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杂志》第21期2003年12月
林连玉先生曾说：“我们知道，一间私立的学校，校务分作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董事，一部分是教师，董事们出钱出力，创办学校，维持学校，教师们担任教育工作，发挥教育的使命，没有董事，学校办不起来，没有教师，教育的工作，不能完成，所以在教育的大前题下，董事与教师，有如车的两轮，任何一方面都是缺少不得的，董事与教师可以说原是一家人……”（注1）
董事是华校办学的优良传统，董事会是华校的保姆，没有董事会就没有华校。董事教师的关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分则两伤，合则两美，学校成功与否，很多时候胥视董教关系融洽与否。董教的问题，自有华校，既已存在，由来已久，这正是本文欲详加讨论的其中一个重点。50年代教总、董总先后成立，两者的关系如何由不相统合以臻双生一体，也是本文讨论重点所系。因此，所谓的董教关系包含了两个层次，即董事与教师、董总与教总的关系。
星马早期的华校，延续中国私塾或家塾的传统，私塾是指一个或数个老师招收学生来上课，本身是教师，也是校主；家塾则在家族祠堂聘用老师上课。后来有规模的学堂出现，有本身的管理委员会，即现时的董事会。（注2）至于是时董教的关系因文献不足征，无从查究。
战后教师的处境与战前基本上无多大差别，他们待遇低廉，工作无保障。（注3）我们试看以下有关教师地位的描述，即可略知一二：
我们教师的地位与生活，多数的人似乎还没有注意，试看现在马华社会中一个比较熟练的女佣，所受的待遇，已经好过教师，而且他们终年的住食无忧，只有固定的收入，很少额外的开支，岁有余蓄，亦可终老。然而多数清苦的同道们，终身以教育为职志，从不敢以费绌而荒懈职责，更何忍华校前途日趋颓败！如是年复一年，坚立在自己的岗位，为华校服务，而本身的地位，无从保障；菲薄的待遇，未见作合理的提高，个人生活，既难维持，一遇疾苦，无门求助；要仰事俯畜，更其不易；若年老退休，何所瞻依？因此竟有献身教育数十年如一日的老前辈，儿女既受不到高深教育，本身更迫于贫病而自栽的事实。今日使教育事业，视若畏途，教师生活，言之凄绝，究竟谁尸其咎？（注4）
这是教总成立宣言发出的呐喊，这也是教总成立的原因之一，针对教员的惨况，林连玉先生也做了具体生动的描绘：虽然那时候物资便宜，个人生活足可维持，但若要养家就觉为难了，若是子女众多，就会永远困穷，甚至病了没钱买药，死了没钱买棺材，真可以说是惨绝人寰。（注5）事实上，在教总成立之前，各地已有教师会的组织为教师提供福利，经济缓助，也争取教师的权益，是种同业互助性质的组织。（注6）但相信作用不大，因为华校是由董事创办，怎样待遇教师，生杀大权操诸手中，而华校董事贱视教师，刻薄寡恩，是普遍现象，希望他们改善教师生活是不可能的。这时由于董事们绝大部份对教育理念理解不足，教育程度也不够，他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为生意买卖，常会“以主观皮毛之见解，半新不旧之名词，指挥校务，致有知识、有能力、有骨气之校长不安于位”，“……以校长为傀儡，干涉校政，左右各种措施……把校产当作自己的财产任意挪用……”（注7）或“校董方面高高在上，比衙门还凶，比官厅还要大，时时都要干涉校政，甚至直接指挥。”（注8）即使1951年，华校津贴金获得增加一百巴仙，原是怡保和吉隆坡两个华校教师会根据《方吴报告书》的建议，向教育部请求，得到批准的，但当教师会向各校董事会请求改善教师生活时，有甚多学校的董事，相应不理，分文不加给教师。林连玉先生所以组织吉隆坡教师会，就是基于以教师的力量创造教师福利的信念。（注9）
在新薪津制实行以前，华校教师的待遇是不变的，不管在校任职多久，或教学成绩多优良，薪金如果是120元，直到老死仍是120元。（注10）更遑论年功加俸、调薪、退休金等福利了，有时碰上学校经济拮据，拖欠薪水也时有所闻。钟灵中学老教员管震民退休时，竟获校方首开先例领取退休金，瞬间成为美谈；（注11）尊孔教师郑兼三，染疾去逝，董事优恤原薪两个月，却列明“此系特别优待，后不为例”的尾巴；尊孔教师连署董事会给于连续服务5年老师年功加俸，遭驳回，一位董事甚至说应把服务5年的老师辞退；安顺小学教员因子女贫病交加，投河自尽，遗书子女不得为教师。（注12）此外，华校教师的工作也毫无保障，每到年假，华校教师便满天飞，东奔西走寻出路，茶楼酒馆、街头巷尾都见到及听到教师们在接洽明年度职位的问题。（注13）这种情况的产生，主要是各校董事会各行其是，缺乏一套统一的制度来管制华校教师的薪金与福利。各校因董事会的差异，对待教师的具体情况也互不相同，也不尽然所有老师的处境如此不理想，自然也有较开明或体恤的董事会，相信为数不多。一般的情形是董事会是雇主，校长教师是雇员，董教双方呈现的是种劳资关系，由于缺乏制度，各校董事以自己之好恶为依据，遇到不合理的对待，既无制度可循又无职工会为之争取，只好哑子吃黄莲，有苦自知，忍气吞声。董教关系不融洽，办学效率就大打折扣，因此林连玉先生曾感慨的说：“没有董事会就办不起华校，有了董事会办不好华校。”（注14）
