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与研究》第20期 1996年3月1日
1961年，林连玉先生因为反对达立报告书，结果被褫夺公民权，并吊销教师注册证，最后被迫退隐到华教运动的幕后。我不太清楚林先生每天一早起来想到的是何事，是恢复公民权还是教师注册证。也许都不是这两样，而是那令他废寝难安的“最后目标”。如果有一天，林先生从睡梦中起来，不再有“最后目标”的恐怖噩梦，那一天清早起来，林先生所吸进的，将是一口自由和轻松的空气。
“最后目标”像幽灵一般，缠裹着华社的心灵深处。宛如一个被判了死刑的囚犯等待行刑一样，剩下的只是宣布执行死刑的刑期罢了。死刑并不可怕，可怕的却是那“临终等待”的日子，残酷、消磨人的灵魂，并考验意志的持久力。被宣布死刑的人，是处在一个完全丧失希望，任由死期迫进的恐怖深渊，死亡在不远处，用嘲弄的嘴脸等待行刑。这就是为么林连玉先生始终反对将“最后目标”列入教育法令的原因，那些说“有这项目标却不一定执行”的白痴说法，都是将自己置身度外的作法，正如“别人被判死刑我没事”一样，根本就无法设身处地的把问题弄清楚。
我们一再的听到，某某官员又在“保证”、“允诺”、“请各位放心”的拖延战术，无外乎一种掩入耳目的心理攻防战术，对问题的解决毫无诚意，甚至还混淆了事态的严重性和问题根本的本质性所在。
林连玉先生要的是“奶水”(法令的明文规定)而不是“奶嘴”(口头的答应)。华教要生存，靠的不是“奶嘴”而是“奶水”，道理非常的简单，如果只有“奶嘴”而没有“奶水”，华教不但精神耗尽(营养不良)，甚至还有生命的危险。认清这点，就认清华教运动的斗争目标所在。换言之，华教人士一再肯定一项事实： 华教运动的最后目标是将“最后目标”从教育法令的文字条文上删去。
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是最好的，也是最坏的。没有人能保证或证明不再有战争，没有人可以宣称类似希特勒的疯子不会再出现。就在这个年代，中国共产党还宣称要使用残酷、血腥、暴力、恐怖的非人性手段解放台湾，用武力“统一祖国”(？)没有太多人认真思考什么叫做“统一祖国”，如果大家都是一家人，弟兄之情搞到动刀动枪，电视剧称之作“人伦大悲剧”，那我们不是得说那是“历史大悲剧”吗？ 同样的，当大家部列队欢迎2020宏愿，并仰首迈步地迎向这伟大光明的历史时刻，却还有人坚持“趋同主义”的“最后目标”，把原有乐观的情势搞混了，更是破坏了原有共荣共辱的平衡。
支持“最后目标”的人认为，唯有实现“最后目标”才能达致“国民团结”。这仅仅是一个“假设性问题”，没有人有办法证实它，也没有人可以否认它。理由很简单，我们若是删除了“最后目标”，并不表示说我们就没有所谓的“国民团结”。相反的，很可能会出现一种严重的后果，即是“最后目标”带来怨恨、不满，反而是破坏“国民团结”的祸源。如果说我们的国民基本上是团结的，那根本就不需要以“最后目标”来促成，那么，今天仍然坚持“最后目标”，只不过显示了某些人对国民不信任，怀疑国民团结的事实，或者别有用心，像扩张支配权力等等的可疑性。
基本上，教育部的主张是一种“趋同主义”，而董教总或华社的立场则是“多元共生”。“趋同主义”像在训练一支精锐的军队，每一位士兵都服从上司的命令。唯有团结一致、巩固上气，才能击倒敌人。“多元共生”是一种生态学或自然保育的想法，了解到“失衡”的后果和“平衡”的可贵，现实的存在本身就是诸多“差异”的事实，唯有相互尊重、相互依持，各种不同或差异的存在才可能“永续发展”。
“最后目标”有点像一道禁制令，任何的动作和反应都在预期的安排中进行。“趋同主义”的想法事实上是抹除“差异”，甚至是无视于“差异”的存在事实。用“一体化”的“趋同主义”作法，最终只能落入像军队般的强制性，只有“主／从”、“官／兵”的上下不对等关系，一是消灭了性格，另一是丧失了公平性。如果“国民团结”的“国民”是一视同仁的，没有什么“主／从”、“官／兵”的不对等关系，只有采取“多元共生”才能达到平等性的相互对待。这是不言而喻的。
