以至于在华文教育过程中,我们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是ー个相当抽象的、血缘性,乃橱窗化或内在想象的“神州”。但对于马来西亚这块土地的历史、文化缺乏了解,甚而与本土社会脱节,对自己的乡土缺乏认识。过去不少旅台“才子” “佳人”的自我放逐或人材外流,除经济性因素外,追寻文化的认同以及经台湾的国民党党化教育的“再中国化”,而使他们有再成为 “中国人”的机会,是否也是其中一项重要导因?是否对本土历史文化的断裂与疏离,使不少华人丧失了归属感和认同感?强调草根性及本土化（并不是指同化）,在于激发ー种超越种族情结的 “爱”,这种“爱”是源自对于土地之

爱。如此,或许在其他民间团体的对话上,此“爱”能获得较多的宽容与尊重。 .

结论

综合言之,以往对马来新贵所控制的国家机关,大马社会虽然存有相当的 “反”的意识,但是它却不是ー纯粹社会阶级性的问题,同时也非单纯的种族性问题,而是彼此各有互动纠杂。尤其国家机关跨种族的整合上层阶级,又以种族矛盾为掩饰,分化和抑压了中、下层阶级的反制カ。而且各反对势カ又各有其自身的阶级利益和种族利益的考量,整合上有其局限性。加上国家机关在“自上而下”对经济发展之绩效,似乎也降低了部份中产阶级的反制意愿。于是“反”，’似乎是失落了。

但在ー个“可能”要走向多元民主的社会,很难想像它将是ー个没有 “反”的社会。在诉求于政治抗争之タト,在个人与国家机关之间,ー个中介的第三势カ——“公民社会”,或许有待酝酿形成。除阶级和种族外,它应吸纳更多社会的自主^^力量,以回应或反制一切支配者（包括国家机关）。当然大马的“公民社会”的影响カ可能还很薄弱,我们很难预估其“反”的成效有多少。或许它将会是ー个边缘,或 “很”边缘的抗争。然而对ー个将步入表层“富裕”而不确定的“资本主义”,或未来的“后现代”社会,现存的ー些体制可能都将会随之松动而变迁。谁又能预料?

当然,在追寻ー个多元民主社会的理想前提下,必须包含ー个“自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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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强迫多元化或强迫“反”的存在,与强迫一元化或强迫“自上而下”,同样都是不可接受的。而其重点在于创造ー个每个人都^・以自主选择自己的归属的社会。又或许在经济喜悦中,我们的“公民”的确不需要什么

“反” ! @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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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Jomo, 1989, Mahathirx s Economic Policies （ Selangor: INSAN）.

巨善衿哽返

--公民社会与公共论述

(The Return of Leviathan)

・曾庆豹

政治存在的理由就是自由,并且其经验的领域就是行动。

--Hannah Arendt

权カ关系总有著相应知识领域的建构,任何知识也同时预设和构造著权カ关系。

--Michel Foucault

ー、引言

汉娜・亚莲特(Hannah Arendt) 说过:

所有出现在人类社群中的必要活动,只有两种被视为是政治的,并且组成亚里斯多德所谓的“政治生活”,它

们是"存动”和“言说”,两者是展现於人类事物的领域,并且除它们之外, 所有真他的活动,充其量只不过是ー种需要或有用而己。❶

关於政治生活,再也没有如此简要的说明的了。事实上,政治也就是这麼回事,不需要什麼高深莫测的理论,从 “行动”和“言说”就足以展开检查, 究竟我们是否真的拥有所谓的“政治生活” ?无可讳言的,我们仅仅存在著形式上的需要和有用的选举权,种种不合时宜的“法令”监控著我们的行动和言论,我们没有机会表达不同的政治见解,也没有直接的政治管道参与政策性讨论,那些属於公共性的领域(报章、电子传媒)也同样被“党国资本”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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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甚至沦作“公器私用”的宣传エ具,为“党国资本”服务。总之,外部有法令的限制,内部则为“党国资本” 所垄断;简单来说,没有“公共领域”( Public spheres ),就没有所论的“公共论述"(Public discourse)1所以也不不存在著所谓独立和自主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 〇 ❷

本届大选,所有的大众传媒都受到党国资本严格的操控,根本就无法真实的反映不同政党的政见,连消息的报导也强烈的被扭曲和误导。反对党砸破电视•焚烧星报、把第三电视采访员和记者逐出会场甚至被围殴,都显示出大众的不满。各报章传媒在饱受威胁利诱 (出版准证)下人人自保、自我检查、设限,言论的尺度永远听候内政部的指示。❸

本文打算就理论方面阐述“公民社

会”的理念,指出其在“公共领域”上的实质性条件,和就“公共言说“的应有表现;接著以2020这个宰制性的象徵、著手分析,指出它作为替代“土著/非土著”二元区分的新型集权宰制,目的是说明它对於公民社会起著新的压迫和新的支配力量。

二、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这个概念,现在大致都跟著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理论传统作讨论或展开,特别是就市场经济的机制为枢纽,工业化所带来的商业活动和都市的兴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不同於古代以家庭为中心的身份,转而以追求基本满足的交易行为为其特徵。.“市民” (* burgher'或"bourgeois')就是指从事交易活动的人;这样的社会,因此就被解释为“布尔乔亚的社会” (Burgerliche Gesellschaft) 〇

没有“公共领域”及"公共论述”,就没有独立和自主的“公民社会”。

从概念的字源来看,公民社会源自於希腊的’societas civilis'(城邦之文明社会),即是指“人文化成的社会”( civ>lity ),以及“法治的政治共同体” (koinonia politike)。希腊时期出现的所谓城邦(polis)是表示公民的结社,组成政治共同体,有议会和行政管理的制度。作为城邦的公民,他们秉具公共政治之性格的共同体,这样的社群是由自由与平等之公民身份(citizenship),而法律的系统与治理则构成这个社群的基本架构,具有自由与平等性的公民身份是由法律赋予的,由法律所界定的规矩,则构成公民从事社会活动与政治实践必要考虑的道德性之条件。自由是城邦的特质,亚莲特说:

所有的哲学家,不论是如何的反对城邦的生活,都一致承认自由万麦或治领域特有的现象,这个自由,即是希腊人所谓的幸福(felicity)之基本条件,它最重要之处就在於它必须仰赖於财富和健康的客觀情势。❹

近代许多政治观念,诸如正义、自由、立宪政体和对法律的尊重等等,或至少是对这些观念的定义,大都起源於希腊思想家们对城邦制度的反省。❺雅典城邦展现了民主政治的基本特质,它们强调:L公民之直接参与政治的多数统治;2.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观念; 3.个人生活之自由(行动和言说)获得保障。人们对於政治可以获得充份的参与,这一点正是当代的代议制的间接参与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专家统治的寡头领导所反映的仅可能是某些利益团体或阶级。城邦展现了高度理想性的政治参与的制度,公民可以直接的表达对公共事物的讨论。那些把所有的时间放在家务私事的人会被视为“无用的人”(a

useless character) 〇雅典人深信每个人都可以直接积极的参与公共生活,并以之作为幸福的依据,人的崇高说在於设法投身於公共事物上,个人道德的完成是以建立城邦的自由生活为最高目标。 ❻这是古代公民社会的“公共”的特质。

现代社会出现了资本主义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公民社会就有其不同的意涵。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给“公民社会“ 一个定义:

公民社会,这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体的联合,因而也,就遅在毋式普遗性中的联合,这种联合是通过成员的需要,通过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法律制度,和通过维护他们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株序而建立起来的。❼

黑格尔清楚的意识到,这里所谓的联合并不是指国家;相反的,它是指与国家相对立的公民社会。不同於家庭成员的个体性,个体一旦纳入社会就成了社会的个体性,这个体性并非原子式的存在,而是通过相互依存的关系构成形式的普遍性。公民社会中个体的特殊性,和个体与他人相互依存的普遍性形式。❽

对於个体性原则的重视,黑格尔认为公民社会应享有其自主性,反对国家的过度干预。介於个体的个殊性和国家的普遍性之间,公民社会具有中介的调解作用。如果国家过多介入种种的民间活动,相对的民间将失去其自主性,个体所拥有的自由也渐趋於泯灭。整合是国家的功能,但若未经中介作用而达直的一致性,则往往是ー种暴力的强制, 在强制下形成的一致性以牺牲自由为代价,对黑格尔而言,这的确太昂贵了

些。公民社会所扮演的中介角色,即是

透过对个人自由权カ的保障,以对独裁或权威统治的制衡。国家虽然具有调解和整合的功能,但不因此而放弃公民社会的自由和权カ,相反的,国家应该是要保护公民的利益。总之, 公民社会对黑格尔而言即是那“中介” 〇

黑格尔

—必须茧・其他人的存在,以肯定我们

---必须有一个公共领域让我们去传达这些所听到和所看到的ー切。

哲学不是理解世界而是改变世界。马克思不再停留於对近代社会的描述,他转而采取批判的方式进行,这是当代社会理论「的特色。理论意味著介入评价。由於篇幅的关系,不打算在这里介绍

马克思和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的看法,尽管他们的理论在当代关於

公民社会的相关讨论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三、公共性的哲学

“公共”(public)这个字有两个密切相连的意义❾：

—它象徵著公开显现的每一件可以被每一个人看到和听到的事物,并且最有可能广为宣传。

—它意指著世界本身,世界对我们而言是公共的,它与我们个人内心所

拥有的私人天地有明显之区分。

我们是生活於ー个事物的世界,我们所见、所听的都构成我们的公共生活。事物的世界是介於那些共同拥有它的人之中,公共即是ー个“中间物”

(in - between ),它联系也分开彼此。所以,’公共领域的存在必须包括两个基本要素:

公共哲学所显示的即是多元性 (plurality) s 差异 (otherness)和区别

(distinctness)〇物与物之间有了差异,オ显现出事物的多元性;人与人之间有了差异,,オ足以解释人不是单独的存在,

世界是由许多人所组成,并且世上不可能有一模ー样的人,“区别”就立基於差

异之上,“区别”意味著“独一无二的存在模式”。人是独ー无二的存在,人在公共领域中是“平等”(equality)的存在个体,在平等的前题下,充分显示世界的多元性。亚莲特精辟的阐释说:

就人而す,“差异”乃是人与所有事物共同分享的特性,存有即是ー,而

“区别”则是人与有生命之存在所分享

的特性,人的多元性就是独一无二的存 /,有其度杂的多元性质。❿

公民社会的自主性取决於公共领域自由的程度。人的多样性使之存在著差异的事实,使我们认知到必须拥有公共领域的自由的可能性程度,才可能真实的反映现实。公共领域即是显现的空间 (the space of appearence), 自由和平等表现在行动和言说上,

由於我们对实在的感觉完全依赖於显现,且因此也仰赖公共领域的存在, 公共领域可使事物拨开遮蔽存在的黑暗而呈现出自己,甚至照亮我们私人和隐密的生活之晨曦,也根本地源自公共领域中十分强烈的光芒。®