董事依私人情感用事，首当其冲的就是老师职位无保障，教师普遍存有“五日京兆”的心理，难安于位，教师的流动司空见惯。在董事眼里老师不过是一枚钉板，喜欢则钉上，反之一枚枚加以拨除，只要“老子喜欢”什么都不成问题，否则马上滚蛋，把华校弄得乱七八糟。不吹不捧有真材实学的老师留不住，能吹能捧的文化败类则安如泰山，此外，董事用人唯亲，所请的老师不是身边就是认识的人，非亲非故，不靠裙带关系简直欲教无门。而董事每半年到一年都要进行改组，新董事上任，即撤换教员，另用一批身边人，形成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局面。故此有人戏称“榴连上市，教师找位置”。（注15）
此外，华校董事都是商场中人，有者是马华公会党要，有者身兼多个社团要职，事务繁忙，很多是不懂教育的，也不知如何与政府交涉，凡事皆听命于校长，董事仿如傀儡。钟灵中学改制事件，董事长王景成对校长汪永年言听计从，即是一例。自然也有例外，如吉隆坡坤成中学董事陈济谋他每周数次莅校巡视，学校事务他也积极参与并提供意见。但如此关心校务的董事是少数的例外，一般现象是不闻不问而有“懂事不懂事”的笑说。（注16）
新薪制实行之后，教师的情况进一步得到改善，首先职位有了保障，董事会不得随己意停职、停薪或辞退老师，放年假后可安心回家渡假或寻访亲友，不必担心职位问题。其次华校教师待遇获得改善，由于薪金由政府发给，不得随意更动，已无拖欠之忧，还可享有年功加俸及退休年龄。如此为人师者能长安于位，生活有所改进，华校水准也随之日益提高。（注17）
新薪制规定教师的薪金一半由政府负担，一半由学生学费付给，政府也就较有管制董事解雇的权力，相对的董教关系就不如以往般尖锐，政府虽透过薪金来限制董事的权力，但在校务行政各方面，董事会仍拥有很大的自主权。（注18）毕竟他们仍是学校的所有权者，在教育法令内他们的地位与功劳是受肯定的。这种情况在《阿兹报告书》公布后急转直下，它建议所有华小成为政府津贴学校，所有教职员成为公务员，董事丧失聘用及解雇的权力，同时政府成立家教协会来取代董事会，理由是家长教师是直接与学生接触，最了解学生的需求。当局的设想并没成功，却在剪不断，理还乱的董教关系，多了个家教协会，三者的关系更为复杂。
《阿兹报告书》实施，教师薪金福利归政府处理，董教关系实际上已成董事长与校长之间的关系。因此站在双方皆共同为民族教育并肩作战的角度来看，华小的董教关系应是“盟友关系”，不再是“主雇关系”。（注19）因为校长由教育部委派，如果校长了解华校传统，对董事还会保持一定程度的尊敬，与董事保持联系，否则就持有“我是官方”的心态，对董事会不理不睬。此外政府设立家教协会，凡事以家协为主，董事会反被搁置，而校长只是秘书，听命于董事会。这都造成校长关注家协，忽略董事会。（注20）如果董事校长之间没有建立良好的“盟友关系”，学校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董事组织的出现，不论是区域性董事会或总会，都较教师组织迟，某些地方性的教师会，如巴登马冷(1937)、麻坡(1939)、马六甲(1940)，槟城(1940)、诗巫(1940)、曼绒(1945)、华怡乡区(1946)、森美兰(1946)、怡保(1946)、其他如吡叻州教师联合会(1947)、北吡叻(1947)、下吡叻(1947)、昔加末(1948)、吉北(1949)、吉隆坡(1949)、金宝(1949)、吉中(1950左右)、吉南(1950)、劳勿(1950)教师会在战前己组织成形。教师会也纷纷于1950年以前创立。（注21）地方性的董事组织要数柔佛董联会(1949)最早，其他大部份于1952或1953年完成组织。1952年成立的计有槟威、吡叻与森美兰、1953年成立的有吉兰丹、雪隆、马六甲。他们个别成立原因容有小异，但不外是共谋发展华教，服务教育。（注22）导火线却是1952年新薪津制增加援助及控制小学等事件，令华校董事权益有受剥夺的威协，纷纷召集会议自我组织，寻求解决之道。（注23）这是各州董联会在这段期间如雨后春笋般成立，最关键的原因。
当1952年7月间，《华校教师新薪金建议书》提出时，吉隆坡教师会主席林连玉先生率先在13日于各华文报章发表<关于联邦华校新津贴金制度问题>，认为这对于董事部的经济大为不利，并且打击华校教师的生活。文章见报后，引起有关当局的注意，被召去谈话，责难他在报端抨击政府的好意，用意何在，林连玉先生反驳谓这是饿死老师的计划，毫无改善可言，开始了一场争取改善华校新薪津制的交涉。（注24）是时，各州董事会正酝酿筹备组织董联会的工作，而《1952年教育法令》行将立法通过，林连玉先生见机不可失，马上藉争取讨论改善新薪制的名义，联络马华及董事召开董教大会反对《1952年教育法令》。虽然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却为华校教师争取到了许多权益，改善教师情况不少。
在董教大会召开之前，新薪津制明显不利华校教师，政府又以华校董事为对手，华校教师无置啄余地。可是当时华校董事的全国性组织还没成立，谁也没资格代表全国华校与政府谈判，看来只好任由政府支配了。幸好陈济谋挺身而出，以雪州董联会主席的资格向教育部交涉。在这过程中，陈济谋认为应取得教师会同意，于是邀请林连玉先生主张召开全国董教代表大会共同检讨，共同决定。陈济谋与政府的交涉是非常成功的，总共经过6次修改方达致协议，修订薪给标准，使所有华校教师或多或少一齐受惠。（注25）
新薪津制令一盘散沙的华校董事自我醒觉，组织各州董联会，为1954年全国华校董事会的成立铺平道路。更重要的是董事会积极为华校教师谋求权益，并能尊重华校教总的意见，共同争取，敲开了双方合作的契机，竖立了争取的模范。