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多元共生”的立场主张只有相互尊重，和谐相处才有可能。所以，“多元共生”反对将“趋同主义”与“国民团结”划等号，意思是说，“尊重差异”的“多元共生”并没有破坏或否定“国民团结”，理由很清楚，只有谅解才有和平，能够相互尊重也才有共生的相处。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多元共生”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不但“尊重差异”，甚至还极力“保存差异”或“援救差异”，总之，“多元共生”可以促进国民团结的“永续发展”，甚至还保留了彼此的差异性格，实现一种真正一视同仁的“国民观”，具有相互对待的平等性。
马来西亚的历史文化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各族群在相互协调普获共识之下，从殖民地时代中挣脱而得以独立建国，说我国今日之成果是民族主义斗争之结果乃严重的昧于历史事实。在取得独立之前，华裔代表就极力争取公民权，表示效忠本邦，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存在着“国民意识”，族群间相互融合，以这片土地为认同对象，在争取独立的历史事件上，“国民意识”凌驾于“民族意识”之上。换言之，不存在着效忠与否的问题，更与民族主义立场无关。日据时代，华裔积极抗日，为这块土地洒下鲜血；争取独立，华裔也付出了热泪；独立后的建国，华裔也再一次用劳动的双手和汗水，挺身做证“我们在此！”(Here I Stand! )
长久以来，“多元共生”创造了今日的繁荣进步，奠定了迈向2020远景的深厚基础。可惜，“趋同主义”仍然严重的纠缠着我们的现实，“最后目标”即是其中最显著的目标，这意味着“趋同主义”威胁了一直存在着的权力生态平衡的关系，违反“差异”的现实”，其破坏性比建设性还来得大。
总之，从“多元共生”的角度来看，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保留“最后目标”，把“最后目标”从教育法令的条文中逐出，也就根除“趋同主义”的符咒，让华人社会在真正的、具体的“保证”下，安心也放心的与友族携手共进，迈向2020宏愿。“趋同主义”是对历史的无知，而“多元共生”却是谛造了历史的奇迹——2020宏愿的目标：心理解放有安全感(第二项)、通过协商达成协议的成熟的民主社会(第三项)、自由和宽容(第五项)、爱心文化(第七项)、财富公平分配(第八项)。
“多元共生”或“趋同主义”一一“最后目标”的检讨
曾庆豹
1961年，林连玉先生因为反对达立报告书，结果被褫夺公民权，并吊销教师注册证，最后被迫退隐到华教运动的幕后。我不太清楚林先生每天一早起来想到的是何事，是恢复公民权还是教师注册证。也许都不是这两样，而是那令他废寝难安的“最后目标”。如果有一天，林先生从睡梦中起来，不再有“最后目标”的恐怖噩梦，那一天清早起来，林先生所吸进的，将是一口自由和轻松的空气。
“最后目标”像幽灵一般，缠裹着华社的心灵深处。宛如一个被判了死刑的囚犯等待行刑一样，剩下的只是宣布执行死刑的刑期罢了。死刑并不可怕，可怕的却是那“临终等待”的日子，残酷、消磨人的灵魂，并考验意志的持久力。被宣布死刑的人，是处在一个完全丧失希望，任由死期迫进的恐怖深渊，死亡在不远处，用嘲弄的嘴脸等待行刑。这就是为么林连玉先生始终反对将“最后目标”列入教育法令的原因，那些说“有这项目标却不一定执行”的白痴说法，都是将自己置身度外的作法，正如“别人被判死刑我没事”一样，根本就无法设身处地的把问题弄清楚。
我们一再的听到，某某官员又在“保证”、“允诺”、“请各位放心”的拖延战术，无外乎一种掩入耳目的心理攻防战术，对问题的解决毫无诚意，甚至还混淆了事态的严重性和问题根本的本质性所在。
林连玉先生要的是“奶水”(法令的明文规定)而不是“奶嘴”(口头的答应)。华教要生存，靠的不是“奶嘴”而是“奶水”，道理非常的简单，如果只有“奶嘴”而没有“奶水”，华教不但精神耗尽(营养不良)，甚至还有生命的危险。认清这点，就认清华教运动的斗争目标所在。换言之，华教人士一再肯定一项事实： 华教运动的最后目标是将“最后目标”从教育法令的文字条文上删去。
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是最好的，也是最坏的。没有人能保证或证明不再有战争，没有人可以宣称类似希特勒的疯子不会再出现。就在这个年代，中国共产党还宣称要使用残酷、血腥、暴力、恐怖的非人性手段解放台湾，用武力“统一祖国”(？)没有太多人认真思考什么叫做“统一祖国”，如果大家都是一家人，弟兄之情搞到动刀动枪，电视剧称之作“人伦大悲剧”，那我们不是得说那是“历史大悲剧”吗？ 同样的，当大家部列队欢迎2020宏愿，并仰首迈步地迎向这伟大光明的历史时刻，却还有人坚持“趋同主义”的“最后目标”，把原有乐观的情势搞混了，更是破坏了原有共荣共辱的平衡。