这一道“光芒”即是公共性。开放的公共领域允许一群不同的人加入行动,彼此关心共同的主题,经由讨论交谈的言说,充份表达和反映不同的意见或论点,避免未经反省的意识型态介入。未经反省而无端端的接受,表示集极的统治手段,也使公民对政治的参与变成被动的,同时也缺失政治生活的成熟和自主能力。公开的论辩一方面显示公民的参与,另一方面则提高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思考和判断能力。当我们公开与人论辩时,乃是不断的从他人的观点中激发自己内在的思考反应,对外是我与他人唇枪舌战,对内则是我与自己的脑カ激荡,如此的交谈更可使真理从中显示出来。也人的多元性就是表现在平等和区别上;由於平等,使人们了解成为可能;由於区别,使得言说与行动之必需。藉著参与於公共领域的行动, 平等和区别得以实现,同时也实现了自由。

政治行动之领域亦为自由与平等之

领域,可以从“意见”(opinion )的表达是否充份上获得理解。亚莲特说:“争辩 (debate)构成政治生活的真正本质。” 函由於政治行动不是ー种统治、宰制的活动,它立基於公民彼此间平等的参与权利上,所以在政治行动中,乃允许个体之间彼此争辩,以合理并公开的方式说服对方。说服意味著有接受或反对之可能,之中预设了自由的充份性,争辩正是ー种对意见的坚持和表达,意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正是政治的养份,那些廉价的以强制的方式达到消除对立的做法,事实上恰好是破坏和扭曲了政治的本质,甚至无视於人的多元性。所谓私人的意见并不存在,理由是个人并非弧单的进行思考,思考意味著存在可能的多样性,由於它以公开和自由地诉诸不同的立场进行争辩,就使得意见不沦为封闭和独断。争辩、意见的形成和说服都是政治行动的特色,它以平等为基础,以自由为活动整体的面貌。

公共领域是公民社会存在的实质性基础,也是公民赖以展开其自由和自主的生活世界。如果没有实质的不同意见相互流通,根本也就无法反映公共领域的多元性和自主性,直接的引伸结果即是不存在著我们所谓的公民社会。公共领域的存在之於公民社会,正如灵魂之於身体;如果所谓的“公共传媒”沦为是“党国资本”的工具,也就无所谓的 “公共性”,当然也就不存在著有“公共传媒”这回事。

四、公共领域

当代民主政治运作中,过份强调定期改选和民意调查统计等形式民主的功罷,反而忽略了更为重要的实质民主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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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例如在定期的选举活动中,攸关公共利益的政治议题讨论,往往被简缩或是被操纵、误导;另一方面,一般所谓的民意调查与统计结果,多半不探讨此意见之形成是否受到利益团体以及大众传播媒体的有意塑造,也不探讨民众是否有足够机会,参与各种观点之意见之广泛讨论,以形成自己反省後的理性意见。当代社会伴随著组织化的资本主义市场的发展,国家与民间社会相互渗透,使私人利益的冲突转移到公共领域的相互占有去。时下的政党及国会,其内部权カ产生和运作的方式与金钱的进出、利益分配都违背了公共性的原则;

同时报业传媒也因恶性竞争扩大成文化的消费性格。

所谓“公共性”系指公众运用其理性於公共事物的讨论之中,亦即在公共讨论中民众以互为主体.性 (intersubjectivity )的方式进行批判性的

讨论,形成自己的意见。简言之,“兼具理性和批判性的公共讨论”就是公共性的特质。从这一点出发,民主政治的真义也就绝对不是把公共决策交给官僚做决定,政治问题也不能化约成技术问题,所谓的民意也不仅是大众之态度表达。

哈伯玛斯在其早期的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变迁》(The Structural Trans-fonnation of Public Sphere)从社会学历史分析深入的探讨了 18世纪布尔乔亚社会(bourgeios society)公共领域的两种特徵:文字的公共领域和政治的公共领域。哈伯玛斯认为公共领域的功能在於达到ー种权カ分布,介乎私人领域(家庭、社会劳动)和公共权威(国家、宫廷)之间;公共领域是从私人领域衍生到公共相关利益、事物的领域的关系结果,另一方面也指向限制国家的干涉活动,防止国家无限制的延伸以至於破坏私人领域的自主性。❿换言之,公民社会的形成有赖於公共领域扮演制衡性的中介角色。

政治的公共领域起源於文字的公共领域。哈伯玛斯在历史中发现二种使公众更习惯於将其理性用於公共事物的讨论风气,一是社交讨论场合的兴盛,如法国的沙龙(salon),英国的咖啡屋 (coffee house)和德国的餐桌上的社会( Tisch - gesellshaften),二则是文化产品的商业流通和文化评论的盛行。公共讨论的风气扩大了参与的范围,强化了公共领域的基础。公共讨论的社交场合, 倾向於不论其政治、经济地位的高下, 换句话说,某种地位平等的想法广受欢迎。公众讨论的盛行,也就意味种种禁忌或言论的界限也慢慢遭受到质疑,从前被视为理所当然或未曾讨论过的事

物,也渐渐的被提出来当做公共课题给於充份讨论。久而久之,公众有权反省,质疑公共事物的能力也随之增加, 公众所包含的范围也原则上的尽可能的扩大,种种过去为国家所垄断的解释也获得解放出来。文字的公共领域包括各种形式的俱乐部,例如讨论传记文学, 小说等文字作品为主的领域,也包括报章杂志。诸如此类的领域都展现了开放的阅读的公众(a reading public)〇

哈伯玛斯说:

一旦私有化的个人停止仅仅对他们的主体性进行自我沟通,更进而发挥私有财产者的能力,去影响有关共同利益的政治权カ,则文字公共领域中的人文性(humanity)会增加政治的公共领域之有效性。@

随著商业市场的扩张和流通,文化产品也经由商业流通扩散到公众中,也在文化再生产中获得其自主性。政治的公共领域源自於文字公共领域的功能之转化,文字公共领域培养自我经验的主体性和私人理性之公共使用的经验。公共性的批判有了良好的学习机会,由此再推展到废止新闻检查制度,批判性的公共舆论可以获得表达的余地,公众经由论坛的公开上加入对政府当局的决策的参与论辩,国会则无法全面垄断公共领域的权カ,政党与政党之政争也更趋於透明化,直接向公众诉求支持,公众也经由公开的方式获得更充份的政治的理性判断。政治公共领域的目的在於使国家权威与公民社会的需要作紧密的连结,其前提在於公民社会的再生产活动是尽可能的自主。宪法和法律转而保护人而非限制人,自由化市场依其内在法则自行运作,每个人可以根据其预期而

追求幸福。

公民社会的形成有许多条件,一方面依赖相互论辩与容忍异己的精神,发达的传播媒体与法律规范建立等,另ー方面则需要社会强烈的自主意识和高度的文化生活,以及文化再生产的管道。後者即是理性的特质和表现。哈伯玛斯认为:

长久习惯於公共集会的人们,他们的一般感受会提高——明智的意见会显得常见——而且有害的偏见,经过公共论辩後(由成治家而不是由修辞学蒙，,偏〉的支配力量也会减少,..,运用理智的讨论习惯会穿透社会阶级。密

当代公民社会发生了变化,问题在於公共领域发生了结构的变迁,国家的体制趋於膨胀或国家机器的扩张,形成所谓的“再封建化”(refeudalization)。公共领域所享有的自主性,从批判的公共性转变成操纵(manipulated )的公共性,公共领域沦为组织化的利益团体的竞争场所。

相对应於私人生活变得公共化,公共领域也私人封闭化,....於是此时私人领域再度无法清楚地区别开来。公な拝性、批判性论辩,也成为这种“再封建化”的受害者,猝艾方式的讨论让位给像盲目崇拜的一种共同体关连。®

“再封建化”有意的在公开场合以塑造个人特质,营造权威气氛来获得民众未经反省的认同,在特殊的媒体效果下,政治人物被夸大其地位、出身、财势、魅力,而根本就不留任何余地供民众参与讨论和形成意见。公共性成了政治明星的表现(representative publi-ness)舞台,只一昧的展现其在民众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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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学派批判国家机关的权カ膨胀〇中图为哈伯马斯。

益转化为政治议题的结

的优越地位。在新的社会结构下的权カ分布, 国家机器交由技术官僚来支配和运作,政党与利益团体的彼此妥协和交换,自由市场的机制也沦作争相分配的对象。这意味著资本的运作也失其公共性的竞争。这种现象有人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表示国家在促进资本累积・的功能上,扮演积极介入的角色,所以那些宣称作公共利益的事务往往是政治人物将私人利

媒体亦属公共领域,它不应沦为国家机器。

性,原来重心在公共领域中的报章杂志出版（文字的公共领域）和政党（政治的公共领域）,也都把自己私人利益的部份转化进入公共利益讨论之中,甚至以拟似公共利益的姿态进入讨论。可以清楚的看出,国家机器越是庞大,越是使得公民社会的公共领域的自主性相对的萎缩,个体性的私人领域所拥有的自由程度也同样的减少。哈伯玛斯因而断言说:

以集体方式提供生活必需品的说法,使得以社会福利为关切的国家,所发生的新功能之多面性（multiplicity）变得模糊;它同时将此发展中所出现的那些复杂地交织在ー起的组织化私人利益隐藏起来。透过法律和规定,国家更为深入地干预了商品交换与社会劳动的领域,将自己转换为政治活动カ,并透过国家干预主义的媒介作用,回应到自己的利益区域内。®

果,事实上即是在维护私人的利益。“再封建化”越是严重,其结果即是:

—公共领域被私人利益所充斥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线变得模糊

ーー大企业资本家与政治人物的相互勾结

—国家干预主义的无限量扩大, 国家机器的膨胀和权カ中央集权化

——文化生产也招到消费性格的渗透

国家机器越是庞大,公民社会的自主性相对萎缩。

操纵的公共性压倒了批判的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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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种族论述

从宪法第一五三条到新经济政策的贯彻,所获得的意识型态即是土著/非土著的二元思考。这种论述模式合法的形成主奴关系的宰制功能,扩大成合理的相对不平等的分配。土著是一种主体的思维、主人的逻辑,一切与之产生对立的他者ー并被视为是客体对象的非土著,主体的思维和主人的逻辑本质上即是宰制的论述,在这个意义下,土著拥

奴意识的民族,是可被支配的,他并宣称,“自我意识”是权カ的本质所在,自我意识是解除被支配权カ,同时,是形成支配他人权力的中间环节。从自我意识的建立与否,决定我们是否拥有实质的民主人权,还是,仅仅徒具形式的伪民主的社会。

在这种意识型态框架下,公民社会先天的遭到限制,土著/非土著的分化结果即是公民社会的共识极困难形成,

有支配非土著的权カ因果性。土著/非土著的权カ关系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作为奴人地位的非土著,说明冀存在的本质即是事实,是“全部地隶属於其主人”、"在本质上不属於他自身”，就是宣称主人支配奴隶的合法性。利益和权カ是目的,土著/非土著的理性说明仅是手段,权カ的本质含有策略性的运作功能,一方面它显示土著/非土著的位阶不同,另一方面也认可了权カ宰制的合法性,是形成权カ的诠释系统, 同时也是实践的目标。长久下来,土著 /非土著的主奴关系论述构成实际的权カ运作,加上长期的合理性的灌输,己经形成了典律化(canonization),构成历史的全部,甚至包括未来。