1954年董总成立，终于有一全国性代表全体董事的组织，但教总与董总两大机构仍未具备相互协调共同争取的意识。1955年，联盟政府成立，重新拟订教育政策，征求各民族人士提供意见。教总主席林连玉先生透过温典光安排，欲与董总座谈，遭董总主席梁长龄拒绝，要与教总分裂，令教总代表在中华大会堂苦候一句钟。梁长龄对温典光说：“他们教师可以提供他们的意见，我们董事可以提供我们的意见，何必座谈。”（注26）在某些个别权益或事件的争取，双方是各发各的文告，各提各的备忘录，不相联系。只是三机构常针对某些重大事件，如《拉萨报告书》、《1957年教育法令》、钟灵中学学潮，共同进行讨论，双方才有共商的机会。在这过程中，双方也逐渐体认互相配合的重要，闹分裂的心态自然就有所调整。
1956年，雪州董联会主席陈济谋担任董总主席，（注27）一改前此各自为政的态度，在某些重大问题，通过三机构与教总协商，采取划一的步伐，林连玉先生特别赞扬陈济谋铺平华教董教一体，共同奋斗的道路的贡献。1959年三机构分家，华教力量受到挫折。不久，《拉曼达立报告书》与《1961年教育法令》要通过，局势紧张。董事的商业背景，许多的利害关系，都令他们投鼠忌器欲语还休。林连玉先生建议陈济谋凡是尖锐敏感的由教总出面反对，董总可采静默认同方式。《拉曼达立报告书》出来的时候，主要是教总在讲话，董总不表意见。三机构解散后，教总、董总就在这种默契下合作无间。（注28）
1966年董总议决成立“华教工作委员会”，马华公会以党务繁忙，华教问题微不足道，拒绝参与。这也是教总、董总成立以来，首个争取华教权益的共同组织，它由双方各派代表若干组成。1973年独大复兴运动，董教总独中发展工委会成立，两机构在这基础上真正展开更密切的合作关系。1977年董教总全国发展华小工委会成立，这两个机构分别由教总、董总和校友会派若干代表组成，针对华小独中等华教问题会商议决，集思广益，共同争取。“董教总”的名称正式产生并使用，凡是华教问题，都是双方联合发表，董教总联名发表的文告才频密出现，一改前此单打独斗的作风。“董教总”名称为报界广泛使用是1982年的大选，当时华社喊出“打入国阵，纠正国阵”的口号，以江真诚、许子根、郭洙镇等为首的华教人士加入国阵成员党之一的民政党，郭洙镇与许子根分别在吉隆坡甲洞及槟城丹绒披甲上阵。竞选期间，董教总出来助选，摇旗呐喊，报界首次抬出“董教总”的名称，从此约定俗成，沿用至今。（注29）
独中复兴运动以后，出现了教总在华文教育的领导地位渐为董总取代的倾向。这转变的出现，有三个原因。第一是《阿兹报告书》公布后，所有的华文小学校长教师成为公务员，教总虽是教师总会，但领导层多数是校长，如果称为“校长总会”实不为过，而校长向各州教育局负责，加上前述公务员的心态，对董事爱理不理，因此对官方都不敢有尖锐的针对性意见。第二是董事会章程规定只有董事可以筹款，独中百万基金的筹募就以董总为主；1973年独中复兴运动的浪潮由吡叻董联会掀起，自然以董总做领导，统筹大局。适时，林晃升开始担任董总主席，他一共担任8届主席(1973-1990)，时间最长，拥有历来最强的领导班子，兵强马壮。为了执行《独中建议书》的建议，秘书处从半个书纪至一个秘书，发展至多个局，一百余位员工，组织不断壮大，人才济济。教总在沈慕羽领导下，仍维持教总早期积极争取，绝不妥协的领导风格。80年代庄迪君以尊孔独中校长身份，成为吉隆坡教师会主席，又被推举为教总副主席，他组织能力强，敢怒敢言，有胆识，不受公务员的约束。他任内建立教总秘书处的规模，迄今有二十余位职员，多少为教总注入生气。（注30）总体而言，不论在领导层或秘书处，在财力、物力、人力方面，董总的声望与领导地位在70年代以后已凌驾教总。
第三，教师团体及公务员，无疑是个保守性较强的组织，而有商业背景的董事，一般上较积极进取，办事魄力较强。考虑教总与董总领导地位转移的同时，是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由以上的叙述我们得知，早期董教关系其实是一种劳资关系，由于董事对教育认识的不足，常有干预校政，常引致董事和校长教师之间的摩擦与不和谐，有时甚至形同水火。但是在步入50年代以后，却因外在的压力，诸如《1952年新薪制》和《1952年教育法令》的实行在即，使到原本劳资对立的董教关系结合为一，成为一个整体，共同为华文教育而奋斗和努力。可以说英殖民政府的各个教育政策或法令的干预，直接促成了董教的结合，（注31）由劳资关系，一跃为伙伴或战友关系。
此外，70年代以前的董教结合，以教总为主，前者从旁配合。由于《阿兹报告书》的公布，使所有华小教师成为公务员，使他们不敢公然与政府对抗。再者，只有董事有筹款的权力，加上教师的保守性，都促使70年代以后董教的关系逐渐转为以前者为马首是瞻，教总从旁配合的情况，但是在对外方面以“董教总”为一致的称呼。
廖文辉：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硕士，专研教总史，现为新纪元学院中文系讲师。
注释
1.林连玉<1954年庆祝教师节致词>，收于教总秘书处编，《华文教育呼吁录》(吉隆坡：林连玉基金委员会，1988.11)，页31。
2.针对“董教关系”的课题，与陆庭谕做的专题访问，1997.09.19。
3.Liok Ee, Tan, The Politics of Chiaese Education In Malaysia, 1945-1961, p86.