支持“最后目标”的人认为，唯有实现“最后目标”才能达致“国民团结”。这仅仅是一个“假设性问题”，没有人有办法证实它，也没有人可以否认它。理由很简单，我们若是删除了“最后目标”，并不表示说我们就没有所谓的“国民团结”。相反的，很可能会出现一种严重的后果，即是“最后目标”带来怨恨、不满，反而是破坏“国民团结”的祸源。如果说我们的国民基本上是团结的，那根本就不需要以“最后目标”来促成，那么，今天仍然坚持“最后目标”，只不过显示了某些人对国民不信任，怀疑国民团结的事实，或者别有用心，像扩张支配权力等等的可疑性。
基本上，教育部的主张是一种“趋同主义”，而董教总或华社的立场则是“多元共生”。“趋同主义”像在训练一支精锐的军队，每一位士兵都服从上司的命令。唯有团结一致、巩固上气，才能击倒敌人。“多元共生”是一种生态学或自然保育的想法，了解到“失衡”的后果和“平衡”的可贵，现实的存在本身就是诸多“差异”的事实，唯有相互尊重、相互依持，各种不同或差异的存在才可能“永续发展”。
“最后目标”有点像一道禁制令，任何的动作和反应都在预期的安排中进行。“趋同主义”的想法事实上是抹除“差异”，甚至是无视于“差异”的存在事实。用“一体化”的“趋同主义”作法，最终只能落入像军队般的强制性，只有“主／从”、“官／兵”的上下不对等关系，一是消灭了性格，另一是丧失了公平性。如果“国民团结”的“国民”是一视同仁的，没有什么“主／从”、“官／兵”的不对等关系，只有采取“多元共生”才能达到平等性的相互对待。这是不言而喻的。
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多元共生”的立场主张只有相互尊重，和谐相处才有可能。所以，“多元共生”反对将“趋同主义”与“国民团结”划等号，意思是说，“尊重差异”的“多元共生”并没有破坏或否定“国民团结”，理由很清楚，只有谅解才有和平，能够相互尊重也才有共生的相处。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多元共生”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不但“尊重差异”，甚至还极力“保存差异”或“援救差异”，总之，“多元共生”可以促进国民团结的“永续发展”，甚至还保留了彼此的差异性格，实现一种真正一视同仁的“国民观”，具有相互对待的平等性。
马来西亚的历史文化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各族群在相互协调普获共识之下，从殖民地时代中挣脱而得以独立建国，说我国今日之成果是民族主义斗争之结果乃严重的昧于历史事实。在取得独立之前，华裔代表就极力争取公民权，表示效忠本邦，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存在着“国民意识”，族群间相互融合，以这片土地为认同对象，在争取独立的历史事件上，“国民意识”凌驾于“民族意识”之上。换言之，不存在着效忠与否的问题，更与民族主义立场无关。日据时代，华裔积极抗日，为这块土地洒下鲜血；争取独立，华裔也付出了热泪；独立后的建国，华裔也再一次用劳动的双手和汗水，挺身做证“我们在此！”(Here I Stand! )
长久以来，“多元共生”创造了今日的繁荣进步，奠定了迈向2020远景的深厚基础。可惜，“趋同主义”仍然严重的纠缠着我们的现实，“最后目标”即是其中最显著的目标，这意味着“趋同主义”威胁了一直存在着的权力生态平衡的关系，违反“差异”的现实”，其破坏性比建设性还来得大。
总之，从“多元共生”的角度来看，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保留“最后目标”，把“最后目标”从教育法令的条文中逐出，也就根除“趋同主义”的符咒，让华人社会在真正的、具体的“保证”下，安心也放心的与友族携手共进，迈向2020宏愿。“趋同主义”是对历史的无知，而“多元共生”却是谛造了历史的奇迹——2020宏愿的目标：心理解放有安全感(第二项)、通过协商达成协议的成熟的民主社会(第三项)、自由和宽容(第五项)、爱心文化(第七项)、财富公平分配(第八项)。