土著/非土著是策略的言说系统,

具有权カ的导引作用,目的最後是走向利益。土著/非土著构筑ー套合法、理性的说明,言说承载权カ,为特定群体的利益服务。种族论述的意识是主奴意识,也是支配与被支配的权カ意识。个体自由的自我意识阙如,意识到被支配的自由意识。黑格尔宣称“东方王国” 是家长制的民族,尚未发展到“自我意识著的实体性的客观性” ®,没有主体

“自我意识”的民族,就是尚未脱离主

主著/非土著的论述,使到公民社会的共识难以形成。

而且还容易在某些政客的论述中成为冲突性的根源。种族中心的权カ论述营造巫统党务信仰和国阵政府官僚运作的有利气氛,公民社会的公民意识被种族意识所替代,相对而言公民社会所能凝聚的力量和成效则不彰。种族意识养成支

配的土著中心思考,公民意识的反支配运动无从形成。任何的言论都可能被冠以种族主义的罪名,先天上就受限对种种国家重大政策的公开论辩,尤有进者,那一道道严密监控的禁令(煽动法令、内安法令、官方机密法令、印刷与出版法令、警察法令),处处宣布“此路不通” 〇更甚的是,它还具有达到 “内有恶犬”的恐怖主义心理监禁作用,使得公共领域的公共性无从建立。外部的公共领域(言论自由、集会游行、示威行动自由)和内部的公共领域 (免於心灵世界遭到恐吓的自由)的公共性双双被殖民,国家机器膨胀尤其严重。今

从西方的历史经验来说,民主社会的建立需要在国家机器(state apparatus) 的控制之外有一自主性与批判性的公民社会的岀现,作为制衡的基础。而且还认为,种族意识应该会随著社会中居多的中产阶级以及各阶级所形成的公民意识的建立而逐渐消退,但是马来西亚的情况并不如想像的单纯。主要原因还是在土著/非土著的思考框架所习惯的二元思考。就理论上讲,种族意识是藉著血缘、地缘为基础的原始连结 (primordial solidarity)而产生,是集体性的,也是与生俱来的;公民意识则是以都市生活社交集结为基础的市民连结 (civil solidarity)为主体,结合不同阶级,尤其是中产阶级与下层劳エ阶级所形成的共同意识,其本质是个别性的, 也是自主选择的。由此可见两者的社会性质截然不同,其间意识型态的分野也就明显的不同。所以我们并不存在所谓的公民社会,而是诸多个存在著意见分歧颇大的“马来社会”ヽ“华人社会”ヽ “印度社会”或“少数民族社会” 。土著

/非土著的政治论述,就是以血缘、地缘为权カ诉求,这种社会关系的结构即主奴二元的支配/被支配,“土著中心”合法成为利益分配和权カ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原则。

民主社会的建立是立基於公民社会中公民意识的成熟形成而同步成长。在此过程中,公共领域被视为公民充份表达意愿和对政治构成舆论压力的自由空间,公共论述取代种族论述,联合不同阶级、不同血缘关系。所以民主的成就即是公民的成就。公民意识的形成与否和党国政权是否放弃种族论述的二元区别,都决定著我们未来民主化的重要因素。

公民社会是倾向於以个人或经济、政治组织的公共事务的关系而参与社会活动,其基础是法治,也有赖于社区参与、容忍异己、重视消息自由流通、产生公共舆论等开放性的“公共性”精神来维系。种族论述占优势的地方,一方面固然是党国机器有效运作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共同信仰体系所形成的集体意识,几乎完全可以经由灌输的方法包围并宰制个人意识,群体的认同感较强,有利於政治意识型态的宣传和执行。相反的,公民社会以现代社会的分ェ相互彼此依赖,学习重视、尊重不同的个体和不同的信仰体系,它不以相似为基础,但却以共享的社会符号表徴, 尊重不同的诉求,对周遭世界抱持开放和共同的假设,这样,社会的真正和谐才能有所保障。这里所说的共享的社会符号表徵,也就是我们前面一直在谈的 “公共领域”。真正关心民主政治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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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论述

一土著/非土著

~社群(Gemeinschaft) ~机械连带(mechanical) 一礼俗社会(乡土社会)

公共论述

Y民/国家机器一社会(Gesellschaft) 一有机连带(organic ) 一法理社会(现代社会)

社会学家

展应该是,迈向公民社会的“公共性” 论述。

六、党国资本

土著/非土著种族中心的二元论述随著土著的利益获得绝对优势地位後, 加上土著社会本身内部不同利益(回教党对政治理念的不同诉求、46精神党从巫统内部分离开来)的冲突,土著/非土著的二元论述面临“合法性危机” (Legitimation Crisis) 〇 “新经济政策” 的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发展政策”,这之间在权カ论述上做了一次 “典范的转移”(Paradigm Shift,按: 这仅仅是ー种“转移”而并不是典范 “革命”,即是科学史上所谓的 Paradigm Revolution ) 〇

2020宏愿的提出,标示另ー种宰制型权カ的开始,那就是宣称作为全民福祉的“党国资本”。同样的,它是中心性的导引作用,具有强烈的支配性气息。®

2020宏愿作为ー项政策性的指导纲领,它不仅是说明了国家整体的普遍利益、国家的角色越来越吃重,同时,它还意味著国家机器的干预也随之增加, 官僚系统也趋於复杂。国家机器的运作同时伴随著政党的操纵、资本家的利益,“国家的资本”、“政党的资本”、 “企业家的资本”三者之间的利益形成紧密的结合。这表示政治的关系构成了一

Ferdinand Toennies Emile Durkheim 费孝通

种新型的结构:“党国资本”,即“党ー政ー商” 的互馈关系。总之,对马来西亚政治意识型态的思考就不得不纳入资本主义的问题内来思考。

党国资本积极的干预和垄断,全面经由私营化的合法理由操控了主要的市场。私营化计划被视作是国家发展的基石,表示开放原先国家独占市场的相关企业现转为由民间投资,落实开放竞争的自由市场,并激发更大的经济潛能。当然,也希望藉此减轻国家行政和财务负担。表面上看起来,私营化是在“还利於民”,放弃政府的垄断,希望为此也能提高效率和生产カ。然而,私营化的结果却是扩大市场的干预和垄断,而且还宣称在所谓开放的竞争原则下具有所要求的公平性和合法性。从前由政府承担的风险,被资本家改造成高营利的寡头市场,党国资本转而扮演了原先国家的功能。政党有权,资本家有钱,政党可以转移权カ藉此从中获取资本,资本家可以利用资本分配的方法获取权カ的支持,以更强大的行政权カ系统、有效的机会,强化和增加其原有的利益。私营化最大的成果,即是造就了新兴的 “政治资本家”,也成功塑造了新兴的 “资本政治家”。他们经由利益的合作、资本的交换,彼此形成反馈的“权カー利益”的双向互惠关系,党务可以借助资本的力量扩大运作和操纵的范围,企业经营同样可以借助行政权カ的力量来获得图具利润的市场侵占。所谓的政治在资本与权力大量的入侵下,其

e I am at Q^ar / Q5C 寺 b angs任m

标ー帀另一种宰制型权カ的幵始〇土著"非土著论述过渡到「 2020宏愿』论述,

结果即是扭曲了政治的自由本质、公共领域的公共性,在被转变成资本家与政治家、企业经营与党务经营的金钱和权カ的结构关系中,自由市场的机制变成资本家大型企业结合国家机器的行政运作形成对小企业的并吞,公共领域的公共性变成强大的操作系统作为营造执政党继续获得主政的有利气氛。®

自由市场、公共领域己不复存在, 公民社会的自主性也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党国资本控制的领域无远弗届,权カ与金钱的结合更有效的掌握大众传媒,金钱可以买到最有利於党国资本的版位,行政权カ可以干预媒体的尺度以符合党国资本的安全。在种族论述的土著/非土著的二元思考支配下,无法展现公共论述,当然也就无从建立起公民社会;到了 2020宏愿的论述中,公共性论述也未见得有任何改善的迹象,反倒因为党国资本的膨胀更助长了国家机

器进行全面的操控。这背後的逻辑是我们仍没有摆脱被支配的命运,仍然落入某种“中心”,土著中心论述变成党国资本中心论述。经由党国资本结合权カ和金钱,其支配能力也同样的增加。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巨兽的重返” 〇

值得注意的是,党国资本仍潛存著土著中心的意识型态,学者称之作“资本的民族主义” (Capitalistic 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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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m)〇 ©2020宏愿所采用的经济模式是典型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而不是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按布劳岱 (Fernand Braude 1)的说法,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范畴。资本主义是大型企业的垄断和寡占,市场的机制沦为少数资本家的风险投资, 经营运作的开放性和透明度都不够充份,利用权カ进行ー定的控制和干预, 形成资本过度集中,而且并吞对手和各类型的中小型企业,造成“大鱼吃小鱼”的局面。市场经济则不然,它开放并且透明,有机地扩大到更普遍的大众参与其利益分配,是可预计的 (predictable),按一定的规律(regulari-ty)给於自由、公平的竞争和运作。毆市场经济比较符合公共领域的“公共性”,维持一定的开放,严格禁止垄断性的企业,也避免国家机器对自由市场的过度干预。国内目前有许多扩大中的大型企业,其中又结合了国外跨国公司的资金和技术,尤其那些跨国公司和大型企业财团组织,当它们涌入国内市场时,必须借助国家机器的行政系统的方便和顺利,都无不例外的与政党有著密切的关系,伴随著国家权カ的无所不彰,国家就介入市场的机制,形成干预。这些大型企业也藉助国家政党カ量,以利於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也利於政党的利益。国家资本、政党资本和企业资本,共同分享市场的利润与权カ的操控,为保持彼此的利益能获得赚取,金钱与权力就建立起密不可分的互馈关系。

个象徵符号己演变成具有意识型态作用的“总体性言说”(Totality Discourse) ,它的地位是无容质疑的,它转而形成辩护的功能,任何不同意或质疑它的,都视为是与全民利益福祉相冲突的,严重些就把那些反对它的认作是人民公敌。这里所谓的全民共识是“假共识”,因为按一般的共识而言,是在公共领域的言论空间中形成的共识,立基於社会认同。在成熟的社会中,公民利益始终是开放的,而且是能够充份展现其公共性的特质的。2020的政策和方向大致上并没什麼不妥,但是,当它沦为权カ的化身,和具有支配异己的意识型态功能时,就无可避免的仅仅服务於党国资本,把2020看作绝对,合法化国家机器无限制的扩张,支配公共领域的开放和自由,甚至还宣称服从是至高无上的原则。党国资本作为2020的本质,公共性饱受扭曲,是“由上而下”(From Above)的强加其合法性,藉助权カ运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党国资本的强而有力己近乎集权的姿态。2020这个象徵符号也取得了公共性的意涵,似乎它就是全民的共识和理想的代表。这