4.<马来西亚联合邦华校教师会总会成立宣言(1952.02.03)>，见《教总33年》，页13。
5.林连玉，<我组织教师公会>，收于林连玉，《风雨十八年(下)》，页174-179，有关战后教师处境，董事对待教师的具体详细情况的文献，这篇算是较完整，文章不长，却很具体透露了当时董事与教师的情况。
6.同注3，页89-91。
7.同注5。
8.宋哲湘，<1954年联合邦华文教育总检讨>，收于《教总33年》，页355。
9.彬生，<悼念陈充恩校长>，收于《教总33年》，页669。
10.同注5，页175-176。
11.同注8。
12.沙巴崇正中学校长曾桂安在1997年8月23至24曰由董教总独中工委会及华小工委会主办的1997年马来西亚华校董家教交流会上发表演说，谓“中国教育界有句名言‘一个好校长就是等子一所好学校’。但在马来西亚，要当好—位独中校长还要加上多一句：‘要办好一所好学校，一定耍拥有良好的董教关系’。董教关系闹僵后把学校搞得满城风雨的故事，好像自从有华校以来就从未中断过，小闹则小痛，长闹则重病不起。……相反的，当我们拜访一些学校，不论它是小、中或大型，只要是该校校务蒸蒸曰上，一定会见到该校董教之间上下一心，关系融洽，令人羡慕不已。”详见当天发表之论文<董教关系——华教发展的动力，还是阻力？>
13.同注2及注8引文，页356。当时的吉隆坡福建会馆会长洪启续，主持属下三校董事会议说，教总有如烂铁钉，高兴时让他存在，不高兴随时可以把他拔掉。见林连玉，《风雨18年(下)》，页179。
14.同注3，页105-106；《风雨18年(上)》，页180。
15.宋哲湘，<1952年马华教育总检讨>，见《教总33年》，页324及注8引文，页355-356。
16.关于华校申谓此项新薪制度的条件，共有7条：(一)教师之聘任、调职及辞退均须经教育部之批准；(二)每一教师之开始薪给及其以后按年增加之制度应为教育部所批准者；(三)收容他校转学生时必须视其是否备有适当之高校证书者为定；(四)学校中之课程、上课时间表及所用之教科书，必须为教育部所批准者；(五)非事先获教育部之批准，所收学费不得超过因新津贴金制度之施行而规定之学额；(六)学校董事部或某一团体或某数团体，非事先获教育部之批准，不得支付超过依照规定薪津标准所应得之薪金额；(七)校舍及操场应合满意之标准。虽然有诸如此类的限制，站在保障教师、照顾学生、增进学校设备的立场来看，都是有利无弊的，基本上董事的主要权力仍保留，还不致于遭剥夺。详见<1952年马华教育总检讨>，页323-325。
17.事实上董教是盟友或主雇关系，是曾桂安用来探讨独中的董教关系，他认为：董教关系在“法来说根本就是主雇关系”，校长的确是董事部的雇员，虽然董事们是这个非营利机构的义务董事，但他们的确拥有“聘请”与“解聘”校长的实权，但居于双方都是以不同形式：一是义务，一是受薪(虽然不高)，一齐为民族教育牺牲奋斗，在“情”在“理”实在不能以“主雇关系”相对，而应以“盟友关系”相敬。而这种“盟友关系”恰好可用来解释华小的董教关系，详见注12。
18.同注2。
19.其他教师会成立时间如下；玻璃市(1951)、柔南(1952)、居銮(1952)、雪兰莪(1953)、东彭(1953)、淡马鲁(1955)、丁加奴(1955)、柔中区(1956)、立卑(1957)、笨珍(1961)、吉兰丹(1968)、柔佛州教师联合会(1969)、文冬(1974)、彭亨州教师联合会(1979)、金马仑(1982)、江沙(1995)、而连突(19 )。据《教总33年》，页685-687及教总“各属会资料”档案资料整理。20.其他董联会成立时间如下：砂劳越第三省华文独中董联会(1980)、吉打(19 )、玻璃市(19 )、彭亨(19 )、砂劳越华文独中(19 )、砂劳越华小(19 )、沙巴独中(19 )。董联会成立时间及原因据《董总30年(上)》有关各州董联会简介整理而得。
21.同注3，页108。
22.《教总33年》，页309-310及注2。1953年8月9日，吉隆坡华校教师会发表了一份<研究“新薪津制”小组委员会报告书>，对此制的优缺点做了全面检讨并提出意见，详见《教总33年》，页3111-312。
23.林连玉，<陈济谋先生四大功绩>。收于《董总30年(下)》，页788。
24.林连玉，<马华教育中央委员会的真相>，收于《风雨18年(上)》，页70。
25.陈济谋(1894?-1965)，原籍广东梅县，少时就读于乡校，继而负笈申江，谋求深造，后以时局不靖，乃停学回乡。后南渡。进入怡保英校，毕业后曾执教于怡保明德学校。翌年，因该校被殖民地政府以违反注册条例而停办，乃转就吉隆坡名矿家陈泰利之机构任事。越二载，适该号新创煤炭山华协利公司，逐升以司理经理。在社团方面极为活跃，历任雪兰莪中华大会堂董事、中华总商会董事、嘉应会馆总理、坤戍女中董事长。1953年至1954年为雪州董联会总务，1956至1964年为雪州董联会(亦即全国董总)主席。
26.同注23，页789。
27.同注2。
28.同注2。
29.同注2。
30.同注2。
31.林开忠，《建构中的“华人文化”：族群属性、国家与华教运动》(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页72，75。
董事是雇主，教师是雇员？
——谈董事与教师，董总与教总的关系
廖文辉
1 前言
