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华裔文化的基本问题
作者：骆静山(玛拉工艺学院讲师)
作者：骆静山(玛拉工艺学院讲师)
华裔文化问题的复杂性
文化的形态决定了人们先天倾向的次第和排列，假使马华文化大体上是一种金钱文化，这显然是由于“一种复杂的文化刺激了、促进了、巩固了人们先天的一种倾向，以致产生一种有关钱财的欲望和目的。”(1)
诚然，物欲薰心、道义沦丧，正是今天华人社会的写照。在这个社会中，只顾目的，不择手段之徒，常获成功；而诚实守法者却一蹶不振。这种普遍的现象显示我们固有的价值系统已经崩溃，我们的道德藩篱已经坍塌了。
大马华裔社会在繁华富裕的背后，为何会发生衰败和人性的堕落，这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
为了探讨华人文化基本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有必要把今天大马华人的独特地位，以及人类文化的界说及其特征，先行澄清一下，以便作为讨论的前提。
华裔文化的独特性
人是环境的产物。古语说：“橘逾淮为枳”。人的特性和植物一样，常常随着生活环境的变迁而改变。
华人移殖大马，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战后新生的一代，生于斯、长于斯。他们未曾见过中国的山河，对中国的文化脉络，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此外战后中国的社会面貌，已经完全改观，旧的文化，几乎连根拔除，而大马的华裔依然保存着许多僵化了的旧文化残骸。自独立以来，我们的文化始终没有被纳入国家文化的主流，以致逐渐退居为一个“次文化”(Sub-Culture)，几乎变成一潭死水，它的地位是非常特殊的。
其实，大马华裔文化的特殊化，并不始于战后。早期来马的华人，由于交通不便，长期和中国脱虽联系，缺乏接受母语教育的机会，便逐渐“马来化”起来，而成为“娘惹”和“峇峇”。他们除了保存祖先所遗留下来的一些陈旧的礼俗以外，生活方式都模仿土著；可是他们因为始终没有放弃固有的“多神教”，而不能进入以回教为中心的马来文化的堂奥。在另外一方面，殖民地当局推行奴化教育，峇峇们虽然进入英校就读，却没有机会接触西方的人文思想。因此，他们在文化上是没有根的，他们所属的“侨生社会”是“一个闭塞性的、奴隶性的和保守性的集团”(2)；他们的主要出路是当殖民地官员的助手和洋行的买办，他们的效忠对象是大英帝国。
一八六０年，满清政府宣布解除海禁以后，英属海峡殖民地开始受到“移民浪潮”的冲击，而在“侨生社会”以外，产生了一个富有朝气、充满战斗精神的“迁民社会”。它设立自己的学校、报馆和行团等等，形成一个自足的体系，使华人文化在我国的土地上扎下了根。
时至今日，这个自足体系已经陷于孤立，它的内部充满着矛盾；在国家发展动力和工业化的影响之下，它正逐渐解体。
今天，历史的潮流又把华人社会推向一个新方向，华人文化未来的形态如何，那只有从我国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去悬想。
从文化的界说及其特征看华裔文化
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所说的“文化”跟一般人所说的狭义的“文化”，即知识的或艺术的成绩，是大有区别的。广义的文化，有很多界说，其中最受普遍引用的是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所下的释义。他说：“文化是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他作为社会一份子所习得的任何才能和习惯。”(3)因为人类不像其他动物，他常在设法改进其命运，不断创造新方法，以适应变迁的情况；所以纽约大学的社会学家柯尼格博士又把文化界说为：“人类为使自身适应其环境和改善其生活方式的努力的总成绩。”(4)
简单的说：文化是一个基于共同价值系统，而把知识、态度与习惯行为等模式整合为形构(Configuration)的现象。构成文化的因子，必须在共同的价值系统下平衡发展，互相配合，才能产生形式和谐而内容丰富的生活总体。今天的华人文化已经失去这种和谐均衡的状态，有的因子因为过于发展而致肥肿(Hyperthrophy)，有的因子因为受阻碍而致萎缩(Enthrophy)，以致百病丛生。
华裔文化的传播问题
“传播”(Diffusion)是文化的主要功能。文化藉传播而延续；一旦传播发生障碍，文化体系便趋向停滞而没有文化流(Cultural Drift)，因而不能使生活方式得到整合。当它与外界文化接触时，因为缺少冲力，而处处显得被动。
今天华裔传统文化的传播除了遭遇教学媒介语的问题以外，更面临文化教育问题。