跨国公司和大型企业财团组织涌入我国,也必须借助国家机器以行方便。

作全面贯彻其有效,营造出压迫的、统治的总体性言说。公民社会里的局部、个别、差异、偶然、非连续的“个体性言说”将遭到无情的压制。总体性言说是“主人的言说”(Master Discourse) ,具有支配、压迫、统治的权力作用。国家机器可以假借2020之名行集权之实,党国资本的利益可以被夸大为并装扮作2020的利益,任何与它相反的力量和想法,可以经由合法性的总体性言说逐一消灭。而首当其冲的,无从幸免的,就是那与国家机器的诉求上有冲突的公共领域,以及处处表现出与总体性言说相左的、异议的、不友善的公民社会。一体化(identification)或取消公民社会的“杂音”,正是2020总体性言说的终极目标。

我们越来越怀疑是杏还存在著“自由的”市场?同样的,国家机器经由权カ和利益的操作越是入侵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公共性”还存在吗?公民社会如何可能拥有其自主性呢?基督徒学者伍锦荣博士 ( Dr. Ng Kam Weng ) 早就指出2020社会发展的所谓“公共理念”的形成是成问题的(problematic ), 理由是它是未曾经过民间不同社群的对话,就是将未经认可的价值强加於不同的社群之中。没有真实的、合理的对话情境,根本无法反映不同的需求。这意味著公共政策不具有“公共性”,没有置於公共领域中去听取不同的意见,也就只可能存在ー种强制、单向的灌输, 而非公民按其意见自由选择的或认可的结果。其严重的後果是ー种在“国家中心”下失去公民主体性的宰制命运。伍锦荣认为,我们必须恢愎民主社会的 “人民诠释权”(peoplehood hermeneutics), 以对抗“政治霸权”(political

hegemony )的宰制性做法,质疑某些特殊利益团体的权カ支配。我们必须常常提醒自己的权カ和公民的自主性,既然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就应该充份反映多元社会所该具有的多元特质,保护少数公民的权利和公平。幽我们非常同意伍锦荣的说法,前提是我们必须建立起公民社会的共识,先了解到党国资本非理性的宰制行为,是违反公民利益、只图利少数资本家及政党要人私利的做法困,自觉的培养成熟的公民意识,以公共论述取代陈腐、僵化的种族论述,找回公民社会的主体性,自觉的、批判能カ的提升,以对抗国家机器的滥权和专制,也防止它在公共领域无孔不入的渗透和扩张。〇

洼释:

1. Hannah Arendt ,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pp. 24. 25

2. ' Civil Society,究竟是翻译成“公民社会”、“市民社会”或“民间社会”,历来多有争议。我和祝家华先生考虑到国内一般对“公民’‘ヽ"市民’’、"民间’’不同的理解,为强调权カ的面向,尤其是 * citizenship,中关於’civil right'或’citizen right'的方面。基本上,这个词的译文还是开放的,当然还得留意到不同的思想家,因著理论的不同,著立点也因此会有不同,译文也就不能太生硬。此处译为“公民社会” 仅代表我们之间的共识。本文援用这个译名。有关方面的讨论。中文部份见台湾《当 /C;第47期(199〇, 3.1)和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第三卷(1993.8) 〇

台湾民主化的改革运动主要得力於民间的カ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就有学者论述这种抗争国民党国家机器的抗争模式,党外力量的凝聚主要就是恢愎民间扮演压カ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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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力量:地下刊物、街头示威抗议、扰乱国会议事的多数暴力、学生运动、反抗媒体操控(拒绝看报、看.电视)、学术,自由 (民间讲座)、反对兴建核电、妇女环保团体、无住屋者运动、原住民运动等等。相关分析参见《南方》杂志、《前方》杂志;《中国论坛》“民间社会与台湾发展"第336期 ( 1989.9.25):南方朔,〈混乱与秩序的辩证一台湾民主反抗运动的将来〉《中国论坛》第335期( 1989.9. 10)、〈民主重建的九十年代桃战〉,《中国论坛》第343期 (199〇• 1. 10) 〇

3. 内政部的功能即是定期的颁布"内有恶犬” 的恐布主义手段。如近日还在太平盛世.宣布

"不容许共产思想在我国出现",甚至福长国民之间彼此产生怀疑的告密和猜忌之风。什麽是共产主义?谁在散播?谁还在相信它?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有什麽不同?有一本马克思的著作算不算“拥有”共产主义思想?或者说谈论马克思的论点构不构成任何罪状?(见《星洲日报》1995.5.9)。试问:巫统党中央高层干部拜会中国共产党党中央, 会不会也怀疑“拥有”共产思想?华社资料中心《资料与研究》第十三期刊载"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文章,是学术还是政治?请明确告诉我们学术思想和政治主张的不同。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想信共产主义那些教条的思想,更无意散播共产或马克思主义。作为ー个学者,我忠於、勇於批判的信念,这样的立场始终如ー。

4. The Human Condition p. 31

5. George H. Sabine,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ery, 3rd edition, (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1961)p. 3

6. Ibid. p. 13 一 14

7..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阳、张正泰译 (台北,里仁,1985)第157节。

8.公民社会的出现是现代性哲学一个核心课题。参见拙撰《哈伯玛斯与现代性之哲学研

究)(台北,政治大学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第三章第一节“黑格尔、的洞见与难题” 〇

9. The Human Condition p. 50 - 53

10. Ibid. p. 176

11. Ibid. p.. 51

12. 亚莲特的论点上承柏拉图的“对话”哲学,下开哈伯玛斯的“遗通行动理论"〇这也就是为什麽我们接著讨论哈伯玛斯的. 理由。

13. Hannah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

ture: Eight Exercise in Political

Thought York, Viking Press, 1968) p. 241

14. Ju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 :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Cambridge, The MITPress, 1989) pp. 29 — 30

15. Ibid, pp.55-56

16. Ibid. pp. 99 - 100

17. Ibid. p. 158

18. Ibid. pp. 147 - 148 在哈伯玛斯晚近的著作中,将“操纵的公共性”和“批判的公共性”对比成另外两组概念:“沟通理性” 与“工具理性’’，"系统”与“生活世芥〇

19. G. W. F. Hegel, Philosophy of Righ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l967) p. 220

2〇・我们不明白的是,这些法令究竟要对付的 “敌人”是谁?我们的公民怎会不怀好意呢?处处把我们公民视不友善的做法,是对公民的忠诚的怀疑,这结果只能导致公民间彼此的不信任。法律是用来保障公民

的权益的,不是作为党国机器排除异己、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在这太平盛世的年代,我们还有什麽"不安全”的顾忌?不合时宜的法令本来就应该废止,时代在进步,公民的自主能力也趋於成熟,总归ー句话,"公民己经成熟及龄了’’,我们晓得分辨什麽是好的、什麽是不好的。政府麽该更信任她的老百姓,ー个没有气度和不够雅量的政府,并不真的是处处为公民设想（好父亲不一定是“严父”，.“乖孩子” 不一定是好孩子）;反倒在不信任的背後,却是暴露出多年公民教育的失败,以及把公民当作“敌人”来看待的猜嫉做法。只有把公民当“朋友”看待,我们オ可能实现所谓的“爱心社会”（2020宏愿第七项）。

21. 参见 Ferdinand Toennies, Community and Society （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7）; Emile Durkhiem,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 ;费孝通

《乡土中国》

22. 我的相关论点早己形成,此处主要系统的整理出比较清晰的思路.可参见拙文,

〈2020宏愿:ー个方法论的问题〉（南洋商报1994. 7. 18）〈 2020的总体性言说〉（新通报1994. 6. 19）〈资本主义鸡飞狗跳〉（新通报1994. 5）〈党国资本的干预和垄断〉（新通报1994. 5. 27）〈从评论跨向舆论的催生〉（新通报!994. 7.

5）〇现这些文章都一并收在新著（2020 内有恶犬——社会文化政治批判论集》

（东方出版社,1995. 9）〇

23. 今年四月的选战,国阵投入大量经费於选举宣传中。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看到ー些没有明确政见的低劣广告,轰炸式的占据各大报两三个全版,背後都明显来自财团企业组识的金钱支持,・相反的,反对阵营在

"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只能’’乾看’’〇加上扮演国家机器最强势カ量的内政部也频频干捞,替新闻"强行分类”。有关媒体与党国资本的财团、政党关系,可参见几

篇精辟的论文:叶瑞生〈大众媒体与政治〉、庄迪澎〈"无冕皇帝’’的再诠释〉,载〈资料与研究〉第15期（1995.5.1）〇

24. Sharuddin Maaruf: Malay Ideas on Development -From Feudal Lord to Capi-

talist （K. L: Time Books International, 1988） , pp. 147 - 148〇

另参见Martin Camoy著,ー《国家与政治理论〉,李少军等译（台北,桂冠出版社, 1995.3）〇

我认为2020宏愿的“马来西亚国族” （Bangsa Malaysia）是ー种内化了土著 / 非土著二元论述的新型论述,结合国家与种族的“中心主义”（centralism）,事实上并没有改变土著中心的意识型态的论述框架,“新马来人”（Melayu Baru ）的政治意涵。"马来西亚国族”的本质即是以新马来人的文化霸权（hegemony）为核心的。限於篇幅,不打算在此详述,请另见曾庆豹〈与'2020共舞——新马来人思潮与文化霸权》（华社资料中心,即出）。

25. 布劳岱,《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卷ー、二、三）顾良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11）

26. 参见 Ng Kam Weng : Challenging Public Ideals, Peoplehood Hermeneutics and Political Hegemony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二文。发表於马来西亚基督徒写作团契主办《宏愿与展望:基督教会与2020宏愿研讨会（二）＞ ,1994年8月于波德申。

27. "土地法令”就是党国资本强势极权对待公民社会的绝佳例子。以发展为由,实为满足党国资本的私利,丝毫不顾公民的选择和意愿。这再一次暴露出国家机器宰制本质,以及其与公民社会的冲突和对立的性质。

学I术I特I区

国家,社区，织与市民运动: 以“城市松荒者”运动为例

・陈允中（台大建筑与城乡研究所硕士班）

第一节、前言

80年代是马来西亚社会动荡的年代。从80年代中期的经济不景气、1987 年巫统的党争、社会上各种自力救济行动,如工厂污染社区环境、农地被强制征收、违建聚落的反迁移行动、砂原住民保卫家园的围堵（blockade）行动等等。这些社会自力救济运动的出现,使国家的合法性受到挑战。而除了新的社区抗争之外,因独立后之政策偏差所积压的社会不满,在“华小高职事件”之后,国家采取了最暴力的手段来镇压社会的抗议行动——即茅草行动,为动荡的80年代划上一个句点。