林连玉先生曾说：“我们知道，一间私立的学校，校务分作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董事，一部分是教师，董事们出钱出力，创办学校，维持学校，教师们担任教育工作，发挥教育的使命，没有董事，学校办不起来，没有教师，教育的工作，不能完成，所以在教育的大前题下，董事与教师，有如车的两轮，任何一方面都是缺少不得的，董事与教师可以说原是一家人……”（注1）
董事是华校办学的优良传统，董事会是华校的保姆，没有董事会就没有华校。董事教师的关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分则两伤，合则两美，学校成功与否，很多时候胥视董教关系融洽与否。董教的问题，自有华校，既已存在，由来已久，这正是本文欲详加讨论的其中一个重点。50年代教总、董总先后成立，两者的关系如何由不相统合以臻双生一体，也是本文讨论重点所系。因此，所谓的董教关系包含了两个层次，即董事与教师、董总与教总的关系。
2 董事与教师的关系
星马早期的华校，延续中国私塾或家塾的传统，私塾是指一个或数个老师招收学生来上课，本身是教师，也是校主；家塾则在家族祠堂聘用老师上课。后来有规模的学堂出现，有本身的管理委员会，即现时的董事会。（注2）至于是时董教的关系因文献不足征，无从查究。
战后教师的处境与战前基本上无多大差别，他们待遇低廉，工作无保障。（注3）我们试看以下有关教师地位的描述，即可略知一二：
我们教师的地位与生活，多数的人似乎还没有注意，试看现在马华社会中一个比较熟练的女佣，所受的待遇，已经好过教师，而且他们终年的住食无忧，只有固定的收入，很少额外的开支，岁有余蓄，亦可终老。然而多数清苦的同道们，终身以教育为职志，从不敢以费绌而荒懈职责，更何忍华校前途日趋颓败！如是年复一年，坚立在自己的岗位，为华校服务，而本身的地位，无从保障；菲薄的待遇，未见作合理的提高，个人生活，既难维持，一遇疾苦，无门求助；要仰事俯畜，更其不易；若年老退休，何所瞻依？因此竟有献身教育数十年如一日的老前辈，儿女既受不到高深教育，本身更迫于贫病而自栽的事实。今日使教育事业，视若畏途，教师生活，言之凄绝，究竟谁尸其咎？（注4）
这是教总成立宣言发出的呐喊，这也是教总成立的原因之一，针对教员的惨况，林连玉先生也做了具体生动的描绘：虽然那时候物资便宜，个人生活足可维持，但若要养家就觉为难了，若是子女众多，就会永远困穷，甚至病了没钱买药，死了没钱买棺材，真可以说是惨绝人寰。（注5）事实上，在教总成立之前，各地已有教师会的组织为教师提供福利，经济缓助，也争取教师的权益，是种同业互助性质的组织。（注6）但相信作用不大，因为华校是由董事创办，怎样待遇教师，生杀大权操诸手中，而华校董事贱视教师，刻薄寡恩，是普遍现象，希望他们改善教师生活是不可能的。这时由于董事们绝大部份对教育理念理解不足，教育程度也不够，他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为生意买卖，常会“以主观皮毛之见解，半新不旧之名词，指挥校务，致有知识、有能力、有骨气之校长不安于位”，“……以校长为傀儡，干涉校政，左右各种措施……把校产当作自己的财产任意挪用……”（注7）或“校董方面高高在上，比衙门还凶，比官厅还要大，时时都要干涉校政，甚至直接指挥。”（注8）即使1951年，华校津贴金获得增加一百巴仙，原是怡保和吉隆坡两个华校教师会根据《方吴报告书》的建议，向教育部请求，得到批准的，但当教师会向各校董事会请求改善教师生活时，有甚多学校的董事，相应不理，分文不加给教师。林连玉先生所以组织吉隆坡教师会，就是基于以教师的力量创造教师福利的信念。（注9）
在新薪津制实行以前，华校教师的待遇是不变的，不管在校任职多久，或教学成绩多优良，薪金如果是120元，直到老死仍是120元。（注10）更遑论年功加俸、调薪、退休金等福利了，有时碰上学校经济拮据，拖欠薪水也时有所闻。钟灵中学老教员管震民退休时，竟获校方首开先例领取退休金，瞬间成为美谈；（注11）尊孔教师郑兼三，染疾去逝，董事优恤原薪两个月，却列明“此系特别优待，后不为例”的尾巴；尊孔教师连署董事会给于连续服务5年老师年功加俸，遭驳回，一位董事甚至说应把服务5年的老师辞退；安顺小学教员因子女贫病交加，投河自尽，遗书子女不得为教师。（注12）此外，华校教师的工作也毫无保障，每到年假，华校教师便满天飞，东奔西走寻出路，茶楼酒馆、街头巷尾都见到及听到教师们在接洽明年度职位的问题。（注13）这种情况的产生，主要是各校董事会各行其是，缺乏一套统一的制度来管制华校教师的薪金与福利。各校因董事会的差异，对待教师的具体情况也互不相同，也不尽然所有老师的处境如此不理想，自然也有较开明或体恤的董事会，相信为数不多。一般的情形是董事会是雇主，校长教师是雇员，董教双方呈现的是种劳资关系，由于缺乏制度，各校董事以自己之好恶为依据，遇到不合理的对待，既无制度可循又无职工会为之争取，只好哑子吃黄莲，有苦自知，忍气吞声。董教关系不融洽，办学效率就大打折扣，因此林连玉先生曾感慨的说：“没有董事会就办不起华校，有了董事会办不好华校。”（注14）