华裔的传统文化教育和华文教育的演变具有密切的关系。在我们这个“技术专政”(Technocracy)的时代里，华文教育在大城市中，由于受到实利主义的影响，已经丧失了注重文化素养的传统精神。在这些地方，教育失去了神圣的象征，学校不再是文化的摇篮，它变成贩卖知识的场所，不再负起改革社会的任务。学校中繁重而不合时宜的课程，淹没了青年们的性灵；多数教教师徒劳无功地，去把本身行为上所没有的华裔传统文化中的价值和态度，灌输到学生的脑子里。另一方面，学校所教导、所嘉许的，与外界的实际需要，其间也有很大的距离。
当多元种族的马来西亚社会还没有建立一套共同的价值模式，或者华裔青年还缺少归属感的时候，华文教育的衰退，似乎容易产生一种文化的边际人(Marginal Man)。柯尼格博士说：“边际人是文化的混血儿(Cultural Hybrid)，生活在两种文化生活中，但如水上浮萍，两者俱不深入。范尔士在“犹太人区”一书中，谓边际人的自我，“分殊于两个世界，一个是他业已抛弃的，一个他尚不得其门而入。”(5)。施乔桂斯在其“边际人”一书中，对边际人有详尽的分析。他说：“这种人脚跨两个或多个社会，心理摇摆不定；在他的心灵深处，对这两个世界，同时怀有去留之念，爱憎之感，但份量不同，一强一弱。”(6)…¨许多边际人在不知何去何从的困惑之下变成社会失调，小则懈怠失职，大则作奸犯科，为害社会。此种社会失调的形成，固然牵涉颇广，但因傍徨在文化边缘而产生之冲突，无疑地是最大因素。”(7)柯尼格溥士所描绘的情形，是否发生在我们的社会，这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
华裔文化的失调
文化失调(Cultural Lag)是指物质文化变迁太快，而精神文化的变迁不能与之适应，而引起精神上失落的感觉。这原是许多进行工业化的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只是这个问题在我国，因为加上本地一些复杂的因素，而变得更加严重。这种失落的感觉，在华裔知识青年群中，尤为显著。
七十年代以来，社会的重组，都市的发展，职业的改变，人口的迁移，已经使传统的静态的社会更加趋向流动化。旧社会的解体，迫使个人切断其与传统生活方式的一切价值之感情连系，因为新的东西与固有的价值系统是矛盾的。然而，新兴的工商业社会，除了“适者生存”的冷酷定律外，并没有带来一套新的伦理准则，可资遵循。因此，年轻人在精神上的信守，以及心理的安全，都失去依傍。他们在竞争激烈的城市中，为了满足欲望而遭受挫折，为了不能适应周遭的现实而绝望，因而离经叛道，不满现状。这是使华裔社会失去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华人传统文化失去权威的一个结果。
华裔传统文化的退居
一个文化的结构型式，通常在一个广大的范围内，含蓄地表现出一种“核心价值”这种核心价值，一旦根深蒂固地建立起来，它对变化就有高度的抗拒力。由于文化具有这种抗拒力，加上人类天生具有保守性，所以文化能够持续。
大马华裔的传统文化，由于和周遭的现实脱节，并且和发源地的活文化隔离，于是造成暂时的闭塞，而逐渐形成“退居”(Regression)的现象。在退居的时候，抵抗力更为顽强。它通常以合理化来否认它的问题和失败。它眷恋以往光荣的事迹，把一些过去“文化的残骸”当作伟大传统的象征。一些负隅顽抗的领导人物，虽然在人格表现上，表现出固有文化的精义，但是这种从个人的人格表现出来的优点，并不能补偿多数人所表现的文化特质的弱点。
华裔知识阶级的没落
知识份子是一些有学问与道德的人。他们代表一个社会的智慧与良知。他们的功能是作为文化的代理人，为我们的道统肩负承前启后的任务。他们憎恨庸俗，提出理想，抨击无道，伸张社会正义，建立一个道义的权威，来平衡和限制当权者的权力；他们虽然没有扭转乾坤的力量，却有移风易俗的功能。可惜今天产生或维持这种知识阶级的社会条件，已经不复存在。
原来以“士大夫”为领导层的华人社会到了南洋，一变而以商人为主宰。今天所谓“士”，已经沦为“商”的附庸。在这个“笑贫不笑娼”的商业社会里，有风格、有立场的“狂狷之士”，全然无立足之地。能够依附商人，与世推移的，往往是一些义理未通，稍微能够赋几首歪诗，写一些世俗应用文的“乡愿”。
另一方面，今天的高等教育所造就的不是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书生，而是适应工业社会广泛分工制度的专业人材。这些专业人材，受到生活环境和知识空间的限制，除了极少数特出的才智之士以外，都不会具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抱负。
知识份子既然缺乏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和富贵不能淫的风骨，因此华裔的文化和教育机构，颇然有日益腐化的越势。
华裔文化生活的庸俗化