面对多层次的抗争,霸权集团以其优势的政治势カ,采取了直接使用国家机器暴力（茅草行动）镇压,然而,因暴力的本质使国家的合法性受到质疑, 社会的矛盾并没有解决,只是被暂时性

地抑制。霸权集团在面对合法性危机时,必须以更细致的方式,来重塑其文化霸权,以使其统治行动能够普遍为人民同意或达到所谓的“全民共识”。（陈,1995）

1991年,霸权集团提出了新的霸权计划（project） -" 2020 年宏愿"〇

霸权计划内容分成两个部份,一方面是在意识形态上,建构一个新的国族想像

（如新马来人、马来西亚国族“Bangsa Malaysia"）（陈,1995）,另一方面, 则在经济手段上,由国家采取更为主动及全面性地介入及控制社会发展过程, 譬如各种大型的现代化工程,日莱国际公园、国油摩天大楼、巴贡水坝计划等等;以及各地区的现代化农业计划（如槟城的虎虾计划）,和都市地区中的各种都市更新计划。

1991年土地征用法令的修正,使政府可以以发展之名,征收任何私人土

国家更主动及全面性介入社会发展过程。

地,而地主没有上诉的权利。此一法令成为霸权计划的开路先锋,是国家全面介入人们日常生活的起点。不同于早期的公共支出是为了公共服务,90年代后的国家公共支出,毋宁是更偏向鼓励及引导私人资本积累的。

霸权计划虽然如火如荼地进行,但居民基于生存及免受迫害的权利,纷纷对国家介入人们之日常活动之事实,发出各种的抵制行动。然而,由于媒体的控制、警察的压迫性、地方政府的去自治化、以及自主性(草根性)社区组织的低度发展,使得各社区对政府的抵

制,以及自力救济的行动被孤立,并且被贴标纤为“反发展”的行动。因此, 并无法对霸权集团造成政治压カ。但社区自力救济行动不仅可说是居民对国家官僚体系介入其日常生活之抗议,同时更是一个形成社区意识与认同感的过程,亦即,是ー个创造社区公共领域的历史社会过程。

因此,本文将以都会区之住宅危机所引发之违建自力救济运动为个案,分 .析在这个历史社会过程中,国家与社群之动态关系,并且以及试图提出ー个跨种族草根民主(multi - ethnicity grass-root democracy)的替代性计划 (alternative project) 〇

而在本文接下来的篇幅中,将在第二节尝试建立一个理论架构:以“彙体消费”(collective consumption )概念, 来分析国家的介入行动与劳动カ再生产之间的关系。以及作为第三世界的马来西亚城市,如何被全球经济的再结构所支,配,而国家又如何地中介于跨国资本及’市民社会之间。第三节则是略述马来西亚的住宅危机及违建的建构过程,最后,在结论的部份,则尝试以这个个案的经验,提出跨种族之替代性计划。

/rfr--H-

,第—Fヽ建立理论架构:集体消费 (collective consumption)> 跨国资本与国族国家

ー、集体消费与劳动力再生产

(reproduction of labour)

"集体消费”(colletive consump-tion)这个概念是都市社会学家柯斯特

学・术・特・区

(Castells)在《都市问题》(Castells, 1977)ー书中所提出来的。根据人文地理学词典(Johnston, 1994):

“集体消费乃是在集团的基础上生产与管理,而且在非市场选择的基础上分配的服务之消费。....集体消费，不是

透过市场,而是透过国家机器而发生的’,而且它们还是'劳动カ再生产和成社会关系再生产所不可或缺’的商品 (Castells, 1977: 460) " 〇

柯斯特指出:在先进资本主义社会中,集体消费的集中化及集体化,使得国家必须介入集体消费的提供,并不是为了投资的利润,而是关涉了其所代表之社会利益(Castells, 1978: 16) 〇

柯斯特脱离传统之政治经济学,从生产层面(生产方式)来研究“社会不公平”(薪资所得的分化)问题的方式, 而改由消费的层次,以劳动者接近 (access)集体消费的差异,来分析“社会不公平，，的问题。柯斯特进ー步以集体消费的概念来界定都市系统(Urban system),以说明为何都市是集体消费提供的空间单元。

以下是简要的解释,为何以集体消费来界定都市体系。早期作为阿杜塞主义者的柯斯特,将阿杜塞之整体系统 (total system)的概念,对应到都市系统 (Urban system)_h,而将都市系统也同样分成三个层次。

(一) 政治层次:对应著都市行政, 主要作用在于协调不同层次的关系,以便于维持系统的运作;

(二) 意识形态层次:对应著“都市象徵”,即社会地生产之空间形式的意义;

(三)经济层次:又分成生产、消费及交换三个元素,分别对应了都市系统中的不同元素(如生产对应著工厂及办公室、消费对应著住宅及休闲设施、交换对应著交通工具)〇

然而,柯斯特认为,在ー个资本主义的都市系统中,以意识形态或是政治的意次,都没有办法真正地解释都市体系的运作,亦即,讨论都市问题的关键,应该是在经济层次。

进ー步地来说,在经济层次中,由于资本主义之生产与交换,是区域性地被组织起来的(例如不同生产阶段分散在不同的城市),而消费工具(means of consumption )オ是发生在特定之都市空间单位中,因此,都市系统的功能应该是在于“消费过程”。此外,由于每日的消费功能乃是对使用价值(如住宅、食物、休闲设施等)的消费,以助于劳动者继续再生产每天工作(即生产)的能力。因此,对应于资本主义体系整体而言,都市体系的功能便在于劳动カ的再生产,以确保整个体系之生产功能的倡行。不过,柯斯特并不只是把都市系统简化成只是整体系统的一部份,而是同时也必须看到其在整体系统中,所表现出来的衡突与矛盾,而这些衡突也可说是资本主义体系运作下之必然矛盾。

二、集体消费与国家

在资本主义社会体系的运作中,最明显的冲突便是消费及生产间的矛盾: 生产乃是关乎“交换价值”(exchange value),而消费则是关乎“使用价值” (use value) 〇换言之,社会性的需求 (集体消费),常常跟最具市场利益之生产逻辑之间不一致,例如“住宅”的

100

生产,便是个最明显的例子。私人资本无法依社会性的需求来生产商品,如此一来,则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必定会越来越扩大;而为了要避免此一日益扩大的矛盾,危及了整个都市体系的运作,都市系统中之政治系统势必要调解

资本主义体系的运作中,消费和生产之间的矛盾最明显。

此ー矛盾。这也是国家介入集体消费的原因。

“因为劳动カ再生产之消费・须是较便宜,而生产消费商品的逻辑却是利润之最大化。因此,私人资本的生产都发现投资在这些商•品上的利润太低,而国家就放视为集体消费的提供者。如此, 都市空间及劳动カ的再生产就越来越依赖国家对消费工具的提供了。" (Castells, 1997: 460-461)

因此,国家介入的同时,集体消费之议题也就更加地具有政治意涵了:国家介入或公共投资(Public investment), 是在“资本对抗利润率下降倾向斗争中,扮演了一个主要的角色”，因为无利可图的投资乃是由国家接手, 因此“有助于依比例地提升、分派了全体社会资本的利润率” 〇如此一来,国家的“社会性”支出,不但有利于大资本,同时也是系统生存不可避免的手段

(Castells, 1978 : 18 - 19) 〇

综合以上观点,Saunders ( 1981: 197)整理出国家介入提供集体消费,有四种功能:

(-)它是各种资本部门的劳动カ再生产所必要的;

(二) 它是ー种在经济上对下层阶级让步的手段,调解了阶级斗争,同时又可维持原有的政治支配关系;

(三) 它刺激两方面的经济需求:直接需求(如国家直接向私部门购买)及间接需求(如乘数效应),因而克服了消费不足/生产过剩的危机;

(四) 国家投资在没有利润的部门, 可以防止私部门利润率的降低。

但是,在后期的著作里,柯斯特开

学

始强调:国家介入集体消费的供应不只是因应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以上的第（一）•ヽ（三）、（四）点］,它同时也是为了因应阶级斗争及社会运动的要求［以上的第（二）点］。在先进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介入便是福利国家模型（凯恩斯经济模型）的出现,虽然它对劳动カ的再生产及安抚阶级斗争有正面的效果,但是也引起了新的矛盾。例如在美国的脉络中,国家支出所引发之财政危机及通货膨胀,使得国家开始减少支出,并将资金从支援劳动カ,转而支持私人资本的积累。这则再度引发了集体消费不足的危机。

然而,不同的是,整个集体消费的议题已高度的政治化了:国家越被视为有责任提供集体消费,国家就更加涉及组织劳动者的日常生活,而日常生活也就变得更加政治化了。换句话说,国家提供集体消费的危机,隐含了广泛基础之都市斗争,社会运动亦可能从中萌发,挑战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或）当前秩序的正当性。

三、集体消费与住宅

对第三世界而言,要讨论其国家发展的问题,就必须要面对住宅的问题, 根据学者强斯顿指出,住宅问题对于讨论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与政策,之所以重要的原因有下列几项（Johnstone 1984）:

（一）住宅的营造本身是资本积累的过程,以及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必需品;

（二）它提供庇护及社会的认同（identity）;

（三）国家的介入是社会控制及社会的凝聚。

而另一方面从马克思派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的住宅生产,完全是ー种为了交换价值而生产的商品。因此,可以用分析任何商品生产的方法来分析它。不过,因为“住宅”是劳动カ再生产领域中,极为重要的元素,,因而也是エ业生产的重要条件;再加上住宅具有购屋价格昂贵的性质。因此,柯斯特（1977）认为,“住宅危楼”并不是源自于剥削, 而是供应与需求机制的问题。然而,由于第三世界其社会经济条件所决定之生产方式,使得第三世界国家往往正规式

102

(conventional)住宅严重短缺的问题存在。因此,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国家政策如何中介为住宅供应与需求,关乎国家能否维持廉价劳动力再生产及维持资本主义结构的再生产。

因此,我们从上述的理论架构来发间,究竟,在马来西亚的发展过程中, 国家以何种政策方向介入这个资本积累的过程?而国家所提供之集体消费与促进生产之间,又是否有著某种关连?当住宅供应不足、违建蔓延的社会现实逐渐成为潜在之都市危机时,违建社区的运动,是否又为马来西亚未来的发展方向,指引出什么新的讯息?而在这个动

第三世界存在着严重的住宅短缺问题〇

态的社会历史过程中,马来西亚复杂的种族政治因素,是否有发挥着何种实质的影响カ?而更长远地来说,在经济发展之外,是否又为马来西亚社会迈向民主化,有任何助益?