董事依私人情感用事，首当其冲的就是老师职位无保障，教师普遍存有“五日京兆”的心理，难安于位，教师的流动司空见惯。在董事眼里老师不过是一枚钉板，喜欢则钉上，反之一枚枚加以拨除，只要“老子喜欢”什么都不成问题，否则马上滚蛋，把华校弄得乱七八糟。不吹不捧有真材实学的老师留不住，能吹能捧的文化败类则安如泰山，此外，董事用人唯亲，所请的老师不是身边就是认识的人，非亲非故，不靠裙带关系简直欲教无门。而董事每半年到一年都要进行改组，新董事上任，即撤换教员，另用一批身边人，形成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局面。故此有人戏称“榴连上市，教师找位置”。（注15）
此外，华校董事都是商场中人，有者是马华公会党要，有者身兼多个社团要职，事务繁忙，很多是不懂教育的，也不知如何与政府交涉，凡事皆听命于校长，董事仿如傀儡。钟灵中学改制事件，董事长王景成对校长汪永年言听计从，即是一例。自然也有例外，如吉隆坡坤成中学董事陈济谋他每周数次莅校巡视，学校事务他也积极参与并提供意见。但如此关心校务的董事是少数的例外，一般现象是不闻不问而有“懂事不懂事”的笑说。（注16）
新薪制实行之后，教师的情况进一步得到改善，首先职位有了保障，董事会不得随己意停职、停薪或辞退老师，放年假后可安心回家渡假或寻访亲友，不必担心职位问题。其次华校教师待遇获得改善，由于薪金由政府发给，不得随意更动，已无拖欠之忧，还可享有年功加俸及退休年龄。如此为人师者能长安于位，生活有所改进，华校水准也随之日益提高。（注17）
新薪制规定教师的薪金一半由政府负担，一半由学生学费付给，政府也就较有管制董事解雇的权力，相对的董教关系就不如以往般尖锐，政府虽透过薪金来限制董事的权力，但在校务行政各方面，董事会仍拥有很大的自主权。（注18）毕竟他们仍是学校的所有权者，在教育法令内他们的地位与功劳是受肯定的。这种情况在《阿兹报告书》公布后急转直下，它建议所有华小成为政府津贴学校，所有教职员成为公务员，董事丧失聘用及解雇的权力，同时政府成立家教协会来取代董事会，理由是家长教师是直接与学生接触，最了解学生的需求。当局的设想并没成功，却在剪不断，理还乱的董教关系，多了个家教协会，三者的关系更为复杂。
《阿兹报告书》实施，教师薪金福利归政府处理，董教关系实际上已成董事长与校长之间的关系。因此站在双方皆共同为民族教育并肩作战的角度来看，华小的董教关系应是“盟友关系”，不再是“主雇关系”。（注19）因为校长由教育部委派，如果校长了解华校传统，对董事还会保持一定程度的尊敬，与董事保持联系，否则就持有“我是官方”的心态，对董事会不理不睬。此外政府设立家教协会，凡事以家协为主，董事会反被搁置，而校长只是秘书，听命于董事会。这都造成校长关注家协，忽略董事会。（注20）如果董事校长之间没有建立良好的“盟友关系”，学校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3 教总与董总的关系
董事组织的出现，不论是区域性董事会或总会，都较教师组织迟，某些地方性的教师会，如巴登马冷(1937)、麻坡(1939)、马六甲(1940)，槟城(1940)、诗巫(1940)、曼绒(1945)、华怡乡区(1946)、森美兰(1946)、怡保(1946)、其他如吡叻州教师联合会(1947)、北吡叻(1947)、下吡叻(1947)、昔加末(1948)、吉北(1949)、吉隆坡(1949)、金宝(1949)、吉中(1950左右)、吉南(1950)、劳勿(1950)教师会在战前己组织成形。教师会也纷纷于1950年以前创立。（注21）地方性的董事组织要数柔佛董联会(1949)最早，其他大部份于1952或1953年完成组织。1952年成立的计有槟威、吡叻与森美兰、1953年成立的有吉兰丹、雪隆、马六甲。他们个别成立原因容有小异，但不外是共谋发展华教，服务教育。（注22）导火线却是1952年新薪津制增加援助及控制小学等事件，令华校董事权益有受剥夺的威协，纷纷召集会议自我组织，寻求解决之道。（注23）这是各州董联会在这段期间如雨后春笋般成立，最关键的原因。
当1952年7月间，《华校教师新薪金建议书》提出时，吉隆坡教师会主席林连玉先生率先在13日于各华文报章发表<关于联邦华校新津贴金制度问题>，认为这对于董事部的经济大为不利，并且打击华校教师的生活。文章见报后，引起有关当局的注意，被召去谈话，责难他在报端抨击政府的好意，用意何在，林连玉先生反驳谓这是饿死老师的计划，毫无改善可言，开始了一场争取改善华校新薪津制的交涉。（注24）是时，各州董事会正酝酿筹备组织董联会的工作，而《1952年教育法令》行将立法通过，林连玉先生见机不可失，马上藉争取讨论改善新薪制的名义，联络马华及董事召开董教大会反对《1952年教育法令》。虽然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却为华校教师争取到了许多权益，改善教师情况不少。
在董教大会召开之前，新薪津制明显不利华校教师，政府又以华校董事为对手，华校教师无置啄余地。可是当时华校董事的全国性组织还没成立，谁也没资格代表全国华校与政府谈判，看来只好任由政府支配了。幸好陈济谋挺身而出，以雪州董联会主席的资格向教育部交涉。在这过程中，陈济谋认为应取得教师会同意，于是邀请林连玉先生主张召开全国董教代表大会共同检讨，共同决定。陈济谋与政府的交涉是非常成功的，总共经过6次修改方达致协议，修订薪给标准，使所有华校教师或多或少一齐受惠。（注25）
新薪津制令一盘散沙的华校董事自我醒觉，组织各州董联会，为1954年全国华校董事会的成立铺平道路。更重要的是董事会积极为华校教师谋求权益，并能尊重华校教总的意见，共同争取，敲开了双方合作的契机，竖立了争取的模范。