为了描绘今天华裔文化生活的庸俗化，我借用流亡作家苏辛尼津(A. Solzhenitsyn)于七八年六月间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一段演词。这位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说：“除了肉体上的福利和财富的累积以外，人类一切较为高尚的需要，均不为国家和社会制度所关怀。这似乎是说：人除了喜爱物质享受，没有任何高尚的情操；这种情形显然会使邪恶有隙可乘。且看我们今天的世界，邪恶横流，不是很显然的吗？”苏辛尼津所指的是一般商业社会的病征。今天大马华裔的社会，因为缺乏开放社会所具有的自由舆论和独立文化团体的制裁，邪恶的势力，变得更加嚣张。于是华裔社会一天天地靡烂，人心一天天地浇薄。难怪这个社会到处产生政客，学痞和神棍。所谓社会领袖，多数缺乏先代所具有伸张社会正义的胆识。他们经常把资源转移到比较次要的慈善工作上，因此这个社会始终不能建立有效的领导层。尽会社团林立，到处不时举行千人宴、万人宴，到头来，华裔社会还是一盘散沙。
在这样的社会中，一切文化好尚都以物质崇拜为依归，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从道德的是非正义出发，都从现实的利害关系出发。在这个社会中，正如时代的先知斯宾格勒所说：“极端的唯物主义和理智主义引起许多反感，人民因而耽溺于神话，任性乖诞，甚至有思妄的行为。”(8)如果人们只认得金钱，而忽略了生活的真谛，依照斯宾格勒的预言：最后政治生活抬头，金钱不免为血与剑所击败。
从世界文化潮流看华裔文化的未来
华裔社会能否解决它当前所面临的精神危机，摆脱文化上的困厄，要看它是否还有足够的活力去发挥一个文化体系本身所具有的“自我校正的机械作用”(Self-Correcting Mechanism)，以恢复内部的均衡与稳定，进而对外在的挑战，作出有效的回应。
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大，仔细观察现代文化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势，我们不难发现：任何优秀的文化都能超越血缘团体，地缘团体，以至民俗的限制，而为世界所共享。不幸这里的华裔似乎越来越背弃传统精神生活的规范，而一味追求所有属于物质的东西，导致中华文化的精华----那个以性灵为中心的“理念文化”(ldeational Culture)逐渐在我们的周围消失。
时至今日，由于世界各民族的交往日益密切，每一个文化系统都只是世界文化互动场(Interactional Field of Cultures)中的一个动体。互动的结果造成各文化特质的交互迁移、慢慢行成世界文化的模式。可见大马华裔文化的基本问题不仅在于如何延续大传统，更在于如何适应变迁的环境和现代文化的潮流。
文化的领域既不能闭关自守，因此，当我们探讨华裔文化----探讨置身在大马多元种族文化互动场中，我们这一社群的生活总体及定向的时候，我们不得不研究友族的文化动力及其特性；当然也不能忽视作为文化基层结构的经济与政治发展趋势。
本来，任何对人类生活有价值的文化遗产，都是天下的共业和公绩，绝非一个民族所能独占。大马三大民族的固有文化，不论是渊源于阿拉伯的、印度的、或中国的，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趋向精神价值，克制物质的欲望；崇尚仁爱、讲求信义和平、追求四海一家的理想。这三个文化区共同产生了东方的精神文明。
有了这个共同的特征，加上三大民族共同的命运、需要和期待，我们不难建立一个共同的价值系统。在这个系统下，各民族互相尊重彼此的文化遗产，让他们的文化互相交流，自行整合，如此便能形成具有马来西亚风格的文化全貌，这就是我们的理想。这个理想能否实现，不只决定将来华裔文化在国家文化中的地位，也和我们的国运息息相关。
附注：
(1)“自由与文化”，杜威着，吴俊升译。
(2)参阅“马华社会史导论”，黄枝连着。
(3)Edward B. Tylor: Primitive Culture.
(4)朱岑楼译：“社会学”。
(5)Wirth: The Ghetto.
(6)Everett V. Stonquist: The Marginal Man.
(7)见注(4)
(8)Oswald Spl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作者附记：此文系作者一扁演词中第一部份的扩大。该演词于1979年7月21日在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所主催的华人社会问题座谈会上发表，演词全文(包括三个部份)见“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回顾与前瞻”一会，大马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出版。”
(录自“文道”月刊第三期，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