虽然我们在此简单地说明了集体消费的概念、与劳动力再生产、资本主义体系运作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以作为讨论马来西亚之国家与集体消费之基础,然而,柯斯特所藉以发展其都市体系之理论基础,多半是西欧与北美的都市经验,与马来西亚的第三世界国家经验之间之异同,是我们必须详加检视的,因此,在进入马来西亚之都市体系的运作之前,我们必须再援引相关的都市研究理论,因此,在下ー小节,我将把讨论焦点置于第三世界所独有之都市问题上。

四、跨国资本、国族国家与违建社区

在讨论第三世界的都市问题时,一定夢提及的是第三世界所特有之“过度都击'化”(overurbanization)问题〇 "过度都市化”所指涉的是,在同层次的发展前提下,第三世界较第一世界,更为明显而快速的都市化现象。而由于都市化的速度超过工业化的程度,引发了都市服务不足,带来各种都市问题,并隐含了潜在之都市危机。其中以违建的四处蔓延,是为最典型的现象。

要了解第三世界都市化的特性,我们必须要由“跨国资本”与“国家政策之干涉”两个角度切入:

(-)跨国资本:世界系统的趋势是,资本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apital),以跨国公司的形式,建立

103

学・术・特・区

了新的社会分エ模式,在全球的尺度上,创造了生产、分配、管理、及流通之高度流动与彼此关连的系统。另外, 由于许多第三世界在殖民时期,国家经济就已进入全球经济（Global economy）体系,多以出口导向为主。因此,一旦国际价格波动,就会相当程度地影响国内的景气,。而严重依赖世界市场的经济结构,也相应地型塑了其都市化的模式。

（二）国家的干涉:由于后进国家并不如“依赖理论"（dependency theory）所说,被跨国资本所支配,而是有其相对自主性,并以其政策,干涉经济发展与都市化过程。因此。国族国家是中介于支配经济成长之跨国资本与试图从传统中重生之地方社区。为了适应新的全球经济趋势,国家试图在经济政策下组织民众及防止任何社会阶级分化。

虽然宣称“带动经济成长”是第三世界国家统治正当性的重要手段,但国家政策不必然是经济成长优先的,同时也有可能基于政治考虑（如马来西亚的新经济政策）。此外,经营国家机器的技术官僚,也可能基于意识形态（例如接受西方教育及价值观,或宗教上的信念）的作用"而制定与经济成长不平行的政策。

除了上述就全球经济及国家政策的中介这两方面,足以影响第巨世界国家之都市化的特殊过程,在马来西亚之历史与社会清境中,“族群关系”与“族群政治”也一直是具有举足轻重之影响因素。因此,另ー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意识则是,族群政治如何影响著马来西亚的都市化经验?而这个问题的关键性,也可以从几乎所有关于马来西亚城市都市化之文献,都集中在讨论族群在都市化过程之差异的现象,可见一斑。

就上述的简要分析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全球经济、及相应之跨国资本的介入、国家政策对・于产业发展之走向、以及国内的族群差异、族群政治等因素,交互地影响著马来西亚之都市化的过程及经验。而从都市空间形式上来说,不同族群间的隔离,不仅是影响都市形式的关键,在族群分エ、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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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的现实情境下,整个都市体系的运作,也就因此而有新的分化形式出现, 不仅有族群的分化、随之而来的性别、阶级的分化,而此ー历史社会脉络,实则与都市违建的发展,息息相关。因此,接下来,我将从历史的角度,指出影响都市违建发展的历史,并且分析都市违建运动岀现之历史时势。

第三节、都市违建聚落

ー、谁是违建?——第三世界违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第三世界的都市问题,基本上是违建的问题”(T.G.Mc Gee,1971)。根・据资料显示,在拉丁美洲、非洲及亚洲等第三世界国家中,都市的违建人口, 大约是全国总都市人口的20-50%,因此,第三世界都市的违建问题,一直是许多学者的研究旨趣所在。

柯斯特(Gastells, 1980)认为,违建的研究,基本上有三个取向:

(一) 人道主义取向,要求解决这些不幸者的生活。

这种取向的研究,一般都会描写这些违建生活的辛苦,如拥挤、不卫生、没有公共服务等。但是,人道主义取向研究,无法指出造成这个不幸、更深层及隐蔽的原因。

(二) 担心无法控制的违建人口,会影响第三世界脆弱的社会和政治的秩序。

这种取向认为违建者是异常、隔离的、社会淘汰者,对都市社会的整合有负面的影响。但是,芝加哥学派当年的经验研究已指出,违建者的行为与其它

社会大众的行为相似,他们并没有较高的犯罪率、他们有团结的社区组织、他们的族群连结彳艮紧等。

(三)认为违建者是ー・个新的革命的力量,他们不是异化,而是对现有政治秩序的挑战。

这种取向是受到Franz Fanon意识形态的影响,认为劳エ运动将被都市穷人取代,因为他们没有么可以损失,所以成为革命主体。但是,在拉丁美洲经验研究却发现,其实大部份的违建运动都已被制度化了:他们在政治上是保守的,因为他们必须面对日常生存的急迫性。

除了以上三个取向外,在60年代, 研究都市穷人(一般指违建者或贫民窟居民)最盛行的理论是边缘性理论 (Marginal theory) 〇该理论强调违建者作为边缘人口,是因为被城市主流社会经济所排除。都市穷人是因为被困在穷困的循环(cycle of poverty),以至于生活是社会、,经济、文化上隔离的群体。然而,Janice Perlman( 1974)在巴西的经验研究指出,违建社区与主流都市生活有密切的关连,它们起来的边缘性的生活方式,其实并不是与主流社会在功能上的隔离,而是与主流社会在剥削上的整合。•

“他们不是经济上的边缘,而是被剥削:不是社会上的边缘,而是被拒绝; 不是文化上的边缘,而是被贴标纤;不是政治上的边缘,而是被操控和压迫” (Perlman 1974:2)

这些违建聚落,并不应该独立于整个资本主义的都市系统来讨论,其实, “他们是都市人口的一部份,却被逼住在

105

学・术・特・区

这群孩子将失去他们的家园。图的背景为正在赶建之高级公寓。

性住宅,以及违建社区所提供的各种非正式(informal)都市服务,使得廉价之劳动カ再生产变成可能,同时也疏解了国家的都市服务之供应危机。

为了表示违建在第三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的作用,Castells进ー步引用Alejandro Portes 及 John Walton 对违建的看法:

“违建聚落是提供廉价劳动カ再生产的消费模式(mode of consumption),其使得在发展中国家里,降低资本或国家所认定之社会薪资,变得可能。” (Castells, 1983:211)

这段话相当清楚地阐明了违建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其所担负减低社会薪资的功能, 实则是减低了资本家与国家,必须担负提供集体消费与劳动カ再生产之角色的责任。

二、违建与国家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虽然违建担负着减低社会薪资的功能,但是国家对于违建的态度,却往往是因时、因地制宜的,亦即,在无法提供充分之集体消费的前提之下,国家虽然容忍城市中违建聚落的存在,但却不表示国家无法控制违建社区,相反的,

不良的居住环境,是因为“资本主义” 双重的矛盾:ー、不平衡发展所造成的都市化及经济发展,二、政府无法以付得起的集体消费,提供都市服务给这些新都市移民” (Castells, 1980: 5)〇由于第三世界国家无法提供足够的集体消费,因此违建作为新都市新人口之替代

“基于这些违建聚落的非法与不安的本质,使得有关当局可以有直接和间接的手段来控制这些居民。因此,无论是暂时性或已存在很久的违建社区,凡乎都必・须面对被合法毁灭和清除的城胁, 而只获得草率的通知及极少数的朴偿" (Drakakis -smith, 1980:43)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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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马来西亚的国家土地法典中,明文规定了对违建的定义,“那些营造不合法的结构或非法的占据州或私人土地者,视为违建者。”这种法律上的诠释,清楚地界定了违建者和国家的关系:后者对前者有完全的法律上之合法性,来选择采取的手段。正是这种不对等的权カ关系,使违建者必须经常面临著随时会被拆的威胁,而在日常生活中有相当大的不安全感。

换句话说,这里所要强调的是,都市违建的存在,并不表示政府对此地失去控制或行政上的缺点,相反的,正因为它在法律上是非法的,所以政府其实对违建者有很强的控制能力。对违建的容忍或在选前承诺将违建合法化的行动,基本上就是要以暂时性的容忍,来换取违建户的忠诚度。这就是Tekeli (1994)所谓恩庇一侍从关系(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 〇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土地开发的利益成熟时,清除违建的法令就因此生效,而且马上就会被执行。因此,对违建的放纵或清除, 完全是掌握在有权カ诠释土地法令之州政府手中。

三、违建社区的形构

(formation)

接下来,本文则将试着从殖民地开始,分析各时期违建形成的过程及其当时的社会脉络,从而看到非法与合法诠译的争议;另外,研究违建聚落在不同时期的变迁过程,其实就是研究违建社区与国家在历史上的动态关系。然而, 本文虽然是以讨论马来半岛的违建,但是由于所取得之资料的限制,同时吉隆坡也是违建社区的聚集区,因此,以下

的讨论将以Johnstone的研究为主要参考资料,并集中以讨论吉隆坡的违建为主。

(一)1980-1920： “违建”之建构

1880年代,是殖民的政治与经济势カ开始进入马来半岛内陆的时期。1879 年世界市场的锡价大涨,使得吉隆坡人ロ增加了 30%,绝大多数是从中国来的华エ(Leong, 1981)〇当时的吉隆坡是ー个锡矿而发展出来的“Chinese Town" 〇马来人最早的甘榜是Kg. Ker inchi、Kg. Haji Abdullah Hukum 及Kg. Bahru等。当时的房子都是传统住宅,主要都是木造及土造的房子。当时,并没有明确的“合法”与“非法” 的区分,一直到1884年建筑法令,规定住宅必须用较坚固耐久的材料建造。传统建筑ー时变成了不合法的建筑,使得英殖民政府可“依法”拆除“看不顺眼”的传统住宅。此法令使得エ业生产之定规式建筑开始快速发展,导致资本家开始控制建筑材料的供应。

1889年,土地登记的伦斯制度 (Totrrens system)被引进,这加速了土地的控制及交换,以及强化了土地私有制。合法的地契对地主及行政而言,变成很重要的依据,如此,非法占用土地变成严重的事情。

到了 1900年,这两条法令促成了现今的房屋系统的双元结构,同时也建构了 “合法”与“非法” 〇一方面是昂贵的工业生产之定规式住宅,另一方面是传统之非定规式住宅(其中非法占有土地者视为违建)。如此,违建便成为了吉隆坡主要的土地使用方式。

(―)1920 - 1945:世界市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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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术

特

区

违建区通常都建在城市外围,但随着城市的发展,它们面临被驱逐的危机

争与违建成长

这个时期的殖民出口经济成长,乃是伴随著技术变迁与都市化的增加;而经济成长的变动来自于国际贸易的诡谪多变,以及1920 - 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这些力量,是国内与国际广大转变的一部份,也是违建聚落成长的重要因素。

在大萧条时期,预算删减与失业造成大量家庭需要新的住处。许多失业者,特别是华人,外移开垦土地、种植作物、之后则种植经济作物。而许多乡间的违建在现存的城市外围找到土地, 随后则被城市的成长所包围。有些人则

是在远方有过耕种的经验,便到城镇的边缘继续经济作物的栽种。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都市违建,就如同另外两种住宅区重建一样。