1954年董总成立，终于有一全国性代表全体董事的组织，但教总与董总两大机构仍未具备相互协调共同争取的意识。1955年，联盟政府成立，重新拟订教育政策，征求各民族人士提供意见。教总主席林连玉先生透过温典光安排，欲与董总座谈，遭董总主席梁长龄拒绝，要与教总分裂，令教总代表在中华大会堂苦候一句钟。梁长龄对温典光说：“他们教师可以提供他们的意见，我们董事可以提供我们的意见，何必座谈。”（注26）在某些个别权益或事件的争取，双方是各发各的文告，各提各的备忘录，不相联系。只是三机构常针对某些重大事件，如《拉萨报告书》、《1957年教育法令》、钟灵中学学潮，共同进行讨论，双方才有共商的机会。在这过程中，双方也逐渐体认互相配合的重要，闹分裂的心态自然就有所调整。
1956年，雪州董联会主席陈济谋担任董总主席，（注27）一改前此各自为政的态度，在某些重大问题，通过三机构与教总协商，采取划一的步伐，林连玉先生特别赞扬陈济谋铺平华教董教一体，共同奋斗的道路的贡献。1959年三机构分家，华教力量受到挫折。不久，《拉曼达立报告书》与《1961年教育法令》要通过，局势紧张。董事的商业背景，许多的利害关系，都令他们投鼠忌器欲语还休。林连玉先生建议陈济谋凡是尖锐敏感的由教总出面反对，董总可采静默认同方式。《拉曼达立报告书》出来的时候，主要是教总在讲话，董总不表意见。三机构解散后，教总、董总就在这种默契下合作无间。（注28）
1966年董总议决成立“华教工作委员会”，马华公会以党务繁忙，华教问题微不足道，拒绝参与。这也是教总、董总成立以来，首个争取华教权益的共同组织，它由双方各派代表若干组成。1973年独大复兴运动，董教总独中发展工委会成立，两机构在这基础上真正展开更密切的合作关系。1977年董教总全国发展华小工委会成立，这两个机构分别由教总、董总和校友会派若干代表组成，针对华小独中等华教问题会商议决，集思广益，共同争取。“董教总”的名称正式产生并使用，凡是华教问题，都是双方联合发表，董教总联名发表的文告才频密出现，一改前此单打独斗的作风。“董教总”名称为报界广泛使用是1982年的大选，当时华社喊出“打入国阵，纠正国阵”的口号，以江真诚、许子根、郭洙镇等为首的华教人士加入国阵成员党之一的民政党，郭洙镇与许子根分别在吉隆坡甲洞及槟城丹绒披甲上阵。竞选期间，董教总出来助选，摇旗呐喊，报界首次抬出“董教总”的名称，从此约定俗成，沿用至今。（注29）
独中复兴运动以后，出现了教总在华文教育的领导地位渐为董总取代的倾向。这转变的出现，有三个原因。第一是《阿兹报告书》公布后，所有的华文小学校长教师成为公务员，教总虽是教师总会，但领导层多数是校长，如果称为“校长总会”实不为过，而校长向各州教育局负责，加上前述公务员的心态，对董事爱理不理，因此对官方都不敢有尖锐的针对性意见。第二是董事会章程规定只有董事可以筹款，独中百万基金的筹募就以董总为主；1973年独中复兴运动的浪潮由吡叻董联会掀起，自然以董总做领导，统筹大局。适时，林晃升开始担任董总主席，他一共担任8届主席(1973-1990)，时间最长，拥有历来最强的领导班子，兵强马壮。为了执行《独中建议书》的建议，秘书处从半个书纪至一个秘书，发展至多个局，一百余位员工，组织不断壮大，人才济济。教总在沈慕羽领导下，仍维持教总早期积极争取，绝不妥协的领导风格。80年代庄迪君以尊孔独中校长身份，成为吉隆坡教师会主席，又被推举为教总副主席，他组织能力强，敢怒敢言，有胆识，不受公务员的约束。他任内建立教总秘书处的规模，迄今有二十余位职员，多少为教总注入生气。（注30）总体而言，不论在领导层或秘书处，在财力、物力、人力方面，董总的声望与领导地位在70年代以后已凌驾教总。
第三，教师团体及公务员，无疑是个保守性较强的组织，而有商业背景的董事，一般上较积极进取，办事魄力较强。考虑教总与董总领导地位转移的同时，是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4 结论
由以上的叙述我们得知，早期董教关系其实是一种劳资关系，由于董事对教育认识的不足，常有干预校政，常引致董事和校长教师之间的摩擦与不和谐，有时甚至形同水火。但是在步入50年代以后，却因外在的压力，诸如《1952年新薪制》和《1952年教育法令》的实行在即，使到原本劳资对立的董教关系结合为一，成为一个整体，共同为华文教育而奋斗和努力。可以说英殖民政府的各个教育政策或法令的干预，直接促成了董教的结合，（注31）由劳资关系，一跃为伙伴或战友关系。
此外，70年代以前的董教结合，以教总为主，前者从旁配合。由于《阿兹报告书》的公布，使所有华小教师成为公务员，使他们不敢公然与政府对抗。再者，只有董事有筹款的权力，加上教师的保守性，都促使70年代以后董教的关系逐渐转为以前者为马首是瞻，教总从旁配合的情况，但是在对外方面以“董教总”为一致的称呼。
廖文辉：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硕士，专研教总史，现为新纪元学院中文系讲师。
注释
1.林连玉<1954年庆祝教师节致词>，收于教总秘书处编，《华文教育呼吁录》(吉隆坡：林连玉基金委员会，1988.11)，页31。
2.针对“董教关系”的课题，与陆庭谕做的专题访问，1997.09.19。
3.Liok Ee, Tan, The Politics of Chiaese Education In Malaysia, 1945-1961, p86.