1935年之前,殖民政府是坐视、或甚至是鼓励都市边缘的违建区,因为他们变成附近许多城镇主要的新鲜食物供应来源。当战争刚开始,威胁了食物进ロ时,英国继续鼓励违建户在大都市或靠近大都市的违建区,继续开垦种植。而全国性的“种植更多的食物”(Grow More Food)运动开始时,也是同样的情况。这些运动的结果,并没有确定有那些土地可以被占据,而是非法或是部份授权地占据大量的都市边缘土地。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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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在吉隆坡的大违建占据区,便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包括Salak South与 Sungai Besi的华人聚落,在北方Gom-bak与Setapak的马来甘榜(详见图

直到1941年,大部分城市的人口都逐渐增加,但在1942-45年、日本占领时期的马来半岛,却与此趋势相反。对日本人的恐惧、城市经济活动的衰减、环境卫生与健康条件的下降,以及特别是在政治上对华人的迫害,都造成了 “走出城镇”(exodus from the towns) 的效果。这些动乱使得吉隆坡的许多人口外移到都市边缘,而对马来人来说, 则是移到乡间农村。在口领期间,吉隆坡的违建区数目,比之前四年还要多。这个数目的增加,可能是来自于都市边缘之新违建区的增加,亦即现有违建区的成长。至少有两个马来社区Kg. Bukit, Tangga China ( Dato Keramat) 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而许多华人的聚落则移到陈秀连区。

因此,1945年之前,日本占领、大萧条与战争,均造成了粮食短缺、经济的结构性转变,以及土地法的执行无法进行,于是造成了在吉隆坡与许多城市的违建聚落急速扩张。

(三)1945 - 1958 :反马共与新村的创造

大战之后,失业增加、エ资下降、物价上涨,以及持续的食物短缺等问题,都因戒严时期的宣布而更加恶化, 并且使得越来越多乡间的马来人,无法拥有土地。大量的人口移入城市,特别是到吉隆坡,而出现了严重的住宅短缺问题。非法占用土地急速增加,不仅只是因为现有违建聚落的扩张,同时也是

对现有集中区兼并的成长、以及全新聚落的产生。这些扩张在吉隆坡最为明显,1947-1957年间,违建屋的数量增加了一倍。(见表一)

新村的创造主要是殖民政府反共的军事计划。目标是将乡村地区的违建者 (尤其是华人)对新安置在都市地区, 以避免马共得到乡村华人的支援。在 1947 - 195I年间,在这种“强迫都市化”(force urbanization),吉隆坡的违建人口增加85, 000人。虽然新村是政府所盖的合法聚落,但是大部分的房子却无法符合当地政府的标准。再说,新村吸引了更多不符规定的房子。特别是违建住屋,大多数和合法房屋是难以分辨的。集中在新村之违建屋的大量聚集, 在许多大城市里都可以发现,例如在吉隆坡的增江、在关丹的Kg. Bahr、以及在怡保的Kg.Simme。

(四)1958 - 1979 :马来都市社群 (Komuniti Melayu bandar)的创造

独立后,大都市快速的成长及马来族群都市化的程度也加速了,尤其是在 1970年的新经济政策执行之后。国家的新经济政策中有两大目标:ー、不分种族的消除贫穷;二、重组社会,使各族群经济上平等。由于乡村人口以马来族群占绝犬多数,而乡下的马来族群多为低所得者,因此,为了达到新经济政策的两大目标,政府首次鼓励乡村一城市移民,以便能得到更好的服务及设施。 (Cho, 1992: 188) 〇新经济政策在空间面向是鼓励马来社群的都市化,试图在城市中创造ー个积极参与工商业发展的马来都市社群(Komuniti Melayu bandar) (Agus, 1992:40) 〇虽然政府鼓励,但是国家住宅政策却还是无法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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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I术I特・区

新经济政策鼓励马来人移民城市,但政府的房屋政策却无法满足移民之需求。

新的城乡移民之需求,如此,都市化的速度与违建成长速度成正比的成长。

这时期在吉隆坡的住宅有六种违建聚落形式:

第一种是非法占有现存（不论合法或非法）社区中土地、或是其邻近的土地。例如Kg. Bahru附近发展起来的新违建区 Kg. Hanyut, Kg. Cendanao

第二种是在1950年代中期,违建聚落也会沿着主要河流或是城市中预计要盖铁道的基地上发展起来,例如:Kg. Semerang、 Stoney Setor^ Batu^ Gombak^ Maxwell。这些聚落提供了无法在马来地区找到住处、或是必须离关

他们先住处之马来人ー个出路。后面夜ー类的人,有些是在1969年5月动乱之后,从非马来人所主导之地区搬来的, 例如靠近 Kg. Kilat 的 Kg. Keramat Hujong Marao

第三种聚落乃是新违建区之建立, 有时项U是透过有组织地入侵稍后并入了联邦之领土,例Kg. Konggo、Kg. Selamat便是在1950年代中期,出现退休军人团体的聚居,而这其中的有些人,也会定居在靠近八打零的Kg. Jaya、Kg. Medano

第四种由投机者为了赚取租金,所兴建的违建聚落,则是另外一种居住型态,并且已经成为几个大型聚落的核心。例如,Kg. Malaysia 和 Malaysia Tambahan,在城市中先前未被占领的地区,创造了违建的新焦点。

第五种形式是大型的多种族聚落, 不同群体的成员定居在先前仅由一个社区所占据的地区,或是本来分开的聚落,黏合在ー起,例如Kg. Puah、Kg. Sentul和Kg. Sentosa0虽然是多种族的聚落,但这些社区倾向于细分为单ー族群的小区。

第六种居住型态则是牵涉了租屋者的运动,他们无法负担一般的金融成本,便从公共房屋的方案里,转移到违建地区。这些社区,像是Kg. Siam、 Kg. Dato与Kg. Pandan,都是从邻近政府所盖的住宅区搬出来的人所盖的。在 !970 年,以 Kg. Dato Keramat 为中心之公屋计划」有超过两千个违建住宅在八个相邻的甘榜,而虽然在当时便积极地进行拆除,但在1976年,这个地区大概还有!250间房屋。

110

吉隆坡的违建聚落之空间分布,跟其它人口分布ー样,都是隔离的。

(Johnstone 198? ) 〇 (见图二)华人的违建比马来人的违建占据更多比例的私人土地,55%和15%〇然而自从1969 年的“违建清除条例”施行以来,吉隆坡市中心私人土地上的违建者最先多被逼迁。这政府的清除违建条例,影响了违建社区的分布。华人的违建区多接近工作的地点,而马来人违建主要是建在与宗教及传统之亲属关系的社区,尤其是马来保留地。华人违建集中在中小企业集中的地区,如Jin. Sungei Besi, Jin Kelang Lama 及 Kepongo

(五)198〇-迄今:都市投机与违建的拆除

经过80年代中期的经济萧条,马来西亚经济开始复苏,城市土地及房地产投机活动正迅速地将都市转换为ー个投机城市。从1986年国家土地法令让外国资本可以进入本国房地产市场,使得新加坡、香港、台湾及日本资本,’大量收购吉隆坡、槟城及新山市中大量的族馆、办公大楼、共管公宅、住宅、商店及土地。这些外资投入房地产抬高了大

城市的房地产价格(Konsumer, 1992 March) 〇共管公宅(Condominium)在 1990 -1992年间急速的成长,尤其是在吉隆坡及槟城(Yusof, 1993) 〇而根据Yusof对共管公宅价格的分析,只有薪资在马币5, 700兀以上者才能买得起ー户共管公宅。而大约有15%是外国的个人及公司购买,有些案子外国持有率达到?5%〇在此同时,房屋开发商协会 (HDA)也以人工及建材价格提高为由, 使房价提高了 !5-30%,吉隆坡的共管公宅价格甚至达30% - 50 % !

(Konsumer, 199〇• 5)

上述跨国资本的大量涌入,其实是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而国家与州政府,同时也在发展首都成为国际性大都市、区域观光旅游中心等的意识形态作用下,推行了城市美化运动、兴筑大量纪念性建筑物及观光饭店,以吸引观光客,因此,对于被认定“妨碍市容观瞻”的违建聚落,则遭到大力清除;另一方面,由于这些违建聚落多位于都市精华地区,在土地投机炒作的风潮下, 这些地区多被列入“吉隆坡大蓝图”中之“可发展地区”,亦即,鼓励优先开

政府对违建区有绝对的拆除权カ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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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特・区

发这些地区,因此,这些违建聚落面临被拆除的命运。而这也正是经济学家熊彼得所称的“毁灭性的创造”。

熊彼得所谓之创造性的毁灭,指出了资本如何以破坏旧有的违建聚落,快速地创造新的利润;但是,这个新的利润创造背后,却没有回答这些违建的拆除所可能带来的都市危机:根据柯斯特所提出之“集体消费”与国家政策的理论架构来说,当国家所能提供之集体消费不足、并足以造成都市危机时,违建聚落居民就不会仅只是俎上鱼肉,任人宰割,而将会形成具有草根性之抗争运动,以对抗威胁了他们的生存之国家政策方向。而事实上,不仅是西欧与北美的都市社会运动经验中的许多例子,验证了这样的抗争必然会出现,而就连马来西亚本身的经验来说,抗争也一直都存在著,而到了 90年代之后,历经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国家政策方向鼓励跨国资本的投入、并且在亲发展的意识形态下,造成了违建聚落的大量拆除,违建聚落居民的抗争,相应地也变更为激烈了。虽然现实的发展情况,与理论研究上的方向一致,但是,在马来西亚相关的研究领域中,却一直缺少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因此,在下ー小节,将要就近年来的违建抗争,进行分析,以探讨这些现象对于马来西亚社会的实质意义。

四、违建的抗争过程

马来半岛违建抗争,至英殖民时期开始,有100年以上的历史了,可是关于违建抗争之研究却很少。虽然它没有先进国家强大的房租管制运动(如法国)也没有拉丁美洲违建社区捍卫社区生存的运动,但是违建的兴建与拆除已

成为都市生活重要的ー环。从早期的外来移民到达此地的同时,几乎全都是 “违建户”(如果按造非法占有土地的定义)〇一直到90年代的城市内之违建社区,虽然从殖民到后殖民,从乡村到城市,社会已产生改变,但是违建者和国家的结构性关系依然存在。违建者有一个共同的经验,那就是被赶来赶去,对居住的地方有危机感及不安全感,无法产生深刻的认同感,随时准备被搬迁到另ー个违建或被安置在拥挤的长屋或廉价住宅里。

讨论马来西亚违建聚落自力救济行动的文献很少,因此,在有限的材料上,本文尝试在马来西亚特殊社会脉络下,分析违建抗争的模式。

(-)恩庇T寺从模式

“荏恩屁ー待以美采里握有政治力量的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扭曲・法律秩序,而将他们所控制的资源分派给那些对他门展现政治忠诚并且效忠于他们的人。这样的关系有各种不同形式,随着被掌握资源的种类、从此种分派荻觉的群体规模,以及他们展现忠诚方式而变。"(Tekeli 1994)