4.<马来西亚联合邦华校教师会总会成立宣言(1952.02.03)>，见《教总33年》，页13。
5.林连玉，<我组织教师公会>，收于林连玉，《风雨十八年(下)》，页174-179，有关战后教师处境，董事对待教师的具体详细情况的文献，这篇算是较完整，文章不长，却很具体透露了当时董事与教师的情况。
6.同注3，页89-91。
7.同注5。
8.宋哲湘，<1954年联合邦华文教育总检讨>，收于《教总33年》，页355。
9.彬生，<悼念陈充恩校长>，收于《教总33年》，页669。
10.同注5，页175-176。
11.同注8。
12.沙巴崇正中学校长曾桂安在1997年8月23至24曰由董教总独中工委会及华小工委会主办的1997年马来西亚华校董家教交流会上发表演说，谓“中国教育界有句名言‘一个好校长就是等子一所好学校’。但在马来西亚，要当好—位独中校长还要加上多一句：‘要办好一所好学校，一定耍拥有良好的董教关系’。董教关系闹僵后把学校搞得满城风雨的故事，好像自从有华校以来就从未中断过，小闹则小痛，长闹则重病不起。……相反的，当我们拜访一些学校，不论它是小、中或大型，只要是该校校务蒸蒸曰上，一定会见到该校董教之间上下一心，关系融洽，令人羡慕不已。”详见当天发表之论文<董教关系——华教发展的动力，还是阻力？>
13.同注2及注8引文，页356。当时的吉隆坡福建会馆会长洪启续，主持属下三校董事会议说，教总有如烂铁钉，高兴时让他存在，不高兴随时可以把他拔掉。见林连玉，《风雨18年(下)》，页179。
14.同注3，页105-106；《风雨18年(上)》，页180。
15.宋哲湘，<1952年马华教育总检讨>，见《教总33年》，页324及注8引文，页355-356。
16.关于华校申谓此项新薪制度的条件，共有7条：(一)教师之聘任、调职及辞退均须经教育部之批准；(二)每一教师之开始薪给及其以后按年增加之制度应为教育部所批准者；(三)收容他校转学生时必须视其是否备有适当之高校证书者为定；(四)学校中之课程、上课时间表及所用之教科书，必须为教育部所批准者；(五)非事先获教育部之批准，所收学费不得超过因新津贴金制度之施行而规定之学额；(六)学校董事部或某一团体或某数团体，非事先获教育部之批准，不得支付超过依照规定薪津标准所应得之薪金额；(七)校舍及操场应合满意之标准。虽然有诸如此类的限制，站在保障教师、照顾学生、增进学校设备的立场来看，都是有利无弊的，基本上董事的主要权力仍保留，还不致于遭剥夺。详见<1952年马华教育总检讨>，页323-325。
17.事实上董教是盟友或主雇关系，是曾桂安用来探讨独中的董教关系，他认为：董教关系在“法来说根本就是主雇关系”，校长的确是董事部的雇员，虽然董事们是这个非营利机构的义务董事，但他们的确拥有“聘请”与“解聘”校长的实权，但居于双方都是以不同形式：一是义务，一是受薪(虽然不高)，一齐为民族教育牺牲奋斗，在“情”在“理”实在不能以“主雇关系”相对，而应以“盟友关系”相敬。而这种“盟友关系”恰好可用来解释华小的董教关系，详见注12。
18.同注2。
19.其他教师会成立时间如下；玻璃市(1951)、柔南(1952)、居銮(1952)、雪兰莪(1953)、东彭(1953)、淡马鲁(1955)、丁加奴(1955)、柔中区(1956)、立卑(1957)、笨珍(1961)、吉兰丹(1968)、柔佛州教师联合会(1969)、文冬(1974)、彭亨州教师联合会(1979)、金马仑(1982)、江沙(1995)、而连突(19 )。据《教总33年》，页685-687及教总“各属会资料”档案资料整理。20.其他董联会成立时间如下：砂劳越第三省华文独中董联会(1980)、吉打(19 )、玻璃市(19 )、彭亨(19 )、砂劳越华文独中(19 )、砂劳越华小(19 )、沙巴独中(19 )。董联会成立时间及原因据《董总30年(上)》有关各州董联会简介整理而得。
21.同注3，页108。
22.《教总33年》，页309-310及注2。1953年8月9日，吉隆坡华校教师会发表了一份<研究“新薪津制”小组委员会报告书>，对此制的优缺点做了全面检讨并提出意见，详见《教总33年》，页3111-312。
23.林连玉，<陈济谋先生四大功绩>。收于《董总30年(下)》，页788。
24.林连玉，<马华教育中央委员会的真相>，收于《风雨18年(上)》，页70。
25.陈济谋(1894?-1965)，原籍广东梅县，少时就读于乡校，继而负笈申江，谋求深造，后以时局不靖，乃停学回乡。后南渡。进入怡保英校，毕业后曾执教于怡保明德学校。翌年，因该校被殖民地政府以违反注册条例而停办，乃转就吉隆坡名矿家陈泰利之机构任事。越二载，适该号新创煤炭山华协利公司，逐升以司理经理。在社团方面极为活跃，历任雪兰莪中华大会堂董事、中华总商会董事、嘉应会馆总理、坤戍女中董事长。1953年至1954年为雪州董联会总务，1956至1964年为雪州董联会(亦即全国董总)主席。
26.同注23，页789。
27.同注2。
28.同注2。
29.同注2。
30.同注2。
31.林开忠，《建构中的“华人文化”：族群属性、国家与华教运动》(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页7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