恩・一侍从关系是指某政党或政治人物与违建户之间的政治关系,是ー种交换模式,违建者以对该政党或政治人物的政治忠诚来换取保护。简言之,违建者要生存,就必须无条件以集体的选票支持某政党或政治人物。

最有名的例子是1974年在柔佛州 Tasek Utara的违建抗争运动。由得不到建地,又租不起昂贵租金的房子 (Karim and Hamid, 1984:24),在没有被阻止的情况下,ー百多户的居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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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ek Utara的ー空地上盖起了房子。当时正是八月全国大选前タ,国阵的议员为了选票,纷纷到场关切,并承诺协助他们解决问题。不久,134户门上被钉上门牌,并被命名为“国阵甘榜”，而之后改名为“甘榜拿督胡先翁”。9 月8日,选后的第二星期,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一半的房子被毁掉,其中大部份都还在兴建当中。虽然居民被警告必须在一星期内迁离,但是大部份的居民继续留守家园。9月15 H,大批的镇暴警察进驻此甘榜,整个甘榜就被夷为平地。政府的解释是为了避免后来者跟进,因此,釆取杀ー儆百的手段,其实是为了一个50万人的大型住宅计划。

为了继续争取生存的土地,60户 300位居民在柔佛州的行政大楼札营抗议国家的暴行。他们组织了自卫队来保护抗议者,免于流氓的骚扰及情冶人员的逮捕。另ー方面,违建自救组织试图请求地方议员出面协助,但地方议员都表示无可奈何。然而,情冶人员以各种手段来弱化居民的抗争,其中包括媒体的控制,避免引起大众的同情,同时还派遣了社会局的妇女进入抗议的营区, 以“关怀生病孩童”为由,请求居民租房子以照顾孩子。

违建户坚持抗争的勇气及毅カ,得到了社会大众及大专生的大力的支持, 尤其是马来亚大学学生会（PMUM）的支持。但由于学生组织内部的分裂（保守民族主义学生组织出现,以族群的议题使抗争运动分化）,以及情冶单位的分化、并且逮捕组织及学生领袖的行动,使得这次抗议行动告终。

另・ー个例子是槟州Georgetown及 Bayan Baru市途中的违建聚落（Ruland

1992: 253 - 254）〇 !984,马来人为主的移民开始陆继在空地上建造房子。市政府采取各种行动要拆除违建及驱赶违建者。这时,违建者组织请求巫统在违建区之草根组织的支援。Bayan Baru市巫统青年组向党中央抗议,威胁除非党中央答应违建居民的要求,即将聚落合法化并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否则将有6 百位党员脱党。到1986年11月,该违建户还继续存在。

在第一个例子,恩庇一侍从模式并没有成功,那是居民在面对拆除行动时,无法得到其保护者一地议员的支持。然而,违建者改以组织自主的行动,成功地引起了大专生及社会大众的支持,使得抗争可以持续下去。在第二个例子里,算是一个上诉模式的成功例子,因为违建户在被逼迁时,得到了政党或地方议员的支持（或保护）。然而,这个模式虽然是第三世界违建社区赖以生存的模式,但是由于违建者并没有自主性,完全以其在政治上的忠诚（侍从）,仰赖政治人物的政治保护（恩庇）〇

由于违建社区缺乏自主性的组织, 因此,一旦这些保护者受到更大的政治压カ（如国家或党中央指示要求拆除, 以利其它开发计划）或经济利益的诱因（开发商之利诱）时,一般都会放弃该保护区的利益。或是在该政治人物下台后,敌对政党的政治人物,并不必然会继续保护该违建区的权益,或者违建社区必须要跟新的保护主建立新的恩庇一侍从关系。此外,不同族群为主的违建聚落,一般都会以该族群政党的地方组织为其保护者,如马来人为主的违建区就以巫统为其代言人,而华人为主的违建区就以马华为其代言人。如此一来,

113

学・术・特・区

图为居民于首相署前和平请愿。居民自力救济组织仍然呈低度发展〇

原本违建社区共同的困境,有可能团结起来,拥有跟国家更大的谈判权カ,却因为族群政治的缘故而被分化了。如此,不仅使得各个社区就更依赖同族群政党的保护者,也会进ー步地强化了既有的族群分类。

(-)“城市开拓者”(Peneroka Bandar)模式

90年代,违建聚落被迫迁移的例子越来越多,而逼迁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了。如92年中到93年初,6个月内, 巴生谷就有廿几个地区的违建户收到逼迁的通知书(阿里,1993) 〇其实,更

重要的是开发商及州政府逼迁居民的方式越来越成熟,而居民自力救济组织 (或称社区行动委员会)却仍然呈低度发展。过去,违建者透过恩庇一侍从关系,还可能得到存活的方式,在90年代是几乎失效了。为什么呢?因为土地投机的利润,使得开发商与亲资本的国家,已经形成一个亲成长联盟(pro-growth coalition),共同创造城市土地的地租。亲成长联盟透过ー个发展意识形态的召唤,使得“拆除违建”等同于 “清除城市毒瘤” + “发展”。因此, 虽然在大选前,国家当局在违建社区钉门牌的行动依然存在,但是,亲成长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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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服务,如都市里八成的摊贩是由这些移民所组成,故他们界定自身为:

“城市的开拓者”,以正当化在城市里生存的抗争。“城市的开拓者”认同自己是城市的主人,而不是过客,也就是他们已下定决心要保卫社区及自身生存在城市里的权利。

城市拓荒者甘榜朱巴达居民誓保家园免被劇除。

盟的行动,已足于对付违建社区赖以生存的恩庇一寺从关系了。

“我们建造城市”、“我们是城市的开拓者”,这是违建自救组织喊出来的ロ号。“违建”是国家与私有地地主对这些在各时期来到城市者的诠释,其所代表的利益是加速资本的积累,强调空间的交换价值。然而,这些城乡移民为了要在城市里生存,他们不但缓和了国家的住宅危机,而且提供了各种非正式的

这些自主性的自救组织开始从根本地去质疑:“发展是为了谁? ”。同时在抗争的过程中,也开始明了,开发商、政府和政治人物的利益常常是一致的,而警察不一定是人民的保姆,法院不一定是寻求公理的,他们形成了一个掌有合法性暴力（警察和法院）工具亲成长联盟（或称开发商与其同谋（Hashim, 1994））。因此,他们可说是完全被孤立了。如此一来,城市开拓者惟有靠团结及自身努力,才能够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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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I特I区

生存的权益。此外,这些城市开拓者也开始明了,除了自主的行动外,也必须发展岀横向地联接(articulate)其它违建区的城市开拓者,如此,才能形成一股足以跟亲成长联盟对抗的力量。这是ー种新的自觉及新的自力救济之抗争模式,对未来社区草根民主的形构有很大的影响。

1994年5月1日劳エ节,300〇位来自不同社区的城市开拓者组织和园丘エ人组织在独立广场示威游行,则正是表示这些城市开拓者组织,更进ー步地寻求与其它弱势群体的串联。

第四节、结论

马哈迪在1991年曾经指出:“共管公宅将是未来城市的生活方式”,并指出:“共管公宅所提供的各种设施,可以使政府减少对这些公共服务设施的支出”。“住在城市的人必须准备自付使用设施的费用。”(NST, 1991.7.1)

从马哈迪的谈话,可看出全球性的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成为政府的施政方针。国家开始减少公共服务之支出,私营化及引导私人资本投资的同步进行,表面上是为了自由市场的理由, 实际上是国家试图放弃集体消费之提供。然而,集体消费的提供正是劳动カ再生产及国家统治合法性的来源,因此,这种结构性的矛盾是必然会引发冲突的。

但是为什么以上的结构性矛盾没有造成更大的“都市危机”呢?那是因为马来西亚特殊的族群政治中介于国家与市民之间,缓和及模糊了两者之间的矛盾。违建社区(城市的开拓者社区)又

因为空间与族群的分化,使得面对拆除行动时,无法凝聚集体之自力救济的カ量;加上这些草根组织尚在萌芽阶段, 因此,在面对强大之亲成长联盟时,往往难以应付。

历来对于族群的分类,不仅是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更是ー种统治的手段, 这样的情况从殖民地时期一直持续到后殖民时期,乃是马来西亚政治之特殊性。然而,在违建运动之抗争里,族群的分类显然必须面对挑战:以往对于不同族群之间、.便存在著不同利益的分类方式,当面对违建聚落必须被拆除时, 这群违建居民之利益,实则又是结合在ー起、是突破了既有之族群界线的。亦即,当面对国家要强制拆除违建聚落时,这些以往被分类为不同族群的人们,却有其共同的利益——在成市里生存的利益,也可以说,这群人可以以其生存的利益结合起来,改变统治者所赋予之既有的分类方式,而这也是马来西亚未来跨种族草根民主的基础所在。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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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注:本文的完成要特别感谢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博士班殷宝宁在写作过程中所给予理论、写作及精神上的支持;另外,在“红树林工作室”读书小组对此课题的深入讨论引发我写此文的动机; 最后,要感谢黄秀辉对初稿所给予宝贵的意见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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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ー:吉隆坡的人口变化,1947 - 80

族群 1947年人口阳57年人口 1970年人口估计占1980年总人口的比例 % 每年增长

数量 % 数量 % 数量 % 1946-57 1957-70

马来人 21,988 12.5 47,615 15.0 113,642 25.1 30 11.7 10.7

华人 111,693 63.5 195,822 62.0 247,474 54.7 53 7.5 2.0

印度人 31,607 17.9 53,505 16.9 84,043 18.6 16 8.9 4.4

其他 10,672 6.1 19,288 6.1 6,651 1.6 1 8.0 na

所有族群 175,961 100.1 316,230 100.0 45,810 100.0 100 7.9 3.3

资料来源:Malaya, a report on the 1947 Census of Population (Kuala Lumpur, 1947):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Census of Population of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1957, Report No. 1 (Kuala Lumpur, 1957)，-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Community Groups; 1970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of Malaysia (Kuala Lumpur, 1972); K. Wehbring, "The Distribution of Coipmunity Groups in the Federal Territory", unpublished report (Urban Development Authority, Kuala Lumpur, 1976), Jr. Johnstone 198?.

图ー:吉隆坡聚落分布图

'Hj. Abdulloh Huk»m >.Kennchi / | *■ 1 Chan Sow Lin ノ Z*\/ Konggo 1

119

学・术・特・区

图二:吉隆坡违建聚落之空间分布

8atu

I Sg Gombak

淮TAL畧

I I政府崩

皿!私人地违建区 ■・马来人日华人 m混合

'-•*・印度人

@ 马来保留地

・末经纪录N中央地区

/KELANG

S<) Kclang

~ Sいr Amp.ing

120

本书的内容是在探讨马来西亚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在我国出现的政治局势,当时在野的政党组成以政党联盟的阵线,去抗衡执政了卅多年的执政集团国民阵线,因而造成了所谓的“两线政治”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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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研究》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